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克罗斯曼和克鲁格（1991）提出一个假说，环境破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废弃物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导致环境恶化；到达一定的发展水平（人均4000～5000美元）以后，各种综合因素将导致环境质量逐渐好转。但这一假说具有一定局限性，且容易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误导，使之走上“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博弈论常被用来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策略选择和利益关系，如钱箭星、肖巍（1998），陈洪波、蒋天文（2005）等，这些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博弈存在囚徒困境，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个体（国家）理性角度出发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双方均不愿牺牲自己的利益，承担节能减排等保护环境的义务，使环境问题愈发恶化。而如何导向集体理性的合作，使各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环境问题的冲突

对于环境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上演一场以环保名义的政治经济南北博弈。具体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冲突存在于责任分摊、国际贸易及合作模式等方面。

（一）冲突一：责任分摊在责任分摊上，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对自己过于苛刻，有转嫁责任之嫌。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为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早起工业化中高密度的碳排放而实现经济起飞的。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对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达国家要负主要责任。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只有发达国家人均的1/10。南亚次大陆和非洲的人均排放只有美国的1/20。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的1/4，且仍以高速增长。这也使得不少发达国家更推崇以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作为担责依据，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赞成的人均排放量与历史排放量。从人均排放上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发达国人均排放2.6吨温室气体，发展国人均排放仅为1.44吨。另一方面，从生理需要层面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多属于与农业与土地利用相关的生存排放的范畴。而发达国家的排放则更多的属于奢侈排放的范畴，因此各国所承担的责任自然也应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无可厚非，而发达国家更应当节制奢侈排放。事实上根据历史经验而言，诸如高密度碳排放此类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是难以避免的，绝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无法逾越环境恶化这一个阶段，目前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一阶段。而发达国家通过早期的高污染、高消耗阶段实现本国的资本积累，进入集约化生产的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再以自己目前严格的碳排放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似乎难逃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嫌疑。

（二）冲突二：国际贸易对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贸易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现实中，环境与贸易的冲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需求与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也就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与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主张的冲突。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逃避本国严苛的环境标准而将高污染、高能耗的技术和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绿色贸易壁垒”，以保护环境和人民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和技术法规，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披上保护环境的外衣，掩盖了其遏制发展中国家贸易和经济发展的真实目的。

（三）冲突三：合作模式为了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途径实际上只有一条，那就是“合作”。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遵循“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在率先采取有关环境保护措施的同时，为国际合作做出更多的切实的贡献。主要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或补偿；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污染所需的先进技术。然而现实是双方虽然均呼吁展开合作，但几十年来因各方利益难调和双方所谓合作难获突破，双方彼此仍显孤立。在节能减排合作中，发达国家在达成《京都议定书》时即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等援助，但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却言大于行，表现消极。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未来3年每年提供1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以及2020年前达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水平，这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据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高达2000亿至3000亿美元以应对这些气候变化的挑战。此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还附加了一个减排透明与接受国际监督的条件。借助这个援助条件和它们在减排审评上的话语权，发达国家就可以极隐蔽地干涉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上的优先安排，并以此说三道四，而让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排承担着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这自然引起了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自主权”的一种捍卫。一旦丧失了这个自主发展权利，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各种优先安排，就无法再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掌控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环境问题冲突的实质

（一）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垂直贸易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资金、技术转让方面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使得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人才流失、科技落后。而发达国家却通过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迫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通过廉价出售本国宝贵的自然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程度。这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在经济上无法充分发挥潜力，也无法有效地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尽管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全然对全球环境的日益退化无动于衷，但毕竟其现阶段的当务之急仍然是发展经济和缓解贫困，因此自然会与发达国家的高标准的环保要求存在冲突。

（二）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近年的环保热点话题气候问题更是被斥为阴谋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求世界各国承担相应的碳减排任务。而根据BBC的纪录片《全球变暖的大骗局》，参与拍摄的数位科学家指出全球变暖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太阳活动的结果，并非由人为因素导致。无独有偶，中国时政作家白海军的《碳客帝国》也旨在揭示气候问题实质及其背后隐藏的巨大经济变革、利益及阴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以“低碳经济”这一新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加以限制，从而控制发展中国家，以维持其全球经济优势，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又一次霸权主义行为。

（三）环保产业蕴含无限商机环保产业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利益，因此发达国家也格外热衷于拿环保问题说事。环保产业是当今世界的朝阳产业，据估计，全球环保产业的市场规模已从1992年的250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6000亿美元，同比增速远高于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本身已发展成为一个蕴含无限商机的产业。目前环保产业对发达国家经济贡献巨大。环保产业的人均产值较高，OECD国家环保产业人均产值一般为该国就业人员人均产值的2倍左右。同时，环保产业吸纳就业人口多，向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为拉动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新闻公报称，2005年美国环境产业创造了5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到2020年，德国环境技术方面的就业机会将超过这个国家的汽车产业。

中国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碳排放第一大国，成为世界节能减排的最大关注点，国际压力巨大。“中国制造”是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但归根结底的实质内核却是“高消耗、高污染、低价格”。2009年中国的碳排放量接近600万千吨，碳均GDP仅为450美元/吨，而第一大碳排放国美国的碳均GDP为1936美元/吨，是中国的4.3倍，日本、德国的碳均GDP分别为中国的9倍和7.5倍，甚至连巴西都是中国的4倍中国的高消耗和高污染，换来的是全球约10%的出口份额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围剿。以牺牲国内环境和基础资源的中国制造廉价生产贸易全球化，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环境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自然也应当负起应尽的责任。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仍然是首要的任务。忽视环境成本固然不好，但是要求我国过早采用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标准，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合适的政策是采用与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环境标准。同时，逐步引入国际环境标准，通过经济手段引导外资，使本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转变，减少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更有益于环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致力于通过自主创新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降低资源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实现贸易产品多元化，改善贸易结构。最后，中国在发挥禀赋优势的同时，也应当把握住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目前，对环保的需求已不再局限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绿色环保产业也呈现出巨大的增长潜力。因此，中国也应当建立促进环境保护市场化、产业化的扶植政策，并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环境技术创新。

作者：陈燕婷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