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范文第1篇
徐亚琦（1990-），女，汉，河南漯河人，管理学学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摘要：对于权益资本成本来说，其不但是企业投、融资行为的重要参考标的，也是股东等广大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本文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思考股权激励计划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探究能有效抑制股权激励产生负面影响的方法机制，以保障股权激励计划得以顺利实施。本文的研究不但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的了解实施了股权激励措施的公司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还可以为相关部门对约束和监督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提供参考。
关键词：股权激励；权益资本成本；措施
理论上说，管理者持有公司股票，可以强化所有者与人之间有效的制衡和监督管理体制，降低股东所面临的风险，则股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就会下降，即减少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但是，股权激励效果很可能会受到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Brown 等学者们在管理者权力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公司治理与股权激励的关系。他们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替代薄弱的公司治理，即股权激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相反公司治理不力的企业往往会出现管理层滥用股权激励来达到饱私囊。当高管薪酬与股价波动性相关性密切时，高管会不顾合理的资本结构，更加倾向于取得高杠杆率的债务融资，增加公司财务风险，从而导致权益资本成本增加。股权激励在某种程度上也诱发或助长了管理层的一些自利行为。上市公司会在实施股权激励前故意压低业绩、在股权激励期中平滑业绩或粉饰业绩，这些盈余操纵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即诱使他们隐瞒了有关未来期权增长的不利消息，并选择次优投资政策，这容易导致严重的股价高估及随后的暴跌。
并且，Armstrong 等学者认为，如果管理者是风险厌恶型，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管理者收入对股价波动越敏感，就越有财务错报动机。所以如果投资者预期管理层会进行盈余操纵，股权激励反而可能会提高必要投资回报率，增加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一、研究成果综述
1、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与治理效应分析
由于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状况，最优契约观认为，股权激励措施的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冲突，支付更高的报酬以换来更好的公司业绩。然而，有些学者指出最优契约理论的三个约束条件（ 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制约、市场的有效约束力、股东诉讼的有效途径） 均不符合现实状况。因此，提出管理层权力理论，指出股东与董事会之间存在着问题，即“监督监督者”，这会造成管理者利用自身能力议价甚至操纵薪酬合约，来获取高于合理水平的薪酬。苏冬蔚、林大庞等学者认为，股权激励失灵甚至出现负面治理效应原因在于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董事会没有设计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案。管理者权力越大，其操控薪酬契约获取私有收益可能性就越高，而股权激励不仅仅会导致过度支付，还可能会造成管理者舞弊。
2、股权激励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分析
权益资本成本是反映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和投资者衡量投资标可行性的重要指标。外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会面临两种风险： 经营管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估计风险。股权激励通过作用于这两类风险从而对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
首先，当董事会无法有效监管制约管理层的薪酬，股权激励反而会扩大了管理层权力，导致管理层通过权力寻租而不是真正通过经营来获取薪酬。管理层权力越大，冲突越大，具体表现在企业业绩波动性越大，经营风险越高。当股权激励合约的设计时受到管理层权力干预，激励往往会偏离股东利益而变成了管理层的利益，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经营风险增加又提高了投资者对企业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相应的提高了权益资本成本。
其次，最优薪酬理论认为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契约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因此股权激励效应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中，业绩中包含着行业政策，管理层盈余操纵等大量“噪音”。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未必能减少成本。因此，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虽然可以激励管理层为实现契约目标而努力，但也增加了盈余管理动机。当盈余信息能影响到投资者预判企业经营状况，导致股价变化，并且管理层能根据股价变化选择卖出或是持有股票时，高管进行盈余操纵的概率增加。由于股权激励计划而引起管理者增加盈余操纵动机，从而增加了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则会增加必要投资报酬率来弥补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使得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
二、启示与政策建议
我国股权激励还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不完善和激励效用偏低等因素会严重影响股权激励作用发挥。经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管理层股权激励程度增加而上升；股权激励增加了公司的成本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若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则其权益资本成本会相对偏低，即完善的内部控制能有效降低关系产生的道德风险，减少盈余管理行为，降低投资者对企业风险的估计，进而降低预期报酬率。
尽管人们普遍认可股权激励措施作为一种经理人报酬机制，但次贷危机的发生，促使人们对其态度产生转变，一旦股权激励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不合理，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得到的启示如下： 股权激励并不是企业创造业绩和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它与所处的资本市场环境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与严格的监管监督体系密不可分；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制度环境和监管监督条件并不成熟，较低的行权条件和行权价格、较短的激励期限很容易造成管理层等被激励对象实行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加剧企业风险，使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增大，便会提高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改善股权激励而引起的问题，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提升企业价值。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首先，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监督监管体系的建设。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且处于弱式有效市场，一方面股票价格并不能真实有效的反映公司业绩和管理者才能，另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收入与股价敏感性较高，因此为防止被激励高管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自利行为，需要严格监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时机。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处罚力度，增加高管的“犯错成本”，减少高管盈利操纵行为。
其次，科学合理地设计高管股权激励方案和业绩评价体系。企业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自身出发合理设计股权激励计划和业绩评价体系，并通过征询第三方独立专业机构的意见，不断完善；要随着企业战略规划来及时调整激励计划。
