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在封建社会，所谓“农村经济”，实质乃是宵(商?)业经济。人口、土地、种植业，是构成它的三个主要因素。其中，人口是最为关键的。明代中国的农村经济经过唐宋以来的长期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剌激，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变革。

这个变革，以王朝政策为导向，以农村人口流动为契机，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封建国家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使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并改变了人口和土地布局。但同时又存在着大批农民弃家逃亡的严重现象，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阶段，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纷纷破产，出现大批流民群，最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使农村经济由迅速复兴而陷入徘徊之中。第三阶段，以东南沿海地区农民为先导，开始更新“本”、“末”观念，自发地进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单一经营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引发了农村人口的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从事商业性宵业和工商业活动，削弱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

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农村人口流动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何仍以东南沿海居领先地位的渊源所在。本文拟以农村人口流动为主线，结合土地利用和种植业的变化，对此做一个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二

人口的再生与流动，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两个必要前提条件。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做保证，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而没有人口的合理流动，社会生产就难以向纵深发展。人口流动涵容两层意思：一是空间流动，二是职业流动。前者，是人们居住地域的变动；后者，是自身社会层次的位移（每一种流动有时可能兼具这两种情况）。如果从人口流动的历史价值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人口流动的社会效应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流动具有积极作用，有些流动则带有破坏性质。明代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就是这样。

在明代初年，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

一种是，由封建国家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的人口大流动，即政府移民运动。“朝廷所移民曰移徙”，这些人可以称为“移徙”之民。

另一种是，没有组织、没有计划的人口大流动。他们是为了“躲避差役”等项剥削而四出逃亡，辗转各地谋生的，这些人可以称为“逃移”之民，或“流徙”之民（1）。

明初，政府移民包括徙民开荒和调军屯垦，都是仿效历强制移民的做法，形式上并不新奇。但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收效显著，影响深远。

元朝末年，群雄纷争，干戈不息，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史载：“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2）。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更是一片凄凉景象。有的以至“多是无人之地”（3）。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敝，这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为了复洒农村经济，勇敢地面对现实，担负起历史重任。在农村以休养生息、开垦土地、增加户口为基本政策，在制定和完善各种典章制度、加强土地与赋役管理的同时，坚决运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力，围绕着调整人口布局和增加耕地面积两个中心环节，及时地在全国范围内强制进行空前规模的人口大移徙以及土地大开发，使中国农村一改元末以来的残破面目。关于这次人口大移徙的政策与背景、种类与人数、地区与路线、成效与影响等，已有人专门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4）。重复描述，自然是多余的。

概括起来说，这次调军移民垦荒运动，最早始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继于至正二十七年徙苏州富民实濠州。洪武时“徙民最多”，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至“正统后屯政稍驰”，大规模开垦生、荒地的运动基本上停止，为时凡90多年。于时“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耻，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5）。全国耕地面积由此大增。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自然也最多。其中，军屯曾达到89万余顷（6）。至洪武十六年统计，有数字可考的垦田数为1805216顷（7）。移动的地区主要为山西、山东、河南、塞北以及江南等地。有数据可考者为200万人左右（8），是当时国内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

这次大移民，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利于巩固边防，最深远的影响还在于经济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广大贫苦农民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无业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满足了对土地的要求，生活因此有所保障。从而减少了农村人口的死亡，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第二，通过大量移民开发内地“土旷人稀”的落后地区，尤其是以军政建设为主导、以移民实边和军士屯田为动力、以互市为纽带的对西南与东北等边陲地区的大力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北方与南方、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各地的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并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人口与土地的布局。这是明初人口大移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战争、明初大规模营建和农民大量逃亡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震世界。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富庶；对外，郑和七次下西洋、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究其原因。主要就是由于明王朝采行人口大移徙，使全国农村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当时另一种形式的人口大流动上。

