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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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英文原文：The translation is complete. Nothing has been

omitted. And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each sentence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edition which has been followed is that published in Shanghai by the Kuang I Publishing House. But other editions have been consulted and in a few cases a variant reading has been adopte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otes has been taken from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 of the late Dr. H. A.Giles， the Tz’u hai ta tzu Pen published by the Chung Hua Publishing House， and an edition from the Tso Chia Publishing House at Peking in 1957.

③均引自文博昕的《红楼梦》章回目录英译研究——以杨译和霍译

两译本为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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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韩子满（*）、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翻译美学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巴斯内特 文化翻译观 霍恩比 翻译综合法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尝试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在国际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学者及第二语言教学专家，斯内尔·霍恩比在系统梳理翻译研究的基本知识后，致力于在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建起一座桥梁，并且尝试提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翻译类型的综合翻译理论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范围内改变立场，或者说转换视角的行为。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它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及在后殖民语境文学翻译中隐含的政治话语等。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苏珊·巴斯内特是这一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

2.两者的翻译思想

2.1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法”

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详尽地阐述了翻译观。她博采众长，以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终提出将翻译研究设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理论范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她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翻译研究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方法，即翻译研究应作为整体而不是某种形式来考虑。

斯内尔·霍恩比（2001）的综合翻译观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原理是心理学的范畴，它强调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内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原型学的构架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确定字和词的含义。因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从文学到科技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虽说翻译吸收了多门学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这种新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翻译研究另辟蹊径，前景豁然开朗。他们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不是语篇，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潘文国，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她的“文化翻译观”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扫除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是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3.两者翻译思想的相通性

在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中，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她在认真研究各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其他学者和释义学派的长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坚信翻译研究的基础是把文化作为一切知识、熟悉程度和感知的总体（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译者的知识、熟练和感知的层次深度不仅决定译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响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应该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识、熟练程度和感知的总体，一个译者不仅应该非常熟练地运用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语言，更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仅应做到“双语”翻译（bilingual），更应是“双文化”翻译（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样主张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她的文学翻译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接的纽带是在她的文学翻译思想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认为，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句法、语法和语用等多方面复杂体系的解码与编码过程，是连接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美学等的桥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视野中，巴斯内特（2001）强调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传达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翻译。

因此，在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都摒弃了翻译归属于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

4.两者翻译思想的相异性

4.1对“解码过程”的理解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统治地位，翻译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做是语际转换，即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张炳丽，2007：141）。她借用美国人种学家沃德·古迪纳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国学者海因兹·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力的总合。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方仪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认为翻译的主要标准应该由翻译的接受者和翻译的具体功能决定。以此为出发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开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统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则是分析文本的结构。采用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转换，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主张翻译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2001）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认为，翻译是编码和解码相结合的过程，文化研究一直对此进行不断探索。翻译是涉及两种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交流过程，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任务就是对源语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解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侧重于解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移植必须进行解码，解码与交际（或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组完全对立的概念，两者只是同一个概念中不同层次的程序罢了。如果说交际是目的的话，那么解码便是保证交际成功的手段；如果说交际是目标的话，那么解码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过程。

4.2对“等值”的阐释

“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热门词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的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用于阐释翻译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尔·霍恩比强烈反对在翻译研究中使用“等值”这个术语。她回顾了三大影响深远的主要理论对“等值”所持的观点，即以卡德为代表的莱锡比学派、强调翻译中的语言学的卡特福特及圣经翻译专家奈达。霍恩比认为，这三种主要理论中“等值”或“对等”一词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等值”为基础的观点视文本为线形的排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过是涉及序列对等单位替换的转码过程，这无疑将翻译的过程过度简单化，在文本层面或者其他两个层面寻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语言上的完全等值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等值”这个术语，不仅不精确而且定义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语言之间对称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却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译中等值的概念。她强调文化翻译的功能等值关键在于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要与原语读者在原语文化中的效果对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体，语言比做人体的心脏。只有人体的心脏与身体各部分组织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必定会考虑病人整体的身体情况。翻译实践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和语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译员在将目标语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适应性的双重标准，绝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

