一

的历史观最基本的特征是唯物史观。

1.从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看，的历史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前的1921年，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就非常明确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这被视为正式确立唯物史观的标志。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区别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宇宙观上的不同，认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2]。1949年8—9月，为抨击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系列错误的历史观，在《唯心主义观的破产》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告：“我们是反对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3]。同年11月，阅读了吴晗撰写的《朱元璋传》后，写信给吴晗：“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4]。195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表谈话，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5]。从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并号召人民将其用于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之中的。

2.从历史方法论来看，所采取和创立的一些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首先，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强调在研究历史时，必须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为主要武器，通过对人们经济地位的考察来区分社会阶级的分野并认识他们的政治态度。肯定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改变只注意孤立的描述政治事件，而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过程的研究。他曾指出：“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的结果”[6]。而且他从现实的革命斗争形势出发，不仅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特点对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而且将封建时代的人们划分为农民和地主两大阶级，这就十分有利于确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最为明显的体现。而且在的影响下，在中国史学界确立了这一方法论。

其次，将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资产阶级历史家完全否定历史事实的独立意义，认为历史事实是由学者“创造”出来的，没有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则鲜明指出历史事实的独立意义，认为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正确阐述了历史事实与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之间的关系。“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以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7]。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总结为：“即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但毕竟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8]。因此，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

再次，在历史研究中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指出，应摒弃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由部门到综合的科学方法。他主张“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9]，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0]。

分析和综合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方法。提倡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对中国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研究方法的继承、发展和超越。

3.从提出的一些历史理论看，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原理。

（1）历史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人类社会存在着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新旧事物始终处于相互斗争之中，其最终结局，必然以新事物的胜利而告终。则强调，“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指出：“任何事实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了一系列的曲折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11]如具体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转化，以及资本主义又是如何被社会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12]

（2）矛盾运动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的运动，而且矛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实现的。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13]。人类社会正是在矛盾斗争中得以不断发展的。强调，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是不断变化的。例如他认为，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当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况。”当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国家采取比较温和的压迫形式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人之间的矛盾，如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战争，1927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而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14]

（3）规律制约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也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遵循着一定的必然规律，而不是完全依照人们的主观意志，任意地变动，毫无必然性可言。在这点上，同样坚持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能通过认识和运用规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

关于规律（包括历史规律在内），有着精辟的论述，在《实践论》中，他论述了人们取得成功与掌握规律性的关系，论述了如何认识规律的方法，论述了掌握规律性的目的。[15]一生都在研究中国革命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依照对规律的认识去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并在一些方面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论断，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16]的规律，如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规律，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指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17]，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规律等。

4.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应用于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借鉴历史文化遗产和吸取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原则。

（1）古为今用。自“五四”以来，在我国历史科学战线上，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存在着盲目崇古和对古代文化完全否定的两种错误倾向。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18]。1960年12月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19]。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由于善于批判利用封建主义文化，所以他善于古为今用，如他强调“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0]。

（2）洋为中用。认识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1]。又说：“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22]。但这种吸收“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3]，应“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在对待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财富的态度上，采取了“大量吸收”的博大胸怀，他是站在全人类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看待世界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优秀成果的。他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人吸收、继承、发展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革命史观是历史观最为鲜明的特征。

作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的卓越领导者，不是以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全面论述，而是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来概括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