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是几千年来封建国家最感头痛的问题。明王朝也同样对此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在明代初年，最高统治者一方面主张“爱惜民力”，一方面却又大肆消耗民力。明太祖为了完成统一大业，连续进行大规模的南北征战。明成祖为了夺得帝位，发动“靖难”战争，兵火所及，村里为墟；费时十九年，用工上千万，耗资不计其数，迁都北京（9）；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正统朝三征麓川，连兵十二载，用军数十万，“转饷半天下”，西南为之骚动。为此，大肆催征赋税，增发劳役，兵连祸结，国匮民穷。于是，在号称“太平盛世”的背后，已经潜伏着不可克服的严重危机。从洪武年开始，各地穷民不顾危险，冲破王朝编户为里，严禁随意外出、迁徙的法令，蜂拥而起，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另一股人口大流动潮。对此，以往有关明初农民问题的论著，多数重视不够。据《明实录》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建文四年八月丁丑；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元年十一月丁未、五年八月壬辰、八年七月戊子、十六年二月癸巳、二十年十月戊子；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五年十一月甲寅、十年六月丁未；正统二年三月戊午、二年四月戊寅、五年正月辛亥、五年正月甲子、五年十二月甲午、十年五月庚子、十二年三月戊子、十二年四月戊申、十二年五月壬子、十二年六月丁卯条等二十二次的记载，山西、山东、北直隶、河南、湖广、陕西等处，包括复业和“累岁屡招不还”的逃亡之民，计为898673户，如按每户五口估算，总数为4493365人。逃亡的原因，“赋税浩繁”、“徭彼繁重”者占16次，“累岁旱涝”者3次，“避兵流移”者1次，未具体说明原因者2次。

首先，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他们都不是朝廷组织的“移徙”之民。而完全是无定向“辗转流移”之民。

其次，在这些逃亡的人们中，有些是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他走，但绝大多数都是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等原因而逃亡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都是如此。洪熙元年十二月明宣宗说：浙江海守“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10）。至宣德年，明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11）。他还说：“天下人民，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以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12）。正统时，明英宗说：“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外境”（13），“迁徙不常”（14）。由于农民大量逃亡所引起的荒芜田地、究竟有多少，因史无明文，不敢妄猜。然以逃亡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而又有不少人“累岁招抚不还”，则不难想象其后果之严重。从当日皇帝的诏令与臣僚的疏中，一再提到的“田地荒芜、庐舍荡然”；“流徙死亡，道路相挤”；“逃徙数多，复业数少”；“逋负税粮，遗累乡里”之类的言词、亦能略知大概。为全国首富之区的江南苏州、松江二府，永乐四年九月得到朝廷救济的复业流民凡12万户，按户五口计，为60万人。没有得到救济和尚未复业者，又不知有多少。后来周忱说：“苏松之民尚有远年窜匿，未尽复其额。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芜者”。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67里，8986户。至宣德七年只剩下10里，738户（15）。四十一年间户口逃绝十分之九。苏、松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据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田土8577623余顷（16），1065余万户，6054余万口。从洪熙元年（1425年）起，全国田土一直只有400余成顷，990余万户，5000余万口。短短几十年，田土减少400余万顷，户减近百万，口减千余万。除册文讹误、豪强欺隐之外，农民逃亡，“田地荒芜”以及“流徙死亡”，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明初两种不同形式的人口大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的视角分析，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封建国家实施大移民的出发点，意在“田野辟，户口增”（17），以复兴为战争破坏的农村经济为基本任务和终极目标。对此，无需解释。移民的去向便是最好的证明。在数百万的移民大军中，除了一些具有手工业专长的技匠移入京师等处城市，专门供役于各种劳务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丝毫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田土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主要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屯垦的军人、农民、商人、富民、囚犯，都是“专以务农重粟为本”，资金投入和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移徙京师地区的，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移民运动根本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而逃民的大量存在虽然引起不少田地荒芜，生产破坏，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些地方以至重新成为人烟继绝之地。但它决不能抵消朝廷移民运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其时它只是四散流徙，尚未形成大规模的屯聚；人数固多，但绝大多数已陆续还乡复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还不甚明显。

十五世纪中叶，朝廷发动的移民运动已经结束。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以后，形势突变。明王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土地兼并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开始在农村广建“皇庄”，“加派”赋税，进一步扩大“折色”代租的范围。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众多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局面。而且由于形势的变化，流动的形式和性质也具有新的特征。相当一部分农民流入寺观，僧道人数骤增，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18）。但基本的还是大量转徙于农村。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与封建王朝形成严重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之大大减弱，由迅速复兴而转入迟缓之中。

明中叶，以中部地区为主体的农民大流移，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秩序混乱的深刻反映。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土地兼并激烈和赋役日趋繁重。

