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云南的田亩数字与农业发展水平

道光（1821~1850年）末年，云南“各项田地共九万三千一百七十七顷九十亩，官庄田八百二十二顷二十一亩，夷田八百三十段”，“是为清季最高之田亩数字”。长达16年之久的回民起义，在造成人口锐减的同时，大量田地也因此而荒芜，即使在战乱平息十年之后，依然是“元气未复”。光绪十四年（1888年）全省“荒芜田地一万九千六百七顷九十八亩零三分”，实际耕地“六万九千八百五十四顷三十七亩七分六厘六毫零”，比道光末减少23000多顷。进入民国以后，有关云南耕地面积的数字，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估计1932年前一段时期为27125千亩；上海《申报年鉴》统计，1934年，除缺四县外，云南耕地面积为25009千亩；云南省财政厅1929~1940年进行的耕地清丈，已清丈完成的107县（有19县、设治局未完成清丈）共有耕地28373929亩；④中华年鉴》的统计，1946年云南耕地面积为26215千亩。以上数字，省财政厅的由于经过各地丈量，应该最为接近实际，但是最终的统计因双江、车里、金平、屏边4县和宁江、福贡等15设治局未完成清丈而使其耕地数没有包括在内。有论者指出：这些地方大都地广人稀，耕地亦有相当面积，如果加上这些地区的耕地面积，估计这一时期云南耕地面积约在3000~3200万亩之间。［8］246-247这一估计与国家统计局编《全国农业生产恢复时期基本统计资料》所载1949年云南耕地面积33915千亩基本符合，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综合以上统计数据，笔者认为，以3000万亩左右作为整个民国时期的云南耕地数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耕地面积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土地的利用和开发程度。以1932年为例，云南耕地面积共计27125千亩，全省土地总面积598259千亩，则耕地面积只占全部土地面积的4.53%。这么低的比值固然与云南多崇山峻岭，不少地方不适宜于垦种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云南尚有大量的荒山荒地没有得到开垦。据1938年的估计，荒山荒地面积占全省各县土地平均数的89%，［8］247这些荒山荒地虽说不全是宜垦地，但也反映出土地的开发程度还是非常低。据1948年《中华年鉴》关于1946年“各省的耕地和农民”统计，云南农民平均每人耕地为3.66亩，这一数字不仅低于全国大多数的省份，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数达0.6亩之多。这样就出现了一组矛盾，即一方面农民人均耕地低，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荒山荒地没有得到开垦，而这一矛盾的存在恰恰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

二、近代云南水利的兴修与农业发展

云南地方“跬步皆山，田少地多，忧旱喜潦，且并无积蓄，不通舟车，设一遇愆阳，即顿成荒岁”，故而水利的兴修对于云南农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之故，云南地方政府和社会历来比较重视水利事业。清季虽是多事之秋，但在云南，各地在水利的维护与兴修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回民起义平定之后，由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各地纷纷疏浚、修整因战争而年久失修的各项水利设施，从而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水利建设的小高潮。如在昆明县，海口“兵燹后，年久失修”，以致“同治十年，大水泛滥”，战乱结束不久，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巡抚岑毓英檄粮储道韩锦云、水利同知朱百梅等大修海口堤岸、闸坝、河道”；松华坝“军兴后，墩台渗漏，堤岸坍塌，沿河壅淤太甚，近村田亩多致淹没”，战争期间，即同治二年（1863年），“绅士黄琮筹修，历经三次，未尽厥功”，战争结束后，“光绪三年，粮储道崔尊彝督同水利同知魏锡经、委员陈勋、士绅张梦龄、张联森筹款重修墩台、闸坝、河道，阅四月而功竣，沿河田亩资灌溉焉”。

再如，晋宁州分水石坝“兵燹后失修，光绪十一年，知州胡德镛请款修浚白沙、淤泥两河”；姚州青蛉河堤“军兴后，河道壅塞”，“光绪六年，知州伍兰征集州民修浚”；沾益州天生坝“咸丰间，毁于兵”，“光绪三年，知府陈彝、知州江宝善率绅士李景贤、曹士麟、唐得胜、邓国柱等倡捐重修”；剑川州金龙河堤“军兴后失修，东、西两岸民田淹没无算。知州吴其桢禀请巡抚岑毓英发款，率绅民修浚，自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二年工竣，河水畅流，得免于患”。根据《新纂云南通志》的记载，1840~1911年间云南共有各类水利工程1225个，其中最多的是云南府，有各类水利工程242个，占全省总数的19.76%；其次是楚雄府，有154个水利工程，占全省总数的12.57%；再次是曲靖府，各种水利工程有142个，占全省总数的11.59%；接下来是大理府，有135个水利工程，占全省总数的11.02%。有论者从人口、田地分布及人地比进行的研究表明：鸦片战争前夕，云南形成了云南府、大理府、楚雄府、曲靖府、临安府5个农业中心。也就是说，水利工程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恰恰也是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农业中心所在的地方。水利工程发达与否对于云南各地农业经济发展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如果大致以楚雄府为界将云南省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区的话，李中清从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以及蓝勇从城镇分布入手所做的研究都表明清代云南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部地区。不仅如此，长期分别作为东部经济中心的云南府和西部经济中心的大理府，到清代至少从人口的分布看，大理府也已经远远落后于云南府了。比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分府人口统计，云南府有人口942689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8.55人；而大理府仅有566035口，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24.83人。

