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民族伦理文化自觉普世伦理

论文摘要:民族伦理在“世界历史时代”的处境可谓是形格势禁,其世代传承的完备体系频频招致外来伦理文化的侵袭。本研究讨论了伦理同质化的困厄和伦理异质化的消长,在文化自觉理念的感召下寻求伦理藩篱的冲破与普世伦理的建立。

民族伦理如何避开形格势禁而获致外源性的生长?民族伦理是该顽固坚守边缘的孤单态势,还是顺应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现代经济制度的理论改向?是委身于新型文明类型在价值地位之上的优越性,还是立足于本土化的植根而促成民族共同体在保全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上的凝聚力重构?这些疑问有助于考察在文明演进的历史断裂中制约伦理发展的障碍,并翼望获致强劲有力的辩辞。本研究把脉民族伦理的诊断方式,源于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文化思想的寻根,将此作为可资运用的方法论。马克思认定每个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创建中均有各自的角色担纲。[1]的确,各民族的伦理文化越来越成为可以共同分享的精神实质,它既是一种经验事实,又是一种发展趋势。

民族伦理文化的自觉自识应当置身到世界交往中去寻索。民族伦理的独立性固然不是依附于外族文化,尤其是外族强势文化。此种独立性亦是不可分离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独立,独立不等于自我孤立。在世界性交往的过程中,伦理普世化赋予民族伦理簇新的内涵,并使其获得时代的规定性。因而,一个民族欲求自身伦理文化的保全,必须经由与外族的世界性交往中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竞争力,惟其如此,才具有在华夏民族的伦理重建中获得操持话语权力的可能。

一、伦理同质化的困厄

汤因比曾谓,一个民族的伦理文化原型是该民族对其所背靠的环境挑战的一种回应。[2]此处所言之“环境”不是窄幅意义上的地域生态,而是生态时空之上的物质前提。而此物质前提正是马克思所言之社会存在,马克思认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因此民族伦理文化作为观念形式的上层建筑,可以由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来得以充分的说明。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决定着民族伦理文化的个性发展。各不相同的现实基础形成的是突兀的地方个性,伦理个性的各不相同促成了相互交往的必要。此交往是跨越时空的实践基础上的相互吐纳。具体而言,各民族不断突破本民族伦理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敞开胸襟,不断突破本民族伦理文化的族属身份在异族的批判与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伦理文化的资源转变为华夏民族所共享共有的资源。因此,民族伦理文化实则是诸民族伦理的磨合与整合、兼收与并蓄的结果使然。

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肇始于对现代化追逐的全然觉醒,此转型为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伦理困境的消弭带来生机,民族伦理寄望在这样的契机中保全自己突兀的个性。然而事实恰好相反,现代化所产生的负性因素使得民族伦理的内在精神似乎有动摇之势,其在规范社会与个体的行为中的作用力亦有所抵消。在共时性的生境中,民族伦理的知识地图既呈现了抵牾之势,又出现了认同障碍。伦理文化在整合与磨合的趋同中,决定伦理文化竞争力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是否具有互助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归属认同意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主流民族掌控有伦理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利,可以将自身所认同的伦理观念(如儒家伦理思想)视为一种优势地位的伦理价值而传输给话语权力相对弱势的兄弟民族,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竞争力的弱势使得少数民族只有受动可言。许多少数民族原生的伦理范式面临传统失传的威胁和母语失声的尴尬,伦理道德模式频频变动以回避同质化的困厄。

对同质化的声讨事出有因。本土伦理文化的偏狭必然导致它在技术理性的扩张与伦理道德的交互中难以保全自身的纯粹结构,伦理原型亦遭致不同程度的解构,而与此民族伦理文化消解相伴生的是相对统一的伦理文化的生成。

为了与同质化相区分,我们将相对统一的伦理文化归诸于普世伦理。其生成的正面因素要归因于物质产品的流动、信息技术的交互、社会交往的普遍,它们为普世伦理的生成创设了现实条件与物质基础。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面向共同的未来,此客观上的相互依赖与主观上的协助意识需要认同更多的行为准则,遵从更多的价值规范。如此种种,是否就意味着伦理文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同质化?为更好地领会同质化,我们将它放置到更大的“世界性视镜”中去考量。

马克思认为世界文化并不是一种脱离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形态,而实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据此获得的启示是,民族伦理有如自然界形形色色的物种一样,惟有千姿百态方能保持生态的平衡,世界文化的正常发展亦有赖于各种文化模式、多种智慧类型的存在及其相互的熏影。普世伦理的生成并非是伦理文化的同质,此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伦理同质即性质属性上的绝对相同,普世伦理则表明人类在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及内容规定上的共同性;就普世伦理的创建而言,它是一种相互取悦、互惠互利,共同朝着某个方向的动态过程。如果要追溯现代伦理文化交互的根本起源,则要回望到技术世界化的取向那里去。技术的世界化使各地域本土的相互理喻成为可能之事,当然相互抵消亦不可避免,比如根源性的伦理传统习俗最先遭致相互交往的冲击而渐次消解。

