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信原则的法律起源及历史发展

诚实信用（简称诚信）原则作为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民商事主体进行民商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时都应本着诚实、善意的态度，即讲究信誉，恪守信用，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合法等。诚实信用原则反映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要求，是保障市场有规则有秩序运行的重要法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在民商法上的表现。因此，这项原则被一些学者称为民商法中的“帝王条款”。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早就出现了“诚信”一词。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极。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这里所称“诚信”，是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诚实信用，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则是个帕来品。各国对诚实信用的表达各不相同，在拉丁文中为BonaFide，在法文中为Bonnefoi，在德文中为TreuundGlauben，在英文中为GoodFaith，在日文中为信义诚实。汉语中的诚实信用这一法律原则，主要是受德国的影响而来的。中国继受大陆法系后，立法和法学理论受日本、德国的影响很大，因此中文中表述诚信原则的词语是德文表述的直译。

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衡权的依据，在诚信原则的以下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中，诚信要求与衡平包含着法律发展的一定规律。

（一）罗马法阶段

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在罗马法里，诚信契约是严正契约的对称，在严正契约中，债务人只须严格依照契约的规定履行义务，凡契约未规定的事项，债务人需要履行，对契约的解释，只能以契约所载文字含义为准。与此相反，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如契约所未规定的事项，照通常人看法应由债务人履行时，债务人应当履行。对于严正契约发生的纠纷，按严正诉讼的程序处理。在严正诉讼中，承审员（法官）无自由裁量权，只能严格依照契约条款对案件进行裁判。就诚信契约发生纠纷，按诚信诉讼程序处理。由此可见，诚信契约不仅要求当事人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而且承审员（法官）还可根据正义衡平原则对契约内容进行干预。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的两个方面-诚信要求和衡平权，都已萌芽于罗马法、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之中。

（二）近代民法阶段

从欧洲近代史上法典编纂运动到德国民法典制定，为诚信原则发展的近代民法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法是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诚信原则进入到近代民法阶段被分裂了，对当事人的诚信要求保留下来，但法官衡平权却剥夺殆尽。法官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能在庞大的法典中象查字典一样找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因此，法官活动是机械的。尽管如此，罗马式诚信要求仍继承下来，但只有指导当事人民事活动的意义，并且被限制在债法的范围内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1135条规定了诚信条款，“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契约不仅其明示发生义务，并按照契约的性质，发生公平原则，习惯或法律所赋予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242条也是诚信条款：“债务人须依诚实信用，并照顾交易惯例，履行其给付”。这些规定，由于对司法活动能动性的限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诚信原则。

（三）现代民法阶段

从瑞士民法典的制定（1907年）至今的时期是诚信原则所经历的现代民法时期。在这一时期，诚信原则恢复为诚信要求和衡平法的统一。

瑞士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相比，有很大特色，它承认了立法不可能涵盖一切社会关系，承认了法官对发展法律所必不可少的作用。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1）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2）明显地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这是第一次把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此举标志着现代意义的诚信原则的确立，它不再是仅约束债务人的原则，而成为债务人和债权人必须共同遵守的原则；这不仅是适用于债法一项原则，而被扩大适用于包括证券在内的一切法律关系，成为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瑞士民法典中诚信原则被大陆法系各国效仿。日本于1947年在其民法典中又追加了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体现在该法典第1条第2款中：“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时，应恪守信义，诚实实行”。在法国和德国，通过法官的司法活动，使原有的诚信条款上升到基本原则的地位。社会主义法系的东欧多数国家在民法中将诚信原则具体化。

与大陆法不同，英美法“诚实信用”的概念则内涵丰富，外延狭窄。在英美法上与“诚实信用”相对称的语词是GoodFaith，最常见的用法是诚信义务（dutyofgoodfaithorobligationofgoodfaith）、诚信和公平交易义务（obligationofgoodfaithandfairdealing）。英国合同法将诚信分为诚信义务（agoodfaithrequirement）、诚信制度（agoodfaithregime）和实质正义的诚信（goodfaithasvisceraljustice）。

诚实信用在英美普通法和制定法上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定义，对于普通人（ordinaryperson）而言，诚信是指在相关行为或交易中事实上的诚实、善意；对商人（merchant）而言，诚信不仅指主观上的诚实、善意，还要求其遵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英美法上诚信的定义包括主观状态和客观要求（thesubjectiveconceptandtheobjectiverequirement）两个方面。《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定是“诚实信用”在英美制定法上的主要表现形式。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证券法》等也都规定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一般说来，证券市场应是一个最讲求诚实信用的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则是维系证券市场秩序的基石。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世界，但证券市场所蕴涵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却较一般产品劳务市场大得多。从质的方面看，在证券市场和产品劳务市场上交换的对象是不同的。从纯交换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视角可知，商品的不同使用者对商品的边际效用的评价决定着商品的交换比例或商品价格，而证券市场上各种金融资产买卖的本质则是用现在的货币同未来的货币进行交换，而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同时点的货币交换比率（收益串）并不是决定交易能否发生的唯一因素。产品劳务