最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可以有效监督和制约管理层行为，应当提倡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苏冬蔚，林大庞.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0，（ 11） ： 88-100
[2]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 会计研究，2011，（ 1） ： 68-75
[3]陈胜蓝，卢锐. 新股发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激励[J]. 管理评论，2011，23（ 7） ： 155-162
权益资本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会计稳健性； 权益资本成本； Basu模型； CAPM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30.9；F2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47-05
一、会计稳健性及权益资本成本
（一）会计稳健性及其计量
会计稳健性，又称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Stickney and Weil[1]等认为，会计稳健性越高意味着更慢的收入确认和更快的费用确认，以及更低的资产估计和更高的负债估计，这个标准会导致更小的累计报告盈余；Basu（1997）则从损益表视角将稳健性定义为：会计核算时，会计盈余对当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增加的事项（好消息）的确认比当期可能引起股票收益率降低的事项（好消息）的确认要慢。正是由于Basu（1997）将会计稳健性的定义从损益计量的数量大小转向损益计量的时间快慢，从而将会计稳健性的实证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与此同时，虽然Basu模型可以用来测量所有企业总体上是否存在稳健性，但更多用来做定性判断，存在着同质性假设，而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在会计政策选择以及会计估计中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为了反映不同公司之间稳健性程度的差异，本文在Basu模型基础上进一步采用Khan & Watts[2]提出的模型计算公司的稳健性，它在Basu（1997）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用C-Score值来表示公司稳健性的高低。
（二）权益资本成本及其度量模型
权益资本成本，也称为股权资本成本，主流学界对其往往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企业为取得和使用这部分资金所花费的代价，包括筹资成本和使用该资金的成本。二是投资于某一项目或企业的机会成本。正是由于对股权资本成本的理解不同，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计量方法：前者按实际支付的本利和现值作为计量依据；后者按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来计量。权益资本成本常用度量模型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三因素模型以及非正常盈余增长率模型等，其中，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基于投资者是价格接受者、投资者进行的决策是基于短期的考量、投资者的投资范围是公开交易的证券资产、交易成本为零等假设而被提出，CAPM模型一经产生，就被广泛采纳和使用，原因主要在于其理论基础完善，操作方便，实用性强，同时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也比较精准。由此，本文选择CAPM模型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研究。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Watts[3]认为，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债务合约、权益合约、法律风险以及税收成本。当企业会计稳健性程度较高时，投资者通常认为企业管理层对未来经营前景自信和对未来收益成长性有较高的预期，证券市场往往对稳健性较高的会计盈余以更高的价格益酬（Premium），即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在资本市场中，会计稳健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基本要求之一，通常要求在财务报告中及时确认不利的信息，因此好公司通常通过高会计稳健性水平向信息劣势方的投资者传递这一信号，从而提高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认可程度。如果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是股东，就可能降低该公司的股权成本。如果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是债权人，则会带来债务成本的降低。从信号理论的角度来理解会计稳健性就是，会计稳健性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信号传递的扭曲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会计稳健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可能作用机制是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成本，即会计稳健性高，其成本将得到一定的缓和，其经营效率可能超过一定的预期水平，从而产生一定的股票价值溢价，即权益资本成本得以降低。如果会计稳健性存在该作用机制，则可以进一步推论：问题越严重的企业，投资者对稳健的会计信息的需求越高，即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效用越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存在着大量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众所周知，国有上市公司虽然存在名义上的所有者，但并不是最终的剩余权益要求者，即存在严重的所有者缺位现象[4-5]，本文进一步认为，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国有企业的问题更严重。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明显。
会计稳健性作为企业对外发出的信号，表明企业的发展前景良好，经营风险较低，从而使得外部投资者给予更高的估值，即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得以降低。据此本文推测：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大，则意味着本身向资本市场传递着经营前景良好、违约风险较低等信号，同时也意味着会计稳健性向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含量明显降低[6-8]。对此，亦可以从收益数量和收益质量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某企业收益数量增加时，本身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着经营前景良好、违约风险较低等信号，此时对反映收益质量的会计稳健性这一信号的需求相对来说要小于收益数量小的企业。总之，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资本市场传递的信息含量越高。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高盈利能力企业而言，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用更大。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主板A股上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的最新数据进行研究，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经以上步骤，共获得样本498家，其中2012年123家，2013年175家，2014年200家。样本均来自Choice金融终端数据库，本文采用Excel和STATA软件进行处理。
（二）会计稳健性及权益资本成本的测量
1.会计稳健性的测量
稳健性水平的测量，一般都采用Basu（1997）模型，Basu认为，会计稳健性指对“好消息”和“坏消息”确认上的非对称性，也就是说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即损失的反映要比对“好消息”即收益的反映更加及时。因此，Basu以公司的股票回报率是否大于零作为消息好坏的替代变量，研究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反映更加及时，从而证实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建立模型如下：
EPSi，t /Pi，t-1=a0+a1DRi，t+a2Ri，t+a3DRi，t×Ri，t+δ （1）
其中，EPSi，t /Pi，t-1表示会计盈余，公司i披露的第t年每股收益除以第t年期初每股股价；Ri，t表示公司i在第t年的年度股票收益率，计算公式为Ri，t=∏（1+rij）-1，其中rij为个股月回报率，j表示月份，取1至12；DRi，t表示虚拟变量，若Ri，t小于零，取1，否则取0；δ表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中Ri，t的系数a2表示盈余对好消息的反映程度，DRi，t×Ri，t的系数a3表示盈余对坏消息增量的反映程度，a2+a3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的反映程度。a3度量了会计盈余反映坏消息的程度比反映好消息的程度高出的部分，若a3显著大于零，说明企业更快地反映未实现的损失，即存在稳健性。