二、伦理异质化的消长

民族伦理是天生的本土派,它与现代伦理精神相抵牾而显现弱势。此弱势表明它偏离居于正统轴心的华夏民族伦理文化,其非主流态势显示出伦理价值取向的难以契合、理论模型成就的难以周全、逻辑论证结构的难以顺延,这是伦理异质化的困顿。提示伦理同质化与伦理异质化的张力的保持,说明民族伦理文化确有同质化的一部分与异质化的一部分。然而这是否就说明伦理文化的前路黯淡而终将全然的走向同质化?作为相互矛盾的两极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并存在“世界历史时代”,可谓是一个经验事实。伦理文化如果充斥同质化,满足于形式上的规范单一,表面上倒是适合了稳定和效率的需要,实质上却丧失了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动力源泉。

同质化的趋势实质上束缚和扼杀了民族否定性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生成条件,导致民族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缺失。而此否定性和创造性思维方式是一切社会意识促进社会存在发展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世界历史时代”对于普遍性要求的过度张扬,资本和技术的密集渗透,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往,客观上促进了异质伦理文化的广泛交流。因此,普世伦理的创建有助于弱势民族共同体吸取和借鉴一切异质文化中有助于自身发展的养料,现代伦理文化的异质交流正是有赖于一种建立在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上的交往原则。不过,在一定时期存在着相对意义上的本土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虽然融合了多种文化,但已经为一定的群体所认同,并自视为自身的一部分。

关注民族伦理并非只是强调它的异质性,纯粹的异质性即是对民族性的取消。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因其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总是可以被其他民族所理解或部分地理解,而沟通彼此间的桥梁正是异质性中的那些属于诸民族的共相性存在。共相因素中也只有那些能够代表人类现实和未来发展方向或潮流的东西,才能真正促进趋同性的发展。[4]如果说后轴心时代的人类世界存在一种道德秩序,那么这种道德秩序应是由多元化的异质多样性方式所构成。当人们形成一种人类存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识时,就有可能和必要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共同分享的人类全体的道德观。这种人类全体的道德观正是我们确立普世伦理的“世界性视镜”。三、伦理藩篱的冲破

华夏族群主体对周边民族的归附有何牵引力?这就是被各个族群视其为亲和标准的共同心理基础。此基础又源何而来?那就是不仅仅依寻暴力征战迫使少数民族臣服。而是经过持续的用功在文化统治与文化认同上面。中华民族的“体”的开放性激发了各处“元”的活力。后来从三代到明清,虽然“公天下”的传统被破坏,但是朝廷的更替,帝王的变换均没有使每一代“家天下”忘却自我认同为中华民族的正宗,这个各家各族均不见外的“天下”胸怀正好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认同高于宗姓种族的认同。这可称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最早的文化自觉。[5]

对文化自觉的追思,自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到费孝通一九八八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均显示出学人的智识。华夏族群主体形成之时,其四周已经实际存有与华夏族群相异的“四夷”的存在。四夷是对少数民族的统称,即按方位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现在几乎所有省区都挖掘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此考古进展充分表明少数民族的源发性分布。[6]中华民族在诉诸战争的过程中亦同时在进行着兼容并蓄的文化创建。比如,黄帝的文明功绩、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宋明理学的光大传扬,直至今天国人对市场经济观念、人权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认同,均在文化创建之列。

文化自觉是在“世界历史时代”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纲领的具体表述,而“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体系的主要特征。伦理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即是充分关注本土化知识的展示,既有接纳他族的先进伦理文化的胸襟,更有重视他族伦理进步的眼光。将自己的优秀伦理道德观念输送给他族,立足自身的民族性,在确保道德知识本土性维护的基础上,为普世伦理的构建产出合理的伦理因子。因此,我们在未来的精神文化领域需要创建的是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这套体系主观上激起了民族个体对所归属的民族的自觉自识,客观上促进了本土化知识的伸展。此自觉自识不单单是指“自知之明”,更多地表述了他族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切身关系。

民族伦理如果固守自己的道德传统,不但是无可公度的道德可言,伦理道德所依附的民族亦会因守成而固步自封。民族伦理门户洞开的缘由在何?各民族面临共同的道德新问题,已经不可能经由单一的模式来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只能是借助门槛拆除以后在交往中寻求共识,相互取长补短,各自发挥优势,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谋求普遍的可接受的道德规范。对民族伦理藩篱的冲破意识,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相互间的交往使对方发现自身的羸弱与不足,遂生发赶超意识;对陈腐伦理观念在共时性生境中的窘境,又激发了民族的忧患意识。此两种意识提示,固守门户之见,秉持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拒绝对趋同性价值的迈进,必然会使自己落入停滞不前的窠臼。

伦理传统的封闭性被破坏以后,作为伦理传统本身己经没有独立性可言。尽管伦理传统的排他性依然存在,有时甚至还很顽固,但各种伦理传统相互吸纳和渗透的趋势己经不可阻挡。这实际上是伦理具有时代性的一个实用道理。它关乎的是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标准和价值尺度的问题,经由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堆积起来,具有相当稳定的思想因素,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和合观念作为儒家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在时代的更替中有新义析出,这就要求伦理不断更新和改造。在世界性文化发展潮流的大趋势之下,任何文化要想在自我圆成中生存都不太可能。因此,民族伦理在现代虽然面临困境,实际已从藩篱冲破后的交往中获得了发展的生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2][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1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

[4]柴文华.重铸民族魂——中国伦理文化阐释和重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199.

[5]单纯.多元一体和文化认同——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J].文化中国(加拿大),2002,2:64-72.

[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