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之一:生源素质每况愈下

近年来随着“考研热”的持续升温，各高教硕士点报考人数急剧增加。但令人遗憾的是，录取者的素质并未随着报考人数的增加而提高。相反，导师们遗憾地发现:生源素质似乎一年不如一年。有些高分考生，甚至连教育学的基本概念都没弄清楚，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不少考生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根本就看不出曾经读过任何一本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专著。造成高教硕士生生源素质下降的原因何在?一是近年来高等学校的连续扩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本科教育质量的下降。二是相当一部分考生报考高教研究生的动机模糊，真正对这门专业有所追求或有一定兴趣者凤毛麟角。笔者在与一些考生的交谈中发现，有的考生甚至是认为高教专业比其他热门专业“好考、好复习”才来报考的，至于高教专业是做什么的，从未关心过。三是采用专业课统考的选拔方式是导致生源下降的重要根源。2007年以来教育部将专业课各校自主命题改为全国统考或许是杜绝招生不正之风的好办法，但此法不适合研究生、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生的选拔，因为“统一往往隐含着简单化与唯一化，使人才的选拔与鉴别倾向于单一化，无法有效的选拔多样化的人才”(覃红霞，2008)。而且，专业课统考后，研究生入学考试几乎变成了“第二次高考”，考生复习、备考完全跟着所谓的“考试大纲”走，大纲之外更丰富的理论和知识都可以不用管了，以至于一些对教育学毫无基础和兴趣的考生都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死记硬背获得高分。有些被录取考生坦言:除了那几本复习资料外，基本没完整看过一本教育类专著或教材。除了考生素质下降外，近年来各高教硕士点录取的学生还普遍出现低龄化和女性化的倾向。所谓低龄化就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多，有工作经验的往届生少。应届生中不乏年轻有为的才俊，但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若有一定工作经历和实践经验，更有可能在研究上取得好成绩，而现在的统考方式显然不利于这类考生。所谓女性化是指考上的女生比重越来越大，男生越来越少。据了解，不少硕士点近年来录取新生中的女生比例都在70%，甚至80%以上。广东某高教硕士点今年上线的17名考生中，仅有1名男生，且这名男生因为排名靠后而无缘录取。大批女研究生投身高教学科可喜可贺，女性从事研究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和视角，但高教研究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也值得警惕，男研究生的日渐稀少肯定不利于高教学科的健康发展。

困境之二:培养质量严重滑坡

高教硕士生质量下降乃不争之事实。曾几何时，硕士研究生是高教研究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仅国内的主要核心期刊上常可见到硕士生的大作，而且不少硕士学位论文以较高的学术质量，在高教研究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开展高教硕士研究生最早的厦门大学高教所为例，该所早期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都是当时高等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前沿和重大课题，特别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校教学与课程改革、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成果。但近年来，全国硕士点数量猛增，有一定分量和影响的硕士学位论文却再难寻觅。据笔者对2001－2008年45所高校1980篇高教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发现这些学位论文存在重问题、轻理论;重宏观、轻微观;重现实、轻历史;重国内、轻国际;重追随、轻前瞻的“五重五轻”现象，部分选题存在重复和雷同，创新性严重缺失［1］。同时，近年来各大“核心期刊”刊载的硕士生论文也日渐稀少。如《高等教育研究》2006－2008年3年共登载硕士生撰写的论文26篇，仅占3．44%，平均每期仅为0．72篇。而且这26篇中，第一作者或独立完成的仅有3篇。

高教研究生质量问题在日常培养过程中表现得更淋漓尽致:不少研究生问题意识严重缺失，选题能力差，学位论文甚至平时的作业都要等待教师命题;理论基础薄弱，尤其是哲学和教育理论基础薄弱;对基本研究方法的掌握不够，不会使用调查、统计、比较等常用的教育科研方法，不懂基本的科研程序和学术规范;有的研究生甚至连基本写作能力都不具备，做出的文章文笔不通、语病百出。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有的导师抱怨:给某些研究生指导论文，常常要花很大的精力来修改他们文章中的病句和错别字!造成高教硕士生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述的生源素质问题是一个方面，部分培养单位办学条件(如师资力量、办学经费、图书资料等)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了解，某些硕士点根本不具备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条件，就匆匆上马;有的硕士点专职的指导教师只有1～2人，一招就是几十人;有的硕士点由于学生人数众多，专业课只能采取大班上课。凡此种种都违背了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也很难保证培养质量。在研究生教育办学条件中，导师是一个关键因素。笔者认为，部分导师素质不高、指导不力是导致当前高教硕士生质量下降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中国高教研究具有独特的“群众性”特点，在研究队伍中既有训练有素的专职研究人员，还有大量热心高教研究的“兼职人员”。这些兼职人员多数是学校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管理干部，因为工作的需要，写过一些高教论文或著作，有的因此评上了高教研究系列的高级职称，并担任了硕导、甚至博导。毋庸置疑，“兼职研究人员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群众基础，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因素，是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保障”［2］。

但将兼职人员聘为研究生导师要看具体情况，毕竟写几篇高教论文和指导研究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工作，前者也许只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或感悟就可以完成，而后者需要更严格的条件:不仅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科研能力，还需要接受过本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规训。据了解，现在某些硕士点，特别是一些新建硕士点，兼职人员担任导师的比重较大，这其中当然有不少完全符合做硕导的各项条件，但也有一部分没有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理论学习，日常行政工作又比较繁忙，让他们指导研究生显然有些勉为其难。而在专职硕士生导师队伍中，也有个别敬业精神欠缺、专业水平不高的人混迹其中。笔者从一些史料中发现，过去某些大师级的导师也不是经常与弟子见面，有时甚至是“经年一晤，寥寥数语，指点迷津”，但那时的不少学生本身就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自学能力，导师只要稍作点拨就足矣。而现在的研究生，不少在本科阶段基本没有接受过科研训练，若入学以后，导师再不从方法上进行耐心指导，很可能无所适从，甚至丧失信心、荒废学业。研究生的发展当然主要靠自己，但导师作用仍不容忽视。当前研究生素质参差不齐是个问题，但如果导师对所有的学生都一律悉心指导，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至少他们都可以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达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效果吧!

