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文化的关系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 保护 旅游开发 辩证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存在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重点说明两者之间辩证地存在着统一关系。
旅游开发作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实力所普遍采用的方式，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辩证的矛盾统一关系。
一、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
我国二十多年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与理论探讨中，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关系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旅游开发带来的浓厚商业文化侵蚀着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强势现代流行文化冲击着民俗文化。受到侵蚀、冲击的民俗文化，改变着拥有这类民俗文化的地域群体的整个价值取向，改变着群体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这种改变体现在物质、精神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在民俗文化变迁历史进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突变特征。
与主流的汉文化相比，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稀缺的文化资源，弥足珍贵，突显出巨大的文化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适当的方式极易转换为经济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地普遍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以摆脱贫困为单一战略目标或者为主导性目标，忽视了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旅游开发必然会把强势主流文化引到当地，使当地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完全暴露在外来文化环境中，当地以落后经济为基础的弱势民俗文化必然会受到经济实力较强的异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旅游开发所具有的浓厚商业文化对传统的朴实的民俗文化的冲击，在仅以追求经济利益导向的旅游开发背景下，导致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的流失、甚至丧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优势核心资源在于独特的、稀缺的、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通过旅游开发，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丰厚的经济收益，改善贫困的生活条件，但旅游开发过程中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却随之削弱，被强势文化逐渐同化，宝贵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资源逐渐消失，旅游吸引力也将随之消失，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终将成为泡影，依靠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不切实际的设想。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构成了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对立关系。
二、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统一关系
实际上，旅游开发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会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旅游可唤醒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增加民俗文化价值、提高民俗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豪感等。开发民俗旅游“既是挖掘民族文化、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价值化的过程”。
因此，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矛盾对立关系，应从民俗文化所处的客观现状来看待旅游开发对民俗地区文化的正面效应。旅游开发作为民俗文化经济价值的转换器，在转化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宣扬民俗文化、挖掘文化价值的角色。在宣扬文化与挖掘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出现的伪造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个别现象，因此，对于恶意伪造行为，应以政策法规手段进行有效管治。在宣扬文化、利用文化获取经济价值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过度商业化现象，也并非是仅仅存在于我国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旅游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民俗文化保护相背离的一些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在于旅游开发本身，而是在于旅游开发目的导向设置出现偏颇。根据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依托的文化资源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因果与依存关系，一个民俗地区的旅游开发首先应是保护民俗文化、其次才是发展旅游经济。在没有保护好民俗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实现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是“杀鸡取卵”、难以实现长期发展。因此，旅游开发的首要任务应是保护、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围绕着首要任务的次要且平行的任务才是转化民俗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获得经济利益。
依托某一旅游项目保护、传承、挖掘某一个或某些民俗文化事项，以旅游的六大要素形式呈现给游客，在保护、传承、挖掘、呈现独特文化的同时，可以自组织地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收益的顺势转化。现实中，在策划旅游开发项目时，往往首先考虑这个项目能获得多高的经济收益、能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以能否保护好一个或几个文化民俗事项为首先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本末倒置的民俗旅游开发理念，导致了与民俗文化保护不和谐的现象及文化破坏大量出现并难以扼制。
民俗地区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关联性。一旦某个民俗地区的特色文化流失或消逝，其经济价值也会随之消减。因此，民俗文化保护是根本，无论是政府的政策、旅游开发项目、还是来自各方的力量，都应以民俗文化资源保护为核心，这样文化价值可持续转化为经济价值才有根本保障。
因此，以民俗文化保护为核心导向的地方政策指导方针的确立、旅游开发的角色定位与开发理念的重新审视，成为加强旅游开发与民俗文化保护之间统一关系的重要前提。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政策引导将旅游开发统一到文化保护的大系统内，协调文化保护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性，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经营理念的创新提高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建立起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可以遏制民俗文化的流失与变迁速度。
参考文献:
[1]钟敬文，董晓萍.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6.（11）：11-17.
