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论文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 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1.1习语的定义

胡壮麟说：“英语习语是在语义上和句法上都受到限制的一类比较特殊的词。”林成章教授是这样定义英语习语的：“英语习语是一组固定的词语或者是单个的词，甚至是一个句子，有着特别的并且不能从其结构上推测出来的含义。”本文所讲的动物习语包括成语、习语、俗语和歇后语，它们都是英国人民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财富。

1.2动物习语的意义

动物习语因其丰富的形象、独特的功能和其表达力在英语语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读者能够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生动具体的形象。习语“likeacatonthehotbrick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这个描述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景，翻译成汉语就是“如坐针毡”。

2翻译中的主要因素

2.1常见的阻碍

既然英语习语反应出其独特的文化，译者应该试图保持原作的风姿，保留其丰富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但是译者经常会遇到一些障碍，例如词义不符或者是语义空缺。产生这些障碍的原因主要是中英人民在诸多方面的不同点，如经济、文化、地理坏境、生活风俗等。

2.2词义不符

词义不符是指在中英文中，一个词有相同的字面意思但其蕴含意义有一点不同或完全不同。以“狗”为例，在大部分的英语习语中“狗”通常含有褒义，例如，aluckydog幸运儿,atopdog优胜者,everydoghasitsday凡人皆有出头日。英国人以爱狗而出名，他们甚至将好朋友的名字为狗命名。然而在汉语中，狗通常含有贬义，如下列表达：狗仗人势,狗东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3语义空缺

在英语中，一些动物形象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但中文中却没有相对应延伸意义或形象意义。例如：在圣经和希腊神话中的动物，如nightingal（夜莺）即侦探的意思；Swan（天鹅）杰出的诗人或歌唱家。

3基本翻译策略

中英人民的很多共同之处对翻译则是很有帮助的。掌握一些翻译动物习语的基本策略如直译法、意译法和套译法，就可以更好地翻译。

3.1直译法

两国人民的共同点是翻译的基础。当两方用同一种动物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形象时，就使用直译法，例如都用“猪”来表明“肥胖”，用“羊”来表示“温顺”。直译法有很多优点，它保持了原文的形式，在意义上不会引起混乱和误解，如“asfataspig”可以翻译成“跟猪一样肥”。“asgentleasalamb”为“跟羊一样温顺”。直译法能准确有效地表达原文的文化内涵，缩小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差距。读者能轻易地理解这些富有文化内涵和隐喻的译文。并且它保持了原作的风姿、形象性和表达力。以“asproudasapeacock”为例，想象孔雀的样子：漂亮、优雅。如果有人被比喻成“asproudasapeacock”，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巧妙而生动的比喻想象出他到底有多么骄傲。另外直译法能够给汉语注入新的词汇。例如：“darkhorse”指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候选人出乎意料的获胜，在汉语中我们称其为“黑马”。直译法也有其缺陷，如果使用错误的话会导致误解引起混乱。以“whiteelephant”为例，不能简单的翻译成“白象”，因为白象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不带有任何的文化内涵，我们应该考虑另外一种翻译策略。

3.2意译法

当英汉之间存在着相异之处时，可以考虑一下意译法。如“whiteelephant”应该翻译成“废物，大而无用的东西”而不是“白象”。意译法能够准确有效的表达原文的意思，如“dothedonkeywork”意味干粗活，读者熟悉这些译文就可以轻易的理解它们。但缺点在于它舍去了原文的动物形象，减少了表达力，例如“myoldservantneverleftme,hewasasfaithfulasadog”可以这样翻译“我的老仆人从不离开我,他对我非常忠诚”。省去了隐喻，读者不能够理解老仆人到底有多么的忠诚。

3.3套译法

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可能用不同的动物形象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比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套译法。例如“牛”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强壮而普遍使用的动物，也是农民田间工作的好帮手。而在英国，“马”扮演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狮子”，在英国，狮子被认为是动物之首，代表着权力、高贵和尊严。而在中国，老虎则是动物之王。下列图表中有更多的例子：

但是套译法的使用非常有限，只有当我们对两国的习语都非常了解时才能够灵活自如的运用。

4结论

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中很特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翻译英语动物习语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了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英国文化，增长其见识，译者应该多加练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恰当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努力地译出忠实通顺、优雅的译文。

