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文博工作总结是全面落实“十一五”发展规划、夯实“十二五”基础的重要一年。我区文博工作根据省、市文物部门的工作要求，按照局党委“全面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稳步推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断提升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水平，积极配合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加强博物馆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益功能，创先争优、锐意创新，文博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取得显著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完成，努力将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纳入文物保护体系。1、三普实地调查阶段工作任务全面完成，成果丰硕。上半年，区文物普查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补充调查春晓镇严坑庙、戚家山街道浃水大闸、白峰镇太平岙巡检司城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同时，按照省市专家组的验收意见和建议，对野外调查资料进行补充、整改和完善，并完成最终数据上报。目前，我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普查办整体验收。三普第二阶段，我区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8处，调查登记（录入数据库）不可移动文物346处。其中复查38处，占登记总数10.98%，新发现308处，占登记总数89.02%；一般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信息点62处。这一成果的取得极大地丰富了我区的文化遗产资源。2、三普第三阶段工作接近尾声。及时开展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工作，6月份组织普查队员参加省、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三阶段培训班，学习第三阶段相关技术规范。8月上旬制定第三阶段工作方案，并按照方案有序展开相关工作。根据省、市普查办的统一部署，目前已完成普查工作报告初稿和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初稿的编制任务，将于年底前基本完成区级普查报告、地图绘制、档案编制和成果转化。3、边查边保，多种手段将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有效纳入文物保护体系。为更好地巩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最新成果，向上级文物部门报送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材料，并陪同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已申报第七批国保单位的梅山盐场旧址进行实地核查。无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的数量和质量均创我区历史纪录。10月21日揭晓的宁波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我区推荐的鄞镇江桥、钟观光故居、曹莘耕故居、枝夹岙墓群、虞家后新屋、梅山盐场筹备处旧址、瑞庐等7处榜上有名。目前，我们正在制定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徐圣禅故居“塔峙圃”的修缮方案。年内，我们还将推荐申报第四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核定公布第十一批区级文物保护点。二、突出重点，抓好基础，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踏实推进。1、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长山桥修缮工程顺利竣工。去年12月15日动工，由常熟古建筑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施工，宁波弘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监理的长山桥修缮工程，至今年3月底顺利竣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本次修缮以现状加固、整修为主，以保持长山桥建成以来所积淀的历史沧桑感。维修内容仅为对局部结构存在隐患的部位进行加固整修，对断裂构件进行粘接，加固栏板，复原桥面踏步石，对缺失的石构件进行复原，清除有害植物，抢救性维修永济庵亭。长山桥修缮工程结束后，将成为小浃江古水利建筑群中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供游人参观。2、稳步推进“四有”工作，夯实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保护基础。会同区规划分局、国土分局，对我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初步划定，并向文物保护单位所在街道、相关主管部门及相邻利害关系人征求意见，形成了《北仑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方案》，经区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区人民政府发文公布。10月中旬完成项氏宗祠、瑞岩寺藏经阁、虞家后新屋和姚燮故居等4处新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点）保护标志文物说明牌制作安装工作。3、继续实施巡视检查制度，切实加强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的日常管理。目前我区的文物巡查制度完善，区文物行政部门、街道乡镇文物保护小组、责任文保员、业余文保员四级检查巡视，做到文化站每月都有检查报表上报、责任文保员每周进行巡查、区文物部门每季度开展抽查。在巡查过程中，发现小港东岗碶、梅山张公庙后大殿、大碶古阿育王寺遗址塔亭存在文物损坏、违建、不合理修缮等现象，立刻 通知区文物监察大队进行查办。及时保障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点）安全，目前我区的不可移动文物完善率基本达到95%。4、逐步化解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保护成果显著。长期以来，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尖锐矛盾是搞好我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难点。为配合穿山疏港高速公路建设，我们跟宁波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高速公路沿线进行了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一共清理发掘以汉代为主的古墓葬89座、窑址4处，共出土铜、铁、陶、石、骨、琉璃等文物260余件。同时,我们还改变工作思路，及时掌握我区开发建设的动态，主动跟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使矛盾逐步得以化解。在获悉我区准备实施小浃江改道工程时，我们主动跟区水利部门进行多次磋商，使小浃江上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区级文物保护点为重点的古水利建筑群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三、加强博物馆建设，博物馆体系渐具雏形。1、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取得实质性进展。今年来，我们始终将港口博物馆和水下考古基地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开展。上半年，已协助完成港口博物馆框架性陈列大纲2次专家论证、陈列大纲调整撰写、我馆现有相关藏品资料统计、港口博物馆宣传折页设计制作等工作。7月29日，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建设工程在春晓滨海新区奠基。中国文博届最重要的领导悉数到场，将近140家各类媒体予以报道，足以体现活动之成功。尤其是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最终敲定水下考古基地落户北仑，确定国家文物局领导光临典礼，实属不易。我馆为筹建中的港口博物馆征集文物和展品60余件，其中英国航海望远镜被定级为三级文物。港口博物馆网站在年底前建成，将成为宣传港口博物馆的重要媒介和公布相关公告的重要平台。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和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目前正在进行建筑设计，预计明年6月可以动工。2、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建成开馆。今年，我们完成了艺术陈列馆成硬件修缮改造、陈列装潢和陈列布展工作，并于9月29日开馆，为国庆献上一份礼物。艺术陈列馆目前接受邵氏家族捐赠艺术品和文献资料近200余件，超过原定计划一半。艺术馆将进一步提升北仑博物馆的文化内涵，作为我区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馆的建成为如何利用名人文化资源，做出一个实质性的探索。今后，艺术馆并非是一个静态的展示，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风景线，艺术感的规模和精致的装修特别适合举办小型艺术展和艺术沙龙。这将成为人民群众欣赏艺术的一个平台，也扩大了北仑的文化知名度。3、积极指导帮助街道（乡镇）筹建展览馆、陈列馆。帮助白峰镇做好白峰民俗展览馆设计创意、大纲撰写和内部展陈设计，并通过论证，还专门为展览馆征集和整理一批民俗展品。帮助霞浦文化策划文化站古建筑的改造，帮助新碶文化站策划“新碶棋苑”，帮助大碶文化站策划东岙桂花文化。积极寻求民间力量建立民营博物馆，北仑第一家民营博物馆——鲍志军陶瓷博物馆正在策划洽谈中。至此，我区的博物馆体系已渐具雏形，并具有一定规模，将在今后几年逐步完善。四、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益功能，努力为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的文化服务。1、搞好基本陈列，努力为公众提供优质的陈列展览。基本陈列是博物馆开展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今年，我们重点对三楼民俗用品展厅进行改造。增加陈列柜3只，增辟陈列橱窗1只；进行全封闭陈列装潢，安装了专业的灯光设备和空调；充实了一批民俗展品。通过本次改造，使展厅利用效率提高近1倍，展厅展陈效果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也为我馆以后在我馆内举办小型临时展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2、积极举办临时展览，努力为公众提供丰富多彩的陈列展览。今年，我们承办了《“五洲大港”国际港口风情摄影展》。征稿收到来自全国各地600多位作者的5000多幅（组）作品。展览自7月28日开始至8月8日在宁职院举办，参观者约计3000人次。包括央视二套《看天下》栏目、《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人民摄影》等40多家媒体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影展的举办对于展示北仑港口城市形象，提升文化品位，扩大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利用区收藏家协会会员的藏品，先后举办了《北仑区百件民间收藏精品展览》、《“灵石奇葩”——“石趣轩”收藏精品展览》，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3、继续打造“北仑流动博物馆”品牌，进一步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我馆流动博物馆已开进海伯公司、永发集团和大碶街道。接下来还将进入社区、农村、学校和部队，争取今年有5次走进基层活动。北仑“流动博物馆”经过几年的打造，呈现出以下二个特色：一、实物展览更生动；目前我馆有“中国现代物资供应票证展”、 “中华纸币展”、“民俗文物展”、“像章展”、“近代经济票证展”。 这5个展览都可以让参观者看到实物藏品，大大提高了流动展览的质量，是对一般流动博物馆图文展的一种突破。二、点单式服务更贴切；我们将5个展览介绍印制成精美的小册子，事先让参观对象代表进行挑选，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展览，这样增强了流动展览的针对性，使得展览更受欢迎。通过积极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 ，预计区博物馆（包括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接待观众可达4.9万人次，团队约57个。五、文物标本征集收藏、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取得新进展。1、继续加大文物标本征集收藏力度。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物质基础。由于我区文博工作起步晚、底子薄、文物藏品匮乏和品种不够丰富一直是我馆的一个严重缺陷。因此，今年，我馆文物标本征集收藏的重点是为筹建中的港口博物馆征集和接受捐赠的文物和展品60余件、接受邵氏家族捐赠艺术品和文献资料近200余件。征集中国近现代经济票证300余件，接受四明书画院慈善作品移交近百幅。此外，还为白峰民俗展览馆专门征集一批民俗展品。2、加强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一是全面完成馆藏珍贵文物的数据库 建设任务。根据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参加了省文物局举办的馆藏文物数据库软件系统和影像录入培训，建设文物摄影棚，在做好馆藏文物藏品定级工作的基础上，准时完成馆藏二、三级文物藏品文字和影像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录入工作，并及时上报有关数据。二是为进一步推进馆藏文物数据库建设工作，9月21日邀请省文物鉴定中心专家，对一批近年来未鉴定的馆藏文物进行鉴定。最终有19件文物被定级，其中北仑越窑刻花粉盒被定为二级文物，汉代黛板、元代龙泉窑水盂、隋代盘口壶等18件藏品被定为三级文物。此次鉴定即为我馆文物保管和建档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我馆近年来的文物征集工作。六、文化遗产宣传有声有色，营造了全区浓厚的文化遗产保护氛围。为提高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5月18日至6月16日，开展了“文化遗产、在我身边”——北仑区“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月系列活动。宣传月期间，我们先后举办了北仑区“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月活动开幕式暨“灵石奇葩”——“石趣轩”收藏精品展开展仪式、“探古寻幽”——北仑市民走进考古现场、“我们的记忆”北仑流动博物馆进永发集团、《北仑文博》办刊座谈会、进行灯幔广告等文化遗产月公益广告宣传等活动。12月8日—宁波市第二届“名城日”将开展“12.8”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系列活动。届时，我们将举办“探古寻幽”——北仑市民走进传统民居、收藏文化讲座、北仑民间收藏系列展之四“妆匣遗珍”、公布第十一区级文物保护点等活动。此外，今年还成功编印《北仑文博》2期，建成北仑博物馆及北仑文化遗产网站。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时刻重视媒体对文化遗产宣传的重要性，省、市、区三级，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出现我区文博事业的各类报道200余条。七、文博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管理和业务水平得到提高。1、积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制定《北仑博物馆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方案》，以争先创优活动指导业务工作。除规定动作外，还在馆内开展了主题为“港口博物馆和水下基地如何建”、“三普成果如何转化”和“博物馆免费开放如何做好”的“大讨论、献一策”活动。2、上半年，我们创造性地为全区所有的46处文物保护单位（点）聘请责任文保员，责任文保员每年能够领取一定的工作报酬，这是对文物保护方式和机制新的探索和尝试。3、北仑收藏家协会成立。经过精心筹备，扎实组织，北仑收藏家协会于 月份正式成立。随后，组织热心捐赠的收藏家们考察上海博物馆、参观宁波博物馆国宝展。目前，北仑收藏家协会共有会员51名。我区收藏家的无偿捐赠已成为我馆新增文物标本的重要渠道，民间藏家的藏品也已成为我馆举办临时展览的重要资源。回顾今年的工作，应该说我区文博事业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文博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区文博工作的社会形象继续全面得到提升，社会关注度继续显著上升；区文物普查队被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市级先进集体，2名普查队员被评为省级先进个人，2名普查队员被评为市级先进个人；北仑博物馆被命名为北仑区中小学生校外教育实践基地。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存在的困难、问题和不足：一是港口博物馆建设工作责任分解不明确，文物征集等筹建业务工作开展程序阻力较大。二是邵克萍家族艺术陈列馆每年运营费用尚未落实。三是随着流动展览内容的增加、展品的积累，我馆库房实在紧张，新借用的档案局库房又被放满。如有可能，能够购置一辆“流动博物馆大篷车”，将更有利于这个品牌的打造和惠民服务的深入。四是缺场地。开办十多年的馆所设施日益老化。博物馆展览与办公场所明显欠缺。五是缺经费。区博物馆全年日常维护经费、文物征集经费、自办及引进展览经费、科学研究经费；区文保办文物维修经费、业余文保员队伍建设经费、文物宣传经费每年共计不到15万，与新时代文博工作的要求不符，与文化强区建设的标准不符。六是缺重视。文物保护与开发建设矛盾时，往往是文物工作让步。大湾碉堡群——轻机枪碉堡、小港李氏庄屋等三普新发现，已沦为消失文物。大片古老村庄拆迁、大面积开山取土，从无征集文物部门意见。总结过往经验，扎实开展各项基础工作，大力推进港口博物馆筹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重点工作，探索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免费开放新的方式方法，我们相信北仑文博工作在区委区政府关于全区文化建设的战略指导下，通过北仑文博人的无私奉献和辛勤付出，必将开创新的局面！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摘 要】在《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多重方式，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高校逐渐转换考核方式；高校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等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将其推动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关键词 《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教学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5）08-0046-02

