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范文第1篇

关健词：知识经济研究设想

农业经济时代产生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经济时代产生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人类带来文明的新形态─知识文明。知识文明是一种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具现代性的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显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每一种文明既有其越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知识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其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态，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之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把握和研究知识经济问题。

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1.知识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知识体系的各个学科及各个组成部分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从整体上会有利于推动知识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如科学与技术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应当保持一个协调的关系。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快速健康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各部分及各学科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知识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来说，思维分为“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概念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称“形象思维”、“悟性思维”、“灵感思维”)。由于“理性思维”具有推理严谨、定量分析精密等特点，因此而产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又同一个的人文素质有直接的联系。“人文素质也可称文化素质，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杨德广：《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的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激发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独创性的丰硕成果。所以，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科学而孤立的发展的，它需要从社会科学智慧的海洋中不断汲取文化营养和精神力量。所以，知识体系的各学科之间及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协调均衡的发展，有可能会抑制知识体系整体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及水平。但知识体系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将起到核心要素的作用。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将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经济对知识也将有着巨大的作用力。而经济对知识的作用力对整个知识体系并不总是均匀的，其中作用力最强的是知识体系与经济结合的最紧密的部分。这就有可能造成知识体系中一部分知识的相对发达，而其它部分知识的相对不发达。在整个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与经济联系更紧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比，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与经济联系更紧密；科学与技术相比，技术与经济联系更紧密。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使人文科学、基础研究等方面知识的生产相对不足。这是不恰当的。知识体系的健康和协调的发展，不仅是知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生产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利润”，它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对人类自身的把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根本意义也在于此。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解决好知识体系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2.有可能面临普遍性的失业问题。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和整体效应是不同的。局部的效应有时与整体的效应是相反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率先踏进知识经济门槛的国家将受益无穷。1997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埃克里·普利的文章，题目是《好得难以置信？》。文章说，目前美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是25年来最好的。人们寿命更长，呼吸的空气更干净，饮用的水更清洁，犯罪率直线下降。经济增长已持续七年，经济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左右。消费者信心接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担心失业，各阶层收入大幅度提高，最穷的人提高幅度最大。美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增长并且出现“一高两低”现象，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主要原因是得益于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在美国，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等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公式：经济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1/4(资本增长的％)。他们将美国1948年～1984年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代入公式进行核算，发现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大大地大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增长。也就是说，实际的增长比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所应该引起的增长大的多，大约多增长了66％。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额外增长的66％，来自科技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美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占2/3以上。但是，这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只所以能起到2/3的贡献，根源在于比较优势。因为在一国或几个国家率先拥有某种先进技术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可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优势再加上知识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可出现经济持续增长并伴随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现象。如果这些国家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这种优势，则仍可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高的就业率。但是，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各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的逐渐缩小，比较优势效应将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程度的机器排挤人的现象。知识经济将有着比工业经济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需要生产的人数会更少。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产生许多新兴行业，但这些新兴行业并不能完全容纳从“夕阳行业”或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工人，因为这些新兴行业也有着高的生产率同时仅需要较少的人数。同时，知识经济时代将对人的知识和素质都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时岗位缺人与人缺岗位现象的解决较之工业经济时代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所以，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失业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失业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失业会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并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在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失业有可能会上升为第一大社会问题。3.会产生新的分配不公现象。财富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这里不管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按土地分配，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按资分配，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按知识分配，本质上都是不公平的，是分配不公的不同表现形式。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应是各要素均能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一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不公问题必然最终会被一种更先进的财富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我们仍应要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分配不公出现极端化。一旦分配不公走向极端化，就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震荡，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也是历史的教训。4.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首先，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能量越大，其破坏性也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系统，一旦运用不慎，有可能会造成比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更大的危害。计算机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为犯罪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身的作用力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核能的应用也是如此。所以，生产力每前进一步，人类的谨慎程度就应增加一些。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高科技领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高科技领域具有高风险特征，所以，这时经济生活中的投资风险会变得比以往更大，这也是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不稳定性的一大因素。再次，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从而也增大了危害性作用的范围。第四，知识经济的到来必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市场化的深入使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依赖，越来越相互间联系紧密，这为危害性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述情况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应引起人们非常谨慎的时代，人们应非常小心，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相应对策针对知识经济时代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防患于未然。1、加强国家干预，促进知识体系的健康均衡发展。在市场领域，遵循的是“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以效益为中心。所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必须加强国家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为了促进整个知识体系各部分的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应加大对人文科学、基础所究等的投入；应制定具体可行的规划措施。国家干预的核心应是建立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使得从事经济效益差而社会效益好的知识生产者能有足够的动力，这是最关健的。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等手段，来增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从长期来看，比较优势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尤其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来临，知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将日益突出。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是根本之举。为此，世界各国应联合行动，有规划、有组织的控制人口数量，发展中国家更应特别重视。同时，要注重提高人口质量。要改革教育制度，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要提倡终身教育，要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的提高。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开辟一些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应注意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3、应不断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制度，但分配制度对生产制度又具有反作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将对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分配向知识要素倾斜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自身要求。一定程度倾斜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如封建社会分配向地主倾斜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向资本倾斜一样，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倾斜过度，则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合理的分配制度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为此，⑴要探索改革税收体系，增强累进功能；⑵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⑶要建立健全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的立法，如知识产权法等；⑷要防止知识完全垄断现象的出现；⑸要注意保护非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权益。4、要健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效率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更大不稳定性的时代，为此，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意义特别重大。对此，笔者认为：⑴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⑵建立健全知识生产和应用的监督和评估体系；⑶建立健全应急系统，以防不测；⑷加大对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的规范教育力度；⑸健全惩治规则。

三、若干设想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过渡形态。1、知识经济应向知识社会过渡。这里的知识社会概念不同于1993年美国学者f.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他们说的知识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笔者将知识社会看成是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不仅包括知识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而且知识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运行状态体现为高度“知识化”。知识经济为知识社会的到来将提供各方面的准备：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知识和有知识的人；⑵为社会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力。2、如果我们将知识社会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共产主义可能就是知识社会的高级阶段。3、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共产主义可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⑴生产是极度有效率的；⑵流通是极有效率的；⑶分配不再是单纯的按资分配或是按劳或按知识分配，而是各参于生产的诸要素平等的按贡献分配；⑷社会经济运行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⑸人类普遍知识化，具有高素质；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系统，能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能预先将社会不稳定状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⑺由于仍然会存在个人违犯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所以惩治规则仍然存在，并且是高效率的；⑻公有与私有不再严格区分，而是财产的不同权利互相交溶，互相归属，产权既是清晰的，又是不清晰的；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将体现为高度计划基础上的市场化和高度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化，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都达到了精致的水平；⑽人类本身的许多弱点将被极大地克服，并被制约在合理的限度内；⑾人类将更多的注重人类自身的完善，将更注重于精神家园的建设；⑿国家仍然存在，但国家的职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单个国家将与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⒀由于生产率极高，所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将占小头，消费将占大头，整个社会总体上是一种属于消费型的社会；⒁具有高度组织效率，很多人将完全听命于机器；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将进入一种超稳状态。

参考文献：1、张守一：“知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2、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3、陈昌胜：《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知识经济范文第2篇

关健词：知识经济研究设想

农业经济时代产生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经济时代产生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人类带来文明的新形态─知识文明。知识文明是一种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具现代性的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显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每一种文明既有其越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知识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其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态，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之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把握和研究知识经济问题。

