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有一种极力消解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对于这种自虐自杀倾向，笔者未敢苟同。一方面因为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定角色，知识分子不会消亡，还会履行历史派定给他的职责；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倾向人为地表达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立场，它不是出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为了夺取一种话语权力而故意制作的耸人听闻之谈。

笔者的上述表述绝不是出于文化自恋。要认识社会机制对知识分子的阻隔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及由此命定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社会英雄”，这并非难事。然而我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完善人生上的作用，尤其对于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正是为了表达如此一份期待，本文对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展开对象性研究。在揭示他们问题的过程中提醒他们如何注意修复和完善自己的人格[1]。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知识分子如果在批判社会的同时不把自己当作批判和反思的对象，就不会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当然也就不会对社会世界有什么作为[2]。

一、思想者与社会良心的消隐

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表现自身价值的契机，勇敢地充当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启蒙的先锋。尽管挫折和磨难不时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但他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向“左”的革命文化模式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其悲壮性、其崇高的殉道主义精神使整个社会为之动容。在愤懑不平中，人们猛烈地结构那些符号暴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但是在时间之针拨向九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却出现了高度的萎缩。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他们对存在的境域问题失语或缺席。许多人从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场域纷纷撤退。发展到极端，人文学者不谈社会，作家艺术家不涉指实现。他们把自己幽闭在精神的象牙塔里，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雷区、制作玄学；或者把寓言当外壳，涂抹一些常人猜不透的文字。相当一些人在九十年代初把自己的撤退和逃脱说成是超越，洋洋自得地炫耀他们关注的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为了给自己的卑怯寻找理由，他们还给知识分子作了新的定位，即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学术人，利用畸形的市场机制为自己的文化生产打开了一点销路的人，或者借助些许自由的文化空间而获得一点虚假声名的人，还竭力为这种机制唱赞美诗，似乎现在是知识分子做学问的最佳时代，任何牢骚满腹，、怨天尤人都是无病呻吟的表现。一言以蔽之，在叙述领域、在文化生产场中弥漫着庸人气乃至腐朽的僵尸气。

这里我不想和同行们讨论历史的进步与否，因为社会的必然进化会为每一个时代的的存在提供合法化的理由。我也不想说明学术的真正发达需要怎样自由的社会空间作保障，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会有明确的感受。我只想针对那些“搞纯学术”的观点重温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及学术价值的社会尺度。这也许是被人讪笑的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表述。然而那些历史上伟大的先驱者已经为我们出示了足够的经验范例，即知识分子必须保持对人类事物的高度关怀。可以这样认为，自从人类社会缔结以来，在人文科学中就没有脱离社会的纯学问、纯知识；所以所有进入这个场域里的人，都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从那里获得实现资源。学术上的高低不像有些文章装腔作势、故作高深地说些让人不明不白的话，而在于你的言说是否能够启发人去寻找更好的存在方式。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智者总是面对人类社会，特别是现实世界说话。他们切入问题的具体性往往都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些问题（如性史、麻风病院、学术人）散见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只是为麻木的人们所不觉。而一经他们的介入，一经他们的考古挖掘，马上便形成对当下统治秩序和传统积习的惊世骇俗的挑战。对现实具体问题的干预并没有使他们肤浅，相反给他们的深刻造成了有力的凭借，使他们成为由此升华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家。萨特的存在主义或许存在着巨大的纰漏，可是他对忽视人的革命哲学的抨击，他为寻求人之自由所做的探索，使他永远刻在人们的记忆中。鲁迅也许像某些诋毁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专门的学问，由对国民弱点的揭发所造成的深刻，使他成为在20世纪里没有一个国人能够超越的思想家。钱钟书的声名与其说是因他的学术成果而成就，不如说他因无情解剖现代腐儒的小说《围城》而成就。一当他与世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以他为楷模而又缺少他那清高与骨气的人更何足挂齿。为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实际是在腐败和黑暗面前丧失良知、为自己走向行而下所找的借口和托词。那些倡导个人化写作的言论也并不都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斥，人们常见的多是渺小个体的孤芳自赏。以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例，真正有点价值的寥寥无几。反倒是发扬鲁迅精神的年轻后生摩罗、余杰、林贤治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由此我们确信，社会价值是衡量学术价值的重要尺度。

