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群范文第1篇

（一）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背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等人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在湘赣边界成功发动了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1]p9。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由此，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红军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2]p45。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井冈山赢得了“中国革命摇篮”的美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是中国革命重新高涨的关键转折点，为革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探索也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历史经验。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和红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并且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符合革命斗争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方法，有力地保障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

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大批知识分子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的正确尝试。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自然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依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断在理论和实践环节推向前进，当然也离不开井冈山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井冈山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发展了党组织，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因而有着较好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此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把工农红军的组织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法。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理论和实践工作的成果都是井冈山斗争时期革命斗争的见证，都是在这一实践探索过程中实现的。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一）加强军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围绕树立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的。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导致井冈山生产物资和生活用品严重紧缺。湖南党的领导机关又坚持“左”倾错误指导，致使井冈山斗争在1928年遭受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内一度出现信念危机。红军和地方党内许多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一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军心，成为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极大障碍。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深刻分析了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1月，毛泽东在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阐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结论。这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与此同时，在红军中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广泛开展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教育[3]p137。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一部分无产者。为了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把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军队，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4]p86。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广泛的正面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教育官兵坚决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克服党内出现的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次，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确立了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重要原则，保障了士兵的基本权利，赢得了士兵的支持和拥护。党代表参与军队管理，加强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对军官采取了一系列监督措施。再次，对红军进行纪律教育。毛泽东经常教育战士不要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为此，1928年4月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后来又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重要纪律准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纪律保障。

（二）加强地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首先，对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开展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后，详细了解当地党组织建设现状和党员发展情况，着手重建党的组织。同时，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加入党的组织，不断提高其思想觉悟，以符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强调加强群众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以保证组织上建党与思想上建党的统一。其次，对边界群众普遍进行红军政策教育。部队进入井冈山后通过宣传标语、座谈会、群众大会等各种形式宣传党的革命主张，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军队的“三项纪律、八大注意”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激发了群众参军和加入党组织的热情。再次，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使广大农民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自愿加入红军队伍。军民关系的和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保证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现。

（三）加强对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对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通过政治宣传、对俘虏和伤病实行宽待政策来实现的。在调查掌握敌方部队的番号和官兵姓名的基础上，写信和邮寄宣传品给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促使他们向共产党靠拢。对于敌军俘虏实行宽待政策，毛泽东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5]p31。毛泽东规定对俘虏不打骂虐待、不搜腰包、受伤给予治疗、去留自愿。这一政策的实行加强了敌军士兵对共产党的了解，无形中宣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实现了对敌军的思想教育，对敌军的思想瓦解和组织瓦解起到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三、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一）教育背景的特殊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复杂而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高潮的重新到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更加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各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想信念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工农群众参与根据地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农业生产，领导农民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这一切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保证。

（二）教育内容的全面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包括各个方面，最重要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红军宗旨及任务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农红军的成分复杂，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纠正红军党内及部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提出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方法，加强了对工农红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教育。二是以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不竭动力。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组织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始终以高昂的斗志投入革命斗争。三是以民主思想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民主思想，可以从官兵关系平等、工农红军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对待俘虏态度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教育对象的复杂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军队内部的官兵和党员，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广大农民群众以及被俘敌军等，对象非常复杂。教育对象的多样性以及所处的环境和教育程度不同，个体的思想状况也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思想状况，尤其是教育对象的接受能力，是决定思想政治工作顺利进行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教育对象所处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以提高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四、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价值

（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党的建设水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当时当地特殊的情况为依据，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我们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始终注重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才使得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更加团结巩固，将革命事业一步步推向前进，最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促进其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增强，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丧失了理想信念。我们党应该从井冈山斗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中汲取经验，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促进党的建设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二）强化党群关系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教导党员干部注重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始终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因此群众拥护工农革命。早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工农群众在这一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很好地发动了群众，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并在井冈山根据地斗争实践中特别强调党群关系的处理，要求党员体察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扎根于群众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被进一步发扬，成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成为我们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则是脱离群众。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井冈山时期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搞好自身建设的重要思想宝库和理论源泉，这些宝贵经验来之不易，在当前深化改革和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我们党需要继续强化党群关系建设，深化干部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党政军群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井冈山时期 党的群众路线 内涵

“群众路线”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党的文件，是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批示信中，提出“关于军中的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中央在给、等人的信中作出这样的批示，并非凭空而来，是根据了等人在井冈山时期多次报告中，有“群众割据”“群众斗争”“群众基础”等类似的提法，将红色区域的群众工作，上升到群众路线的高度。因此说，党群众路线的实践，源自于井冈山武装割据时期。边界党和红军将大量精力放在群众工作上面，虽然还没有形成“群众路线”的名词，但在实践上早就这么做了。党和红军始终把广大的工农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与他们保持了最密切的联系，首创了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从而形成了党的生命线。作为井冈山精神的重要方面，群众路线的内涵体现在下列方面。

