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范文第1篇

民族史是指民族发展的历史和对这一历史的记述与认识，是民族这一主体在客观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变化的轨迹，也是民族发展过程这一客体在人们对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和记述。民族史研究的内容应包括古今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文化以及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形成史、变迁史、发展史，包括各民族的起源史、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人口史等等，既有纵向演变过程，又有横向发展联系。从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有各民族形成与发展史；各民族文化及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专史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宗教史等；中华民族形成研究；疆域史与边政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族史和史学理论研究等。从20世纪初，民族史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体系建立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撑。以目前民族史教学的参考书，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为例，简要说明。陈连开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以汉文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同时尽可能挖掘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与之相互印证，简明扼要地叙述、印证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各民族的历史如何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各民族对中国历史所作的贡献，内容丰富而分量适中，既能较好反映民族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成果，又能指导将民族史核心内容在教学中实施、贯彻。罗贤佑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借鉴有关教材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系统、简要地阐述了自远古至民国时期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体现中国民族发展时序感，体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值得在民族史教学中借鉴。从目前指导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来看，唯物主义历史观仍然是民族史教学必须坚持的根本理论观念。唯物史观对分析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宏观规律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把握民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把基本理论尺度。在具体民族研究中，又有多学科理论，如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民族史的研究中，也就决定着在民族史教学的理论观念要在中观、微观层面进一步丰富，开阔眼界，将多学科视角引入到民族史教学中来。

当然，无论运用何种理论和方式对民族史进行研究，无论学科如何交叉，只能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并不能改变民族史的历史学范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在“在民族史教学中灌注‘通史精神’”，值得肯定。从具体教学实践来看，将民族史同区域史、地方史有机结合的方式，展开民族史的教学，既符合民族历史、现实活动的区域、地方实际，又利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遗存资源，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教学途径，值得借鉴。如西北师范大学田澍教授《以西北区域史教学为突破口，推动历史学特色专业建设—西北师范大学生历史学本科教学改革的实践》、罗彩娟《<中国少数民族史>课程教学方法探讨》等，是将区域史同民族史结合，运用到民族史教学中的范例。钱放《谈地方史、民族史与中学历史教学的关系—中学<新疆地方史>教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20世纪90年表的文章，谈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但对大学民族史教学仍有观念和方法上的启示。因此，民族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理论都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又有了大量的具体的民族史教学实践经验，为在历史学本科生中，普遍开展民族史教学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2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基本专业素质的培养

民族史教学是历史学本科课程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环节，但如何更加清楚看待民族史教学的价值与作用，仍然要放在历史学本科生专业培养与职业选择的这一整体过程中来考察。历史学科是一个传统学科，受这一学科体系特征影响，专业与职业问题，必然会受到目前“‘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教改教法养上”，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面举两个地方高校历史学专业近年来毕业生就业流向情况案例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从吉林师范大学2001至2010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就业总体流向来看，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67.9%，攻读研究生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8.5%，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占十年毕业生总人数2.8%。宁夏大学2011年至2013年历史专业毕业生在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学生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30.7%，攻读研究生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9.3%，行政部门就业人数占三年毕业生总人数的12.3%，其他部门就业的人数占13.2%。这两个学校分别为地方师范院校和综合大学，数据统计时间上有所差异，但仍能反映一些总体趋势。两校历史学毕业生职业流向中，在中初等教育部门就业的占有最大的比重；其次是考取研究生人数占比较大；在非教育部门就业人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尤其是宁夏大学历史学本科毕业生在行政和其他部门就业人数占有相当的比重。从两校的当年毕业生待就业人数来看，仍然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教育部门是历史学本科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但每年补充因退休的中初等历史教师的缺口，在数量上，总体呈现一个稳定趋势，同时还有大量的历史学研究生来竞争这一岗位。因此，拓宽历史学本科生就业途径成为教育工作者探讨的主要问题。一些学者以全球视野进行综合考察，如姚霏《公共历史学与高校史学人才的培养》、张倩红《世界著名大学历史学本科生培养模式及其导向》等文颇具启发性。姚文列举美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将史学人才分为具有学院历史学者和公共历史学者两种职业特征的培养模式：综合国内设有历史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情况来看，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为：为有关的教学、科研、编辑出版、图书情报、行政、外事、媒体以及文化建设等社会各领域，培养所需的历史文化专业人才。各院校在具体培养目标设定上，师范院校，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将“为中小学培养从事历史和历史综合类课程教学的专业教师”作为主要目标；综合类的大学则将培养目标设定的较为宽泛。如果按照美国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来划分，国内各院校培养的历史学本科生大多属于公共历史学人才范畴。因此，本科历史学人才从总体就业分布上看，同社会的接触面更为贴近和广泛，其历史学科素质及其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对社会影响也更为直接。所以，培养历史学本科生具有较系统的史学思维、综合分析能力、认同感、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间的理解与尊重等学科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民族史教学对历史学本科生专业素质培养和提升，有着非常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目前，各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中留下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址、遗存，大多已被保护和开发，成为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学基地、影视商业基地等，并创造了相当数量的就业岗位。因此，加强历史学本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素养，既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又可以拓宽就业口径，可谓一举两得。其二，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人才，具有宣传民族团结的专业岗位优势。无论是历史教师、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工作人员，在同公众“亲密接触”的具体工作中，从专业视角，运用正确的民族观，对人们进行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民族间的理解和尊重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三，政府、服务管理部门中，具有较高民族史素养的历史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因其具有较好分析民族历史信息的能力，可以帮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减少工作偏差。

