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译标准的演变

总体说来,东西方最初的翻译明显地倾向于直译,然后意译占主导,接下来形成新的翻译原则。到二十世纪中期,翻译标准经过了“等值理论”的科学描述和解构主义的冲击。翻译标准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直译西方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5圣经.旧约6翻译严格地采用直译,认为5圣经6中的词序是一种玄义,5圣经6翻译仿佛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5圣经6原文的句法结构不能有丝毫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其深刻含义。我国最早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开始于东汉末的5佛经6翻译,也强调直译,如安清“贵本不饰”、支谶“弃文存质”。除了对神世界的向往、敬畏和盲目崇拜以外,译者语言知识缺乏,翻译经验不够也是原因之一。不完全懂得语言间的差异,以为一种语言可以机械地复制到另一种语言。因此,词语常常译错,译文语言句法混乱,语言不规范,严重有损于整个意思和译入语。

(二)意译西方古典时期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马丁.路德。他们基本上主张意译,认为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否认5圣经6翻译存在“上帝的感号力”,认为对5圣经6的理解应该依靠广博的知识和语言能力,显然意识到了语言的差异,原文单位经常需要寻找形式不同的表达手段。西塞罗的演说家式的翻译,就是指的意译和活译。谭载喜认为,罗马人随意地对待希腊文明,目的在于显示“知识方面的成就”。谢天振则认为,最初人们对文学翻译远未形成比较全面、严谨的认识,将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搅在一起,导致了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中世纪末期,欧洲民族国家先后出现。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民族自我意识空前高涨。为了巩固国家和民族语言的地位,各国人民要求阅读本民族语作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要求译者采用地道的民族语进行翻译,使译本易懂,便于推广。17)18世纪意译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翻译经常有改作现象,古典主义时代特有的这种翻译方法在许多欧洲国家得到了推广,直至l8世纪末l9世纪初。这种翻译法磨灭了原文的地方性、民族历史性和个性特点,但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情境下发挥过重要作用。l9世纪末我国开始大规模的文学翻译,引进思想,开启“民智”。清末林纾的文学翻译享誉一时,他的翻译不符合“信”的标准,他本人不懂任何外语,却成为了与严复并列的大译家。这与当时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接受基础有关,适应当时社会改革、振兴危国、富国强民的需要,加之中国旧知识分子喜欢古文风格。林纾的翻译伴随着引进新思想,促进了社会进步,他的成功也依赖于深厚的古文功底和译文的艺术成就。意译之风的盛行源于与译人语大众的接受心理有关的民族优越感,社会的接受基础和精神需求,译者的灵感和自由。

(三)对翻译任务的新理解直译、意译法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两种倾向都是极端,都有缺陷。l9世纪对翻译艺术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要求译者更加“忠实”,少取悦于读者,希望看到本来面目的、穿着自己民族服的但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对翻译任务的新见解萌芽于18世纪,形成于l9世纪初。这种倾向与当时欧洲整个政治形势有关,与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有关,激发了作家对本国民族的过去、民间文学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学创作和民族特性的兴趣。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鲁迅从汉语改革的角度力主“直译”和“硬译”,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有异国情调,二是为了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他的主张体现了对翻译的新理解。他力主直译,甚至硬译,为了更准确地再现原文的面貌及民族特色,以改进和丰富汉语。翻译必须兼顾两面,力求易解,并保存原作的丰姿。正因为如此,与“宁顺勿信”的说法针锋相对,他偏激地坚持“宁信不顺”。

