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调查报告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6月2日，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主办的净化网络语言主题座谈会召开。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座谈会上了《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官员、城管、专家、医生、警察成为所谓的互联网“黑五类”，在历次公共事件中常常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此外，“尼玛、潘俊⒍罕取⒔惺蕖钡却视铮在2014年网络低俗词语的使用中位居前四位。
2014网络低俗词语排行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截取日期：2014年月1日-12月31日（数据来源：微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中文报刊系统）
此次座谈会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5月20日至6月7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护苗2015・网上行动”的一部分，“护苗2015”是《国家网信办2015年网上“扫黄打非”实施方案》今年新增的专项行动，旨在对色情、暴力、恐怖、迷信等有害信息进行清理，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常务副秘书长单学刚在座谈会上介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根据网民用到的低俗词语，进行简要的筛选统计，选取25个（组）网络词语进行信息检索后发现，2014年全年，12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数量达到百万次以上，4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达到了千万次以上。
2014网络低俗词语排行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数据截取日期：2014年月1日-12月31日（数据来源：微博、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中文报刊系统）
《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显示，媒体在标题中使用最多的三个用词是“潘俊薄“逗比”、“叫兽”。网络低俗用词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尼玛”“你妹”“蛋疼”，以及“绿茶婊”“碧池”“小婊砸”有明显的网民搜索相关。
单学刚指出，网络低俗语言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一些生活中的脏话经由网络变形而受到广泛传播，例如“尼玛”、“”等词语的同音利用。其次，有一些词语因输入法运用而呈现出象形创作。再次，英文发音的中文化、方言发音的文字化也使得网络低俗语言不断翻新，如“碧池”、“逼格”、“zhuangbility”、“滚粗”等。此外，网民自我矮化、讽刺挖苦的创造性词语今年也有增多，例如“潘俊薄“土肥圆”、“矮穷矬”、“绿茶婊”等。
“网络空间就像每个人居住的小区一样，网络低俗语言就像充斥在小区内的垃圾，网络低俗语言是一种语言‘雾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局长姜军指出，出现网络低俗语言的原因主要在于网络发言呈现匿名性、个人可自由发言、传播广、发表网络低俗词不好追究等特点。
《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指出，网络低俗个人可自由发言、传播广、发表网络低俗词不好追究等特点。
《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指出，网络低俗语言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以情绪发泄为目的的网络谩骂、以恶意中伤为手段的语言暴力、以粗鄙低俗为个性的网民表达。
面对碎片化的互联网信息，部分网民在不深入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将情绪性的谩骂宣泄于公共空间，报告指出，官员、城管、专家、医生、警察成为所谓的互联网“黑五类”，在历次公共事件中成为口诛笔伐的常见对象。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西南民族调查
【作 者】刘小云，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53-007
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ern Ethnics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yun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uthwestern ethnics studies had been heated. Un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d investigated southwestern Ethn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pionneer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of 1920s，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surveye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Yao. Then，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were in cooperation of Yunnan’s ethnic survey，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fluential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organ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of 1930s to the 1940s，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scholars launched a broad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and obtaine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west ethnic investigation.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投身于西南民族调查，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热。中山大学(中大)提倡西南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此后20余年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一直在这片领地开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大因而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前人对中大与西南民族研究有所论及，多侧重于史实叙述。①本文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科互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意义。
一、中大生物系师生的瑶族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调查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实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鸟居龙藏奉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实地考察，走遍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考察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考察的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后者被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该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译本虽迟至20余年后才出版，对于科学尚落后的中国来说，“未始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者的一种重要参考典籍”②。
我国较早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者是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国，途经贵州，遇见仲家和苗人，对西南土著人种发生兴趣，很想有机会加以研究。1914年，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考察地质时，对当地土著民进行人类学测量和调查，后以《漫游散记》连载于《独立评论》，记录了他对栗苏、青苗、罗婺、罗倮4族的测量结果及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的有趣故事等。
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初由生物系师生进行。辛树帜时任中大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极力主张考察广西瑶山。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研究资源，又是瑶族聚居区，其语言、习惯、风俗、民情尚未经过科学调查。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左右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很希望进行一次瑶族实地调查。于是，商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赴瑶山实地考察，得到学校的支持。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由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历时3个月。白天，他们攀崖、钻岭、穿林，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集各种珍稀动植物标木。晚上，他们回到瑶寨，整理标本，采集歌谣并注音，访问民俗。此次考察经历，由石声汉详记为《瑶山采集队日程》，共8万余言，不仅记录了采集队对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还囊括了考察所经过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为研究当地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大生物系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任国荣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了《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送给中大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这些成果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顾颉刚赞扬生物系师生“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③
1928年7月23日，中大生物系广西瑶山采集队撰写《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认为瑶山富含生物学、人类学宝藏，是学术研究的好场所，希望中大两位校长、中研院当事诸先生、广西各界人士，“一为核度，与以赞助，……愿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共肩负研究调查之责一部分。”④
中大生物系师生认识到瑶山不仅在生物学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上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由于考察时间短促，更兼非专业之故，这些调查称不上是科学的。就以辛树帜来说，他以生物学为志业，对民俗学也饶有兴味，是20世纪20年代中大民俗学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受中大语史所主任傅斯年的委托，率领中大生物系采集队在采集生物标本之余，顺便进行瑶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函报傅斯年。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辛树帜在致傅斯年函中说：“关于?山之调查，近来愈有进步，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此不特极有趣味，盖亦极可注意者也!”⑤
二、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大语史所积极提倡实地调查西南民族。中大语史所创办的《语史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都很注意西南民族研究，单《语史所周刊》就先后出版了“风俗研究专号”、“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4个专号，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主题。
《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实地调查西南民族，认识十分到位：“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作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所以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若干次专号。”⑥
傅斯年所见略同。傅斯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南民族调查的紧迫性，认识相当充分：“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⑦
顾颉刚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大地处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苦于经费支绌，人才匮乏，“这还不是我们正式工作的时候，而是我们作宣传运动的时候。”《语史所周刊》发行“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一回事。⑧
就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刊出不久，中大语史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合组的云南调查团启程。1928年7月12日，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一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奔赴云南，调查人类学知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容肇祖有课，于9月初返校。史禄国夫妇因惧怕危险，留在昆明，测量人体，兼做罗罗语言调查。杨成志不畏艰险，独闯罗罗山地，途经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斯行不减路三千”，其调查成绩之一，即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
