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第1篇

绿色化学就是将一切的资源和能源的充分利用，采用无公害、无毒的原料，在无害无毒的条件环境下进行反应，从而减少向环境排放废物污染，使“零排放”得到充分的实现。其实在我们看来看似平常的事物中很多都是与绿色化学有关的，只是由于我们的不在意而给忽略了。

1.1“亚硝酸盐”我们人体内的亚硝酸盐一般都来源于长时间煮沸或是反复煮沸的水；在鱼肉类食物中有时候对其进行加工处理的时候，能够分解出胺类的化合物这是由于鱼肉类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有时候为了食品的外观显得好看，一些不法商贩就会使用发色剂等食品添加剂。

1.2“甲醛”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室内家居中都存在着甲醛，多来源于装修布料、粘合剂、以及复合木材中的酮醛树脂，而常用的衣物整理剂中也会含有甲醛，如果穿上含甲醛的服装，会使人们因为衣物和皮肤之间的接触而对皮肤产生强烈的刺激从而引起皮肤炎等。

1.3水果的“催生剂”也许很多人都会注意到现在市场上出现不少的奇形怪状的水果，虽然水果看起来好看漂亮，但是吃起来要么无味，要么酸涩。其实是因为有些商贩为了抢占市场的利润，采用催熟剂、膨大剂等一些化学激素，将尚未成熟的水果进行加工后将其提前上市。

2绿色化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原则

随着绿色化学的广泛应用，在进行绿色化学研究的同时，应该遵循其相关的原则，这样才能使绿色化学在进行环境保护的时候得到最大有效地发挥。总的来说，绿色化学研究的原则主要有：原子经济性，尽可能的使合成直收率得到有效地提高；废物和环境污染的预防；设计使用高效安全无毒或低毒的化学品；助剂以及安全溶剂的使用；使能源经济性得到提高；尽量使可再生原料的得到广泛使用；尽量减少和避免衍生物的生成。

3绿色化学与环境污染

3.1绿色化学的重要性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也在加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工业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同样也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土壤、大气和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化学工业有关有毒气体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据不完全统计，全球的二氧化碳气体、各种有害气体污染每年都是呈上升状态，使大气污染变得更加的严重；而也正是由于大量的使用各种塑料产品或原材料导致白色污染越来越厉害；大量的农药与化肥的使用也使得农田呈现贫瘠化。正是由于这些大量的环境污染存在，使人们在治理污染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虽然人们在治理污染的力度逐步在加大，但是，比如气候变暖、臭氧层受到破坏、重金属及农药在环境介质中的互相传递等等污染是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因此，要想在享受工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能够实现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快绿色化学的实施，严格遵循绿色化学的相关理念，尽最大努力做好绿色化学的一切工作。

3.2环境污染与绿色化学的相关问题

绿色化学的主张是通过化学转换来获得新的物质，而在其过程中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原子，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开始就采用实现预防污染的科学手段，因此在整个过程和结束都能够实现零污染和“零排放”。现今的环境污染主要是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而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分是氮的氧化物，而二氧化碳主要是由生活、生产中的石油、煤炭等燃料进行燃烧而产生的，还有一些事来自于使用硝酸或是生产硝酸的工厂排放出来的废气。当二氧化碳与碳氢化物共同生存与空气中的时候，经过紫外线的照射，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一种特有的光化学烟雾，这些光化学烟雾多发生在一些大城市中，尤其是阳光强烈的夏秋两个季节。因此，怎样才能将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降低阻止已经成了现今人们越来越关心的问题。绿色化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不产生不处理废物，不使用有害有毒的物质，采用化学的方法和技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消灭对人类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有害的催化剂、产物等，是人类追求完美、绿色环境的一种至高表现。

3.3绿色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研究成果

随着人们对绿色化学研究的重视，绿色化学也在逐步的发展，绿色化学在环境保护中的研究成果也是硕果累累。

(1)能源清洁。对于我国目前来说，在能源中仍然处于主要的重要地位的还是归属于煤炭。一直以来，有关部门和相关部门在处理煤炭污染的同时也在大力推广洗煤技术以及煤炭液化技术。与此同时，作为新的清洁能源的核能、太阳能也已经受到人们普遍的使用，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大量有效地降低了环境污染中的能源污染。

(2)二氧化碳的有效吸收。现在，全球的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而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来源还得属二氧化碳，而其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燃烧。在常温下，二氧化碳是一种无味无色的气体，其的密度与空气相比略大于空气，在水中得到溶化并且能够生成碳酸，而燃烧煤炭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怎样才能有效的吸收二氧化碳已经是人们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正因为绿色化学研究的推动，现今已经研究出膜分离技术、碳酸钾加热化学吸附法、乙醇物理吸附法等相关方法对二氧化碳进行有效地吸收。

(3)环境友好的产品开发和化学反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也是逐渐的提高，除了要求能够对现今存在的污染源得到有效的控制之外，还一直在努力的研制出新的能源，期望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类健康生存的环境。以前，在化学工艺中，有些原料是有害的，对于环境的污染和人类的健康都存在着很大的威胁。现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加快发展，人们把酶作为催化剂，以生物作为原材料，从而消除一些原料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环境污染。

4绿色化学的发展方向

4.1开发利用一切的绿色能源传统的燃料燃烧只有低于40%的化学能能够被转化成为有用能，而其余的能量则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可避免的消耗了。纵观全球来说，水利发电是目前已获得商业应用的可再生能源，其发电量占全球的发电量约有18%，但是这仅仅只是全球的水能资源10%的开发利用。因此，对资源、能源等一切可再生能源和太阳能的开发利用是尤为重要，大幅度的减少和降低环境的污染气体等。

4.2大量可再生材料的重复使用可再生材料的大量重复使用，可以通过对材料的降解和生物质的充分利用以及对人类生活中众多废弃物的资源再利用，通过化学对生物质的特有结构进行充分的发挥衍生出各种各样具有不同功能甚至是具有特殊功能的精细化学品。针对目前我国的国情来说，在化学工业中引领和开展绿色革命是进行环境保护的重要课题之一。