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1.知识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知识体系的各个学科及各个组成部分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从整体上会有利于推动知识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如科学与技术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应当保持一个协调的关系。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快速健康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各部分及各学科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知识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来说，思维分为“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概念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称“形象思维”、“悟性思维”、“灵感思维”)。由于“理性思维”具有推理严谨、定量分析精密等特点，因此而产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又同一个的人文素质有直接的联系。“人文素质也可称文化素质，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杨德广：《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的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激发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独创性的丰硕成果。所以，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科学而孤立的发展的，它需要从社会科学智慧的海洋中不断汲取文化营养和精神力量。所以，知识体系的各学科之间及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协调均衡的发展，有可能会抑制知识体系整体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及水平。但知识体系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将起到核心要素的作用。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将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经济对知识也将有着巨大的作用力。而经济对知识的作用力对整个知识体系并不总是均匀的，其中作用力最强的是知识体系与经济结合的最紧密的部分。这就有可能造成知识体系中一部分知识的相对发达，而其它部分知识的相对不发达。在整个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与经济联系更紧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比，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与经济联系更紧密；科学与技术相比，技术与经济联系更紧密。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使人文科学、基础研究等方面知识的生产相对不足。这是不恰当的。知识体系的健康和协调的发展，不仅是知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生产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利润”，它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对人类自身的把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根本意义也在于此。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解决好知识体系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2.有可能面临普遍性的失业问题。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和整体效应是不同的。局部的效应有时与整体的效应是相反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率先踏进知识经济门槛的国家将受益无穷。1997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埃克里·普利的文章，题目是《好得难以置信？》。文章说，目前美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是25年来最好的。人们寿命更长，呼吸的空气更干净，饮用的水更清洁，犯罪率直线下降。经济增长已持续七年，经济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左右。消费者信心接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担心失业，各阶层收入大幅度提高，最穷的人提高幅度最大。美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增长并且出现“一高两低”现象，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主要原因是得益于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在美国，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等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公式：经济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1/4(资本增长的％)。他们将美国1948年～1984年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代入公式进行核算，发现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大大地大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增长。也就是说，实际的增长比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所应该引起的增长大的多，大约多增长了66％。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额外增长的66％，来自科技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美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占2/3以上。但是，这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只所以能起到2/3的贡献，根源在于比较优势。因为在一国或几个国家率先拥有某种先进技术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可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优势再加上知识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可出现经济持续增长并伴随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现象。如果这些国家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这种优势，则仍可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高的就业率。但是，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各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的逐渐缩小，比较优势效应将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程度的机器排挤人的现象。知识经济将有着比工业经济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需要生产的人数会更少。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产生许多新兴行业，但这些新兴行业并不能完全容纳从“夕阳行业”或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工人，因为这些新兴行业也有着高的生产率同时仅需要较少的人数。同时，知识经济时代将对人的知识和素质都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时岗位缺人与人缺岗位现象的解决较之工业经济时代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所以，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失业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失业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失业会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并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在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失业有可能会上升为第一大社会问题。3.会产生新的分配不公现象。财富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这里不管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按土地分配，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按资分配，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按知识分配，本质上都是不公平的，是分配不公的不同表现形式。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应是各要素均能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一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不公问题必然最终会被一种更先进的财富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我们仍应要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分配不公出现极端化。一旦分配不公走向极端化，就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震荡，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也是历史的教训。4.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首先，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能量越大，其破坏性也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系统，一旦运用不慎，有可能会造成比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更大的危害。计算机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为犯罪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身的作用力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核能的应用也是如此。所以，生产力每前进一步，人类的谨慎程度就应增加一些。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高科技领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高科技领域具有高风险特征，所以，这时经济生活中的投资风险会变得比以往更大，这也是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不稳定性的一大因素。再次，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从而也增大了危害性作用的范围。第四，知识经济的到来必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市场化的深入使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依赖，越来越相互间联系紧密，这为危害性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述情况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应引起人们非常谨慎的时代，人们应非常小心，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相应对策针对知识经济时代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防患于未然。1、加强国家干预，促进知识体系的健康均衡发展。在市场领域，遵循的是“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以效益为中心。所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必须加强国家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为了促进整个知识体系各部分的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应加大对人文科学、基础所究等的投入；应制定具体可行的规划措施。国家干预的核心应是建立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使得从事经济效益差而社会效益好的知识生产者能有足够的动力，这是最关健的。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等手段，来增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从长期来看，比较优势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尤其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来临，知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将日益突出。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是根本之举。为此，世界各国应联合行动，有规划、有组织的控制人口数量，发展中国家更应特别重视。同时，要注重提高人口质量。要改革教育制度，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要提倡终身教育，要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的提高。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开辟一些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应注意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3、应不断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制度，但分配制度对生产制度又具有反作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将对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分配向知识要素倾斜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自身要求。一定程度倾斜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如封建社会分配向地主倾斜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向资本倾斜一样，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如果倾斜过度，则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合理的分配制度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为此，⑴要探索改革税收体系，增强累进功能；⑵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⑶要建立健全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的立法，如知识产权法等；⑷要防止知识完全垄断现象的出现；⑸要注意保护非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权益。4、要健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效率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更大不稳定性的时代，为此，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意义特别重大。对此，笔者认为：⑴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⑵建立健全知识生产和应用的监督和评估体系；⑶建立健全应急系统，以防不测；⑷加大对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的规范教育力度；⑸健全惩治规则。

三、若干设想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过渡形态。1、知识经济应向知识社会过渡。这里的知识社会概念不同于1993年美国学者f.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他们说的知识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笔者将知识社会看成是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不仅包括知识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而且知识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运行状态体现为高度“知识化”。知识经济为知识社会的到来将提供各方面的准备：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知识和有知识的人；⑵为社会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力。2、如果我们将知识社会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共产主义可能就是知识社会的高级阶段。3、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共产主义可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⑴生产是极度有效率的；⑵流通是极有效率的；⑶分配不再是单纯的按资分配或是按劳或按知识分配，而是各参于生产的诸要素平等的按贡献分配；⑷社会经济运行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⑸人类普遍知识化，具有高素质；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系统，能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能预先将社会不稳定状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⑺由于仍然会存在个人违犯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所以惩治规则仍然存在，并且是高效率的；⑻公有与私有不再严格区分，而是财产的不同权利互相交溶，互相归属，产权既是清晰的，又是不清晰的；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将体现为高度计划基础上的市场化和高度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化，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都达到了精致的水平；⑽人类本身的许多弱点将被极大地克服，并被制约在合理的限度内；⑾人类将更多的注重人类自身的完善，将更注重于精神家园的建设；⑿国家仍然存在，但国家的职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单个国家将与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⒀由于生产率极高，所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将占小头，消费将占大头，整个社会总体上是一种属于消费型的社会；⒁具有高度组织效率，很多人将完全听命于机器；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将进入一种超稳状态。

参考文献：1、张守一：“知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2、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3、陈昌胜：《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知识经济范文第3篇

关健词：知识经济研究设想

农业经济时代产生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经济时代产生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将为人类带来文明的新形态─知识文明。知识文明是一种比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具现代性的文明形态。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显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每一种文明既有其越性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知识文明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比，是一种进步，但其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态，也有其不足的一面。所以，当我们在张开双臂热情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之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应当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把握和研究知识经济问题。

一、有可能产生的问题1.知识体系的不均衡发展将会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一般来说，知识体系的各个学科及各个组成部分应当保持一个合理的结构，这样从整体上会有利于推动知识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如科学与技术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之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应当保持一个协调的关系。只有协调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快速健康的发展。知识体系的各部分及各学科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知识体系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成长过程。一般来说，思维分为“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概念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称“形象思维”、“悟性思维”、“灵感思维”)。由于“理性思维”具有推理严谨、定量分析精密等特点，因此而产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而“非理性思维”又同一个的人文素质有直接的联系。“人文素质也可称文化素质，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杨德广：《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的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激发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独创性的丰硕成果。所以，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科学而孤立的发展的，它需要从社会科学聪明的海洋中不断汲取文化营养和精神力量。所以，知识体系的各学科之间及各组成部分假如不能协调均衡的发展，有可能会抑制知识体系整体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人类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及水平。但知识体系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的发展二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经济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将起到核心要素的作用。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经济将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经济对知识也将有着巨大的作用力。而经济对知识的作用力对整个知识体系并不总是均匀的，其中作用力最强的是知识体系与经济结合的最紧密的部分。这就有可能造成知识体系中一部分知识的相对发达，而其它部分知识的相对不发达。在整个知识体系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与经济联系更紧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相比，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与经济联系更紧密；科学与技术相比，技术与经济联系更紧密。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可能使人文科学、基础研究等方面知识的生产相对不足。这是不恰当的。知识体系的健康和协调的发展，不仅是知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生产知识，不仅仅是为了“利润”，它有着更深远的作用，对人类自身的把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以说，根本意义也在于此。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解决好知识体系的均衡发展，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2.有可能面临普遍性的失业问题。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和整体效应是不同的。局部的效应有时与整体的效应是相反的。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率先踏进知识经济门槛的国家将受益无穷。1997年5月19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埃克里·普利的文章，题目是《好得难以置信？》。文章说，目前美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是25年来最好的。人们寿命更长，呼吸的空气更干净，饮用的水更清洁，犯罪率直线下降。经济增长已持续七年，经济所有要素似乎都在密切配合。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率稳定在3％左右。消费者信心接近八年来的最高水平。80％的工人不担心失业，各阶层收入大幅度提高，最穷的人提高幅度最大。美国经济这些年持续增长并且出现“一高两低”现象，使得一些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主要原因是得益于知识经济的局部效应。在美国，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等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公式：经济增长的％＝3/4(劳动增长的％)＋1/4(资本增长的％)。他们将美国1948年～1984年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代入公式进行核算，发现美国实际的经济增长大大地大于理论计算出来的增长。也就是说，实际的增长比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所应该引起的增长大的多，大约多增长了66％。经过认真的分析认为，额外增长的66％，来自科技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美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超过资本和劳动力，占2/3以上。但是，这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只所以能起到2/3的贡献，根源在于比较优势。因为在一国或几个国家率先拥有某种先进技术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可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优势再加上知识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可出现经济持续增长并伴随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现象。假如这些国家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住这种优势，则仍可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保持高的就业率。但是，随着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各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水平的逐渐缩小，比较优势效应将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程度的机器排挤人的现象。知识经济将有着比工业经济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需要生产的人数会更少。知识经济时代可能会产生许多新兴行业，但这些新兴行业并不能完全容纳从“夕阳行业”或传统产业释放出来的工人，因为这些新兴行业也有着高的生产率同时仅需要较少的人数。同时，知识经济时代将对人的知识和素质都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时岗位缺人与人缺岗位现象的解决较之工业经济时代需要更长的时间过程。所以，从短期和局部来看，失业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从长期和全局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失业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失业会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长期问题，并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在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失业有可能会上升为第一大社会问题。3.会产生新的分配不公现象。财富的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分配，而权力的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把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把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把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这里不管是农业经济时代的按土地分配，还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按资分配，或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按知识分配，本质上都是不公平的，是分配不公的不同表现形式。理想的社会运行机制应是各要素均能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一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不公问题必然最终会被一种更先进的财富分配形式所代替，但我们仍应要积极地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分配不公出现极端化。一旦分配不公走向极端化，就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震荡，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也是历史的教训。4.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更大的不稳定性。首先，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能量越大，其破坏性也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社会经济系统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系统，一旦运用不慎，有可能会造成比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更大的危害。计算机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为犯罪者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身的作用力提高到极高的水平，同时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核能的应用也是如此。所以，生产力每前进一步，人类的谨慎程度就应增加一些。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投资高科技领域成为普遍现象，由于高科技领域具有高风险特征，所以，这时经济生活中的投资风险会变得比以往更大，这也是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不稳定性的一大因素。再次，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将不可避免，从而也增大了危害性作用的范围。第四，知识经济的到来必将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市场化的深入使人们的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依靠，越来越相互间联系紧密，这为危害性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途径。上述情况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应引起人们非常谨慎的时代，人们应非常小心，一旦出现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相应对策针对知识经济时代可能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防患于未然。1、加强国家干预，促进知识体系的健康均衡发展。在市场领域，遵循的是“自然法则”，“优胜劣汰”，以效益为中心。所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必须加强国家干预，以弥补市场缺陷。为了促进整个知识体系各部分的协调均衡发展，国家应加大对人文科学、基础所究等的投入；应制定具体可行的规划措施。国家干预的核心应是建立和健全利益补偿机制，使得从事经济效益差而社会效益好的知识生产者能有足够的动力，这是最关健的。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从短期来看，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技术等手段，来增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从长期来看，比较优势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尤其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来临，知识、机器排挤人的现象将日益突出。所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大力开拓新的就业领域是根本之举。为此，世界各国应联合行动，有规划、有组织的控制人口数量，发展中国家更应非凡重视。同时，要注重提高人口质量。要改革教育制度，适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要提倡终身教育，要注重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的提高。国家应采取积极措施开辟一些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应注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3、应不断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使社会财富的分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制度，但分配制度对生产制度又具有反作用。合理的分配制度将对生产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分配向知识要素倾斜是不可避免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自身要求。一定程度倾斜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正如封建社会分配向地主倾斜和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向资本倾斜一样，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积累，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有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假如倾斜过度，则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合理的分配制度应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为此，⑴要探索改革税收体系，增强累进功能；⑵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⑶要建立健全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的立法，如知识产权法等；⑷要防止知识完全垄断现象的出现；⑸要注重保护非知识生产者的合法权益。4、要健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效率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更大不稳定性的时代，为此，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意义非凡重大。对此，笔者认为：⑴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⑵建立健全知识生产和应用的监督和评估体系；⑶建立健全应急系统，以防不测；⑷加大对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的规范教育力度；⑸健全惩治规则。

