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日的文章范文第1篇

关键词：李鸿章；史料综述；研究趋势；发展动向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氏。他及第入仕道光，掌兵发迹咸丰，显赫衰落同光。一生见证并参与了大清帝国后期的主要政治活动。纵观李鸿章的一生，他既因领导推动了洋务运动，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而被时人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又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签订的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被后人冠以“卖国贼”的称谓。梁任公曾有云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①李鸿章一生的复杂起落，恰好折射出了晚清帝国在近代化历程中的艰难前行。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也是揭开客观历史的证据要素。因此，为历史还原一个真实的李鸿章，就不得不依靠与李鸿章有关的诸多史料进行研究。目前有关李鸿章的史料很多，总结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主要三类：官方档案类、文集传记类、外人记述类。

一、档案类史料

李鸿章一生的活动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息息相关，所以查阅有关清政府的相关档案成为研究李鸿章生平的重要史料。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查阅李鸿章史料的首选之地。

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明清档案共一千多万件，分为74个全宗。②而清朝档案就有73个全宗，其中涉及到与李鸿章相关的重要档案史料汇编有：《清实录》、《东华录》《筹办夷务始末》等。

《清实录》是清代重要的编年体史料，共4433卷。因多涉及到朝廷机密和帝王隐私，编就后并不公开发表，而是常年高束宫阁，只有国史馆的大臣修史时方可查阅。《清实录》记载详述，规模浩大，虽不免有讴歌帝王统治之嫌，但由于内容详实，所以仍可以作信史用。涉及李鸿章仕途生涯的主要内容可以查阅《文宗显皇帝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

《东华录》也是一种编年体史料长编，类似《清实录》的内容摘要或选本，内容较为详细，可信度较高。其中个别材料比《清实录》记述更为详细。与李鸿章有关的史料内容可查阅《十一朝东华续录》（王先谦著）、《光绪朝东华录》（朱寿朋著）。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收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到同治年间的清廷对外交涉的诸多史料，虽然并不完全，但由于史料价值高，且又是较早记录中外。所以仍可作为研究早期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史料。研究这一时期李鸿章的早期涉外活动，可以参看：宝]等编著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卷。这本史料集中辑录总理衙门设立以来至同治末年的中外关系史料，几乎涵盖了李鸿章早年参与的诸多洋务事宜，研究价值大。

此外，李鸿章长年在直隶及其他主要省份担任督抚要职，因此，这些地方的档案馆的史料也可作为研究李鸿章为官施政措施的主要史料。其中主要有北京档案馆、上海档案馆、台湾档案馆等。

二、文集传记类

由于诸多的档案史料大多就事论事，且碎片化程度较高，事件关联不细致，难以从全局把握人物及事件的发展。因此，以时间为轴的传记体和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体成为了解历史人物生平的又一重要史料。其中《清史稿》和《李鸿章全集》成为研究李鸿章生平的重要史料。

《清史稿》是民国时期由赵尔巽等人编修的一部反应清代历史的著述，共536卷。其中列传316卷，涵盖了清朝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封疆大臣。朱师辙曾对它的史料收集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它是：“《清史稿》为三百年来史料之大宗”。③由于参与编纂的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臣，他们抱着“奴为主言”的宗旨，虽然编写于民国年间，但仍顽固的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讴歌先朝圣政，回避失误，甚至歪曲或曲笔回护相关史实。但由于其编写年代较早，且引用了当时诸多档案资料、史籍与私家著述以此来整理纪、志、表、传等相关体例。由此，《清史稿》对研究清代历史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清史稿・李鸿章传》以时间为导航，叙事为引线，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李鸿章一生的事迹。从这篇数千字的简短传记里，可以得知关于李鸿章的诸多事迹，也可以发现关于一些李鸿章的研究新亮点，如：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李鸿章对时局的论言可谓振聋发聩，其言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未有逮，虽欲振奋而莫由……”④；对待学习西方事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闻欧美出一新器，必千方百计营购以备不虞”⑤；从这些方面，会让我们得出一个不一样的李鸿章。

《李鸿章全集》是研究李鸿章的权威史料。早先是由顾廷龙、叶亚廉根据李鸿章存稿原稿和抄件，参照《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遗集》、《李文忠公尺牍》编修出的，分四个部分，共计1000万字。近期出版的《李鸿章全集》经历了由顾廷龙、戴逸等20余位学者14年的精心编纂，共计2800万字，内容涵盖了国内外已见的相关资料，是目前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完备的李氏全集。

《李鸿章全集》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文学性，而在于它以李鸿章的生平大事为线索，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向我们反映了一个为即将倾覆的王朝不遗余力尽忠的李鸿章形象。并且通过李鸿章的诸多言论表述，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晚清政治和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其中关于洋务救国的言论，可谓引人深思，其言到：“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鲁莽，鲜不误国……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⑥由此可见，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中少有的开明者。再有一条是关于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给丁汝昌的电报，其中充满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其电文道：“……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鸿。”⑦从中也可以推断出李鸿章是一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臣。因此，《李鸿章全集》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在政局变化中动态的李鸿章史料，对我们全面的了解及研究李鸿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研究李鸿章的文集传记类著作重要的还有：梁启超的传记文学著作《李鸿章传》、李国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吴汝纶的《李文忠公全书》等。但大都因为参杂着过多主观情感因素以及记述不全等因素，所以史料价值相较前两部而言无疑逊色不少。还有一些与李鸿章有着密切关系的幕僚及宾朋，他们的文集和日记也可以作为补充和考证李鸿章的相关事迹。如：《薛福成日记》、《张荫桓日记》、《文廷式全集》等。

