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妇女就业救助失学儿童

2004年4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上了关于我国人口总数的最新统计：2003年中国总人口达129277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1%。我国一直致力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但我们仍应清醒地认识到：“低增长”仍意味着增长，我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使我国人口增长即便处于一个较低的百分比，但在绝对数量上仍保持相当规模，所以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形势仍不容乐观。

一、“百花齐放”的控制方法下障掩的重重危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人口控制问题呢？“计划生育”多年来一直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我国也实施并总结了很多控制人口数量的方法。以下便是对其中一些方法的实际效果分析：

1.宣传攻势我国的执政党在发展初期就一向特别看重思想道德建设，一直将宣传作为阵地来抓。可是时至今日，这种宣传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写满了诸如“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之类标语的残垣断壁不在少数，字迹斑驳的墙头上没准还爬着一些玩耍的超生的黑户孩子，这无疑是对这种宣传教育莫大的讽刺。这就是狭隘地将“宣传”理解为口号式或说教式的宣传而上演的一幕黑色幽默式的活话剧。

2.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固然有其存在的道理，在经济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今天，如何进行经济手段惩罚，应当惩罚多少又有了重新商榷的意义。譬如改革改开二十多年来，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区位优势等各种原因先富起来，但是多少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未使先富起来的人的生育观也同步跟上其经济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特别是深入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许多人还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为了养儿防老、为了增加劳动力使家庭的生活处境能够好一些，生孩子特别是生男孩就成为实现家庭梦想的一种手段。这两种情况造成了面对经济制裁时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富人不怕罚、穷人没钱可罚。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共同的后果——都没有实现通过经济制裁控制人口增长的初衷。

3.医疗技术手段我国总体医疗技术水平一直以来都是稳步提高的发展趋势，这对一个正常的安定发展的社会来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只就局部而言，医疗技术水平并不容乐观，这种严峻形势主要体现在医疗技术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性上。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严重落后，不仅医疗器械跟不上，连最重要的拥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医护人员都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正如那句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方面，偏远地区贫困落后又非常闭塞，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分布广泛并且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的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水平所限，还不足以保证所有地区医疗技术设备的整齐划一；另外一方面，对于人的因素来讲，从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讲，任何一笔投入都要寻求其产出回报，进行医疗技术知识方面的学习本身就是就要对自身进行一笔投资，而在穷困的偏远山区肯定要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大中城市的承担更多的投资回收风险；就算不考虑经济条件，而只从资源合理配置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方面来讲，对于医疗卫生这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专业来说，没有相应的医疗卫生设施作为物质依托，即便对于拥有再高医术的医疗工作者都会有一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就越缺少先进设备、越无法招揽人才，从而导致更加贫困落后。而与之相对应的，正是这些地方聚集了更多更需要医疗技术支持的人群，于是一个循环加深的尴尬就此凝固下来。

综上所述，在旧有的对控制人口的险隘观念束缚手脚的情况下，想在解决我国人口总量过多问题上有大的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摆脱困境，“发展”不失为一剂良药。

二、发展是控制人口的避孕良药

发展，这个我们常常会提的词汇，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它是在哲学中。当时，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发展属于变化的一种，而只有那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客观规律的向上的变化才是发展。基于这一定义，并结合我这里所探讨的人口控制问题，对于“发展”的内涵，我还要进一步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我国人口规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是诚如前文人口普查统计报告中所显示的，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转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这就有必要将我国的人口数量区别为绝对的人口数量和相对的人口数量来讨论。绝对的人口数量属既成事实，故而不用多费笔墨，单就相对的人口数量而言，就可以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找到开源之道。直接这样下定论未免显得有些突兀，为了便于理解，首先要引出最佳人口规模这一概念。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也就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当非劳动资源供应不变时，能使人均收入最大化的规模。如果注意到概念中“在特定时期内”这一限定语就可以明白，最佳人口规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即在不同的时期，最佳人口规模的数量会有不同。而在非劳动自愿供应状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对最佳人口规模有所影响。