困境之三: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也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与其他一些相对热门的专业相比，高教专业基本算是冷门，硕士生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据了解，近几年国内不少高教硕士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硕士生就业难，特别是一些地方大学、非重点大学的高教硕士生越来越难以找到与“高等教育”有关的工作。有不少高教硕士生寒窗三载，最后却只能用自己原来所学的其他专业的本科文凭去找工作，实在令人唏嘘。甚至与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其他教育专业的硕士生相比，高教硕士生就业也显得更难。前者大学去不了，还可以到中学或小学，而高教专业到中小学任教似乎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近几年，各大高教博士点报考人数爆棚，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高教硕士生就业难的现状。高教硕士生就业困境是前述生源、质量两大困境的必然结果。有人说，当前高教研究生最容易考(门槛低，来者不拒，高教所甚至被戏称为“收容所”)，高教硕导最容易当(无论什么专业背景，发表几篇高教文章就可以了)，高教论文最容易写(通常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和专门方法)，只可惜高教研究生最难找工作!如此“三易一难”的说法虽失之偏激，但也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高教硕士生教育的尴尬状况。在中国众多硕士学科专业名录中，惟有高等教育学是特地为高等学校培养研究和管理人才的，学生就业主要是面向高校的，但当下的中国高校(包括大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基本上都把进人标准定格在博士学位上。这种面向高校的专业特殊性与高校录用人才的“博士化”成为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近些年高教硕士生在高校找到一份工作变得日益艰难。

难怪一些高教硕士生说:我们的毕业之日就是改行之时!如此境况对在读高教硕士生学习本专业的热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高教硕士生已经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外语或者备考公务员、律师资格等方面了，目的是为自己毕业时准备“后路”。有不少学者认为造成高教硕士生就业难是因为培养目标有偏差，我们培养的从事高教理论研究的学术性人才，而高校大量需要的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性人才。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也值得斟酌。其一，目前不少高教硕士点已经很难说是在培养学术人才了，尽管多数培养方案中仍然有此类提法，但形同虚设。特别是一些高教硕士点改两年制后，培养方向早远离了学术。稍作分析就知道，高教硕士点的生源历来相当一部分是非教育类专业，对教育理论的了解仅限于复习考试的那点知识。即使教育专业毕业生，对高等教育也几乎一无所知(我国高校没有高等教育本科专业)。因而所有考生的高等教育专业基础都是很薄弱的。如果采取两年制，第一年要花大量的时间学外语和公共政治课，专业课刚刚学了一点，还没有搞清楚一些基本理论和概念，接着第二年就要开始做学位论文和找工作了。其二，目前大多数高教硕士点也不是培养针对高校管理的应用性人才。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培养方式，都与高校的管理实践相去甚远。高教硕士生毕业后到高校任何一个部门工作，都几乎完全是生手。其三，即使培养目标明确为高教应用人才，但也未必能给高教毕业生寻觅到一条更好的出路。原因显而易见: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岗位尚未实现专业化，对管理人才并无专业上的特殊要求。加之近些年高校管理人员人满为患，许多学校都在考虑精兵简政，高教硕士生要想进某个管理岗位，何其难也!总之，这些年的高教硕士生既不“学术”，也不“应用”;高校去不了，中小学也不能去;高不成，低就也不成。除了少数去挤“考博”这个独木桥外，大多数只有改行一条路。

结束语:敢问路在何方?

“三大困境”是高教硕士生教育发展“盛世”中的一曲“危言”，这曲危言的出现会迫使我们对高教硕士生教育进行一场全方位的诊治和改革，因为“没有危机的地方就没有机会，相反改革的机会正是存在于危机之中”［3］。令人欣慰的是，高教硕士生的培养问题已经引起国家主管部门及有关培养单位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举办的几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工作学术研讨会上都对高教硕士生培养的目标、课程、模式、学制、招生、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2003年的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建议》［4］。

有关部门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意见固然必要，但要使高教硕士生教育真正摆脱困境，更需要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政策。问题千头万绪，改革纷繁复杂，选择从哪里突破呢?笔者认为，未来高教硕士生教育应该采取“双轨运行”的发展路径，即明确区分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模式，“两条腿走路”。———学术型作为高教博士生的“预备教育”，主要由具有高教博士点的高教所承担，招生数量少，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各校自主命题，严格选拔应届和往届各专业优秀本科生入学;培养上采取严格的学术导向，以理论学习和学术研究为主，与博士生教育相衔接;毕业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高等教育专业);多数优秀学生可硕博连读。———应用型以培养高校管理人才为目标，招生主要针对现有高校具备2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管理干部，可采取类似于教育硕士招生一样的全国联考招生办法;培养上以定向、委培为主，理论学习和应用实践并重;毕业授予属于专业学位的教育硕士学位(高等教育专业)，一般回原单位工作。

总之，未来的高教硕士生教育应有各具使命和特色的“两条腿”:一条腿走学术道路，一条腿走应用道路;学术型与高教博士教育相衔接，应用型基本上属于高校管理干部的继续教育。此举既可确保高教硕士生教育的学术质量，也可大面积提高高校管理干部的素质，同时可有效规避当前高教硕士生就业矛盾。当然，有关部门首先要对现有的高教硕士点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评估，确定各学位点的培养类型，并对不合格的硕士点予以整顿乃至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