[2]李援朝.中国民俗文化知识读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3.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2篇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高潮，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民俗文化得到大力的弘扬，并成为区域内部向外界展示本土形象的重要旅游资源。将民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并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作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根本核心，推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虽然对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能够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对于贵州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较少，本文以贵州省为例进行研究，对该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
贵州全省近4000万人口当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高达1500万人，占贵州省总人口数量的38.98%。在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主要包括：侗族、苗族、水族、瑶族、布依族、土家族等大型并世代居住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多达17个。这也是贵州省民俗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的关键。同时，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以及语言习惯等构成了民俗文化的基本内容。
在贵州省的民族大家庭当中，各个民族当中的民俗文化交相辉映，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特点。由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彩，并具备大量的旅游资源，贵州省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得到推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针对贵州的各个地区，都能够发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存在。针对贵州省内某一地区来说，其体现的是贵州省内民俗文化的“孤岛”，针对贵州省的整体布局而言，由各个“孤岛”形成“千岛”奇观。这些文化各具特色，体现着不同的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贵州省当地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相对较晚，历时十余年的时间，目前这一领域市场开发的前景较为广泛。随着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使得当地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对当地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009以来，随着我国对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业的不断重视，贵州省凭借着这一推动力以及自身具备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大力的发展旅游业，使得该地区在目前民俗文化旅游相关产业的贡献率超过53%，并且具备持续增长的趋势。
二、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1.当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滞后，宣传力度不达标并且与现代旅游行业的发展严重脱节，不能够满足旅游开发的根本需求。由于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众多，并且民俗旅游景点多分布于群山当中，这些地区较为偏远，交通欠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资源的开发。交通问题是阻碍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问题，由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够满足旅游开发的需求，导致开发的效率低下。同时，全省各个地区接待游客服务的住宿环境以及条件较差，在旅游旺盛的季节明显存在床位不够，并缺乏星级宾馆满足接待需求，这一方面的问题主要存在偏远山区当中。由于该地区是当地人世代生活的区域，依旧沿袭传统的生活以及生产方式，导致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受到破坏，当地居民对于旅游文化重视程度低下，不能够参与以及自主的保护当地的民俗文化，严重的影响旅游文化的开发。
2.整体上缺乏统一的合理规划。贵州省在民俗文化旅游文化的开发过程中，除少数民俗景区外，贵州省内的大多数已经获得开发的民俗文化旅游景区未获得科学合理的规划以及评估，导致全省在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缺乏实地的调查以及整体规划，造成景区分布不够合理，呈现出混乱状态。由于贵州省内的多数民俗文化的旅游景区都分布与村寨当中，开发以及建设的方式普遍采用粗放式开发模式，只为追求近期的利益回收，缺乏长远发展战略眼光的布局，造成不合理布局民俗文化旅游景区的产生，导致民俗景区与民俗景区、民俗景区以及非民俗景区之间的不能够得到良好的衔接。体现了民俗文化的层次较低，缺乏配套设施的建设，导致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经济效益不尽人意。
3.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开发等相关体制落后。当地在开展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与民间组织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扶植力度低下，缺乏对开发与保护的必要专项资金的科学管理，经营管理呈现出混乱的状态。由于政策扶植以及相关体制的落后，造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发展受到阻碍。同时，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发展情况以及风俗习惯的关键内容，但具体涵义在进行实际开发过程中被歪曲，为了经济收益可以迎合游客，导致民俗文化的传承遭到破坏。因此，加强旅游资源体制建设，保证民俗文化的大力弘扬，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作用。
4.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人才匮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人才匮乏是影响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得关键。目前，贵州省内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人才奇缺，边远山区民俗文化的发展需求属于当地民俗文化的人才进行推动，保证当地民俗文化得到弘扬，但目前旅游资源开发人才并不愿意到偏远山区从事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导致民俗文化在开发的过程中缺乏优秀的人才进行推动。同时，由于当地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展，主要聘用外地的人员担任民俗文化景区的管理者以及向导，但其并不懂得当地民俗文化的具体含义，造成理解上出现偏差，并由于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以及习俗缺乏理解，造成旅游资源开发受到影响。
三、促进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策分析