作者简介：袁莉萍，女，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专业搜索引擎、教育资源建设和网络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1XJJC710001）和塔里木大学高教研究项目“我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实效性研究”（项目批注号：TDGJ1118）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2007年《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正式成为新疆高校各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的通用教材。这本教材共十章，其中历史观教育的内容占三章，主要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聚居与开发的地区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地区。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内容占五章，主要说明民族与民族问题、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占二章，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党的宗教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该课程在加强大学生历史观等方面教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这门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为此，我们进行《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对加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极为重要。

一、改革教学内容

首先，教育部门要联合少数民族学者和汉族学者共同编纂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许多学者提出了该课程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上的不足。例如，宗永平认为：“教材内容的某些方面已经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教材某些地方重复现象较多”。吴恒同、陶小平认为该课程存在六个问题。例如:“《教程》目的与内容的矛盾；《教程》的政治性与内容广博性的矛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矛盾；部分章节篇幅与逻辑问题；《教程》与《中国近代史》的衔接问题；民族学生、民族教师语言障碍与教辅资料不足问题。”尽管自2000年以来学术界出版社了诸多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比如厉声先生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余太山先生主编《西域通史》、马大正先生著《新疆史鉴》、李树辉先生著《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等。然而，与悠久历史、民族多样和文化多元的新疆相比，这些分量仍然较少。尤其是被民汉学者一致称道的书籍更少。鉴于以民族划分新疆大致存在两种学术圈：一是汉语言学者学术圈，二是民语言学者学术圈。民汉学者沟通相对较少、民汉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汉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民语言、民语言学者普遍不精通古汉语、民族与族群概念的混用等导致民汉学者对新疆历史的某些问题他人非5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我们必须出版民汉学者公认的具有新疆特色的历史观通用教材。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历史观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工程，“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实际情

况……编写一套分别适用于学校、工厂、农村、干部教育的教材。而教材作为使用量较大、发行面广、内容最成熟最基本并用于教学的一种有形载体，具有社会性、基础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学习性等特征。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不仅要编写视觉教材，还要与之相配套编写听觉教材、视听教材。”这样能为新疆和谐发展奠定持久而坚实的基础。

其次，将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作为实践教学的基地。“新世纪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和‘三股势力’加紧对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宣传以‘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为核心的国家观，‘泛突厥主义’的民族观，‘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观，杜撰歪曲篡改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以‘共同突厥文化论’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观，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国家观念出现偏差，国家认同出现动摇。”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维吾尔传统医药现已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维族传统药材主要是按照阿拉伯字母的顺序和药物功能等来分类，并且药材的名称是从维语直译为汉语。从中看似维药不同于中药，其实不然。维吾尔族传统医药材仍延续我国中医药材的传统，它们由矿物、植物和动物药材组成。‘植物药分为花、叶、皮、根、汁、果实、油、子等；动物药有毛皮、角、乳、油、粪便、蹄、血、蛋、皮、骨髓等；矿物药分为盐类、石类、金属类、宝石类、石油类、土类等。’据此，维吾尔族传统药材的起源和发展均与中华传统中医药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以中华文化反击所谓的“泛伊斯兰主义”、“共同突厥文化论”。 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文化馆和“博物馆作为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所以，我们要在全疆范围尤其是南疆每个县市建立中华文化的历史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以实物、遗址、遗迹等展示中华文化在新疆的悠久历史，以此对抗境内外分裂势力。只要各族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在实践教学课程中参观该馆就被灿烂的中华文化、厚重的西域历史感染，那么人们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会形成比较正确、客气和全面的历史观。因此，博物馆、屯垦馆、纪念馆、民俗馆和文化馆是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改革教学手段

首先，教师采取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的一堂课是否符合创造性教学的思想，最主要有两个特征：问题性和探究性。每一次授课形式上保持讲授法、讨论法交替使用，突出问题性和探究性。问题式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作为载体，把教学内容问题化，通过问题来展开探究，以问题解决来建构知识的教学模式，操作策略是：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研究假设，自主探究，解决问题，应用一般。这一过程伴随着师生互动，合作交流，相互学习。对于探究法，教师应注意讨论的前期准备、讨论内容选择、讨论氛围把握、讨论过程调控等环节的驾驭。”总之，只有以多种教学手段才能达到教学效果。