三、外人记述类

自1870年天津教案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物大臣的身份，多次主持对外交涉事物。相继与日本、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缔结了一系列重大的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的条约。它们宣告了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的崩溃，使中国逐渐纳入近代化的国际社会，同时也使得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大大加深。因此，研究这些国家档案馆中关于李鸿章外交的史料，对了解李鸿章的对外态度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帮助。重要的史料如下：

美国：由戴维斯主编的《美国外交公文：美国和中国，第一辑，1842―1860年》（威尔明顿学术资料出版公司，1973年出版）、《美国外交公文：美国和中国，第二辑，1861―1894年》（威尔明顿学术资料公司，1979年出版）和《美国外交公文：美国和中国，第三辑，1894―1905年》（威尔明顿学术资料公司，1981年出版），共53卷。其中涉及到了中日战争及1879年李鸿章访美等一些列重要事件，是考证李鸿章早期外交活动及甲午战争期间双方态势的重要史料。

俄罗斯：斯卡奇科夫、米亚斯尼科夫合编的《1689―1916年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58年出版）。其中涉及到了在三国干涉换辽后李鸿章出使俄国，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的相关谈话内容，是研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内部“亲俄”崛起的重要史料。

日本：日本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东京原书房1955年出版，1978年重版）。其中涉及到自1872年《中日友好通商条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日本方面主要交涉的相关事宜，为研究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重要史料。

此外，有关李鸿章的其他史料还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李鸿章若干函电，法国巴黎图书馆藏中法关系的若干文献等。

四、研究展望

李鸿章的研究，可谓是史学界的常青树。每年关于李鸿章的论文不下数百篇，但大多观点一致，内容乏善可陈。除了将一些常用的史料反复咀嚼外，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可言，甚至个别文章出现了相关史实错误，态度观点立论不清等问题。因此，深挖史料，细辩考究，立论创新，方才是研究李鸿章的正确之道。对此，笔者想针对史料领域，谈几点治史的方法：

首先，要以编年史料为切入点，宏观把握年代与历史人物的对应关系，具体应以《清史稿・李鸿章传》为导读，从大事记上把握人物及其对应的年代，形成整体思路模式。再以《李鸿章全集》为引线，立体扩大并研究相关人物及对应事件，从而保证再研究的深入与完善。

其次，要仔细考辩，深挖细究。桑兵曾说，“在没有经过认真清理的史料上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大厦，好比沙上筑楼，基础很难稳固。”⑧李鸿章的史料内容庞大，其中受人为主观因素及客观条件限制，史料很多方面未免有失公允。因此，应该对此加大研究力度，在严密的推理及细致的考证下，确保客观的史料为研究所用。

最后，立论创新，切莫人云亦云。要引用史料，不仅要引用研究李鸿章比较重要的正史和文集，还应该重视地方志和国外资料的引用和研究。尤其要注重引用方志考证在李鸿章入仕以前在安徽地方上的种种经历，以便全面加深对李鸿章的整体了解。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注解：

①梁启超.李鸿章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6.

②张革非，杨益茂，黄名长.中国近代史料学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1.

③朱师辙.清史述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④[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017.

⑤[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018.

⑥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关于生日的文章范文第2篇

副刊作为报纸的文化阵地，在传播地域文化、打造媒体品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文齐鲁”是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自2007年3月30日起推出的一个特色板块，致力于传播齐鲁地域文化，所登载的大多是介绍山东各地的传统节日风俗、饮食习惯、名人轶事、历史变迁、民间艺术以及特色建筑等的文章。经过几年的发展，该栏目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色。

为了深入细致地阐述“人文齐鲁”的地域文化传播特质，笔者搜集了“人文齐鲁”自创办以来所登载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并按照历史文化、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以及风物文化四个方面分别分析其传播特色。诚然，齐鲁文化的构成元素远不止这几个方面，之所以选择它们，一方面是综观“人文齐鲁”所刊登的文章，总体上是以介绍这几类文化元素为主，同时也因为它们有着鲜明的传播特色，可以作为创办地域性文化副刊的借鉴。

历史文化：寻找与时事的结合点

这里讲的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与山东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人文齐鲁”传播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在时事新闻与本地区人文地理的结合点上挖掘历史，而这也与“人文齐鲁”开篇词中所言“寻觅的是过去，观照的是今日”相呼应。

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岛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承办了帆船比赛，“人文齐鲁”刊登了《青岛栈桥——昔日的水上赛场》，介绍1933年第17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在青岛栈桥举办时的情况，还刊登过追忆青岛第一体育场建成经过的文章，传递青岛体育文化，照映当时的奥运主题。

此外，“人文齐鲁”在传播地域历史文化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推出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专版

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人文齐鲁”都会适时策划并推出相应的纪念专版或栏目，回顾当年事件中山东人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传承和弘扬山东精神，激励读者。

例如，“人文齐鲁”于2012年5月初刊发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华门前的哭声——中的山东请愿团》，记述了1919年爆发前后山东人民为捍卫国家和领土完整举行的一系列示威请愿活动，体现出山东人爱国爱民、不畏强权、勇于抗争的大无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人文齐鲁”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济南14所学校2500名学生大联合赴南京请愿的纪念文章，提醒读者勿忘国耻。在“刊前絮语”中，编辑还联系新闻热点，结合当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钓”斗争，奉劝读者深刻反思，理国。

2008年3月5日是总理诞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齐鲁”即为纪念专版，选取《总理在青岛》《邓颖超泰安行》《、邓颖超的曲阜情结》等文章，生动反映了和邓颖超同志对山东的亲切关怀，记载了他们在齐鲁大地的足迹，表达了山东人民对总理的无限怀念和衷心爱戴之情。