3总结

历史学范文第2篇

辽宁大学前期借助“文献保障数字平台工程”完成了全校资料室书目数据库建设，整合了全校的文献资源。同时，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相应增设了各个分馆的设置，并针对资料室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这些工作的实施对各资料室的分馆化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辽宁大学目前所实行的分馆化体制仍停留在形式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①传统的管理体制暂时难以突破，经费和人员的隶属关系短期内无法改变，导致总分馆间难以统一规划、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②分馆是由资料室“改造”而来，数量过多，设置上缺乏统一标准，发展不均衡。③分馆的馆舍设置有困难。多数高校暂时不具备建设新馆舍的条件，而且分散的资料室也很难集中安置。④各分馆在馆藏规模、经费投入和业务水平等方面差距明显，部分资料室的合并意愿并不强烈。⑤各分馆在业务上难以与总馆保持同步，严重缺乏基于学科内容的专业化知识服务能力。

二辽宁大学历史学分馆的建设举措

1业务管理实行分馆化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资料室以“辽宁大学文献保障体系数字平台工程”项目为契机，与图书馆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力求改变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独立、封闭的运行状态。①在业务工作上接受图书馆的培训和指导，安排资料员参与到图书馆的业务工作中，培养其业务能力。②利用近一年时间回溯建库。在图书馆数字化小组的帮助下，实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③部署与图书馆统一的自动化管理系统，设立历史学院分馆，完成馆藏地点、资料类型、编目模板、流通规则、读者信息等一系列参数设定。④日常的图书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工作应充分与图书馆合作，统一布局，在分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中进行。在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下，历史学院资料室的业务工作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完整地揭示了文献资源，提高了工作效率，进而成为图书馆系统中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分馆”。

2文献资源建设

坚持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历史学院资料室以往的藏书准则就是专业化、特色化，是区别于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为了迎合本专业读者群的需求，使文献更具专业性和特色性，在执行既有的采购、订阅方式外还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与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建立合作关系，以交换形式获得文献。②专门收集、整理教师因出访或参加会议带回的文献资料。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者或著者的赠书。④定期举办选书会，让教师和研究生根据书单挑选图书。⑤重视收藏本院师生的学术成果，主要包括学位论文、专著、科研项目或课题报告等。

3拓展阅览空间

改善阅览环境历史学院资料室原有的典藏形式是将图书和现刊存放在一间阅览室，过刊、学位论文和其他资料存放在另一间阅览室，分类布局不尽合理，总体空间略显狭小，读者的满意度较低。宁静、优美、舒适的阅览环境，科学、合理、人性化的馆藏布局，容易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方便读者利用文献。历史学院资料室在原有基础上新开辟了一间阅览室，并对其进行了统筹安排和重新布局。①把所有图书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中图法”分类排架，以方便读者查找。②把现刊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专业排列，并标示出期刊的学术层次，供读者查阅。③把过刊、学位论文及其他资料放置于一间阅览室内，按照出版时间顺序摆放。④每个阅览室均开辟出较大的阅览空间实行开架借阅，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自由舒适的阅读空间。

4创新服务功能

提升服务价值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创新资料室的服务功能提供了便利条件，针对资料室资源以纸质文献为主、更新速度较慢，技术服务手段缺乏等现实情况，历史学院资料室从计算机网络建设、数字资源开发、参考咨询服务等方面入手，进行了许多尝试。①每个阅览室内都开通了计算机网络并配有打印机、扫描仪、复印机等设备，为读者提供完备的科研辅助功能。②建立分馆网站，搭建网络服务平台。通过整理、归纳学校所购买的相关学科的数字资源，建立本学科的数字资源导航，填补了资料室缺乏数字化资源的不足。③定期开展各类文献资源的宣传活动，依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信息需求，采取不同的服务策略。主要为教师推送了专题资料和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助力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为学生提供了最新图书期刊目录、各类专题综述、书评等文献资源，使他们及时掌握相关专业的资源检索途径和最新研究进展。