杨成志实地调查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特别是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⑨。杨成志是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⑩，此后，国内学者逐渐涉足西南民族调查这一领域。
20世纪20年代，接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图书馆藏有关文献资料也很少。史禄国在上海测量人体时，就曾感叹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的人类学资料奇缺，先进的测量仪器就更不用说了。[11]所以，这时中国学者有关西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水准远不及欧美学者，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难怪杨在评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像《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之类，“若与外国同性质的报告作一比较，真使我们觉得惭愧。”[12]
杨成志在云南调查结束后，感触颇深。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外国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概况，而且能从他们研究的结果弄出一点假定的结论来，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开自己亲自跑到西南民族居住的地方外，即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从前的中国人士闭门造车的方法，高明得多了。”[13]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14]
1932-1935年，杨成志受中大派遣，留学法国，师从名师，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业训练，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秋，杨成志学成回校任教。在10余年里，他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学者一道，活跃在西南山地岛国，开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三、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文科研究所、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学者发扬语史所时期的传统，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成果显著。
1935年9月15日，在杨成志努力下，中大《民俗》复刊，初为季刊，后变成不定期刊。该刊“虽名为《民俗》季刊，实在是人类学、文化史、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刊物。”[15]该刊共出了《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两个专号和《广西部族调查》一个特辑，均是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所得的成绩。
在10余年里，中大人文学科学者开展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较突出的有：
(一)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4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3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考察了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3县的瑶山，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6]这次调查使他们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7]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任巫术宗教，王任社会经济，顾任技术绘画，杨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这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学校回迁粤北后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他们所撰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若“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8]
(二)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与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9]考察团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人于2月3日出发，3月中旬返回，王兴瑞、何元炯继续留在黎区。杨成志一行搜集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20]。抗战爆发后，考察活动难以为继，惟王兴瑞撰成20万字的《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21]。
(三)云南摆夷调查
江应对西南边疆夷人，“自幼便有多少断残零碎的见闻”。1936年考入中大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岐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22]江应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此后10余年的研究，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大研究院合派江应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在杨成志指导下，江应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计划，江应进入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的摆夷聚居区，获得许多土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送给中大研究院。1938年5月，江应回到广州，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奉教育部令，审查该文，称：“本书价值，全在实地考察，非同臆说”，“真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关于缅甸交界之区，若政治，若军事，若教育，皆考察详明，忧深虑远，特具卓识。”[23]
江应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中英庚款两年资助，继续研究云南摆夷。1938年8月，他再度西行。先是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负责民族调查，写成《滇西的摆夷生活》一稿。随后，回到迁至江的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年里，他带领学生考察了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夷人。1941年春，他由峨边进入凉山等地，考察独立罗罗。1943年秋，他主持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藉官方征集材料之便，为云南省政府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1945年7月，他以车里县长身份，深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历时8个月，获得一部分资料。
到1948年，江应含辛茹苦12年，三易其稿，成书《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共20万字。其材料“完全是直接从边地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材料。”[24]
江应是杨成志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所走的研究之路，正是秉承师授，用脚开踏出来的。江应后来长驻云南，成为云南大学人类学教研事业的带头人。
(四)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以作考古物证。他们在海丰工作了38天，主要以汕尾镇、捷胜墟、东洲坑为驻站，在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16处遗址开展工作，获得古物一万五六千件，石器约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陶器和陶片[25]。这些古物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二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6]。
(五)其他民族调查活动
1940年夏，中大从江回迁粤北，中大研究院各所(部)研究生组成“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了滇、黔、贵、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和农业等。中大文科所研究生卢锡恒、黄福銮、梁钊韬、宋兆联、徐中玉、朱守一、罗时宪、李保世、郭文敬9人，承担了文史组的考察任务，该组下分文献、民族民俗、档案3个小组[27]。
1941年5月28日，教育部颁布《为研究考察各边地政教设施及其民俗并为鼓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一种》。中大历史系1940届毕业生李崇威，志愿赴西康巴安德格一带调查，获教育部资助，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旅费补助金1500元[28]。
中大回迁粤北后，黄达枢奉派留滇考察民族。在4个多月里，他到了楚雄、盐兴、镇南、姚安、大姚、牟定、祥云、宾川、弥渡、洱源、蒙化、大理各县，得到地方长官和教育界人士竭诚协助，尤其深得各县青年学子提供宝贵材料，并报告各种民族方言真谛，使其计划能逐步完成。[29]
1942年，中大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增设“边胞社会民族学组”[30]。1943年，教育部拨给其边胞民俗调查补助费8000元。11月，该系利用这笔专款，到湖南郴县棉花陇，初步考察了当地边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所获材料甚丰[3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实地调查，成就斐然，为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
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32]中大语史所成立以来20年，中大学者以西南民族调查为凭借，促进了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化，最终脱离史学，独立成为一专门学科。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以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品牌在中大的确立。
1928-1948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均是西南民族调查的研究成果。
1948年3月，杨成志呈书教育部，请在中大设立人类学系。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任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首次招生，考生550人，择优录取20人[33]，比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招生要好得多。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秋成立，学生1人，1948年，学生2人，到1949年，学生也才5人[34]。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成立，师生共3人，号称一系(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学生1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35]在课程设置上，杨成志突出西南民族研究。必修科目设“西南民族导论”，选修科目设“西南民族研究(康藏民族志、泰掸民族志、黎民族志、苗民族志，四选一)”、“应用人类学(含欧美殖民行政、中国边疆问题、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语言”等[36]。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教学在中大人类学系三位一体，并作为其一大学科专业品牌，传承至今。
中大的西南民族研究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往往是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同时进行，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大语史所和文科所人类学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在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较多，但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方法的综合和借鉴利用[37]。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20世纪前半期，中大顺应时代和学术主潮，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在杨成志等中大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重镇。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容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C]∥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A].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②江应.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③⑧顾颉刚.跋语[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
④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17).
⑤?山调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2).
⑥绍孟.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
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⑨中山大学档案[Z].20-3-16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⑩[2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6.29.