2.结合热门电视剧话题，推出反映深层文化内涵的专题

2008年初，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热播，“人文齐鲁”特别推出了“闯关东”专题，刊登了《浮海与陆行：山东人的闯关东之路》《2500万人闯关东》《“闯关东”：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过对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人数、历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迹的介绍，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真实的“闯关东”。其中有一段话讲山东人“闯关东”的原因：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山东人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传统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东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时，也鼓舞着他们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开拓进取，努力生活。

“人文齐鲁”在随后几期中还陆续刊登过几篇“闯关东”主题的稿件，其中有透过郑板桥笔下的《潍县竹枝词》解读清乾隆年间潍县百姓“闯关东”的文章，角度新颖，追根溯源，通过文学作品解读历史，既反映出报纸副刊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又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其他还有寻访《闯关东》主人公朱开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讲述自己的祖辈闯关东的故事等，这些都作为电视剧的纵深与扩展，全方位、多角度地为读者还原了“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有力地弘扬了齐鲁地域文化和山东精神，加深了读者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的认知。

此外，在电视剧《牟氏庄园》以及《南下》等反映齐鲁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时，“人文齐鲁”也适时推出相关专题，为读者还原与解读其历史文化。

节日文化：展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节日，又被称为“时空以外的时空”，主要指的是民间传统的周期性的集体参与的事件与活动，具有很长的历史传承性。①人们常说，节日是传统文化的表演场，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节日当中找到自己的表现场所。人们为了庆祝节日，年年举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而由于长期以来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受区域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人们的节庆习俗也不尽相同。山东各地庆祝节日的民俗活动是齐鲁地域文化的生动体现。

每逢岁时节日，“人文齐鲁”都会刊出文章介绍山东各地的过节习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围不仅限于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就连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节、中元节、腊八等这些相对而言并不特别为人们所重视的节日，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在“人文齐鲁”的文章中也会有所涉及。

这些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节日习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记忆中。珍贵的文化资源，经由作者灵活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一方面开阔了当代读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读者有机会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节刊登的《老潍县分香面》一文，讲述的就是明清时潍县城里的药铺免费分香面，让女孩儿们做荷包的端午节习俗。如今这一传统虽已不复存在，读者仍可通过这篇文章的记载想象当时人们过节的场景。

“人文齐鲁”的文章在介绍岁时节日习俗时，还较多地穿民谣民谚，以凸显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节日民俗的内容，例如《老济南忙大年的记忆》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乡的民谣，将从小年到春节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总结。其他还有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饺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开门”“九月九喝杂面”等体现岁时节日习俗的民谚。在介绍节气的文章中出现的大多是农谚，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例如与小雪、芒种、霜降、夏至、处暑等节气有关的天气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谣和民谚在表达方面有着通俗凝炼、朗朗上口的优势，同时内容上又贴近生活，直白地呈现出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读者对于齐鲁大地的节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饮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赏

民间饮食指的是人们传统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属性、范围、制作过程和仪式、餐桌上的礼仪、节日和仪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称、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类生活中，饮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重要文化活动，它不仅可以维持人们的生命，解决人们的温饱，同时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反映着人们的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山东各地的特色饮食不胜枚举，然而“人文齐鲁”介绍饮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纯粹为吃货介绍美食，文章不仅用简练通俗的语言叙述食物的制作方法，还饱含着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与怀念，既充满浓郁的怀旧风情，又不忘观照当下和现实。

从内容上看，“人文齐鲁”传播饮食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寓情于食，以情动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亲情与乡情。

以2012年4月12日“饮馔琐忆”中的《野菜情怀》为例，作者在介绍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忆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己吃野菜的经历，最后感慨道：“原来野菜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我喜欢挖野菜、吃野菜，原来不单单是为了品尝野菜的清香，还因为心中始终装着那份难以割舍的浓浓的乡情。”又如《什香面》一文，作者开篇就说：“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对家乡的赞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节的南瓜水饺》、《香气诱人的鲁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酱》《隆冬一碗红汤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绍美食的同时，都流露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和对旧日生活的感怀。

这些介绍齐鲁饮食文化的文章，或通过向读者讲述食物背后的亲情故事，以真挚朴素的情感打动读者，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令读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获感动，或抚今追昔，表达对旧时淳朴生活的怀念，让当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许心灵慰藉，滋养他们的精神家园。

从表达方式来看，这类文章多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既传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在用语上，文章注重兼顾不同的读者群，寻求雅与俗的平衡点，力求实现雅俗共赏，如《冬储大白菜》一文中就运用了不少口语：“要么有么”、“有些还是菜帮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烂了，还经常来回倒腾”……这些通俗口语的运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气，也方便了本地读者的阅读。而《三更风雨采菱归》的作者则引经据典，引用《本草纲目》《红楼梦》等古籍中关于菱角的记载，以及历代诗人吟咏菱角的诗句，将饮食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

风物文化：讲述“凝固的历史”

“风物”是指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此处既包括自然风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齐鲁”中写风物的文章，并非单纯介绍建筑艺术和描绘自然风光，而是将游记、风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与自身感悟相融合，记叙、描写与议论相结合，抚今追昔，就像一部“风物志”，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呈现中，展现齐鲁地方风物的历史变迁与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讲述了风物背后“凝固的历史”。以《赏不够的趵突泉》为例，作者在描写漱玉泉的景色时还提到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与漱玉泉的渊源：“这个清可鉴人的漱玉泉，相传是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对泉梳妆、赋词吟诗的地方。”在观赏濯缨池时又提到其名称的由来：“‘濯缨’取之于战国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句。”随后还写到了古代典籍中对趵突泉的记载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对趵突泉的赞美诗句。作者对历史掌故和文学知识的引用，不仅使趵突泉的历史文化得到了生动呈现，也使泉城济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倘若只是描写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这一处，而其蕴含的齐鲁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是独一无二的，是别的区域文化无法复制和超越的，这也正是写齐鲁风物的文章真正值得书写之处。