而据杨伟兵的统计，清代云南主要水利工程的分布和数量与清代云南经济重心、经济中心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这就说明，由于农业经济是整个云南经济的主体，水利工程的数量和分布是影响不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造成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云南军政府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地方经济，比较重视地方水利建设。他们认为前清时代，水利不修，致使全省各属旱潦频仍，为此要查明各地已开水利、未开水利及有无废弛等情况，作为兴修之依据。但是，云南地方政府长期忙于各种战事，因而实际开展的相关经济建设项目并不是很多。在水利建设方面尽管也做了一些工作，却没有大面积的推展开来。1929年龙云主政云南之后，政局趋于稳定，水利建设才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建设全省水利，省政府提出“小型水利工程或排水工程及面积较狭之垦荒工作，鼓励各地方自办。其规模较大之事业，则迳由省政府投资兴办”的方针，并因地制宜确定水利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易积水的地区举办排水防洪工程；在缺水又可引水的地方开挖渠道，筑塘蓄水；在缺水但又难以直接引水的地方进行动力抽水灌溉。进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水利建设。当时计划进行的大型水利建设主要有对海口河、省会各河的整理，对南盘江、金沙江水利的整顿，以及对抚仙湖、星云湖水利的整治等，昆明及其周边地区是重点建设区域。（本文来自于《文山学院学报》杂志。《文山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④除此之外，各县兴修的蓄水工程有罗次县五朵朵闸坝、宾川县仁慈庙和康郎乡两处堰塘、江川县白龙潭山坝塘、马龙县三官楼涵洞、弥渡县周力士营海堰、牟定县冷水箐闸坝、彝良县修筑堰塘、鹤庆县倮鸡箐塘坝、华宁县狮子口坝塘、凤仪县赤佛山蓄水塘、澄江县上官村西坝堰塘等；治河工程有保山县疏浚并修改东河、永北县复兴小桥河、易门县疏浚中沟大河、剑川县疏浚及改直螳螂川、寻甸县修挖牛栏江、禄丰县修挖南坝河、洱源县修治凤羽河、建水县修治泸江及塌冲河、宣威县开挖左所河道；引水工程有陆良县开挖大桥乡沟道，永善县开挖长虹堰沟、云龙县开挖长春坡沟道、保山县开挖海外沟及涉河沟、宜良县开挖桥头营沟道、大姚县开挖昙华山水沟、盐丰县开挖赤石岩水源、昌宁县修上横沟、武定县开挖姜驿根树村水沟、罗平县开挖宛温镇水沟；堤坝工程有大理县修筑喜州霞移、万花两溪石堤，河溪县修筑拦沙坝。

④不难看出，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传统上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平坝地区，这是因为云南的坝区与平地虽然便于农业的发展，但由于其年内和年际降水变化都比较大，一年之内分为明显的干湿两季，在雨季不储水则在干季就会缺少浇灌之水，因此，蓄水就显得非常必要，各县水利工程以蓄水工程涉及地方最广、数量最多也说明了这一点。云南省内降水的空间分配是从南到北逐渐减少的，经济向为发达的包括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等地区的中部一带降水相对较少，又有滇池、洱海等湖河水患之虞，对水利工程的需要尤为迫切。民国时期大型水利工程集中在昆明及其周围地区，虽然体现出政府对省会水利之特别重视，但也是与这一地理特征不无关系。水利的兴修，毫无疑问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但是，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分布毕竟还只是局限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据估计，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工程建设受惠田亩不超过10万亩，在全省耕地比例中微不足道，因此，对近代云南农业发展中水利所起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业人口是近代云南人口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近代云南人口的增长充满波动，增长缓慢，不利于农业的发展；近代的云南，一方面农民人均耕地低，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荒山荒地没有得到开垦，反映出其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从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看，云南农业的发展对水利事业有着较强的依赖，但近代云南水利建设滞后于农业生产的需求，是造成其农业发展有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张永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