一、行动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最根本的利益

对于湘赣边界的劳苦大众来说，他们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了要获得最广大工农群众作为自己伟大的同盟军，就一定要从根本上为他们谋取最大的利益，而这种利益的直接体现，就是让他们得到土地。因此在井冈山的武装割据别重视解决农民土地的分配。边界党和红军注重于把农民的最根本利益与革命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组织农民在斗争土豪劣绅、没收他们浮财的基础上，将所有土地集中起来，按人口平均分配。井冈山的分田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完全由自己创新的土地分配运动。各地的红色政权对分田采取了三种原则办法：一是以乡为单位实行分配；二是按人口平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但也有少数地方实行“小孩老人得大人之半数田”的做法；三是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然后造册登记，插牌到田。平原地方的农民一般分到水田二亩，山地农民分到一亩至五担谷子左右的水田。农民们高兴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一下把这么多田地送给我们，真是开天地没见过的好事！”地处桐木岭的白银湖乡，全村农民在庆祝“完禾”这天，由草药郎中邱启山带头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最强音迅速在各地传开、喊响，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戴。

边界党和红军还考虑到了广大群众生计的实际问题――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文化教育等等，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办实事。无怪乎井冈山的群众把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农兵政府，亲切地称为“埃政府”（客籍话的“埃”，为“我”的方言，即我们自己的政府）。

二、思想上树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局部执政的红色区域。井冈山的各级红色政权，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确定了工农政权的性质，树立了由工农群众当家理政的地位。这种性质的表现点，是各级政权机关的成员以及一切服务于它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工农阶层。

从1927年12月起，边界党和红军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建立起乡――区――县――湘赣边界四级红军政权。当年6个县工农兵政府当中，有5个由农民担任政府主席。他们是遂川的王次淳、宁冈的文庚宗、永新的彭文祥、酃县的徐鼎燕、莲花的刘仁堪。只有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是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在县级以下，边界六县有230多个区、乡红色政权。资料显示，这些红色政权的主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出身，都是经过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以原宁冈县为例，全县39个乡工农兵政府，其中农民担任主席的有31个，其余8个由工人、知识分子担任。这就凸显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特征。

政权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阶级属性，这一属性决定着政权的性质，反过来也影响到政权的性质。边界党的红军所以能够取得“工农武装割据”的胜利，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顺应民意，赢得民心，争取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支持。实现工农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政权的原则，使广大群众摆脱了千百年来政治上受压迫的命运，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一切方针、政策的制定都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

边界党的红军要把湘赣边界的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除了持之以恒地坚持为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外，还从一切方针、政策、纪律的制定方面，切实保障和维护群众利益。

秋收起义部队转向井冈山进发的路上，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存在着旧式军队习以为常的现象，有的战士闯进老百姓家拿东西，或跑到群众地里掰玉米、扒红薯。等人非常注意这样的问题，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向官兵们讲话，宣布了“三大纪律”，其中第三条是“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928年1月上旬，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又出现一些情况，如有的战士在商店向老板变相敲诈，睡过的门板、稻草不归还，以筹款为名向群众勒索等。1月15日，部队在李家坪召开大会，代表前委宣布了“六项注意”。这六个方面都是为群众利益考虑的，从借门板、铺草到做买卖、请子等都作了纪律规定，形成了保障群众利益的纪律机制。

作为红军的重要政治原则，产生于1927年12月底的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其中第三条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这里所指的宣传、组织、帮助三方个方面，包含了红军开展群众工作的全部内容，突出的特征是广泛发动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边界党的红军坚定不移地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在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诞生于1928年1月中旬的《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就是生动的例证。《大纲》共有30多条，涉及到政治、军事和对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土地、农业生产、工商业等各个方面。还对《大纲》作了文字修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一些深奥的语句。

又比如，在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期间，会议制定的七条政策，其中三条是纳入在群众路线范畴的――“深入割据区域的土地革命”；“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这三条政策充分反映边界党的红军坚持群众路线思想的本质，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最早源自于井冈山斗争时期。

四、作风上贯彻一切依靠群众、以群众为主力展开割据斗争的工作方法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征战赣南之前，了由、签发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内中有四句话：“红军宗旨，民权革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这四句通俗易懂的话是对红军“民权革命”宗旨的宣传和诠释。