《济南贡院的变迁》则将贡院在清朝、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发展历程做了大致介绍，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社会历史的变迁。《淄河边有座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绍了历史上众多名人与淄河的渊源，展现了淄河地区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并且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马鞍山上的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动人事迹。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缅怀当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作者当时的心境：“那次，从山上下来时，正是黄昏时分。在淄河边漫步，恰好看到硕大的太阳正被远处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遮住，绚烂的夕阳之光就从山周边透射过来，整座小山几乎成了金山。也许，这是一种巧合的象征吧。山脚下，缓缓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红。”

作者们在描述风物时，还会穿插讲述一些与风物相关的历史故事或传说，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刹》中有一段讲述“水母娘娘”来历的传说，为文中介绍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透过《公冶长书院及其传说》中公冶长懂鸟语的故事，读者可以对公冶长这个历史人物的为人略知一二；《吕后与地名的变更》一文围绕着单县境内因吕后而改名的两个地方，讲述了与吕后相关的历史故事，尽管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单县作为吕后的故乡，也反映出其悠久的历史与文明。

读者阅读这些介绍风物的文章，在欣赏美妙的自然风光与宏伟的建筑之外，还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典故，感受到风物中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齐鲁风情。

结 语

“人文齐鲁”不仅在记录与传承齐鲁文化、提高当代读者的文化修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受到新媒体冲击和新闻同质化困扰的处于发展“瓶颈期”的纸媒提供了有益启示。纸媒的专副刊充分利用差异化优势，实施本土化战略，增强地方报纸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挖掘身边的本土文化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的生活和思想，展现不同地域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拉近媒体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近了传统文化与读者的距离。这既是地方性报纸传播与弘扬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纸媒突破发展瓶颈、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注释：

关于生日的文章范文第3篇

英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语言研究中对篇章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全面深入。其中，Halliday　and　Hasan的《功能语法入门》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此相比，国内篇章研究稍显落后，对于篇章研究缺乏系统全面的成果，中英对比的研究比较多。因此全面把握汉语段落的统一性更显重要。笔者作为日语学习者，对日语篇章研究非常感兴趣。在日本，很多学者致力于日语篇章研究，但是比较详尽地论述段落主题的展开的同时，关于段落统一性的其他连接方式的研究稍有不足，因此系统地研究日语段落统一性也成为本稿的一个目的。

2先行研究

2.1国内先行研究中国的篇章研究是以文章学形式出现的。中国语言学家运用英语文章理论，通过中英对照研究提出汉语文章理论。许余龙的《对照语言学概论》（1989）、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贯通》（1984）、张德禄、刘汝山的《语篇衔接与贯通理论的发展及应用》（2003）、钱敏汝的《语篇语用学概论》（2001）为典型代表作。

2.2日本先行研究在日本，关于篇章的连贯性研究方面，涌现出多位学者。如高崎绿的《文章中反复语句及关联语句的功能》（1980）、池上嘉彦的《文章与文章结构》（1983）、永野贤的《文章论总说》（1986）、黑岩浩美的《文章连贯性-从接连关系的分析看学习者存在的问题》（1994）、桥内武的《谈话的世界》（1999）、野村真木夫的《日本语的文章-关系•效果•样态》（2000）等。其中，时枝诚记关于文章研究方面指出，“文章是句子的集合，是由几个具备完整内容的表达构成的。所谓完整内容表达，可以是单词，也可以是句子。但是它们与文章的构成原理是不一样的”。文章这个统一体，包含单词、句子的统一体，就像国家社会中包含城市、农村、家庭社会一样。社会学分别研究它们的社会性格，文章学就是要探明文章这个统一体的构成原理。文章作为独立的统一体，不从属于任何东西，区别与句子的独立性。”[1]

3定义

3.1何为篇章所谓篇章，是在人们的语言活动中，具有完整内容表达的具体形式[2]。篇章也叫做“谈话”，所谓谈话在常识上是具备完整性的语言表达[3]。篇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思上都具有完整性，没有文脉，形式上是一连串的词汇，也就是说在实际谈话中出现的语言表达。因此，篇章意思为语句或短语的字面意思，不包括听者所揣测的言外之意[4]。

3.2何为篇章的连贯性篇章由于具有语言功能，因此必须具备内容的完整性。篇章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大主题，较长的篇幅可以概括出主题内容，这种内容的完整性表达即为连贯性。池上嘉彦[5]关于篇章的连贯性作了如下论述。支持文章完整性的结构要素分为三个大方面，分别为“连贯性”（cohesion）、“突出性”（prominence）、“整体构造”（macrostructure）。“连贯性”典型地研究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衔接问题，可以说是狭义的“微观构造”。