由于知识、学术是科学和理性的表征，因而就规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场域中的特殊作用，即启示人们铲除野蛮和暴力而走向文明和民主。真正富于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自觉地肩负两项使命，一是不断发现更为文明更为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是不断揭露现存社会秩序的问题。萨特和马尔库塞把揭发批判现存社会的缺欠当成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观点尽管遭到了科学理性精神较强的思想家布尔迪厄的反对，可是在民主和自由并不发达的、专制和暴力十分盛行的社会场域中，他们的思想无疑更富于生气。面对斯大林时代或斯大林的恐怖统治，谁能否认《焦尔金游地府》、《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出现的伟大意义？承受着“”时代的高压，谁不为天安门诗歌的自由喷涌而感到痛快？由于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生产场的中心，只能处于边缘，因而其思想上的怀疑与批判不可能解决生产场的根本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有些人就以此戏称知识分子为“文化英雄”，并公开怀疑他们的作用。但是思想的力量不可低估。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上看，它不但能够消解旧有统治方式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对良性社会结构的思考。不止如此，那些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为人类发现了文明之普遍原则的思想家还会赢得人们永恒的爱戴。张角、黄巢、普加乔夫是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家。但是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狄德罗、卢梭在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恐怕更为久远。直到现在，他们为人类构筑的现代性也不能说过时。因之不能小觑知识分子的思想预设作用和精神批判作用，知识分子也理当以独特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以为知识分子不在社会结构的中心因而放弃应有的责任是短视；面对邪恶而不置一词是懦夫；为谋取一点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是蠕虫。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在精神向度上出现了高度萎缩，简直可以用平庸化来形容。新世纪的知识分子显然需要同此旧我告别、重塑自己的人格，像鲁迅所说敢于做扶哭叛徒的吊客，像本雅明所言骄傲于做一个波西米亚流浪汉。当然，强调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生产场域并不等于否定其他种种文明行为的可能性。虽然那种大轰大嗡的广场情结已被许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证明为破灭了的现代神话，但当社会需要张扬一种普遍的公理和正义时，像雨果、左拉、托尔斯泰、萨特那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人们热烈期盼的。据布尔迪厄的描述，左拉为犹太军官德雷弗斯公开辨冤一事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模式[3]。正是按这种文化模式面对现实世界他们被当作社会正义和良心的代表、创造文明和民主秩序的信使。中国知识分子是否需要告别平庸而走进世界知识分子的行列呢？

二、权力的仆从

人类文化史上那些伟大的先驱为知识分子完成了一种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把自由和自我价值的意义提到了极限，照亮了人之为人的最佳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精神的化身。这些先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对自由及自我价值追求的自觉，更在于他们对权力意志者的拒绝。布尔迪厄在他的反观社会学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可以概括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4]。一般说来统治者总是要把其他人当作实现自己意志的奴仆与工具，而畏惧于他们的权力，被统治者多半都安于历史给定的命运。独立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宿命，并以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来起诉这个传统社会结构模式的荒谬。他们极力维护自我的尊严、抗拒一切强暴的掠夺和奴役。贝多芬一脚踏破魏玛宫廷的等级制，不给迎面而来的王公贵族让路，反而逼得他们闪在路旁向自己问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贝多芬的脚步：公爵在世上成千上万，而贝多芬只有一个！塞维特斯为争取个人对《圣经》的自由解释权同新教领袖加尔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面对火刑的威胁，他也绝不对自己的注释改动一字一句。他的肉体虽然被烧成了胶状物，可他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却战胜了新的独裁者而成为历史的永恒。