土地方面。明初经过编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相对稳定，“无豪强兼并之风”。即使是在历来土地高度集中的江南苏、松一带，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尚少，“门阀甚高者，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20）。苏州府以至没有大户，“止有小户”（21）。至明英宗时，风气为之一变，诸王、外戚、太监纷纷占夺田土。尔后，富有四海的“天子”，也与“贫民较利”，广置“皇庄”，无偿掠夺农民的土地。明宪宗即位，“皇庄遍郡县”。孝宗期，皇庄进一步扩张。弘治二年，畿内皇庄5处，菜地12800余顷。勋戚、太监等庄田332处，共地33100余顷。管庄官校人等依仗权势，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诸名目，占地土，敛财物，抢牲畜，污妇女，害人命，民心伤痛入骨（22）。武宗即位一月，建皇庄7处，后增为300余处。于是，诸王、外戚、太监、官僚、地主、奸猾之徒，乘时射利，侵渔成风，广占田地。他们当中，占夺田地数十顷，数百顷，数千顷者，大有人在。占有万顷以上者，亦不乏其人。正德初年，在皇庄遍地的京畿地区爆发了有明150年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刘六、刘七起义；而在王府庄田为数最多的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省，百万破产农民以逃亡和起义的形式表示反抗。这些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大批农民产业殆尽，或被迫流徙各地，或冒死举旗起义，土地问题是一个重要根源。成化七年六月，巡按直隶御史梁昉上言：“民迫于饥寒，困于徭彼，往往隐下税粮，虚卖田地，产业已尽，征赋犹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里甲有代偿之扰”（23）。

赋税方面。明初明太祖定全国官民田赋，以“田有定则”，而“赋有常额”，“不得随意增损”为原则。“土木之变”以后，农村逋负日趋严重，国家岁入深爱影响，而支出却与日俱增，于是开始随意“加派”。《明史》称，“加派”始于嘉靖后期（24）。然究其实，加派至迟在景泰年间早已出现。弘治时，户部待郎韩文说：“正统以前，国家用俭，故凡百姓输纳皆不常额之外。自景泰至今，供应日盛，科需日增，有司应上之求，不得已往往额外加派征纳。如，可南、山东等处之添纳边粮，浙江、云南等处之添买香烛，皆昔年所无者”（25）。当时兵部尚书马文升也极陈赋役困民之害，认为“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火灾，为修建宫殿，在南北直隶及全国各府州县加派田赋银100万两。自是催科旁午，海内骚然（26）。

农民在困扰于赋重役繁的同时，又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加速农民大批逃亡流徙的催化剂。天顺初年至成化末年：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江西、湖广、四川、福建等处水旱频仍，军民饥馑。成化二十一年：陕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尸骸枕籍，流亡日多。

总之，正如弘治末年有人所说的那样：“今天下赋敛横流，徭役山压。加以彼旱此涝，收田之人，不足以缓公府之追求，唯有破家去产而已”（27）。

而在全国一幅哀鸿遍野图中，惨象最烈的是河南、山西、陕西、湖广诸省。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自景泰二年（1451年）至弘治二年（1489年）的四十年间，在朝廷下达的救灾诏令中，一次减免田徂20万石以上至300万石者，计有四十六次（不包括没有具体数字的），内中与上述诸省直接有关的占三十三次，就是一个例证。

饥民是流民的后备军，民饥必逃。这一阶段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者，绝大多数都是“穷乏至极”，“无可度日”的饥民，他们是构成当时流民运动的主体。其特点有二：

第一，地区集中，人数众多。主要发生于河南、山西、陕西、湖广等处。仅上表列举的有具体数字者即有150余万，约占当时全国在册人口总数的3％。实际当大大超过此数。时人王邦直说：“自一州一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其半”（28）。流民数多的严重后果是“田多荒芜”（29）。；“公私耗竭”（30）。而逃户所遗田土、粮草、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反不能自存，又往往流移他方。逃者惟虑追征逋负，“宁死道路”，也“不愿复业”（31）。由是形成农民饥饿逃亡复业再逃亡，如此恶性循环，反复不已，田地荒废，赋无所出，势在必然。

第二，集中流向荆襄山区，先屯聚而后起义。逃移之民大多流入荆襄，“皆因各处被灾，公私急逃而来也”（32）。封建朝廷为了镇压流民起义，动用了大批的人力与物力，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尽管统治者一再恩威并用，招抚不成，即用高压，在那里附籍，安家落户者仍有50余万人。他们如同明初移居“宽乡”者一样，有利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他们由耕田转为种山，为后来在山区治地，发展多种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这一阶段“折色”的进一步推广，也是增加农村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2-000-01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 所以， 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1]赵桂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消费 人口红利