【摘要】英语和汉语都拥有大量的习语。其中，动物习语是独特而又富有表达力的一种，它包含大量的文化内涵。我们在做翻译时，要尽量准确地转达原文的意思，试图保持原作的风姿。最常见的翻译策略如直译法，意译法和套译法都会用到。本论文主要讨论动物习语英译汉的几种基本策略，并分析阐述了几种策略的优缺点。好的译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灵活恰当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翻译策略动物习语翻译因素

参考文献：

[1]Zeng，H.M．从文化差异角度论英汉习语翻译异同．2004．

[2]Yu，S.L．英汉中动物形象习语翻译比较．2001．

[3]Jia，Q.Y.英语习语中的动物名称及其翻译．2000．

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翻译规范理论；英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文学翻译的相关理论也随着各国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对翻译规范的定义却一直没有统一的定论，目前在西方的学者中，图里，切斯特曼等人对翻译规范的理解对于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可以明白翻译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和交际行为，它受着社会文化和人类认知水平的制约。下面就以他们的翻译规范理论为视角来探讨有关英美文学作品的翻译。

一、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图里是一名以色列的翻译研究教授，在描述性翻译学派中有e足轻重的地位。图里对描述翻译研究，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这三个翻译研究的分支的关系进行了就进一步的探讨，并且着重强调了描述性翻译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意义，将社会学中的“规范”引入翻译活动中，明确的提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他认为翻译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类，应该受到社会文化对其的约束。在这样的认知下，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预规范，元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类，所谓的预规范就是指在进行翻译前翻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元规范是指翻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20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曾被认为是“近乎完美无缺”的作品。小说讲述了出身贫穷的盖茨比因为无法忘掉曾经抛弃他的嫌贫爱富女友，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成为十分了不起的富翁后，苦苦追求女友最终悲惨丧命的故事。这部小说引入中国后广受读者的喜爱和追捧，国内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翻译，最受喜爱的当属2003年的姚乃强译本，他的翻译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03年，刚刚步入20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升，对于西方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名称，而是更关注人物的性格魅力，故事的文化内涵等等，所以随着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人们对于这部小说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新的译本的出现。而且当时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发生某些现象与小说中的描写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广受读者的喜爱，并且引起许多学者的研究和评论，根据上面提到的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中的预规范，知道翻译者选择作品时要考虑是否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读者的阅读喜好，所以这些原因对于姚乃强选择重新翻译这部作品起着重要作用。

图里的翻译理论中的操作规范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作法，既包括宏观上的篇章结构布局，段落的增减，也包括微观上单词短语的选择等。姚乃强的译本基本保留了原著的篇章布局，没有对篇章和段落进行删减，而在语言方面姚乃强也尽量保持原著流畅灵动的文风。文中有一句“he Weflrs apink suit”，直译过来就是“他穿一套粉红色的衣服”，但是这句话是汤姆所说，是他对乔丹说的盖茨比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反驳，汤姆的话不仅仅是对盖茨比教育背景的否定，同时也是对盖茨比的嘲讽，所以姚乃强将其译为“看他穿的那套粉红色的衣服！”则很好的将汤姆自大，刻薄的嘴脸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在翻译作品时，姚乃强会使用许多四字格的短语，不仅能够使文章言简意赅，生动灵活，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姚乃强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遵循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尽量的将原著的风采展现给中国读者。

中国著名的学者孙大雨先生，作为“清华四子”之一，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代翻译家，曾翻译了许多莎士比亚的著作和英语诗歌，他的《英诗选择集》在翻译过程中遵循了一定的翻译规范。孙大雨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内容的传达，但是由于文化问的差异，读者无法安全理解原诗的内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孙大雨采用“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他的诗歌翻译展现的是中国化的东西，从而便于读者接受，易于读者产生共鸣。他的整部筷诗选择集》在元规范的指导下，选择了“民族化”的接受性翻译策略使其新诗更好的被读者接受。

二、切斯特曼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美文学翻译

在对翻译规范理论的见解中，切斯特曼的翻译理论是比较突出的。切斯特曼在对图里的理论基础上对翻译规范理论进行更具体的探讨，并且将图里忽略的制约翻译因素一读者的期待，纳入自己的探讨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规范理论。切斯特曼将生物学中术语的“文化基因”引入翻译规范理论中，认为规范是由“文化基因”演变来的，将翻译规范分为“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和“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两类。下面就以具体翻译作品为例进行探讨。