进入文化生产场域的每个分子都应当懂得这一游戏规则：牢牢地把守住自我。他不属于任何阶级、集团和个人，只属于自己。如果说他在社会结构中还有身份，那么他应是不偏不倚的人类事物的仲裁者。少数人可能借他的思想财富图谋私立，然而他的本意却是为全人类共有。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人格决定他不去逢迎、巴结、讨好任何权势者。林贤治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假如我们敢于面对权力常常是统治者压迫别人的工具这一事实，你就不会感到林贤治的表达有什么问题，更会同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的说法：“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5]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做过高贵的选择。在80年代的启蒙思潮中他们曾努力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精神独立的文化生产者。特别的在批判官本位的过程中他们高扬了精神文化的巨大价值，明确地为自己的文化人角色作了历史定位。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逆转。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依附官僚的传统，新的社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传承千年的格局，反而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领导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难有精神上的独立，其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为政治权力服务。只是因为殷勤效命及十年仍没达到当政者的满意，反而受尽了摧残和凌辱，他们才在社会及文化转型之初对“官本位”进行了声讨。然而骨子里他们并未脱尽奴隶意识，与以往所不同者是他们把自己的奴性驱逐到了无意识区域。9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分子及其生产开始贬值，权力开始大大升值，这是沉积到意识低层的奴性意识浮到了意识的表面，知识分子中间滋生了权力拜物教的可鄙现象。因为切身感到文化生产本身不能给生产者带来荣誉、地位、金钱，而领导却能给予，因此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向庸碌无为的官僚调情。为了评职晋级，他们或者不惜缩短身子低眉顺眼地按长官的意志办事；或者努力擦抹原有的思想锋芒，让自己的大脑追随权力话语而转动。一位70年代末通过力主社会主义悲剧而扬名、后来又企图以无意识文艺心理学改造主流文艺思想的所谓理论家就突然转换了面孔，成为主流话语的生产机器，甚至请回“左”倾时代的棍棒批评，随意打杀精神的异端。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最高教席，可也把自己的丑陋暴露于天下。

布尔迪厄在他的反思社会学中准确地揭示了学术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同源性[6]。这种同源性决定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一方面对于权力上的统治者，他们是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在学术体制内他们又可能是文化统治者。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而且由于政治体制对学术体制的严格规定性，我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更为严重。在发达国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体制内作一个文化统治者是受集体无意识支配的结果，而在我们这里则明显地表现为一种自觉。那些体制内文化学术团体不要说，其发言人总要以“官”的口吻说话，好象他们是被特殊授权来宣布文化世界的真理的，谁也不容置疑、必须加以实行。就是有些民间团体诸如各种学会之类也如法炮制。那里学术的高低、有无权威不由学术本身来确定，而由职务、级别、种种非学术因素来确定。你有职务、有级别才有生产学术的资本；无职务、无级别，就无生产学术的资本，只能接受压抑者的压抑。包括相当一些学术会议的发言与不发言也都照此规则办理。由于权力如此重要，所以一些不甘寂寞的人对学术不感兴趣，千方百计挣当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等等。而一旦如愿以尝，便仿照政治体制，实行“世袭”；即使早该颐养天年、毫无学术能力的老朽也不肯让贤。占据这些职务有很多便利，他们有机会成为评奖委员会的委员、新闻出版界关注的头面人物，借此他们可以给自己出书、给自己评奖。以上种种文化统治者控制着大大小小的文化山头，形成密不透风的统治，把学术生产场变成了为权势者提供象征性服务的区域。

还有一种趋势不能忽视，就是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尤其青年知识分子不满足于学术圈内的荣誉，当官场的大门向他们打开后，绝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地踏上它的台阶。在学术上他们给人造成一种开放、前卫的良好印象，似乎是知识分子话语的代表。然而他们对政治生产场的游戏规则比文化生产场的游戏规则还要精熟，一旦捞到一官半职，便玩得出神入化。在提携者面前，他们是谦虚有为的青年；面对同行，他们是被“理解”精神所照拂的对象。照理说，我们对他们的选择不该有过多的腹诽。社会总得有人管理，有文化的人管理总比没有文化的人管理要好。问题是他们的文化生产与政治生产反差太大。人们希望他们进入仕途后能够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使之走向理性和民主。然而从事实上看，这些受过新时期最好教育的一代人最为油滑。你别指望他们会把新文化精神带入政治生产场域，他们会一丝不苟地恪守旧的规则，并且以温和、不让你恼怒的方法将这些规则贯彻到底，达到那些僵硬的官僚达不到的目的。长篇小说《国画》通过朱怀镜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朱怀镜80年代早期的大学生，受过启蒙主义文化精神的乳哺。但是一旦进入官场之后，他就开始自我异化和被权力异化。表面上他信仰理性、民主、自由，而实际上他始终把丑恶的权力当作思想和行为的轴心。为了向上爬，他把朋友的无价之宝——国画无偿地送给了市长。为了实现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他又消灾灭火把另一个朋友的尖锐新闻稿件扼杀在摇篮之中，使罪大恶极的县委书记逍遥法外、平步青云。在无论权力生产场域还是文化生产场域，他都显得文质彬彬、极有修养，然而行贿受贿、吃黑打黑、声色犬马，他无所不为。在他心目中不要说人类、民族的意识没有，便是人子之义务，他也不作任何承担。他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对这个物质世界包括女人的充分占有欲。从朱怀镜反观现实中一些红光满面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官员，你会相信：他们是彻底令人绝望的一代。