4.3实现农药化学的绿色化农药化学即是生物学与有机化学进行交叉而形成的研究分支学科，农药在全球化中化学污染处于主导地位，而农药污染也是环境污染全球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于将农药绿色化已经成为了当今时代的要求和必走之路。在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中，化学农药仍然是植物保护的重要因素，总的来说，选择高效的能与环境友好相处的化学农药是其主要的方向。

5绿色化学的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为人口不断的增加，工业污染物以及生活废弃物的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目前正在面临着日益家中的生态环境危机和资源短缺问题。由此可见，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一个重要课题。不断的通过走绿色化学的途径，从科学性研究出发，发展绿色化学技术，强化公众对环境的保护观念，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使能源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全面提高化学反应整个过程中的资源利用，不断推进低污染、低排放、低耗能的低碳经济发展形式，从而创造一个情节美好的生活居住环境。

6结论

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第2篇

论文提要： 文章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明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认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文章指出：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 第二部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文章认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文章论述了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文章认为：首先应该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即：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文章建议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第 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认为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本文所谓“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主要在如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组成的综合体；第二，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形成的综合关系；第三，是指由人口、环境、资源这三方面工作所形成的系统工程；第四，是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或一体化控制），即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第四，是指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综合，即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既可以表示一种思想、一个观念、一门学问，又可以表示一个目标、一种实践、一项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将上述几种意义的一体化概括为或简称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中的一体化，又称综合化，英文是integration（名词）。英文中的integral（形容词）、integration（名词）、integrate（动词）、integrative（形容词）等词，在不同的中文翻译中有“结合、综合、整体、整合、一体化”等不同译法。例如，“环境与发展的结合、综合、整合或一体化”、“人与环境的结合关系、综合关系或一体化关系”，到底哪种译法准确、流行，一时很难确定。 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这项系统工程 .”笔者认为，要做到“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须从思想上认清人口、环境、资源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从实践上完善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搞好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系统工程，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 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 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少，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到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直到18世纪中叶才增至8亿，人口翻一番用了1500年，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要到公元3250年才能达到16亿。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提高自己和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了辉煌业绩，人口从1750年的8亿到1900年增加到17亿，即只用150年就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到 1987年的50亿，只用37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估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也就是说，在第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3亿左右；而在第2 个10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一些国家由于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采用“高生育、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以超出环境资源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先污染破坏后保护治理”的弯路。面对这三大问题，各国分别制定了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及有关法律，建立了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和队伍，形成人口控制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管理工作这在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是，初期的这三项工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人口工作与环境资源工作相脱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二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相脱节，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脱节。从总体上看，各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大都经历了“从分别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分属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一直属于不同的行业或专业，他们大都尝过“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三股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与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各自为政”的苦果。这两个致命的弱点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据经济学家罗伯特？ 里佩托（Robert Repetto）计算，如果世界人口按目前每年16.7%的增长率继续递增，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挤满人，即使将南极用来安置人，它也只能为7年内增长的人口勉强给个站脚的地方；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计数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耗尽许多重要资源，人与废物、人与资源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严重的综合症，人们转而思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转机，人们开始认识人口、环境、资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意义。这一次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为了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人类必须运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内罗毕宣言》（198 2年5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指出：“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在城市地区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于环境无害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理论。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通过了一揽子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原则”观点的文件。其中被称为“地球宪章”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的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其中《21世纪议程》是一个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的国际政策文件，它充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例如该《议程》第5 章强调，“查明人口过程、自然资源及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的研究方案”，“将环境关注与人口问题结合起来”，“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应该将关于人口趋势和因素的行动与满足有关人口需要的资源管理活动及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规划、行动方案甚至法律，人们开始从学科专业、计划管理和政策立法等方面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 在处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境资源，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秩序，各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和活动必须相互配合，必须打破原有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界限，在人口、环境、资源领域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行动。这种认识反映到政府政策、规划、管理和立法上，就是开始出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较强的政策、规划、管理部门和法律。 （二）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环境大国和资源大国，也是一个存在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并且这种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 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在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时期曾片面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宣扬违反自然规律的唯意志论、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个别地区甚至实行过“先污染、后治理”、滥砍滥垦滥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政策，结果使得一些地方造成“人越生越多越穷越垦（指 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地越垦越坏（指环境资源破坏）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虽然也有过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原则，也没有从国家计划、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将它们结合起来。面对接踵而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人们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分别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治不断根、有小改而无大变。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绞结在一团的综合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国土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1981年8月），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考虑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相互关系，并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部级政策文件。该报告尖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在国土整治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多是由各部门分散进行，缺乏统一协调，既有重复劳动和空白，又对综合利用考虑不够”。该报告认为，“国土整治应当包括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国务院于1994年3月通过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不仅强调“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而且初步阐述了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政策。例如，该《议程》的第1 章指出：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1页）。第2章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第7页）；加强政府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综合性决策、管理和监督（第6页）；制定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第7页）。第7章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出：“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为了确保有限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问题重’的方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挖掘资源潜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 在《森林法》（1984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资源法律和《环境保护法》（1989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1996年修改）等环境保护法律中，分别规定了将开发、发展、合理利用、增殖、保护、防治、改善、建设、管理等环境资源活动结合起来的目标或原则。 （三）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 、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 目前，许多国家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并且有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趋势；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环境、资源这三个貌自分离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问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孤立地对待这三问题，看不到这三个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综合症，是无法解决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对这种综合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综合症”的成因和实质则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例如，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途径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尽量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尽量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结果这种人口政策越实施，环境和资源危机就越严重。一些国家想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提高生活标准的需要又要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又要求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频率，结果又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努力。一些国家想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强国富民，满足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的需求，但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高频率开发，却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环境法律和生态破坏问题。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 经过许多人的长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这就是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进行调控的理论，即有关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 （一）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内容即研究对象，概括地说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领域：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的基本理论。