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倾力支持，就能取得武装割据的胜利。1928年7月下旬，红四军大队被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拉往湘南，江西敌军乘虚派出11个团的重兵进入永新。把守永新的红军只有第三十一团，在强敌压境的严重情势下，、何挺颖等与永新县委制定发动群众共同抗敌的战略方案。各级红色政权进行紧急动员，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为23个赤暴团，总人数在3万以上。1个团的红军在3万多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昼夜地打击敌人，使之每天都有伤亡，寝食不安。许多敌兵抱怨说：“进入赤区，就像到了一个敌国！”永新困敌，将11个团的敌军围在永新县城30里内达25天之久，创造了群众战争的奇观。

发生于1928年8月30日的黄洋界保卫战，更是人民群众配合红军以少胜多、勇于胜利的典范。在两个连的红军从永新赶回来之前，茅坪、大陇、乔林、桃寮以及大小五井等乡的群众，紧急动员起来，赤卫队、兼动队开到山上布置五道防线，妇女和老人小孩连组上山砍毛竹，每个人削好500枚竹钉，再排到指定地点埋设。在红军的阵地上，山山坳坳红旗飘扬，呐喊声不断，守山军民越战越勇，斗志昂扬地迎战3个团的敌军。最后红军的一发炮弹落在敌人指挥部爆炸，湘敌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山，更是军心混乱，退到乔林后第二天抬上伤兵宵遁。红军两个连在几千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取得了击退湘敌3个团，保住根据地的胜利。

党政军群范文第3篇

新的形势任务下，我国我军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习主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同时鲜明地提出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这一阶段的历史还在延伸，一些问题需经历历史沉淀，就此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在新的形势任务下把弘扬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我军优良传统作为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来担当。这是习主席对包括政治工作在内的我军优良传统的鲜明态度。优良传统能否传承下来，是直接关系党、国家和军队性质本色能否保持的重大问题。我军军队政治工作原则是我军优良传统和政治工作经验的集中反映，我军优良传统其一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从南昌起义建立了革命军队时期开始，就坚持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正式提出“绝对领导”是1932年9月红军《党的训令》中提出“政治工作必须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充分体现了我军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不允许其他任何政治力量代替我党的指挥领导。习主席明确表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实践证明，无论是治党治国还是治军，习主席都把坚持优良传统放在重要的位置，并对我军优良传统精辟论述的基础上，把我军优良传统概括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三句话12字，这就抓住了我军优良传统的真髓、体现了时代对我军传统的新要求。这是军队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

二是在新的形势任务下把思想政治建设提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习主席面对新挑战的重大战略思考。军队政治工作是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思想政治建设体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在我军面临新的形势任务时期，我军所处的周边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使军队政治工作难度增大。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条，决定着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方向，面对新的形势任务下我军政治工作能否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进一步把我军思想政治建设与党、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突出了我军思想政治建设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是在新的形势任务下强调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围绕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来进行。这是对解决制约部队发展问题总体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命是一个政党、团体或组织生存发展的内在根据和根本意义，是其价值的基本体现。任何事物，如果没有明确的使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军的历史使命，历来同党的历史任务紧密相连，同国家的发展利益紧密相关。我们的思想政治建设，如果离开了历史使命，就会失去依托，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变成空头政治，放到什么位置都没有用。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保持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不断提高党领导军队的能力和水平。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打牢全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保持和发挥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部队。胡主席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为思想政治建设拓宽了新视野，开辟了新领域，赋予了新内容，为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四是在新的形势任务下把党的建设作为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这是党的建设战略思想在军队中的体现，党的建设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党在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实现的。在军队中党的建设问题上，习主席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组织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只有各级党组织的自身能力提高了，党的先进性得以保持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当下，全党全军大力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把党的建设作为关键，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军全体党员中开展，使军队中党员干部强化宗旨意识，树立群众观点，落实为民务实清廉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把握部队建设正确方向的本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设，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发展的重要政治任务。

党政军群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土地革命战争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经验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在与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真理性认识。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到“支部建在连上”的具体实践，从古田会议的纲领性文献到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我党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对于今天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以发展创新的组织建设奠定制度根基

1.创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经过了实践探索、推广借鉴、初步确立三个阶段。第一。领导制度的实践探索。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建立党小组。在营和团建立党委，由党代表任支部(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收到了很较好的效果。正如所总结的：“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的党代表更为重要”，“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领导制度的推广借鉴。1929年9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明确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建军建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绩，高度评价了红四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全国革命斗争的伟大意义。此后，红四军的经验在全军推广借鉴开来。1929年，邓小平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时，就在“全军设前委，纵队、营设党委，连设支部；军和纵队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营、团设政治指导员”。第三，领导制度的初步确立。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至此，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初步确立，实现了党的组织与部队体制建制的紧密结合，便于党在军队中直接动员和组织士兵，真正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到组织末端。