扫视了知识分子的官场化倾向，我们就会明白9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一个时期里不断有“大师”的呼唤及没有“大师”的困惑。试想在一个极少数人做学问、多数人仰视权力、为权力服务的文化场域里能指望什么思想大师出现呢？中国知识分子要能有大师诞生，除了要争取独立自主的学术机制而外，必须把自己由一个权力的仆从变成一个具有自由意识的批判权力的思想家。尼采、萨特、马尔库塞等等已经成功的地走过了这条道路。

三、文化知识的商贩

文化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资本，也是知识分子问身于社会的凭籍。由于文化知识能够给人类创造巨大的福利，作为回报，人们给知识分子一定的酬劳。知识分子不是上帝，他要有相应的物质给养才能生存，因而对于他们靠着文化知识而谋生，有点知识眼光，不应有任何异议。但是靠知识谋生只是知识分子存在的第一义，他不带终极性。知识分子对文化知识还有更高的追求。文化知识就其本质性存在来说是为了把人引向高度的文明。这个质的规定性要求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必须首先走向文明。也就是说他不能仅仅把知识当作食利的手段，还要把它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所谓“目的本身”即承认文化知识作为真理认识的神圣性、纯洁性、不可动摇性。当对世俗利益的谋求不以损害知识为代价时，我们可以保持两者共存；当利益的谋取有辱知识的尊严时，我们首先要捍卫知识的圣洁律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悲的动物。其可悲性在于作为一个有精神生活的动物有时会因无度地追求官能享受而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沦为一般动物的水平。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就是以自身脱俗的追求帮助人们恢复记忆，找回精神家园——这是人的最高存在之境。就此而言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他们对知识的态度带点宗教感情和形而上的意味。正是凭着自我对世俗性的超越，他们才能产生出更多的真理。本世纪法国思想界的最后几位大师（无论萨特、德里达，还有布尔迪厄）走的道路是颇能给人启发的。如果仅仅考虑体制内的优厚待遇，维护既定秩序，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走上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们不满足于作为一个食利者而存在，为了寻找智慧的“宝瓶”，他们走上了反叛体制的道路。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新思想尽管不可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世纪末的高峰。

以此反观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文化知识在他们那里失去了任何真理性、目的性、神圣性，只剩下了前面所述的第一义：谋利的手段。相当一些人利用市场机制来生产知识和销售知识。他们不管是否真知、是否为我们的文化语境所需要，只要是新的、时髦的、能够给自己谋得响亮声名的东西，就炒作、搬运、贩卖。例如作为一个残留着许多中世纪的野蛮、黑暗和暴力的民族，我们最需要传播人道主义、自我意识等等现代性话语。可是据有些人说，西方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精神，为了与他们取得同步，我们也得消解人道主义、流放自我。他们给人道主义、主体性哲学编排的罪名是：可以产生希特勒、产生法西斯主义。可是他们恰恰忘记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种指出的，希特勒的产生不是民主自由思想发展的结果，而是民众蒙昧的必然、权威主义（奴隶主义）性格的必然。又如当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被作为正反两方面的话语误读过来后，马上就有人拾起自造的“东方主义”破旗反对同样是自己捏造出来的亨廷顿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及其对东方文化的歧视。令人不可思意的是这些东方主义者正是不久前还在国内大面积播撒西方后现代话语的批评家。那个猛烈攻击张艺谋向西方陈情的人，自己就曾抛弃母语而用外来语（如体验美学、卡里斯马情结等等）写书，“向西方陈情”。他们由后现代到新保守主义的转换之快使国内外学者无不感到骇然。赵毅恒就曾著文表达过自己的困惑。其实人们的困惑是不必要的。因为你的困惑都是出于对学术的真诚而产生的，而令你困惑者是不讲究学术上的自我和真诚的。他们什么信念都没有，所有的只是商场中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即不管什么货色，那管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只要使我第一个获利、出名，我就叫卖。还有一层内容没被好心的人们点破，就是当亨廷顿的国情咨文被误读到中国后几乎成了敌视东方文化的典型文本，因而也激起了不大不小的民族文化的自卫情绪和敌视西方文化的情绪。期间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大概害怕自己的名字同亨廷顿连在一起，害怕被指责为主张全盘西化的异类、西方文化侵略者在中国的内应，所以才迅速改换门庭，张扬东方主义，给自己戴上新保守主义、爱国主义的帽子。然而这种迎合更令人恶心。