一、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理论探讨

凯恩斯消费理论是现代消费理论的起点。按照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总消费只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短期静态的消费理论。如果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的理论是关于就业人口或工作人口的消费理论，因为它没有涉及青少年和老年人的消费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它是一个宏观总量消费理论。

直接涉及到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卢博格（Brumberg）的生命周期假说（1954）。按照该假说，消费者按照效用最大化原理，将一生的预期总收入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最优配置。年轻时，由于没有收入，消费来自父母，因此，这一阶段是负储蓄；而进入工作阶段后，由于要赡养孩子和抚养老人，这一阶段工作人口的收入除了自己的消费外，还必须储蓄一部分给孩子和老人；而老年人则主要靠子女或自己的储蓄来支撑消费。因此，从静态的观点来看，一国青少年和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需求也相应越大，而储蓄率也就越低。相反，如果一个社会成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越大，该国的居民储蓄率就越高。

但生命周期假说忽略了一些影响居民消费或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例如，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他们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因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如果工作人口比例的上升伴随着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因为预期到将来的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这会部分抵消因劳动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的上升。

与生命周期假说基本相似的理论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将收入分为两部分：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他认为消费者收入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构成决定了消费水平。对于一个预期的收入的持久增加，消费水平会持久增加。而对于一个暂时的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暂时的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小于持久收入增长诱致的消费增量。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长期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生命周期假说强调预期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持久收入假说强调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角度看，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有相似的结论。

在生命周期理论之后，还有其它一些微观模型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将孩子和储蓄等都看成是家庭所拥有的不同形式的商品，它们的经济功能是相同的，都是养老的一种工具，因此，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较多时，可以相应减少作为养老保证的家庭储蓄；孩子数量较少时，增加储蓄（或减少消费）以防老。

另一种与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类似的理论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上，该理论不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储蓄数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强调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的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从而减少消费。如果孩子数量减少，家庭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

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生命周期理论予以修改或补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老年人口的储蓄或消费行为的修正。例如，老年或退休人口可能会遗赠一部分财产给子女；由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一些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部分抵消老龄人口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的下降。但是，如果下一代预期到上一代的遗赠，则下一代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储蓄，增加消费。遗赠动机对居民消费的净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不过，有研究表明，遗赠动机其实是很小的,并且常常是非自愿的和偶然的。消费或储蓄行为更多地受到个体死亡风险的信念的影响，而不是群体死亡风险水平的影响。除了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之外，流动约束也会导致老年人口储蓄的增加，因为退休人口必须更多地储蓄，以应付未预期到的支出。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流动约束的作用可能比较大。

二、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之实例分析

现有实证文献大多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专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文献比较少。但是，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间接的关系。另外，根据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到居民储蓄率的高低。而储蓄和消费实质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因此，按生命周期理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还是直接相关的。

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正在发生人口转型，因此，它们成为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经验关系的合适的例子。王德文（2006）对此有一个全面的分析。他分别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解释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奇迹背后的人口因素。他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日本经济起飞的时间（1950－1973年）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9％。与此同时，日本正经历人口转型，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同时下降，日本的抚养系数从1950年的68％下降到1970年的45％。王德文因此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导致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日本的经历表明，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产生“人口红利”，长短期内都会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日本在1989年经历股市泡沫之后，陷入连续10年的经济低迷期。有人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来解释，认为日本的“人口红利”期是1950－1990年，持续了约40年，而1989的股市崩溃正是因为日本“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与此相伴随，日本的居民消费也是一蹶不振。

日本经济繁荣期（1950－1989年）和萧条期（1990－2000年）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变化轨迹初看起来确实如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成年型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人口老龄化时期，经济和居民消费低迷。但是，其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证实。至少有三个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解决。第一，日本的国内市场狭小，一直依赖外需维持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并不是驱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1989年的日本股市崩溃并不一定导致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低迷。所以，还不能确定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引起了日本的居民消费不足。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6－1964年）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Baby Boom），日本也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类似的“婴儿潮”（在日本称为“团块世代”）。两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人口转型，但在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什么没有引发类似日本一样的经济变化――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第三，日本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股市泡沫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同时，日本的人口也在下降。如果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并不如日本的GDP增长那样差。

