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基于结构异质性视角，采用我国2019-2021年的经验数据，就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受到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年龄结构异质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更强，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赋能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最弱。青年群体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强，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相对最弱。

关键词：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年龄结构；旅游消费；异质性

一、研究背景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医疗、旅游等精神类消费的需求不断增长，使得我国旅游消费市场得到了较快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稳步增长。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877.8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为471.4元。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1062.6元，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达到了613.56元。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回调，但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在线旅游、虚拟旅游、线上博物馆等为代表的体验性、跨越时空的旅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助力我国旅游消费出现了显著增长。2021年人均旅游消费相比于2020年疫情时期同比增长了16.17%，增加了125.14元，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94.3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1009.57元，为2019年同期的95%，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恢复至613.56元（见图1）。显然，旅游消费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新发展格局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是，传统线下旅游消费受到疫情冲击，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显然是助力旅游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的重要方式，也是应对疫情冲击下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探讨疫情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虚拟旅游、在线旅游、数字化旅游、智慧旅游等互联网+旅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旅游日益引起重视，相关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主要聚焦于信息化如何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扩大居民旅游消费。刘丽华、何军（2015）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旅游业的影响视角，分析了在线旅游对传统旅行社为代表的线下旅游发展的影响冲击。研究主要基于当前旅游市场产业链及旅游业务发展模式分析了旅游消费者偏好，并比较了线上旅游和传统旅游服务之间的消费者偏好程度，最后提出了当前旅游业发展需要顺应互联网+趋势，通过融入线上旅游模式，实现旅游客群业务的拓展，建立旅游业发展新模式的建议。罗蓉、彭楚慧、李勇辉（2020）采用我国2016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其旅游消费支出明显要高出2.86%。王洋、郭舒（2020）基于数字时代背景，从数字经济发展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视角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当前乡村旅游业发展存在利益主体合作不足、数字技术应用渗透不够等现象，亟需有关部门从培育数字旅游发展环境、旅游企业创新能力、数字旅游新业态发展等方面，提升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的赋能作用，助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孙根紧、王丹、丁志帆（2020）同样采用2018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性和异质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快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和数字鸿沟等助力家庭旅游消费的政策建议。吴代龙、曹芳东（2021）基于长三角地区的样本数据，构建了旅游产业与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与信息化耦合发展关系及其空间分异性。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水平总体上呈现逐年稳定上升的状态，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但不同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信息化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而政府政策调控能力、地区人口资源密度和城镇化水平等都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和信息化耦合关系的重要因素。张娴、高灵芝（2021）以安徽省为例，基于2013-2018年的经验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信息化程度与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基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发挥、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旅游企业信息化转型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视角，提出了安徽省旅游业发展的对策建议。陈蔚蔚（2021）基于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的互动视角，分析了基础设施、产业技术、知识支撑等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旅游业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传播功能等对信息化的反馈影响。陈东锋（2022）基于游客心理账户视角，分析了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旅游业从线下向线上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深度的提高能够影响居民旅游心理账户，最终对居民旅游消费模式的选择和偏好产生影响。最后从旅游企业应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消费率旅游偏好的变化，重视线上旅游资源开发和宣传，打造多元化旅游消费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如何促进旅游消费市场的发展建议。罗蓉、彭楚慧、鲍新中（2022）基于消费者信息理论和传播理论视角，采用25个省域的居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认为，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家庭旅游消费的支出，且平均上网时间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最后从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优化信息环境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建议。上述研究对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微观层面的旅游消费、互联网和信息化对旅游产业发展中观层面、信息化与旅游业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仔细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几乎没有文献从互联网发展的宏观层面分析互联网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事实上，有关部门更应该关注宏观层面上互联网发展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以及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异质性。进一步地，基于结构差异性视角，譬如受教育程度、所处区域、年龄结构等，考察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实证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基准计量模型，如式（1）（2）所示：其中，Tourism-consume-Townit表示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Tourism-consume-Ruralit表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Internetit表示互联网信息化水平，Controlit为控制变量，uit为误差修正项。在模型（1）和模型（2）基础上，从受教育程度、所处区域、年龄结构异质性视角建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模型，如式（3）-（8）所示：（8）其中，Internetit×Educationit为互联网发展与受教育情况的交互项，反映教育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Internetit×Regionit为互联网发展与区域的交互项，反映区域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Internetit×Ageit为互联网发展与年龄结构的交互项，反映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其他变量同基准模型（1）和（2）。

（二）相关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采用城镇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衡量，实证研究时进行取对数处理。主要解释变量：互联网发展情况采用每百人中拥有智能手机数量近似衡量。受教育程度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衡量，区域异质性根据东中西进行划分，设置为虚拟变量，如果为东部地区，Regionit=2，如果为中部地区，Regionit=1，如果为西部地区，Regionit=0。年龄结构异质性根据居民年龄划分，采用0-35岁（含）人口占比反映青年人群，35-59岁（含）人口占比反映中年人群，60岁以上人口占比反映老年人群。控制变量：影响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控制变量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衡量，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交通可达性采用高铁里程数和公路里程数之和衡量。上述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地方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19-2021年近3年省域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估计，对基准模型（1）（2）进行估计，得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强。这一点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程度，以及对在线旅游的认知和参与度更强，特别是在互联网使用的便利性和可得性方面，明显要强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利用互联网手段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旅游中。比如当前互联网对乡村旅游景点的开发，通过互联网渠道，让城镇居民更好地获取旅游目的地信息、旅游资源，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旅游消费支出同样具有正向赋能作用，且相比较而言，收入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与理论预期一致，也符合经济学常理。从控制变量来看，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这一点可能是由城乡居民对旅游意愿的异质性决定，相比较而言，城镇居民的旅游意愿更强，因此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更好地促进城镇居民进行旅游消费，而农村居民则更多地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只有收入水平提升才能够较好地激发农村居民增加旅游消费支出。进一步，基于受教育程度结构异质性模型（3）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仍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正向赋能作用。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助推效应（中介效应），但这种正向助推的中介效应在城镇居民样本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方面的贡献度更强。需要通过缩小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这对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扩容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基于区域异质性模型（5）（6）进行估计，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赋能效应依然存在，但区域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贡献度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同样，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也呈现出东中西不断递减的特征。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呈现出东中西不断递减的特征，且收入水平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最强。与模型（1）（2）（3）（4）估计得到的结果类似，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强于城镇居民，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地，基于年龄结构异质性模型（7）-（8）进行估计，得到年龄结构异质性视角下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表4的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依然存在，但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青年群体在互联网发展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支出扩大方面的贡献明显强于中年群体，中年群体强于老年群体。这一点与客观现实也较为吻合，青年群体是利用互联网搜寻旅游信息的主要群体，对于在线旅游等新型旅游模式更容易接受，更喜欢去尝试和体验旅游模式的变化。对于0-35岁的青年群体，更多地是以90后和00后为主体，这些群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更为深切，显然更能够借互联网发展助力旅游消费的扩大。中年群体次之，而老年群体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相对最小，很大一部分老年群体并不能够熟练地使用互联网，因而在互联网赋能老年群体旅游消费支出方面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述模型类似，不再详细解释。

五、结论

扩大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是我国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我国2019-2021年的经验数据，就我国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了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得到结论如下：第一，互联网发展对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赋能作用，但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促进作用更强。第二，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受到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年龄结构异质性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年龄结构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中均存在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发展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正向赋能效应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最弱。青年群体在互联网发展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最强，中年群体次之，老年群体相对最弱。第三，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而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撬动作用更强。

作者:姜欣言 王强 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