主要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理论基 础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环境、资源的理论以及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与人口、环境、资源有关的其他理论；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人口、环境、资源的发展史（涉及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和解决方法，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的构成、性质和特点、地位和作用；调控人口、环境、资源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行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等。 第二，对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相互关系，中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相互关系，中国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的政策和法律，中国调控人口、环 境、资源综合体的原则、途径、方法和制度。 第三，对外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比较研究。主要研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各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与中国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比较。 第四，对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各种有关国际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公约、条约和协定，国际人口、环境、资源领域的组织机构、会议和其他活动。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还研究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及其有关理论、政策和法律，如环境与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等。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特点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独特性质，是区分一体化研究与分割式研究的主要特征，它最集中、扼要地提示了当代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理论的根本特征。 在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中，按照排列组合公式存在着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环境与资源这三种关系；按照传统的关系论，表面上看，这三种关系可以归纳为两种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人与环境、人与资源）、物与物（环境与资源）的关系；但进一步分析，在人与物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后面，还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谈到这3种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与物的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马、恩认为：人的发展或人的生命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自然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凡是有某种（社会）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社会）关系都是为我（指为人）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社会）关系’，而且根本没有‘（社会）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它物的（自然）关系不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 .同时马、恩指出：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 ，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简称一体 化研究，从狭义上讲是研究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从广义上讲是研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环境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学科，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 对上述3种关系，相应地存在三种理论，或者说全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抽象地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以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二是以研究自然体与自然体的关系为主的理论；三是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的理论。按照学科分类的传统标准，研究自然关系（包括自然体、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自然技术科学，研究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人、社会现象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属于人文 社会科学。这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有很大的机械性、局限性：第一，它显然没有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实际上某些自然技术科学也研究一些社会关系，某些社会科学也研究一些自然关系，对于那些既研究自然关系、又研究社会关系、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科学不知道属于什么科学？于是有人提出，以研究自然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自然技术科学，以研究社会关系为主的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以研究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主的科学属于交叉科学（又称边缘科学、综合科学和自然社会科学）。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具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特点。这是一门随着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日趋严重，计划生育、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活动的日益加强，以及人口法、环境保护法和自然资源法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古代或很早以前就有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就有人口控制、保护环境、管理资源等活动、思想甚至法规，但那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进行一体化研究，更谈不上进行一体化的控制。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是以“人口、环境、资源综合体”或“人与自然”系统为对象，而研究其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交叉科学；或者说，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有人称为环境规律）的科学。一体化研究要求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从宏观上又从微观上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其研究成果只能是综合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产物。因此， 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既与自然科学有关，也与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各门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合并越来越多，交叉、边缘、综合性学科的不断出现，这是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无限性、多样化和客观物质世界相互联系性和统一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将这种一体化研究发展为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则更能突出一体化研究的特点和效益。 第三，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包括主流法学在 内的传统的社会科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即只研究社会、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传统的自然科学只研究物与物的关系，即只研究自然、自然现象和物体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反对这种将社会与自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人与人的关系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技术科学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作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地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只知道思想。” 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唯心主义奉行“人主宰自然”的信条，将唯物主义归于主张“自然是人的主宰”的观点的行列，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感兴趣，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排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研究。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中曾专门批判如下观点：“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sovereign）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 物”，“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人把规律给予自然界这一说法要比自然界把规律给予人这一相反的说法有意义得多”[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包括哲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思维、意识和知识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2].人们把自然环境问题分为两类，一是第一类环境问题，即由自然现象和自然灾难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如火山、地震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二是第二类环境问题，即由人类不适当的开发活动、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这两种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的变化都会对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更重视由人为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环境问题或自然环境变化。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3] 也就是说，包括当代环境法学在内的人的思想和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的不当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而不单纯是原始状态的自然界本身，包括人口学、环境学和资源学在内的当代人类的智力只能按照如何学会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即如何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屑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家曾多次提出批评，他们在批判当时德国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4] 通过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的综合研究，恩格斯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15] 站在综合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了今后科学发展的趋势，即：“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 这些观点对于促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与综合，对于建立和完善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人口、环境、资源学一体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四，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 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特别注意吸收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研究内容进行综合分析；注意掌握和运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加强这一新兴学科的科学性；注意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对人口、环境、资源理论和实践，实行开放式的研究。一体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分割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不是对人口、环境和资源进行独立地、分散地研究，不是仅仅研究其中的一种因素，而是将人口、环境、资源联系起来做为一个综合体进行综合研究。 （三）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加强人口、环境、资源 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认识、解释和掌握人与自然（包括环境和资源）的关系，一直是人类思想意识和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的哲学理论、法学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江泽民主席1997年11月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早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了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人的这些发明创造，体现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道德思想相结合的理性光彩。”[17].在西方，自然法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公元1689～1755年），是运用接近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人物，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人性、民族性和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或民族的素质、习俗与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有关，甚至认为这种作用具有决定性。在5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自然对人类的作用问题进行过讨论，1959年出的论文集曾刊登前苏联学者转引马克思说的“不是有着坚强的植物的热带气候，而是温带气候才是资本主义的老家”[18] 这一名言。后来，包括法学界在内的我国学术界曾企图全面否定上述观点，将其打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这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19] 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地理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肯定或重视这种观点。在1990年代，《中国环境报》曾专门刊登一些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翻案的文章，指出地理环境对该区域社会或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影响是不 以人的主观众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因素，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代科学证明，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即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人体各种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球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相适应，例如人体血液中的60多种化学元素和地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自然或地理环境对人的素质和人类发展的决定作用是一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先定的、长远的、内在的影响，自然的进化产生蛋白质和有机物，蛋白质的进化最终产生人，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周围环境为人体提供的物质决定着人的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20]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的长期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地区便产生了不同肤色和特征的民族和人种。事实证明：英国的岛国的地理环境是英国受大陆影响较少而形成一个独立法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之所以最早产生民族、国家与法律，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分别位于富饶的黄河流域、恒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 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目

