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取得了成效，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不少行业、企业和产品的能耗和物耗水平不断下降。统计数字表明，1981—*年的22年，我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1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年均增长4．2％，GDP年均增长9．5％，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了GDP翻两番。对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应当充分肯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还相当突出。

(一)高投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这固然同人口增加，生活质量提高，经济规模扩大有关，但也同粗放的增长方式有关。从资金投入看，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按照与国际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年为36．4％，*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这里虽然有土地市场化加快、价格上涨和基础设施投资比重提高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同样存在着粗放投人的问题。

(二)高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实现的。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偏高。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l％，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l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水资源利用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不均，但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换来的高增长，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机组发电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窑水泥比重高，矿山利用率就低，废石和粉尘排放量就多；草浆造纸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废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矿利用率就低，废渣和废石就多。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四)不协调。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说木桶的实际容量，不是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条的部分是无效部分。同样的道理，经济结构不协调状态下的增长，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无论是三次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重大生产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问题，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和总体效益的提高。

从农业来看，我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三农”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农业的“短板”，直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和农村市场的开拓，并进一步制约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从服务业来看，目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质优、价廉的信息服务，以及高效的融资、市场中介等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服务业的“短板”，影响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益。据估算，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20％，比发达国家高出近1倍。

从工业来看，虽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工业的整体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不高。许多关键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据统计，我国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站控制设备的几乎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等的70％都被进口产品占据。装备制造业基础性强、关联度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生产消耗水平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产业的竞争力就差，增长的代价就大。这些行业的“短板”，特别是关键技术设备受制于人，必然会减缓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度，增加结构升级的成本，削弱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从而制约增长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组织结构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相对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业依然突出，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影响劳动力、技术、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会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整个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

(五)难循环。从资源流程和对环境影响的角度考察，增长方式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模式，即“资源一产品_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创造的财富越多，消耗的资源就越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越多，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另一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即“资源_产品_废弃物_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国外钢铁企业采用高炉喷废塑料、余热余压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不仅减少了污染，还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美国用铝废料生产的再生铝占其铝产量的50％以上。巴西铝饮料罐的回收率高达85％，日本为82．5％，美国为55．4％。

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许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资源却成了废弃物。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一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的增长，必然是低效率。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l／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

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国只有2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l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资源产出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问题也十分突出。按现行城市人均用地高限标准估算，全国大约可节约654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新增建成区面积的一半。全国城镇人均用地面积已达133平方米，已超过国家规定人均100平方米的标准。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达182平方米，布局分散，闲散地大量存在。一些地方缺乏规划，不顾实际，盲目兴办各类开发区，省级以下开发区征地后的土地闲置率高达40％以上。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