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曾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第312—313页，第313页。)这既是邓小平对非洲朋友的忠告，也是对我国人民的一个警喻，同时亦给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20多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作过程度不同的论述，但仍有进一步全面、深入探讨的必要。

非洲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随着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出现的一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从1955年至1990年，非洲先后有34个国家宣称要搞社会主义(注：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81—82页，第228页，第223页。)，约占非洲国家的2/3。非洲的社会主义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自称是“阿拉伯社会主义”，主要是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2)自称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如埃塞俄比亚、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3)明确宣布是“非洲社会主义”或曰“村社社会主义”，曾宣布过要搞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国家有：马里、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肯尼亚、佛得角、塞舌尔、扎伊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4)宣布搞“民主社会主义”，这类国家较早的有毛里求斯、塞内加尔，突尼斯在1979宣布搞“民主社会主义”，1989年后莫桑比克、刚果、安哥拉等也宣布改行“民主社会主义”。(注：参见肖枫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下卷)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7章和18章的论述。)

非洲国家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实验，不失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实行国有化，打击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控制，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进行，削弱了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推行国家干预经济，对于稳定经济形势、保证重点建设也有重大作用；采取某些福利措施，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注：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81—82页，第228页，第223页。)但是，总的来看，非洲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尝试，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反而在诸多方面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后果。其中最要害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贫穷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观，有不少国家甚至越搞越穷，陷入经济衰退之中。

就非洲整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在独立后初期，非洲国家曾经有过短暂的经济发展见好的时期。但自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普遍衰退的现象。80年代被认为是“失去发展的十年”。这10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非除外)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由1973年的6.1%降到0.8%，人均收入下降约25%。城市一半人口、农村3/4的人口受到饥饿的威胁。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1985年的1.05亿增至1992年的2.2亿。全球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就占33个。非洲国家外债急剧增加，1981年为864亿美元，1990年狂增到2720亿美元，1995年达到3170亿美元。债务总额相当于非洲国民生产总值的80%。非洲每年用50%以上的收入支付到期债务和利息。在对外贸易上，非洲国家的状况也愈见恶化。1980—1986年，非洲的贸易条件指数平均每年下降4.0%。1986—1990年，非洲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指数下降了23.2%，出口收入损失达500亿美元。

就宣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亦没有搞好。北非的石油生产国阿尔及利亚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年代也不断下滑，由1982年的2350美元降至1989年的2230美元。1990年，外债达271.3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通货膨胀率高达46.3%；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20%。赞比亚在独立初期经济状况也较好，人均国民收入一度曾达到700美元。自80年代开始，赞比亚收入锐减，失业率逐年上升，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1991年，通货膨胀率高达88.3%，外债总额达72亿美元，相当于赞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人均近1000美元。莫桑比克粮食产量严重亏缺，1989年仅57.5万吨，需进口75.3万吨，才能满足人们的最低需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美元，有60%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刚果经济每况愈下，1990年外债高达50亿美元，每人平均2500美元，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6倍。据有关材料报道：非洲负债最高的国家有：莫桑比克负债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26%，几内亚比绍是323.7%，坦桑尼亚是250.8%。此外，埃及、赤道几内亚、赞比亚、刚果、马里、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苏丹、扎伊尔等20多个国家的负债已超过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完全丧失了偿债能力。(注：以上两段论述中所引数字参见欧洋、文璐编《富饶而贫穷的大陆——非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实践证明，非洲的社会主义尝试是不成功的。由于越搞越穷，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有的国家早已悄然收起社会主义的旗帜；有的则因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使社会主义的试验夭折。尤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各国和苏联的演变，给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致使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弦易辙，非洲的社会主义走向全面衰落。那么，这么多非洲国家怀着良好的愿望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是想更好地建设发展自己，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目标，为什么却事与愿违，反而越搞越穷呢?这确实是很值得人们思考和总结的一个问题。根据邓小平对该问题的某些论述，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急于搞社会主义。

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前途，只能说明，这些国家实际上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