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第3篇

1（略）

国内在环境信息科学的一些主要论题包括环境信息系统、环境遥感、环境模型、环境可视化、环境信息处理等方面都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信息化发展迅速，特别是从上至下的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环境信息系统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工作的进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则已成为实现环境信息化的主要途径。地理信息系统在环境领域的应用，正在从初期的信息管理、环境专题制图发展到Gls与环境模型集成陈9]、35技术集成的多媒体环境系统、基于Gls的环境污染扩散模拟t‘’，‘“1、基于GIS的环境治理决策支持系统等。遥感技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有着广泛应用，一些主要领域包括大气污染遥感、水环境遥感、固体废弃物遥感监测、城市热岛效应与热环境监测、植被遥感、景观格局遥感监测、海洋环境监测等。环境建模与模拟一直是环境工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各种数学模型、物理模型、统计模型在环境信息科学中得到大量应用，另一方面，基于环境过程机理的计算机模拟模型、元胞自动机(CA)模型、智能体(Agent)模型等也在环境领域受到重视。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是从海量数据库中挖掘和提取对决策分析有用的、先前未知的隐含模式和规则的过程，笔者在1999年即面向环境信息化与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试图将二者结合，提出“环境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可视化是表达和传输环境信息有效的形式，通过三维可视化、三维模拟实现环境现象、过程的真实感表达，能够更加逼真地传输环境信息。近年来，虚拟现实技术在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应用中受到了研究人员的重视卿]。“虚拟地理环境”是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地球科学研究的创新平台，依托这一平台，能够进行环境科学与工程相关的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工程实践、模拟决策等活动。针对环境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的趋势，聂庆华提出了“数字环境”的概念，数字环境是环境信息化的过程和结果，是三维显示的数字虚拟环境，包括环境信息数字化、环境信息传输网络化、环境分析模型化和环境空间决策的智能化、环境过程和管理可视化。尽管国内目前在环境信息科学各个分支方向的研究非常活跃，但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认识和探讨。本文在分析环境信息科学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环境信息流和信息分析处理构建了环境信息科学的体系结构，并以煤矿区环境监测治理与管理为例，全面分析了环境信息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应用，以期促进环境信息科学研究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2环境信息科学的体系结构及其在煤矿区的应用

2.1环境信息科学的体系结构尽管环境信息科学的概念提出已有近20年的时间，但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对于环境信息科学的概念、学科体系还缺乏明显的定义。已有的一些环境信息科学研究计划中界定的范畴也不尽相同。因此，从促进环境信息科学研究的视角出发，首先需要对环境信息科学的体系结构进行界定。HuangGH等川提出的环境信息科学的构成要素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见图l，这是当前引用较多的环境信息科学体系结构。由图1可见，环境信息科学是多学科集成的领域。传感器综合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大尺度地面采样技术成为可能，处理不同特征、尺度和复杂性问题的模型综合成为新的挑战，包括不同模拟、优化、评价模型以及相关信息技术与平台的合并，不同技术输人与输出之间的联接，社会经济因子的量化，以及大尺度集成模型的解算策略。在此基础上，HuangGH等「‘〕提出基于环境信息科学研究的环境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系统，其结构（图略）USGS的研究报告’)中，将环境信息科学定义为:环境信息科学是为加强对不同复杂程度的环境现象的理解，并提出新的认识的，集成物理、生物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多学科方法的研发、试验和应用的学科。不同定义都强调环境信息科学的多学科交叉、以信息技术为支持、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特点。Huang等川的观点显然更强调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GPS技术为基础的空间信息技术与环境科学和工程的交叉，而USGS的定义则重点强调了现代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等在环境领域的应用，特别是USGS在其未来环境信息科学发展规划中重点强调了计算智能等技的应用。基于以上观点以及国内外研究的进展，结合我们的研究实践与认识，以环境信息流和环境信息处理分析为主线，可以构建环境信息科学的体系结构及主要技术方法（图略）。环境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面向环境科学与工程领域需求的多学科理论交叉，技术支持在于面向环境信息流的多技术手段集成，最终通过不同学科领域方法模型的综合，实现环境科学与工程各个阶段、各个过程的目标和任务。因此，需要从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多技术手段集成的角度推进环境信息科学研究。

2.2环境信息科学在煤矿区综合应用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环境信息科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存在的新兴学科，而是诸多学科的交叉和集成。不同学科在研究过程中，特别是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资源环境规划与城乡管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领域都从不同的角度开展着与环境信息科学密切相关的内容，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是促进环境信息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关键。换言之，以前进行的研究工作往往是从环境信息科学的开展的相关论题研究，其重点还在于不同学科方向，但已经构成了环境信息科学研究的基础层。为了促进环境信息科学的研究，需要改变从外部到内部的“包围型”研究模式，努力推进从核心到的“拓展型”发展模式，即从环境信息流出发，组织和集成相关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在不同学科交叉链接的关键论题上开展深入研究，以便形成适应环境信息科学体系与研究需求的理论方法体系和应用技术系统。煤矿区作为1种以资源开采为驱动力发展起来的特殊地理区域，由于煤炭资源开采(以下仅涉及地下开采矿区)破坏上覆岩层原始应力状态，导致地下水流失、地面塌陷，进而引发土壤污染、水土流失，矿山排研形成的研石山压占大量土地，堆积物导致严重大气污染和土壤损害，甚至引发各种地质灾害。因此，煤炭区是1种典型的由于矿山开采导致的景观破坏、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复杂区域，煤矿区的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复杂性。目前，对于煤矿区生态环境主要的研究视角包括:(l)从煤矿开采损害角度出发研究开采沉陷与地表变形预计、监测与治理;(2)从煤矿区土地资源管理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与生态响应;(3)从煤矿区地质环境角度出发研究矿区地质环境评价与地质灾害预防，(4)从煤矿区水资源环境角度出发研究矿井水害、水污染与水资源调控;(5)从景观格局生态学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景观格局;(6)从地理环境演变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地理环境演变与模拟;(7)从遥感与GIS应用角度出发研究矿区资源环境遥感与信息系统;(8)从大气污染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大气污染评价与控制;(9)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环境经济评价;(10)从管理学与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研究煤矿区环境规划、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决策;等等。对以上不同视角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多主题、多要素的时空环境信息是其中的关键，任何视角的研究都需要充分的信息和数据的支持、需要环境信息和背景信息的集成、需要计算机信息系统和分析工具的支持、需要环境知识和其它领域知识的交叉和集成。因此，从环境信息科学的角度出发，可以集成现有的研究工作，充分应用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通过成果整合与集成，在推进环境信息科学研究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实现整合的关键在于不同研究视角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链接边界选择、信息传输反馈、系统相互作用。煤矿区环境信息科学综合研究与应用体系框架（图略）。按照该研究框架，煤矿区环境信息科学的重点在于多学科研究的交叉点，主要包括:(l)基于采矿环境影响机理的模型建立、参数获取;(2)各种环境模型的建立、参数提取与模型验证(面向环境系统分析的环境评价、污染扩散、环境演变模型和面向环境管理决策的规划模型、优化配置、动态演变模型以及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重建方案设计);(3)面向环境监测的遥感信息源选择与图像处理、环境信息提取与分析，以及组织、集成与管理多种环境相关信息的数据库设计与建立;(4)环境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下的模型解算与解释、分析结果可视化与应用;(5)集成信息、模型、数据库、系统、知识的环境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构建。(6)资源一环境一人类一计算机系统中的信息流与信息应用。