[11]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preface [M]. Shanghai，1923：2.
[12]杨.民族学与史学[J].中法大学月刊，1936，(4).
[13]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民族概论[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29-132).
[14]中山大学档案[Z].20-3-110.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1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7-118.
[16]杨成志.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J].民俗，1937，(3).
[17]杨成志.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导言[J].民俗，1937，(3).
[18]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9]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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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视频网站 互联网产业 困惑 发展策略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9年1月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2.98亿人，普及率达到22.6%，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网络视频用户相比2007年底净增4000多万用户，达到2.02亿”①，相当于每1.5个网民中就有一个网络视频用户。
视频网站作为互联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受到越来越多用户、广告主与投资者的关注。视频网站的风靡，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视频网站用户可以在网站上随意观看喜欢的视频而不需要下载播放软件与内容，甚至不用注册就可以直接观看。同时，视频网站所提供的内容丰富，既有电视节目录像，又有网民自己制作上传的“平民化”内容。另一方面是视频网站迎合了现代都市人群日益改变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一、发展中的迷失与困惑
视频网站曾被喻为是互联网产业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应用模式之后的又一大热门。而今天，版权问题、低俗内容、带宽制约、金融危机等因素成为了视频互联网产业发展途中的拦路虎。视频互联网产业发展中的迷失与困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版权纠纷不断
可以说，视频内容版权问题已经成为视频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最大软肋。在版权人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如何改变经营策略，创新视频内容的合作方式是视频网站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
2009年春节后，华谊兄弟把新浪、搜狐、土豆等五家网络公司告上法庭，理由是这些网站未经许可擅自播放《非诚勿扰》《集结号》《李米的猜想》《功夫之王》等影片，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2007年，维亚康姆公司将YouTube告上法庭，理由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YouTube允许用户将制作的电视节目剪辑后免费放在网上观看，对维亚康姆传统电视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造成“分流”，严重侵犯了其大量娱乐内容的版权。近几年来，一些主流的视频网站接连不断地成为被告，版权纠纷严重制约了视频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2、低俗内容的困扰
所有视频网站的用户使用条例中都规定禁止上传带有黄色、暴力、种族主义的视频内容。但由于所有用户都可以上传视频，不少网络用户出于猎奇、赚取点击率的心理，上传包含不良信息的视频，加上审查不及时、漏审等原因，低俗视频内容普遍存在于视频网络中。无法完全控制用户上传的信息内容，版权问题和内容低俗等问题给视频网站带来了巨大的经营风险。
2009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等七部门宣布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的专项行动，对包含有低俗内容的网站进行通报批评并要求及时整改，对清理低俗内容不彻底的网站实行关闭处理。
3、“民营企业”的身份忧虑
2007年12月29日，在信产部和广电总局联合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要求，申请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企业，必须“具备法人资格，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单位”②。围绕着“国字头”、“许可证”等敏感字眼，所有民营资本的视频网站都陷入了困境，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在2008年2月3日晚颁布的针对《规定》的解释细则中表示：“《规定》之前依法开办、无违法违规行为的，可重新登记并继续从业。”③。对于民营视频网站来说，总算是虚惊一场。势单力薄的民营视频企业，更希望得到一个稳定开放的环境，在市场中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
4、金融危机的冲击
由于网络新媒体自身的行业特点，之前国内互联网行业进入门槛非常低，近几年大量资本涌入，视频互联网产业已存在了大量的泡沫。据调查，“仅2006年一年时间，中国的视频网站数量就从年初的30多家迅速增长到了300余家，而且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④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赢利模式，大多数视频网站只是互相模仿，大肆“烧钱”。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经济实力弱、不够专业和规范的中小公司将会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出局，而对于实力强大、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企业来说，则是一次很好的整合机会。
5、潜在国家网络电视台的竞争威胁
2009年2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官方网站的消息称，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正在积极推进国家网络电视台的筹备工作，其另一目标是建成“网络视频分享平台”。这就意味着国家网络电视台将会在得到央视提供的大量视频内容的同时，更有可能会建成像现有民营视频网站那样用户可以上传与分享视频的平台。对于民营视频网站来说，竞争会更激烈，生存的压力会更大。
二、发展策略与方向
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家监督管制的加强，再加上国家网络电视台的进入，这对本已陷入困境的中小视频网站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生存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央视进入网络视频领域，是否会在视频网站中出现“独大”的垄断局面？现在的土豆、优酷、酷6等民营视频网站又将如何面对？