在日本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其中中国台湾在1962年时总抚养系数高达94.1％，到1995年时已经下降到了45.8％，下降幅度超过一半，同期经济增长约6％左右。韩国从1961年开始控制人口，该国总抚养系数从1965年的88.3％下降到了1995年的41.4％，下降幅度超过了一半。而韩国同期人均收入增长年平均约6％左右；人均GDP在1962年时只有83美元，到1995年时已经超过了一万美元；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王德文认为，韩国有效利用了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是取得“汉江奇迹”的重要原因。

三、是否存在“人口红利”

有许多研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Bloom 和Williamson，1998；王德文，2006）。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效利用了当时的国际产业转移机会，实行外向型经济。可能是政策而不是人口因素促进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另外，亚洲“四小龙”都是人口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把它们的经济崛起归功于人口转变没有普遍的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着人口的急剧转型。1978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9.7％的增长率。也正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经济的因素，中国开始了人口转型的过程。1982年，中国总抚养系数高达62.6％，而到2005年，总抚养系数已降至38.88％。蔡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蔡，200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并且，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曾经有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蔡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如下：人口总量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并将一直下降到2013年。同时，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像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很高，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增长率，仅仅是0.4％。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

根据蔡的预测，伴随着人口扶养比的增高，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转变为人口负债。他认为，当我们有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增长模式――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时，就应当充分利用这一发展模式，保障最大化就业。根据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劳动力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是可以过渡到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上的。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之间是否确实存在稳定的相关性？人口年龄结构是否确实是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注意到这些国家都在亚洲，生命周期理论所预言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更广泛国际数据的支持，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经验关系尚待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 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 蔡：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D].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演讲，2008-3-24.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口生育政策；人力资本；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0-01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指导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级数和两种抑制的研究方法，研究了人口生育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开创性的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的反馈效应，并且提出经济发展可能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却会阻碍经济发展，这种自然法则成为贫困的原因，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

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胡弗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得出人口迅速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负作用的结论。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曾提出过人口增长会抑制经济发展，如保罗・艾利奇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人口激增会破坏经济的发展。H・D・麦多斯通过建立的世界模型，认为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浩劫是一组相关变量，各种因素变化均源于人口增长，他甚至认为人口增长一旦到达危机水平，世界经济就会崩溃，随之而来的事世界末日。

（二）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凯恩斯和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发达经济或成熟经济中，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减弱的重要原因，刺激有效需求的源泉应该是促进人口增长。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托夫勒和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

（三）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人力，即人的知识与技能被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能更大程度的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这就是舒尔茨和贝克尔理论，它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明显肯定了提高人口生育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放开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口生育政策放开的必要性。因此，“单独二胎”政策开始逐渐推行。那么，人口政策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又会对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呢？结合本文第一部分对于人口和经济理论的阐述，进行综合分析。

（一）人口增长对经济的正效应

人口增长对经济会产生正效应。中国现实施开放“二胎”政策，会对中国的经济成长带来积极效应。比如，短期内，婴幼儿相关的产业和产品将会明显受益，对婴幼儿消费品及服务的需求会明显提高；从长远来看，更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缓解养老金缺口。

（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负效应

人口放开政策确实会对人口老龄话和性别比例失衡起到缓解作用，并且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还有一项消极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那就是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将使我国短期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据联合国预计，中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会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急速下降。新时期人口政策变化，也就是只要父母一方是独生子女便可以生养两个孩子，意味着更多劳动力将会离开生产线。但人口统计学家称，未来二十年，由于第二个宝宝会增加人口中的非工作人口，父母亲和祖父母也会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他们，这会使中国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而不是相反，使之得到解决。复旦大学经济学者彭希哲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加重中国经济的依赖负担”。总体而言，两位经济学者预计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上限将会是6.9%，且可能“大大降低”。两位经济学者重新做了计算，他们发现由于新政策，每年将会新增150万人口，未来十五年人口结构将会更加恶化。前美联储高级国际经济学者Sheets也表示，“允许人们生更多孩子，只会在二十年，这些新生儿长大之后，帮助解决劳动适龄人口的短缺问题，在那之前，这些孩子还没有工作，也需要人来照料。这意味着他们的家长将会把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和金钱（尤其是教育）支出花在他们身上。”这说明，要想培养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一定的支出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中国家长就像其他地方的家长一样，会花更多的钱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因而促进消费增长。许多领域将会从新生儿中得益，这包括玩具制造商、服装公司和教育产业。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也将会有对更多、更大房子的需求。有这些都会减少中国的存款率，也会帮助经济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转型――中国将会更加依赖国内消费，并减少对出口、政府在房地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力投资依赖。