其次，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的教学方式，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疆项目“加强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研究”课题曾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在调查中发现“最受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喜欢的依次为‘看电教片’、‘社会实践、演讲、辩论’、‘专题报告’和‘传统授课’，比例分别为43.2%、35.7%、16.3%和4.8%。可见，前三种教学方式因能调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能在参与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受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青眛。”目前我们的教学方式绝大多数以“传统授课”为主，还要增加学生辩论、专题报告和电教片的力度。比如，我们针对新疆曾创造灿烂的丝绸之路文明，让学生讲述新疆丝绸之路印记的主题报告，以增加学生对新疆历史、民族和文化的认识。

三、改革教学考核

首先，高校要逐渐改革考核方式。《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该课程的教育，“通过外在的思想交流内化为自觉的价值观念，变他律为自律”，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因此，考核方式主要是对学生思想观念、学习过程、能力培养等方面的考核。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是以考试为主。考试作为最后的评判标准，在某种情况下是很难准确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我们可以推行如下考核方式：即平时成绩（30%）+试卷成绩（50%）+课外实践教学（20%）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为课堂表现、上课出勤、平时作业等。试卷成绩按照民汉学生采取不同方式即民族学生采取开卷考试，汉族学生采取闭卷考试。试卷题型一般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等。课外实践教学主要为读后感、观后感、讲课成绩、演讲比赛成绩、调研报告等。这样的考核方式就比较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情况。

其次，高校要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多种方式切实增强学生的认同感，使学生主动认识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环节的安排，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口头交流以及写作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要做好《教程》课的实践性教学工作，就必须长期坚持‘三结合’原则，即与课堂理论相结合，与校园文化活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的教学、校园文化的活动以及学生假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总之，《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上都需要进行创新，增强课程的实效性，让它成为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观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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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05-03礼仪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①汇集了来自法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和国内四十余位专家学者。论坛从礼仪的视角切入，进行了六场大会发言，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下面对研讨会中代表们关注的主要论点略作综述。一、礼仪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中国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礼仪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古代是一个“礼制”社会，礼仪在维系血缘纽带、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伦理道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从经学意义还是史学意义，关于礼仪的研究非常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加之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影响，在新旧秩序交融和变革的大背景下，礼仪研究失去了连续性，道德滑坡、礼仪缺失成为中国当前普遍呈现的社会现实。挖掘礼仪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重新审视礼仪的历史实质和内在精神，以古为鉴，思索礼仪的当代使命和现实价值，为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彭林（清华大学）教授的报告《礼是中国文化之心》概述了礼仪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指出礼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在国家典制、人际关系、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标志，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如今需将“礼”的教育与推广提上议事日程。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以《中国传统礼仪形态与当代社会生活规范轮纲》为题，结合自己研究针对在当前礼仪淡化、缺失、传承断裂的背景下，对如何保持中华礼仪文化的独特性，复兴与重建礼仪文化等问题提出了实践性建议。他认为，当前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尝试：一是对传统礼仪文献做系统梳理，建立完整的信息库；二是根据传统的礼仪文献和礼学著述，对诞生、成年、婚礼、丧礼等具体礼仪进行专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实践的强调，要尝试对某些礼仪形式的恢复。以前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礼器，作为民众行为方式和礼仪表达的重要载体，也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三是通过定点和抽样调查、深入访谈等形式，作深入的社会文化调查，为礼仪的推广做信息支撑；四是在对传统礼仪特性、社会流传变化方式以及西方礼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组建民族礼仪的模式。通过试点和示范，使传统礼仪文化资源得以转化和利用。李鸿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当前社会“礼仪”缺失的若干思考》列举了当前社会礼仪缺失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造成这种礼仪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辛亥革命和60年代“破四旧”为标志的“革命”范式下对传统的废弃。同时，他将中西方礼仪文化发展进行了对比，认为欧洲在传统向现代社会转轨中延续传统的优秀成分，又与现性、文明相结合创造了包含优质传统文化要素在内的现代性礼仪规范；而中国在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承传的脉络被割断，使得传统与现代相互脱节，现代礼仪精神内涵缺位，文明规范丧失。而解决之道就是重新认识“传统”，完成“传统――现代”的对接，同时将中西优秀、精致文化相结合，使东方社会走向文明。贺学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报告《传统礼仪的“神”与“形”》分析了传统礼仪的特征，指出礼仪的基质与人类积极本质一脉相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延续性，同时具有浓郁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而当下道德滑坡、文明失落的现状要求在传承和创新传统礼仪时，不仅要明了传统礼仪之“行”，即礼仪的程序，重视仪式本身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她以人生仪礼为例进行了分析，提出更要理解传统礼仪之“神”，即礼仪背后的文化精神。根据新的时代意识，神行结合，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构建现代人能够接受的新礼仪。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的《“礼仪中国”的神话――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通过古今中国礼貌用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是一种基于“差异”与“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的、流行于精英群体的仪式。这种仪式性的表征方式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礼貌用语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需要正确认识礼貌用语本身的适用性。韩国学者崔顺全（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研究官）以《朱子的与韩国祭祀的现状》为题，从祭祀场所、陈设图和行礼等方面考察了当今韩国施行祭礼的现状，通过古今对比说明朱子的《家礼》在存续至今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异，对韩国民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及其如何被民众接受并被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成为传统祭礼传承至今。来自北京朝阳区高碑店村的党支书支芬书记以《弟子规的村落实践》为题，介绍了高碑店村以弟子规为代表的传统礼仪在高碑店村复兴的过程及其对村民的影响。二、国家祭祀与礼制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在历代的王朝统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国家宗庙的设置和祭祀，不仅是国家权力在信仰领域最为重要的外化形式之一，也是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稳定、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种礼制化过程中，国家与民间各种力量的关系和互动也是历来礼仪研究领域中的重点。雷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的报告《太牢之殇――唐五代国家祭祀中的用牛与屠牛之禁》从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的祭品入手，分析了唐五代时期国家祭祀仪式中用牛与屠牛之禁的变化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北京民俗博物馆副馆长关昕的论文《礼俗之间：北京东岳庙祀典的象征与实践――兼及明清“小祀”的融通性》以东岳庙为例，分析了东岳庙在由宫转庙的礼制化过程中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指出“小祀”在国家制度和观念上具有伸缩性和灵活性。这种特性使得小祀中的一些礼仪实践成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和思想，其礼制也内化为民众思想的源泉之一，被熟稔的汇入于行善积功的大众宗教实践中，从而成为民间社会接衍国家礼制理念和实践的中介。张勃（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的报告《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生活空间―北京五坛的功能变迁》考察了北京地区五坛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和这些祭祀场所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通过这种功能变迁说明国家祭祀活动是中国成为“礼仪中国”的重要方面，而对包含崇尚秩序、天人合一等观念的祭祀活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利于礼仪中国的当代重建。朱玉麒（北京大学）教授的《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论文通过对大量碑文和史料的考证，指出帝王时代武功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不是简单地恢复上古礼制，实际上是将新的帝国疆域布告天下。通过这一形式显示国家权力在疆域中的象征。而这种变化也对清代士人新的中华国家概念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民间信仰中的礼制习俗与地域社会作为民间信仰中的神庙祭祀是中国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化现象，在考察民间祭祀礼仪时将考察对象置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按照社区分析和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民间信仰的功能和影响、仪式与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离合与共融等成为代表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陈益源（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台湾云林口湖“牵水车藏”集体祭祀礼仪所蕴含的民间智慧》通过台湾云林的水难祭祖仪式的考察，分析了在将这种灾难转变为今天台湾地区富含仁爱精神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的文化资产过程中，民间信仰中仪式的作用。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的《对传统的协商：街亭村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的互动》通过对甘肃天水街亭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神灵信仰的连续考察，在民间信仰重建过程中村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指出任何一个社区从来不会存在有机的不变的传统，仪式和礼仪都是在新形式和新条件下得到新的改变和整治。今天所看到的传统祭祀和信仰实际是不同群体在多方协商和磨合过程中最终达成的一个为整个信仰系统内部成员共同接受的折中的新传统。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信仰的共鸣及其方式――试论东岳信仰的集体性》以北京东岳庙为例，通过对民间东岳信仰集体性的分析指出，民间信仰的集体性和组织性特点实际体现出了社会化的特征。当事人在进行神灵信仰和集体崇拜行为时更关心的是组织与集体本身。这种方式强化了日常生活的善举、善行，使得社会的良好道德建设有了组织化的落实。而这对于当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一枚煎饼补天穿”――补天节探微》对学界较少关注的节日――补天节的文献梳理，探讨了神话在节日仪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饮食作为表达性文化所承载的多重意义，指出这种研究对于认识礼俗文化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王炳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报告《新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崇“七”与“人日”崇拜习俗》结合多年的调查和考古发现，分析了这两种习俗的表现形式以及国家行政力量和地域传统之间在习俗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的《小传统、地方性知识与儒家“礼仪”制度：一个人类学的分析视角》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和格尔茨（Geertz）的“大传统”、“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等相关概念和理论，通过对以儒家理论为基础的“礼仪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治国理民、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的分析，从礼制的角度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四、中国传统礼仪的变迁和反思礼源于俗又不同于俗。官方礼制与民间礼俗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怎样的差别？在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建中又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又随着时展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礼俗的源起与衍变、古代礼制模式、礼俗生活的表现、礼仪文化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也引发代表们的广泛讨论。吴丽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的报告《礼与中国古代社会》站在宏观角度上从礼仪的起源、历朝历代礼制建设的措施和建设、礼制制度的发展、郊庙祭祀、国礼和家礼等方面对礼仪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提出礼仪制度本身为国家制度运转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色。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以《明代乡饮酒礼》为题，总结了这种在明代中央和地方广泛实行的公众性礼仪的特点和功能，并分析了这种制度在维护统治秩序、引导社会秩序、加强基层控制中的作用。台湾学者钟宗宪（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论文《论〈礼记・昏义〉的性别意识》以《礼记・昏义》所载内容为核心对中国古代婚姻观念进行了考察和反思。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生殖、繁衍的目的；两性关系的建立，在力求男女和谐的分工；对于家国而言，则是基于社会人伦秩序的建立需求与两性角色扮演均衡分工的考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副馆长张铭心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的分流与合流――以墓志风俗为中心》以与中国汉民族葬礼紧密相关的代表性用品――墓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到成熟的三个阶段，具体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地域流变特征这一层面。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的报告《提纲挈领，用匾额复兴礼文化》概括了匾额的发展史及其在中国礼仪体系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呼吁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构当代礼制的同时应对匾额的文化价值重新审视。五、宫廷礼仪与宗教礼仪较之民间礼仪，宫廷礼仪具有规范及引导全民的示范性和引领性。各类繁复有序的仪式规程不仅对中国古代宫廷礼制的发展影响深远，而通过对宫廷礼仪行为的具体行为、礼制的发展过程的分析，探究其反映出的国家政权、等级差别等观念、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等则有助于加深对不同时代国家建制、统治特点、社会状况的理解。赵中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的《明代宫廷典制史》从祭礼、家礼、宾礼和军礼四方面对明代宫廷典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分析了宫廷典制变化的原因和其对国家、中央和地方礼仪典制的影响等。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的《明代皇室冠礼的仪式及其功能》通过对明代皇室冠礼中具体仪式的研究，着重分析了这种皇家礼仪所反映出的强烈政治色彩。他指出明代皇室冠礼不单纯是皇室成员成年的标志，更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其实质是皇权运行的工具。赵和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的《唐代皇帝家庙》考证了自唐高祖李渊至高宗李治时代与太庙并立的皇帝家庙系统，分析了在中国传统礼制体系中除了前朝后室之外，左祖右社的宫城格局程式的形成过程宗教的影响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礼仪文化中，特别是国家祭祀，宗教仪式与国家礼仪关系密切。从这一角度理解佛教、道教与国家礼制的关系、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也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线索。刘屹（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的《道教礼仪的历史概貌与研究现状》对道教礼仪内容和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了道教礼仪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由此指出了当前的相关研究还存在对“道教礼仪”的内涵认识不足、历史发展脉络不清、对历史上仪式文本的形成过程考察不够充分和对古今道教礼仪关系的认识不够深入等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周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由佛教名山文化略谈名山文化之场效应及其现代意义》主要讨论了佛教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之场效应在传播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对国家和民间社会产生影响。此外，部分学者还以书院为研究的切入点，探讨了书院在礼制教育和礼仪文化推广和传播方面的作用。北京东岳书院筹备组组长关三多以《同善堂义学与东岳书院》为题，通过对北京东岳书院的历史追溯，总结了书院在礼仪文化向民间渗透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当代书院建设的启示。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梁漱溟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书院的使命》通过分析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教育思想中书院在国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指出礼乐教育是人格培养和情志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应成为当代书院继续坚持的传统。叶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宋代泰山书院述略》介绍了宋代泰山书院创办的时代背景、主要业绩、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指出其在弘扬儒家礼学精神中的特殊作用。纵观整场论坛，从报告的学者和代表看，既有资历深厚、成就辉煌的学术大家，也有当今活跃在各研究领域的青年翘楚。六场发言，代表们的讨论热烈而广泛，两代学者间也增强了代际对话，不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从报告的内容看，整场论坛呈现出以下特点：1.研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学以致用。复兴礼仪文化、重构新礼仪不仅是应对当前道德滑坡、礼仪缺失的现实困境，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确立自己主体文化的客观需要。因此，代表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积极的入世精神，将关注的焦点普遍集中在了如何实施传统优秀文化价值的转化等现实操作性强的问题上，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的责任感和实践理性。在这种基础上对礼仪文化的重新审视和考察已经远远超过当下学术本身的使命和意蕴。2.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参会代表们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各个领域，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让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广阔。同时，本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墓志、碑文、地方文献等的大量使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相结合，加强了研究阐释的深度，结论也不乏新意。3.地域社会的研究仍是重点。本次会议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典章制度的考证，政治理念的阐发，社会关系的论述，有对生活细节、器物习俗的描述和考证，还有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而在历史情境中审视地域社会与礼仪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民间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角度考察礼仪的变迁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进入馆区，发现人流稀少，我们三人几乎是唯一的参观者。门厅里悠闲的保安大叔看到有参观者进来，随即好心上前，介绍我们先去四楼的警用装备馆。我们都是轻武器爱好者，各种枪支对我们的吸引力当然大，因此我们直接到达了四楼。