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 Transmigration， an abstract whole at large， is too good to be practical and such concrete subwholes under “good translation” as fidelity to the source-language text in content and intention， grammatical normality， and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are more workable as cardinal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idelity; grammatical normality; lexical 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 — “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 — 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 — 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 — 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 —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 — “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 ，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 —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 — 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 — 或者“等效”、“神似”、“化境” — 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转贴于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 — 语言文字类型 — 换了，但是酒 — 内容风格效果 — 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每门语言都各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每门语言的大部分词语适用于各种语体，但是不少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某些特定的语体，有些词语只见于书面语，有些词语只用于口语。同时，交际身份、交际场合、交际内容以及交际心理不同，遣词造句均会有所不同。就翻译而言，了解并掌握“所译者”和“所以译者”两门语言中口语与书面语、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差异，进而在遣词造句上不仅“合意”而且“合宜”，当裨益匪浅。一般来说，原文用的是书面语体，译文则不能用口语语体；原文用的是口语语体，译文也不能用书面语体；原文非常正式，译文则不能不正式；原文不正式，译文也不能非常正式。虽然一门语言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是操该语言的大多数人都懂得并使用的，属于“共同核心部分”（common core），然而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行话”，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术语”。译文应该是个统一的整体，译文既不能口语与书面语糅杂，更不能“方言”与“雅言”纷呈。总之，翻译的时候，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register），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而且在语用上“合宜”（appropriate）。

据张中楹《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载，有个美国人翻译《论语·雍也》时最终将孔子发誓说的“天厌之”译成了“God damn it”!用“God damn it”来译“天厌之”虽然在语义上“合意”，但在语用上却不“合宜” — 即便“心里着慌，口里发誓”，“文质彬彬”的孔夫子也决不可能来一句美利坚“国骂”。由此可见，译文除了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还必须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注 释

① [唐]贾公彦《义疏》。

② 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88。

③ 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 — （文学翻译学）序[J]，中国翻译， 2001，（1）。

④ 贺麟，严复的翻译[A]. 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⑤ 严复，译例言[A].

⑥ 严复，译者自序[A]。

⑦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书[A]。

⑧ 唐人，翻译是艺术[A]。罗新璋，翻译论集[M]。商务印书馆，1984。

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奈达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应注重这一过程与文化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德国功能学派在翻译时也重视研究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在中国，严复最先提出在翻译时，应该考虑读者、文本的目的和中国的社会状况等。但是直到近几年，伴随着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的诞生，我国才形成了初步的文化翻译理论框架。谈及旅游翻译，其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实现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以及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策略值得研究，下面将具体介绍。

2、翻译策略

2.1直译，完全保留汉语的指称意义和句子言内意义，求得内容与形式相符的方法。如：芦笛岩是桂林最精彩的岩洞。Reed Flute Cave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of all in Guilin.

2.2音译＋释义：结合这两种方法，既弥补了单纯音译法表意能力差的缺点，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难译词在意译时可能出现的语意误解、表达累赘等弊病。如：天涯海角和鹿回头风景点 Tianya-Haijiao (the end of earth and the edge of the sea) And Luhuitou (turn-round Deer)scenic spots.

2.3增译：它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如：“杨贵妃”可译为Yang Guifei, favorite concubine of a Tang emperor；“黄帝陵”可译为the Tomb of Huangdi (Yellow Emperor), the first Chinese emperor；“诸葛亮”可译为：Zhuge 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hu Kingdom. 这样一来，没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外国游客也可以清楚地了解旅游资料中所传达的信息。

2.4减译：汉语常用修辞来润色从而显得同义重复，这与英语的简练形成鲜明对比。在翻译旅游资料时，没有必要将描写性词语一一译出，可以适当删减，保持内容和意思完整准确即可。如：奇特秀丽的海景、山景和石景，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Wonders of nature---hills, the sea and rocks present a splendid sight. 原文用用了3个四字成语来描绘这儿的美景，如“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2.5类比：对于外国游客不了解的相关知识，采用英语文化中相似的内容来译。

纽马克在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入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类比法能使译入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济公劫富济穷，深受穷人喜欢。Jigong, Robin 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 he was loved deeply by the poor.

类比其实是一种变通手法，可以更便利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旅游文本中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年代、地名、人名或事件，可以使游客将陌生事物与自己文化中对应的事物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和交流。这一方法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类比淡化了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在增译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