三、若干设想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既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过渡形态。1、知识经济应向知识社会过渡。这里的知识社会概念不同于1993年美国学者f.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出的知识社会概念，他们说的知识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笔者将知识社会看成是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不仅包括知识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而且知识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个社会运行状态体现为高度“知识化”。知识经济为知识社会的到来将提供各方面的预备：⑴为社会提供大量的知识和有知识的人；⑵为社会提供更先进的生产力。2、假如我们将知识社会划分为初、中、高级三个阶段，共产主义可能就是知识社会的高级阶段。3、结合当前社会发展和知识经济的现状，未来共产主义可能具有如下主要特征：⑴生产是极度有效率的；⑵流通是极有效率的；⑶分配不再是单纯的按资分配或是按劳或按知识分配，而是各参于生产的诸要素平等的按贡献分配；⑷社会经济运行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⑸人类普遍知识化，具有高素质；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系统，能防止任何不测事件，能预先将社会不稳定状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⑺由于仍然会存在个人违犯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所以惩治规则仍然存在，并且是高效率的；⑻公有与私有不再严格区分，而是财产的不同权利互相交溶，互相归属，产权既是清楚的，又是不清楚的；⑼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将体现为高度计划基础上的市场化和高度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化，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工具都达到了精致的水平；⑽人类本身的许多弱点将被极大地克服，并被制约在合理的限度内；⑾人类将更多的注重人类自身的完善，将更注重于精神家园的建设；⑿国家仍然存在，但国家的职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单个国家将与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⒀由于生产率极高，所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将占小头，消费将占大头，整个社会总体上是一种属于消费型的社会；⒁具有高度组织效率，很多人将完全听命于机器；⒂社会经济系统运行将进入一种超稳状态。

参考文献：1、张守一：“知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2、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3、陈昌胜：《知识经济专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知识经济范文第4篇

1、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智能化

因而它是生产力发展到电子信息时代的产物。社会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以升级换代为形式的不断智能化规律，反映了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一般结果，反映了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的发展过程。这一趋势和过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①是“自然的人化”阶段，即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并利用各种物质手段武装自己，以增强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这一般结果是人类创造了以农业和工业经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使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人类先后进入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②是“人的自然化”阶段，即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长期过程中，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手段的改进，人们逐渐认识了自然的本质并掌握了自然运动变化的法则，并把这些认识抽象和内化为人的智力和知识等本质力量，从而实现人的自身塑造，使人的本质日益丰富和完善，行为更加合乎客观规律，自身能力更加全面强大，能够在自然面前有更大的自由，能够日益削弱自然因素对社会生产力的消极制约，能够按照人类的积极目的去改造自然和社会。这一过程的一般结果是人们在物质经济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经济类型——知识经济，使社会生产力上升到更高的发展阶段——电子信息生产力阶段。此时，物质财富的增长，主要不是靠增加资源、劳动、资本和场地，而是靠知识、技术等智力资源的作用，带动物力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创造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必需品（物质的和精神的）。

2、知识经济是知识积累和科技进步的必然

据OECD发表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所下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①所谓“知识”，它包括人类发明和发现的所有知识，其中，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知识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反映，也是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不断积累的经验的总结。从有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一天起，知识便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存在。在人类社会自然界获取生存必需品的竞争中，人类经济经历了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这些形态。然而，哪种经济型态能缺得了知识呢？如农业经济讲究“适时播种”，“适时”就是知识，没有这种知识，错过了节气，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工业经济更是如此，瓦特发明得蒸汽机，以及后来发明得珍妮纺纱机和电动机，使人类的体力得以延伸和解放，带来了我们当今正在享用的工业经济文明，这种蒸汽机、纺织机、电动机都是那个时代人类最尖端的知识结晶。谁都可以认识到，在以往的这些经济形态中，经济形态越发展，所需的知识就越多，知识所起的作用就越大。量变引起质变，终于会到达比任何其他要素，如海洋、土地、森林、矿藏、工厂、机器设备、货币（资本）等都更为重要的这样一个转折点，于是就产生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人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3、知识经济是以智能为核心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力系统

它以科学知识为资源基础，以高科技手段为中介，以经济发达为目标，是知识、技术和经济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高级生产力发展形式，是以科技为主的、以知识、生产、分配、创新和使用为要素的经济。以知识经济的典型代表软件产业为例，全球软件市场的年市场规模已高达4000一5000亿美元；美国计算机软件的产值已是硬件产值的1.4倍；全球500家最大公司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与美国5000家软件公司的贡献大体相近；微软公司的“视窗”软件占有世界80%以上的市场，该公司每周增加资产4亿美元。有关调查统计表明，1993年以来，美国工业增长的45％是由信息产业带动的，高技术产业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而传统的支柱产业只占14％，汽车产业仅占4％。在此期间，以微软公司和网景公司为代表的5000家软件公司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中微软公司的市值（上市股票的价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市值总和②。从美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功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以创造性的知识为核心，运用知识生产、发展知识产品，并以此来推动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4、知识经济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物质力量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本质

知识的力量一方面要以物质力量为保证条件，另一方面它最终还要转化为物质力量和物质产品（当然也包括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知识经济的生产标志着人们获取物质产品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再由物质到物质，消耗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是由知识到物质，以智力资源的开发带动物力资源的开发。这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反映了生产力不断智能化的历史趋势。

二、知识经济是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

知识经济标志着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又一次升级换代，即由普通机器时代向智能机器时代的跃升。而促成这一质的变革的关键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系统的全面改造。如果说，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使以制造工具为主的机器大工业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导的转变，那么，现代科学（主要指电子信息技术)技术的发展则从以下几方面实现了对社会生产力系统的科学化改造，使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以信息和服务业为主的“知识经济”，完成了生产力由“硬”到“软”的过渡，从而使知识经济成为了一种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

1、现代科技进步使社会生产力系统“软化”

工业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系统的“硬化”。此时，为了增加产品产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大量使用机械化的生产手段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要求强有力的材料、能源和交通设施为其基础条件。而随着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诸因素和生产流程以及产品都开始向“软”的方面转化；劳动力由体力型的大量投入，转变为文化型和科技型的少量人才，生产工具由粗大笨重的普通机器，变为精细灵巧的智能机器；劳动对象由天然的原材料变为优质的人工合成材料和新的能源；生产管理由经验管理转变为系统化的科学管理，生产过程实现了自动化、数字化、虚拟化，汽车、飞机的设计检验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许多产品的商标、品牌等软的成份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一些传统产业的“软化率”进一步提高。这一切都预示着“硬化”的物质生产力系统，正在向“软化”的知识生产力系统转变。