就经济基础来看，长期掠夺性的殖民统治造成了非洲国家经济的畸形和落后。一方面，其经济呈二元结构状态，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业与传统农牧业并存，交换性和开放性的沿海、城市货币经济与自给性和封闭性的乡村自然经济并存，而且自然经济仍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农业社会。另一方面，非洲经济是在外国殖民主义的胁迫下加入国际分工的，并且业已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不过，非洲在这种国际经济联系中处于一种极不平等的受支配受剥夺的被动地位。殖民统治使非洲国家形成单一经济特征，而这一特征又使非洲国家的经济产生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性。一位名叫布鲁坚兹的原苏联学者曾指出：“至于经济基础，那么这里仍然是自发的发展过程，它导致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经济基础在许多重要特点上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经济基础相似。”(注：转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第36页，第111页。)

就社会结构来看，非洲国家的家族和部落的纽带在社会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由若干大家庭组成的村社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基于亲缘和地缘联系的“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酋长集权制是非洲涉及地域最广、历史最长的一种社会政治体系。美国一位非洲问题研究专家克劳福·扬曾指出：非洲国家“政治社会的标志是高度的多元化，即一国之内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部族宗教或种族社会”。(注：转引自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第257页。)

就阶级状况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洲的移植和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部族、地区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界限，催生了新的社会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但总体来说，非洲各国的阶级或阶层分化尚不明显，新生的阶级或阶层与传统的社会关系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劳工阶级仍处在孕育中。劳工阶级是随着矿山、种植园、基本建设(如铁路、公路、港口等)及城市化的兴起而形成的，这支队伍规模还不大，也很不稳定，相当多的工人属于流动性或季节性劳工，组织涣散，阶级意识淡漠，在政治上还起不到领导阶级的作用。

就意识形态来看，非洲国家大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信仰，民众多囿于小生产的狭隘性、保守性、闭塞性和种种偏见。非洲国家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低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965年小学入学率仅为该年龄组的41%；中学入学率为该年龄组的4%；而受高等教育的为零。(注：转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第36页，第111页。)这种知识水平使非洲民众难以正确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非洲国家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推行社会主义的模式和做法，可想而知，是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邓小平曾明确表示过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1988年5月18日，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建议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第290页，第116页，第2页，第139—140页。)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又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第290页，第116页，第2页，第139—140页。)

第二，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其本意来说，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共同富裕的一种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规定性。我们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顾各国实际条件僵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但是，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随心所欲地妄加解释，使之面目全非；或者完全离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任意“打造”。

非洲宣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政党领袖和执政党，大多没有对社会主义进行科学的认识和解说。他们有的只是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性的东西当作标签贴在非洲传统社会机构和价值观念上，甚至认为非洲的社会传统天生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因素。如几内亚的杜尔认为：社会主义融合了黑非洲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指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黑非洲传统的村社制度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因素。加纳的恩克鲁玛强调：黑非洲传统村社制度的基本原则，如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塞内加尔的桑戈尔讲得更直截了当，认为黑非洲传统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注：转引自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第257页。)他们中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从某种宗教的教义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宗教，是一种没有神职人员的宗教。如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曾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伊斯兰教义中产生的，“伊斯兰教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穆斯林兄弟会进而宣称：“社会主义早就存在于古兰经中。”(注：王中兴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利比亚的卡扎菲则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国人民并不是外来的东西”，“是在我们人民的遗产和信仰中生根发芽的社会主义。”(注：唐大盾、徐济明等《非洲社会主义新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他们还有的敌视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如埃及的纳塞尔就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思想体系”，是致力于摧毁伊斯兰教和中产阶级的。他强调埃及实行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本·贝拉也公开讲：在阿尔及利亚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要保留“真主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在国际舆论面前再次声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我们无愧于社会主义的穆斯林的行动。”(注：转引自李琮《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第36页，第111页。)可以肯定地说，非洲的社会主义尝试不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不能把握社会主义的真谛，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1980年4月21日，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就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第312—313页，第313页。)同年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第312—313页，第313页。)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又强调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第290页，第116页，第2页，第139—140页。)可见，只有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真正弄明白，才能真正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

第三，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来抓。

社会主义作为比以往社会制度更先进的制度，必然要比以往社会制度更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非洲宣称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却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作根本任务来抓，而是着重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致力于追求一种平等、自由的道德价值目标。

从北非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理解和向往的社会主义理想图景来看，都没有立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而是简单地把平等、正义、自由等视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体现。纳赛尔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机会均等的社会。”机会均等体现在“每个公民在政治权利、法律权利、公民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利、劳动权利、受报酬权利和保障权利等方面是平等的”。卡扎菲说：“社会主义就是谁也不应当拥有大量资本，做大富翁，能剥削人民”；“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本·贝拉说得更生动形象，他说：“在一盘菜的周围，有的人用大勺吃，有的人用小勺吃，这是不合理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能用同样的勺子吃。”(注：赵明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页，第336—337页。)

