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经常是在进展与停滞、合作与对抗中来回摆动。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出现,主要是中美间既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又在众多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决定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中美间新的矛盾与利益也正在凸现出来。

一、中美关系中的矛盾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1年是对抗时期;1972～1989年是合作为主的时期;1989年6月以后是“若即若离”的时期,对抗不时占据主要方面。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台湾等问题上。

(一)人权问题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也不同,在“人权问题”上必定各有自己的标准和理解。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而只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关系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美国从尼克松开始,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中均带有相当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在80年代中期以前,出于当时“联华制苏”的战略利益,美国就“人权问题”并没有同中国正面交锋,该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

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的决策层开始进行关于美中苏大三角关系变化后对华政策走向的讨论,这场讨论已有中美关系分歧大于共同点的看法。美国决策层中开始强调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80年代末,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此时正值苏联东欧剧变的前夜,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正在走向解体。布什不失时机地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加紧了对苏联东欧的“和平攻势”。同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人权因素明显增强。1989年2月布什访问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人权问题”,并私自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出席总统告别宴会。遭拒绝后,美方对此大做文章,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了。美国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对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西藏问题”不断发难。布什对华政策在“六·四”政治风波到来之前已转向对中国施压,将支持反对派作为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随之而来的“六·四”风波,美国便大幅度地调整对华政策,借口“人权问题”,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

中国在美国“人权问题”的强大攻势面前,采取了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对应政策,在国际上理直气壮地讲人权。1991年10月,中国公开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用大量事实向全世界公开介绍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司法等领域的人权状况,从而对美国人权攻势进行了有力的反击。由于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和灵活的内外政策,使西方不少国家先后解除了对中国的制裁。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其长远利益考虑,也不得不有所松动。布什总统曾连续否决国会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挂钩的议案,宣布无条件地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使紧张的中美关系一度得到缓解。

克林顿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新波折。克林顿基本上放弃了以往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对中国战略价值的估计。他认为,“在冷战时期,中国当时是一支牵制苏联的力量,美国的这种忍耐或许是有意义的;而现在,我们的对手已经改弦易辙,再打中国牌已毫无意义”①。克林顿将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作为其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克林顿一上台就主张将“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相联系,并派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没有得逞。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在美国经济界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但同时扬言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采取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支持人权团体,建立新的自由亚洲电台等。美国还不断采取措施使“人权问题”国际化、多边化。自1990年以来,美国一再试图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通过反华决议。1997年4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由美国、英国、丹麦带头提出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在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和9票弃权获得通过后,又以不予审议的形式被否决了。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图谋第七次遭到失败。值得提出的是,以往6次提出议案的过程中,欧盟起了核心作用,而这次欧盟几个主要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参加提出议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也没有签署这项议案。这说明西方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已存在深刻分歧。因此,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比在往届会议上败得更惨。屡遭失败,却不甘罢休,这说明美国对中国实行人权干涉是其既定方针。

(二)最惠国待遇问题

中美间的最惠国待遇是1979年两国建交后,根据中美贸易协定在进口关税、手续费和企业业务方面双方相互给予的贸易优惠条件。这种待遇是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做出的对等安排。美国拒绝给予部分国家最惠国待遇的依据是1974年贸易法中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这一法案当时主要是针对苏联,企图迫使苏联允许犹太人自由移民,否则就不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1980年～1988年,中国没有受该修正案的限制,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基本上得到顺延。1989年中国“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便不断利用这一修正案干扰中美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把最惠国待遇问题同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联系起来。1990年～1992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连续三年,均经过激烈的辩论,坚持将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了议案。国会的议案虽遭布什总统的否决,维持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已干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克林顿上台后,1993年5月28日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至1994年7月3日,但对延长1994～1995年度的最惠国待遇附加了与“人权”有关的条件。这一行政命令不仅使中美关系再度受到损害,也使美国自身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时过一年,面对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克林顿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得不宣布无条件延长1994～1995年度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表示在以后年度审议时将同“人权问题”脱钩。克林顿承认利用最惠国待遇对华施压是失败的,是“一种无望的手段”“根本上达不到压服中国的目的”。最惠国待遇作为双方贸易的奠基石,中国一向反对附加同贸易无关的任何条件。贸易就是贸易,在贸易问题上施加压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一问题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大多数人中已基本取得共识,使近两年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得以无条件延长。但自脱钩以来,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还有许多争议,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在对华战略中打“最惠国待遇牌”,美国政府也一再拒绝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一度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必然引起一番争论,也会不时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三)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方提出中美贸易自1983年以来美国一直存在逆差,1987年以来逆差额逐年增大。据美方统计,1990年为104亿美元,1991年为127亿美元,1992年达150亿美元,1995年达338亿美元,1996年达395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第二大贸易逆差国。美方认为,这种贸易不平衡状况,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此美国政府曾动用超级301条款,扬言在限期内如达不成协议,就要对中国输美的106种商品加征100%的关税。中国也曾提出反报复措施。后经双方努力,虽达成了协议,未发生贸易战,但反映了美方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的敏感程度。按我方海关统计,中国对美贸易有时也有逆差。如1990年我国逆差为14亿美元,1991年为18亿美元。双方在贸易逆差上的争执,主要是统计方法的偏差。中国按照国际惯例来计算运往美国市场的产品,中国出口至香港或东南亚国家又由它们转口美国的产品,不算作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的统计方法是把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都算作从中国的进口,不管这些商品是不是经第三地转运的。反过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统计的贸易数字高于美国的数字,原因是中国的数字中包括经第三地转运的部分,而美国的数字则没有把经第三地转运的部分计算在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香港及台湾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大陆生产,然后再经港台转口美国。按美国方面统计,也就把这部分产品的贸易额记在了大陆帐上。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这部分外贸盈余的全部好处。因为这部分产品,大多属于来料加工性质,虽然在中国装配,并打上“中国制造”的标记,实际上中国只收取总交易价7%～8%的加工费。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造成双方统计结果的差异。