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与环境；关系；社会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4 ― 0046 ― 03

无论是古代先哲还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都离不_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索。对于环境的考察首先需要厘清环境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自在自然环境和人化自然环境。自在自然就是完全没有人的参与的，仅通过自然界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人化自然就是人进入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寻找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加以改变后的自然环境。

一、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认识

（一）十八世纪早期唯物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有益探索

对人和环境关系的探索自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思考，他们在认真分析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决定论”，他们对环境的认识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的政治法律环境，代表人物孟德斯鸠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孟德斯鸠的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活，最终归于宿命论。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爱尔维修提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他认为社会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人们的道德风尚，而他所指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环境，政治法律又是由人制定的，从而得出了“意见支配环境”的结论。爱尔维修这一观点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一方面认为环境决定人，政治和法律环境决定人们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又认为是人的理性制定出了法律，于是他将这一切归因于天才人物的理性，正是天才人物的理性才能够制定出政治法律制度从而改变人的意见，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环境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爱尔维修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混乱关键在于他始终停留于对人的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这一系列上层建筑的分析上，而没有深入探索决定这些上层建筑的决定因素在哪里；其次，他只认识到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这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论，他只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制约却忽视了人的创造性、主观能动性，他根本看不到环境是通过人的实践而不断变化的。

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都试图在人与环境的问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最终却都归于失败，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只看到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却忽视了人的伟大力量、忽视了人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看到自然环境正是由人来不断改变的。

（二）十九世纪学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承认政治法律制度与人的道德风尚之间的关系，但并不认为是人的意见决定政治法律制度，于是对政治法律制度得以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探索，由此推出是新工具的发明导致新产业形成和发展，而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财产关系的变化，政治法律制度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变化。但是，他们在解释是什么引起了新工具的发明时，却无法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找到合理因素，便又将这一切归结为天才人物的智慧，再一次回到“意见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的老路上了。他们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较之于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更加深入，但是由于没能跳出思维的局限，回到现实中去考察，最终还是未能找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没有简单地停留在上层建筑，而是开始注意到财产关系等经济基础的作用。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法国动荡的大革命历史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影响，巨大的阶级斗争继改变了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人的意见有所影响，他们也认识到财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但是当分析到引起财产变化的原因时，他们又会将这归因于人的天性的“恶”所引起的“征服”。他们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试图深入分析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产生变化的根源，却依旧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视角，因此仍然无法找到其根源。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认为环境不起决定性作用，是客观的、被动的，而人是积极的、主动的，他认为人在环境面前不是消极的观察者，而是积极的通过实践活动改造客观环境，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于是他提出了“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他显出那环境可以使他得到满足，对他不能保持任何独立自在的力量。”①黑格尔的人化环境的思想打破了之前人物对环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由谁决定的谁的二元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说明了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并不是被动地依赖于自然，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界。

二、马克思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马克思在探索人与环境关系时，对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他对环境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要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对环境具有依赖性的观点，但他也认识到虽然这种依赖性存在，但并不能过度看重这种依赖性或者将这种依赖性绝对化。法国唯物主义者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过分看重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在手稿中论述人“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自、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②人是自然的对象性存在物，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人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人又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自然界，两者是相对而言的，而人的行动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的，不按规律办事，只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始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角度考察，同样对法国学者的“教育决定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环境和教育确实对人有影响，但是环境和教育本身也是在变化的，而它们的变化正是人造成的。他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仅仅简单化为是谁决定谁的机械决定论，而将实践引入其中，认为人与环境是在实践这个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的过程。《提纲》中指出实践作为中介，连接着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改变，在人通过实践来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而当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也不可避免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实践角度出发，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将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放在了具体的社会历史中，马克思把人、自然界、社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人与环境关系都放在社会历史中去研究，这样社会历史性就成为解释全部哲学问题的原则。他还指出“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③，我们丝毫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继承性。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人与环境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不仅指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它们的关系看成是人决定环境还是环境决定人，而应辩证看待，并且他敏锐得发现，是实践作为中间环节连接着人与环境。在提出实践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考察，要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而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

三、对我国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更加关注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的作用

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都是以人的本质作为基础的，人是具有共性的、特殊性的、个性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看到了人作为一“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发现人在不同社会阶层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又把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放到历史中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全面的认识。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深刻阐释了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在处理人c环境的关系中，关注“人”的重要性。

2.以实践为基础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即便如此，当今社会还是有很多人将之看成简单的机械决定论，这是因为我们都忽视了实践这一媒介在人与环境关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用实践解决社会性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革命的历史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活动，在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问题上，这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通力合作，每个人都能够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解决包括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环境问题。就全国而言，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会影响到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资源短缺、资源地区分布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不进行和平的调节，会酿成惨重的后果，最后伤害的反倒是我们自己。所以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政策与行动并行，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同一片蓝天。

3.注重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特别强调必须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考察。看待我国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阶段和现状，我国正处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迫切发展经济，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从而导致了在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了我们迫切需要快速发展经济计划，而且已经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如果不加以解决，后果将更加严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对环境问题更应该加强关注，尽快解决。为此，我国提出了一些列保护环境和解决资源的法律法规，并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都显示了国家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

（二）实践意义

马克思人与环境关系思想有利于人们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反思，对增强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当今社会，人们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人们忽视了自然界有自身修复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当自然无法平复自身时，就开始展开对人类报复。所以，我们在自然面前不能随心所欲，而应该注重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以保护自然就是珍爱我们自己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