警用装备馆

上海公安博物馆的警用装备馆是上海地区轻武器展品数量最多、品种最为齐全的展馆，在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各式手枪。众所周知，旧中国几乎是世界军火商的倾销点和垃圾场，因此普通军事爱好者叫得出来名字的手枪在中国几乎都能找到，而上海公安博物馆在这方面的收藏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在这里，你不但可以找到M1935勃朗宁大威力手枪、柯尔特M1911／M1911AI、瓦尔特P38、鲁格P08、托卡列夫TT-33等著名武器，还可以找到不少国内少见的型号。枪械大致按照国别和品牌进行了分类，基本成系统，如果有一名好的讲解员的话，对轻武器基本知识入门的确是个好去处。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大量勃朗宁手枪，轻武器大师勃朗宁生前曾经设计过数种著名的手枪，老一辈军人熟悉的“一枪二马三花口”都是勃朗宁的作品，在这方面公安博物馆收藏颇丰。所谓“一枪二马三花口”指的是勃朗宁设计的三种小型自卫手枪，分别是“枪牌撸子”――比利时产M1900、“马牌撸子”――柯尔特M1903和“花口撸子”――M1910。三种手枪各有特色：M1900手枪握把上有一个手枪的浮雕，因此得名“枪牌”，它最大的特点是枪管在复进簧导杆的下方而不是大多数手枪习惯的上方，另外复进簧兼作击针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减少零件数量，而且由于复进簧弹力大，击发能量足，基本不会出现击发无力的情况，一直受到老一辈军人的喜爱。“马牌撸子”是美国柯尔特公司授权生产的M1903手枪，比起比利时FN公司生产的同型号产品，它的区别是枪管和套筒较短，更紧凑精致一些，它的商标是握把上一个跃起的马的浮雕，故名“马牌”。而“花口撸子”得名枪口的滚花枪口帽，相比起前面两种手枪，它没有专门的复进簧导杆，复进簧直接缠绕在枪管上，枪管兼作复进簧导杆，因此显得纤细小巧。不过这种设计也有缺点，当连续射击后，枪管温度急剧上升，复进簧会因为高温而弹性变小，造成动作不可靠。公安博物馆除收藏了普通型号的勃朗宁手枪外，还收藏了一些精美的勃朗宁艺术手枪，比如套筒镀贵金属、握把使用珍珠母当贴片的型号，显得雍容华贵。

除了勃朗宁手枪，俗称“驳壳枪”、“盒子炮”的毛瑟手枪也是旧中国大量使用的武器。馆内的毛瑟手枪数量不多，但是还是收藏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型号：M1896普通型、警察型和俗称“二十响”的M1932冲锋手枪。由于毛瑟手枪是较早制造的武器，其零件全部采用昂贵的机加工件，虽然保证了强度和可靠性，但是价格不菲。因为这个缘故，加上威力高不成低不就，毛瑟手枪在欧洲一直没有得到青睐。但是，当时的旧中国连年内战，交战的各方不论是国民党中央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还是地方实力派、土匪草寇，都普遍缺乏火炮和机枪。于是在当时，比起普遍装备的单发弹仓步枪，能半自动甚至全自动射击的毛瑟手枪就成了近战利器，深受各派别武装力量钟爱。很多官兵以得到一支毛瑟手枪为荣，而“二十响”更是极其珍贵的武器，往往优先装备给精锐的警卫部队。有的部队甚至专门组织了全部装备毛瑟手枪的“手枪连”、“手枪营”，当作关键时刻的突击部队使用。遇到关键性的战斗，把整支部队里所有的毛瑟手枪集中给担任突击任务的官兵使用的战例也数不胜数，著名的“飞夺泸定桥”即是如此。除了德国原装生产的毛瑟手枪，馆内还收藏了西班牙仿制的“阿斯特拉”手枪，由于枪身侧面有七个螺钉，故又名“七钉手枪”，这种仿制的西班牙版盒子炮质量不如原装的德国货，但因为数量多，所以旧中国也大量使用。