2.创建军内民主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领导部队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对于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意义。三湾改编中，在起义部队的团、营、连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创建军内民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和实行经济公开。”由于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实行革命自愿原则，废除了旧军队军阀主义的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实行官兵平等，党内民主制度深入人心。当时，井冈山“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等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就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四军的做法很快普及到各地红军中，红军部队通过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实现了起义部队中旧基础的民主改造，赢得了广大基层官兵的拥护，巩固了党领导军队的群众基础。

3.挫败错误路线巩固发展领导制度。长征时期，等人两次挫败党内错误路线，巩固发展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第一，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党的六大后，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在党内滋生，先是《政工条例》中过分扩大了政治委员的个人权力。而后“赣南会议”又错误地作出了取消红军党委制的决议。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恢复了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制度。第二，与分裂路线的斗争。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拥兵自重，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方针，并企图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严重威胁党对军队的领导。1935年8月，中共中央针对的错误明确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此举加强了党中央对各部红军的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确保了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二、以扎实有效的思想建设打牢政治基础

1.明确革命目标，统一全体官兵的奋斗方向。1927年“三湾改编”提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明确了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同年12月，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给红军提出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中进一步喊出了“红军宗旨，民权革命”的口号。这一时期，党给军队规定的性质、宗旨、任务，为党领导部队开展斗争统一了思想，指明了党领导军队团结奋斗的目标，有效地教育了部队，团结了工农，鼓舞了士气，激发了全体官兵听党指挥的热情。实践证明，军队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奋斗方向，就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更加振奋的为之拼搏努力。

2.开展政治教育，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素养。井冈山时期，红军成分有工人、农民、起义军人、俘虏兵等，在形势动荡、战事紧张、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红四军十分重视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提高部队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首先是以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要内容，通过召开支部大会、党员干部会议、开办干部培训班等方法。有计划地组织党员教育；其次是利用早晚点名、集中教育、谈心交流等时机，结合形势任务组织士兵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革命的目的和前途教育等等。“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教育和士兵政治训练的内容及方法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这些规范、具体的政治教育训练措施一经实行，红军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红军官兵“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进一步巩固。

3.纠正错误思想，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稳定。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党的组织基础大多是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组成，加之党缺乏对错误思想的坚决斗争和对党员的正确教育，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滋生并蔓延。等深入连队走访调查，倾听群众反映，认真归纳总结，明确指出了党内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8种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从各种错误思想的表象说起，深挖思想根源，针对每一种错误思想都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纠正方法。比如：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应该“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这一时期，党在领导军队思想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正面教育，提高官兵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想，保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稳定，很好

地将广大官兵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统一到党的思想上来。

三、以务实团结的作风建设凝聚兵心士气

1.坚持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井冈山时期，我党在工作中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提倡调查研究、讲求证据的工作作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旧式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在他的倡导下，红四军的工作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把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群众斗争状况等，很好地推动了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破除本本主义、主观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对军队领导的先进性，有利于部队解决自身实际问题，使党的工作赢得了广大官兵的支持，巩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党政军群范文第5篇

[中图分类号] D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6-0020-02

红安县原名黄安县，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它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更是红四方面军的诞生地。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启迪了当地人们的思想，广泛动员了当地人民积极参加革命。从这里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涌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和王近山等223名将军。红安也因此成为全国将军人数最多的县，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1952年9月，为了表彰黄安人民革命斗争业绩，湖北省政府报请中南军政委员会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将黄安县正式改名红安县。红安人民为我国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红安，这座位于大别山麓的小县城，涌现出了这么多的英雄将领和革命先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壮举。而认真分析可以看出，当时正是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任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使得当地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不断进行斗争，最终成为鄂豫皖革命斗争的中心。因此，红安县红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是党的宝贵财富。

一、红安县红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和时代的要求，结合受教育者思想的实际情况，经过选择后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步骤传播给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等。红安县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

革命先驱董必武在1920年创办了武汉中学，此后，这所中学成为湖北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红安县有许多进步青年来到这里，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黄麻起义后，红军一方面深入群众，向当地群众介绍党的性质、宗旨和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拥护，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在红军内部，党通过印发《党章》，开展培训班等方式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使红军战士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大大提升了战斗力。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