1.为建设美丽中国指明方向

马克思对人与环境关系的深刻分析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人在自然面前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美丽中国建设注重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关系到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环境对个体的制约作用，我们不仅要优化自然环境，同时还要注重社会环境的优化，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需要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生态环境的保护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社会大环境的优化同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高是相互促进的。自然界的青山绿水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是喊口号，而是应该让人们真正了解自然、认识自然与人的密切关系，把保护生态环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使人们发自内心愿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自然环境的问题实际就是人的问题时，人和自然的关系才能和谐。我们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2.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指南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念，在正确的生态观念指导下才能更好的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其次，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优化。教育环境对国民的影响最为直接，要优化教育环境，重视对在校学生生态道德教育，还要利用线上线下两条途径加大生态道德的宣传力度，提升国民生态道德意识；第三，政府要加强环境立法，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同时也要重视做好农村退耕还林的相关补贴工作，使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的价值观念。个人、企业、政府为改善人与环境关系共同努力，使之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这是符合和谐社会建设内涵的，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人与环境关系的走向，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要时刻坚持底线思维，不能竭泽而渔，以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开发自然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只有在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前提下才能保证国家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环境与化学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史；环保运动；生态学；人与自然；现实批判

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兴起，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目前，环境史在美国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受到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广泛关注。但迄今为止，关于环境史学的学理性阐释，即便在美国，成果也非常有限，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由于环境史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正处于发展中的、开放的新学科，美国学者对环境史的界定也各不相同。环境史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纳什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1]。沃斯特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2]。麦钱特指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它仍处于一个需要自我界定的过程当中”[3]。斯坦伯格认为，环境史学要“探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4]。斯图尔特认为，环境史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小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5]。麦克尼尔认为，环境史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它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6]。美国环境史学会提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①

从上引的关于环境史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美国学者一般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环境史的，对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他们基本能够形成共识。但在笔者看来，对环境史的上述界定既不能把环境史同其他相关的学科——人文地理学、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同样也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也不能涵盖环境史丰富的研究内容，而把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排除在外了。笔者以为，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在美国率先出现、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一门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

首先，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环境史之所以直到战后才开始出现，是因为战后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就现代环保运动而言，又以美国环保运动最有声势。这是由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其生活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②。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生活品质就成为公众的追求，环境质量的好坏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是，自战后以来，美国的环境污染事件却层出不穷。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科技最为发达，高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新的污染——核放射性尘埃污染、杀虫剂污染——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另外，美国自然环境变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欧洲。在白人到达以前，美洲土著印第安人还处于原始部落阶段，他们对美洲大陆自然景观的改变也非常有限，但在几个世纪之内，这里的景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进运动促成了美国的崛起，但也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破坏，这些都促成了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可以这样说，没有现代环保运动，就不会有环境史。环境史是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产生的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如果理解和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关于人地关系的记载和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些记载和研究并非是作者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他们与现代环保运动也毫无联系，所以不能牵强附会地把它们也归人环境史的范畴。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环保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许多传统的学科都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从而出现了一批诸如环境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生态文学、环境经济学等新的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立足于自身的优势，从本学科的角度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层面。

其次，环境史是一门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学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态学本身就是一门探讨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赫克尔(E．Haeckel)于1866年提出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Ecology(生态学)的词根Eco是由希腊文Oikos派生出来的，而Oikos的意思是“家”，所以生态学本身就包含“地球是我们的家”[7](p26)的含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生态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其一，研究范围从最初局限于动物与植物的关系扩展到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在战后尤其明显，并衍生出人类生态学这一次分支学科。生态学研究逐渐从以生物为主体发展到以人类为主体，从主要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发展到研究人类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成为生态学中最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着生态学在当展的一个新趋势。其二，生物群落的发展演替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中心内容[8](P248)，在自然状态下，其发展演替不断趋向和谐有序。由此就可以引中，环境问题缘于人对自然的过分干扰，人往往是自然的破坏者。这一提法使生态学自身有着一种反文明的倾向[8](P292)。其三，生态学还朝计量化和伦理化的方向发展。林德曼的“百分之十规律”(生态系统在相邻的每二级之间的能量转换率只有10％)和奥德姆对生态系统的划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体现了生态学开始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化。根据生态系统金字塔，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其数量必须保持适度，而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另外，人靠大自然供养，所以人类应该善待自然。生态学伦理化突出表现为利奥波德于1949年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他认为地球上的每一种生物，都有生存的权利，而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9](P194)。另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也说明，人对生态系统的干扰，最终都会对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生态学的这些观念，恰恰正是环保运动、环境史学要着力弘扬的。生态学所以能够成为环境史学的基础，一方面是由于它可以为环境史学所倡导的一些理沦主张提供自然科学的依据，另一方面是由于生态学研究为衡量人为环境变化提供了参照标准。一般而言，生态学主要研究不以人类为主体的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诸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湖泊生态系统——在自然条件下(在无人状态下)的演化状况。这些不同的生态系统恰恰就构成了环境史学研究对象之一极——相对于人而言的自然环境。通过对自然(理想)条件下和有人类因素参与条件下的同一地区的环境演化进行对比，就可以大致了解该地区在某一时段之内的人为环境变迁。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从各层面分析人为因素对环境变迁的影响。大致也可以说，对环境史学而言，它研究的是历史上各个特定的、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类生态系统，其中人是主体，相对于人而言，自然就构成人类生态系统中的环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rk Your Calendar”，Http：ncph．org/PDFS/ASEH/pdf．

② 有关数据可参考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环境史学既然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它就必然受到生态思想变迁的影响。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关于自然的观念变化。“比如在保罗·西尔斯(Paul Sears)的时代，生态学基本上是研究自然的平衡、和谐、有序的科学”，顶级演替理论为那一时期多数环境史学家所信奉，生物群落、生态平衡、生态破坏等名词就经常出现在环境史著作中。而“当前，生态学变成了研究混乱、无序和混沌的科学”，自然又被认为是混乱无序的，完全丧失发展方向的，无法预测的，生态破坏被生态变迁、混沌等名词取而代之[10]。理解和把握环境史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把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西部史学区别开来。