1996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外经贸部吴仪部长的文章《客观评价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文章分析了影响中美贸易统计的客观性因素后,指出:“与一般的双边贸易不同,中美两国贸易中存在很高比例的转口。据中方分析,中国对美出口的60%和自美进口的30%,是经过以香港为主的第三方转口进行的;而据美方资料分析,中国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而80%都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构成和贸易过程的特殊性,出口货物经香港转口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如玩具和服装的转口增值率甚至超过了100%。”②正是中美贸易的这种特殊情况,使贸易统计的客观性和贸易统计所反映的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中国对美出口的60%是经过香港转口到美国的,转口过程中所包含的高比例增加值被计入美国的进口统计。另外,美方对华出口商品的一部分是通过海外分支机构出口的,而未统计在美出口之中。因此,美方的贸易统计夸大了美方贸易逆差的幅度,仅转口因素以1995年为例,美方就夸大了约130亿美元。实际上,美方并不存在对华巨额贸易逆差。

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互利性和互补性。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是有利的。美国政府寻求贸易平衡应该取消对华贸易制裁及其它种种限制与障碍,为美国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而不要出于非经济的因素,借口贸易不平衡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

(四)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潜伏着引发中美冲突的危险。

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就奉行一种“双轨政策”,即在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又始终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1979年1月1日,美国同意遵照中国政府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只保持同台湾在商务、文化方面的非官方关系。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但不久卡特政府又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制订了《与台湾关系法》。在亲台势力影响下,该法不少条款是与建交公报相抵触的。特别是将“中美建交的前提是基于台湾前途将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等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为美国政府继续介入台湾问题,推行其“双轨政策”提供了“合法”依据。

《与台湾关系法》成为中美关系前进途中的重大障碍。里根上台后,主张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特别是在售台武器问题上,1981年下半年几乎发展成为两国关系史上的一次严重危机。在当时美苏对抗的格局下,为避免由台湾问题而影响中美“战略关系”,1982年里根政府同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美国有所收敛。1992年9月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竞选时,竟然置《八·一七公报》确认的售台武器必须逐年减少并导致最后解决的原则于不顾,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并宣称这一决定符合《与台湾关系法》,公然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八·一七公报》之上。布什政府采取倒退中美关系这一步骤的因素很多,但大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政界和战略学界的人士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大大下降,美中关系的方程式已颠倒过来,现在是中国需要美国远超过美国需要中国。因此,无所顾忌地干涉中国内政。克林顿上台后,允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支持台湾进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4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帮助台湾提高国际地位。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允许李登辉1995年6月访美。这是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倒退。此举,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基础,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台湾问题得到较好处理时,中美关系发展就比较顺利。反之,两国关系就波折迭起,麻烦不断。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任何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都是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

二、中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

中美关系除存在矛盾的一面,还有相互需求、相互合作的共同性一面。美国学者哈里·哈丁在其著作《美国和中国1972年以来的脆弱关系》中指出,中国同许多与美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重大问题分不开,这些问题包括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保持西太平洋的均势,保护国际环境,管理全球经济,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建立维护全球和区域安全的新体制等等。无论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何看法,忽视这样一个国家都是愚蠢的。中国政府一向重视中美关系,认为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在保护国际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共同利益。

(一)安全利益

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都负有重要责任。冷战结束,中美苏三角关系虽已不存在,但安全因素仍然在中美关系中占有重要成份。因为冷战后的世界并不安宁,原有的一些问题还未消除,新的冲突热点又已出现。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它不得不更多地借助联合国的影响来处理一系列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适度合作,美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如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就是例证。在解决核不扩散和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合作。