4.3对“翻译研究方法”的阐释

斯内尔·霍恩比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法。她认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创作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应该注重译语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译），而不能囿于原语文本的条条框框（回顾性翻译），可见翻译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种文本的再创作（田德培，2001：74）。为此，斯内尔·霍恩比引入了菲尔莫尔（Fillmor）的场景——框架语义学，并把它作为译者分析文本和再创作文本的依据。用场景——框架理论解释翻译过程就是：翻译是交际的复杂行为，是原语作者，具有译者身份的读者，和具有译语作者身份的译者、译语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译者首先从作者那里获得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相关材料内在知识的了解，逐渐建立自己的场景。译者在激活的场景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译语框架。场景—框架理论既牵涉到字词和结构，又牵涉到相互关联的经验、观念和背景情景等文化因素，特别强调了文本分析不仅仅是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词项，还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Snell-Hornby，2001）。

巴斯奈特认为，文化对翻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原语文本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翻译应根据不同的文本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原语文本是元描述性（meta-narrative）的文本，或者蕴含某文化基本信仰的中心文本，则应尽可能地从文化的角度予以直译。如果原语文本是科技文献，则翻译方法也应如此。但如果原语文本不涉及文化成员的信仰，也不涉及科技文献，而涉及文学作品，那么译者在文本的处理上则拥有相当的自由（廖七一，2004：365）。而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原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样，读者在阅读目的语文本时，要考虑译者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译者和读者处于不同时代，译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将成为理解译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几个层面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使读者对译著有正确的理解。

5.结语

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中另辟蹊径，客观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她以开阔的视野进行翻译研究，并采用格式塔综合理论，建议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理论着眼于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本类型，并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译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巴斯内特于1980年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之后，巴斯内特借鉴了霍恩比的翻译思想，1990年，她和安德鲁·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由此翻译研究领域开始了又一次突破性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化翻译学派。

两者的翻译思想都顺应了时展的潮流，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巴斯内特继承了霍恩比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宽，呈现出多重、包容、开放和运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1]Mary Snell-Hornb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10.

[2]Snell-Hornby，Mary著.李德超，朱志瑜，译.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翻译研究：综合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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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段峰.苏珊·巴斯内特文学翻译思想述评[J].四川大学学报，2006（2）：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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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67-02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英公示语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公示语翻译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始于法国翻译学者维内和达波内特（Jean 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1959），后来的研究热点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为公示语功能特点与翻译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主张采用多元翻译标准，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而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1）则根据语言功能学理论，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指出公示语为召唤功能性文本。其次为公示语翻译方法及策略研究。彼得・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提倡公示语翻译的交际翻译方法。

虽然国外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翻译研究起步较早，且相关翻译理论比较深入和权威，但受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且英语一直被视为国际通用语言，国外的公示语相关研究多为翻译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少，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的实证研究则更少，只能为我国翻译学界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内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1世纪才受到关注，其关注主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示语功能特点与翻译研究。吕和发（2004）提出英语公示语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等四种突出的语用功能；其他众多学者也从功能翻译理论进行公示语研究。第二，文本类型理论与公示语翻译研究。张美芳（2006）和牛新生（2008）分别运用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来研究公示语英译，强调文本类型对公示语翻译的指导作用。第三，文化与公示语翻译研究。曾如刚（2012）和凌斌（2014）从跨文化视阈分别探讨了公示语翻译的“伪对应”翻译和跨文化意识的缺失。第四，公示语翻译现状、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及策略研究。吕和发对公示语翻译进行了现状调查与失误分析；贺学耘（2006）对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王银泉（2010））提倡公示语翻译的“约定俗成”翻译原则，并于2013年制定了国家标准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肖乐（2014）试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公示语英译策略；田歌（2011）、燕玉芝（2013）、蒋翠（2013）、刘梅丽（2013）、杨永刚（2014）、闵小梅（2014）等学者们针对所在地的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英译的现状，分别从翻译目的论、“看易写”原则、功能对等视角、文本类型学视角、功能语境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了公示语翻译研究。