市场的交易是“钱物交易”，交易双方一般没有后续的权利和义务，而证券市场的交易则是“钱诺交易”，投资者的全部期盼在于未来某个时点筹资人能够支付的报酬或者其他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从量的方面看，普通商品的品质、外观、包装等因素及其与商品价格的联系易于观察、评判和界定，而证券市场投资者所要买卖的是特殊的金融商品，是体现为收益索取权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活生生的上市公司本身。决定证券价格的因素十分错综复杂，不仅在于发行公司的营业收益，还受公司合并、买人、独占、经营权的转移、新资源及新产品开发等有关该公司企业内容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制于宏观经济景气程度、政府政策变动等外部因素，甚至取决于其他投资者的判断、信心与行动。投资者的决策要面临如此纷繁复杂而又难以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无论是证券产品的价格信息还是品质信息又都时时刻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更加剧了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因此，倡导诚信，防止舞弊，保证上市公司之真实、完整、准确的信息能为公众所利用，改善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状态，减少证券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保障投资人利益，并促进大众投资及证券交易中的公平竞争，即成为管理证券市场、维持交易秩序的主要目的，对投资者的保护成为证券法最具体、最直接的目的。

由上可见，诚实信用原则应成应为证券市场的首要基本原则。若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能秉持诚实信用原则之精神，证券监管机构在证券市场管理中能够彻底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就一定能促进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与安全，实现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提出的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降低系统风险之三大目标。

二、各国对证券市场中违反诚信原则行为的法律规制

为了更有效地对证券市场加以监管，确保证券市场公平、有序、规范地运行，维护广大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以立法的形式对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证券欺诈行为（非诚信行为）进行法律规则。

（一）各国反证券欺诈立法概要

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规制证券欺诈行为（非诚信行为）的立法形式各不相同。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立法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另一种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立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即使同为国家立法，有的在证券法中规定，有的则在公司法相应条款中规定。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反证券欺诈立法日渐走上了趋同的道路。

美国反证券欺诈立法被各国公认为最严格和最全面。1929年证券大恐慌之后制定的1933年《证券法》（又称《诚实证券法案》）拉开了美国反证券欺诈的帷幕。后来，美国国会又相继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条款来规制证券欺诈行为。这些法律、法规和条款包括：（1）有关普通法上的董事、大股东等公司内部人购买本公司股票的规定。（2）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禁止市场操纵行为、第18条禁止虚假陈述行为的规定和第10条6项及美国证管会（SEC）Rule10b-5等欺诈禁止规定。（3）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6条关于持股变动报告与内部人短线交易利益归于公司的规定。（4）1956年的《联邦电讯诈骗法》和1970年的《联邦邮件诈骗法》有关证券欺诈行为应负的民事、刑事责任的规定。（5）1984年的《内幕交易制裁法》、1990年的《证券执行和蚊型股票改革法》。（6）2002年7月30日通过的《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即《萨班斯—奥克斯勒法案》）。

英国的1939年《防止欺诈（投资）法》于1958年1983年两次修改，目的在于有效控制证券市场上的欺诈行为。此处，1963年的《保护储户法》、1985年的《公司法》、2000年的《金融服务法》都专列了有关证券欺诈的禁止性规定。日本反证券欺诈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以美国证券法为蓝本的《证券交易法》中，后经1953年、1971年、1988年三次修订，对证券欺诈行为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责任形式得以强化。德国的《股份有限公司法》、《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公募中股票之内部人交易基准》和澳大利亚的《统一公司法》、《统一证券行业法》以及加拿大的《联邦公司法》、《安大略省证券法》中均有详明的反证券欺诈条款。

在欧共体内部，则以国际条约的形式来规制证券欺诈行为。1977年，欧共体理事会提出《规则内幕交易的理事会指令案》。1989年6月，欧共体理事会成员国财政部长会议同意欧共体对内幕交易实行统一规则。1989年11月，欧共体委员会采纳欧共体理事会在1988年10月提出的《欧共体内幕交易指令第二草案》。1989年4月20日的《关于内幕交易的第一国际公约》、1989年9月11日的《追加议定书》。此外，2003年1月28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又了《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指令》（DIRECTIVE2003/6/EC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ninsiderdealingandmarketmanipulation）。上述有关文件均规定各成员国要加强反证券欺诈的国际合作……