再次，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众多学科——比如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本身就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当前已经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人与自然本来是一个整体，但自近代以来，人(社会)与自然被各学科人为地割裂开来了，这就容易导致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片面错误认识，认为人外在于自然。人的生产社会活动可以不受自然的限制。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社会与自然本身的内在复杂性，都要求打破画地为牢的学科藩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就正好体现了这一要求和趋势。在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后，许多传统的学科都从本学科的角度出发。在立足于本学科的基础上研究环境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分支。

环境史学所研究的人，是参与社会实践的人，因而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点。恰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56)，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但环境史学在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同时，并不忽视人的生物性。人的生物性体现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活。人同时兼具社会性与生物性，而不可能将二者剥离，因而应该尽量协调人的两重属性。对人的社会性的塑造，也只有在顺应人的本性时才能获得比较理想的结果。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有一句名言，人在成为新教徒、天主教徒之前，他首先就是一个生物人①。在他的研究中，饮食结构、人口消长、疾病都是重要内容。

在环境史学中，人依然是主体，自然相对于人而言则构成人类环境。人类环境“是指环绕于我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是指人类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的外界条件”。人类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组成。所谓自然环境，“是指由地球表层的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所组成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庞大、独特、复杂的物质体系”。所谓社会环境，“从人类生态学角度讲，主要是指聚落环境，它以人群聚集和活动作为环境的主要特征和标志。这种环境是以人工因素占优势的，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创造出来的生存环境，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以及更加良好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和基地”[12](P15—17)。根据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人类环境也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即荒野、农村和城市。荒野受人类影响相对最小，最接近自然状态；城市受人类影响最大，离自然状态最远；而农村则居于二者之间。不论荒野、农村和城市，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乔·塔尔就说过，“正如生物的新陈代谢离不开阳光、能源、营养物质、水、空气，在城市生活也需要清洁的空气、水、食物、燃料和物质才能维持生存。这些物质中的一部分最初可能来自城市自身的某个地区，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城市扩展它的生态足迹，它们越来越多地取自不断扩大的城市的内地”②。在塔尔和麦乐西(Martin Melosi)等学者的倡导下，城市环境越来越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

一般来说，对环境的人为干扰越多，环境问题就越严重。就荒野、农村和城市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城市的生态系统最脆弱、最容易导致环境问题。城市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但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方。城市化使人口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迅速集结。人类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求生活的舒适，必然加大活动强度和频率，从而盲目加快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同时对资源的利用又不充分，造成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现象；缺乏自然生态系统那种循环再生的结构功能关系。这样，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使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失调，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出现了全球性的城市膨胀、交通拥挤、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环境污染、居住条件恶劣等城市生态危机”[13](P821)。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和城市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使城市成为环境史学家不能不研究的重要问题。

——————————————————

① 转引自 Peter Coates， "Clio’s New Greenhouse"， History Today， vol. 8，no. zl August 1996，pp， 15—22.

② Joel A. Tarr， “The Metabolism of the Industrial City: The Case of Pittsburgh”， http：//environment， harvard， edu/activities/events/ devent.

诚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言，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自然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的不满、反抗和修正。但自然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而在自然环境的客观属性和人类的主观要求之间，在自然环境的客观发展过程和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人类文明正是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始终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始终存在，一方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征服自然，不断改造周围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过程。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桥梁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人类不断地改变着周围的地理环境，在自然身上打下文明的烙印。同时，自然环境又通过它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在自然面前越来越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以人类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为前提的。人类永远不可能对自然为所欲为，当他们试图打破自然法则时，通常只会加剧对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一旦环境迅速恶化，又会直接殃及人类自身，这已为中外历史所反复证明。自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但恰恰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人类在取得对自然的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之时，人类整体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生存困境。环境史学就是对这一过程和局面进行反思。多数环境史著作都是讲述哥伦布环球航行以来近500年的故事，所以环境史又被许多学者称为“现代环境史”[14]。当然。这并不等于环境史学家就不研究公元1500年之前的人地关系。

除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外，环境史还研究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环境史学固然是以生态学为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但环境史学研究的是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征的集团和个人，而不是像生态学、生物学一样把人当作一个整体。环境史学研究人类在开发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研究历史上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同种族、不同性别和不同阶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不同方式和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研究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自然的生态系统出现结构与功能的紊乱——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有人成为受益者，有人成为受害者。在生态危机背后，往往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人与自然的矛盾实际上又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学者指出，“地球的危机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的危机。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物的，或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它们是社会的、历史的，扎根于生产关系、技术推动和人口趋势。总之，由于危机的社会根源，解决办法必须包括社会关系的转变，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15]。环境史学注重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环境种族史、生态女性史、环境正义问题日益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重视，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都成为环境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

总之，环境史不仅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还研究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瘟疫史的研究来加以说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瘟疫史就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瘟疫史并不着重研究瘟疫的医学临床表现、药物的成分和性状以及疾病的医学治疗，它主要研究瘟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人类对瘟疫的控制，还要研究以瘟疫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笔者看来，2003年在我国肆虐的“非典”日后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而将来的环境史学家在研究“非典”时，他当然会谈及“非典”的发病机理、传播途径、典型症状，但这肯定不是重点，他着重研究的问题至少可以包括：“非典”对北京等疫区市民、对政府威信、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治“非典”?如果对“非典”的研究仅仅到此为止，那么这种研究无疑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以“非典”为中介的多种社会关系，比如在“非典”问题上，为什么部分政府官员瞒报感染人数，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哪些社会后果?普通公众、医疗单位、不同政府部门、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些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各有什么反应?哪些人群、哪些阶层、哪些行业最容易受到“非典”威胁和伤害?在防治“非典”方面，社会各界进行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否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社会各界对政府管制的加强有何反应?为什么“非典”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控制?“非典”对政府工作、对第三产业部门、对普通公众的生态观念提出了哪些警示和启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大大深化对“非典”的研究。