综合国内外的观点，各方对中国在新时期放开人口政策都持有不同的立场，人口政策的放开，不论对中国经济短期还是长期都会带来一定的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是究竟人口放开的政策对中国可能带来哪些真实的影响，还要等政策实施之后经济各项指标和社会福利变化等各方面的真实反映。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

[2]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

[3]德内拉・麦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麦多斯.增长的极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6.

[4]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人口与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新千年伊始，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于2000年3月召开，同志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切实做好计划生育、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工作，对于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协调推进。[2]”中共中央、国务院还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紧密结合起来是近年来实践给理论工作提出的重大课题。在经过修订的教育部专业目录中，理论经济学下设专业中撤销了原有的人口经济学专业，增设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及时体现出这一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尽管研究文献中已经拥有很多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方面的论文、著作和教科书，也已经有很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使人感到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仍然带有其产生学科理论结构的局限。比如，在人口资源环境综合研究中虽然对于各个对象之间的联系有所理论表述，但显得比较牵强。又如，对人口、资源、环境某一对象的经济理论框架中虽然已经将这一对象与经济联系起来，但显得自成体系，互相割裂。显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理论学科尚处于其孕育形成的阶段，如何在理论上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整体发展模型，如何在宣传和实践角度正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政府、社会团体和公众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的概念化

理论需要抽象。抽象是从对象的多种属性选取一种属性，以便归“类”。而对象的其他属性在这一“类”中被视而不见。当然，抽象的属性是依据主体的需要而定的，是理性层次的认识。但是，“由于在现实中属性与实体是不可分的。其他属性可以在如此这般的归类被视而不见，但却无法取消。因而只要关注点有所转移，同一个对象物就可被归入另一类。这正是思维中的规定性与现实的多样性的矛盾产生的原因”[3]。但我们在做理论工作时，总是必须经过抽象，否则不可能将认识推入事物的本质。

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通常所说的狭义人口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和性别年龄结构，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影响仍可以通过一套换算权数折算为人口数量，因此人口在理论框架中成为其统计学定义的人类数量总体。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问题，实际上在缩小具体研究的地域口径时便可以得到反映。资源也包含多种，环境也存在不同方面，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它们也可以通过各自的换算方法折算为一个量或指数。在这三个对象具有单纯形式后，一方面便相对于各自的理论概念，便于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得到了量化的表述，形成了量化分析的基础。

这种研究对象概念化是理论研究的必要。否则，我们便不能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于是便很难展开理论上的演绎。比如，人口作为理论的研究对象，成为有关人口研究中最基本的范畴。所以，它的定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许多有关人口理论的著作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将人口与人、人类、社会等概念混淆的现象，这无疑阻碍了有关理论的发展[4]。

当然，在实际应用理论做具体问题研究时，我们仍需要还原三个对象原本比较复杂的具体形态来加以分析。因此，我们应当承认，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在定义的抽象层次上不同。此外，实际中的具体问题研究在地域范围的口径上也有特定的限制。

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济过程得以建立

如何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对象联系在一个理论框架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直接将三者联系起来。这种倾向显然忽略了经济过程处于三者之间的作用。其缺陷在于：第一，如果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我们将很难解释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其理论分析也很难深入下去。第二，如果将经济过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研究也不再隶属于经济学科。

我认为，人类是通过其物质生活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的，而其物质生活最主要的部分在于经济生活。经济生活又主要反映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

因此，人类主要是经过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的物质生活而与资源、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也就是说，人口（作为人类群体的数量抽象）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脱离经济过程来抽象地谈。如果将此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简略表示为图1所示。

人口中只有一部分人作为劳动力参加经济过程，其他物质资源为经济过程提供劳动对象。这是经济过程所需的两种投入。经济过程的产出中既包括最终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物质形态的废弃物。前者被人类消费，后者排放后会影响环境。人类在生活过程中通过对最终消费品的消费，得以生存和繁衍。同时，又产生出生活废弃物，影响环境。环境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活，并导致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人口的自然变化和机械变化）。