三辽宁大学资料室分馆化建设展望

1资料室发展趋势

笔者认为应开阔思路，以学科大类为划分基准，构建“虚拟的总分馆”模式。资料室与图书馆各自的管理体制、组织形式保持不变;业务工作、资源建设、学科服务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按学科大类合并资料室，使之成为学科分馆，与图书馆一起以总、分馆形式存在，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馆制。

2服务共建创新进行分馆化

建设中的资料室必须转变服务范围狭窄，服务手段单一的现状，努力提供高效、准确、人性化的信息服务。①创新服务理念。②创新服务手段。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展服务功能。③追求服务共建。依托自身的服务优势，联合图书馆及相关学科资料室共同融入服务对象的教学、科研和学习过程中，建立良好的互相协作关系，为建设真正的学科分馆做好准备。

3业务和资源的共建

历史学范文第3篇

通过长期摸索，我院已经认识到上述单一的实践教学方式和内容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我院以“多样性”和“循序渐进”为原则，合理安排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先，在教学方面，我院充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的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就是制造灾难的凶手之一。近年来，学院每年都统一组织历史学专业学生前往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让学生近距离地、真切地感知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深化理解理论知识。为了避免学生走马观花，学院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各种形式的课外活动小组，鼓励各小组自行安排各种专题性的活动，包括参观展览、走访专家、担任志愿者、听取学术报告等。2012级同学就组织了多个课外活动小组，并充分利用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资源自主地进行有效活动：他们自行组织了更为细致的参观活动，在参观过程中注意有针对性地记录相关资料、史实，为自己撰写论文收集材料；他们走访了展馆周围平房区的老居民，倾听这些老人们讲述七三一部队的累累罪行；他们还与陈列馆内的专家学者交流，了解相关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学院还将结合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延长历史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时间。届时，学生可以在更长的时段内、较为集中地在实践基地学习、工作。其次，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和技能。学院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的增长。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储备相对较少的特点，学院主要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活动，增强感性认识；对大二学生，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定期到展馆从事讲解工作的学习，陈列馆根据学生表现选拔胜任者出任讲解员；对大三、大四学生，学院鼓励他们争取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特长、锻炼能力、提高素质。比如，进行田野考察，跟随专家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参与各种学术会议等。在“2013年世界犹太研究与大屠杀教育国际研讨会”七三一分会场的活动中，我院历史学专业的部分学生陪同参观，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再次，依托校外实践基地，积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结合陈列馆的展品资源，运用网络、展板、征文、报告会等多种形式，积极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近年来，我们先后邀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到我校讲学，内容包括侵华日军化学战研究、战后七三一遗址保护情况等。

二、实践教学活动取得的成果

通过历史学专业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活动，我院在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通过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史实与实物、书本知识与实践活动、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结合，提升了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往，很多同学对历史学专业有成见，认为它不如其他实用性强的专业，只能纸上谈兵，将来找工作也受局限。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很多同学们认识到，历史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是人类共同的记忆。在课外实践活动中，他们理解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以史为鉴”，懂得了“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很多同学摒弃了过去的偏见，学习兴趣提高了。一些同学还选择了考取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年来，我院历史学专业的考研率始终居于全校前列。更多的同学毕业后选择了从事历史教学工作。一些同学在学习世界史或考研的过程中，外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实践教学活动还引导一些学生选择了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学习兴趣提高的同时，通过多层次的活动，一些同学对中国现代史、东北地方史的学习、研究兴趣渐浓。他们认识到东北地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看到了身处东北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优越条件。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在本科阶段就把学习、研究的重心向中国现代史、地方史领域靠拢。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同学围绕这些领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项目。

