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无相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世纪以来，大学开始有限度地介入社会，并逐步从社会的边缘走到了中心。“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无论是社会经历涓涓细流般的改革，还是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大学都屹立于世，特别是在政治论哲学盛行之时。人们最初进入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好今后生活的准备，可当他们一旦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大学和学院就是生活的本身，它们不再是一首插曲，而是成为了主旋律。因此，“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正因如此，宗教和教会此时难以像以往那样在大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广泛推进，“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冲击着教会的枷锁。随着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对高深学问的追求已经从当初的为上帝增加荣耀，转向了知识本身。大学开始试图挣脱教会的牢笼，以新的方式认识社会、解释社会，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源于宗教和神启的探索发展到了对世界本身的关注。这一过程的变革方式，是通过严厉批判圣书、高举进化论和新物理学，在暗中破坏主教们建立起来的神圣秩序而进行的。既然如此，大学是不是彻底与教会决裂了呢？毫无疑问，正如大学在获取教会的特许状时表现出的对宗教的忠诚一样，大学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大学明白，“由于学者完全并且只能是上帝的仆人，因此，其自由是由一个超人的权威批准的。所以宗教信念是学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特点”。大学天然不是教会，但它却始终以宗教的虔诚和对上帝和真理的执着追求来约束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世俗权力和已有权威并未消退，只是被大学的自我约束机制所取代。这些约束机制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本义，即是作为一种社会机构的大学在不受控制、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所有方面进行调查和评论。因此，学术自由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从表面上看是掌握了高深知识的“专业特权阶级”服务自我需求的表现，但实际上，学术自由最终还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存在。社会依靠高等教育机构作为获得新知识的途径，并作为了解世界和利用它的资源改进人类生活条件的手段。对个人而言，追求学术自由更是个人道德感的体现。这种道德感与对真理的体悟一起构成了学术自由的信念。学术自由植根于作为学者的专业团体对高深知识的认识和训练之中。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特殊情况，它与理智自由相反并仅适用于学术界。学术自由来源于高深学问的性质及其内在逻辑，而公民自由则源自于政治原则和契约精神。学术界并不自然遵循民主政治，而是坚守学术本身的规范。因此，公民的理智自由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力，而学术自由则成为了作为学术团体的一项特权。强大的教会与作为“特权阶级”的学者团体在学术自由上达成的共识是一种“妥善保护”的体现。这种学术保护即是教会对日益壮大的学者社团的妥协，更是学者社团对真理和信念的坚守与执着。一旦拥有了学术自由，学者社团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者王国，与教会形成了对立。“如果宗教信仰妨碍了一个学者追求真理到它所能到达的任何地方，如果他们用神学枷锁束缚了学术思想，即使很松，那他们也是在那个范围内侵犯了学者王国的自治权”。从此，学者王国开始形成自己的规范，并用学术自由捍卫自身的权利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是在教会所属的大学中亦是如此。因此，北美天主教大学国际联合会认为，天主教大学也不应该接受宗教裁判的控制、审查或监督。而对教会中的牧师来说，“如果牧师想成为学者，他们就必须拥有学者的传统学术自由。因为，如果学术研究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受到尊重的话，它就不会对教会有任何贡献”。可见，学术自由已经从最初的“妥善保护”转变为教会和学者王国间达成的共识，从而奠定了随后几百年来西方大学的灵魂和根基。