由表1可以看出，2012年的会计稳健性均值要比2011年高。这说明样本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总体趋势是上升的。C_Score最小值为-0.0047981，最大值为0.038062，据详细统计，总样本中C_Score>0的有337家，约占总样本的68%，具有稳健性的上市公司已经在个数上占绝对优势。C_Score均值为0.000399，2010―2012年的各期均值均为正；标准差为0.0020541，就整体水平来看，我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场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偏稳健。
2.权益资本成本的度量
风险定价就是只对投资组合中的系统风险进行定价。因此，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
RCAPM=Rf+βi（Rm-Rf） （5）
本文运用CAPM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其中无风险报酬Rf数据根据央行当年一年期的再贴现利率，分别为3.33%（2010）、3.85%（2011）、3.85%（2012）。市场平均报酬率Rm根据证据市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的平均市场报酬率计算，三年的Rm分别是-14.46%、-21.64%和3.12%。βi表示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反映了资产的风险大小，用于衡量企业风险相对于整个市场风险的程度。其数据直接来源于Choice金融终端数据库。然而由于2010、2011、2012三年的股市震荡厉害，严重扭曲了股市，从而导致RCAPM的计算值为负值，直接影响着数据的运用。考虑到以上因素，因此本文进一步采用一年期的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作为股票市场平均报酬率的变量。
3.控制变量的选择
本文控制了一些与权益资本成本相关的变量：ROE，EG，LIQ，ITR，TAR。变量定义如表2。
（三）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即假设1的验证，本文采用模型6进行假设检验。模型6中Contrvariable1为表2所列示的控制变量，C_Score是各公司年的稳健性指数，该数据来源于模型3的计算结果，η1表示各公司年的随机干扰。对模型6进行OLS回归检验，主要关注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系数β1，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会计稳健性程度越高，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反之，会计稳健性程度越低，权益资本成本越高。
模型7中，解释变量State是企业股权性质哑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β3是会计稳健性与股权性质交互项的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其他变量与假设2一致。该模型中β3如果显著大于零，则说明假设2成立。
模型8中，解释变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哑变量，本文中将498个公司年样本数据按照净资产报酬（ROE）从大到小排列分成高盈利能力组和低盈利能力组，如果样本属于低盈利能力组，则Bad取值为1；如果样本属于高盈利能力组则Bad取值为0。β3是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项的系数，如果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因为收益越低的上市公司对收益质量的需求也越高。其他变量与假设3一致。该模型中β3如果显著小于零，则说明假设3成立。
（四）研究结果分析
表3反映了股权资本成本（COC）对相关影响因素的回归情况。本文主要关注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为负值。从表3来看，会计稳健性（C_Score）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这说明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也为假设1提供了部分证据。表3还反映，ROE和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盈利能力（ROE）和成长性（EG）对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着积极的效应。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估价体系对盈利能力和成长性等特征的重视，这与国际发达资本市场基本一致。另外，LIQ、ITR和TAR的回归系数没有显著性，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资产管理效率等会计信息对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对偿债能力、资产管理水平等财务指标不够关注。
表4反映模型7的回归结果，其主要目的是验证假设2，即会计稳健性是否存在通过缓解成本进而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解释变量State是企业股权性质哑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该变量取值为1，其余为0。本文关注的是会计稳健性与股权性质交互项的系数β3是否显著为负。从表4的数据来看，交互项（C_Score×State）的系数β3并不存在明显的效用，说明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并没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同时该结论还可以进一步推测，会计稳健性并不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缓解上市公司的成本。
表5反映模型8的回归结果，其主要目的是验证会计稳健性是否具有向资本市场传递良好前景和低风险等信息进而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这一作用机制。解释变量Bad是公司盈利能力哑变量，如果Bad取值为1，则样本属于低盈利能力；如果Bad取值为0，则样本属于高盈利能力。如果会计稳健性与公司盈利能力交互项（C_Score×Bad）的系数β3显著为负，则说明盈利能力越弱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更显著的降低效果，进而说明会计稳健性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
从表5反映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样本，C_Score×Bad的回归系数全部为负，说明盈利能力低的企业其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明显。进而说明，会计稳健性存在如下作用机制：稳健性越高，向包括潜在股东在内的外部投资者传递的经营前景越好和经营风险越低等信息，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也为假设3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撑。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选取2012―2014年数据，采用Khan & Watts 模型度量会计稳健性，研究结果显示，会计稳健性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中真实存在着，并且呈现越来越稳健的趋势；其次，针对我国资本市场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应用情况及其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挑选应用相对广泛的CAPM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及检验，对会计稳健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若控制变量不变，会计稳健性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且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会计稳健性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不是缓解成本，而是信号传递机制。
上述结论带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上市公司采用的财务报告会计原则越稳健，其在筹资方面所要花费的权益资本成本就越少，支付给投资者的股利相对较少，节省下的资金与获得的筹资额能够为公司的经营状况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9]；其次，股东对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强烈要求，可以监督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发现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投融资项目，尽早放弃净现值为负的项目，维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此外，稳健的财务报告也能降低外部投资者与公司内部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外部投资者。因此，上市公司应该继续遵循并发展会计稳健性原则[10-11]。
【参考文献】
[1] STICKNEY C P，WEIL R L. Financial Accounting[M].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House，2002.