图1通过经济过程将人口、资源、环境联系在一起。经济过程处于三者之间，起到联系枢纽的作用。由此说明，如果不将经济过程纳入研究框架之内：

第一，我们就看不到资源是如何转变为可以供人类直接消费的生活消费品的。

第二，也看不到资源如何转变成破坏环境的废弃物（起码由生产过程直接产生的部分看不到了）。

另外需要加以说明的两点是：

首先，尽管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许多物质消耗仍然处于经济生产过程之外，直接来源于自然形态的资源，然而这部分资源在人类物质消耗中正变得越来越小。此外，地球上的资源已经展示出枯竭的前景，同时许多自然形态的资源正在由于污染受到极大的破坏，处于极需节约和保护的状态。它们的价值尚不能正确反映在现有市场经济运行中，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珍惜，因而呼唤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产生。图1并没有明确设置这种类型的资源，而是将其直接作为环境状况来对待，并标志出它们通过对人类生存的影响而作用于人口。

其次，实际上环境状况也会影响到经济过程，比如在较恶劣的环境下会导致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物化投入可能会加大，另一方面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会提高。

由于资源是经济生产过程的基本投入，并且本身所带的稀缺性特点，它在早期经济理论中就已经成为研究对象，资源的稀缺性也成为价格理论的基础之一。然而，这并不妨碍单个厂商在其实践中珍惜自己所能利用的资源，而浪费和破坏自己不需要但别人需要的资源。环境基本处于早期经济理论研究框架之外。虽然今天良好的环境也日益变得稀缺，然而由于它主要处于经济生产过程的产出一端，厂商并没有将其作为资源加以考虑。另外，即使环境破坏要使厂商付出更大的生产成本时，只要其对于自己而言其在追加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生产利润，他仍然不会更多关心被破坏了的环境。

其实，资源和环境问题上都存在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性指有些成本和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在的事实[5]。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社会真实成本与个别成本的背离，意味着社会收益不等于个别收益。自发形成的市场并不能自动优化调节外部性问题，往往需要政府制定政策加以干预。资源、环境问题的共同性之一便是外部性特征很强，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的政策调节和管理是极为重要的，必须通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使得微观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在其运行当中内部化，即外部性收益和损失得到必要的补偿。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宏观经济学，应该将资源主要作为宏观经济过程的输入，而将最终产品和环境两者作为经济过程的输出，来研究经济如何运行才能取得最大效益。人口的再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也存在外部性。人口在这个经济模型中的位置比较复杂，一方面其中的劳动力部分直接投入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又要作为最终产品的分母，参与评价生活质量的提高。

如上所述，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便难以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联系，也更不可能开展经济学的研究。同时，将经济过程排除于研究框架之外，还十分容易夸大人类生活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而忽视了经济过程中生产性消费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三、在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经济过程中，生产方式是主要矛盾方面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解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禁欲、节欲和的问题，也不能以呼吁某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作为主要手段。因为这种讨论只是以经济消费作为视角，而没有考虑经济生产这一更为重要的环节。

第一，人们要想消费必须先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就需要消耗资源，并且不仅生产出产品，而且排放出其他对环境起破坏作用的废弃物。也就是说，在人们的生活消费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影响环境了。所以，在保护环境问题上只考虑生活性消费、不考虑生产性消费是片面的。

第二，随着工业化，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相比，生产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一般而言，生活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不仅大大小于生产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而且生活性消费所产生的污染量是受生活消费品形式、内容和数量所制约的。也就是说，生产过程决定消费过程。

第三，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我们的生产目的，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之一。号召节欲实际上是从降低需求的角度来调节社会基本矛盾，这从长期发展考虑是不足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一直有节俭的美德，但这种美德与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不思创新并存，因此节俭并没有解救中国近代以来处于落伍和受欺凌的境地。

第四，节欲与节约之间有本质区别。因为，节约不仅包含反对生活消费中的浪费，而且包含反对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这样便容纳了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单位生产产品的物耗和废弃物产出量等内容。并且，节约并不与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相违。

上述命题对于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很有意义。7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已经澄清了人口不断增长并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本质特征，因为人口增长不等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中国人口高速增长反而使资源更为紧张、环境更为恶化，并且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系数很高，成为经济起飞的巨大负担。所以，无论从长期发展还是近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我国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极为必要的。