二、“有而无在”：作为现代教会的大学

现代大学已经成了知识的工厂和现代社会的思想库。在独立发展的轨迹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大学保持着自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同时也巩固着自身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柏林大学的创立，使人们认识到了大学的社会担当，认识到了研究对教学的裨益，尽管最生动地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的是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科学研究使大学重新焕发了生机，并在与教学的结合中把大学引向深沉。正如杜威所言，对于智慧的信念仿佛变成了本质上是宗教的东西。对通过学者研究获得的不断揭示真理的信念，究其本质而言，要比其他任何一种对完美的宗教启示的信念都更加具有宗教性。在这里，大学教师俨然成为了探求和传授真理的“高级牧师”，而大学则变成了世俗的大教堂，变成了净化人类灵魂的场所。人们不再依赖教会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对大学的价值和信念的推崇，并最终产生了对大学的依附心理。“对于许多人来说，大学已经成为社会中超自然的机构，因为它似乎发展着社会的概念。在这里，人们感到自己身后有强大的后盾———学者、学问、书籍、思想和过去”。诚然，这种依附心理最初来源于宗教对人们的启示。正因如此，大学在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的交替作用下，一方面逐渐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和改革的洪流之中；另一方面，大学也在彷徨和失落中试图找回教会和宗教曾经赋予它的大学精神。大学和学者王国是允许犯错误的。“正如从前没有人会向教皇和身负神授之权的国王提要求一样，现在也没有人要求学者事事正确”。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一个过程。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如果能够认识的都认识了，那么就没有犯错误的权利了。而学者们所做的，仅仅是追求真理，而从来不是穷尽真理。正因如此，大学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颠簸，但其对真理的执着却未曾改变，“人们在真理方面可以自由犯错误的社会，在道德方面优越于必须把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接受为真理的社会”。伴随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大学的扩张，伴随着科学的革命和学科的形成，知识也开启了扩张之路，从前居庙堂之高的高深学问也开始以各种形式融入到社会当中。然而大学毕竟还继承着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源自宗教的保守与坚持的一面，大学虽然逐步走向社会的中心地带，但并不必然地一切都听从于时代的召唤。正如弗莱克斯纳所指出的：“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必须时常给社会一些它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东西。”

今日的大学已不再是昨日纯粹的学者社团，不再是以保存和传播知识为己任的边缘机构。相反，现代的大学是“昔日学术自治、宗教等级与今日的官僚体系的混合体，而这种官僚体系本身又是在学术自治和宗教等级的相互融合中形成的”。学术自治和宗教等级仿佛是大学的左膀右臂，为大学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大学教师作为个体的影响力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无论是梅贻琦的“大学者，大师之谓也”，还是如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Rabi所言“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都表明大学早已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点。大学教授作为高深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播者，往往有着超凡的魅力，为社会所敬仰。他们也往往会突破自己的学科限制，对公共事务品头评足，成为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关注社会问题并进行专业性的反思并无妨，只要是在其自身的研究领域之中，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研究的素材。不过，正如社会这个万花筒一样，学者们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在每一个领域都能像在自己的专业之内那样游刃有余。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教授们的敬畏往往源自他们对公共事务的评论，并把他们对本专业的权威性移植到其对所有热点问题的言论上。而教授们往往乐此不疲，并立志从社会的公知变成社会的良知，甚至成为某一派的代表。其实，“魅力非凡的教授必须谨慎小心，不使自己有力的个性发展成为自己变身‘宗教首领’的起点。相反，他们应该注意当教师和当首领之间的微妙而又重要的差别”。不少教授对非本专业领域问题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能够引起社会的共鸣，而专业的学者往往不会随便对实事和热点进行公开解读，这既是鉴于学术的严谨，更是对公众的负责。而正是有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些时候引导了公众舆论的走向，把大学和学术置于尴尬的境地。大学曾经彷徨过，也曾徘徊过，因为它曾在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的社会进程中迷失了自我方向。

三，结语

因此，现代的大学也急切需要反思自身的行动，并谨慎地在公众心理的造就者和社会改革的自觉人中间做出选择。曾几何时，大学作为一种“世俗的教会”，凭借宗教的力量，一如既往地充当着社会的良心。今天，大学也需要担负起“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责。“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为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在我们的全部历史中，大学和教会一直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或者试图为人类的利益和真理服务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能担当起大学的职能，没有什么机构能够占据这个大学已长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响的位置”。中世纪之前，教会不仅承担了德育的功能，也担负起了智育的功能。随着大学的兴起，智育从教会中分离出来。时至今日，回望大学的千年历程，大学作为世俗的教会，正同时承担起德育和智育的职责。大学作为人类的灵魂，仍然延续着最初的信仰和追求，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着自己的领地。

作者：江金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