1.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贵州省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内容，只有将基础设施不断的完善与发展，才能够在根本上保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民俗文化的旅游景区位于村寨当中，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应该给予政策支持，保证村寨交通的基础建设与完善。在满足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偏远地区的发展，促进区域内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住宿条件，政府以及管理者应该充分的重视住宿条件的改善，满足游客的实际旅游需求。群众是整个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的重要因素，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民众的环保意识以及参与程度，保证民众参与到民俗文化旅游当中，推动民俗文化的传播，展现地域特色，推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2.进行统一规划以及合理布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地域性较强的特点，并且其中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其中地理条件、文化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条件都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进行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应该重视资源的合理规划，制定科学有效的开发模式。首先，在具体规划时，应该充分的考虑地域文化的特色，从当地的旅游资源层面出发，保证将该地区内部存在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将具体的民俗文化特色进行凸显。将景区的设计进行整体规划，有效解决区域内部景点分布不均的状况；其次，在贵州区域内部的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点”与“面”的关系，保证多方位多角度的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区域内部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充分的降低经营成本；最后，在开发贵州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应该贯彻并落实民俗文化的保护性原则，以保护为根本内容进行建设，保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在保护中谋求发展。实现自然生态以及人文生态相结合，促进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
3.充分协调各方关系。由于贵州省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并且受到制度因素以及人文因素的影响，造成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缓慢。因此，需要充分的协调各方关系，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政府、民众以及当地开发商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保证当地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展能够打破以政府为主导的局面，将当地民众的地位进行提升。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到民俗文化旅游当中来，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以及监督机制；第二，处理好人、自然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将三方关系进行充分的协调，保证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将传统民俗文化进行保护，避免过度开发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应该重视社会效益，加强贵州地区人文环境、生态环境以及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切实的让当地民众感受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带来的福利。
4.加强民俗文化旅游人才培养。人才是保证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贵州省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需要大量的人才进行保障。因此，在实际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将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与贵州省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列为同等重要的位置。对于贵州地区旅游专业人才的实际培养，需要重视传承。可以通过家族传承、社区范围内的人才培养等方式推选出更多促进民俗文化发展的以及旅游管理的人才，保证人才对民俗文化的充分掌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充分的运用学校教育的优势，通过专业化、系统化的学校专业的教育与旅游地的实践训练相结合，打造一支具备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团队。
四、结论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是对贵州地区美好风光的诠释，同时也是对该地区旅游资源的充分肯定。贵州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光是自然风光，还有独特的民俗风情。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该地区定会取得蓬勃的发展，带动整个贵州省旅游经济的增长。大力开发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对推动该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曾石.贵州省苗族服饰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及开发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2.
民俗与文化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物联网系统 非物质设计 交互性 文化现代性
检 索：.cn
Abstract ：Through researc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on-material design theory act on the Tianjin folk culture， digging out the culture of modernity， economic value into a series of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non-material design services to the global， proposed the idea of building Tianjin folk cultu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Find a new way for the heritage of Tianjin folk culture.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Systems， Non-material Design， Interactivity， Cultural Modernity
Internet ：.cn
引言
早先在天津举办的“纪念妈祖旅游文化”研讨会上，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全世界从经济高温的时代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我们应尽快把握和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予以弘扬光大，以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1]时至今日，乌丙安先生的推论已被天津乃至整个中国推动保护民俗文化的浪潮印证。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更关乎天津城市建设与发展及构建天津品牌文化与地域性特色能否顺利进行等决策研究。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发展趋势
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民间信仰广泛庞杂，特殊的自然经济、人文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造就了天津特有的津味儿文化。其民俗文化产品讲究“巧而得体，精而合宜”，强调物质因素与人文因素、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外观形式与内涵意蕴、装饰纹理与质地结构、人工意匠与天然情趣的结合[2]，是对“以人为本”的中国式美学与哲学的诠释。