2、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缔造了新型的生产力系统——信息产业和服务产业

知识型软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微软为代表的一批计算机和软件企业，正在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据有关资料统计，近10年来，全世界信息产业和产品日益扩大，其销售额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则为64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接近1万亿美元，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这些新型产业大多是高科技产业，产品是高科技产品，如办公与通讯设备，1996年的贸易增长速度达到了26％，远远高于服装和一般消费品③。当今国际的竞争已经主要变成了技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谁拥有知识控制权，谁拥有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优势。这可以由该国获得的专利数目、高水平的科学家的数量、研究和开发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其它的技术力量等来衡量。

3、现代科技的发展优化了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功能

现代科技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使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向高效、优质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综合科学的发展，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系统而又细微，掌握了更多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促进了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活动的效果。以往依靠大量投入资源和劳动，消耗大量物质和能量的粗放经营，正在被更多依靠科学和技术，注重效率和效益的集约经营所代替，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更加协调。所有的这些将把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入高效、优质、和谐、公正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境界。

4、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级的经济形态，因为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知识经济实现了四个转变

①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知识经济中的第一生产要素是作为无形资产的知识。这种经济不再依托稀缺资源，它通过知识，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了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知识，不断开发出富有的，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量财富。因此，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产，是新一代企业实力的主要标志。现在，许多国外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60%，而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近三分之一是像微软公司这样的知识企业提供的。微软公司的有形资产规模很小，原材料的库存量很少，但企业资产却高达重2000亿美元，相比之下，通用汽车公司拥有的庞大设施可谓雄居全球之首，而整个资产却只有400亿美元④。

②从知识本身的获取向求知能力的开发转变。在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知识的获取已经是厂商的基本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单纯地获取知识是完全不够的。知识作为商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性。知识的供方是垄断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保密使知识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形成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就成为至高无上的任务。同时由于技术的更新换代加快，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从而任何知识都只有暂时性的意义。所以，对企业员工来说，是否具备不断掌握最新知识的能力，比掌握多少现存的知识要重要得多。亚洲开发银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国家尽管仍然可以把大量劳动力资源用作工业的补充力量，但关键“要看这些国家能否把人变成人力资源”。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就是那种具有随时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和素质的人。

③从重视引进模仿能力向强调创新能力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转移，曾经是一些国家企业实现赶超的基本途径。如80年代的日本。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单纯引进模式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是因为随着全球大市场的激烈竞争，由于企业普遍奉行成本一质量战略，又由于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技术扩散的速度加快，因而造成产品和工艺在技术上的趋同化，为提高竞争实力，就必须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技术产业和技术产品。与此同时，技术贸易壁垒也必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而日趋强化。在此种形式下，开发自己的技术，提高本国和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成为知识经济的基本要求。这样一来，企业管理就不是一般的信息管理，而是创新管理，即通过管理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并把这一点看作是企此经营的中心任务。

④从技术自身的创新向知识生产的基础能力创新转变。技术创新更多地是着眼于把设想转变为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这一应用层面。在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是技术、设计、制造、管理的一体化，其源头是市场消费需求的牵动。应当指出，在这一层面上的创新虽然是自觉的，但在基础科学层面上，即在观念、理论这一最后源头上，创新却常常是不自觉的。当观念上的创新自发地出现时，社会和企业再随机选用某些创意进行技术—产业开发。因此，工业时代的创新主要是技术创新，还不是完整的知识创新，即还没有形成包括基础信息在内的知识创新体系和知识创新工程。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那种以推进质量更高、性能更好、工艺更新的产品为目标的“增量性创新”或渐近式创新，就暴露出严重的弱点。相反，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三、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当今，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焦点正在转向知识经济。新的知识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资源，成为我们新的消费基础。新的知识观念、知识价值、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转移、知识功能和知识经济爆长，正成为人们注目的重点，在我国发展知识经济，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之处，诸如思想观念、内外环境、经济条件、体制和政策等都需要调适。因此，必须提高认识，深化改革，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知识经济，才能促使生产力发展更上一个新台阶。

1、重视人才在知识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素质

判断我国离知识经济有多远，生产力水平高不高，教育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是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因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无不依赖于以智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的支持。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并且是基础型的差距。我国大量企业职工下岗实现再就业十分困难，就充分暴露出我国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问题。当前，OECD各国再教育事业已经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仍然更多地注意通过促进公众接受多种技能的训练，特别是掌握学习的能力来不断提高人力素质。这更使我们感到，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加快发展我国的教育，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将继续成为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然而，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制度下，我们培养出的人才并不适应知识经济起步、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制约知识经济在中国生长的一个关键原因。其一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不适于培养创新人才。学制太死，专业太窄，偏重理论，忽视能力。据调查，现在毕业的大学生，真正适合企业、公司需要的并不多。其二是我国的人才制度不适合鼓励新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关键是人才制度并没有把人才作为中心来认识，而是把用什么样的人作为中心，当动机取代目的时，目的只能围绕动机改变自己，所以，我们的人才缺乏创新精神，即使是有创新，也只是在“规定”范围内创新，来符合一些管理者对人的要求。其三是传统习惯中对创新人才存有偏见。有很多人眼里人才一般是老成持重、饱读诗书的人，而标新立意、自由散漫的人不是人才，甚至是不可救药的人。而一般具有创造能力的人才，往往个性鲜明，独立性、自信力强，这与我国现行人才人事领导体制下对人才的要求是矛盾的，也是传统的中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习惯相左的。

因此看来，发展知识经济，必须首先从改造我们落后的国情状况开始。教育落后，尤其是教育观念落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国情实际。我们应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结合国情实际，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建立开放式、多渠道、多种所有制并存且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终身接受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大力发展教育，尽快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本的素质，培养二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大量人才，是发展生产力乃至根本解决我国未来就业问题的一个当务之急。

2、创建国家创新体系使之成为发展知识经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基础和引擎

国家创新体系由观念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制度创新系统和管理创新系统组成，其骨干部分是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大力促进和广泛进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任务。如果说国家创新体系是知识经济的发动机，知识和创新就是发动机的燃料。加快国家创新体制的建设，无疑是要加强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基础条件，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动力。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全民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无疑是我国迈向知识时代的正确道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是使我国的创新综合实力在2010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⑤。目前，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由国家经贸委和组织实施的“技术创新工程”，由教育部组织实施的“211工程”都正在实施之中，还应组织实施“制度创新工程”、“管理创新工程”。在发展创新体系时，我们还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创新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技术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出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企业是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有没有开发能力，开发什么，直接影响到它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的科技开发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目标，研究出来的成果会迅速得到转化。所以，要下力气克服过去那种从组织结构到功能结构自我封闭的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的僵化格局，推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先进技术，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促进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从当前我国实际看，科技体制改革要按照结构调整、人员分流、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的原则，全面推进，分步实施。调整结构就是要调整科研机构所有制结构，由过去单一政府办科研，调整为政府、社会、企业等办科研，要把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逐步由事业法人变为企业法人。同时科研所要调整内部结构、人才结构，以及调整研究开发生产经营之间的结构等等。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分流人员，提高效益，加强责任。机制转换，制度创新就是要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决策机制，自负盈亏的经营机制，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内部监督机制等。

第三，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科技人才是科学技术的主要载体。知识经济的来临意味着继土地、资本之后，知识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种经济资源。科技创新首先需要人才创新。人才创新要求做到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不断吸纳新知识，使得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后劲、有长劲。

第四，投入是科技创新的保障。经济落后，归根到底是科技落后，而科技落后与多年来科技投入少有直接联系，特别是与企业投入较少的联系更为密切。解决投入不足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转变各级党政领导的思想，树立科技投入是生产性、战略性投入的意识。具体说来就是要实现国民收入一次分配重点投入，二次分配增加投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银行贷款为支撑，社会其他投入为补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的科技投资机制。

3、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赋予生产力新活力

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知识经济特别需要强调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应用，今日美国经济的成功发展，不仅仅在于发展高科技，根本的经验在于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应用，在所有领域都增加知识含量。目前，美国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的同时，制造业仍很强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从业人数还不到10％，但却是支撑近几年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只有3％③，却生产出全国所需有余的农产品⑥。如此之高的效益和效率，没有高科技作为后盾，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我国处于工业经济时代，全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坚持“并举”方针，即一方面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技术跨越；另一方面应更多地考虑到我国传统产业如何利用知识和信息包括管理知识乃至新的思维方式等求得发展，提高效率和效益，让旧的生产力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此外，应该注意发展各种规模的企业。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一些大企业集团的衰败破产。因此，对工业的规模效益理论应重新加以认识。目前所说的“大”，指的是有形资产规模大；而在知识经济中，企业竞争成败的第一决定因素不是有形资产的大小，而是其中的高技术含量，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创新能力；在同等无形资产条件下增加有形资产是有利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无形资产，盲目扩充有形资产则可能造成“大船难调头”的被动局面。我国企业改革中的“抓大”要从实际出发，在扩张有形资产规模的同时应努力增长无形资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注入。“发展知识经济就是发展高科技”的说法，是对知识经济的片面理解。只有对传统产业注入高技术，才谈得上全面发展知识经济；也只有对传统产业注入高技术，才能真正使生产力发展上一个台阶。