每年学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中，这两个方向的选题总是占有比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同学在此基础上报考、攻读这些方向的研究生，继续深造。在实践教学活动中，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达到了双重效果：其一，避免了枯燥、单调的说教，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爱国主义情感。他们主动地向他人宣传，同时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感转化为学习知识、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二，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都一反以往老师组织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由学生自主安排各项活动。这不仅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更体现了学生“以史为鉴”的人文情怀，用他们的行动彰显了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在历次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的总结会、报告会、征文稿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届一届学生思想受到的触动。除了专业方面的成果外，实践教学活动还锻炼了学生沟通、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在担任讲解员、会议志愿者以及跟随专家从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田野考察等活动中，同学们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而且在待人接物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很多同学认识到，要做好工作，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良好的综合素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他们在实践基地的活动中，向指导教师、专家学者、管理人员学习，在各方面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已有多名优秀毕业生被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选拔留馆就业。以上成果仅就本科教学而言。相信通过与校外实践基地长期、持续的合作，未来在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方面的成果将会与日俱增。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第一，应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活动的层次、扩大教学对象的范围。目前实践教学活动主要限于本科学生。本科学生的年龄、知识储备、阅历都限制了他们参与的实践活动的内容、方式、层次。这必然影响实践教学活动的效果。本着实践教学活动和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来应从大一学生开始到研究生阶段一条龙式地指导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保证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员相对稳定、学生的研究范围相对固定、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层次不断提高。此外，还应积极推进合作培养研究生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应保证实践活动时间的连续性。目前我院历史学专业学生校外实践活动时间比较短且分散，导致学生的锻炼机会少。这主要是由于在目前教学培养模式下，课堂授课时间比例大、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相对较少。在新一轮教学改革中，应适当延长学生自主学习特别是课外实习实践活动的时间，保证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增加学生轮岗的机会，促进能力培养。

历史学范文第4篇

历史叙述不同于叙述历史，叙述历史可以包括文学、美术、影视等多种手法，历史叙述只是叙述历史时的一种手法。历史叙述专指历史学家如实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学家一般都称自己著述时秉承“实录”“秉笔直书”“求真”等写作原则，这是历史学严格按照历史记录的学科属性决定的。然而，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进行著述的主观实践活动。历史是客观发生的事实，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时，则是一种主观活动，并且还带有爱憎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以著作为最终产物的一个主体实践过程。历史叙述包括“历史学家主观选择史料”和“历史学家写作历史著作”2个步骤，是一个自始至终的主动性实践过程。在这个模型中，中国古代的私家修史，以及西方史学叙事传统都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学家个人感情主导主观选择”这个理论。而对于唐以后的史馆修史、集体修史，以及近代以来西方的计量史学等则不太适合。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个人撰写的叙事性历史著作。自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发表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历史叙述的主观性研究。一是对历史叙事手法的研究，一般都在考察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如《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间接虚构叙事及其效果》《怎样看待历史叙述中的“虚构”》等。二是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述比较研究，主要是谈区别。如《真与用：关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问答》《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三是有关历史叙述意义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如《叙述、解释与历史编纂》《历史叙述的客观与主观》等。从以上成果来看，对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进行分析的较少，仅有陈新的《论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一文，着重考察了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评价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论述较少，对这种现象产生原因的分析较欠缺。总体缺乏对于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过程前后的情感分析，以及由此构建的理论系统。历史叙述这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中，主体思想会不会影响历史的记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又会对历史叙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为何会有不同的情感？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二、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

历史叙述这项实践活动的最终产物为历史著作。通过研读各种不同历史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主体性活动隐藏着不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故从历史著作出发，溯源探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最为科学。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激发写作历史著作在历史著作中，历史学家以客观历史为叙述内容，以读者为叙述对象。虽然历史学家一再强调“良史”，不“隐晦”，但是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之前，都有着写作的动因，而这种动因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陈述自己作《史记》的原因时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外，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种强烈的“意在斯乎”的个人责任意识激发了他写作的意志。希罗多德称自己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在史学最初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都是从个人著史开始的，而历史学家对自己所述历史的个人强烈情感激发了其写作的动力。无论是记载历史的光辉，还是记载历史的阴暗，都是历史学家努力展现给读者的内容，都表达了历史学家个人对这段历史的个人情感。

（二）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历史写作虽然是以事实为基础的，但是在对事实的记叙中，作者到底将史料加工整理成什么样子，与作者自身的史学积淀及个人情感关系密切。史料浩如烟海，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不能将其全部纳入到自己的著作中，这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威廉•德雷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研究对象统统塞入他的叙述。无论他试图通观罗马失陷后的西欧，还是简述鲁比肯河渡口的变迁，情况都是如此。确实，在需要选择时，一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是他认为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其中就蕴含着某种价值标准。”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有意义或重要的东西”，正是他个人情感中最为强烈的部分。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写道：“伟哉罗马，举世所誉，经此变革，虽毁犹荣。”吉本想将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展现给读者，他说：“我选择了一个光彩的题目。罗马对于学童和政治家都很熟悉；而我的叙事文章，又是从最近时期古典著作的阅读中推演出来的。”推演的目标就是展现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作者曾游历罗马，看到历史遗址后，难以抑制写作的冲动，最终完成了这一巨著。历史学家选取一定的史料进行加工，如果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叙述，那么这些史料所推演的结论将是固定的答案。伯克霍福曾说：“如果我们可以询问谁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讲话，或者作为伟大故事的讲述者而说话，我们也就可以询问伟大故事是从哪种或谁的视角出发而被讲述的。历史学家必须同小说家一样，也选取一种与声音相伴随的视角。”历史学家选取哪些史料，是自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学家的叙述也是存在主观性的，即便所述符合客观史实，在叙述哪些内容时，历史学家仍然有着一定的主动性。