4中日语言篇章连贯性对比研究

篇章的连贯性由某个段落的统一性及段落间的统一性来构成，本稿以段落中的统一性为中心进行论述。

4.1段落中统一性的方式—语法手段以段落为研究单位已经超出了语法范畴，但是研究段落内部组织、句子之间关系还得使用语法手段来分析。

4.1.1汉语中的段落（1）使用接续词句段落的层次结构往往通过关键词或者使用接续词句来实现，段落中较高频率使用接续词。根据调查，使用频率较高的接续词有“但是”、“因此”、“所以”、“因为”、“可是”、“然而”、“由于”等等。例如：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鲁迅《呐喊》）在一个段落中，不只是用一组接续词，往往多组接续词一起使用，这个一个特点。多个接续词共同实现段落的统一性。（2）使用指示词段落中，句子之间的连接通过指示关系来实现的例子很多。指示词主要指指示代词和人称代词，也会出现普通名词作为代词使用的情况。①指示同一段落中，所有词语指示同一个实体时叫做指示同一。例如：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苦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壮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母亲的回忆》）②指示内包指示内包是指指示词语不存在对等关系，而为包含关系。例如：“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鲁迅《狂人日记》）“人”不仅指“我的大哥”一人，但包括他。③指示排除指示排除与指示内包正好为相反的关系，即一个语言项目在形式上与另一个语言项目对等，但在语义上不存在包含关系。例如：他只好让他们从他的“堡寨”里抬出来，上了云飞轮船，终于又上了这“子不语”的怪物——汽车。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进来！“怪物”是指车，而且指吴的车、最后句子中的“小箱子”也是指吴的车。但是“黑怪物”不是指吴的车。所以这些词实现了段落的统一性，但指示内容不一样。（3）使用反复排比手段句子的反复可以是同一个句子反复出现，也可以是形式上相同的句子的反复使用，这是一种语法手段，也是排比的修辞手法。例如：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论联合政府》）这个段落中使用“难道……吗……”这个句式实现段落的统一性。

4.1.2日语中的段落（1）使用接续词句日语中的接续词句包括接续词、具有接续功能的语句、接续助词、具有接续助词功能的语句，这里只考察接续词、具有接续功能的语句。①接续词接续词是接续语句的核心。例如：上下の関係があり、権威を持っていて初めてそれができる。しかしの関係では、文化を伝えることも、生活規則、社会規範を教え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もの分かりのいい父親は父の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のできなくなった父と言うべきである。（梅原猛『日常の思想による）②具有接续功能的语句主要指副词、名词、作为接续词使用的连语。比如“現に”、“一方”、“そのため”、“それに対して”等等。（2）指示词指示词主要包括“こそあど”系列的语句，除此之外还包括代词，另外如“そういう”、“こういった”、“そうした”、“このような”、“こんなふう”的连语，也被作为指示词。①“こそあど”语句主要有四组，分别可以指示人、东西、场所等。例如：そして、その変化を長期間にわたって観察をつづけることで、地球全体の気象の変化を予測する手がかりにもなるので、気象庁では、その年にはじめてツバメを見た日「ツバメの初見日を、各地の観察者や研究者からの報告をもとに、記録をとっているのです。(七尾純『テクテク観察ツバメ日記による)②代词段落中，通过代词方式实现段落的统一性是非常常见的。代词是为了指示前文的名词，这会使读者再次记起前文的名词，起到加强句子连接的作用。例如：話を奪われた人も、「私の話よりずっとおもしろそう。私の話が宙に消え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という寛容な気持ちになるのだろう。（斉藤茂太『どんなグズもなおる本－17タイプ別グズ解消法による）这个段落以“我”为中心展开论述。（3）使用反复排比方式这是语法手段，与词汇的反复使用不一样。句子的反复指同一个句子的反复使用或者同一个形式的句子的反复使用。例如：智に働けば角が立つ。情に棹させば流される。意地を通せば窮屈だ。とかくに人の世は住みにくい。（夏目漱石『草枕）例句反复使用“…すれば…する（だ）”这个句型。

4.2中日段落语法统一性对比研究（1）相似之处①接续语句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多用并列、递进、逆接的接续语句。②指示词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都以人称代称与指示代词为中心。③高频率使用反复排比手段。两种语言都较多使用同一个句子反复出现，或者连续使用同一种形式的句子。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强调段落内容。（2）不同之处①比起汉语接续词，日语接续词数量种类更多，使用频率更高。另外，汉语中更多使用并列、逆接关系的接续词，而日语中更多使用顺接、递进、解说、对比关系的接续词。②关于指示词，汉语、日语都是以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为中心，但日语往往省略主语，所以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没有汉语高。

5结语

关于生日的文章范文第4篇

9月10日，国家主席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随后，北京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表示，她非常赞同的观点。从明年9月起，由她负责主编的北京市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小学一年级《语文》的古典诗词，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整个小学阶段不少于100篇。她还提到将在小学至初中的新版的语文教材里都增加古代经典诗词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弟子规》、《三字经》和《百家姓》等”，而中国传统的节日节气也会”以单元编排的方式加入教材 ”。

在小学教材中古诗词存废之争的背后，显示的是对教育观念和方式的重要争论。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教育一直有两种声音在强烈的对抗着。一是认为中国古代的、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山河破碎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关键障碍;另一种则认为如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味否定，必然使得中国人在断裂的传统与遥远的西方之间怅然不知何往，因而教育必须向传统折返。虽然尚未有个确定的论断，但这样的思想碰撞、观念论争，无疑是中国人进一步探索前进道路的核心动力。只是，在我们试图做出判断和进行对话之前，不妨先从历史这个角度，开启个人的思考。

??? ? a > `/ ?/ ng=EN-US>1945年原楼毁于战火，劫后重建，颇有点巍峨。二楼有一个大房间，名为“讲和之间”。各房间都装饰了“汉墨”（汉文墨书），“帝之间”里是李鸿章的手迹。