如图所示的是一国的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表示。P曲线是其静态模型，也就是在非劳动资源供应不便时，能使该国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为

而当该国非劳动资源增多（如技术进步）时，使其人均收入最大化的人口规模扩展到B。这种最佳人口规模的动态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对于人口基数较大的我国来说，控制人口是一个方面，但较为被动，更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努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就业机会，这样一来最佳人口规模是可以上升的。这也就打破了狭隘的认为“人越多收入水平越低”的旧有观念。就如同在积累的过程中，截流是一个方面，但开源才是根本出路。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控制人口”这一概念。

2.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是借用了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句式，不过我所认为，这是的发展重点指经济发展。虽然共产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为崇高的理想，但是在经济学中我们首先要以“经济人”这一假设为讨论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故而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甘心于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否则也难以体现我社会主义之优越性。衡量发展与否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标准，但最直观的莫过于经济实力这把标尺。

这样看来，即便是在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上，把经济搞上去也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而被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综合经济方面观察我国人口控制问题不难看出，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分布及经济水平均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而工作的重点又在广大的农村。拨茧抽丝之后，我们理出了这样一条脉络——问题的关键锁定在农村的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问题上。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村妇女的教育与就业是控制人口的即期问题；而关注失学女童关乎控制远期的人口控制。

在2004年4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曾提到：国家保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保障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以及在工作场所受到特殊劳动保护。但这些保障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只是最基本的，因为与城镇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几千年来相夫教子的思想传承，常年围惯了锅台，如何走出门去成为十足的大问题。农村妇女就业形势严峻，突出表现在：绝大多数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或单一劳动技能的低层次女性劳动者，成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被淘汰的群体。因而，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其中确立和建立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机制就成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关键，竞争不同情弱者，就业不认性别；大力发展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事业，促进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增强女性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承认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实施补偿政策是保护女性劳动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妇女就业的有力保障：根据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实施阶段性就业和灵活就业等等。

关于失学女童的妥善处理问题前面已经对其重要性加以说明了，如果失学女童的问题没有处理好，必将成为未来人口泛滥的潜在危机，这一点即便其还没有进入育龄期也是可以预见到的。在此方面，我国早在若干年前就开始着手，“春蕾计划”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1994年，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亿万爱心献春蕾”活动（简称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重返校园，完成学业，使她们成为有文化的新一代女性。这一活动的倡导得到党和国家及省领导的亲切关注。、李鹏为“春蕾计划”题词是“扶持女童入学，利国利民利家”、“实施春蕾计划，发展女童教育”。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十年间，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全国各地已收到捐款2.2亿元，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开办了女童班，累计救助失学女童75万人次。但这对于茫茫失学女童的人海和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只是沧海一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总结

总而言之，控制人口工作任重而道远，但只要把握好农村妇女教育与就业和失学女童重返校园这两项关键，佐之“发展”这剂良药，人口膨胀这一阻碍我国发展的症结必将根除！

参考文献：《发展经济学》齐良书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当代农村妇女问题概况》石巧兰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口经济范文第2篇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龀斓乃俣仍龀纬扇丝诙宰试础⒒肪车确矫娴难沽Γ投ψ试淳筒豢赡苡刖米试春妥匀蛔试创锏接行У呐渲茫ㄍ跣阋?nbsp;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逯剖翘岣呷丝谥柿吭诰迷龀饔玫墓丶？凸鄣厮担鲜鲅芯砍晒钥刂泄肆ψ时镜难芯烤哂薪细叩难跫壑怠?/P>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军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军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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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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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人口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人口河南省