4、大力发展我国信息产业，为生产力迅速发展铺平道路

知识经济的主要标志是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技术产业的兴起。信息产业发展主要依靠信息技术进步，其代表是计算机和通信的发展和应用。我国信息产业自9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其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1997年后，全国已铺设光缆80万公里，电话交换机1.1亿门，网路规模居世界第二；信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额也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PC、外部设备、网络设备和元器件产值达到1400亿元以上⑦。尽管如此，我国信息产业存在两个致命弱点：第一，产业结构严重扭曲，信息服务业严重发展滞后，1997年产值仅达148亿元，仅为硬件的十分之一；而设备制造及软件业又与应用脱节，略有超前的信息基础设施出现了能力闲置；第二，国产能力难以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信息产业的关联效应主要体现在对进口要求的拉动，国内需求体系对国内厂家生产的产品认同感比较低。在参与制定国家信息产业政策时，不少人提出了贸易保护的主张，期待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但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对重点产业我们保护了几十年，但婴儿却永远长不大。因比较优势的态度认同目前的国际分工，理论上美妙，但实际可能十分危险。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条道路来，即通过启动信息服务业来拉动国内的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技术水平。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网络平台上，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展和公开化，使满足信息社会需求；扩大的信息用户与网络范围相结合，推进电子商务，从而建立信息资源开发走上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拉动国内以汉化为基础的软件业发展，达到规模后形成自主的标准；以标准为启动器，重组国内硬件产业。为实现这一思路，急需办三件事：一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化；二是在电讯业鼓励竞争，把通讯费用水平降到国际标准以下；三是对信息资源开发业的发展给予优先的政策支持。中国是一个大国，信息服务业又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充分利用大国市场优势再组中国信息产业，是这个产业获得国际竞争力的现实起点，这样，当信息产业真正发展起来了，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也就铺平了。

5、建立健全知识产业社会支撑结构，让科学技术顺利转化为生产力

没有相应的社会支撑结构，知识产业不可能迅速发展。我国知识产业社会支撑结构脆弱，表现在：市场体系还不健全，风险投资系统没有形成，教育还欠发达，人才流动不够畅通，中介服务机构薄弱，通信媒体还不完善，信息网络尚未建成等，因此，要建立健全知识产业社会支撑结构。尤其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信息机构和企业是创新系统的主要组织，要采取多种措施使之在体制改革中，大力组织科研生产联合体。科研单位根据生产需要研究开发新知识，并运用到生产中。生产单位为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经费、测试基地和科研手段等物质条件。两者互相促进，实现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密切产业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增大建立行业性的科研中心或知识经济开发中心，提倡“产、学、研”联合攻关，形成“创新系统”，和“知识传播网络”，攻克重大高知识密度项目，推动知识经济发展，以此实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顺利过渡。

6、积极拓宽知识经济投资渠道，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知识产业的发展快慢与资金投入紧密相关。世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科技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指出：经合组织国家投入到教育中的平均经费小于成员国政府支出的12％，投入到研究开发的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近几年来，世界经合组织的知识投入已不是单靠政府，而是开辟了多种渠道，如1993年经合组织的研究开发费，企业占58.8％，政府占36．2％，其它国内来源占2.9%⑧。这说明他们用于知识方面的资金投入已转向以企业为主体，但是，由于我国企业留利少和折旧率较低，使企业自我积累能力比较薄弱。为此，在改革中，我们应立足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使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投资主体。通过调整逐步使企业的实际盈利水平能达到35～40％左右，一般经营性的、可正常盈利的知识和技术开发项目逐步转移到企业投资，由企业承担投资风险。如果企业急需的知识与技术开发项目资金不足，国家可以通过有偿投资或增加股份的方式给以适当支持，实行国家和企业投资共担，利益共享。这样，经济细胞——企业搞活后，生产力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7、充分发挥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为生产力发展提供导向与服务

在协调知识经济运行的实践中，政府承担着重要责任。在政策上，特别是与知识产业、科技、教育相关的政策，政府应当尽快完善政府政策支撑体系，形成强有力的导向与激励机制，包括：鼓励知识型人才进入企业的政策，激励知识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政策，鼓励知识技术创新、知识创新与产品开发的政策，建立具有高知识密度的科技工业园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鼓励产学研一体化的政策，淘汰落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政策；完善知识型经济成果奖励制度等等。在法律上，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在知识建设上，要支持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机制。在行政指挥上，要协调产、学、研各方联台互动的关系，使各方携手共进，促进知识经济和生产力迅速发展。

已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正如同志在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预见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作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⑨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积极主动的务实精神，抓住机会，迎接挑战，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尽快建立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支撑体系，以促进生产力迅速向前发展，实现江主席提出的“科教兴国”之伟大战略。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朱玉杰《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经济日报》1999年5月19日

②严义埙《迎接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光明日报》1998年4月7日

③刘磊等编著《知识经济：第三次经济革命》中国大地出版社1998年

④李京文著《知识经济：21世纪的新经济形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⑤冯之浚著《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⑥《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十五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⑦李京文著《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

知识经济范文第5篇

首先必须澄清这个副标题里面“批判”的涵义，因为在中国现代语境里这个语词被污染得很厉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并非要对理性加以批判，而开宗明义提出要对“理性”的适用范围加以界说。“批判(kritik)”就是扬弃和理解。理性反省理性自身，于是有了“批判理性”。我们今天反省“知识经济”，于是可以有“知识经济批判”。对一件事情加以“批判”地理解，这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类理性要运用自己能力的“冲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出于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因为所谓“自由”首先便意味着“思想”的自由。当一件事情例如“知识经济”变得如此时髦以致获得了“意识形态(意蒂牢结)”般的话语权力的时候，思想的自由便意味着要对这一新生的“意蒂牢结”加以批判，通过批判，思想才获得了独立。

“知识经济”，把知识与经济联在一起使用，我以为始自德鲁克(PeterDruker),至少经过他1994年出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广泛认可。德鲁克定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阶级冲突的形态从古典的“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冲突演变为“知识阶级—无知识阶级”的冲突。他把这一社会形态叫做“知识社会”。在我看来，“知识”作为一种经济物品，固然表现出特殊的技术属性(例如“规模收益递增”)，但当它被当成经济物品时，它的基本属性仍然是“资本品”。换句话说，作为“知识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改变知识的“资本”性质。其实只要存在谋利动机，就永远存在着将知识转变为商品的动机，从而永远存在着以“知识”为手段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化”的过程。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知识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范畴。换句话说，只要“资本”还具有积极意义(除非我们不要经济发展)，作为“资本品”的知识也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把知识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在中国还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渊源。这一渊源可以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来概括。这一口号一方面是对“文化革命”反智传统的否定，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它作为“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延伸，正在或已经成为市场化制度变革的障碍。在这一双重的背景下，澄清“知识”与“经济”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二者间互动演进的多种可能前景，就超出了单纯学术探讨的范围，进入社会批判领域。

下面我将要讨论的，首先是“知识”的经济学性质；其次，“知识”能否，以及在何种社会条件下成为“生产力”，从而解答“知识救国”与否的问题；再次，被当成生产力的“知识”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意味着什么，从而，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追求“发展”；最后，在“格物致知”的知识与“权力意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这一差异以何种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与人生。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几个层次上把握“知识”与“经济”问题，我们也就初步完成了对“知识经济”的批判，从而获得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自由。

二、“知识”与其“互补性”

在论及“知识”的生产力性质之前，让我先引述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GottfriedLeibniz)对“知识”所下的定义，他的知识及道德哲学(例如《神正论》)可谓是“上承苏格拉底，下启康德”。他在一篇书简中这样定义知识[1]：“…(7)知识分为两类，其一为关于事实[facts]的知识，其二为关于理性[reasons]的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就是统觉[perception]，关于理性的知识就是智慧[intelligence]。(8)关于理性的知识使我们变得完美起来，因为它教导我们普遍与永恒的真理，这一真理通过[上帝般]完美的存在而得到表达。而关于事实的知识就如同城市里错综复杂的街道，当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它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不希望被这些知识负累了我们的记忆。”莱布尼兹在另一处还说：“…快乐，就是关于完美的一种感觉或知识，…”。而争取持久的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兹这一西方哲学主流看来就是“明智(wisdom)”与“美德(virtue)”的目的。

从西方思想源流中截取的这一片段，对我们当下的讨论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知识”，至少在百多年来“西力东渐”过程中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知识”，是发自西方的，是希腊科学(自然哲学)的诸多果实之一；(2)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重新开掘希腊精神的重要努力之一是从神与灵魂不灭的宗教传统中论证个体“自由意志”与个体“理性”追求幸福的正当性。我们知道，希腊自然哲学的精神里面没有中世纪基督教那种强烈的“善”与“恶”的道德观念。而具有浓重宗教传统的德国启蒙运动实际上把“知识”从希腊自然哲学的道德中性立场转变为康德式的、类似于宋明理学那样的“知识”观念，即旨在“安身立命”的知识；于是，(3)从西方人那里发展起来的知识论因英美与欧陆这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而分化为：(a)无神论的、怀疑主义的、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论，由洛克、休谟、边沁(JeremyBentham,)直到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杜威(JohnDewey)；(b)目的论的、神正论的、先验论和义务论的知识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莱布尼兹和康德。