如此丰富的民俗艺术宝库，却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迅速被国际主义“再造同化”。虽然政府制定很多保护性的举措，但市场的缺失让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回春乏力，民俗文化发展难掩颓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产品存亡皆由市场规律决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俗文化资源运用不当的产品出路问题。民俗文化正由人们传统价值观的改变与民俗观念的淡化逐步丧失其原有市场，为天津民俗文化谋求适应时代步伐的发展之路迫在眉睫。
二、基于物联网系统的天津民俗文化资源整合
（一）运用物联网系统实现天津民俗文化现代性
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需要首先对“核心文化资源”有清晰地认识。林亭口高腿子高跷、汉沽飞镲、挂甲寺庆音法鼓等荣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艺术瑰宝既然是“优质的”又为何陷入“曲高和寡、少人问津”的尴尬呢？引用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的话，人们需要被满足“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化需求”。实现文化现代性是关键。文化现代性是传承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存在价值认定的基本标准。人总会利用一切条件参与到各种文化圈层中，实现分享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财富的愿望。[3]现代人对文化传统有区别性对待，提升某些文化资源本身潜在的现代性价值，使其中许多民俗不再是“古化石”或“历史残留物”是实现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意义。实现文化现代性，不能一味的单向传递“文化需要被保护”，更需要现代化科技知识、理论创新，能动性的辅佐、推进文化的现代性进程。
物联网技术主要解决物品到物品，人到物品，人到人之间的互连。利用计算技术监测和控制物理设备行为的嵌入式网络化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可以将完全分割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通过虚拟世界的信息交互，构成一个高效、智能化的物理世界。[4]物联网的特性决定了以此为技术支持的天津民俗文化经过设计转化而成的物品与非物质产品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将能够实现与用户人群的顺利交互，最终完成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二）物联网系统为天津民俗文化信息传递提出新设想
物联网系统不同于单纯的互联网，物联网有虚拟网络，同时也要有实体“物”作为信息载体。而完善的物联网系统，是对非物质设计在内容上的扩充。对载体物的关注，将能为天津民俗文化元素表达提供更多可能。用可触及的物承载一部分文化信息，这种可触可感使用户更愿意和更顺利的去接受非物质形式的信息，进而主动接受物联网系统提供的新型文化信息服务。如图1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银鱼”天津旅游信息导航仪，运用天津四珍之一的银鱼造型结合杨柳青年画两大民俗符号整合而成的旅游信息导航仪，作为物联网的信息终端，承载部分民俗信息的载体使用户能更加直观的了解、认识天津民俗文化。
三、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理念
天津民俗文化很大一部分精髓是技艺者制作或表演的过程，这种文化的非物质特性决定其传承与发展将遇到更多困难。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舞、戏曲，有许多原本只允许出现在特定的节日或场合，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这些民俗文化最终沦为程式化的表演，被庸俗化和商品化，甚至出现将时间、空间跨度极大的民俗歌舞、戏曲、服饰等汇总于一个庞杂的“伪民俗村寨”，[5]传承文化成为娱乐大众的跳梁小丑。可见，缺少对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专业系统的策划与经营；宏观、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方针的制定，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其经济价值合理性转化将难以成功。
非物质设计是以信息设计为主，基于服务的设计。它跳出了传统意义的对单一物的考虑，而是对由该物组成系统的全局性照应。非物质设计以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合理化运用于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能对天津民俗文化宏观格局制定出清晰、长远的发展战略。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将天津民俗文化融合进这种新时代的产品中，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量将会呈放射状传递给用户，并且这种信息传达更具有时代感、易于被用户接受甚至主动引导用户接受，对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将做到能动、主动。网络信息平台将为天津民俗文化更加合理、可持续的挖掘出经济潜质，顺应时代与全球化市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信息化、交互性、对各方信息反馈与策略制定、修改的高效性，结合物联网系统的非物质设计理念为天津民俗文化的传承与经济价值挖掘开启了崭新的大门。
四、天津民俗文化的非物质设计策略构想
（一）天津民俗文化的系统化非物质设计策略
天津民俗文化的表达，一种方式来自“物”，非物质设计的前提仍要有“物”作为载体，承载非物要传达的重要信息，如产品设计表达中应用文化元素，在产品的形态与意义中使人体会到文化的特色和魅力，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如图2天津理工大学学生设计的“连年有余”茶具产品，运用天津杨柳青年画的造型理念，将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要素进行整合、创新，在能够突显杨柳青年画的文化底蕴的同时达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茶具成为传承天津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
另一种方式则可利用“非物质”的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形式满足人对文化的认知。利用具有“物质”载体的非物质设计方式实现文化传承。既考虑到对载体物形态、功能的开发，也将由载体物承载的非物质要素的设计系统化，提出完整的设计开发策略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挥物联网的特色，将各个“物”与“非物质介质”系统、层次的联系、统一，实现设计单体的细致深入与设计系统整体的全面、多元化表达。
（二）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
通过电脑、手机、公共设施的交互平台、旅游纪念品结合数字化技术等一系列电子终端，运用网络技术共同构建出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在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将能够实现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文化信息网页的功能飞跃。
首先，电子信息载体物的形式设计的多样性，使用户在视觉与使用感受上更加直观具体的加深对天津民俗文化的认识。提升载体物造型的美观度、易用性、增加时代感，将能够吸引潜在用户，扩大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拓展其经济潜质，最终实现文化传承。如前文提到的银鱼导航仪，作为终端在形态与使用方式上都使用户感受到天津民间绘画艺术的特色，直观且深刻。
其次，物联网系统将更好的实现民俗文化信息的分众传播，也就是民俗文化信息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点有选择的进行传递。更好的实现用户、企业、市场、民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突显出物联网系统的交互性、高效性特征。
第三，非物质设计理念的运用使网络信息平台所具有的功能更全面、具体、人性化。源于其服务于全局的系统性理念特征，以实现天津民俗文化资源传播最大化为目的，非物质设计理念将会把网络信息平台如何实现易用性、交互性、高效性放至首位。细化到各个人机界面、功能分区、按键反馈、链接方式、用户操作方式等细节的设计中。
由物联网系统结合非物质设计理念，构成的天津民俗文化信息平台如同敏感的神经系统，各个神经节点上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实体物”，非物质信息则通过各个神经节点不断来回往复穿插，传递各种民俗文化信息。天津民俗文化物联网信息平台的建立将能使以前人们对某一民俗文化的单一理解升华为由某一文化点引申、拓展出放射状的文化信息网，文化知识将能够触类旁通。文化传递的同时实现文化类产品的创新、创意产业链升级，最终实现文化类产品功能的超前性与能够通过物联网络不断升级的目标。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