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江明生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出发点和归宿点:发展经济、服务于民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反作用经济基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调整或分配的思想倾向,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上层建筑能动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改造经济基础并促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只要国家指导思想和国家发展目标不变,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动出发点和归宿点就不会改变。“经济增长、服务于民”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发展目标,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出发点和归宿点。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生产力问题。建国初期国情是“一穷二白”,不仅人民贫困而且国家也贫困,要想尽快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务必集中国家财力、人力和物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建国后短短的三十年时间内,不仅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事物都有两面性,计划经济在实施初期显示出其旺盛生命力,随着内外环境变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缺陷充分暴露出来了,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和制约。改革开放之后,用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逐步取代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逐步解决计划经济所存在的缺陷,用市场经济来予以弥补。只有发展经济,经济增长,社会财富丰富,人们才可能分到更多利益,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服务于民,在这里特指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共享。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作为党的宗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时代制定的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不仅体现着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平等权利,更体现在经济上享有平等劳动权利和差别极少的利益分配权利,不仅保证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更保证了人民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即使平等导向的公共政策有缺陷,但在当时满足了人民的政治需求和经济利益需求。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效率导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至今公平正义取向公共政策的历史阶段,但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在具体制度和实施过程或之后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间不平衡和资源分配不平衡等,这些问题的产生经过由不明显到明显、不严重到严重的变化过程,也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力度小到解决这些问题力度大的过程。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公共政策中存在诸多不完善、诸多不足,但其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不变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不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任何阶段,“经济增长、服务于民”都是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更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逻辑起始点和终点。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驱动力: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变化,主要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所引起。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变化表现为适应或不适应两种情况,当表现为适应时,社会需求表现在量增加上,当不适应时社会需求表现在质变化上。社会需求有多种多样,会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不同,社会需求也呈现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映着社会存在。社会需求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社会需求变化意味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也要变化,可以说,社会需求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驱动力。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驱动力是社会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社会需求主要表现为:一是人民翻身做主人,要有当家做主的权利需求,这些权利需要具体表现为政治关系中平等的决策权、参与权和管理权等。二是经济关系中拥有的平等经济权利需求,如农村耕者有其田,在城里工人享有在企业平等的经济决策权、经济参与权和经济管理权等。三是国家贫困、资源有限,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实的需求,更多体现为国家作奉献价值需求上。这些需求决定了当时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即公有制,决定了生产关系中的平等关系和享有平等的权利,决定了当时中国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平等的。同时通过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来更好保护和满足人民的需求,鼓励人民多为社会作贡献,发挥人民主人翁地位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多鼓励人民舍小义取大义,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实现现代化服务。此外,通过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发挥和调动人民主人翁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认为:“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进分子、积极分子。”“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3]59“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4]162一旦某种社会需求得到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就会产生。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有其缺陷,造成国家积累过多,人民生活水平低,物质生活贫困,急需要改变现状,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改革开放后,社会需求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有着强烈改变现实和现状的需求和愿望;二是有着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有着摆脱贫困、强烈致富需求;三是有着依据能力大小或奉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强烈愿望和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促使中国公共政策原价值取向转变为效率取向,在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下逐步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实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常物质生活的需求。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实践,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也突显出缺陷: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城乡差别、地区间不平衡等,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效率导向的公共政策,更需要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引导。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既要大力发展经济、推进生产力发展,更要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解决城乡差别、贫富分化问题,在初次分配中突出公平、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再次分配中更加重视公平,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手段:改革创新

改革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改革创新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不绝动力。不改革创新就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就是一个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过程。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动力是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变化的手段是改革创新。只有改革创新,才能突破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框架限制,才有利于解放思想,从而驱使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手段也是改革创新。建国之初,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对以往几千年以来实施不平等和阶级性取向的公共政策的颠覆,也是对以往这种公共政策的革命,满足人民当家做主的需要,符合当时现实的情况和需求。平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经过了几十年的实施也逐步暴露出缺点和不足:人们利益均等,平等主义盛行,生产和工作积极性很弱。改革开放之后,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务必进行改革创新,使之更加符合新时期公共政策价值需求。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由平等取向转为效率取向,这就是改革创新。在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下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人们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不过,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有着自身的缺陷:导致贫富悬殊、经济外部效应和短期性行为等。面对这些问题,效率取向的公共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正义取向的公共政策。这些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能够更好解决其所面对历史阶段中存在的问题,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改革创新作为一种手段,不断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发生历史演变,促使这些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能更好指导现实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回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轨迹:“平等—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正义”,看似回归原有平等取向的公共政策的原点,实际上是螺旋上升为新的点,是对原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质的飞跃。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公正与和谐

依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内在规律性,立足于现实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针对未来的社会和人们的需求,结合未来社会的可能状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应该为:公正与和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首先表现为“公正”。公正即公平正义,主要表现为平等性,体现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完全平等,是指人的基本权利的分配原则;一是比例平等,是指人们的非基本权利方面的比例平等,比如按贡献大小或能力大小进行分配。[5]此外,还体现为如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等具体原则。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轨迹体现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否定之否定定律,揭示了从差异性平等价值取向到公正性价值取向的历史逻辑发展的过程,体现“平等性”的价值取向。第二,现实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为公平正义,但现实中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公共政策存在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公平不足、初次分配中效率优先突出,分配不公平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城乡差别存在拉大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大量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等。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将公共政策公平正义价值取向内容完善化和具体化,以便更好指导公共政策制定;二要不断制定和完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使之更加符合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不会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中级、高级阶段。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较长时间内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即现实中存在的诸多的不公平问题仍然会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存在,公正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只有在未来社会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才能逐步减少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直到未来某一天消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还体现为“和谐”。和谐是和睦协调之意,是指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公共政策和谐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一是社会和谐,它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要达到的目标。二是政策和谐,它体现为上下政策之间协调、平行政策之间协调和前后政策之间协调等,使得这些政策形成合力,维护公共利益,构建和谐社会。这是因为:第一,和谐意味着求同存异、和睦共存。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传统与现代之间融合与冲突、中外文明之间碰撞与吸收、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等会持续在社会中发生和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冲击社会公正。只有按照和谐价值取向,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第二,随着社会发展,未来社会将会遇到现在想不到的更加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复杂社会现象将需要公共政策进行协调,社会矛盾需要公共政策进行化解,这就意味着今后将会制定更加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要使这些公共政策更加协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政策未来发展价值取向在坚持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上,应将和谐价值导向融入到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使得诸多政策类型内在和谐,更好地体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是受制于社会环境,是受社会需求所驱动,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服务于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进行思考,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变化的实质和内容,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现实中最新马克思主义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实质和未来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以便更加自觉的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