1、加强版权合作，探索多赢新模式
只有解决好视频内容的版权问题，整个视频互联网产业才能够真正成熟、发展壮大起来。一是视频网站购买版权，但这无疑会加大视频网站的成本，大多数视频网站恐怕承受不起。二是与版权所有方进行合作，所得广告收入按一定比例进行分成，这将大大的降低购买版权的风险。三是鼓励用户上传原创作品，并给予一定的奖励，将广告收入与原创视频作者进行分成，增加用户上传原创视频的积极性。
2、加强审查力度，过滤低俗信息
网络视频对公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主体的视频网站，需要加大对视频内容的审查力度。利用先进的技术系统对涉及侵权、低俗内容的视频自动进行过滤、屏蔽。同时对视频内容进行更灵活、严格的人工审查工作。还可以建立用户对低俗内容的举报系统，对提供线索和遵守规范的用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加强对用户网络行为自律的教育，抵制低俗内容，自觉遵守互联网视听规范。
3、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2009年3月，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完善扶持政策，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发展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事业。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⑤
4、创新思维，差异化竞争策略
“人无我有”的营销思路是获得胜利的重要方法。在资金、节目内容、政策优惠上拼不过即将面世的国家网络电视台，众多民营视频网站应该重新定位，适当地调整其经营战略，采用差异化的竞争策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视频内容的建设上，民营视频企业可以与各电视台、国家网络电视台合作，实现共赢多赢是最好的局面。■
参考文献
①《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②《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56号，2007-12-29
③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负责人就《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答记者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8-2-3
④李忠存，李琦，《视频网站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IT时代周刊》，2008年第7期，第44页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职,中国旅游文化,教学改革,实践途径
引言
根据教育部16号文件的指导精神和社会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下,应不断探索适用于市场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不断培养育学生的职业素养,同时本着终身教育的原则,让学生不仅在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在职场上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因此，笔者在学习教育部16号文件，领会其精神，并结合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所做的尝试进行探讨。
高职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旅游业的发展培养造就所需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中国旅游文化》是旅游专业重点专业课程之一。因此，《中国旅游文化》课程的质量影响高职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也影响旅游人才的质量。
一、中国旅游文化课程存在的问题
首先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问题。目前的中国旅游文化课主要是介绍各地山水、各历史时期的一些文化遗迹、风俗、民俗、民间艺术等内容,仅停留在介绍层面上,很少从深层次产生的原因、原理上上去探究，没有深挖其内涵,这样易造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性，以及影响学生发挥其潜质与其终身学习的能力。
其次，教学理念不明确。《中国旅游文化》课的内容涉及面广泛,包括了历史、建筑、文学、宗教、艺术等，即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财富,以及创造文化的自然环境和时代背景,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如何进行课程定位，明确教学目标，是开展教学活动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因此，教学过程中必须先明确这一课程与专业人才培养的关系，才能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过去《中国旅游文化》一直被认为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有其科学依据。但是针对不同专业又要有区别得对待，在针对旅游管理专业中导游与旅行社方向的学生，注重培养学生的导游服务实践能力中，中国旅游文化对其专业理论指导的作用非常明显和必要。因此，笔者在针对导游与旅行社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将课程定位为专业技能课。
二、教学改革实践的总体思路与实践途径
（一）调整教学计划，增加实训学时数
为了实现高素质技能性人才培养的目标,也为了适应学生的实际情况。首先，明确课程定位，将《中国旅游文化》作为专业技能课，从整体调整实践教学体系,增加实训学习学时数,加强学生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转换能力。以前《中国旅游文化》总学时数为54，其中实训学时数为18，现调整实训实时数为27。在整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设计了八大实训项目（如图所示），实训项目明确，针对的知识与能力目标定位准确，针对各章主要内容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运用知识与实践的能力。
实训项目
实训基本内容
本实训涉及以下具体的知识点
实训要求
实训项目一：黄鹤楼（建筑文化专题1）
1、整理黄鹤棂有关背景资料（课外查找备用），包括导游词
2、结合课程所学知识，分析探讨黄鹤楼为何种旅游资源，其资源评价，尤其是历史文化价值如何？
3、分析了解黄鹤楼建筑特征、文化内涵
1、黄鹤楼的主要建筑组成、模式；
2、黄鹤楼的主要历史渊源、历史文化价值；
3、黄鹤楼建筑特征；
4、黄鹤楼为何种旅游资源；
5、黄鹤楼建筑特征、文化内涵。
学习小组制作课件，完成小讲座，撰写实训报告
实训项目二：北京四合院/窑洞民居（建筑文化专题2）
1、整理课前查找备用的有关资料；
2、结合所学中国建筑文化知识，分析北京四合院/窑洞民居建筑特征、文化内涵
3、分析总结中国民居建筑的文化思想。
1、中国民居的主要建筑类型；
2、北京四合院/窑洞民居建筑特征、文化内涵；
3、中国民居建筑的文化思想
学习小组制作课件，完成小讲座，撰写实训报告
实训项目三：苏州古典园林例证分析---拙政园（园林文化专题）
1、介绍中国园林的分类法；
2、总结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技巧；