理想信念是人们的精神支柱，是激励人们不断前进，最终实现自己理想的强大动力。红安县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注重对群众和军队的理想信念的培养，积极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当时有歌谣唱道“人生在世几多愁，若不革命怎出头？劝人人入共产，好为穷人争自由。”红安军民正是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拥有了为劳苦大众争取解放、自由的信念，才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直至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也离不开英勇斗争的精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安县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教育人民要想摆脱土豪劣绅的剥削，要想得到自由和解放，必须拿起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英勇的斗争。而黄麻起义就是最好的教材，人们拿起了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终建立了革命政权，捍卫了自己的利益。

（三）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忠诚意识

“无规矩不成方圆”，纪律对于一个组织机构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革命队伍更是如此。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纪律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红安红军时期，党在进行各方面建设的时候，对军队的纪律建设一刻也没有放松过。红安县的红军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中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缺乏军事基本常识的农民、知识分子有不少。这种情况对军队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党对军队的组织纪律作了严格的要求。当时流传的歌谣《送郎当红军》中的歌词“军令如山，纪律要守严；用心学习勤操练，当好指战员”反映了红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军纪的严明要求。

一支对党、对人民忠诚的军队，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当时，在红安的红军中，有许多国民党的投降官兵，也有许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由于他们的党性修养不够，使得红军内部出现了许多错误的思想和不良的行为，这大大影响了军队的忠诚度。针对这一问题，红安县红军的党组织广泛开展忠诚教育，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忠诚度和战斗力，为红军的节节胜利提供了保障。

二、红安红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有着重大的影响作用，红安红军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开展与红军综合、创新运用多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分不开的。

（一）说理教育法

说理教育法就是通过阐述、宣传某种思想理论去教育人们的方法。在红安红军时期，党组织主要通过向群众和军队“灌输”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对他们进行?f理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党的说理教育使党员学习了党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了自身的理论修养；群众也明白了革命的正确性和支持红军的重要性，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

（二）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法是指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作用，通过典型人物的言行，把抽象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具体化，从而深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促使其思想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教育方法中，模范典型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只有他们做得好，群众才能信服。董必武在黄麻起义起前，利用假期从武汉中学回到红安家乡，宣传革命新思想，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又如革命英雄秦绍勤，他被捕之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而丝毫不为所动，最后被敌人定在木板上剖腹挖心。人们为了纪念他，作诗赞颂道：“英雄秦绍勤，开膛破肚在北门，宁愿自己死，不连累别人。”在秦绍勤烈士的感召下，人民群众更加信任、拥护共产党和红军，而红军作战也更加勇猛无畏。

（三）感染激励法

感染激励法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因素对受教育者进行感染，培养其思想政治品德，激励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在红安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思想政治工作者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当时的红安地区很多地方都张贴着红军宣传革命的标语，比如说“党员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捉土豪，杀劣绅，一致要共产”。这样的标语口号不仅给人们指明了革命斗争的目的即“捉土豪、杀劣绅”和实现共产主义，更是指出了革命斗争要采取游击的方式，从而大大感染了群众，激励了红军战士，从而收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促使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四）社会实践法

社会实践法是指思想政治工作者引导、组织受教育者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使受教育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促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从而不断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和政治觉悟。党在红安红军时期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抗税等运动，使群众亲身参与其中，加深了群众对党的认识，坚定了他们跟着党“打土豪、分田地”的信念。同时，党也鼓励广大群众参加红军，投身革命，使他们参与其中，接受革命的洗礼。与单纯的说教和口号相比，社会实践法能使广大群众亲身感受到党和红军是为了他们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从而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支持，收到更好的思想教育成果。

三、红安县红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

在红安县红军时期，党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形式不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使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成功。

（一）采用民谣、标语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当时的革命者在斗争的实践中注意到了民谣的巨大作用，并开始自觉地运用民谣来宣传革命。有一首民谣《小小黄安》写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歌词充分反映了红安人民蓬勃的革命热情和踊跃参加斗争的状态。可以说，当时流传的红色民谣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提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朗朗上口的民谣，在当时黄安县的大街小巷，有许多醒目的革命标语。比如说有一条标语写道“暴动，夺取黄安城！”，这条标语简单明了地宣传了革命的理念及任务，让群众倍感鼓舞。无处不在的标语用简单直观的方式对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思想上的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二）开设培训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针对当时红军中有农民、工人和小资产者等不同的阶级成分，许多士兵文化和政治素质较低的情况，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开设了各种马列理论培训班和文化扫盲培训班。通过专门培训班的形式，红军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理论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三）成立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进行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