（三）历史叙述的主观性表现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态度面对同样的史实，不同的作者在运用中可能表达不同，甚至出现相反的评价与态度以对韩信的评价为例，《史记•淮阴侯列传》末尾对韩信的评价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汉书•韩彭英卢吴传》末尾则强调韩信没有忠于刘邦：“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两书中对韩信的不同评价，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司马迁感叹韩信作为英雄的悲情结局，班固则指责韩信作为谋反之臣，应当受到惩罚。司马迁对韩信的态度是同情与惋惜，而班固则是对西汉帝国有着强烈的崇敬之心。历史学的求真原则，要求历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但在记录过程中，历史学家也有个人情感，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会通过历史叙述来表述。金圣叹曾感叹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个人情感的表达：“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在情感表达上，历史著作也是情感表达的一种，这与文学著作有着一致性。历史著作中，史料承载着作者的情感，承载着作者要向世人展现的历史。

三、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表达个人情感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历史分为客观和主观2个层面：“在我们德国语言文字里，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那个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个人情感归属于历史学家的主观层面，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个人情感。

（一）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现实生活除了官修史学之外，一直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个人写作的史学著作。历史学家个人著史是一种顺应时代的现象。如抗战爆发前后，国内存在投降与抗战2种声音。范文澜感觉到现实缺乏抗战英雄，为了激励民众，写就了《大丈夫》一书，专门选取了从西汉到明代的25位古代“大丈夫”的英雄形象，“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历史学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与现实隔绝。历史学是以过去为研究中心的学科，又只能如实记录，不能随意编造与杜撰。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来源于亲情、友情、爱情等现实情感与体悟。写作历史著作是个体参与的主体性实践活动，编史必然会与现实社会产生联系。陈新曾提出：“历史叙述是历史学家实践的途径，主观性参与其中的运作，自然而然，在历史叙述的产物即历史文本中，就会映照出一行行主观性的足迹。”这种主观性的足迹，尤其是在现实社会出现大变革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明史》的修撰、《清史稿》的编纂，都是在前朝灭亡后，一批文人（遗老）通过修史来寄托哀思、表达对前朝的依恋。如有外敌入侵时，历史学家往往通过历史上抗击外敌的史实来鼓舞抗战斗志，如《大丈夫》的编纂。如政治清平时期，大臣往往通过编修史书来警示执政者。如吴兢的《贞观政要》、司马光等人编纂的《资治通鉴》、张居正的《帝鉴图说》。

（二）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反映了其价值观念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是其价值观的生动表现，无论是喜爱、憎恨，还是惋惜、崇拜之情。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时必然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前，已经有了“模式”：“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含，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因此，在面对历史记载的空白处时，历史学家大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推测历史的空白，直接将历史人物的对话生动地写了出来。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彰显了其价值取向与情感认定。毛曦认为，历史认识活动受“生理条件和认识环境的影响”，以及“情感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的影响。”应该说，在历史叙述中也存在客观和主观2个方面的要素，尤其是历史叙述更倾向于将个人情感传递给读者，使读者获得历史学家所要告诉读者的那些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叙述的立场、对历史事件的感慨都属于主观层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历史事实是固定的，历史学家则存在个体差异。在历史事实向历史著作的转变过程中，历史学家起着核心作用，其个人情感认定往往让读者受到教育，读者与历史学家在传播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共鸣。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来选取史料，进而通过史料来教育读者。如刘知几在《史通•史官建制》中曾谈到历史的作用：“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无论是“自省”，还是“劝善惩恶”，都是历史学家价值观的体现。记叙“乱臣贼子”警示后人，必然记载其惨痛下场。记叙忠臣的光辉，无一例外地记载忠臣死后受到后人的敬重。记述朝代的更迭，都在有意识地对比前后朝代之间的差异；记述某朝代的强盛，无一例外地强调君主励精图治。