[2] LAFOND R，WATTS R L.The information role of conservatism [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8，83（2）：447-478.
[3] 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J]. Accounting Horizons，2003，17（3）：207-221.
[4] 郭洪，何丹.基于剩余收益价值模型的权益资本成本计量及其运用[J].管理世界，2010（1）：183-185.
[5] 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金融研究，2011（3）：51-71.
[6] 李骁寅.会计稳健性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D].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 杨华军.会计稳健性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7（1）：82-88.
[8] 邓永勤，张水娟.信息披露质量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0（3）：60-63.
[9] 张圣利.机构持股、会计稳健性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J].经济经纬，2012（5）：117-121.
权益资本范文第3篇
随着公司治理研究发展，相关研究已经从美国和英国这样具有典型股权分散结构的国家向其他国家不断延展，除美国和英国等少数几个典型股权分散结构的国家以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股权集中或者说相对集中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公司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大股东控制成为了普遍的企业所有权实践形态，股权分散下的传统冲突逐步被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冲突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股东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偏离在世界范围内也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一方面，大股东在同外部中小股东共享现金流收益；另一方面，大股东还会独占来源于大股东控制权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即控制权私有收益（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1）。控制权私有收益又称控制权私下收益（PBC），其含义是：控制权所有者利用控制权所占有的全部利益（ Grossman，Sanford and Oliver Har，1988）。一方面由于股权结构二元设置在我国具有长期性而另一方面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具有渐进性，以及控制性股东与同源人投资扩张利益一致性的驱动。因此，大股东资本投资更倾向于扩充企业的控制性资源进行而进行资本投资。国内现有文献以西方的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理论为基础，仍滞留在较泛化的理论和规范研究层面研究股权结构下的公司非效率投资的较多，但是研究从终极控制人角度分析大股东为了获得控制权利益而进一步扩充企业的控制性资源进行资本投资的尚不充分。
二、资本投资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分类分析
依据王化成等（2007）在研究中指出：按照终极控制权的传导机制，终极控制人才是实际掌握公司财务政策的主体。因此我国的公司可以按照股权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即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国家，进一步讲控制权是由各级政府代替国家来具体实行的；非国有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自然人（或家族）、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外资企业作为终极控制人的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因此本文暂不研究。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所控制的企业有着不同的监管政策和利益取向，因此将本文进一步细分终极控制人是国家的公司。综上所述，本文最终确定按所有者的属性将我国的公司分为三类：终极控制人是中央政府的公司、终极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和终极控制人是自然人的公司，并按这三类终极控制人对公司通过资本投资获取控制权收益进行了分类分析。
首先，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中央政府时，由于这样的公司一般都是涉及采掘国家重要自然资源或是建设重大民生基础设施的决定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有公司，因此这些公司是众多媒介与媒体所关注的焦点，这样就使得这些公司的信息披露更为充分、更为透明，其终极控制人中央政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决策的监管力度更为充分。另一方面，由于终极控制人为中央政府的上市公司有多任务特性，因此这种公司的投资目标多元化，公司的运营效率可能不是首位，无效率的过度投资有存在的必要。当中央政府作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时，由于此类公司的税收主要上缴中央政府，因此提高当地政府税收的目的性效果并不明显。因此终极控制人是中央政府的公司很可能投入更大规模的资本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也即是可能通过资本投资来获得了更多控制权收益，但程度并不太大。
其次，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地方政府时，因为地方政府通常都会对这类公司的资本投资给予资源配置和地方性政策支持，因此这有利于控股股东通过进一步扩充企业的控制性资源进行资本投资来获取不为其它中小股东所共享的控制权收益。进一步分析，终极控制人为地方政府的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很可能是政府控制的结果，由于终极控制人为地方政府的上市公司有多任务特性――解决就业、提高税收等任务，因此这种公司的投资目标多元化，公司的运营效率可能不是首位，无效率的资本投资有存在的必要。因此终极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很可能投入更大规模的资本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性资源。而且由于最终控制人是地方政府的公司还承担着提高当地政府税收的任务，因此，此类公司比中央政府作为公司的最终控制人的公司更可能投入更大规模的资本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性资源，更可能通过资本投资来获得了更多控制权收益。
最后，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自然人时，由于这类公司的产权界定一般都比较清晰；公司的获得利益的动机更单纯；公司的运营体系相对独立；公司不太可能会得到政府给予的资源配置和地方性政策支持。因此，控股股东充分考虑获取控制权收益的成本和风险，不会一味地为了追求控制权利益而进行无效率的投资行为。相比而言，终极控制人是自然人的公司处于国有经济体系的自保系统之外，受政府的援助和补贴较少，力度有限。另一方面，公司的终极控制人是自然人时，政府官员也没有充足的能力要求这类公司进行资本投资来提高当地的政府税收，公司不会单纯为了提高当地的政府税收而进行资本投资。终极控制人为自然人的上市公司由于受到的各级政府控制较少，这类公司并不十分关注解决当地的就业和促进当地的税收，不太可能为了促进当地就业提高而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因此，当自然人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时，上市公司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控制权收益而进行资本投资，但不会投入过大规模的资本以获得更多的控制性资源。
