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发散之性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药物的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也能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其次，酒有助于药物有效成分的析出。中药的多种成分都能够溶解于酒精之中，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可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提取出来。此外，酒精还有防腐作用，能保存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而不变质。古人不仅常用酒来服药，更是将各种中药与酒一起经过浸泡或煎煮制成酒剂，以药之功，借酒之力，既可治疗又可预防疾病，由此发展出我国独特的一个重要剂型———药酒。药酒的发明，是医疗史上的一大进步。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有我国现存可见最早的药酒记载，全书283方中用酒就有40方之多，只是其所记载的药酒，并没有具体的方名。最早的药酒命名，现见于《黄帝内经》。全书共记载13首药方，其中有用鸡矢和米酒制成的“鸡矢醴”，和用左角发和美酒制成的“左角发酒”。以单味药或一方中主药的药名作为药酒名称，成为后世药酒命名的重要方法。

《内经》中还有大量关于药酒的论述，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素问•血气形态篇》曰:“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醛药”。《素问•玉版论要篇》载:“其色见浅者，汤液主治，十日已;其见深者，必齐之主治，二十一日已;见其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采用煎煮法和浸渍法制备药酒大致始于汉代。约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用酒浸渍，一方面可使药材中的一些药用成分的溶解度提高，另一方面，酒行药势，疗效也可提高。东汉医家张仲景的名著《金匮要略》中，就有多个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如“鳖甲煎丸方”，以鳖甲等二十多味药为末，取煅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尽一半，着鳖甲于中，煮令泛烂如胶漆，绞取汁，内诸药，煎为丸。还有一例“红蓝花酒方”，也是用酒煎煮药物后供饮用，以治疗妇人腹中刺痛。

唐宋时期，药酒疗法到达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载药酒应用范围已涉及内、外、妇、五官诸科。《千金要方》卷七列有“酒醴”专节，卷十二设“风虚杂补酒煎”专节。《千金翼方》卷十六列有“诸酒”专节。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设“古今诸家酒方”专节。宋代官修的方剂巨著《太平圣惠方》所设的药酒专节达六处之多。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是当时的显著特点。

元明清时期，药酒在整理前人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关于饮酒避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价值。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25条下，设有“附诸药酒方”的专目，列有69种不同功效的药酒。缪希雍所著的《炮炙大法》对药酒的制作和服用方法有详细的论述。此外，明代朱棣等人的《普济方》、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代吴谦等人的《医宗金鉴》、汪昂的《医方集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等书，均收录有多种药酒方，药酒到此时已发展的较为完整。酒之所以受到古代医家的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饮酒具有养生保健作用。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厚，讲究饮酒方式便是其特点之一。饮酒方式得当，才会有益于养生;方式不当，“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损躯命”。元人贾铭在《饮食须知》中说:“凡饮酒宜温不宜热”，又说“饮冷酒成手战”，说明酒在不冷不热时喝才是适宜的。

《吕氏春秋•尽数篇》说:“凡养生，莫若知本……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清代朱彝尊撰写的《食宪鸿秘》提出，“饮酒不宜气粗及速，粗速伤肺。肺为五脏华盖，尤不可伤。且粗速无品”。这是讲饮酒应慢，不可速饮豪饮。《养生要集》中有这样一段话:“酒能益人，亦能损人。饮之失度，体气使弱，精神侵昏”。可见饮酒需适度，无太过，亦无不及。太过伤损身体，不及等于无饮，起不到养生作用。综上所述，酒在中医治疗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酒本身是药食两得之品，很多药物因酒制而直达病所，提高疗效，药酒更是病人乐于接受的一种治疗形式。我们应积极发掘、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中的相关内容，更好地继承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

作者：廖旭单位：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