中美两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更加明显。美国的着眼点已开始从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已达130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40%。美全国有250万个就业岗位与向亚洲出口直接相关。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来源地。但这个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不仅在亚太市场上具有同美国争夺的优势,而且正不断增加国际预算,扩充军备,积极发展战略力量,政治、军事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在争夺亚太主导权的斗争中,日美矛盾的一面在上升。另一大国俄罗斯在这个地区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美俄合作伙伴关系亦遇到了麻烦,俄罗斯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正在实施。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继续保持分离状态,并不断出现紧张局势。这些均构成了对美国在亚太利益的威胁。中国的发展也是同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密不可分的,中国正致力于同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同俄罗斯已建立起新型的双边关系,两国经济、政治及军事关系已全面发展;中韩建交,中国与朝鲜半岛的联系增强,对稳定朝鲜半岛局势的作用加大。美国无论是防止日本独占亚太市场,还是牵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发展以及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考虑中国的影响,不同中国进行合作是不可能的。前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1992年2月25日在一次讲话中曾指出,虽然对美国和中国构成威胁的苏联已经崩溃,然而,美中两国仍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五角大楼和军事企业界一些人士也指出,“苏联瓦解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了,但在区域战略中的地位却上升了”。③克林顿总统1994年5月31日在《洛杉矶时报》撰文说,我们必须从我们在亚太地区的范围更广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美国是亚太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它是亚洲乃至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方面,美中两国具有同样的重要利益。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伯杰1997年8月15日访问中国时强调,中美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关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今后10年的发展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可见,中美有着共同的安全利益。

(二)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利益

中美两国,一个是发展中的大国,一个是经济、科技发达的大国,两国都有广阔的市场,经济互补性很强。中国正致力于加速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更注重同美国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美国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对推动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重大作用。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补充美国的大众市场,也有利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据世界银行一份调查报告说,如果美国政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能减少42%至96%,而为了支付取代中国产品的比较昂贵产品的价格,或是弥补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更高的关税,美国的消费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亿美元。显然,中国对美出口已成为美国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两国贸易额已达400多亿美元,比1979年增加了数十倍。中国是美国小麦、磷肥、木材的主要销售市场,是美波音公司的第四大用户,也是美国计算机、工业机械等产品的最大买主之一。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逐年递增。中美各自的一些产品对对方市场的依赖性已初步形成。在投资方面,截止1995年6月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已达17784项,协议金额2359亿美元,实际投入887亿美元⑤。美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795亿元人民币,年增长率97%,进出口总额达2899亿美元,年均递增15%。中国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地发展,发展的重点———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领域,正是美国的强项。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正是中美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致性,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并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

中美之间还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双边科学技术议定书涉及到30多个部门和机构。中国达10万多人的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接受高级培训和从事研究工作。同样,也有众多的美国学生和学者来中国学习和从事语言研究、参加科研合作项目或在高等学校任教。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专家、学者之间的了解,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三、寻求合作,不搞对抗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

中美间存在分歧,也有诸多共同利益。如何尽最大可能消除分歧,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1993年11月中美首脑在西雅图会晤时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应从长远的观点和更广泛的范围来对待。在许多问题上,中美是有共同利益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可以通过平等对话与逐步协商来解决。1994年10月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时指出,中美之间应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⑥。西雅图首脑会晤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特别是1997年以来,中美关系基本保持了改善和发展的势头。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既受制于人权外交,又受制于国内经济。比较而言,经济因素对中美关系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权因素只能起消极的牵制作用。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来看,受制于经济因素的程度越来越大。1997年2月4日克林顿连任总统后首次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指出,一个孤立的中国大陆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虽与中共仍有广泛的歧见,但美国必须与北京增加接触和交往,才能解决双方之间的重大问题。近来美国政府一再承诺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及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比第一任期时有了明显的进步。过去“理想主义”色彩重,过分地强调民主和人权;现在强调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接触和交往,找到了双方解决和减少分歧的途径。这对中美两国寻求合作,避免对抗,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从长远看,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是能够找到共同点的。因此,只要两国从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战略高度,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就会得到维护和发展,分歧通过平等的、富有诚意的对话和协商得到逐步解决,中美关系就能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1997年10月主席访美,1998年克林顿总统也将访华,以两国领导人的访问为契机,中美关系一定会好起来。中美健康、稳定的关系将迈入21世纪。

注释:

①③王日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第119页、16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②《人民日报》1996年5月21日。

④《人民日报》1994年6月3日。

⑤宫力:《中美关系热点透视》,第286页～28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

⑥《人民日报》1994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