笔者比较高兴的是首次看到了毛瑟警察型，过去通过阅读杂志和相关文章，笔者知道毛瑟手枪中还有一款警察型，也看到过照片，那是朱德总司令在南昌起义中使用的一支，但这次是首次看到实物。毛瑟警察型的枪管明显比标准型号要短，握把也明显要小一号，整枪显得比标准型更“Q”一些。不过，虽然比标准型号要小，但是作为一支手枪来说还是显得太大了些，这也是毛瑟手枪在西方一直缺乏市场的原因。比较可惜的是，公安博物馆没有展出毛瑟手枪另一个重要的型号――俗称“头把盒子”、“大红九”的9毫米口径毛瑟手枪。这种型号是为了装备给一战时的德国军队而设计的，使用当时德国制式的9毫米派拉贝鲁姆手枪弹。由于外形和使用7.63毫米毛瑟手枪弹的盒子炮几乎没有区别，为了防止装错子弹，在其握把上刻了一个大大的“9”字以示区别。这也是“大红九”这个俗称的来源。虽然两种口径的毛瑟手枪子弹不能通用，使用者也极力避免发生混装的情况造成危险，但可能是由于两者太像了，所以装错子弹的事情还是发生过。不过令人惊奇的是，曾有过把9毫米子弹装进使用7.63毫米子弹的毛瑟手枪中也打了几发，但枪管居然没有坏的记录，可见毛瑟手枪零件强度之大。

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里还收藏了一支卡宾枪版的毛瑟“手枪”。这是将普通的毛瑟手枪加长枪管、加装护木、将小握把改成枪托制成的。这种毛瑟卡宾枪生产数量不多，据说曾经为了拍德皇威廉二世的马屁给他生产过几支作打靶和狩猎用。不过，这种昂贵精巧的“玩具”实用价值令人怀疑，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把这样一支枪带到国内来的。

由于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缴获了大量日式武器装备，因此日式手枪馆内也收藏了不少。笔者在日式武器橱窗内看到了大家熟悉的“王八盒子”――南部十四年式手枪。

首次看到实物笔者发现该枪外形纤细突兀，给人非常奇怪的感觉，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不少人相信它是仿制鲁格P08手枪的，除了伸出的枪管两者根本不像。博物馆在展出南部十四年式手枪的时候非常细心，把一支前期型和一支后期型放在一起展出，让参观者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扳机护圈，后期型的扳机护圈刻意加大，可以带手套射击，这是为了适应中国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除了南部十四年式手枪外，还有称之为“南部婴孩”的7毫米南部陆式手枪。该枪的握把比南部十四式要饱满，整支枪显得更圆，但总给人一种小头小脑的不舒服感。好像日本人在手枪外形的设计上总是欠缺点什么。不过，最难看的手枪莫过于著名的南部九四式手枪。这支手枪简直就像是几块粗糙的铁块固定在一起做的，握把细小，机匣粗大，丑得离谱，而且安全性很差，非常容易走火，被许多人评价 为最差劲的手枪。除了自动手枪外，还有一支二十六年式转轮手枪，这是日本第一支国产的军用手枪。到二战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二十六年式转轮手枪都已退役，但是还有少数被个别日军官兵留用，带到了中国战场。由于该枪生产的时代比较早，很多都是过去的“铁炮”工匠手工制造的，存世不多，所以非常珍贵。

除了上述这些，馆内还收藏了一些比较罕见的手枪值得介绍，有一支波兰的拉多姆手枪就引起了笔者的兴趣。乍一看，这支手枪很像美国的柯尔特M1911手枪，但是细看之下还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区别，虎口托显得更圆润。其实，这支手枪的设计同时参考了柯尔特M1911和勃朗宁大威力的一些特点，有柯尔特的握把保险，但内部的闭锁结构却不是柯尔特的铰链式，而是勃朗宁大威力的闭锁斜面式。该枪口径为9毫米，使用9毫米派拉贝鲁姆弹，原本是二战前波兰准备装备部队的制式手枪。但是由于1939年9月波兰战役开始，波兰迅速被占，该枪还没有来得及装备波兰军队。而纳粹德国在占领拉多姆兵工厂后，发现该枪使用的弹药和德国制式的一样，故重开生产线为德军生产，并定为准制式手枪，编号P35(P)。馆内的这支拉多姆手枪套筒和枪身上都有德国军工产品的鹰徽验收章，故笔者判断是德国占领时期生产的。二战结束后，由于波兰加入了华约组织，武器装备转为使用苏联制式，因此这支手枪也正式停产，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值得一看的还有法国的SACM手枪，这是二战前夕法国军队的制式手枪，参考瑞士S1GP210手枪设计，使用一种少见的9×20毫米手枪长弹。笔者也无法知晓这样一支手枪是如何流入国内的。

除了手枪外，博物馆收藏的长枪也值得一看。这里著名的三八式、中正式步枪，53式步骑枪以及DP、捷克式、歪把子轻机枪、92式重机枪、斯登、盖德冲锋枪等著名武器基本都有，相信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笔者也不多介绍了。值得一提的倒是丹麦的麦德森冲锋枪，这种冲锋枪机匣截面为方形，大量采用冲压件，自动原理为自由枪机式，前冲式击发原理，就是当击针打击底火时，枪机依旧在靠惯性向前运动，可以抵消一部分后坐冲量。博物馆里的这支麦德森冲锋枪拉机柄为圆形，加上直型的弹匣，所以判断应该是1950年定型生产的M50型。解放后人民军队不可能购买到这种武器，唯一的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装备的，很可能是在对大陆沿海的袭扰作战时被我军缴获。

在国产武器橱窗，有我们熟悉的50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56式冲锋枪、63式自动步枪、79式轻型冲锋枪、85式狙击步枪、85式微声冲锋枪以及54、64、77、92式手枪。这里笔者感兴趣的有一支82式轻型冲锋枪。熟悉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人都知道，在对越作战中，我军从越南特工队手中缴获了波兰的WZ63式轻型冲锋枪，随后测绘仿制，就诞生了82式轻型冲锋枪。该枪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手枪式样的套筒，装填动作是拉套筒让枪机待击，很像手枪的上膛方式，而且这个套筒的前端枪口下方有一块舌状突出物，必要时也可以将其顶在硬物上单手让枪待击。除了单手待击这个功能，这个舌状突出物还有减小枪口上跳的功能。不过该枪的缺点也很明显：枪身和折叠枪托太短，抵肩射击很不舒服，射击时后坐的套筒容易打到射手的脸，而且固定在套筒上的瞄准具因为随着套筒来回动作，也会影响连发射击的精度。该枪测绘仿制后基本上未装备部队，倒是少量装备了一些地方公安干警。

除了军用枪械，展馆内还有一些运动和狩猎用枪。比如双筒猎枪、小口径运动步枪、运动手枪和气枪，里面有我们熟悉的建卫和峨眉牌运动步枪以及仿勃朗宁系列的半自动猎枪。还有一些特种枪比如钢笔手枪、拐杖手枪等。

不过遗憾的是，展馆内也有一些低级的错误，比如笔者发现两支放在一起的冲锋枪，一支是斯太尔MP34冲锋枪，另一支是俗称“花机关”的伯格曼MP181式冲锋枪。虽然两者都有钻满散热孔的枪管护筒、木质枪托和左侧插入的弹匣，但是明眼人都能在外形上辨认出它们的区别。可是展览馆却把两者的铭牌换了个个，而且MP181的铭牌搞错了。另一个错误是一张照片，铭牌上写“使用AK－74步枪的外籍士兵”，可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发现照片上军人们拿的是捷克的VZ58式突击步枪，根本不是什么AK-74。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展览馆，这种低级错误实在是不应该。不过，低级错误多、硬伤多、解说张冠李戴似乎是国内展览馆的通病了，希望这种现象能越来越少。

消防馆与警服徽章馆

在警用装备馆旁边的展厅就是消防馆。进入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只巨大的带有杠杆的木桶，通过解说词了解到这是清末上海救火会使用过的手动消防泵，两名使用者上下按压杠杆，就能把桶内的水喷射出去，这种简陋的工具就是今天消防水泵的雏形。旁边的橱窗内则放置了一些老式的水枪、斗笠、水桶和太平斧、钳子，这些都是早期的消防器材。在展厅的墙上，还布置着很多反映清末民初上海救火会的历史照片。再往里走几步，就是陈列现代消防器材的橱窗了，各种灭火器、水枪让人眼花缭乱。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一具过去没有见过的背负式灭火器，这具灭火器有三个背负式的钢瓶，内装灭火药剂，通过一根软营和一支喷枪连接，外形酷似我们熟悉的58式火焰喷射器，不知道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而且我们知道，58式火焰喷射器采用的是火药式原理，通过钢瓶内火药燃气的压力将燃油喷射出去的，一次喷射一整瓶燃油，而这种背负式干粉灭火器工作压力是靠什么产生的，笔者不曾知晓，有待考证。