这样，当我们反思“知识”观念的时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当中“技术的”(英美的)与“道德的”(欧陆的)知识论之间原本就有的张力。我认为保持这一张力是西方保持其正常人生状况(humancondition)的前提(而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则是打破了这一紧张平衡的结果)。其次，我们需要考虑中西之间对“幸福”(必死的生命试图超越其有限性的方式)的不同理解以及由这一差异所造成的对“知识”的基本态度之差异。只有经过这两个方面的反思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确立一种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论，并由此而进入一个健全和明智的中国人的“知识经济”。

经验论和功利主义立场上的“知识”是一种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注意，在英文里面“力量”与“权力”是同一个词(power)。我常常觉得为了使知识分子对“知识”保持必要的疏离和警觉，应当把培根的原文翻译为“知识就是权力”。作为“权力”的知识，本质上是技术性的知识。这里有必要界定一下“技术”这个语词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第一卷里把“技术(tekhne)”与科学做了区分：技术是对个别事物的观察和研究，而科学(“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被叫做“知识”)则以一般事物为观察研究的对象。对事物进行个别的研究，这正是英美经验主义知识传统的特征。这样一种“分殊”原则极大地拓展了西方人的科学与技术——导致西方权力的全球范围的拓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下，亚里士多德说“技术”是一种依赖于偶然性的机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普遍形态进行研究才可以把握事物的必然性。家政学(即后来的“经济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作为个别形态的家庭的理财方式。修辞学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说服具体(个别形态)的听众。政治学，如果是马基雅维利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技术，因为它研究如何在具体的权力博弈中取胜(权术)；如果是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政治学，就是一门科学，因为它研究“最高的善”(即普遍形态的“幸福”)。

技术性的知识必须通过具体经验才能够积累起来，实验室的发展和大学制度是技术知识获得长足进展的最关键环节。每一个人的具体经验都是有限的，于是：(1)只有在分工制度下才可能积累大量的技术性知识，(2)只有那些协调成本较低的分工制度才可能持续地获取和积累技术性知识。我必须在下面的论述中把这两个原则展开来讨论。

如我在以前一系列文章里已经论述过的[2]，人类各种知识之间的经济学关系主要是“互补性的”而不是“互替性”的。知识互补性的经济学含义是：知识甲和知识乙单独运用于经济活动时各自获得的收益的加总必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于经济活动时的收益。这种互补性包括两个方面：(1)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即对同一个(个人或群体的)知识传统而言，尚未获得的知识与已经获得的知识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数学知识传统里面的小学数学与中学数学之间)；(2)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即对不同知识传统(个人的或群体的)而言，各个传统内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通过传统之间的交往而获得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个人知识传统当中汉语知识与外语知识之间)。是否存在着“互替性”的知识呢?就我所知，互替性的知识总是孤立地个别地存在着，例如录像机的各种制式之间往往相互竞争，网络浏览器里面的IE与Netscape之间相互竞争，还可以列举一些重要的知识互替性。但是，即便在这些互替性的例子里，仍然存在着基本知识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录像机基本原理，浏览器的基本语言)。只要知识是稀缺的，知识互补性就必定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即“按照互替性生产知识”是奢侈的行为)。可以想象，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知识过剩”以及相应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互替性”。

知识互补性是收益递增现象的本质。所谓收益递增，就是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而下降。通常所谓的“知识经济”，是指经济的主要产品的主要成本含量从古典的资本与劳动投入转换为“知识性”的投入。严格地定义“知识性投入”需要很大的篇幅[3]。在古典的要素投入(资本与劳动)与现代的知识性投入之间并不存在概念的鸿沟，我们面对的其实是一系列可以视为“连续性”的、要素含量的结构性变动。例如“劳动”这一要素，当培养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投入的价值增加到超过该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日常消费投入的价值时，我们就认为该“劳动”已经从古典的“劳动”要素演变为“后工业社会”的知识资本了。当我们试图界定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时，我们会进一步发现所谓“教育”，既包括专业化训练，也包括业余消闲(电影、画报、体育、旅游、美食、恬睡、畅饮，等等同时增长体力和智力的消费活动)。这一现象已经日益被经济学家所重视并且在当代经济学文献里被定义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consumption)”。

不论如何，要素(资本或劳动)当中包含的知识含量具有与其他要素单位所包含的知识含量的互补性。这一知识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后者引发了当代经济学的“收益递增”革命[4]。当要素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知识与他人知识之间存在强烈互补性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潜在的利润机会。这一机会导源于这一基本事实：要素联合运用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总产出减去要素单独运用于其他生产过程所带来的各自的收益所得的差远大于零。这就是收益递增经济里面的“经济租”。人们通过分工与合作试图获取和分享这一“经济租”。后者为分工与合作提供了强烈的经济激励，这一激励强烈到足以使人们为了分工的好处而自愿放弃离群索居所具有的自由。

三、“知识救国”吗？

人们通过分工制度的协调来获取大量的知识。因为在分工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专业化为某一狭隘知识领域的专家，而后通过与他人“交换”知识而获得生活与生产资料。心理学研究自19世纪初已经发现，学习一项知识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总是随着学习者在该项知识上投入的学习时间总量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发现在当代脑神经研究与认知科学中又获得了新的神经网络理论的支持(神经网络均衡点的稳定性与学习时间之间的关系)。历史观察表明，那些更加依赖于分工制度来获取知识的社会比那些主要依赖于传统方式(例如师徒制度、家族传承、个人探索)来获取知识的社会，表现出高得多的知识积累速度，从而可以在短短几百年或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传统社会在几千年时间里所积累的知识存量。

理解了分工制度对获取知识的重大意义之后，我们就可以讨论分工的协调问题了。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制度问题的本质特征在于：收入分配的方式决定性地影响到分工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这一特征，当经济学在90年代以来进入“博弈论”理性主义阶段时[5]，它才真正开始接触到制度问题。

对于可供选择的各种各样的协调分工的“制度”——我还没有定义“制度”概念，如果我们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问题，即仅仅考虑效率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把各种制度按照它们的经济效率排列出来。所谓“效率”，就是节约经济资源的程度。如果我们把知识列入稀缺的经济资源的话，那么对于“知识经济”极端重要的制度问题就是寻找那些最小限度地闲置知识的协调分工的制度。而这是很难很难的，因为知识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以“观念”的方式运行着，任何违反了知识主体的主观意志的制度都很难避免巨大的知识浪费。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处于奴隶地位的知识主体与一个处于企业家地位的知识主体之间可能表现出的巨大的知识运用能力的差异。

在没有给出“制度”定义之前，让我先提出协调分工的最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一个判据：生产的效率越是取决于要素投入主体的主观意志与主观努力，协调生产的制度的效率就越是依赖于“自愿原则”。

读者或许已经想到，“市场”机制(与传统的中央计划机制相比而言)是一个比较尊重自愿原则的制度，所以应当表现出高得多的协调分工的效率。这个判断，或者上述判据的这一运用，大体上是正确的。不过，我愿意指出，即便是“市场”制度里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压抑主体意志的现象，典型如“垄断”，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某些事情，等等。

现在我必须澄清两个概念：(1)“自愿”，(2)“制度”。哲学家们长期以来讨论不清楚“自愿”这个概念的实质。我甚至可以声称，自从西方人获得了神学(始自摩西)，他们就不得不在自由意志的自愿性与上帝的秩序的必然性之间纠缠不清[6]。

当我们说到“自愿”这个语词时，它指涉这样两方面的情况：(1)被指涉的主体必须是免于明显的外力强迫的。注意，我使用的语言：“强迫”在语义上明显地不同于“控制”，后者可以包括受控主体“间接地施加影响”(通过语言、感觉、意识)。在这一点上，你可以争辩说“市场”经济制度其实是很虚伪的，它表面上尊重你的自治权利，实际上控制你的主观意志。对此我表示同情的理解，却无法为此而修改我对“自愿”原则的定义。(2)被指涉的主体必须在主观上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各种可能的后果。这一条件可以有效地减弱上述的“控制”所施加的影响，因为主体明白他在做什么，这意味着外界施加的“间接的影响”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主体意志的选择。这两个条件意味着两个推论：(1)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因为他事前意识到了他所做事情的各种后果并且他是主动地(不受外力胁迫)从事这件事情的；(2)主体有知的权利，因为不如此便无法承担道德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宪法里面，在确立了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后，第一项重要的补充条款就是“新闻自由”条款(公众对信息的权利)。

现在可以定义“制度”了。事实上，对制度的定义需要整整一门“制度分析基础”课程作为定义的展开。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群体内部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成员之间就协调分工所达成的均衡的从而是可预期的和稳定的行为模式。这一行为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可见的行为。很明显，不可见的行为是别人难以预期的；(2)对可见行为的公认的阐释。关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两条：(a)人们尽可以对行为作出极为不同的阐释，但只要这些阐释没有得到公认，它们就难以获得制度力量。任何制度条款都是在获得多数人的公认理解下发生其协调人群行为的效力的。典型的例子如交通规则，只有当人群的多数成员对规则作出统一的理解时，规则才可能实现其协调交通的功能；(b)对行为模式的新的阐释对制度创新是极为重要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居然对其既有行为模式作不出任何新的阐释，那么这个社会的创新和演进的力量必定已经消失了。观念的力量对制度发生作用，通过制度演变而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制度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之间辩证关系的关键环节，是合理性展开其自身的“中介”。

只是在这一节的结尾处，我才具备了回答这一节主要问题的条件：“知识救国”吗?我回答是：技术性的知识与一般意义上的“救国”无关。更进一步，如果没有协调分工的有效制度，技术性知识甚至无法转化为生产力，从而即便在“实业救国”的意义上也与“救国”无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最关键的字眼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而是那个“是”字。在完成了上面这样冗长的论证之后，我们有资格询问：科学技术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转化为生产力?