但是，在理论上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阐述得并不是很明确，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被我国政府和理论界所采纳以后，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阐述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一个比较突出的倾向是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时，却忽视或贬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6]。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应该说是与其理论视野中没有将经济生产过程中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与最终产品生产区别开来相联系的。其实，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最终产品的日益丰富，而中间产品只是为了实现最终产品的手段。这关系到最终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节制最终产品的增长，而在于相对或绝对地减少中间产品数量。这无论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实现持续经济增长都同样是重要的，并且它使得持续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再矛盾，也能够协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缓解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四、在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极为重要

常有一种误解，增加一部分人口，社会生产好像只需要追加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消费产品便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在一定生产条件下，为了保证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降低，不仅需要追加增长人口的个人直接生活消费产品，还要追加相应的生产资料产品。也就是说，需要追加的社会产品量大于追加的消费产品量，两者之间差着一个乘数的影响。并且，这个乘数在工业化阶段始终处于迅速膨胀之中。也就是说，在最终消费品生产扩大时，存在着中间产品生产成倍的扩大，甚至出现最终消费品没有扩大而中间产品生产的迅速扩大（比如常说的“有增长无发展”）。而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都要在其生产中耗费自然资源、排出废弃物并影响环境。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假定生产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加与资源、环境的联系。

工业化以来，社会生产的迂回生产性质显得更为突出。所谓迂回生产指的是先生产生产资料，然后再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7]。经济学家早就发现，“生产过程越是延长，技术效果就越大”[8]。于是，对于社会而言，伴随最终产品增加的是中间产品更多的增加。这形成了工业化的典型经济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机械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从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来说，一头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层出不穷，并且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节约了资源，减少了生产环节和中间产品，减少了环境污染，甚至变废为宝。另一头是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但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那么，作为劳动力来源的人口再生产没有必要不断扩大规模。

总之，人（而不是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主要是通过生产和消费与资源环境发生联系，其数量（即人口，包括总量及结构和分布）当然对最终产品需求有重要影响，因此对资源、环境起重要作用，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并且，本文作者并不同意一般地说，“人口的”生产、消费方式影响资源、环境，来强调人口的重要作用。因为，首先，生产、消费方式并不是“人口”的，而是社会的。第二，生产方式主要不是由人口决定，而人口再生产却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

当前，人口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资源环境都已构成巨大压力，缓解这一矛盾的确需要严格控制人口。而且，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也需要控制人口。尤其是因为人口周期长、惯性大，切不能为了搞短期适应牺牲长期发展的利益。所以，就中国具体国情而言，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好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但是需要指出，从理论而言，或者从长期发展角度而言，人口恰恰并不是可持续发展中的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将人与人口两个不同概念混淆）。因为，人口的控制或调节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能作为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当前中国的人口目标是达到并稳定在零增长上，也许将来还希望中国人口能减少一些，但这种调节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可持续发展真的要求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下降到最后便是人类的消亡，那么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消亡。这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相悖。所以，我认为可持续发展中更有作为的因素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和全民的素质。这些方面的能动性更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且，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更带有普遍意义，也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超级秘书网

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它能够成为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支点。转变经济生产方式对于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意义在于，通过限制低水平层次的重复建设，扩大生产批量和应用新技术减少能耗和材料，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最终产品量与中间产品量之比，提高最终产品量与生产废弃物量之比。同时达到了节约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矛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取得，发展高效益、低物耗、低污染的重点产业。发展环境产业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它可以通过对生产、生活废弃物加以处理，变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甚至变为再生资源。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并不是直接研究新技术、新材料的技术科学，而是要研究处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经济过程，如何通过制度变化和经济关系的改变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经济外部性问题，克服当前“市场失效”的现实情况。通过全新意义上的社会资源最优配置，达到全社会的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目标在内的长期的、整体的效益最大化。按照这一设想，其研究框架又可以用图2进行示意。

【参考文献】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人民日报，1997-09-22．

[2]．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摘录）（2000年3月12日）．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2)．

[3]郭湛，吴汉民．只要人类在思考，就会遇到哲学．新视野，1997(6)．

[4]郭志刚．人口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有关问题的思考——关于“人口”定义的反思．南方人口，1998(3)．

[5]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0．

[6]翟振武．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若干思考．中国人口科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