综上所述，终极控制人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自然人的公司，其资本投资规模都与控制权收益水平成正相关，但不同终极控制人下公司的控制权收益与资本投资规模的关系不同。
三、相关政策建议
因此，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从而不断提高监管水平和完善法律体系，达到规避和节制不同终极控制人的股东通过过度自利性资本投资来获得控制权收益行为的目的。本文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财务报告体系，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消除这一不对称的主要方式是有效的财务报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加强，一方面现有财务报告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完整度，使利益相关者能够更全面准确地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促进利益相关者监督企业的资本投资。
第二，完善股权激励机制，提高经理持股比例。目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经理持股水平非常低，这增加了经理们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自利性资本投资的动机，只有使经理利益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才能达到降低经理的过度自利性资本投资的效果，而通过提高经理持股比例，完善经理激励机制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应当适当提高经理持股比例，对其进行股权激励。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对投资活动的外部监督与控制。只有相应的法律颁布并得以实施，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不同终极控制人的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进行自利性资本投资的动机，加上有效的外部监督与控制。
参考文献：
［1］Berle，Means.The Modem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York：Mae-millan，1932.
［2］Demsetz, Harold, K. Lehn. The Strue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5,(93):1155-1177.
［3］Holderness，C.G.，Sheehan，D.P..The Role of Majority Shareholders in Publicly Held Corporation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es，1988，（20）：317-346.
［4］Shleifer，A.，R.Vishny.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e Journal of Finanee，1997，（52）：737-783.
［5］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8, “One-share-one
-vote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5-202.
［6］LaPorta， R.， F.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
［7］Tim Baldenius.Delegated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The Accounting Review，2003，（78）：909-930.
［8］孙健、陈良华：《最终控制人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年第5期。
［9］饶育蕾、汪玉英：《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6年第4期。
权益资本范文第4篇
【关键词】 人力资本；准租；权益属性；会计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 ① 的特别合约（周其仁）。就物质资本而言，从权益属性看，物质资本
包括股权性与债权性资本，体现于会计恒等式的右方，揭示了企业物质资产的来源，表现为企业的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债权物质资本因对风险的规避而自愿放弃剩余收益的分配，相关法律业已赋予股权物质资本的剩余收益分配权。因此，我们无须论述物质资本的股权与债权性安排，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的权益属性。就人力资本而言，其权益属性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当前企业对有关人力资本支出一律成本费用化处理，而未能考虑不同的权益属性，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
二、人力资本权益属性：债权性与股权性安排
资本的稀缺性及专用性不同决定了资本权益属性的安排，成为股权性资本、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则是人力资本对其权益属性的最高追求。
就社会总体看，尽管人力资本已成为社会最稀缺的生产要素，但就企业内部而言，人力资本个体的稀缺性及专用性差别较大，各个体之间可替代性低、专用性程度高低不一。因此，在安排人力资本权益时不能一概而论，必须体现出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及专用性特征，这样才能发挥人力资本的潜能，从而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激励，降低成本。依据企业中人力资本稀缺性及专用性的不同，笔者将人力资本分为：股权性人力资本、债权性人力资本、期股债权性人力资本，分别对应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低专用性人力资本以及专用性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力资本。企业对其相应的支出即采用股权激励、固定薪酬以及薪酬加奖金等方式。
（一）低专用性人力资本：债权性安排
就低专用性人力资本而言，其知识、技能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个体的差别性 ② 不太明显，可替代性高，专用性程度低，企业对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过剩。相对于其他资本（包括物质股权资本以及专用性较高的人力资本）而言，低专用性人力资本在缔约时处于被动地位，其他资本对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寻租”成本低，而低专用性人力资本则因被动地位导致其“准租”被其他资本所占有。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无法上升为股权资本，也无权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配，只能获得固定的薪酬收入，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无奈地沦为特殊债权资本。这种特殊债权资本与物质债权资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低专用性人力资本并非因对风险的规避而选择债权性安排，其沦为债权性资本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整个社会对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需求不足及其自身的专用性较低、替代性高；这种低专用性及高替代性又使得其解除契约的机会成本高，从而无法“用脚投票”， 低专用性人力资本被动沦为债权性资本。