3、分析了解苏州古典园林拙政园的艺术特征。
1、中国古典园林的主要分类；
2、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点；
3、私家园林、江南古典园林之一的：苏州古典园林拙政园的艺术特征、文化内涵探析。
学习小组制作课件，完成小讲座，撰写实训报告
实训项目四：茶文化专题
（茶艺实证）
1、对课前查找备用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能运用所学茶文化基本知识；
2、熟悉茶的主要分类，中国主要名茶的特点；
3、介绍一种名茶的茶艺；
4、分析总结茶文化之茶艺与茶道的内涵与核心。
1、茶的主要分类；
2、中国名茶的特点（茶品）举例；
3、一种茶艺具体演示程序；
4、茶艺与茶道的内涵与核心
1、学习、了解一种茶艺
2、完成实训报告
实训项目五：中国酒文化专题
1、中国酒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发展概况；
2、中国酒的主要分类；
3、中国酒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4、中国名酒品鉴举例。
1、中国酒文化的历史与发展概况；
2、中国酒的主要分类；
3、中国酒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酒趣、酒器、酒德、酒礼、酒楼、酒旗、酒联、酒令、酒诗）；
4、中国名酒鉴赏知识
1、分析总结中国酒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2、个人独立完成实训报告。（针对本专题实训，鼓励小组或个人制作课件、讲解演示）。
实训项目六：民俗文化专题
1、端午节习俗由来简要介绍；
2、举例分析民间端午习俗的文化内涵；
3、寻找主要端午活动，举例分析主要活动内容；
4、演示并介绍：整理有关背景资料（课外查找备用），包括图片、音乐所制作的小组或个人课件。
1、民俗文化的概念及主要分类；
2、端午习俗由来与主要民俗表现；
3、分析了解主要端午活动内容重点：旅游地端午民俗文化特点）。
完成实训报告。
实训项目七：旅游文学艺术专题
利用课件介绍你熟悉的（例如你家乡的）旅游文学艺术：
1、历代描写你家乡（或其某一景观）的诗词、游记文、旅游散文、传说轶闻、名胜楹联等；
2、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如书画、雕塑、戏曲等
针对本专题实训，鼓励小组或个人制作课件、讲解演示
实训项目八：中国宗教建筑赏析——武当山（宗教文化专题）
1、整理武当山有关背景资料（课外查找备用），包括导游词
2、结合课程所学知识，分析探讨武当山为何种旅游资源，其资源评价，尤其是历史文化价值如何？
3、分析了解武当山建筑特征、宗教文化内涵
1、武当山的主要建筑组成、模式；
2、武当山的主要历史渊源、历史文化价值；
3、武当山建筑特征；
4、武当山为何种旅游资源；
民俗文化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徽州（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曾称雄中国商界，于是便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兵燹的频繁出现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普遍介入，明朝中期以来的繁荣景象已经风华不在。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徽州已经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1901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实行“新政”。为了便于“新政”开展，清政府决定广设调查机构，对全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在政府推动和一些开明官僚、立宪派人士的热心参与下，很快便形成了一股全国范围的调查运动。
首先是调查内容广泛。涉及国家的各个方面，如币制、盐政之调查；妇女缠足、禁烟之调查；自治和户口之调查；各地风俗、民事、商事习惯之调查，等等。
其次是规模宏大。调查机构和调查报刊大量涌现。据李章鹏考证，从1903到1911年，中国相继成立的43个调查机构，其中29个为官方机构，而1908年这一年官方调查机构多达15个。1903年后，全国调查次数大幅增加，是此前所有调查总数的135倍之多。宣传调查的报刊持续增加。他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所收集的清末261种期刊统计，曾辟有调查栏目的有53种，占总数的20.31%；刊登过有关调查文章的有108种，占总数的41.38%[1] （pp.76～78）。
最后是调查的组织程序也比较严密。先由中央修订法律馆统领，根据调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制定了各种专门的操作规则，然后各省成立“调查局”，一些省调查局制定更为详细的调查规则和调查文件格式，最后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各地参与社会调查活动除专职调查员之外，还有地方官、商会社会团体及乡绅。
在这一社会背景下， 徽州知府刘汝骥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了徽州社会调查。刘汝骥是晚清时期一位颇有政治眼光、办事踏实认真的政府官员，曾经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召见。据《陶甓公牍》卷首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刘汝骥，对有关新政问题进行了垂询。关于中国政体，慈禧太后肯定了刘汝骥“去年条陈甚有见地”；对新政时期官员保举过滥也“条陈的很好”。此外，慈禧太后还询问了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慈禧太后训直隶学堂如何时，刘认为“近日办学堂的毛病是縻费太多，中学堂以上学科太杂，于经学反多荒废”。当慈禧太后问及留日学生“流弊日多”的原因，刘回答：“此当慎之于始，非中学有根柢者，不得遣派，自然流弊可去。”慈禧太后耳闻“日本有假丝售于我国者颇多”，刘对此也颇为关注：“此不独日本，印度、法兰西皆有”，并且提出独到的见解，“我中国亦可仿造，求皇太后、皇上责成商部，认真提倡，自然有效”。慈禧太后对当时洋布充斥中国市场表示忧心忡忡，“又为我国一大漏卮”，刘提倡大量设立民办织布局加以抵制。皇太后还提到工艺广兴问题，刘建议可以在川陆通衢省份举行内地赛会来鼓舞民众[2] （pp.462～463）。
这次召见中，刘汝骥表现出了关心时局的忧患意识、力图振兴的改革精神和认真务实的办事态度，尤其是其良好的官员素质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丁未正月初七日，光绪帝颁布上谕，着刘汝骥补授徽州知府，要求他严加整饬州县，体恤百姓疾苦，实心办事。
在徽州的社会调查活动中，刘汝骥表现出了踏实严谨的作风，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调查流程办事。当时，省里成立“调查局”，徽州府以省里规定为标准，“此项法制子目由省局所颁，并无异同，只答问有详有略、有切题不切题之分别”[2] （p.576），在各府县则设立调查法制科，“知府就署设立统计处，派委各县学识兼优，热心公益之士绅组织统计学会，分任调查，并令将法制事项一并分条撰说，随时报告，以凭汇核编订。先后编送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各方策，陆续报告前来”[2] （p.578）。作为主持者，刘汝骥十分重视这场社会调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在法制一科调查过程中，将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三习惯，“逐条撰说寄府，以便编纂，愈确切愈好”[2] （p.576）。对于“敷衍缴卷者”的黟县余攀荣则提出批评[2] （p.609），他希望士绅们能够齐心协力，“惟赖诸君挚诚毅力，同肩此一副担子”。这次调查有明确目的，“弟处广征鸿文，将于此互证参观，以求其差异，即以此为纂订法典之定本也”[2] （p.576）。最后，刘知府复核各地独立成稿的调查报告，认为尚属确切者，“汇册缮正，具文申送，仰祈宪台鉴核”。得到抚宪朱批的充分肯定后，刘汝骥“仍督饬各该绅等，将其余各项报告详细调查，依限造送务期，益加精密为要，仰调查局汇入编纂，并转饬知照缴册存”[2] （p.578）。此社会调查核实汇编被刘汝骥命名为《陶甓公牍》，宣统三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3]。依据这次社会调查运作流程的制定和刘知府的工作态度，我们完全可推断《陶甓公牍》的真实可靠性。