除了各类消防器材外，展馆内还有很多消防车的模型，以及各个时代的消防服，从过去的帆布石棉制防火服，到如今的镀铝隔热服这里基本都能看到。另外墙上还有很多照片和文字，讲述了建国以后上海消防的发展史，展馆内电视屏幕上反复放着上海消防部队参加的几次重大抢险行动的录像，比如1993年南京炼油厂火灾、1998年上海虹桥机场客机紧急迫降(电影《紧急迫降》的原型)等。消防馆面积不大，但布置紧凑，游客参观后能对消防工作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与消防馆在同一楼面的还有警服徽章馆，这里是徽章制服爱好者的天堂。在馆内，布置着各个时期我公安系统警服和各类识别徽章的实物，而且比较成系统。在这里，笔者看到了老电影《今天我休息》中民警马天明穿着的白色警服，以及我们80后熟悉的橄榄绿色的83式、89式警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橄榄绿就是警察的“兵种色”，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和警服一起展出的还有各类臂章、帽徽和警衔，以及品种繁多的国外警察部门赠送的各种警服、徽章、纪念品。不过因为与笔者同去的三人都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也只能是外行看热闹了。

刑事技术馆

刑事技术馆在博物馆的三楼，在这里，喜欢刑事科学技术和侦探故事的朋友会在这里找到许多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在这里，馆方通过各类实物、图片和多媒体技术向游客展示了刑事科学技术的方方面面。只在侦探电影中看到过的各种现场勘查器材，各类照相机、摄影机和显微镜等在这里用实物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可以通过很多取自真实案件的痕迹、标本、证物等学到许多和法医学、痕迹检验学有关的知识。

熟悉间谍题材电影的朋友一定对一种小巧的米诺克斯微型相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这种相机体积非常小，快门的开闭是靠横向拉动机身来动作的，一般用来翻拍各种文件，在许多间谍题材电影中都有它的身影。在刑事技术馆丰富的展品里，就有一只这样的米诺克斯相机，而且从介绍牌的内容上来看，该相机还是建国初期从来大陆进行非法活动的间谍手中缴获的。由于体积小巧方便携带，后被公安系统留用为现场取证用的照相机。虽然如今新的间谍相机体积更小，隐蔽性更强，性能更出色，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间谍还在使用米诺克斯相机，但是米诺克斯相机已经成为了间谍行业的象征，成为了一个传奇。据说在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奖励给做出巨大贡献的特工的奖品就是一支特制的米诺克斯相机。看来，米诺克斯相机和间谍行业之间的缘分是不会断了。

除了各类刑事侦查器材，该展馆的另一大看点是各类法医学标本、以及各种取自真实犯罪现场的痕迹、证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凶器造成的身体伤害痕迹、毒物造成的内脏损伤、各类疾病的病理学标本。笔者在大学内选修过法医学，看到这些实物标本，课本上的知识马上变得更加形象化、具体化了。虽然刑事痕迹检验学和法医学都是非常高深的学问，展馆内的这些展品，仅仅是反映了这两门学科的一些皮毛，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游客来说，这些东西已经能让我们对这两门学科有所印象了，这也就是科普性质展览的目的。

还有值得一看的是那些上海人熟悉的著名案件的重要证物和破案经过。比如展厅内展示了一柄生锈的斧头，这柄斧头是1997年轰动整个上海的“敲头案”的凶器。当年的2月至4月，沪上多次发生有人夜间用斧头砍击单身女子劫财害命的刑事案件，一时间传言凹起，人心惶惶，不少好事之徒编造了各类恐怖的故事，比如凶手被沪上某年轻长发女子欺骗感情，遂专门截杀年轻长发女子报复；凶手打匿名电话给公安局，声称上海女人太可恶，自己将继续杀人……集合了各种听说过的海外连环杀人案的情节。笔者当年听到的最为离谱的一个故事是说凶手是徐国初(上海人都熟悉的杨玉霞毁容案的男主角，被害母女的丈夫和父亲)，说他在报复社会。各种谣言影响之大使得电视台都不得不播报辟谣新闻。最后案件告破，凶手魏广秀被捕，经审理查明是一起普通的劫财害命刑事案件。当年的喧嚣已经过去，魏广秀也早已伏法，只留下这柄生锈的斧头和一名被害人留下的金项链，让人们回忆起那段惶恐不安的经历。另一件能勾起上海人回忆的物品是一支54式手枪和两枚手枪弹头，这是国内首起持枪抢劫银行案――凶手于双戈抢劫银行时留下的凶器。该案也堪称沪上的一个传奇：于本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因欠下大量债务无法偿还，故盗窃长江客轮上乘警室内手枪抢劫银行，当场杀害银行工作人员1名，未来得及劫财就逃跑，后被捕判处极刑。主持侦破本案的是上海著名刑侦专家端木宏峪，而本案还牵连出另外两人――于的女友蒋佩玲和朋友徐根宝，两人因包庇窝藏罪被捕。为蒋佩玲辩护的律师则是上海著名律师郑传本!而对这两人的审判又是中国大陆首次电视转播庭审，故引起轰动。法庭上郑律师极尽嬉笑嘲讽之能事，弄得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公诉人非常难堪，大出风头，几乎成为上海的平民英雄。同时“老婆要讨蒋佩玲，朋友要交徐根宝”的顺口溜也一时在沪广为流传。

其他

除了上述展馆外，博物馆内还有治安管理馆和警务历史馆。前者是介绍旧中国和建国后警察机构治安管理工作的，展出的物品有各个时期的居民身份证件(包括日伪时期的“良民证”)、没收的各种自制枪支、管制刀具等；警务历史馆里展出了从租借巡捕房、国民政府警察机构、日伪政权伪警察一直到新中国公安机构的各类照片和历史文物，简要介绍了上海警察的发展历史。其中历史馆中还有一些上海公安系统中著名烈士的事迹介绍和部分遗物。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参观之后的话

总体来说，上海公安博物馆展馆布置成系统，展品质量较高，科普色彩较浓，还有就是大量展品都是实物，有比较高的参考学习价值。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展览馆就做得比较差，笔者也曾去过上海青浦的东方绿舟国防园，论场地面积和花哨程度远远大于上海公安博物馆，室内展馆还专门修成了国内外知名的“水泥航母”造型(在此感谢平可夫先生的著名高论)，但很多展品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很多制作粗糙的铁皮模型和火炮坦克实物放在一起，大大降低了展览馆的科普价值；二楼巨大的展厅内草草地用宣传照片和塑料模型布置了一下，显得非常业余；说明牌更是错误百出，有很多干脆就没有说明牌，让参观者犹如掉进了云里雾里……而在这些方面上海公安博物馆就做得比较好。但是，从建设高质量的博物馆这个目标来看，公安博物馆还是有些许不足的，主要有以下两个个方面：

一些展品、解说牌上的硬伤还是存在。博物馆是面向普通群众的科普场所，过于专业艰深的内容的确不合适放在博物馆内，但是既然是科普，那么就要保证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并不能因为展出目的是科普，大多数群众并不较真而放松了对这些方面的重视。在布置展品制作解说牌的时候，博物馆方面一定要有严谨的考证精神和对科学负责、对科普工作负责的态度，不应该凭感觉想当然应付了事。

民俗博物馆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认识型；林惠祥；人类博物馆；东南海洋系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01-07

一、批判视角下的博物馆收藏与展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一改对博物馆藏品收藏、展示的固有观点，它不仅反对将博物馆视为纯粹中立而客观的机构，而且尖锐地指出博物馆是充斥着权力与话语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实践活动的收藏与展示不仅暗含着诗学与政治学本质，更是一个持续性、动态、脉络化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物品、实践者及其实践活动都被纳入一个复杂的网络之中。博物馆的本质亦从客观的知识殿堂翻转成为由不同物品汇集而成的表征系统，物品的意义在特定的分类体系内被加以阐释。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使博物馆成为当今“全球文化中极富争议的场所”，也促使博物馆学研究者探究收藏和展示的深层逻辑与策略。这一研究旨趣在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福柯在“谱系学”理论模型内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探讨。

博物馆学学者艾琳・霍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引入“效果历史”（ef_fective history）和“认识型”（episteme）两个概念对博物馆认识论加以梳理，她将博物馆历史划分为无理性的收藏室、古典认识型和现代认识型三个阶段，并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开始出现秩序、分类和规训的博物馆。不连续的“认识型”直接决定着物品收集和展示的方式与内容，也促成了另一种秩序下的“认识型”的确立，在此影响下个体实践者收藏、展示的动机完成了从好奇到科学、博学再到哲学的转变。对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而言，物品收藏活动不仅建构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收藏实践的考察事实上也是对心理和文化两个层面下的人类体验的考察。不同于“搜罗”或“采集”，“收藏品”（collection）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部分共有的，也是部分个体的，经过组合以隐喻的方式制造意义，并借此理解世界和展示被理解的世界。因此，博物馆收藏与展示的实践者无不在特定认识型下展开实践活动，其政治立场、价值判断、学术旨趣嵌入其中进行物品意义的阐释和知识秩序的构建。

