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主张,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应定在宽口径、厚基础、培养“通才”上。好像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本科阶段不能完全实行“通才”教育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上经历过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三个阶段,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有本质的不同。早期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明确的专业界限,所以早期的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专才教育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直接结果,它按专业进行集约化的人才培养,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效率。但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跨专业工作能力较弱,跨专业流动也较困难。我认为,20世纪后半叶国外一些学者主张实行“通才教育”,依据的是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出现的新情况。由于社会的进步,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是培养通才。但这种通才只能是基于一定专业基础上的,相对意义上的“通”,社会还需要大量的各专业领域的专才。因此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即现代高等教育应当致力于“T”字型人才的培养。即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以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为主,即“T”的竖道,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宽广的知识平台,就是“T”的横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专多能。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日益普及,“通才”教育能否行得通?

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大众化的进程,它会带给高等学校怎样的挑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教育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传统的以选拔为基本取向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都将受到彻底冲击,人们的不同需要将对教育发生更深刻的影响。一种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教育制度将会替代现行的选拔性教育制度,向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庞大的现行学校体系运行方式将被彻底改变,会在学校、教师与学生或其家长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并不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须和“通才教育”相联系。我们能否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仅关注教育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而且开始关注教育对自身的意义,突破传统的目的──功能观,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如此说来,高等教育得改变以往的教育模式,比如是否需要或必须实行弹性教育?弹性学习是信息社会的产物。它包括弹性、自治、学习者中心等基本理念,它允许个人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来学习,为其提供

丰富多样、可以选择的学习形式。依据上述理念设计的个性化教学结构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弹性选课制度、以现代互联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教学交互系统、以弹性结合为特色的学生群体交流学习模式、以发展性和个性化为特点的弹性教学评价系统、以“宽进严出”以及学分制为特点的学籍管理系统等。弹性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来决定学什么、如何学、何时学、何地学等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大大地拓宽了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

作为教育专家,认为目前本科生的培养现状与其培养目标之间是否有差距?加入WTO我们与国外的本科生教育能否接轨?

中国教育背负着太多的传统,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选择。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发展又积累了太多的工业文明烙印,理性、权威、塑造、训练似乎就是教育的代名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但我们的学校却在沿袭一种传统的记诵之学,过分看重书本、权威,用一种僵化的教育标准和人格范式来训练学生,而缺乏一种创造的精神。一些学校本科生教材陈旧,有的甚至还沿用80年代的旧教材。课程安排不尽合理,授课方式与中学生无大差别,可以说,本科生教育的这些问题已经导致质量滑坡,学生厌学的趋势。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对本科生教育进行观念和制度的创新,必须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衡量本科生教育的目标和绩效,重新衡量本科教育的培养规格、课程标准和质量要求。只有彻底冲击传统的以精英教育为基本取向的观念和制度,才能创造一种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本科生教育制度,向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我们不能不承认,入世后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加入WTO,意味着成员方之间的竞争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深入下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将成为加入WTO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

人们经常有这样的议论:现在的本科生素质不能与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年相比,这与高校扩招是否有关?怎样评价当今的大学生?

这不能一概而论。总的说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这一代青年人有什么弱点的话,这主要是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导向问题。超负荷的学业压力使一代人变成了被动的学习机器,压抑甚至泯灭了孩子应有的童心;机械的记诵之学使活生生的孩子整天面对一大堆死记硬背的无用知识,扼杀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原创力、好奇心,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过度的竞争不适当地强化了孩子的自我中心倾向,并使相当多的孩子不断面对失败,损害了孩子应有的自尊、自信,从而产生社会化方面的困难;成人社会对新一代人缺乏应有的了解,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于自己的孩子,导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学校和教师还在维护一种传统的“学高为师”的权威地位,按部就班地传道、授业、解惑,全然不顾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我认为简单地归之于高校扩招是不公平的。

认为,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高等教育要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才能从容应对这一挑战?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逐步形成影响教育运行的三种力量,这就是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其中市场力量是一种新兴的、对教育构成巨大影响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995年《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这一规定表明了教育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在实践中,却发生诸多认识上和适用上的混乱。实际上,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但是在中国,教育能否介入市场,如何介入市场,政府在市场介入的情况下又如何发挥自己对学校的调节功能,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是上述简略的规定就能解决的。

传统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与市场无涉的领域。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正在面对全新的情况,一个逐步发育成熟的市场体系促成了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的众多社会群体,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市场的介入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教育能否产业化?如何产业化?在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过程中,应如何规范和调节学校的行为?政府和市场在教育领域中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应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一个正在形成的市场体系正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当中国教育界还在热衷于进行教育能否产业化、商品化的经院式讨论时,许多国家实际上已经把教育看成是一种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用一种非市场提供与有限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供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教育正在向开放贸易的趋势发展,一个世界性的开放的教育大市场正在悄然发展。

中国教育正面临挑战,挑战将给相对封闭的中国教育带来契机,促使中国教育更快地融入一个世界性的教育大市场。但在登上这个大舞台之前,我们可能还要经历各种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