《陶甓公牍》涉及内容翔实。其中，卷首记载了刘汝骥关注国内外局势，实行立宪问题。卷一《示谕》就是的告示，涉及府衙胥吏的任用，禁止一些陋习恶俗如淫戏、缠足、迷信、赛灯、戒烟和奖励实业等。从卷二至卷九《批判》（分《吏科》《户科》《礼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科》），这些内容汇集了八科出现的一些问题及禀批资料。卷十《禀详》是徽州府禀报自然灾害、地方学堂、选举及物产会等问题。卷十一《笺启》是刘汝骥和负责调查乡绅之间的信件往来。卷十二《法制》占全书篇幅最多，包括《申送六县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文》，各县《民情之习惯》《风俗之习惯》和《绅士办事之习惯》。各县《民情之习惯》从生活、行为、成绩、团体、教育和道德上观察民情；各县《风俗之习惯》包括祭祀、丧葬、婚娶、居处、服饰、饮食、岁时、乐歌、方言、游燕、神道和宗教十二项；各县《绅士办事之习惯》分为“属诸人者”和“属诸事者”两部类。
综上所述，《陶甓公牍》由这次大规模的徽州社会调查汇编而成，基本上能反映当时的徽州社会实态，“所有言及徽州一府六县民俗中最为系统、详尽的一种文献，对于徽州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3] （p.127），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在长期战乱和外国资本主义介入的影响下，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较以前发生了很大改变，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和对新事物的追求。
（一）崇洋的风气
“徽处万山中，其田土所产，啬于他郡”[4] （p.119），“烘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5] （p.781）。在十分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徽州人长期养成了生活俭啬的风俗习惯。但到了近代，炮火硝烟不仅严重破坏徽州社会经济，而且打破这一持续千年的传统，“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2] （p.579）。《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分别把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男女服饰的变化详尽地列举出来。这一史料展示了三个阶段徽州民众衣着由土到洋的发展变化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布料夏天是土葛布、土麻布，而夏布少，冬天是粗布；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布料发生了变化，夏天是纱罗，次之是夏布、洋布，冬天是轻裘，次之是细棉布，土布则很罕见。到了晚清，男装衣料基本不用土货，呈现出“西洋化”的特点。男鞋也很讲究：喜瓦式、洋式，平时人们亦喜穿操靴、革履，佩戴镶宝石、钻石的金戒子作为饰品。与男服变化的三个阶段相对应，女装衣料在太平天国前“俱用布”，“有各种华衣，亦不肯穿”，太平天国后“细布、洋布每每皆是镶银花草及盘钉阑杆”，晚清则“洋货居多”；女子饰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一般不超过三件，金少银多，多为朴古的珠钗铒簪环，太平天国运动后则是满头插遍金珠钗铒簪环，再到晚清女子首饰多重金，珠较少。
绩溪在徽州府县中民风最为淳朴，“绩俗极俭，而安守本分，为诸邑所不及。语云：‘惟有绩溪真老实，’非伪言也”[6] （p.601）。绩溪尚且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如婺源，“二十年前服饰崇朴素，富商大贾往来江淮、吴越间，皆穿土布衫”。但是“近各国通商，多染外洋习气”。“女子亦穿长衫，不着下裳，风气大变。又有少年子弟剪发，作流海圈”[2] （p.596）。
饮食方面也形成了崇洋的风气。祁门旧志记载：“家居务俭啬，茹淡操作，日再食，食惟■粥，客至不为黍，不畜乘马，不畜鹅鹜，贫窭数月不见鱼肉。”然而“近今民风稍奢，喜用洋货。唯城一都为最”。即使是西、南两乡，北乡无大宗出产，也是“喜新奇”[2] （p.601）。绩溪“近日斗靡争华”，在家庭祝寿、题主大宾、亲迎新婿等筵席十分丰盛，“十大簋、八小簋、四点心、十六碟”，使得负责社会调查的士绅感叹“此亦人心世道之忧也”[2] （p.622）。一些人担心“食洋货，其食用必期混同于欧俗，其影响于生计者，不至民穷财尽不已，欲端好尚，是在有转移风俗之责者”[2] （p.611）。更有一些洋货登堂入室。黟县“往时宴客尚俭”，近有“洋酒番菜”出现在餐桌上[2] （p.609）；休宁甚至出现了“洋酒之用于宴会，洋芭芦之施于小碗，洋乳为哺儿之要件，番馔乃请客之恒需”的现象[2] （p.585）。
（二）实用价值的取向
在晚清徽州民众生活方式中，崇洋的同时十分注重外来商品的实用价值。外来日用商品的最先接受者是新式学堂学生和徽商。学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思想解放较快；而徽商长期在商海中搏击风浪，逐渐认识到西方商品的优越性。“学堂所用则铅笔、药水也，商人所用则毛毡、铁柜也”，均凸显了学生和徽商在使用日用品方面注重其实用价值。
《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绩溪风俗之习惯·服饰》中展现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和清末三个阶段绩溪人服装款式变化。太平天国运动前，男装款式的特点是“幅短少袖狭”；太平天国运动后，男装中套裤、背心十分流行，是具有湖南特色的服装，即湘军的“两湖妆式”（“宽衣广幅阔袖”）。晚清男装款式“西洋化”的表现是操衣。女子的发型、款式也体现出简约、实用的特点。女子发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多为“高髻”，太平天国运动后流行“扬州之髻”，晚清则是“苏、杭之圆扁式髻”。太平天国运动前，女装款式的特点是“袖狭而幅短”，鞋绣花；太平天国运动后，女装款式的特点是“宽袖广幅”；晚清女装款式是“狭袖，幅亦不广。城内及开通乡镇，则窄袖幅狭而长过膝”，“鞋不绣花，喜黑色”。
休宁男女服饰，“今则窄袖紧身，仿操衣而制，袄呢袍草帽，恃有表之可观。此风盛于学堂，经商者从而法之矣，绅衿则遍身绮罗，漏卮无算。妇人则竹素花布，年年花样翻新，然亦城市然也。”[2] （p.589）
可以看出，男女服饰款式的总体趋势是由繁琐到简约，这使得人们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劳动工作中都方便得多，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加快，徽州民众做出的必然选择。
晚清徽州民居的建筑设计来也体现出实用价值的取向。徽派典型建筑是“粉墙黛瓦马头墙”，清新自然的质朴美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然而，“惟天井窄狭，光线不足，墙垣率外砖中土，俗名‘灌斗’，不甚坚固”[2] （p.609）。太平天国中，徽州民居建筑遭受严重破坏。光绪年间，徽派建筑修复中注重实用，如祁门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的状况得以好转，“近年大为改观，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2] （p.603）。这就克服了以往徽派建筑采光难的弊端。