在批判的博物馆学研究视角下考察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其中，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一文着眼于林惠祥先生1929年和1935年的两次台湾原住民物品采集活动，以及围绕这批藏品举办的若干次展览。作者认为林惠祥的采集、展示实践虽然贯穿着进化论思想，但是他却并非赞同进化论学派提出的心智一致和文化类同，事实上其采集和“原始文化”展示实践有着深刻的美国人类学文化史学派烙印。尹凯《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1966年）为例》一文则以1958年出版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品说明书》为切入点，分析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空间秩序，试图揭示藏品展示背后的逻辑和人类学话语。作者认为1958年陈列品说明书集中体现出林惠祥先生的人类学思想，分别暗含着进化论、历史特殊论、传播论思想要素，即1953-1966年之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品展示是在三种知识体系下展开的具体实践。

然而，笔者认为林惠祥先生的收藏和展示实践虽深受美人类学文化史学派影响，但却非单纯地将该学派进行本土化实践：也非将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特殊论等学术思想的简单杂糅，而是将包括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批评派），乃至循环论整合于新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内的实践活动，是取诸种理论之长建构中国东南海洋文化体系的学术努力。这一学术尝试与构想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已萌发，在近三十年的民族志物品、考古学标本的收集和发掘，以及东南区域文化研究与探索中逐渐趋于成熟。林惠祥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建立人类学、史地、民俗、考古、艺术、宗教广义上的人类博物馆之构想，在1951年的《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呈函》、《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计划书》中他首度明确表达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之愿望，最终在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借助物品和文本等具象呈现该学术抱负。因此，只有系统审视林惠祥先生自1929年以来的收藏、展示活动，方能从整体上准确把握在特定认识型背景下，林惠祥先生人类学思想、博物馆实践以及东南海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谱系。

二、民族、国家与民族志物品收集实践

林惠祥先生的民族志物品收集活动主要集中在1929年至二战结束前后，始于1929年赴台湾地区开展人类学调查和台湾原住民物品收集，而南洋民族志物品的收集活动则始于1937年避祸新加坡直至二战结束。与绝大多数同时期的人类学家相似，林惠祥先生亦是在寻求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初建以及个人学术旨趣的交织下完成民族志物品收藏实践的。

1926年林惠祥毕业于厦门大学，次年自费赴菲律宾大学跟随美国导师拜耳教授（H.OfleyBeyer）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也因此正式投入到南洋研究的学术兴趣中。1928年毕业回国后的林惠祥在毛夷庚介绍下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助理员。1929年，他在蔡元培先生建议下借归台为父亲奔丧之际，“乘机进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林惠祥化名为林石仁，假托商人身份顺利进入台湾，在料理完父亲丧事后便计划和着手调查工作。他在台北通过图书馆文献阅读，参观台湾总督府博物馆中所展示的“番族标本”，辅以探寻台湾汉人的见闻完成调查目的地和路线拟定等前期筹备工作。经过一番精心设计，最终将此次调查的路线确定为台北-新店庄-桃园-花莲-台东-花莲-台北-日月潭-台北，考察了乌来社、卑南社、马兰社、哈喇巴宛社、大马武窟、知本社等泰雅族、阿美族、卑南族、排湾族等多族部落，采集了丰富的民族志物品以及石器时代的石器标本，包括：武器（27件）、衣服（33件）、货币及饰物（13件）、家具（38件/套）、艺术品（15件）、娱乐品（10件）、宗教与仪式品（5件）、记事绳（2件）、舟（2件），以及石器时代遗物（116件）。这些收集品中“约有半数系现用物，他半系旧时物；旧者较新者更富原始性，然亦更不易得，日本学者至以为古董”。

为了充实人类学标本陈列所与满足研究需要，林惠祥于1935年二度深入台湾腹地采集标本。此次他化名为林淡墨，假托中学教员身份持中国护照进入台湾，然而在抵达基隆后却遭到严密盘问，为了能够顺利深入腹地采集标本，林惠祥立即表明目的并强调此行与政治无关，主动依约通知特务请其同行。调查共持续两周时间，共采集标本数十件，包括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型、史前石器等。与前次标本采集相类似，林惠祥遭到日本当局“协助”名义之下的监控，并深感台湾警网之密，这段时间“余受惊颇剧，与警探等勾心斗角甚苦”，所幸林惠祥携带收集品安然无恙地回到厦门，并置于陈列所内。此时期台湾地区的人类学调查和民族志物品采集几近被日人所垄断，林惠祥在两次调查之前曾特意前往台湾总督府博物馆和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教室的标本室参观，在森丑之助、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等人类学家的努力下，两座博物馆均已颇具规模，他在参观之后也不禁感叹“见所采集者已不少，心服其工作之努力”。

1937年林惠祥携带其多年的收藏品避祸南洋，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的新加坡为他提供了研究南洋之人类学材料，同时他也期望此举能够服务华侨教育文化工作和宣传抗战。在南洋期间，林惠祥继续收集东南亚民族志和考古学标本，同时推进有关中国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与南洋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在战争期间，他曾两度至马来西亚的吉打（Kedak）和威斯利（Wellesley）进行考古工作，发现四处遗址并获得多件石器，入吉打马来村落购买“雷石”，在新加坡、印度、缅甸等地购置民族学标本，同时通过藏品交换的形式充实南洋民族志和考古学标本。根据林惠祥捐赠古物标本及图书的清单，除了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的石器标本之外，他收集了三十余件南洋民族志物品，包括武器、器物、服装、宗教品和艺术品。

身逢国家危亡之际的中国人类学家们无不以谋求民族生存为己任，并且将民族主义和大同主义视为摈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消解民族分歧的必由之路，林惠祥先生也不例外，他曾指出“为补救国家观念不发达，应排除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使个人与国家有密切直接之关系”。因此，其早期的民族志收藏实践应当置于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复兴的情境中加以审视，而且对于战时的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林惠祥的民族志物品收集实践带有鲜明的进化思想，于他而言台湾以及南洋地区的民族志物品是为现存“野蛮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些物件的价值并不在其粗劣之本身，而在于“晓得他们的文化在根本上是和我们的相同，于是在无形中便把种族偏见消减了”。不仅如此，这些收集品――尤其是台湾原住民物品的展示一改大陆民众对台湾原住民一无所知的状况，更是在1930年爆发的雾社事件之后成为极具反抗精神的符号。林惠祥先生不仅举办了若干次台湾原住民物品展示，而且特撰文《野蛮救国论》提倡忠诚淳朴之民族朝气，消除民族偏见，将台湾原住民不屈不挠的精神视为榜样，从而激发国内民众对抗日本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

三、智识、展示与人类博物馆

除了积极从事民族志物品和考古学标本的收集工作，林惠祥先生也强调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之公共建筑场，主张通过展示消除各民族间隔阂，进而方能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而趋于大同。他在1929年台湾原住民物品采集工作结束后，特举办台湾原住民展览“致京沪多人来院参观”。依林惠祥之言，“盖民族学标本之采集及陈列，其时尚甚少见也”。不仅如此，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志于倡办人类博物馆，其效用“不但可供高深学术的研究而已，在社会教育上也极重要”。

在返回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林惠祥为了收藏和展示此前收集的台湾原住民物品、石器标本，以薪俸稿费自建住屋，将前厅作为人类学标本陈列所。不仅自费搜买标本和发掘古物充实陈列室，而且获得南洋捐赠者所捐赠的藏品，藏品已有三四百件之多，“陈满二室，颇为可观”。陈列所虽为林惠祥私人建立，但是却公开向厦大历史、社会学系，以及中小学师生开放，以期实现通俗教育的功能。陈列所开放后引起社会关注，厦门市政府民众教育馆长曾特意前来参观，甚至“自叹以政府机关反不能及也”。经过1935年的台湾原住民标本采集，以及台北圆山贝冢遗址考察所获文物标本的充实，林惠祥将“古物陈列所”更名为“私立厦门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据《厦大周刊》所载，此博物馆系林惠祥教授以及新加坡督学陈育崧发起创办，旨在供本校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之特别应用，及其他院系之参考。至1936年标本总数达到214种共300余件，图表不计。其中南洋原住民标本多为陈育崧自购及捐赠，台湾原住民标本则均为林惠祥自费采集所得。加之1936年林惠祥、郑德坤、庄为玑泉州唐初墓葬发掘所得明器等文物进一步完善了博物馆的藏品结构。同年6月9日至14日，文化陈列所与历史社会学会共同举办标本展览会。至此，文化陈列所藏品共分为三部，分别是：第一部为古物，共分为六类，包括明器（215种）、古玩（67件）、钱币（47匣，79枚）、拓片（566种）、甲骨文字（27片）、最近发掘泉州唐初古墓所得（明器77件、墓砖20块、金属装饰品20余件）；第二部为人类学标本，共分为两类，包括台湾番族标本以及其他；第三部为民俗学资料。