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巴西1976年颁布的6404号法令、新加坡的《公司法》和1986年修订的《证券业法》、韩国1987年《证券交易法》、香港的《证券条例》、台湾的《证券交易法》等对证券欺诈行为均作了严格的法律规制。我国有关反证券欺诈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1999年《证券法》、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及1997年《证券市场禁止入暂行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此外，我国1997年3月14日新修订的《刑法》第180条、181条、182条对证券欺诈的刑事责任做了具体规定。

（二）证券欺诈行为的种类与表现形式

严重违背诚信原则的证券欺诈行为因其巨大的危害性为各国立法所共同规制。但就具体表现形式的规定方面比较而言，英美普通法系比大陆更为详尽，时间也略早，且发达国家普遍优于发展国家。此外，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法制环境的差异，各国和地区在规定证券欺诈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上，虽然逐渐朝着统一化和趋同方向发展，但也还有一些各自的特点。

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使用任何装置、设置或人为方法进行欺骗；或通过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报告或漏报在制作报告时使报告不致被误解所必要的重大事实，以获得金钱或财产；参与那些从事或将来从事对购买人进行欺诈或欺骗的交易、活动或业务程序的属证券欺诈行为。

英国1958年《防止欺诈（投资法）》规定：凡是明知是错误的、虚伪的、欺诈的，或是粗心大意制作，或不诚实地隐瞒了重大事实际的各种陈述、许诺或预测，引诱他人同意收购或处置其证券的；未经允许的任何机构或个人，散发邀请他人收购或处置股票通告，或在通告内载有可能导致这种股票交易的信息的，都是一种欺诈行为。

新加坡1986年《

证券业法》第99条、102条、103条列举了证券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1）为引诱他人买卖证券，或为抬高、降低、平抑证券市场价格之目的，而陈述或散布在实质性细节上虚假的或引人致错的信息行为；通过编造或公开任何人致辞错、虚假或具有欺骗性陈述、诺言或预测而引诱他人进行证券交易行为。（2）任何利用或从事操纵性手段欺骗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3）利用一般公众不可得价格敏感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香港《证券条例》规定以下4种行为为证券欺诈行为：（1）创设或使之创设、或有任何作为意图在于创设虚假证券市场信息。（2）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进行证券交易时使用诡计欺骗他人。（3）单独或与他人联手进行旨在固定或稳定某类证券价格而违反有关规定的证券买卖活动。（4）直接或间接地为诱使售买卖活动。（5）直接或间接地为诱使售卖任何法人团体的证券，而就该证券或法人团体的过去和将来的情况作虚假或导致误解的陈述。

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证券欺诈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公开说明书、申报证明文件、信息公开文件虚假陈述、重大遗漏。（2）通过制造上市有价证券买卖繁荣的假象，进行操纵市场的行为。（3）利用由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我国《证券法》与《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则规定，证券欺诈行为包括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虚假陈述等。

（三）证券欺诈行为的行政责任

证券欺诈行为的行政责任是指实施证券法律或自律规则禁止的欺诈行所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具体的行政制裁措施而言，则以美、日《证券交易法》规定得较为具体和明确。

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对欺诈客户的行为，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可以开除和停止欺诈者交易所会会员、证券协会会员的资格，拒绝、停止或撤销证券商的资格。对从事内幕交易者如属证券商或董监事、从业人员等，依该法第15条d项，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与内部人的身份、职务、专业等紧密相关。

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大藏省对证券欺诈行为可采取以下几项行政制裁措施：（1）对在证券发行申请书、招募说明书上有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者，可以直接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中止其申请的效力及延长生效期的命令，可命令申请人提供订正申请书。（2）对内幕交易人实行“行为不端者制度”，一旦认定某内部人行为不端者，证券公司在5年内不得录用他，大藏大臣还可作出令其停止6个月的处分，或命令证券公司解除其高级职务。（3）对证券商的证券欺诈行，为取消其营业许可证，或在1年的期间内，停止其业务的全部或一部分，或解任其高职员。（4）对证券交易所的欺诈行为，可在10日以内期间命令其停止买卖交易的全部或一部分，并可以罚款。

我国《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对证券欺诈行为的行政制裁的主要措施为：警告、罚款、撤职、开除、通报批评、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3月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市场禁入暂行规定》，规定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内设业务部门负责人等七种人员因进行欺诈活动或其它严重违反证券法规的行为，被中国证管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在一定时期内或者永久性地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不得从事证券业务，从而进一步严格了证券欺诈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

（四）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

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是指证券经营机构、证券的发行者、中介机构、投资者等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从事欺诈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从各国立法、司法实践来看，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是以救济受害人为目的的以补偿、赔偿等手段追究的财产责任，它不同于以处罚为特点的行政处罚。