婺源的豸峰村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乡村“西风东渐”代表。在这里，徽商建有若干西洋风格的建筑。其中，涵庐和潘次良宅（又名“洋屋”），大量运用了当时很罕见的洋灰（水泥）[7] （p.105），在原有徽派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西洋的梯形窗、拱券门[8] （pp.74～75）。而绩溪建筑，“近有用洋铁、洋铅者，窗嵌玻璃者，城多乡少”[2] （p.616）。用洋铁、洋铅等西洋建筑材料可以使房屋更加坚固耐用，而用玻璃镶嵌在窗户上，则使得室内通风、光线较以前为好。这样就增加徽州民居的实用价值。
（三）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可
晚清时期徽州民众在文化消费方面体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初步认同。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阅读报纸可以算作徽州民众认可西方文化的表现之一。《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记载各县的《民情之习惯》中有《报纸之销数》的专项调查资料。
婺源比较偏僻，加之邮局的玩懈，阅读报纸者较徽州其他五县相对少一些，只有九份报纸经由邮局送达。至于外交报、各种官报，除县署外，也是无人购阅。黟县的外出经商者心系信息闭塞的徽州家乡，往往把阅读过的报纸寄回去，使得黟县可阅读的报纸很丰富，单是从“沪上邮局递到报纸亦有十数分”。绩溪在邮局没有开设之前，阅报者很少。“邮局设后，阅报者渐多。调查现今销数约在百份以上，唯城内学界占大多数，乡间除学堂外官报派销外，阅者仍属无多。”祁门交通不便，但是他们一向喜阅京报阁钞，“自沪上报馆接踵而起，购阅者亦渐多。就所查悉者，除县学两署及城乡各学堂外，城内销报十四家”，即使是乡下情况也很乐观，其中“东乡浒溪销报两家，南乡平里鳙溪等处销报六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四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两家”。歙县学堂、商会及城镇绅商“皆喜阅报纸”。休宁本地派销的官报有六家，而由外地寄送的上海出版发行的新闻时评报有七家，另外还有五家医药卫生报和杂志在绅、学、商界传播。
在近代教育的影响下，有些徽州人似乎也在主动学习外国，如“近日风气渐开，宦商子弟好习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2] （p.605）。有的甚至走出国门，“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翻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间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2] （p.592）。绩溪调查者甚至主张“广兴女学”[2] （p.623）。这些都直接反映出晚清徽州民众对外来文化的初步认可。
（四）拜金主义的加剧
万历《歙志》中记载，明朝中叶以后，徽州形成拜金主义风潮，晚清时期这一趋势加剧，如婚娶习俗的变化。在休宁，男女双方婚嫁谈妥后，“开一礼单送男家去，縻费以二百圆为中数”，“女家必欲求其盈，虽男家借贷、典质而不顾”[2] （p.588）。歙县婚俗颇较贫富、论门第，“行聘用财，或墨银百圆至二三百圆不等”[2] （p.581）。祁门婚娶礼俗以前为首饰衣物，“今代以洋元，嗣具纳币帖，既媒氏约期迎娶”[2] （p.603）。同光新政后，绩溪元气尚未恢复，婚约聘金却有增无减，不堪重负的男方甚至“抢亲”。“推厥原因，殆由礼物太繁，聘金过多，始无力者迫而出此。历久相沿，绝不为怪，甚至酿成械斗巨案”[2] （p.616）。
拜金主义的加剧使得某些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父母兄弟的分家析产。《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科》记载各县民情之习惯的《共产析产之趋势》，反映了各县存在分家析产的发展。如歙县，太平天国运动前以同居合爨为美谈，太平天国运动后，家族荡析离散，甚至出现孝廉父别居的现象。“就目前大势论之，析产者多，共产者少”。休宁“父母在不别籍，不异财”的情况开始变化，“析产之事亦贤人君子所不能禁”。更有“近人如某某之挖窖案，枝节横生，鬼蜮迭出，本析产也”。道光以前，婺源徽商经营良好，析产情况很少，太平天国之后，商业衰败，十室而九空，“为父母者，及诸子婚娶毕，即为之析产，令自谋生活”，析产之风在婺源遂悄然兴起。在祁门，富裕家庭的兄弟争夺财产时锱铢必较，诉讼屡见不鲜，“故共产者少，而析产者较多”。黟县“析产较多于共产，同居分爨者则十室而九”。绩溪“析产者十之八九，共产者不过百分之二三”，兄弟叔侄之析产者，尽管仍保持商铺合赀经营，不过也是互相嫉妒，大都貌合神离，直至商业倒闭。而社会调查者进行理性分析，认为“从旧学说共产乃室家盛事，从新学说析产乃生活萌芽”。
如果说婚娶重礼、分家析产是晚清徽州民众拜金主义的加剧，那么则使之走向变态的极端。赌徒们往往聚众于公共场合，为患一方。徽州民俗有迎神赛会，赛会之期，“辄有戏，戏必有赌，贻害地方，殊非浅鲜”[2] （p.580）。所以有些人认为三月三、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等节日醵钱演戏属于妄费，“且有借此以开场聚赌者，实为风俗之忧”[2] （p.597）。这一恶俗对社会危害很大，晚清绩溪在调查犯罪种类中得出“以为最”的结论。老百姓搭台唱戏的同时，另一边却是赌棚林立，“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宝摊、骰牌，俱全。秋成后，无论大村小村，不啻以为其俱乐部，通宵达旦，习以为常”。赌徒们为防止政府干预，疏通了政府，“然开赌之先，又必于佐贰衙门说费，费纳则略无顾忌”，使进一步合法化。赌徒们往往设局诱赌骗取钱财，“成年子弟因此倾家破产者有之”[2] （p.613）。有的人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惨剧，“祁民向称良善，年轻子弟诱入，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2] （p.602）。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恶俗高度关注，把戒赌甚至写进塾材用来教育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学子，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的“课程”有一首《戒赌诗》：
凡人百艺好随身，门中莫去亲。
能使英雄为下贱，解教富室作饥贫。
衣衫褴褛亲朋笑，田地消磨骨肉嗔。
不信但看亲党内，眼前衰败几多人。[9] （p.481）
（五）鸦片的泛滥
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的弛禁，吸食鸦片这一不良社会行为在全国十分严重，素有“东南邹鲁”美誉的徽州亦然。“徽俗不论贫富，吃烟者十人而六七，面黧骨削，举目皆是，此地方官之隐忧也。”[2] （p.542）而婺源是徽州六县的烟毒重灾区，“受患尤巨，下流贫民烟瘾特深”[2] （p.593）。甚至在佛门圣地，世俗化的佛教徒也出现了“释教口诵牟尼，而若辈多嗜烟”[2] （p.590）的怪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推断，烟毒确是此时社会痼疾，成为败坏社会风气又一重要根源。
对于打击和根除吸食鸦片，徽州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徽州府《严禁烟馆示》，“照得开灯烟馆，勒限六月底一律闭歇”以痛除烟害。宣统元年开展调查时，“近据各县禀报，凡开灯烟馆遵限一律闭歇”，但是政府推测“其尤黠者或勾结吏胥虎前作伥，或改换门面壁后置人，或昌言文诰，不足畏法律，不足恃，招致无数惰民虱处于覆舟漏室之中，致有野蛮之举动”。于是再次重申，“本府执法无私，除恶务尽”，“劝禁其以烟馆为生涯者，速速改图他业”，若仍不知悛改，经查明后，“定即饬拿到案，烟具销毁，房封入官，轻则量予科罚，重则发充苦工，其勿悔切切特示”[2] （pp.468～469）。除告示，政府还要求民众购买戒毒药品，“林文忠公忌酸补正二方，最为有益无害。近日海上所售亚支奶戒烟药亦曾经化验无吗啡毒质，皆可购服”。政府又提升民众戒烟信心，“无论何药皆可戒除，只在此心有恒。有饿死冻死之人，断无瘾死之人，有吸烟日瘦弱之人，断无戒烟后不强壮之人”[2] （p.468）。对于戒烟药品还做减价处理，“减价售药，限期戒烟，官立局以提倡之”，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这一社会公益事业，“该县联合各绅创立族祠戒烟社，以辐官力之所不足”[2] （p.477）。