(四)等值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翻译理论研究有了质的飞跃,更加系统化。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语言学对翻译研究有很大影响。受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发展起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承认翻译中存在技巧和艺术因素,认为翻译首先是科学,可以进行客观、理性的描述,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内容“等值”成为评判译文质量的主要标准,A.费奥多罗夫的修辞一功能等值观,奈达的“动态等值”等在译界颇有影响。他们坚持认为,因语言和文化差异,必要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传达原文的交际目的(语用意图)。“保留交际目的是翻译等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五)解构主义翻译观到了2”世纪6o年代,随着解构主义批评的兴起,翻译解构主义派主张用辩证、动态、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认为原文意义不确定,意义是在与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相结合下产生的。原文存在多义性,任何理解及翻译都不能穷尽其可能的意思。译文与原文是一种共生关系,而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这是对翻译等值观的反驳。解构主义肯定了译者创新的重要性,阐明了译者主观能动的必要性,将译者从屈从原文中解放出来,又为自由翻译准备了条件。翻译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不断认识翻译的本质。后来出现了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及其他角度研究翻译的方向。翻译标准随时代,因社会文化发展而演变,在哲学、语言学和翻译理论本身发展的影响下,翻译标准不断发展和补充新的内涵。目前,人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更加客观、辨证。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因此,应肯定等值理论的科学描述,翻译中艺术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对忠实的追求,原文如果是艺术作品,忠实的译文必须是艺术作品,有时只有付诸于再创造。这种创造是译者在使译文接近原文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但译者的创造性活动不能脱离原著限定的范围,译者不可回避的任务是,反映原文的民族、地方特色,并让读者理解。

二、不同国家民族其翻译标准存在差异

翻译标准是一个社会范畴,不同国家民族因文化传统和文化地位不同,翻译标准不同。十八世纪法国翻译家使外国文学服从自己的趣味,服务自己对艺术理想的理解。盛行修正式翻译。用普希金的话说:“法国人长期藐视邻邦的文学,自以为比其他民族优越,外国名作家也被视为远离法国习俗和规范”,这与法国当时称雄欧洲的国势和文学地位分不开。罗马人战胜希腊后出现过类似情形,由于不愿意落后于希腊人,有一种超越希腊文明的潜意识,在翻译希腊作品时,将希腊文学视为“战利品”,遵循“与原作媲美”、“超越原作”的翻译原则。但是当罗马势力刚刚兴起时,希腊文明显然胜罗马一筹,希腊作品被罗马人奉为至宝。翻译中亦步亦趋,紧跟原文,“唯一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和照搬原文风格”。这些事实证明,翻译策略和翻译标准与文化、政治因素有关。美国翻译标准独具个性,具有明显的“创译”性质。这与美国国力强大,科学和经济高度发达与进步不无关系。强调陈述事物过程中语言的表现力,不注重被陈述的事物。重视语言的表达而不重视文章的意义,最关心的不是符号的意义。而是特定社会中符号发生作用的方式。强调的不是形式等同,不是字面意义而是动态对等,而是功能等同;不是语言的内容,而是语言传达信息的方式。只要译文能以原文同样的方式起作用,译者就“有权对原文中的话语、字词及隐喻进行修改”。值得一提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与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联系起来,将翻译与本民族的文学内部系统联系起来,从中见出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上的必然。比如说,像以色列这样)个没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家。其文学地位要低于欧美文化。因此,在翻译欧美文学时,译者自然会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希望学习异国文化。我国的翻译标准长期坚守“信达雅“,虽然不完全赞成,但是“信”过去、现在都不曾引起异议。“神似说”、“化境说”和“和谐说”是从风格从理想意义上谈翻译标准,并不妨碍将标准“信”提高到更高水平。可见,我国最注重忠实于原文,译文在意义、风格和精神上与原文一致。相对于欧美强国,中国目前仍属弱势文化群体,外译汉时特别强调“忠实”原文。总之,强势文化国家民族倾向于意译和归化翻译,主要考虑本国人理解;弱势文化国家和民族则倾向于异化翻译,希望学习异族文化。

三、结语

翻译社会标准有利于反映原语的社会现实,使译者对特有事物、语言、言语社会变体的翻译给予重视。有利于再现原文反映的民族历史和个性特色。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异国文化特色和异族人的生活。可以弄清某些难以解释的翻译现象。翻译标准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随时代因社会文化不同,国家民族不同而存在差异。

作者：任迎春王晓军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石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