显然，自愿原则是那些有可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制度的第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政治学意义就是“自由”。我们固然可以对“自由”作出许多不同的理解，却不能阉割了自愿原则里面讨论过的对“自由”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基本理解，这一基本理解应当、而且为了具有制度效力必须是公认的。让我补充两点：(1)公认的理解要求知识的“本土化”，这是很显然的，非本土的知识难以达成本土成员间的共识。一个眼下的例子是北约在科索沃事件中采取的强力干预，我很怀疑这一干预所依据的制度知识(哪怕它是关于“自由”制度的知识)能够被本土成员的大多数所理解和认同；(2)公认的理解要求阐释与事实的基本一致，这也是很显然的，那些明显地具有胁迫性质的规则不能被阐释为“自由”。没有人会认为限制了他呼吸通畅的某种外力是使他“自由”的力量[7]。

现在让我提出(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意义上)可以“救国”的制度的第二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下个人的努力是否与其回报紧密联系着。换句话说，权力与义务是否紧密地联系着。关于这一点我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补充任何东西，因为读者十分清楚传统中央计划体制是怎样失去创造力和效率的。或许我应当补充一点：即便是市场体制，也时刻面临着并且时刻在解决着如何改善激励机制和激发人们的创造力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成熟的市场社会可以逐渐失去创新力量，例如70年代以前的英国。另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创新机制问题之后，僵化了的市场社会可以重新获得生命力，例如当代的英国。

最后，而且在操作意义上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制度的第三个特征：协调分工的制度的效率每时每刻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于自然环境变动和由于人群心态变动导致的)新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制度安排使得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紧密联系能够以最小成本实现。这句话或许涉及较多的技术语言，需要进一步解释。让我引用我喜欢的张维迎举过的例子(经过修改)来说明这里涉及的条件。设想两个人分工的社会，假定其中一人在月光下挖土，另一人在树影下挖土。当这两个人谈判他们之间的社会契约时，最关键的条款之一是“由谁来负责监督全体人员的劳动，从而负责制定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如果社会推举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来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那么，由于他必须花费很大精力才可能准确测算和监督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劳动努力，他的最优行为模式将逐步演变为：减少他所支付的监督努力，按照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总产出来决定他的报酬。这是因为挖土的总产出比较容易观察和测量。而对于每个人的总产出的测量归根结底要参照社会平均产出来决定其高低。换句话说，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只能参照他自己的(此处代表“社会平均生产率”)总产出来决定支付给在树影下挖土的人的报酬。但是在这一“权利—义务”关联之下，假如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原本比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具有先天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天才或特殊技能者)，我们可以预言，这才能多半是要闲置的。因为按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决定每个人的报酬必定导致“平均主义”的报酬法则。这一法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综上所述，一个效率高得多的制度安排是让那个在树影下挖土的人负责监督群体和制定每个人的报酬。道理很简单，由他来监督那个在月光下挖土的人的劳动，监督成本小得多，测算也准确得多，从而以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紧密联系。关于这类制度安排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包括在针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机制设计经济学”里面了。

上面讨论的制度有效率的第三个特征，其最重要的推论在于：一个制度的效率不能够靠任何一套普遍原理来保证，而只能依靠千百万社会成员追求效率的日常努力来保证。因为如上面的例子所表明的，命名权利与义务在较低成本下紧密联系起来的制度安排，随着环境与人群的变动而处于永恒的变动中，没有任何普遍原理可以事前把握这些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性知识里面的这类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对“技术”定义，具有技术性知识的特点，因为它们只针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不针对普遍的一般的事物。在我的理解中，韦伯所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撑体系”，不是别的，正是这里所说的技术性的制度性知识。没有这些知识的大规模积累和不断创新，就没有“可计算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一种有效协调分工的制度的发展。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的效率依赖于大众的日常的追求效率的努力，我愿意以下面的命题来强调我在这一节里提出的三个特征在制度经济学意义上最为关键的环节：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追求效率的努力和创新。注意：这一命题所要求的制度安排是完全“自恰”的，因为它所追求的效率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依赖于制度安排是否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对效率的追求。在这样一个纯粹关注效率的环节里面，制度的“好”与“坏”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尽管我们必须询问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仔细阅读我在这一节里的讨论不难发现，这些讨论其实已涉及了制度好坏问题。例如，我讨论了“自愿原则”与“自由”的含义。但是对制度作道德判断毕竟已经超出了这一节的主题，应当放在另外的章节里讨论。

四、“人力资本”与人的“异化”

一旦以劳动者为载体的知识成为谋利的资本，劳动就开始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投资人以劳动者的知识积累过程(例如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自修)为投资目标，期待着将来从这一知识存量中获得大于投资额的回报。最早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家们估计过就美国社会而言的这一“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50％，依样本结构而有巨大差异。不过，这一比率的下限仍然大大高于美国经济在常规情况下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10％左右)。由于这一超高回报率的吸引，成熟市场经济(美国、德国、甚至香港)的投资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明显地向人力资本方向倾斜。

下面我希望在我提出的“知识互补性”概念体系中解释一下，人力资本为什么比物质资本具有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首先应当界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曾经和仍然在引起广泛的争论，著名者如庞巴沃克与费舍之间的论战[8]，以及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9]。

庞巴沃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出发点是把“资本”看做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迂回生产方式(theround－aboutmethod)。“时间”在这一生产方式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迂回所用的时间越长，理性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就越高。因此从实证角度看，一项投资的资本周期越长，就说明该类迂回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回报率越高。教育通常比物质资本投资具有长得多的周期(常规学校至少需要12年才完成中等教育，而最大的钢铁基地建设周期不过是5年左右)。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教育投资具有比通常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回报率。

资本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费舍的“投资机会决定投资回报率”的理论。在费舍看来，一切事物，只要可以产生未来收益，就都可以成为“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由投资项目及各个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决定。假如我们把全部可能的投资项目(机会)按照回报率从高到低排列出来，那么最优的投资选择将从那些回报率高的项目开始投资，只在用尽了较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以后才逐次向更低回报率的项目投资。这样的投资安排一直可以进行到融资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所必须支付的利息率)等于投资回报率时为止。而融资的平均成本由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在现时与未来一切时点间的一般均衡决定。由这一均衡决定的融资成本也叫做“真实利率”，它的大小归根结底要取决于一个经济所提供的投资机会的多寡以及这些投资机会可能产生的回报率的高低。

在运用费舍的资本理论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判断“投资机会”及其“回报率”。例如，一般来说“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投资机会。可是如果受过教育的劳动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具有同样的收益，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教育是“投资机会”。又如，当投资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里进行从而所涉及的风险非常高的时候，投资的帐面回报率就显得毫无意义，相当于接近于零的投资回报率。由于这些理由，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少得多(因为经济结构对简单劳动的回报与复杂劳动的回报没有加以细致的区分)，有保障的投资回报率也低得多(因为投资环境不甚稳定，产权制度不甚健全)。

让我总结和引申一下上面的分析：(1)对经济发展而言(知识稀缺)，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的回报率比物质资本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高得多；(2)尽管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高的潜在回报率，当社会政治环境不能提供产权保护时，或者当制度安排极大地扭曲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时，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回报率可以大大低于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3)如果国际间可以自由移民的话，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应当倾向于在各国间达到均衡，而在均衡状态下，世界人力资本将集中于成熟市场经济而不是发展中经济；(4)当国际间不可能自由移民时，从发展中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5)基于与(4)同样的理由，从乡村向城镇移民的劳动力将倾向于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6)经济发达地区倾向于比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率(即在总的投资结构里人力资本投资所占的比率)。

为什么就常规而言(即潜在回报率与现实回报率相符合)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呢?我认为这是由知识的“人力资本”载体与“物质资本”载体之间的本质差异造成的。当一项知识从它所在的知识传统中抽离出来被装载到物质的或人力的载体里面时，它与其他知识之间的互补依照载体的技术特征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例如以物质资本为载体的知识，一旦被物化为资本品，将失去可塑性(这是索罗，RobdertSolow，资本理论里的术语，可以广义地理解为“灵活性”，“创新性”，知识传统的“持续性”，“可发展性”等等)。而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则能够保持这样的可塑性。人不同于物的根本之处在于人具有创造能力，人的思维过程能够不断从简单事物的复杂连接突显出高度复杂的事物，并且至今为止人类大脑表现出的，是几乎无限制地将这一过程持续下去的倾向[10]。