三楼走廊悬挂着郭沫若的诗，写在一尺见方的色纸上，也是七言绝句：“六十年间天地改，朝来独上春帆楼。海山云雾犹深锁，泯却无边恩与仇。”诗下明记“乙未冬”，为公元1955年，距李鸿章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在春帆楼与伊藤博文谈判正好六十年。纪念馆里有李鸿章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秋七月书写的四个大字“海岳烟霞”，就是这一年，李鸿章在信函中写道：日本“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后必为中国肘掣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我将何术以处之”。历史不幸被他言中，让他抱屈：“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春帆楼院墙外竖有一个路标，曰“李鸿章道”。李鸿章被任命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三月十四日从天津乘船，风波浩渺，十九日抵达下关，驻引接寺，往返春帆楼谈判。二十四日遭人行刺，险些丧命。列强环视，日本急于签下这个约，只好对李鸿章关怀备至，改走山崖小路。日后好事之徒把这条长仅五百多步的山路叫作李鸿章道。

关于生日的文章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章太炎；语言文化观；身份确认；亚洲同盟；大日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2―0082―07

Abstract：Zhang Taiyan has his own original idea as to the oriental languages . He relates language to the fate of its nation， regarding that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root of a nation but also its nation’s cultural identity. Therefore， language is the link that unifies Asian nations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culture. Zhang Taiyan’s understanding on the oriental language，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of hi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has a failr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ur study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hang Taiyan’s orient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 and Japan is considerably crucial and meaningful to realiz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n Zhang’s thought， and the complex configuration of oriental world at the time.

Key words：Zhang Taiyan；language and culture outlook；authentication； Asian alliance；Japanese imperialism

一 东方语言文字与“身份确认”

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是一国的精神根基，“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1]（P61）。由此，章太炎将语言的存废上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语言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作为紧密联系一国人民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同构的纽带，语言亡则国家亡，种族灭。章太炎为强调语言文化在民族存亡中的重要意义，他以东方民族――印度亡国的教训加以说明。章太炎表达了对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推崇和仰慕，并以印度文字为参照，对中国的文字发音、起源等进行考证，他认为语言的产生是“不冯虚起”，而且“诸言语皆有根”，“皆以音为表者也”，并且“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故物名必有由起。”而“其在人类亦然，异种殊族，为之特立异名。如北方称狄，南方称蛮、称闽，其名皆特异”，[2]（P31-32）他实际是指出因种族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事物名称的不同。他还就中国、印度语言的发音特点和字型变化给出自己的理解：“中国以外，匈奴、西域、印度诸过国，虑无不有麻部者。声气凑微，发如机括，虽古之中何以外是？”“余观印度十二声势，音阿可反，此径直音也；阿音阿个反，此引音也……中国上世无引音，发声易直，固曰放郑声。”由此看得出，印度语言文化的博大丰富及章太炎对悠久的印度语言文化的熟悉程度，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辉煌历史文化的东方民族，却正遭受异族铁蹄的践踏，语言历史文化消亡殆尽，“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味，都邑殊风。”[2]（P8）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指出，印度因本土语言文字受到英殖民者的抑制，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受到极大影响，“印度政府转入英人之手的后果，英帝国使英语而非波斯语成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并且给西方文学以优于波斯语和梵语文学的地位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媒介，这个政策对印度文化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对俄罗斯文化史所发生的影响一样”[3]（P194）。另一国粹派人士黄节也关注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4]。此期中国士人对异族入侵的手段似乎形成一致认识，“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

章太炎撰写鸿著，对印度沦为英殖民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主要用意在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5]（P363），望国人引以为戒，避免重蹈邻国印度之旧辙。印度与中国同为东方民族，都有着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章太炎对印度文明也特别推崇和仰慕，而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现状让其受到极大刺激，这也让其对汉语言文字所面临的危险境地，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0世纪初，吴稚晖等人提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欧西文字与此期国内大肆流行的日语一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存亡提出了挑战。基于对印度语言文化的悲惨现状和本国语言境况的认识，章太炎的汉语存亡危机感愈发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和身份意识骤然倍增。他急于从本国文化传统中找到确认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建构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因为“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P332）章太炎确认，语言文字就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身份”，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文化认同”的纽带。章太炎撰写《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等文，斥责部分中国人士鼓噪用外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文的主张。他大骂这些人“彼欲以万国新语剿绝国文者……挟其功利之心，歆羡纷华，每怀靡及，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已一朝堕藩溷，不得蜕化为大秦皙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国为远西藩地者久，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国之心。”[1]（P50）指出这种以外来语取代汉语的急功近利的主张无异于自毁长城，无疑会削弱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削弱民族凝聚力，阻碍一国一族的历史文化传承。章太炎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发音、字的构造等方面入手，坚决反对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明确指出：“不可贸然变革”，“身以己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7]（P647）他嘲讽“万国新语”只不过是“欧洲新语”罢了。[8]（P8-9）亨廷顿指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认同文明”[9]（P4-6）。章太炎面对以万国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文化的汹涌进攻，他意识到以语言文字作为确认“文化身份”、建立“文化认同”的工具，对于保护东方民族文化传统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本质上，章太炎认为语言文字代表着一种文明的秉性，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身份，他看重的其实是语言背后的“国性”，“从根本上说，章太炎是以文化，而不是以血统来定位中华民族的”[10]（P147）。