就低专用性人力资本作为债权资本的还本付息方式而言，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企业的一种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务；薪酬是企业使用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利息支出，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企业除物质债务资本外的债务“本”金，企业还“本”的方法是辞退低专用性人力资本。
（二）高专用性人力资本：股权安排
相对于低专用性人力资本而言，高专用性人力资本拥有丰富的知识、技能水平较高，且能够主动地掌握快速更迭的信息、知识，并利用其推动企业业绩的提高，从而成为企业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这部分人力资本个体的专用性高、可替代性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物质资本的重要性相对降低。物质股权资本依据物质实力，通过占用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准租来阻滞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享有剩余收益的成本越发高昂，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在契约中的主导地位已逐步显见。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契约地位的变化将会改变其权益属性的安排。对于高专用性人力资本而言，由于其可替代性最低，稀缺度最高，给予其固定薪酬已成为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将这部分人力资本上升为股权资本不失为有效的制度选择。给予其股权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远高于相应的激励支出，这不仅有利于其效用发挥，也将能保证企业筹集到专用性高的人力资本。因此，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应成为股权资本并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如图1所示）
人力资本权益的这三种安排如图1所示：
图1说明按照权益属性分，人力资本不仅包括股权性人力资本，而且还包括债权人力资本（含期权债权性人力资本）。债权人力资本（含期权债权性人力资本）只能获得薪酬收入；股权性人力资本应获取相应的股权，并能参加剩余收益分配。近几年我国许多企业所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其激励对象就是具有股权性质的高专用性人力资本。
（三）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力资本：期股债权性人力资本
对处于中间地带的人力资本（即专用性介于高、低之间的人力资本），通过契约安排来确保这部分人力资本成为期权债权性人力资本，即在给予其固定薪酬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未来业绩及这部分人力资本的工作表现适当给予其收益提成式的分配。期权债权性人力资本由于其股权实现与否取决于这部分资本的表现及企业的工作业绩，因此这部分人力资本从本质上首先具有债权资本的特征，性质类似于可转换债券，只有将来股权实现时才转为股权人力资本，未实现股权前可视为企业特殊的负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权益属性人力资本的构成比例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企业内部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及差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水平普遍较高时，股权性人力资本所占的比例则大；反之则小。人力资本全体成为股权性资本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三、企业对不同权益属性人力资本支出的会计选择：成本费用化或资产化以及收益分配化
新准则体系下企业对不同权益属性人力资本的支出仍全部作为成本费用化处理，而未能结合人力资本的不同权益属性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如：股份支付，职工薪酬准则等都将企业对所有人力资本的支出成本费用化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采用新准则――股份支付后，企业业绩出现变脸。如：2008年2月伊利股份公告称，尽管2006年该公司净利润达3.45亿元，但因对股权激励采用新准则核算，导致公司2007年度净利润出现亏损。无独有偶，采用股份支付准则后，海南海药的股权激励使该公司2007年业绩预计亏损达
5 000万元。
由此可见, 企业对不同权益属性人力资本的支出全部成本费用化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不仅损害了财务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而且也未能体现高专用性人力资本权益。因此，本文从人力资本权益属性的角度提出了企业对不同专用性人力资本支出的成本费用化与资产化以及收益分配化的会计选择。
（一）成本费用化的观点
简言之，成本费用化即将企业对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支出延续当前会计处理的规定，直接计入成本费用，并增加企业的负债。依据职工薪酬准则的规定，企业的薪酬支出按支付对象的不同分别记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或期间费用。由此可见，成本费用化处理，若计入期间费用则直接减少当期收益；若计入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将通过分摊进入产品成本，通过已销售产品成本影响当期损益，未销售的产品形成企业的存货。未分摊的生产成本以在产品的形式形成企业的存货。由此可见，将企业对专用性较低的人力资本支出成本费用化，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了利润，影响了企业的财务能力（即筹资、投资、收益分配能力）。
（二）资产化的观点
资产化观点是指将企业对介于低专用性人力资本与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期股债权性人力资本的支出增加企业的人力资产，并增加企业的负债。
在资产化观点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对所增加的人力资产是否需要摊销使用成本？如何摊销？摊销期限如何确定等？由于人力资本具有“干中学”的优势，其边际效用未必会递减，因而人力资产价值可能会提高，从而使得对于人力资产是否应摊销争议颇多。
如果不摊销人力资产，将会使企业长期存在该资产，与直接费用化相比，其业绩不会降低。
若摊销，则摊销期的长短将会影响企业每期的费用，从而影响各期收益。确定摊销期可考虑这部分人力资本的任职时间，可能的离职比例等。因此，摊销所增加的人力资产从长期看，与费用化观点相比，由于企业人力资产的分摊期限较长，降低了前几年的费用，但增加了后几年的费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后，企业费用的公允价值仍然降低了。
总之，在资产化观点下，无论是否摊销人力资产的使用成本，其费用的公允价值总额都小于费用化观点下的费用总额。
（三）收益分配观