一、制约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人口问题

1．人口基数大，人口低增长率和高增长量长期并存。1990年末，河南省人口总量达到8649万人，占全国的7.57%,在全国仍然排在第2位；2000年末，河南省人口总量增加到9488万，占全国人口的7.49%，人口总数上升为全国第1位。从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规模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省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降低，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90年代以前的水平，1992年后开始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加之人口发展自身的惯性作用，河南省人口每年增加的绝对数仍然在70万以上，1990年到2004年14年间共增加1068万人，每年平均增长7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84%，低增长率与高增长量并存。2005年底到2008年底共增加150万,年平均增长50万人。2008年底人口总数达到9918万人。2010年7月超过1亿人。

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末河南总人口7067万，其中乡村人口6104万人，占86.4％；2000年末河南总人口9488万，其中乡村人口7287万人，占76.8％；2005年末，全省总人口976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2994万人，占30.7%；乡村人口6774万人，占69.3％。2008年末河南总人口9918万，其中乡村人口6345万人，占64％。人口过多，特别是乡村人口过多仍是中原经济区建设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尽管河南乡村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但农村每年仍有一定规模的新生人口，人口数量依然庞大。庞大的人口虽是潜在的人力资源，但只有与生产要素有机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而河南的耕地较少，2007年和2008年耕地面积都是7202千公顷，而人口却净增加49万，人均耕地面积逐年减少，1978年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2008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亩。庞大的人口分母效应将给河南实现崛起带来沉重的负担。众多农村人口拥挤在有限的耕地上，这意味着农业内部就业容量很小，大量的劳动力与较少的土地资源资源难以有效配置，农民在农业上的增收空间有限，只能实行小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土地生产率可能提高，但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困难；土地成为“生存资料”公平原则高于效益原则，“发展资料”的功能弱化。在农业内部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需要借助农业外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机制作用，资源和要素必然流向高收益、高回报的地区和产业，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农村这个薄弱社区很难获得更多的农业、农村外部的发展资源。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村技术、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第

二、三产业的发展，但生产要素与人口的配置比例依然较低。

2．人口总体素质不高，难以满足全面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要求。河南是人口数量大省，但不是人力资本大省和强省。随着中原崛起战略的实施，人口素质较中国论文联盟整理低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一是文化素质较低。2000年平均每万人中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为27.9人，比全国少13人；全省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率为7.91%。人口文化素质低对全面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性的。二是健康素质较低。河南残障人口数量较多，出生人口素质较低。“五普”数据显示，河南省现有各类残疾人数523万，约占全省总人口的5.5%。在每年出生的110万人口中，出生缺陷的婴儿总数高达7.8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的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在5岁以下儿童中、高度营养不良患病率为6.08%。我省个别乡村部分群众由于采血患上艾滋病，严重威胁人口健康。三是部分人道德素质不高，诚信意识差，缺乏社会责任感。此外，人口素质城乡差异较大。农村人口的身体和文化素质远低于城市人口。河南农村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在25岁及2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为0.4%，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占25岁及2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高达14%。尽管河南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不断发展，启动了大规模的农民培训工程，但由于人口流动以及劳动力转移，农村中年轻、有文化、有技能、有特长的人都外出务工经商，而年龄大、低文化、无特长的人，只能留在农村种地或经营林牧副业，农村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依然较低。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者无法向外输出，农村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者也难以满足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需要。

3．河南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现。一是持续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为115，2000年为130.30（“五普”长表数据），是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高的五个省份之一。据调查，近年来我省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居高不下，并随着孩子的升高而升高。到2020年，20-45岁男性比女性多250万人左右。受城乡婚配梯度模式的影响，部分农村女性嫁到城市，我省农村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更加突出，容易引起社会问题。二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发展不平衡。据预测，未来50年河南老年人口比重一直呈上升的态势，由2003年的7.11%上升到2020年的11.43%，再到2030年的16.23%，2040年的22.30%，2050年的24.40%。由于我省是流出人口大省，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外流，将导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地区平均生育水平高于城市，但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向城市，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地区更快且更为严重。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而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提高。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目前平均达到2万美元左右。河南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0美元，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更低，人口老龄化是“未富先老”。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老年人口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劳动和家庭其他成员供给。农村老年人口由于其经济水平较低，是经济上的最弱势群体之一，社会保障的缺乏更具有脆弱性。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前景下，农村老年人口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大量农民的生活，也会影响整个农村的和谐稳定，影响到中原经济区建设。