当然，仔细分析此期章太炎辨种姓、亲日本、远西方的思想，除了与此期的大亚洲主义有关，还与此期的“黄祸论”息息相关。19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形成了亚洲人=黄种人的共识。严复虽有赴英留学的经历，但他持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观点[28]（P86-87）。梁启超1897年6月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29]（P13）章太炎认为“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24]（P5）张之洞在1898年的《劝学篇》中说“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而亚洲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30]（P37-38）但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对黄白人种论的理解和接受，均与日本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早在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在他们的通信中鼓噪所谓的“黄祸”（德文为GelbeGefahr）。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则激化了西方人的黄祸恐惧心理。1904年，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旧金山的报纸中，表达了对“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力”结合的巨大恐惧[31]（P163）。1905年，日本在对俄战争中获胜，令西方人更为恐惧黄种人的势力。德皇威廉二世大肆散播黄祸论；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大白色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巡航世界炫耀势力，并进驻远东地区保持警戒状态。而日本岛内，近卫笃O发表世界范围内爆发种族战争的猜测言论，呼吁日本联合同种人，加强中国问题研究，为黄、白人种的最终决战，未雨绸缪[32]（P113）。梁启超很快就对此做出回应，他在《清议报》的首刊上提出：“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实黄种与白种人玄黄血战之时也。然则吾之所愿望者，又岂惟平满汉之界而已，直当凡我黄种人之界而悉平之……以与白种人相驰驱于九万里周径之战场，是则二十世纪之所当有事也。”[33]（P83）甚至唐才常也认为“今则VV欧种与亚种争之势”[34]（P468）。另外，日本岛内流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对章太炎的黄种人等同亚洲人的意识，起到了极大影响。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提出，中国的黄帝起源两河流域的君主尼克亨特（Nakhunte），他后来率领巴克（Bak）部族人经昆仑山，东迁至中土而安居下来，“巴克”即“百姓”之意，为汉民族之前身。此一说法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中国知识分子广为接受。一定程度上，日本岛内传播的拉克伯里学说为章太炎种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坚实了他对黄种人=亚洲、白种人=欧洲的认识。总之，世界政治格局令在日的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士，民族意识高涨，同时也诱发了他们亚洲人等同黄种人，应共同抵抗西方白种人入侵的观念。梁启超说：“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35]（P12）“日本之异国，我犹以同种同文之故，引而亲之”。[36]（P36）章太炎说：“夫自民族言之，则满、日皆为黄种，而日为同族满非同族”。[37]（P98）在章太炎和梁启超看来，相对欧美诸民族而言，亚洲各族都是黄种，是一个大民族，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虽然，章太炎的亚洲同盟观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点，但在联合东方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维护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这一点上是有着可取之处的。

综上，章太炎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建立亚洲同盟对抗西方文化的思想与其种族之辨密切相关，而这种黄、白种人的观念和以亚抗欧的思想又与日本此期国内思想及章太炎的大亚洲主义有着莫大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章太炎的种族观念、现实政治局势尤其是欧洲语言入侵的直接刺激促使章太炎在文化范围内选择优秀的东方语言文字作为与之对抗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同时，我们仔细分析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可以发现，章太炎以语言文化为核心建立亚洲同盟虽是为了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意志的现实需要，但从根本上而言，他是反对全面否定主体性文化本身，而主张在主体交互性的基础上，重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关系。

三 东方语言文化观与“大日本主义”

近代中国人在走近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与非西方国家日本的接触成为他们重新认识西方、反省“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契机。一定意义上，日本是近代化初期中国人观测西方的最重要窗口。日本还是中国人观察世界、评价西方、把握自己国家的一面镜子。中国人正是通过认识日本进而认识西方，明白了“亚洲”和“世界”的概念，并进而有了关于世界的总体认识。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也是在其与近代日本政治文化的密切接触后，逐渐形成的。