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上面的例子：(1)如果物质资本最初被设计和生产出来时，就包含着利用知识互补性的初衷，那么任何两项知识的物质载体之间可以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例如专用于微软公司的“视窗”系统的打印机与计算机，它们分别运用时能够得到的收益的总和会小于他们联合运用所产生的收益。这样，知识互补性所隐涵的经济收益递增就通过将知识专有化为物质资本而得以实现。按照这一原理设计与生产的资本品，叫做“专有资本品(specificcapital)”，它们只能运用于特定的生产过程，通过该特定生产过程获取规模收益。因此，专有资本品虽然可以带来规模收益，它们所装载的知识仍然是不可塑的；(2)如果两项资本品最初设计时并不考虑到获取特定生产过程的规模收益，那么它们装载的知识项目很可能不具备强烈的互补性，或者只具备潜在互补性(有待未来知识进步将其开发出来)。这样的资本品叫做“通用资本品(generalcapital)”，它们单独运用所得到的收益的总和通常不会小于它们联合运用所得到的收益。于是这里没有因知识互补性而来的经济收益递增现象。当潜在的知识互补性被进一步的知识进步所开发出来时，要想通过物质资本获得这一知识互补性隐涵着的收益递增，人们只能淘汰旧的资本品，代之以装载了新的知识的资本品。这叫做“资产更新”或者固定资产的“技术改造”，改造之后的资本品将变得更加“专有”而较少“通用”性。这样，资本品的可塑性将变得更弱；(3)当代技术已经预示着人类有可能制造“有创新能力的”机器(这符合“互联主义”的认识论)。假如这样的物质资本被制造出来成为知识的载体，那么可以设想，关于知识互补性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关键问题将不再是知识载体是否具有“可塑性”，而是“创造性的知识”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人类利益，以及诸如此类的“目的论”问题。

以人为知识的载体，知识得以保持可塑性。这一命题成立的前提是人保持心智健全和持久的学习能力。丧失了学习能力的人不能成为知识的载体，只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力资本才需要被替换。通过可塑性，每一项已经装载到人脑里的知识都保持了与其他知识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互补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储存在大脑里的知识服从特定生产过程的要求，与其他既有的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可以进入其他可能的生产过程，与潜在的任何知识构成互补性关系，这就是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人的“联想能力”。联想能力是人类学习与创新的基本能力，联想力与记忆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作用与反作用)说明了联想力与记忆力处于同等基本的层次上。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带来强烈的递增收益，市场力量倾向于将人转化为资本品，从而在这一谋利过程中将人降格为物。这是任何关注人类状况的人都不能不关注的现象。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物质条件，要求将人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当社会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免除异化为“人力资本”的命运，享受“全面发展”的幸福，而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则不得不接受异化的命运。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要求我们在这两个对立的方面之间不断寻求平衡点。一般来说[11]，经济越是发达，多数社会成员就越具备了条件从异化状态转向全面发展。但这个“一般性”绝不是自动实现的，它需要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制度安排，不断寻求理想状况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平衡。正如我反复引述过的哈耶克的思想：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是鼓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每一个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社会。并且这一命题是自恰的。

我再强调一遍，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解决制度创新问题。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与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权利之间的某种相容性，自由的社会成员的创新力量常常能够把已经僵化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灭亡状态下挽救出来。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社会永远需要马克思、福柯和哈贝玛斯这样的批判者存在，正如同它永远需要斯密和佛里德曼这样的辩护士一样。

五、“大同”理想下的“竞争”经济

如我在“经济原考”[12]中指出的，汉语的“经济”概念自始就含有“止于至善”和“以天下为己任”这两重人文涵义，而希腊文的“经济”最初包含着“劝告”和“亲近”这两重人文涵义。经济学的现代化使得“经济”在汉语和希腊语里面意谓着的这些意思逐步丢失，转化出“资源最优配置”这样一个纯粹静态的、阉割道德的、非人性化的经济学定义。

经济学作为一门主要的“西学”，它的现代命运是从西方人的现代命运中生发出来的，那就是由胡塞尔(在“维也纳演说”中)提出并被海德格尔充分阐发了的“科学不思”。由于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从古代希腊的道德的科学转变为“分析的时代”的非道德的科学，科学不再认为关注人类生存状况是自己责任的一部分——“科学”沦落为“技术”，艺术的人生沦落为技术的人生[13]。尼采指出，西方命运的终结在于：宗教信仰和对信仰的真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最真理的追求和求知意志，而后者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纯粹的虚无(作为表象的世界，上帝之死，存在的虚无)，从这一虚无当中不可避免地升华的，是知识意志掩盖下的权力意志(不再受神约束的权力)。于是世界向野蛮状态“复归”。

作为人类“物质生活”的特定形态之一的“市场经济”(我喜欢伯劳代尔的这一看法)，其制度特征是“谋利”。而把这一制度特征(把它的“逻辑”或工具理性意义上的“理性”)发挥到极限的(如伯劳代尔所论)，是被叫做“资本主义”的制度——市场经济的诸多可能形态之特定的一种。从社会契约层次上说，每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都要有自己的“物质生活”，为了丰富这一物质生活而要有自己认可的“市场经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例如西方人)接受“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极端形态。

当自由意志接受一种制度安排时，它所承受的代价是放弃一部分自由，但是如果它不打算放弃任何自由，它将无从实现“自由意志”所意味着的任何自由[14]。如果我们要在社会契约层次上讨论制度的“好”和“坏”(我觉得这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评价制度的方式)，我们就应当试图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是否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这一判断的另一种形式(都是“理性为自由立法”的形式)，是对历史演进的合理性的判断：一个特定的制度里面是否存在符合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制度创新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创新的行为几乎总是以主体对现状不满开始，通过寻求新的意义，新的行为得以被社会接受。而新的意义总是对旧制度的一种批判。这样，只要我们承认“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我们就应当承认：“理性”对现存制度的持续的批判是制度得以保持创新能力和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的充分(从“自由”的最高价值导出其“充分性”)且必要(从逻辑上不存在压制“批判”的“自由”制度导出其“必要性”)的条件。

我觉得上面的这些条件大致足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讨论源自西方的“知识”与“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时候，把这些西方观念所代表的“制度”放在一个更高的评价体系里来把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一把握，我们就实现了在这些问题上的“中国人的自觉”。

就理想状况而言，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自觉”时，在特定时刻与特定场合存在着的制度总是由“社会博弈”决定的。所谓“制度选择”，根本上说不是任何“个人选择”问题，而是“社会选择”问题。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选择”(即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都只能通过“博弈”来实现。因为所谓“博弈”，就是信息交换与相互理解的过程，是主观意志之间达成相容性的过程，是“理解”从“主体的理解”转化为“主体间的理解”的过程。

我把上面描述的那种理想状况叫做“大同”理想。不错，我正是在这样的设想下展开这一节的论题的。所谓“大同”，就是“能合不同”。后者正是上面描述的理想状态下的社会选择过程。

至于这一节标题里的另一个词——“竞争经济”，我没有什么要注释的。这里应当强调的是这样一个(AnthonyDawn的)看法：当人们以自由为最高价值时，竞争性的经济制度永远比垄断性的经济制度要“好”。基于这一理由，也基于我对“大同”的解说，在“大同理想”与“竞争经济”之间便存在着以“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关联了。虽然我们认同“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反对垄断的从而必然倾向于腐败的经济制度)，但是当“竞争”与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大同”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加以修正的应当是“竞争经济”，而不是“大同”理想。读者尽可以批评我的这一立场，因为它显得如此不切实际。到底是“存在决定意识”呢?还是“信仰决定存在”?此处的讨论涉及到这一更高层次上的问题。

六、简短的结语

把“知识”简单地与“经济”相关联，这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因为“资本积累”始终是经济发展问题的核心内容。知识的运用从来也不曾改变过政治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后者与人类状况(人在其中被异化的程度)的关系由生产的目的决定，只要生产的目的仍然是生存性的，就必定存在着劳动的异化。社会选择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具有主体意志的社会成员得以找到与每一个“他者”意志相容的行动方案，这样一系列行动方案(均衡的行为选择)以及对它们的阐释塑造了特定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健全的生活方式总是既承认物质活动的必要性又对人的异化加以批判的生活方式。

注释：

[1]转译自J.B.Schneewind编译MoralPhilosophyfromMontaignetoKant，Vol.Ⅰ，“Leibniz”，pp.313—33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方括号内英文及中文为我所加。

[2]参见例如“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

[3]详见《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各篇有关“知识”定义的文章。

[4]详见我写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经济研究》1994年。

[5]参见我写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7年2月。

[6]关于这一论题的权威的和冗长的讨论，参见HannahArendt,TheLifeoftheMind，vol.Ⅱ，“Willing”，HarcourtBrace,1971；以及RobertNozick,PhilosophicalExplanations，Chapter4,“FreeWill”,andchapter5,“FoundationsofEthic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1。

[7]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实行强迫，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论证方式，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读者可以参考哈耶克的著作。

[8]参见Bohm－Bawerk,PositiveTheoryofCapital,1889；IrvingFisher,TheTheoryofInterest,1930。

[9]参见MarkBlaug,EconomicTheoryinRetospect，5thed.,CambridgeUnviersityPress,1996。

[10]参见我写的“面向综合的时代”，《回家的路》。

[11]参见上引“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及反思”。

[12]参见《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