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虚假陈述或漏报了为使该报告书不致被误解所必要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向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证券发行人、董事、重要职员、承销商或有关的会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对此负有民事责任。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第e项也规定了市场操纵者应对参加交易而受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6条、17条、19条、20条、21条、对计划书、申请书的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等欺诈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赔偿责任。第18条则以不当利益返还请求权规定了公司和股东内部人员短线交易的归入权，内部短线交易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利益的责任。第125条、126条规定在证券市场上有虚假买卖、操纵市场行为者，应当依照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证券或办理委托者所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法》规定：凡是编造欺骗性说明书、操纵市场、未经批准擅自作投资广告的均属违法行为，金融服局有权提出诉讼，要求该公司对受损害的投资者予以经济赔偿。

韩国《证券交易法》第106条规定：根据因不公平行为形成的价格进行交易的受害人，在规定的诉讼时效内有权要求不公平行为人赔偿损失。同时《证券交易法》还规定了违约责任的联合赔偿基金制度，规定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必须向证券交易所缴存一笔联合赔偿基金，用于赔偿在证券市场基欺诈行为或违反交易合同所带来的损失。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对于内幕人员，应就消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于消息公开后十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赔偿责任，其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三倍。同时还规定提供消息的人与利用消息交易的人应对善意相对买卖人所损害负连带责任。

我国对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只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7条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23条作了“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笼统规定，《证券法》则没有具体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对证券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各国立法还规定了集团诉讼制度及其诉讼时效。美国《1933证券法》对民事责任规定“双重诉权限制”（Adoublebarreledoflimitations）。第13条规定：发现注册文件、公开说明书等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或未经注册而发行或出售证券致人损害的赔偿请求，诉讼时效为一年。证券以真实价值向公众发行或出售，其诉讼时效期间自发行或出售后三年，但对其它默示诉权，自发行时起算，多为6年。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与有价证券募集或销售相关的欺诈行为的损害请求权，自申报生效时或公开说明书交付起5年内未行使请求权则自行消灭，其它损害赔偿则为1年。台湾《证券交易法》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分别为2年和5年，前者自请求权人知悉有受赔偿之原因时起计算，后者自募集、发行或买卖之日起算。我国《证券法》规则无此规定。

（五）证券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

证券欺诈行为的刑事责任是指严重违

反证券法的欺诈行为构成犯罪时应受到的刑事罚制裁。世界各国立法对证券欺诈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刑事责任。

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24节规定在发行中的欺诈问题，一经确认便应被处以不超过一万美元的罚金或不超过5年监狱，或两者兼有。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对内幕交易罪行为人处5年以下监禁或并科10万美元罚金。1988年的《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执行法》提高了对证券欺诈者的刑事责任，对个人的刑期上限延长到10年，罚金高达100万美元，对非自然人的企业组织的罚金从50万美元提高达250万美元。此外，《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特别规定，违反该法案、任何SEC根据该法案制定的条例或规定、任何上市公司财会监管委员会的规则，都将视同为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行为，受到同样的制裁。对于违反财务报表的披露要求的行为，对个人的处罚金由5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并可同时判处的监禁期限由1年延长到10年，对团体的处金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50万美元。法案还对干预证据和阻碍调查、破坏审计记录、报复举报人的行为规定了罚金和最高为10年或20年的监禁，这都是对美国刑法典重要的修正，给予了违反诚信原则者更重的惩罚。

英国1958年，《防止欺诈（投资）法》对证券欺诈行为规定应处7年以下的刑期，后经1963年《保护储户法》修改增加了罚金或两者并处的规定。1985年《公司法》对欺诈者的刑事责任也作了严格规定。

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97条、198条规定，视发行、交易市场上的不同行为，可以分别处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三百万日元罚金，或处以一年以下的徒刑或一百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新加新1986年《证券业法》对证券欺诈者规定将被处以5万新加坡元的罚金或最高7年的监禁，若违反者为公司，则处以最高10万新加坡元罚金。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71条规定对犯有欺诈经营证券罪、扰乱证券秩序罪的可处7年以下徒刑罪、拘役或科或科一万新台币以下罚金。第174条规定对虚伪记载罪的行为，处5年以下徒刑，拘役或一万新台币以下罚金。香港《证券条例》第139条规定，经公诉程序可以判处诈欺者罚金5万元港币及监禁2年。

我国在《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中只笼统地规定对证券欺诈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的罚则则详见于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新修订的《刑法》第180条规定对犯内幕交易罪者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第181条规定从事欺诈客户行为者，视其情节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第182条规定对操纵证券市场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同时，上述三条款还均规定了对单位犯证券欺诈罪的处罚原则，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责任人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上述立法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证券欺诈行为的刑事处罚大都由证券法直接规定（我国则由《刑法》规定），并呈现出处罚日益加重的趋势。各国对证券欺诈行为人的处罚以自由刑为主，普遍采用罚金刑，且可作为主刑适用，数额较高。同时，涉及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机构大户等单位的犯罪，规定实行两罚并处原则，即对单位判处高额罚金刑，对作为直接责任者的自然人判处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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