所谓收益分配观是指将企业对高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支出视同对股权人力资本的收益分配，并增加企业的股权人力资本。企业所实施的股权激励可采用这一模式。与股份支付准则不同的是，收益分配观将股权激励视为收益分配而非费用，从而不会使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业绩变脸。
按收益分配观确认企业对高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支出，其理论根源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的“三位一体”分配模式以及后来马歇尔、熊比特、卡森等扩展的“四位一体”分配模式，即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润、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利润。 “四位一体”分配模式说明了企业应按各要素对经济主体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而高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在企业中所获得的股权激励可视为这些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分配的结果，体现了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契约关系和博弈结果。因此，按收益分配观确认高专用性人力资本权益，符合这些人力资本的生产要素特征。
由上述分析可见，相对于费用观与资产观而言，从经营成果角度看，将企业对高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支出视同收益分配将不会使企业业绩变脸，从而有利于发挥股权激励功效，并能体现高专用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股权资本共享剩余收益的契约关系。
四、结束语
本文从人力资本权益属性的安排出发，论述了企业对不同权益属性人力资本的会计选择。人力资本权益属性变迁的根源在于其资本稀缺性与专用性的变化。资本稀缺度与专用性的提高改变了其契约地位。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高将使得物质股权资本对人力资本“寻租”及占用人力资本“准租”的成本逐步提高，物质股权资本被迫接纳高专用性人力资本参与剩余收益分配。此时，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权益属性表现为：股权性人力资本、债权性人力资本、期股债权性人力资本。高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获得企业的股权，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而低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只能获得固定的薪酬收入，充当债务资本的角色。企业与此相应的支出应分别作为收益分配化处理、成本费用化或资产化处理。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3] （美） 科斯，诺斯，威廉姆森. 制度、契约与组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权益资本范文第5篇
「关键词竞争优势；剩余贡献；绩效依存性；知识资本权益
经营者与股东之间激励不兼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成本、道德风险、效率损失等，是委托制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历程表明，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委托制本身，而是缘于传统产权制度的缺陷以及对人性本质——自利性的忽略。
循着传统的产权制度，股东作为企业财务资本的出资人与风险的终极承担者，享有两种最基本的权利：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财务资本这种“状态依存性”的权责利关系特征，显然有助于激励或者迫使股东实现企业运营绩效的不断提高，由此便确立了对股东激励的产权动因。而作为受托方的经营者，却不占有企业的产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因此也就缺乏对经营者激励的产权动因。既然产权的激励效应与经营者不相关，从自利性本质出发，经营者必然会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经营管理的实质性控制权，借助信息不对称优势，在股东勉强容忍的限度内，谋求自身的内部控制权利益，如转移股东财富、过度在职消费、目标次优化选择等。无论哪种情形，对于企业的团队效率直至股东的财富目标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矛盾既然根源于产权对经营者激励的不相关性以及对人性本质的忽略，那么就必须遵循人本思想，重新定位经营者角色，实施产权制度创新和经营者激励机制再造，从而在企业——股东——经营者间打造出一种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的互动机制。
一、经营者知识与管理的资本属性
（一）知识与管理的价值创造功能。在初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型的企业里，业主依托自身的财务资本以及知识与管理技能，进行价值及其增值的创造。在这种企业制度下，业主集财务资本所有者与知识资本所有者双重身份于一身，相应由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共同创造的税后利润也就完全归属于业主一身。由于股东个体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有限性，为了抗御日渐加剧的竞争风险，谋求更大的规模效应与管理业绩，迫使业主彼此间不仅要在财务资本上实施联合，而且还必须寻求与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及规模扩大后的财务资本相匹配的知识资本，并建立起一种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系。于是，以两权分离、委托为基本制度特征的股份制公司应运而生。一旦进入股份制公司制度，创造价值及其增值的两种资本要素：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所有者主体便发生了分离，相应所实现的税后利润也就需要在不同的资本所有者主体之间进行分割。随着两权分离与股权结构的日趋分散，经营者业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拥有了企业决策管理的实质性控制权。在这种现实格局下，无论是企业价值目标抑或股东财富目标等的实现，越来越取决于经营者的素质与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经营者及其知识资本完全融入了企业价值及其增值的创造过程，成为了与财务资本同等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种实质性的资本要素。既然如此，经营者也就完全有理由提出对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享要求。
（二）财务资本及其所有者与知识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契约关系。财务资本的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而知识资本的所有权则只能天然且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这个载体不单必须是人，而且必须是活生生的人。知识资本所有者的权利一旦遭受损失，其价值创增功能便会贬值，以致荡然无存。知识资本这种能动的、天然的个人专属性，决定了其必然超脱于财务资本的所有者而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目标与判断标准，并且只有在得到正确激励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价值创造的功能。