近代日本人接触西方后，逐步形成日本人特有的“世界观念”，并先行于同期中国人形成西洋・日本・中国的思维模式。这种特有观念推动了日本近代化国家进程，也刺激了“大日本主义”意识的日趋高涨，日本人逐步形成强调“世界”之中的“日本”这一思维形态。甲午战争中，日本倾尽国力战胜老大中国，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膨胀到极点。日本人在战胜中国后，内心深处滋生出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性，进而狂妄自大，自负到梦想一统亚洲，萌生将亚洲从西方白种人手中解救出来的“豪情壮志”。在这种民族心态下，蔑视中国、轻视中国文化的言辞在日本岛内风行开来。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就指出此期（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五十年间）日本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都轻视中国，并侮辱中国人为‘清国奴’（chankoro）”[38]（P11）。幸德秋水曾记述道：“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他们藐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39]（P348）“大日本主义”意识在日本岛内的兴盛可见一斑，日本人进而出现蔑视亚洲国家或抬高欧洲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发展到极端，就为后来日本岛内甚嚣尘上的“亚细亚一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甲午战争前，日本羽翼未丰，对清政府实力尚存忌惮，不敢贸然与华发动正面冲突，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日本人士提出“亚细亚连带论”和“兴亚论”，表面上支持中国抗击西方列强，实际上是妄图独自控制中国。甲午海战后，日本人的“大日本主义”意识达到顶峰，但尽管如此，日本仍没有独占中国的实力，陆羯南等人炮制“支那保全论”和“亚洲一体论”，掩人耳目，真实意图在与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上述“亚细亚连带论”、“亚细亚一体论”等理论极具欺骗性，蒙蔽了一部分中国人士，让他们对日本产生幻想，误以为日本亲善中国，轻信日本会支援中国，亚洲一体，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就与此期日本岛内的“亚细亚一体论”、“亚细亚提携论”密切相关。这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上李鸿章书》（1898）等文中，可窥见一斑。章太炎认为日本与中国属“同种”，且在地理上有相依相偎之关系，互为依靠，“中依东，东亦依东，冀支那之强，引为唇齿，则远可以敌泰西，进可以拒俄罗斯，而太平洋澹矣。”这样一来，“庶黄人有援，而亚洲可以无踬”。[24]（P5-6）章太炎从亚洲人=黄种人的人种论认识出发，表现出“亲日拒俄”的思想，此思想似乎与日本黑龙会的早期目标达成了一致。日本黑龙会的“趣意书”这样写道：“展望东亚大局及帝国天职，为阻止西洋势力东渐，当务之急是对俄一战，将其从东亚击退，然后创建以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为一体的大陆经营的基础。”[40]（P245）章太炎亲近或者认同日本早期右翼团体、侵略扩张急先锋黑龙会的思想。这从章太炎与黑龙会人士的密切交往，可以得到证实。章太炎还对日本文化给予极高评价，“在亚细亚者，礼义冠带之族，厥西曰震旦，东曰日本，佗不得箸录。”[23]（P65）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和社会新气象，予以肯定和公允评价，“日本维新以后，以新道德与旧道德相参，其奉法守节，胜于往古。”[23]（P155）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欣欣向荣之势及心理上“同种”的亲和感，章太炎也由此相信东方民族会和日本一样，经过改革后走向强大。他对以日本为首的东方民族共同抵抗西方，充满了积极乐观的调子。章太炎早期的日本观，是非常模糊或者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但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虽然从种族和语言文化角度出发对日本保持了较信任的态度，但其在建立亚洲同盟会时，并没有邀约日本加入。其中就与政治上的“大日本主义”发展使日本在各方面都产生了对中国的傲慢和蔑视态度有关。尤其是日本在研究汉学上的轻蔑态度为对中国语言文化有着高度自信和积极提倡国粹的章太炎所不能接受。“大日本主义”的这种政治心理投射在学术上，就是一部分日本汉学者在西学“哺育”下滋生学术上的自负和傲慢心理，以及在研究中国学问上的“舍我其谁”的心理优势。日本大正时期是中国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转型的重要时期。日本汉学者吸纳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理念后，自信心日益高涨。他们摒弃传统以汉学为尊的思想，摆脱往昔盲目崇拜的心理，传统儒家汉学不再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因此，日本此期学者得以“轻装上阵”，放手对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展开研究和批判，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学界批判传统汉学缺乏科学精神和否定传统汉学的声音，不绝于耳。如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受近代西学影响后，抨击中国传统学者治学缺乏科学意识。他在《观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中说，中国清代考证学者所做实事求是之学问，表面精致，实内容空疏，观点不充分，论证不完善，少比较研究意识，弊端甚多，新一代中国青壮年学者对上述缺陷，亦深表认同。[41]（P130）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依靠西方科学史学方法审视中国上古史，提出了震惊日本汉学界的“尧舜禹抹杀论”。日本学者在与西学“接轨”后，颠覆以往的以汉学为主体的观念，并敢于对传统汉学思想发起挑战。那珂通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资料，如《元史》等，缺乏可信度，像《十八史略》等汉文典籍应该被抛弃，而且，他在《支那通史》撰写中积极引入西方的汉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在叙述中国通史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包括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内容。这较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无疑是跨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打破了传统儒家史学观，开创了新的中国史研究范式。这对后来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家而言，具有示范引领性作用。而稍后的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讲述的内容就不仅包括中国还涉及到印度、中亚的历史部分，将传统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东洋”的范畴。正是这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以及西方史学观念的强烈影响和刺激，日本史学家将中国史的研究上升到“东洋史”的高度，中国史只是整个东洋史研究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整个“东洋史”研究体系中的地位陡降。[42]

概言之，日本汉学人士伴随着“西化”的进程，他们“产生出来的另外一种趋势，是在许多日本汉学家的心底也渐渐生出一种对抗的乃至于压倒的意识，正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理。”[43]（P106）而从此心理出发，“日本人做学问的方法都尽显不与中国人的一样，有意无意间有一种高于中国人的优越感”[44]（P97）。诚如王晴佳教授所言：“毋庸讳言，西方‘汉学’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45]（P80）此期日本中国学家的中国学研究，也很难排除这种内心深处的隐因从中作祟。日本中国学家研究中国学的背后，日本人这种重建亚洲新秩序对抗西方列强的心理，甚少为人提及，但却值得我们关注。谙熟日本文化的周作人就指出此期日本学术转型的真实背景，一方面确有出于学术和求知的目的，但另一方面的原因，“可以说为实用的，而其实用又是拓殖的准备。”[46]（P1-2）戴燕女士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对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43]（P105）

随着章太炎居日时间的长久，以及《民报》被查封，日本政界和思想界人士对中国不怀好意及其狼子野心，让章太炎对日本人的真实嘴脸有了清醒认识，他对日本的认识也逐渐变得理性起来。日本中国学界对中国文化的极端傲慢和蔑视的心理，使得他很难认同日本汉学家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并给与积极评价。“日本几个老汉学家，做来的文字，总有几句不通，何况这位儿岛学士。”[47]（P31）“日本人自己的佛学，并不能比中国人深，那种华严教、天台教的话，不过把中国人旧疏敷衍成篇。”“日本人对着欧洲的学说，还不敢任意武断。对着中国的学说，只是乱说乱造，或者徐福东来，带了许多燕、齐怪迂之上，这个遗传性，至今还在？”[23]（P355）不难看出，章太炎对此期日本的汉学研究是不屑一顾的，颇为看轻。他对中华文明有着高度的自信，充满了主体自身的文化优越感。这也是他在倡导以东方语言文字为纽带，团结亚洲各国建立同盟对抗西方的活动中，没有提及或邀约日本加入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章太炎的东方语言文化观一方面与其自身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和此期日本岛内“大日本主义”民族情绪日趋高涨相关，另一方面，也正是“大日本主义”心态在汉学研究上的傲慢体现，使得章太炎后期没有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认同日本，而是保持了轻视的态度。

总之，章太炎东方语言文化观的形成和建立，以及以语言为纽带工具，团结亚洲国家抵抗西方的思想，近代日本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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