尽管如此，徽州禁烟效果却并不理想，鸦片依然泛滥成灾。如歙县尽管把禁烟当为“现今第一要政”，但“乡间私开烟馆尤为地方之害”[2] （p.482）。绩溪“有嗜好者帖然如故也”[2] （p.623）。休宁乡间私开烟馆，竟然依仗捕保为护身符。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流动较快，禁烟更是难以奏效。“唯闻屯溪街口各处水陆通衢，莠民杂处，犹未能一律■除”[2] （p.542）。更有“土娼招赌卖烟，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况”[2] （p.524），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禁烟的难度。
面对鸦片的泛滥，有人尝试用学校教育的途径来影响下一代。如《黟县十都宏村万氏文书》中有一首《戒食鸦片烟》这样告诫学子：
劝君切勿食洋烟，一食洋烟累百年。
日月半从灯下过，功夫多为引来捐。
销精铄髓形先瘦，荡产倾家疾久延。
莫到儿孙皆学样，始知流毒恨终天。[10] （p.48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处于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晚清徽州亦如此，如前所述，徽州民众生活方式较前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现象，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共性。
徽州民众对近代西方物质文化认同使徽州社会生活呈现出近代化生活的气象。徽州当地商人和学生是近代西方文明进入晚清徽州社会的中介。在大中城市和通商口岸经营的徽商较早接触到新生事物，他们或是把外国商品直接寄送回家乡，或是通过把报纸寄送回家引领时代观念的转变，将外界新风吹入了徽州社会。而学生求知欲望强烈，易于接受新事物，如操衣，学习用品等即为学生率先使用。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芜湖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商品较易进入徽州市场。徽州民众形成了“喜洋货，嗜新品”的社会风气。洋货的大量输入，给当地的土货带来巨大冲击，极大地打压了土货的生存空间，一些传统的产品和工艺甚至面临着衰落和失传的危险境地。如黟县，“邑志载《春渚纪闻》有云，黟川布衣张谷制墨，得李氏法，今黟邑无造墨者。又《新安志》言黟、歙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长者五十尺，自首至尾匀薄如一，今黟邑并无造纸者”[2] （p.608）。绩溪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服装以自制芙蓉土布为布料，“今则芙蓉布失传”[2] （p.617）。
徽州民众对于外国商品的认同是崇洋的表现。外国商品在徽州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洋货本身的“货巧而价廉”[2] （p.611）。比如服装的色泽鲜亮且不易褪色，质地优良，款式非常实用，穿着舒适，同时外国商品的生产多为机器大生产，生产成本较低，价格较之土布低廉。又如学堂所使用的铅笔、药水，商人所使用的毛毡、铁柜，也较实用，这也是时代决定了人们追求简约的一种生活倾向。而徽派建筑使用的材料引用了洋铁、洋铅、洋灰等，设计上学习西洋增添窗户等也是比较科学的。这些都是土货所不具备的优点。这些商品受欢迎正是消费者的正常消费观念，反映了人们对舒适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外来物质文化的认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等的落后。这正是“土货不改良，洋货则乘隙而入”[2] （p.585）的必然结果。
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积极向上的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催生出一些不良生活生活方式。徽州山多田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11] （p.205），以大批移民外出经商，明清时期徽商发展到鼎盛时期，足迹遍天下，以至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留守徽州人主要依靠这些徽商输入钱财接济生活，甚至有些富贾及其子弟生活奢靡，挥金如土，刺激了本土消费型经济的增长。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介入，大多徽商经营每况愈下，徽州本地民众得到的接济钱财减少，由徽商支撑的本土消费型经济渐趋终结，而长期的养尊处优又使他们很难接受现实。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加速了徽州社会由盛转衰。徽州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战场之一。太平军、清军和徽州地方团练在徽州屠杀、筹饷和掳掠，造成人口锐减、乡村经济凋敝、徽州本地商人一蹶不振等一系列恶劣影响，使之遭受到有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劫难。婺源“壮丽之居，一朝颓尽，败垣破瓦，满目萧然，承平四五十载，元气卒不可复，生计既极艰难，商贾迥不如前”[2] （p.596）。
往昔的风光不再造成了徽州民众巨大的心理落差。不难想象，有些人希望恢复以前的繁华，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已是求富无方，所以就企图通过豪赌而一夜暴富。明朝中期业已出现的之风到此已是愈演愈烈，赌徒们这种心理因素应该是这一社会恶俗屡禁不止的根源之一。而有些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则产生消极情绪、恐慌心理，甚至产生一种末日危机感。这也在徽州民众的生活方式中造成深刻的影响，原本民风淳朴、积极向上、以俭啬著称的徽州人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变得极为消沉、追求享受，及时行乐，在“一根烟枪、半盏擎灯”下麻醉自我，所以吸食鸦片也是晚清徽州绝难禁止的社会病态。尽管“赌毒”的危害人人皆知，但是这些非理性的消极生活方式却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给晚清徽州烙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时期，尽管徽州民众日常生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停留在表面，即认可外国物质文化的这一层面，而在祭祀、丧葬、民间等精神深层次方面的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甚微，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主流的思想与价值观被强大的传统观念所统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既表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徽州民众中的强大影响，也反映了过渡时期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作者简介】郭学勤，女，1976年生，江苏徐州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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