（三）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时却是有情的时间、空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事实的唯一性。后人在面对历史时，因为不是当事人，常常不断地追求真相，却只能越来越接近真相。历史都是远离现实的，人在回顾历史时，难以置身其中，只能靠着情感去接近真相。人们无法改变历史事实，却又常常心存历史的假设，这就是对历史事实无奈之情的明显表现。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一维性，让历史学家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于是在处理史料时，就有了文学与历史2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对客观史实的不同表达方式造成了文学和历史2种学科不同的叙述原则。在此，本文不探讨2者之间的差异，而是着重强调历史著作也存在主观性。曾提出在情感方面历史和文学的作用有着相同之处：“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机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激动了，不由自主地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面对相同的历史，在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的过程中，人们都是对客观历史表达无奈，发出叹息。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末尾感叹道：“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对“霸王”的功绩由衷地赞叹，也对“霸王”的悲剧有着无限的感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司马迁认为项羽败于“以力征经营天下”，且“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这个总结可谓客观。后代文人在叙述项羽失败时，则不再受史实的约束，大胆地创作。如杜牧的《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以及王安石的《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者截然相反的个人情感表达，均不再受史实的约束，主观大胆地假设结局。总之，无论哪种叙述手法，都是表达了对历史的无奈之情。

四、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作用

历史学家通过记述客观史实，而将思想与情感融入其中，最终传递给读者。读者在阅读历史著作过程中受到教育，这就是历史学服务于现实的基本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出发，逐步推演到读者接受，看看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历史学家的个人情感的。

（一）会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往往都是在内心先有想法，然后才开始搜集资料。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选题，选题往往有现实意义，并且还需要有写作的现实基础（资料丰富、时间宽裕、经济基础）。选题的现实意义，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就是时代背景。如范文澜曾在1944年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他曾回忆说：“《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则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为了更好地说明曾国藩的刽子手面目，作者大量地运用了曾国藩剿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实，范文澜撰写这部书时的史料明显有所选择，侧重于其勾结洋人剿杀农民起义的内容。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爱憎，主要通过史实来表达。为了表达某种情感，历史学家会有意地精心选择史料，让读者看到的是史实，接受的却是历史学家的情感。米塞斯曾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不断变化的、不同的：“价值之一切判断系个人的及主观的。价值判断不外宣称我偏好、我较欢喜、我心愿。任何人亦无法否认，各人的感情、趣味，及偏好都大有差别，而甚至本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同一的事物，亦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基于史实进行的价值判断，自然也随着主体、时间、角度的不同而迥异。如建国后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就存在着前后2种不同评价的现象，评价的不同正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的政治背景有关。因此，不同的价值判断正是受到时代主题的影响，历史学家置身于现实时代之中，自然会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

（二）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学从出现至今一直保持着实证的传统，即要求历史叙述严格遵循客观史实。通过寻找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是历史学家公认的工作追求、价值取向。然而，仅靠部分史料推断的真相和真相之下的历史规律，能否经历时间的考验？在此，笔者不论述真相的真伪度，主要是要分析历史学家所发现的“真相”已经影响了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陈新提出：“历史叙述者不可能在他的叙述中避免做出历史评价，因为，即使他想拒绝自己的主观性与历史评价进入文本，这种拒绝本身也需要理由，它是建立在某个立场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主观性是历史学家无法回避的，因为历史学家所述对象往往距离自己较为久远，基于一部分资料之上的历史结论总会受到各种其他资料的冲击与质疑。即使是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也仅是从个体出发，并不能将事件参与者（他人）的状况完全说清楚，这就制造了大量的历史疑案、历史反思与历史再现。历史叙述是如何影响主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呢？托波尔斯基曾分析道：“历史的（历史编纂学中的）事实是建立在历史学家进行科学地再现过去时对资料源和非资料源材料的运用的基础之上的。但那种再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那儿肯定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即使仅仅就其非资料源知识而言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史学家是通过构筑历史事实来再现过去的，但从某一种观点来看，他又是历史事实的‘创造者’。”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面对多种声音时必须要选择其一。如历史上关于曹操和魏延的评价一直没有结论。这主要是围绕着曹操是奸雄还是英雄、魏延是否谋反展开的。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有“替魏武帝辩诬”和“替魏延辩诬”2章。但自《三国志》以来，历史学家大多沿用曹操是奸雄、魏延曾谋反的结论。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历史叙述中将疑问留给读者，只能是采取其中一种说法，并按照此说法填充史料。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沿用成说，最终进一步强化前人的结论，就出现了人云亦云的情形。

