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并做过阐述。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此做了更精辟的概括和阐述。“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综观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任何一个重大理论的提出，都有它赖以形成的经济思想来源，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等方面的条件。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亦复如此。

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把经济发展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首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以一贯之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剥夺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也曾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应当解决双重的任务。一是领导被剥削劳动群众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二是组织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列宁强调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也“更重要”。因为归根结底，“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第二，马克思主义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恩格斯在1847年撰写的、作为《共产党宣言》初稿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做过这样的表述：“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牧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既论证了节约劳动时间规律，又论述了按比例发展规律。但是如果现在据此来论证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必要性，就十分不妥。这不仅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但据此来说明按比例发展规律，从而说明要求社会生产各部门需要协调发展，则是完全可以的。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科学发展观，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继承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1949年3月曾经着重提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就要把生产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城市的其他工作都是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这个时期，他还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伴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这既指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重要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这些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全面地分析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国内和国外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并在这些方面做了种种探索。

诚然，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上述思想都带有时代的特点，都有特定的内涵，并有某种局限性。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其中有些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从方法论的角度，这些思想对形成科学发展观无疑起到了指导作用。

邓小平依据“”和“”两次“左”的错误教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强调：“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他还发出过铿锵有力、震撼人心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诸如，在速度和比例、效益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在经济发展与科学、教育的关系上，他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但在发展问题上，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来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可见，处于改革开放时代，并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理论，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继第一代和第二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之后，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科学发展观形成方面作出了更为直接的贡献。如进一步提出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用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坚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总之，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进一步拓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

把二战前后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做一下对比，就可以清楚看到这期间的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是：在经济周期方面，实现了由战前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到战后向轻波周期的转变；在提高剥削率方面，实现了由战前先后相继发生的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为主和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为主，到战后的这两种剩余价值率的双双下降；在城乡关系方面，实现了由战前的城乡对立到战后城乡差别的逐步消失，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了“逆城市化”；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由战前比较薄弱的基础到战后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环境方面，由战前的严重破坏到战后的逐步恢复；在科技教育方面，继续发展在这方面的优势，支撑了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这些重大变化导致了经济发达国家在战后实现了长达60多年的经济持续发展。

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下列条件决定的。第一，战前长期进行的激烈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除了战后在欧亚两洲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以外，就是迫使经济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范围内，有限度地放松剥削和发展民主。第二，经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在维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的经济体制变革，实现了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到现代的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发生重大变化和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三，战后多次发生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在“蛋糕”做大的条件下，为经济发达国家在某种限度下放松剥削、发展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先进的信息技术也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这些变化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及其本质有什么根本变化，它不过是这些制度和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表现。

以上只是战后国际经验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另一个方面。战后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的基础上，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产生了一大批新型工业化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注意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故其社会都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而有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导致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引起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毫无疑问，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又存在某些共同点。因而这两类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是有警示和启示作用。事实上，这些经验和教训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三、吸收了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精华

在我国历史优秀文化中，以人为本或类似以人为本的思想屡见不鲜。诸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古已有之。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有其根源的。那么，这种反映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为什么会在古代社会产生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又是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因素。而这两点都是主要依靠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以人为本的思想正是这些客观情况在古代优秀思想家头脑中的反映。但这些思想家是在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与体现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以人为本思想同时存在的还有阶级利益和体现阶级利益的思想。按照辩证法的观点，这种共同利益和阶级利益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而且在矛盾两方面中，阶级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这样，在阶级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至于在阶级社会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实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说，是不可能的。

当然，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思想与我国古代社会朴素的以人为本思想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且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根本利益，都要求实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说来，二者是统一的。第三，在这个阶段，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发展理念，是能够比较完全和充分实施的。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全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是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全面、整体、高度的概括。在这方面，只要把科学发展观涵盖的内容与建国以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做一下对比，就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发展就比较顺利，成就也比较大；反之，就会遭受严重挫折，成就也比较小。

关于科学发展观真切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七大做了深刻的分析。“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方略扎实贯彻，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这些情况说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这里所说的两个“没有变”，正是科学发展观赖以提出的客观基础，同时也说明了正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在理论方面，概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个命题包括三层意思：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作为唯物论基本要求的实事求是，具体说来，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基本国情；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在于它集中地反映了作为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主要矛盾，具体说来，就是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集中体现，在于它概括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分配发展成果这样一些有关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第二，在实践方面，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和总纲。所以，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