撒哈拉以南搞社会主义的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认为，非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道主义，即黑人的平等互助的伦理道德，又叫做黑人精神。他们认为，人生来就有平等、正义和团结的感情，社会发展就取决于这种人类固有的永恒的道德原则，而不是取决于经济因素。所以，他们要求社会成员要“自我完善”、“自我克制”，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平等福利”的目标。(注：赵明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页，第336—337页。)在坦桑尼亚，尼雷尔领导的《阿鲁沙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通篇在讲社会主义时，也是紧紧围绕着“平等”、“同样的权利”、“行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都应得到社会的保障”以及“消灭剥削”、“人人参加劳动”等来阐释社会主义原则和目标追求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非洲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集中在摧毁殖民统治、消除剥削、实行平等和自由权利上，而几乎不涉及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没有把握住社会主义的这一根本要义。

第四，盲目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一是要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二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符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模式，制定本国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别国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可以作参考，其中有益的成分应该借鉴、吸收，但不能照抄照搬。可是，非洲宣布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走了两个极端，要么如前所述，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分强调本民族传统的习俗和宗教的东西，曲解社会主义；要么不顾本国的实际，认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或中国的做法，是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机械地加以模仿。而苏联也以各种手段“引导”和促使这些要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着它那套办法去做，结果，难以取得好的成效。

例如，不少宣称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尤其是宣称搞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过激、过分地推行国有化、计划化和农业集体化。这本来是苏联、中国在不同程度上曾经犯过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错误，却被某些非洲国家当做搞社会主义必然的经验加以仿效。应该说，非洲国家独立后，对殖民主义者垄断控制的工厂、矿山、金融、基础设施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实行国有化，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国有化的程度和速度应该与本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及本国的实际管理水平相适应，这样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大多数非洲国家却不顾这些，认为只要实现了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将一切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统统收归国有，国家还投资兴建了不少国有企业。据对30多个非洲国家的不完全统计，非洲大陆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大陆”(注：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81—82页，第228页，第223页。)。这样做的结果使大量外资抽逃，也阻止了外资的再注入，还遏制了本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失去了活力。而收归国有的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人员，其结果则是经营不善，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在经济管理方面，不少非洲国家也采取了对经济的直接行政干预，统得过死过宽，造成资源配置失当和浪费，产品和劳务的价格扭曲，限制了市场发育和市场机制的运行，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方面，有些国家也采取了过激的政策，试图通过强制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大搞农业集体化、合作化，将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规模较大的集体经济。坦桑尼亚的“乌贾马”，莫桑比克的“公社村”等，都是这种过激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产物。由于这种做法迅疾地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不适应非洲农业发展条件的需要，所以引起了经济关系的混乱，造成了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停滞，甚至下降。

在政治体制上，许多搞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也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党集权制政体的推行。当时，苏联极力向非洲国家鼓吹：非洲国家独立后，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压力和国内部族势力及其他政治力量的纷争，只有在政治上搞集权，才能真正巩固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理论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认同，便访效苏联推行一党制。到1989年，在当时51个非洲国家中，实行一党制或军人统治的国家有40个，占总数的80%。(注：畅征、刘青建《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81—82页，第228页，第223页。)在一党制下，党国合一，党的领袖高度集权，实行终身制和家长制统治，导致体制僵化，权力腐败严重，管理效力低下。一党制也不能很好地反映非洲国家复杂的部族利益和要求，采取高压统治的措施，往往使部族矛盾激化，不断引起内乱和政变，这也是导致经济停滞乃至衰退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曾经郑重地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第290页，第116页，第2页，第139—140页。)所以，他一再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还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他提醒非洲的朋友说：“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第290页，第116页，第2页，第139—140页。)

总的来看，非洲社会主义越搞越穷的原因很多。比如，还有西方资本主义的阻挠和颠覆。尽管非洲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这也为西方国家所不容，遭到西方国家千方百计的打压，从而增加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有的非洲国家并非出于搞社会主义的原因，而是由于种族、宗教、领土等纠纷而长期陷于内乱，或与邻国交恶、开战。这些，也都严重影响了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过，从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本身的原因来分析，以上四条应该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