二、中原经济区建设与人口和谐发展的对策

1．进一步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减轻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人均观念，继续把人口总量作为衡量人口发展的首要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的责任目标，确保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坚持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变，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促进人们切实转变生育观念，从注重生育数量转向注重生育质量。坚决依法治理违法生育行为，杜绝计划生育工作的漏洞。加强服务，让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家庭真正获得实惠，将农村家庭的致富奔小康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对执行政策的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致富的途径，解决农村夫妇执行生育政策的后顾之忧。只有保持农村妇女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有效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才能缓解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2．全面提高人口素质，把人口大省变成人力资本强省。要全面发展教育事业，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核心途径，切实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公共教育要向贫困地区、落后山区和农区适度倾斜。要提高农村人口健康素质，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行为，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和出生缺陷干预，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解决好农村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的救治救助问题。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根本途径，也是我省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有效途径。

人口经济范文第5篇

(一)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模式(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会依次形成年龄结构和经济负担不同的三个阶段，用人口抚养比表示依次为：高少年儿童人口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龄人口抚养比。在第一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状，人口抚养比以少儿抚养比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重。在第二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橄榄形状，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在第三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呈倒金字塔形状，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着低水平，人口抚养比以老龄人口为主，人口的经济负担又加重。一般来说，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第二阶段，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通常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因此，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影响经济增长。

1．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红利从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一是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且价格比较便宜，如果充分就业，会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会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2．人口负债缓减经济增长。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如养老、老人的护理、医疗等不得不大幅度上升，私人储蓄和公共投资减少，导致总产出和人均国民收入下降。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世界银行在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人口红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经济落后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一人口转变带来的机遇，加快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二)经济增长反过来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均寿命延长，人口增长呈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因此，人口转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中，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比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要强，人口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比经济政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大。人口政策一旦实施，它就是长期的，影响就是几十年。经济政策相对来说是短期的，十年就可以成为远景目标。可见，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需要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东亚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一)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转变过程

1．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而缓慢的过程，伴随着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扩张，大规模人口迁移减轻了本土上由于人口转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压力，而殖民掠夺则增加和充实了本国的国力。例如，在1846—1930年期间，共有5000万欧州人移居海外，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新大陆。可见，欧美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是利用世界资源获得了最大化的人口红利，不但不存在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就业压力，反而借这股东风扩充了西方文明的势力，使西方的人口、领土、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最大值。

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当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开始人口转变的时候，如同西方十八九世纪人口转变时的外部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每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角落都有了人迹，世界已被瓜分完毕。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多多少少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东亚国家的人口转变。二战以后，东亚国家由于人口数量多，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数量相对贫乏，发展前景并没有被普遍看好。当时，一些人预言资源丰富的非洲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然而，40年之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仅克服了资源贫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且通过经济起飞改善了人民生活，实现了社会进步。东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被誉为“东亚奇迹”。有研究表明，这一奇迹的实现，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东亚经济的人口转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大约1970年以前，当人口年龄结构处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时，其经济增长受到抑制，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估计当时东亚经济的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大约为2％。随着人口转变的深化，年龄结构进人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期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O个百分点…。因此，在整个东亚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为1／4－1／3(1.5或2.0除以6.1)；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即4.1个百分点)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

(二)“东亚奇迹”的解读

1．可借鉴的经验。从东亚奇迹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多、人均资源耕地少不但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利用人口数量、克服资源贫乏取得了经济起飞。世界银行从1991－1993年，组织有关专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8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世界银行认为，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中2／3归功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1／3归功于劳动生产率改善。这就告诉我们，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个“机会窗口”和战略机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以自动地获取。能否抓住机遇，把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推动经济起飞，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安排。