历史学范文第5篇

（一）知识凸显，学术退场

相对于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学习与题海战术而言，大学阶段应让学生汲取广泛的专业知识，培养其独立思考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4年大学生活作为踏入社会前的演练，对于大学本科生来说时间并不充裕，从当前大学历史院系本科教学课程来看，其专业课程的时间安排可谓捉襟见肘，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目前教学状况看，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最明显的特色是知识灌输，忽视思考能力的培养。以一节课40分钟而言，学生普遍反映老师更多的是灌输知识，以一人讲解为主，很少提及学术研究。在遇到争议性问题时，教师也很少介绍不同观点，或者虽提及学术分歧，但是不做详细阐述和分析，导致学生往往只能接受历史观点，失去了独立思考某一历史问题的机会。当然，历史学教材也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就目前大学历史院系采用的教材而言，知识点是这些教材的关注重点，在争议性问题上，这些教材没有给出相关线索，甚至一字不提，这样也导致了学生阅读教材时没有思考的机会，个别学生虽然有所思考，但是代表不了整体的无意识状态。梁启超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什么悲观、厌世等词语在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而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与梁任公的趣味教学显然相距甚远。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学历史学教学变成了与中学历史教学相类似，学生考试时只要背题库或者课堂笔记，就可通过课程考试。由于缺少启发机制，学生往往不会主动去阅读相关历史著作。除个别学生会与老师互动，并主动阅读历史典籍外，很多学生会选择其他方式接触历史，如百家讲坛、历史剧或历史小说，而不是踏实阅读严肃的学术著作，于是一个可笑的现象便出现了，不少学生入学两三年尚不知道图书馆在哪里。更可笑的现象是，这类学生中有的竟然会在专业课考试中获得高分。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但反映了教材、课堂教学的问题，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专业课考试机制、试卷设计的问题，等等。学习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不能依赖老师的全权负责，学生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自学积累知识。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应抓紧时间进行观点分析，开展师生互动，让学生能够提出问题并学会思索，进一步展开课外阅读，甚至进行学术研究，这才是大学历史学课堂教学的正道。

（二）市场影响，就业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教育界所受冲击也愈加明显，而与市场疏离、以基础学科自命的历史学更是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历史学专业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难。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在市场大潮下，历史学不是显学，由于跟经济挂靠不紧，历史学相较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而言，不受用人单位欢迎。第二，社会能够提供的对口专业岗位稀少。由于文史哲分家，历史学专业毕业生无法从事新闻、记者等相关工作，多数从事师范教育，少数进入文博单位。由于毕业生逐年增加，师范岗位吸纳能力有限，文博单位又号称“清水衙门”，历史专业毕业生处境十分尴尬。第三，由于国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人才缺口大，国家对这些学科不断增加投入，而对于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则投入不多，这也导致了历史学教学质量滑坡，历史学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综上种种原因，导致历史专业学生在就学期间情绪波动较大、求职焦虑感增加。由于他们普遍对就业前景不看好，因此很难潜心专业学习。为了给求职增加筹码，很多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选择其他热门学科学习，或者为跨专业考研孜孜以求。部分学生为了专心学习其他专业，甚至不惜以逃课为代价。种种现象表明，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历史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主要问题。授课老师因学生心不在焉而降低教学热情，学生因老师“冷淡”而疏离专业学习，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是目前大学历史学教学的普遍现象。此种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三）结构失调，专业让步

由于市场等因素，导致大学本科教育课程设置备受争议。争议焦点一是课程设置不合理，二是专业课比重不合理。就历史学而言，传统历史学教学文史哲并重，但是当下历史学教学由于1952年大分科后，历史学与文学和哲学愈走愈远，且由最初的疏离感增加变成今日的壁垒森严，基本上历史系不会设置文学和哲学课程，中文系和哲学系也不会专门设置历史课程。由于课程设置以及壁垒问题，很多学生想要去外系听课也变得不够顺遂。除了不合理的文史哲壁垒问题，仅就历史院系的专业课设置而言，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课程门类众多。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公共课、通选课，这些课程对于讲课内容、讲课形式、考试方式都有不同的要求，不仅让学生无所适从，授课老师也常常不知所措。第二，专业课让步于公共课。近年来，由于出国热和就业导向等问题，导致很多学生疯狂学习外语，甚至逃课学习外语或第二专业。其中部分学生固然是为了早日通过外语四、六级考试，但是即便是这一原因也严重影响了专业课的学习。由于公共课设置较多，专业基础课不得不给公共课让路，这就造成专业课课时不足，导致学生工作后认为大学教师传授有限，不敷使用，因此产生埋怨情绪。虽然说毕业生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储备不足未必是因为大学专业课设置不足，但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说明了专业课对于毕业生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性，因此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

