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燕郑进作者单位：湖北理工学院

外国文学因其所蕴含的“强烈的自我生命意识和深刻的人本精神”，对中国理工科学生具有不容忽视的特殊作用，而在现阶段理工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主要是通过大学语文课的渠道来实现的，那么我们该如何依托大学语文课，对理工科学生进行外国文学的教学呢?

要依托适合理工科学生的优秀的《大学语文》教材进行教学

教材是教学的依据，教学内容的载体，影响甚至决定着教学的效果。我们对理工科学生进行外国文学的教学，要依托于《大学语文》教材，而现阶段各理工科院校所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普遍存在着重中轻外，重古薄今的弊端，即便是占到市场一半份额的比较优秀的5种教材(由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南开大学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丁帆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东南大学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也因偏重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介绍，而忽视了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介绍，所选入的外国文学作品篇目极为有限，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而且即便是选入的作品也不是国外最优秀的、最能充分体现外国文学和文化精髓的作品。那么我们在大学语文课上借助这些教材向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和文化时，也无法有效地实现对学生进行“自我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的教育与渗透。因此，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应以开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在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尽快编撰一本适合理工科学生使用的比例合理的好教材。首先，教材要大大加重外国文学的比例;其次，要根据外国文学发展史，选择最优秀的、最能充分体现外国文学和文化精髓的作品，例如希腊神话和史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既包涵了强烈的人本精神、乐观主义思想倾向，同时又带有超自然的魔幻色彩，与理工科学生的专业相关，能引起他们极大的学习兴趣。再如欧洲四大名著之一，被称为“近代人圣经”的歌德的《浮士德》也是应该选入的优秀作品，它通过主人公浮士德一生对知识、爱情、政治、艺术和事业的追求，既再现了欧洲知识分子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的精神追求历程，又体现了个体生命通过克服自身不足和人性的弱点，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走向完美的艰难过程，而这其中蕴含的深意和人性的高度对理工科学生具有极大的教育作用。

将外国文学作品与其文化背景相结合，开拓学生的视野

在大学语文课中，面对理工科学生进行外国文学的教学，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不应该把文学发展史和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为重点，而应把文学放在大的文化历史背景下，把外国文学与其文化背景相结合，多从社会、哲学、宗教、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角度探讨外国文学的精神内涵。西方文化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主体，又融合了后来的希伯来和日耳曼的文化，教师在分析和讲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要把握西方文化的构成底蕴。例如教师在讲授《荷马史诗》时，通过对奥德赛在海上漂泊十年，历经艰险，最终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的故事的讲述，引导学生对其中所蕴含的重理性、重现实和世俗生活的古希腊文化进行理解。而但丁取材于宗教题材的《神曲》，通过描述人的灵魂在地狱、炼狱、天堂三界里游历的故事，表现了人对上帝的虔诚和对天国与来世的向往。教师在分析这部伟大的作品时，就要结合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介绍希伯来的文化和传统，从而让学生理解和感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重感性、重精神和内心的希伯来文化。而后来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的英雄史诗中所蕴含的日耳曼文化又影响了西方人极端重视个人名誉和地位、恪守承诺、讲究公平竞争和尊重女性的“骑士精神”的形成。当我们挖掘出了西方文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和强化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体系、认知结构和集体潜意识等深层文化结构”［2］。时，我们就能理解西方人表现出的既现实主动、重世俗享受、个性张扬，又重精神追求和灵魂拷问的民族性格。这样既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又可以进一步促使他们深入思考世界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性格和思维方式，进而在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后、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能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另外，在当下面对个性较强、逆反心理较重的90后大学生如果采用传统的将文学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方式进行教学，不但不会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和逆反心理，所以针对这种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更应该站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讲授外国文学知识，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将中国文化文学与外国文化文学相互比较结合，培养学生多元文化素养

在外国文学的讲授中，我们要把中国文化和文学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相互比较、结合、渗透、互为参照，这有助于学生多元文化素养的形成与培养。例如我们在讲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果戈理的作品《狂人日记》与《套中人》时，可以和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的《狂人日记》与《孔乙己》进行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鲁迅的这两部作品是在果戈理的启发和影响下创作的。而两位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他们的作品揭示出了俄国人民和我国人民在民族性格上的一个共同点，即都具有的一种奴性思想，但由于我国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不同，两位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也不尽相同，鲁迅的作品指向了中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果戈理更倾向于表现沙皇专制下普通人的尊严的丧失和人性的扭曲。我们在教学中通过作品的对比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对民族文化差异进行认识与比较。又如19世纪挪威伟大的戏剧家易卜生创作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在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而觉醒之后，愤然离家出走，并义正言辞地对丈夫海尔茂宣称:“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3］她出走时那砰然一响的关门声，不仅响彻了全欧洲的屋顶，也震撼了“五四”时期追求启蒙和变革的中国社会。1914年“春柳社”首次翻译并上演了《玩偶之家》，从而致使无数中国的新女性从这个外来的作品中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她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冲破各自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实现了个人的解放。作品主人公娜拉作为一个追求独立和个性解放的挪威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其悲剧和困境也是包括中国女性在内的世界各国女性共同的悲剧和困境，而娜拉的形象，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而且对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就借娜拉的形象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情形下中国妇女的命运，而他在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也是对《玩偶之家》的吸收和转化。涓生和子君这一对“五四”时期追求爱情自由的男女青年，毅然冲破世俗的束缚，走到了一起。在小说中子君说出的惊天动地的短短的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可以看做是新时期中国女性的独立宣言，也是对娜拉精神的继承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自成体系、各具特点且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含蓄内敛、厚重平和;西方文化个性张扬，激越主动，中西文化可以相互借鉴和中和，以达到一种更加和谐完美的境界。教师在外国文学的讲授中通过中西文学文化的比较，反思两种文化的优缺点，求同存异，寻异立同，力求在彼此平等的基础上摆脱各自文化传统的局限和束缚，相互交流和融合，使我们的理工科大学生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以培养他们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和多元文化素养。“实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生应该达到的理想境界。”［5］时代呼唤理工院校能培养出既掌握了扎实的科学知识，又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的新型科技人才，而外国文学的教学对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理工科院校在依托大学语文课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时，更应注重加强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与赏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培养出的理工科学生顺应时代多元化发展要求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