国内之前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首先，从研究领域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地方公示语、旅游休闲公示语，而医疗卫生公示语翻译研究较少，且尚未发现对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相关研究。其次，多数研究为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公示语翻译的实证研究，缺乏前瞻性理论指导。第三，目前从生态文化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趋势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实证研究日趋增多。一方面，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各地的一些公共场所涌现出越来越多的h语公示语，汉语成为继英语之后最受欢迎的语言，这也激发了更多国外学者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兴趣，也意味着公示语汉译实证研究开始起步；另一方面，在国内，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其次，公示语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地方公示语、旅游休闲公示语翻译研究等，拓展到其他领域的公示语翻译研究；生态文化语境对营造良好的医疗生态环境，构建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研究逐渐成为学界探索的新领域之一。再次，公示语翻译研究方向渐显人文关怀。在“共生互补”的生态文化语境下，研究方向从关注基本信息服务转向人文环境建设。第四，公示语翻译研究视角多元化。

关于生态翻译学，国内翻译学者胡庚申教授在2004年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的核心是适应选择论，它引入了生态环境、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文化环境的选择活动，最佳翻译应该是整合适应选择最高的翻译（胡庚申，2004）。生态文化建设下，该理论为提高公示语英译质量、维护国外受众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弘扬中华文明、维持世界语言生态平衡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

国内外公示语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其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目前相关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翻译实践缺乏前瞻性理论指导。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对医疗卫生公示语翻译研究较少，而生态文化语境下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研究则更少，虽有几项相关研究，但理论和文本的渗透不够深入。第二，目前的医疗卫生机构中公示语英译仍存在一定的文化缺位或错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医疗卫生领域世界语言的生态平衡，进而造成某些英译既不能完全被受众接受，又无法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第三，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滞后缺位，使得省内相关翻译实践缺乏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本省医疗卫生领域的生态文化平衡，影响本省国际化形象。

三、山东省医院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意义

随着“共生互补”的生态文化时代的到恚有必要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汉英翻译，以维护外籍受众的自身文化认同，方便外籍人士在国内就医，同时使公示语英译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公示语翻译的人文关怀，让外籍人士更深刻地体验中华文明，领略多元生态文化，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建和谐生态文化环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目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的生态文化失衡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医疗生态环境，以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本研究迫在眉睫，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本研究将有助于深化目前的公示语翻译研究，积极推动公示语翻译研究的系统化进展。本研究拟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深化已有的研究；以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为研究对象，力求丰富公示语研究领域，使相关研究更加系统化。

其次，本研究将有助于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补偿，改善医疗卫生领域公示语英译的现状，维持世界语言的生态平衡。本研究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翻译放在生态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使其英译尽可能被受众接受，彰显中华文明的魅力，从而维持医疗卫生领域语言文化交流的生态平衡。

第三，本研究将有助于弥补山东省相关研究的滞后，为本省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从而营造省内良好的国际医疗生态环境，构建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第四，首先，本研究不仅为我国的汉语公示语英译实践提供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西方英语国家的英语公示语汉译工作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其次，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的英译研究成果不仅能为其他类型的公示语翻译实践提供参考，而且还能为语言翻译与教学实践提供启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公示语翻译及公示语汉英翻译的研究，分析了山东省医院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其研究针对性强，专门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公示语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展公示语研究领域；此外，本研究时代气息浓厚，公示语与国家形象建设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本研究为之后的翻译对策研究，尤其为构建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平行语料库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目前的公示语翻译理论及实践。

本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后拟以山东省内几所三甲医院的公示语英译为抽样调查对象，对其英译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并结合中美国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进行对比研究，将汉英平行语料一一标注出来，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然后，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引入翻译策略，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进行汉英翻译，建设公示语汉英平行资源库；最后，访谈省内相关部门，制定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建设的管理策略，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的规范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韩竹林.黑龙江省医院公示语翻译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02）.

[2]黎丽.生态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的城市旅游文本英译策略研究――以烟台市为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2（07）.

[3]闵小梅，邓敏.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医院公示语翻译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4（07）.

[4]田歌.郑州地区医院英语公示语调查分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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