一是利用市场优化配置物质和人力资源，并且把它们用于高产出的投资领域和掌握先进技术。日本为了配合社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充分开发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积累，为日本经济起飞奠定了经济基础。如大力推广“工业高中”制度，培训社会需要的技术工人。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加强职业介绍事业，并在各地建立许多职业训练机构，鼓励企业及社会团体对农村劳动力积极开展岗前培训，使其获得劳动所需的职业技术与技能，提高其适应环境能力。韩国从自身基础条件、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出发，及时捕捉和积极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机遇，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资源、资金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将人均GDP由1962年的83美元迅速提升至1995年的l万多美元，创造了令人称羡的“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在人口转变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学校和训练中心、扩大实施教育部门和生产经营部门的合作等措施，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此外，台湾地区还通过委托非政府组织设立并管理创业基金，为青年人创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对外贸易和充分就业双丰收。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与同期的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本接近。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由1950年不到20％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60％以上，中国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1950年不到25％上升到1975年之后的80％以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l－3倍。

出口导向战略可以把比较优势战略从生产领域向贸易领域的自然延伸，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有机连接起来，既克服了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问题，又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实现了充分就业。例如，日本在1960－1975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1.3％，中国台湾在1970年失业率也只有1.5％左右。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也为妇女就业创造了很多机会。例如，从1966－1990年，韩国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7％上升到36％，中国台湾的妇女劳动参与率从28％上升到37％。正是通过这种正确的产业选择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东亚经济不仅实现了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成功地获得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三是提升资本积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负担下降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两者都有助于增加国家和地区投资，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深化创造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转变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作用在12％－13％。日本在1960－1975年间，国民储蓄率平均为36．2％。从1965－1991年，韩国的国民储蓄率从不到10％上升到36．6％。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的国民储蓄率也从20％左右上升到30％以上。伴随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人均资本上升确保了东亚经济冲破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驶上了经济成长的快车道。1965。1991年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劳均资本增长率是美国的劳均资本增长率的3倍以上。东亚人均资本积累水平的迅速上升是上述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均资本水平提高也意味着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过去具有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优势也随之改变。为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日本和“四小龙”唯有通过动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来重新确立自己的比较优势。

2．应吸取的教训。当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人口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日本现在老龄化率已近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Hewitt(2003)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日本经济的全面衰退，甚至出现崩溃。首先，严重的老龄化带来了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财政收入减少。2000年，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为46％，老年经济抚养比为63％。根据欧盟的预测，劳动力供给冲击和公共财政冲击对日本的未来经济增长影响大约为O.5个百分点(Peneh，2000)。其次，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降低了国民储蓄率。据测算，1970－1980年，老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刺激私人储蓄人均增加1.2万日元，但养老保障减少私人储蓄人均高达14.3万日元，养老金财务危机和筹措不足，导致了日本的财政危机。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其经济的冲击表明：未雨绸缪，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障制度，做好养老准备，是化解养老金账户危机、财政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

三、东亚经验教训对我国处理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启示

(一)中国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中国人口转变与日本和“四小龙”有惊人的相似性。中国目前也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这一过程大约到2015年前后结束，也就意味着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充分挖掘人口红利的最后机遇期。然而，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远不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且还存在着对人口红利的效用利用不够。从长期看，人口红利正在渐行渐远。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据有关研究估计，到2030年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比重将从现在的8％增加到20％，到那时，退休人数将占就业人口数的40％以上，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在2015年达到零增长。从短期看，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因素依然存在，制约着人口红利的潜在效应发挥。农民进城收益逐年下降，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从收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珠三角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而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在近12年内仅增加了68元。从成本来看，城市住房、水电、生活能源、城市交通，以及就医、子女就学等费用上涨较快，加上各种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增加了农民进城的成本。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就业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乡地区之间差距过大。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不均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已从1980年的0．25(相当于德国的水平)，上升到了现在的大约O．45。世界银行最新有关中国的发展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乡差距的综合基尼系数将上升到0．474，问题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