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1篇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转贴于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大饥荒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转贴于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本文由收集整理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本文由收集整理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 和谐社会 治理创新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以国家政策的名义实施的，由政府出资、组织和管理。它具备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实施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主要宗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人口发展目标。因而，它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我国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因而这种强制性征是以各种管理手段表现出来的。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和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对人口再生产的需求有社会和家庭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有时会一致，有时会矛盾。当二者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国家、社会就会对家庭人口再生产进行干预或实施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也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表现出来，因而从上述角度看来，管理在事实上是实现计划生育的必要手段，没有管理，党和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就没有载体。实践已经证明，强有力的管理对于扭转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从90年代初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经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新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好流动人口、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进程。加强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对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服务民生，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实现人口计划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内容。没有流动人口的稳定与和谐，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通过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保障流动人口合法的计划生育权益，促进流动人口平等地参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途径。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也给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口流动对输入地与输出地来讲都是实现双赢的战略。从国际上来看，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年从发达国家汇出的资金一共是2620亿美元，其中64%即1450亿美元是汇到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看，2004年仅从广东汇到其他省份的就有683亿人民币，湖南一年内通过邮局汇入的资金是200亿人民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2006年国务院制定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对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明确的部署。

第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2006年以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国家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与此同时，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中强调要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后，又将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列为2006年国务院农民工工作七项重点工作之一，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做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因此，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对做好农民工的全局工作至关重要，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治理创新的需要。由于城市新区流动人口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还具有其独有的个性特征。如流动性比较大、流动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等。经过对城市新区育龄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一般来说，低收入育龄群体比较关心法律法规、计生政策、避孕节育、生殖、卫生保健等知识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证件办理、审验手续。高收入的育龄群体则对私密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愿接受调查并公开自己的个人情况。因此，对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

参考文献：

【1】宜宇.加强对城市流动人口聚居社区的管理与服务[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9.19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4篇

江苏沿海地处我国沿海、沿长江和沿陇海－兰新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交会区域，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大上海经济圈的重要节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沿海大港口、大产业、大围垦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一体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江苏沿海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是江苏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随着沿海开发的深入，沿海地区人口分布和人口结构也面临着新的变化，区域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分布不平衡，人口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人才流失严重，高层次人才严重缺乏，人口对资源环境扰动强烈，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环境质量退化等［4］。江苏沿海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认识和把握人口对沿海开发的支撑力、资源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协调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既是沿海开发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也是沿海开发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实施人口与社会经济、人口与环境、社会经济与环境联动，提高三大系统的整体效率，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实现江苏“两个率先”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对象及评价指标

(一)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本文主要是对连云港、盐城、南通3个江苏省沿海城市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度进行评价，以促进江苏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保护生态环境。(二)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依据综合指标体系应该遵循的科学性、综合性、实用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在总结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关于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5－8］，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研究目的及区域特色，设计了分析江苏沿海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度的3大类子系统，14个三级指标(表1)。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相关统计年鉴［9］。(三)研究方法

1．数据预处理评价指标体系包括n个指标。这是一个由m个样本组成，用n个指标做综合评价问题，对此可建立如下数学模型［10，12］:式中xij表示第i个样本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而评价指标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效益型指标和成本型指标。效益型指标是指属性值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度呈正相关的指标，其值越大越好;成本型指标则相反，是指其属性值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度呈负相关的指标。

2．主成分分析计算综合发展水平。利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求出相关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计算各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并按累计贡献率提取主成分，本研究以累计贡献率达到90%为原则提取前k个主成分。成分的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系统综合得分。3．协调度评价协调系数可以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的概念来表示，采用［0，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其计算公式为［13］:C(i/j)=exp［－k(ui－ui/j)2］(8)式中C(i/j)为系统i对系统j的协调系数，即系统i的实际观测值与系统j对其所要求的协调值接近程度的定量描述;ui为系统i综合发展水平的实际值;ui/j为与系统j实际值相协调的系统i所应达到的综合发展水平的理想值;k=(S2)－1，S2为系统i的方差。协调发展系数是反映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各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它揭示出系统在特定时间段的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其值越趋于1，说明系统间协调度越好。

二、江苏沿海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度评价

(一)江苏沿海系统间协调度分析以南通市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为例，主要根据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统计年鉴资料、以及公式(1)～(8)计算出南通市2011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系统的标准值和权重值(表2)。再根据表2和公式(9)计算出南通市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度为0.8972。根据前面提到的研究方法和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先求算出江苏沿海三城市2011年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环境两两系统之间及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度(表3)。(二)江苏沿海协调发展系数分析再根据公式(10)(11)以及江苏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南通、连云港和盐城三市的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出江苏沿海三城市的协调发展系数(图2)。

三、结果分析

从图2可以看出，江苏沿海三城市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数在2001—2010年的10年间逐年上升，逐渐趋近于1，说明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环境系统越来越协调。不难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统筹发展趋势明显，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产业转型和内涵发展深入人心，这些都体现了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双型社会的要求。在沿海三市中，无论是起点还是发展趋势，南通市均优于盐城和连云港两市，这是因为南通“靠江、靠海、靠上海”，区位优越，经济发展较快，教育基础好，人口与劳动力素质较高;盐城在2001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系数要小于连云港，但在2004年已经超过连云港，此后均要稍领先于连云港，说明盐城工业化、城市化起步相对较晚，但空间大、生态好，后发优势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南通在2011年人口与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与环境及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度都要高于盐城和连云港两地，但在人口与环境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而盐城在人口与环境系统方面的协调度要好于南通和连云港两地，但在社会经济与环境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综合协调度居中;连云港在人口与环境方面、社会经济与环境方面居中，综合协调度和人口与社会经济系统方面在三城市居于末位。盐城生态环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沿海有两个部级自然保护区，在招商引资方面严把“入门关”，重点发展新、特产业，淘汰一大批高耗能、高排放、低产出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通虽然起点高，人口对经济贡献大，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环境质量有所下降的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关注。

四、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坚持人口适度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证一定数量的人口规模，适度考虑向沿海新垦区移民，使人口增长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逐渐扭转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卫生事业，在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区推动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沿海开发培养急需的专门人才;积极推进继续教育，加快劳动力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发展环境，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在政策上向沿海地区倾斜，把沿海地区建成新的人才高地，为实现江苏沿海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二)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江苏沿海地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完成从“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转变，构建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新医药和海洋生物、高端装备制造等新特产业为主体，具有沿海特色的现代生产体系。充分发挥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合作示范区、盐城部级滩涂综合开发试验区、南通打造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的政策优势，实现从资源、土地集聚向技术、人才集聚的新跨越，使江苏沿海地区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范文第5篇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龀斓乃俣仍龀纬扇丝诙宰试础⒒肪车确矫娴难沽Γ投ψ试淳筒豢赡苡刖米试春妥匀蛔试创锏接行У呐渲茫ㄍ跣阋?nbsp;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逯剖翘岣呷丝谥柿吭诰迷龀饔玫墓丶？凸鄣厮担鲜鲅芯砍晒钥刂泄肆ψ时镜难芯烤哂薪细叩难跫壑怠?/P>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军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军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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