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布尔迪厄则醒目地揭示了文化生产中的显赫权力——命名权。他指出：“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它的学术首创权，权威、派别领袖、盟主的进身权，而且所命之名一旦“被用在公众场合”，广泛流通起来，还会具有“官方性质”[7]。布尔迪厄非常惋惜法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谨慎小心的态度，这使他们没能抓紧命名权。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必担心，别看我们没有生产自己思想的能力，却十分富有制造大声名的本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似乎特别内行。当许多学人还以传统政治学的观点来打量“话语即权力”，表示出种种惊异和困惑莫解的神情时，他们便迅速领悟了福柯表述的重大意义：话语不但能够产生出权力，也能产生出名利、地位。不断推出新话语，就能垄断文化生产场的全部权力，使天下所以舞文弄墨的人都跟着我走。相当一些刊物出于同样商业化的目的，为他们提供阵地，帮助他们制造“圈子化”的批评，实行话语霸权。仅以文学批评为例，在90年代就有“新状态”、“新体验”、“新生代”、“晚生代”等种种命名。对于一定现象的命名不可一概否定，然而它必须是严肃的、谨慎的，既能符合实际，又能包孕一定的美学、文化内容，使所命之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可是看看90年代的文学命名究竟有何根据？又有什么学术价值？什么叫“新状态”？从横向上看，“新状态”能够说明哪个时间段的文学？哪一段现在进行时的文学不可以叫“新状态”？再从命名者对其内涵的描述上看，什么写自我、写感觉，什么无文体界限、注重散文化，哪有特殊之处，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些描述只是新时期文学批评成果的大杂烩而已。创作的实践也证明，“新状态”纯系一种虚浮的预设，至今就没有一个“新状态”作家表现出大气候。同理，所谓“新生代“、”晚生代“都是些浅薄的命名，他们除了给命名者带来了话语权力、帮助他们推销了自己的产品而外，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种商业化的、世俗的行为，我们只能保持高度的冷淡。

问题不止于此。一个广为流行的商业化行为是炒作。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评职晋级，圈子之中、朋友之间、夫妻族内互相吹捧，有的请人吹，有的化名自己吹自己。更有一些人成立文化制作公司，根据顾客的不同需要，明码实价的写作、出售各种文体的文章，从中牟取红利。至于作家们为大款们歌功颂德（写报告文学之类），期刊出版单位出卖版面和书号，教育部门出卖文凭更是屡见不鲜。如此运作的结果，文化生产的正常规则全被打乱，以假充真、鱼目混珠的现象日甚一日。到现在学者不像学者，教授没有教授的水平，知识分子队伍里挤满了混子骗子、文化奸商。可以预言，如果再不进行反思和清理，知识分子将在畸形的市场机制中把自己推向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周围的许多职工就对知识分子满腹鄙夷。

①本文因主要研究问题，所以不能提及少数精英知识分子90年代的表现，敬请他们原谅。

②参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2—10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见《实践与反思》第29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④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⑤以上两段引文均见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24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⑥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85—86页。

⑦以上引文见《文化资本与生活炼金术》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