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概况

1.深入发展阶段

（1978年—1989年）这十一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顶峰时期，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参与了关系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重大决策制定过程，通过出访美日两国从而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邓旋风”，在此背景下，国外关于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首先是出版了大量有关邓小平生平的人物传记，如德国记者弗兰兹和法国作家那维亚分别著的同名书《邓小平传》、美国学者戴维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国诺拉亚的《邓小平：法国岁月》以及日本内藤雄三的《五尺巨人邓小平》等；其次是编辑出版了邓小平的理论著作，如英国培格曼公司总经理罗伯特1984年编辑出版了英文版的《邓小平文集》，1988年苏联也出版了俄文版的《邓小平选集》；此外不同于以往的是出现了一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欧美、日本和苏联三大研究基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和布莱彻的《中国：一个反对偶像崇拜和厉行革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学者天儿彗的《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以及小岛朋之的两篇文章《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和《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摩擦》、苏联学者亚诺夫斯基的《为了共同的利益一道前进》和雅科夫列夫的《邓小平的政治肖像》等。

2.成熟繁荣阶段

（1989年以后）1989年邓小平主动辞去一切职务，此后国外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研究在经历了三次高潮后趋于成熟，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主要是围绕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展开研究；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主要围绕邓小平及其理论的历史地位展开研究；2004年邓小平100周年诞辰前后围绕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评价形成了第三次研究高潮。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按研究基地的不同可分为以下三类：欧美类，如施拉姆《邓小平超过了吗？》、伊文思《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德里克《后社会主义：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夏泰宁《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观念的变化———写在邓小平南行之后》等；日本类，天儿彗《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和《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邓小平》、竹内实《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矢吹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俄罗斯类，杰柳辛《邓小平———革命家、主义者、改革家》和《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沃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此外俄国学者还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译成俄文，影响极大。

二、国外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基本观点

国外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邓小平的个性特征和人生经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理论的内容及其影响。总的看来，1978年以前研究侧重于邓小平的人生经历，1989年以前主要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内容，90年代以后则着眼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与评价。关于邓小平的个性特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邓小平思维敏捷、充满活力。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称赞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辛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奥克森伯格也认为邓小平始终“拥有一种颇具吸引力的、敏锐而求知若渴的才智”。二是邓小平求真务实、善于实践。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认为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的产生“是他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合乎规律的成长过程。”石池雨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一书中称赞“邓小平是务实风格的典范”。三是不屈不挠、敢于斗争。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使得他被各国媒体称颂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永不服输的革命家的形象。国外关于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成功的改革家、“中国现代化之父”、世界和平的维护者、“社会主义事业的救星”。美国学者派依在《邓小平和中国政治文化》中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逝世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学术讨论，普遍认为，邓小平是20世纪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日本学者竹内实更是直接将邓小平与秦始皇、孔子、一起并称为中华民族四大伟人。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将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事件之一的设计师载入史册”。许多学者认为：“邓小平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事业，他不仅对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没有丧失信心，而且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未来也没有丧失信心。无论中国的‘’，还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都没有破坏他的这种信念。”这些评价，分别从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外交政策、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四个主要方面来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国外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几乎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但研究的热点一般集中在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和平渐进的革命，和平、渐进、革命三位一体，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三大显著特征。和平反映了改革的方式，渐进体现了改革的步骤，而革命则点明了改革的性质。格里特认为“与以前的革命热情相比，邓改革的特征不是革命的言辞和方法，而是渐进性的、阶段性的政策改变。“”无论从改革的类型、范围，还是从改革的深度来看，这场改革已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各个方面。”关于“一国两制”，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天才的构想，是解决港澳问题的关键，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但也有学者认为联邦制或德国模式比“一国两制”更适合于解决台湾问题。国外学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市场和社会主义的联姻，“邓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要求党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目前中国最‘主义’的领导人。”还有的学者对邓小平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大加赞许，巴里•诺顿在《经济学家邓小平》一文中指出：“邓小平没有什么思想要强加给社会，因而，他愿意采取‘不干涉’的政策，他让经济（不是政治）发展按其发展规律自然展开，党和政府不经常予以干涉。”“他本人表现出了任经济按自身规律发展的才能。”但这些学者同时强调，邓小平并不是绝对的不干涉经济。诺顿指出，虽然邓小平很少直接干预经济政策的判定，但这少数干预往往是关键性的。“邓总是确定政策的总方向，在关键时刻把握航向”，“在15年里，邓亲自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四五次，但每次都是关键性的”。

三、国外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局限

国外学者在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比较善于发掘新的分析模式，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这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现择其要者介绍之。第一，比较研究法，这是欧美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采取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既有国内比较，又有国际比较；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比较，他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特色与独特的历史贡献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好地展现和把握。最常见的是把邓小平与、、陈云等中共其他领导人进行的比较，如戴维•W.张就曾认为“，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内藤雄三也曾用此法分析过邓小平和所代表的“刚”和“柔”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当然也有把邓小平同列宁、戈尔巴乔夫等外国领导人进行比较分析的。第二，实地考察研究法，日本学者由于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广泛采用此法。实地考察研究促进了国外学者研究方法的变革，他们不再局限于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报刊资料和文件，一改以往历史定性和思维定性分析，不再拘泥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采用了实地调查、实际考察的实证性研究。天儿彗所著的《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一书就是作者在华实地考察访问两年后回国完成的。第三，概念定性研究法，前苏联以及西方左翼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大多肯定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特性，承认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但也有一些学者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仅根据经典作家个别论断以及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邓小平理论，认为邓小平理论背离了马列主义和思想，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第四，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在对已有的方法进行批判与改进中进行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更注重社会结构对中国领导层与群众两方面行为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指出的，无论在对中国国内还是对外方面的研究，行为主义已被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

四、总结

总的说来，国外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硕果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主要体现在一些西方学者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特别是以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重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更有甚者认为邓小平促成了中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这种观点在近年中日关系冷淡大背景下的日本学界有一定的市场。此外由于受资料不全、信息闭塞、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国外学者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缺乏有一定理论深度和深入细致的研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扩大，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越来越多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必将随之问世，上述缺陷也或许终将得到克服。

作者：马宁单位：北京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