显然，传统的“以资为本”所体现的“财务资本雇用劳动”的思维逻辑，在非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一旦人类社会演进到知识竞争的时代，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力量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不是静态的“消极货币”即纯粹的财务资本的存在才使得知识资本的所有者“有碗饭吃”，相反倒是动态的“积极货币”即知识资本及其所有者为财务资本的保值、增值提供了可能与保障。在这里，财务资本更主要的是为知识资本价值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媒体与物质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与其将股份公司定义为（财务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莫若视为是财务资本及其所有者与知识资本及其所有者之间的平等而复杂的契约关系更为准确。循着这一逻辑，使得经营者凭借知识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取得了同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一起参与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享的资格。
二、经营者知识资本权益特征
作为“资本”范畴，无论是知识资本抑或财务资本，在利益分配关系的把握上，都应遵循资本——报酬这一共性规则。但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也还存在着诸下方面的差异：
（一）价值的归属性。财务资本体现为一种物化形态特征，一般不受其所有者（股东）结构变化或物质载体流动的影响，具有对特定法人主体很强的归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量财务资本的价值并无太大的困难。比较之下，知识资本则不具备物化形态的载体，而只能依附于活生生的人-经营者或经营者群体。因而，知识资本不仅在价值上存在着事先无法估测的变异性，而且更难以使之保持对特定法人主体的完全归属性，尤其是那些知识资本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经营者更是如此。
（二）经济性风险责任。企业绩效不佳，虽然经营者的知识资本将遭受贬值与利益损失，但股东财务资本的损失同样也不可避免。倘若竞争失败或陷入财务危机境地，几乎一切的经济性损失都将落在财务资本及其所有者身上。因为企业一旦进入这种情形，对承担经济性风险真正的也是惟一能够起作用的只有那些物化形态的资产。而对经营者其实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因为那些将企业带人失败或危机境地的低素质的经营者，其知识与管理原本就不具备知识资本的价值。
（三）权益实现条件。尽管同属资本范畴，都体现着“状态依存性”的资本权益特征，但较之股东财务资本，经营者的知识资本在权益的实现上存在着更大的限制性的资格条件。准确地讲，经营者能否享有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取决于管理绩效的优劣。只有当管理绩效达到并超过既定的水平，特别是市场或行业平均水平时，经营者自身的知识与管理才具有了资本化的前提，从而才有资格以知识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分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如果达不到既定的绩效标准，即便企业赢余，经营者也不能参与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因而经营者知识资本的权益体现为一种“绩效依存性”特征；相反，对于财务资本所有者，只要企业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只要有盈余存在，股东就始终拥有享受企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资格，亦即股东财务资本的权益体现为一种“存在依存性”特征。
三、竞争机制与经营者知识资本报酬计划设计思想
（一）产权激励制度缺陷与竞争机制的引入。经营者知识与管理的资本化，消除了委托制下激励不兼容的矛盾根源，从而为经营者管理的高效率提供了内在的动力源。然而也必须看到的是，具有了产权利益驱动机制，并非直接意味着管理绩效的必然提高。总结国内外一些私有企业或企业私有化后失败的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重组改变的只是企业的激励机制，却没有给企业及其经营者创造出“生存发展”与“淘汰死亡”的强制性择别，因而也就无法保障企业运行必然是高效率的。
动力不仅来自于内在的激励，更来自于外在的压力，来自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客观强制。具体到经营者的管理效率，竞争同样发挥着强制性的效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不单关注产权利益的激励，更受着控制权利益的激励。随着竞争机制的引入，经营者控制权的稳定性必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对于经营者而言，一旦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或者管理绩效达不到股东的期望，经营者的管理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便会丧失，随之其知识资本价值也将不复存在。面对市场竞争，经营者惟一的、也是最为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工作，不断提高管理绩效。而且，市场竞争的程度越是激烈，经营者就越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谋求更高的效率、效益与竞争优势。
（二）经营者知识资本报酬计划的设计思想。竞争机制的引入，不仅弥补了产权激励对经营者管理效率提高的局限性，强化了对人本思想的认识，同时也为评价经营者的管理绩效，并制定知识资本报酬计划提供了指引：
1.知识资本报酬计划实施的宗旨在于促使经营者实现管理的高效率性，并借此推动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的不断强化，因此，知识资本报酬计划设计的立足点是：经营者是否为企业奠定了持续性的市场竞争优势基础，并带来了超出社会或行业平均水平的剩余贡献，即剩余税后利润（=实现的税后利润-相当于市场或行业平均水平部分）。没有剩余贡献，知识资本就不能取得报酬。剩余贡献越大，经营者分享的数额也就越大。
2.经营者管理绩效的优劣，在静态上，应当以市场或行业平均水平为最低判断标准，在动态趋势上，必须以与市场或行业最好水平的比较劣势不断缩小为着眼点。
3.竞争优势的创造缘于核心能力的支持与对战略发展结构的遵循，因此，首先对经营者管理业绩的有效性进行战略符合性分析，是实施知识资本报酬计划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4.经营者知识资本报酬计划的设计，还必须遵循剩余贡献共享原则。剩余贡献并非都是由知识资本创造的，财务资本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财务资本，经营者的知识与管理就无法转化为知识资本，就不可能独立发挥价值创造功能。因此，财务资本也就当然地要求参与剩余贡献的分享。
四、经营者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与指标对报酬的影响权重
（一）关键成功因素与经营者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竞争中的企业，有的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繁荣不过昙花一现，有的却能保持持久的发展活力，其具体原因可能各异，但在一些关键成功因素上把握能力的差异，则是其中的根源所在。从关键成功因素出发，并基于效率、效益与谋求竞争优势宗旨，企业需要对经营者管理绩效设置如下考核指标体系：
1.谋求竞争优势的能量基础：以核心能力为依托的营运效率；
2.持续经营的风险抗御机制：财务安全系数
3.制胜竞争对手的成本领先优势：成本控制效率
4.竞争优势的效益转化能力：资产增值水平及其质量
5.财务目标的最终达成：净资产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