（四）形式单一，讨论不足

这里说的是授课形式。从目前的状况看，大学历史院系本科教学中一个明显的通病就是灌输为主，缺少师生讨论机制。有些老师认为讨论课属于研究生阶段授课模式，大学本科生尚处于知识接受阶段，不适合讨论。另一部分人认为师资力量不足，且大学虽有图书馆，但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复本资料。此外，多数大学的古籍资料室对本科生限制开放。这些因素客观上限制了大学本科教学讨论课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以上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大学图书馆复本不足，古籍资料室拒绝对本科生开放，这些确实不是朝夕可改的现实问题，但是这些不能成为讨论课缺失的借口。有些老师认为讨论课就是事前布置书目，令学生课余阅读并做笔记，课上进行讨论和分析。其实授课教师可以将某个案例布置给学生，首先让学生力所能及地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然后在课堂上拿出一部分时间进行讨论，这样既让学生参与了思考，又避免了一味灌输式教学的弊端和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从学生反映的情况看，灌输式教学是最不为学生所接受的模式。学生最不愿意接受的便是老师在课堂上“阅读”PPT课件，或者照本宣科。在这样的课堂上，不少学生会选择睡觉或其他方式逃避学习，部分学生则直接逃课。由于各学校针对逃课实行了点名制，学生逃课会造成课程考试不及格，并直接影响学生毕业以及就业，从而减少了学生迟到、早退甚或逃课的现象。但是，这是一种好的办法么？显然，这种办法将本已疏离的师生关系变成对立关系，其损害的不仅是某个老师的个人形象，而且是一代年轻人的求知热情。

二、改进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的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的警钟已经长鸣，关键是多少人听到了这种声音，又有多少人是充耳不闻，甚至不以为然。笔者揭出这些问题并非要鼓吹整体改革，事实上，大规模的整体改革不仅耗时长久，且效果也未必如预期一般理想。所以，与其将美好愿望寄托于整体改革，不如从实践上努力改进历史学教学。为此，笔者提出如下三点意见：

（一）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增加教学水平考核比重

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一般由国家制定，这一制度如果能够重新考量，那自然是意义深远，但是这种改革恐怕呼声远大于行动，因此对于高校来说，不如采取更实际的行动，比如增加教学水平的考核比重。事实上，每个老师都有教学热情，都希望自己的课程能够受欢迎，而教学质量下滑，跟我们缺少合理的教学评价机制相关。由于缺少这个机制，所以很多老师在无科研压力时对教学得过且过，有科研压力时则以科研过重而对教学敷衍塞责，从而失去了责任心。因此，当务之急是高校应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鼓励老师拿出足够的时间专心教学，并对执行不力者进行惩罚，从而提高历史学教学水平。

（二）改进课堂教学模式，让教学和讨论“平分天下”

就课堂教学而言，应改变照本宣科式教学和灌输式教学，将西方自小学就开始实行的讨论课引入大学课堂。每次上课教师都要准备一个案例，事前将案例所涉及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任务布置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公共网络、校园网络教学平台、图书馆、资料室等途径收集相关资料，进行阅读理解。在课堂上，教师安排10～20分钟时间进行讨论，对学生的评价和分析进行再评价，剩余时间再由教师进行历史事件脉络梳理，最后将课堂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以作业的方式布置给学生。这样既兼顾了基础知识的传授，又培养了学生主动思考和独立分析的能力。为配合开展课堂讨论，学校应将资料室对本科生开放，同时让老师提供课堂教学案例中的参考书目，由学校购买足够多的复本。同时，大力拓展网络教学平台，将部分参考书的电子文本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以便学生下载使用，及时阅读和讨论。

（三）增加专业课程，减少辅助课程

4年本科教学时间，对于历史学教学来说，非常有限，所以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课程设置应该以专业课程为主，同时增加断代史课程。目前的现实是，首先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变成大学本科历史学教学两大主干课程，课程设置的时间最多；其次是专题课以选修课模式出现，对于两大主干课程而言是辅助课。但是由于灌输式教学以及通史课自身的局限，导致很多历史问题无法在课堂提及，部分争议性问题也无法呈现。这种两大主干课大包大揽的课程设置模式引起很多师生的不满。笔者认为，可以缩短两大主干课程的课时，将两大主干课程变成通论性课程，主干课主要是通过提纲挈领的方式引导学生了解整个历史概况。在主干课之外，学校应大量设置断代史课程，将具体问题放在断代史中进行细致分析，增加断代史课时，这样不但可以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有助于授课教师结合自身的科研，讲出水平、讲出特色，可谓相辅相成、教学相长。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