可见至迟在1935年，林惠祥先生有关人类博物馆的构想就已具雏形，但因战争爆发不得不搁置，直至战后最终得以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1947年，林惠祥先生携收藏品归国后便于十一月开展览会三天。为了推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尤其是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他于1951年将多年收藏的古物标本及图书无偿捐赠给厦门大学，并且提议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3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成立并向公众开放。林惠祥共捐赠藏品643件，其中未将货币、邮票、照片计人其中，另附十个精致的木箱，图书共729种，875册。他将这批捐赠品共划分为四部：史前遗物、历史时代古物、民族学标本以及其他。第一部门史前遗物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南洋的考古学标本为主，包括石器、化石、陶器以及原人模型。地域涵盖山西万泉、河南安阳、浙江古荡、福建厦门、武安、南安，广东、香港、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印度以及澳洲。此外，他还捐赠了爪哇猿人泥制模型1件，史前大动物骨化石4块。第二部门历史时期古物以购买、交换得来的华北陶制明器、若干铜器，以及发掘所得的泉州唐墓瓷器、宋明瓷器、玉石器，中、外f货币数百枚构成。第三部门民族学标本以台湾地区和南洋民族志物品为主体，共分为武器、器物、服装、宗教品、艺术品、建筑模型和风俗模型七类。第四部门为自然物标本、旧邮票、仪器以及照片底及纸片。

早在十九世纪晚期国人便已将博物馆这一新事物引介至国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均曾主张设立博物馆以益智集思。近代博物馆的出现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智识生活和知识传播的方式，同时在其草创初期便大有与人类学合流的趋势，肩负起开启民智，向普通人士传播常识，消除民族间隔阂以实现文化建设的责任。近、当代中国博物馆除了发挥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的功能之外，更是与民族复兴和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勾连在一处。王幼侨认为就博物馆展示内容来看，其纵深当属人文范畴，“就历来社会之演变，政教之过程，参证考察，明了起或得或失，寻出起民族性有优点与缺点，以资改进”，从而“发挥民族的精神，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一般的民族意识”。林惠祥亦曾流露出类似观点，他认为人类学有助于深入了解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进而实现互助合作，同时人类学向来都格外注意实物的采集保存“以为学说的证据”，“如史前的人类遗骨遗器，现代蛮族的器物、衣饰、艺术品、宗教品等，常收集列于博物馆内以供学者的参观”，通过参观实物方能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刻的印象。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机关，博物馆采用的是“诉于眼的教育”，即用“实物（即标本）、模型、图画、表格等教育人民，而不是用文字的”。“这种博物馆或称民族，或称人类，或称历史，或称文化等博物馆，又或为大博物馆的一部分”。作为人类学家的林惠祥深知人类博物馆在教学、研究以及社会教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教人类学不能无标本，而教员不能不作研究，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标本也一定陈列于博物馆内。所以三者不可分离，设一种便是设三种”。

四、新进化论与东南海洋系文化的确立

纵观林惠祥先生的收集、展示实践，其有关人类学学科以及东南沿海地区文化特性的思考逐渐趋于成熟。1953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集中体现了林惠祥对于人类学学科的定位、研究范畴的界定，其内部展示则暗含着林惠祥先生以新进化论为理论模型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学术努力。林惠祥先生以“人类博物馆”命名博物馆颇有深意，他曾对这一名称进行解释，“这博物馆可以用人的名义，是和自然相对而言，目的在搜集陈列及研究有关人类的古今中外文物，包括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文明民族和原始民族，范围比较历史博物馆更广，可供人类学、史地、民俗、考古、艺术、宗教以及各种社会科学的参考”。可见，林惠祥试图建立既具纵深又具广度的博物馆，这与他对于人类学的理解和定位有着直接关联。

林惠祥曾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将“人类学”界定为“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系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而所谓的“野蛮民族”即指“现代的蛮族”，“文明民族”则为“有史以后的人类”。尽管二者有所区别，但是绝非截然无相联的两截，只有兼具对二者的观察方能呈现人类的全部历史和完整的文化面貌。由此可见林惠祥所理解的人类学实为广义上的人类学――有关人类的知识，同时是包含着（1）探究人类文化起源和变化、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艺术、语言等的起源、演进及传播等事项的文化人类学（即民族学）；（2）以讨论人类的身体如何由其他动物演进而成，以及人类各种族如何区分为旨趣的体质人类学；（3）叙述有史以前的人类及其文化的历史的史前学或史前考古学；（4）叙述有史以来的现代人种的状况、体质与文化，由各民族的个别研究开始，然后合而为全人类各种族总记载的民族志所构成的知识体系。因此，勾勒人类完整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成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主线，然而林惠祥也坦言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定，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收藏、展示一般性的古物标本之外，应侧重中国东南部和南洋地区，这则是学术分工使然。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展示折射出林惠祥先生试图调和时间与空间，探寻人类演进趋势与揭示区域文化面貌，整合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等理论的学术努力。整个陈列展示分为史前部门、有史时代部门、现代人种部门和其他部门，分别在36个陈列室中展示。其中，史前部门陈列人类起源及原始社会生活模型、社会发展史全景模型、中国旧石器时代遗物、南洋石器时代遗物、中国新时期时代遗物、福建新石器时代遗物；有史时代部门陈列铜器、明器、泉州碑刻、地理模型、古迹舟车模型、玉器、货币、武器、陶瓷、中国历史人物模型、世界历史人物模型、社会仪式器、雕塑品、字画；现代人种部门陈列世界各族模型、中国少数民族模型、少数民族文物、高山族文物、畲族文物、日本民族文物和南洋民族文物等。就时间纵深而言，展览被划分为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前者旨在呈现人类演进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洋考古学文化的相似性，进而探究文化传播路径。博物馆共制作了猿人阶段的爪哇猿人、中国猿人，古人阶段的尼安德特人，新人阶段的克罗马农人、山顶洞人，华北的新时期时代人、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八个等身模型展示从猿到人的演进过程。

进化思想同样贯穿于各民族文物的展示中，无论是台湾原住民物品抑或其他民族的物品无不反映出在经济、文化、社会和宗教方面具有的原始性，“研究他们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文化的原始状况”。这些富有原始性质的标本有三种效用，即它们可以代表现存蛮族之文化，可以表现人类进化史上草昧时代之简陋的文化，以及可以追见数种事物之简单的起源，而证明进化之理。不仅如此，在林惠祥看来，具有原始形态的文化、简单的现象是人类文化的基础，也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点，只有充分了解这些方能洞晓文化的性质。而且“这些原始状况，在文明民族中虽也存留一点，但总不如在未开化民族中之盛，所以要得民族学的材料，必须跑到未开化民族中去找”。物质文化无疑成为探究从野蛮至文明阶段，说明文化进化的物质证据。除此之外，林惠祥借助民族志物品与考古学遗物，通过比较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该术语指有别于华北地区的“另一系统的史前人类及文化”。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有别于华北地区，典型器物即为有段石锛――这一我国东南、台湾地区以及南洋太平洋诸岛均广泛发现的器物类型。而从人类学角度来看，无论从体质、语言，贝类制品、陶器等物质载体，抑或断发文身等习俗、仪式亦存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藉由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史学，林惠祥试图勾勒自中国东南沿海、台湾地区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等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文化面貌，追溯族属以及迁移路线。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可以视为是林惠祥先生以新进化论构建东南海洋系文化的学术尝试，他认为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和循环论均具有局限性，也皆有可取之处。他虽然承认人类文化的演进，但是却反对单线进化的观点，以及古典进化论偏重独立发明，而忽视文化的接触与传播，把社会变迁完全视为进步的，而忽略退步的事实。传播论虽然弥补了进化论者对于空间和传播的忽视，却否定文化的发明。同样，他也指出循环论难以给出永远循环的证据。林惠祥虽然深受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影响，旨在“还元”人类的历史和分布，以及人类的各种生活形式，但是他也指出该学派的局限性，即不承认有一条定律可以概括各民族的变迁趋势，虽然批判地看待其他学派，而自己却“只提出了研究的方法而已，不曾提出关于人类趋势究竟如何的答案”。在分析各理论流派利弊之后，林惠祥评论道：若能够取诸理论之真理，消除彼此冲突之处，予以修正便是“足以明人类文化的趋势”的理论――新进化论。可以推断至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惠祥更加倾向于继“批评派的破坏工作”之后由新进化论所承担起来的建设工作，一方面探寻各民族变迁趋势的规律，另一方面在“历史法、文化区域法，此外再加以比较法、心理法、语言法、统计法”基础上，依靠实地调查过的报告和可靠的v史记载加以研究。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