最后，环境史属于新史学的一种，但和新史学的其他分支比如经济史、社会史、妇女史和族裔史等相比，它的批判色彩和教育警示功能无疑要更为突出。其所以如此，首先是与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有密切关系。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在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下。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平衡关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与重建。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对自然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基本相对和谐逐渐走向紧张对抗。正如汤因比所言，现在，人类已经成为“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16](P21)，“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后果”[16](P10)。其次，环境史学的批判色彩和教育警示功能与环保运动的主张也是一脉相承的。就美国而言，诸多环境史学家，比如唐·弗洛里斯(Don Flores)、苏姗·福莱德(Susan Flader)、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都是环保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在从事环境史研究时，多少都会受环保运动理念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的指导思想，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中心主义转向90年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从强调对荒野自然的保护转向强调不同社会阶层在免受环境侵害方面应该享有平等公正的权利，主要是使受环境破坏威胁更多的弱势人群得到保护。尽管如此，环保运动始终在倡导不同于现行主导价值观的绿色价值观。绿色价值观荟萃了参与环保运动的绿色主义者的诸多观点，并形成了关于自然、关于人、关于科技、关于生产和经济、关于政治的一整套比较系统的看法。就自然观而言，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必须尊重和保护自然；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就人类而言，绿色世界观认为，人天生就是具有合作性的；社会等级是非自然的、不合理的和可避免的；生活的精神质量比物质拥有更重要；感情、直觉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至少同样重要。就技术而言，绿色世界观提倡，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依靠科技；技术是仆人而不是主人；应该采用整体主义的思考方式，综合解决环境问题。就生产和经济而言，绿色世界观强调，应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不论它们是否有利可图；如果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和环境危害，它就没有效率；不加区分的、不能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可取；经济规划的时间应该是长期的(几百年)而不是短期的(5—10年)；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应该减少，最终使各地区和社区能够自给和自我支撑。就政治而言，绿色世界观提倡，全球思考，地方行动，地方社区是最重要的政治单位；解决环境问题的惟一出路，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方位变革，必须废除工业生活方式；专家可以献计献策，但不应该掌握过分的权威和权力；主张直接民主[17]。绿色价值观或多或少被环境史学家接受，因此，毫不奇怪，许多环境史著作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特点。

环境史鲜明的批判性，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环境史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沃斯特的《尘暴》和《帝国之河》、麦钱特的《自然之死》、怀特的《依附的根源》描述的都是资本主义发展扩张所导致的一些生态灾难和社会悲剧。这些著作非常震撼人心，充分发挥了环境史深刻的教育警示功能。战后环境问题虽然已经层出不穷，但社会多数对自身的困境还缺乏清醒的认识，这一状况让人不寒而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问世的许多环境史著作，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环境史学者对未来的重重忧虑和对现状的深刻反思。正是环境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使90年代以前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伦理诉求，在警示背后充盈着对世人的殷切期望和对人类出路的漫漫求索。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即便在阅读以生态悲剧为主题的环境史著作时，在忧叹之外，是不是会有更多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呢?既然是我们使地球满目疮痍，我们对拯救家园理应责无旁贷。在忏悔之外，我们要振奋人心，赶紧行动，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开辟一条人与自然相互和谐、人与人相互和谐的发展道路。

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环境史学的批判现实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所弱化。其所以如此，首先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从社会现实来看，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经过20多年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环境质量较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污染的集中爆发期而言，已经明显得到改善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包括环保政策普遍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回潮，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的上台。从政治方面来看，西方国家环保运动的政治化，使环保观念深入人心，使环保政策或多或少地被采纳和执行，与此同时，环保运动的一些激进主张逐渐被抛弃了。从国际形势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暂时告一段落。在这种胜败似乎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沾沾自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也明显弱化。其次，它与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生态学本身发生变化也有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克来门茨提出的顶级理论模式处于主导优势，这种模式认为自然的发展演替不断趋于和谐有序，既然如此，环境危机就应该归咎于人类及其文明。而在90年代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则是生态混沌理论、盖娅理论等新的生态学思潮，它们强调自然的混乱与无序。依照这种观念，人类及其文明不必对环境问题负担全部责任。生态学思想的这种转变，使以之为基础的环境史学的批判锋芒在90年代以后明显弱化。再次，环境史学批判特色的弱化，与90年代以来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也有比较直接的联系。社会史不同于传统政治外交史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抛弃精英史观，关注并书写占社会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和环境史的顺利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90年代兴起的环境正义运动创造的有利契机。环境正义运动“以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阶级主义为理论前提。认为环境灾害对少数民族社区、贫困人口的不利影响要严重得多”，反对环境保护中的种族和阶级歧视，争取环境保护方面的平等权利，因此环境正义运动又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的民权运动”[18]。环境史和社会史的合流，在赋予环境史更多人文关怀的同时，削弱了环境史中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另外，环境史的社会史化，使环境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使环境史更容易被主流史学接纳和吸收。

————————————————————

① 关于美国的情况，可参考约翰·斯蒂尔·斯蒂尔·戈登：《美国的自然环境》，《美国大观》1997年第11期，第8页。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批判现实的特点，正是其生命和活力所在。在全球生态环境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严峻形势面前，人类要想转危为安，就必须改变观念，不再以自然的主宰自居。而应该敬畏自然，守护家园。同时，要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推动各种社会关系不断趋于公正和谐。推动上述转变，应该成为社会各界不懈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的道德伦理诉求，环境史的现实批判锋芒，在环境危机面前，还是非常必要的。在2003年美国环境史年会上，沃斯特做了题为《环境史的变化》的发言，对当前美国环境史缺少现实批判精神提出批评，沃斯特的主张尽管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但同时也愈发显示其难能可贵。

总之，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危机、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在美国首先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对现实的批判、对文明的反思都是旨在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探寻出路。环境史的出现及其特点，说明了历史学总是随时展而不断更新嬗变，唯其如此。历史学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常写常新。

参考文献

[1] R. Nas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 [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 3(Aug，1972)，p. 363.

[2] Donald Worster. "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M].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92.

[3] Carolyn Merchant.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M].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3， p. 1.

[4]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nre， Agency， and Power in History"[J] .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7 no. 3(June 2002)， p. 352.

[5]Mart A. Stewart.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J]. The History Teacher， vol. 31， no.3(May 1998)， p. 352.

[6]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42， no. 4 (Dec2003)， p. 6.

[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8]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0]Donald Worster. "The Ecology of order aud Chaos"[A]. in Char Miller and Hal Rothman[C]. Out of the Woods: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M].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7， p. 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夏伟生．人类生态学初探[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13]本书编委会．2l世纪议程——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14]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返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J]．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午6月．

[15] John B.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p. 12.

[16]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