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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哲学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1篇

在对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根本概念完全明确之前,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着重分析探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指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宣传普及活动,促使马克思抽象化的基本理论能够实现其具体形象化,实现大众化的通俗易懂,并能够为广大群众充分理解。具体来说,马克思哲学大众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其理论内容必须完全面向大众,通过广泛宣传的方式促使其富有群众化的特点。第二,积极采用通俗化的语言及群众普遍能够接受的方式,促使马克思理论能够被广大群众所认同并转化为行动。从最基本的内部构成方面看,马克思大众化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的大众化相关内容。在对马克思大众化的根本概念完全明确后,就需对哲学大众化的概念进行明确了。所谓马克思哲学大众化,即是指将其抽象化转变为形象具体化。大众化中所说的“大众”是指人民大众,其自身具有突破政治、经济、地域、年龄、性别等限制的特点。自改革开放后,现今社会的进步发展使得我国开始出现一些新型的社会阶层,他们同样归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中。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对于群众的理解也需跟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促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民大众能够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灵活运用并用其对各类实践、改造活动进行科学指导,进一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运用各类实践活动操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完善马克思哲学理论,推动其良好发展。

二、推进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科学途径

(一)积极增强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意识历史与现实均表明,在现今的社会中,大众化哲学的存在极为必要。所以,广大的哲学研究、教学者及人民群众需积极树立增强哲学大众化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对马克思哲学的信念。长时间以来,在我国出现了极为突出化的群众不懂哲学,学生不喜哲学、哲学招生淡薄、不注意加强哲学宣传的情况,最终导致出现马克思哲学被完全忽略,相关世界观、方法学说空洞、无力的问题。此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为:大部分人未将哲学作为一门与实践活动相关联的科学,还未将哲学的概括、抽象性及现实、革命性进行有机结合。归根结底,是这些人未对哲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充分了解掌握,对实践活动与哲学的引领作为未完全明确。相关哲学工作者在推进其大众化时,需做到有的放矢,对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新问题、情况充分认识及解决。另外,在马克思大众化的推进中,对于“庸俗化”的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大众化并不等同于庸俗化。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项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业。所以,广大哲学工作人员必须将自己从课堂中解放出来,对自身的历史使命完全担负。

(二)多形式的开展马克思哲学宣传活动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化的活动,需要相关研究部门、媒体、学校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哲学工作人员需加强自身与实际之间的关联,积极选取一个恰当适宜的课题。开展哲学大众化的研究,如哲学大众化推进的必要性;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之间的联系;哲学大众化的实质、特点等。而相关出版部门则需组织编写一些不同风格、类型的大众化哲学读本。可以对《大众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等书中进行借鉴。各家新闻媒体则需积极开展一些有关于哲学大众化的宣传活动。学校是马克思哲学大众化推进的主要地区,思政课便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所以,各大高校的思政教学需进行科学化的创新、改革,进一步提升其实效性,对学生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哲学教育,帮助其进一步树立起一个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三)落实马克思哲学大众化的基础、生长点马克思哲学必须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其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灵活运用,将哲学作为认识、改造世界的有效手段及武器。所以,我们需积极采取一个极为有力的措施,促使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的距离得以缩短,进一步形成一个学哲学、用哲学的和谐环境。第一,进一步奠定哲学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将其根植于群众之中,为广大群众所服务,代表其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为其大众化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第二,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制度基础,在大众化活动推进中,需做到坚持不懈,促使其形成一种制度。第三,奠定哲学大众化的实践基础。哲学大众化进行中需做到立足实践,从实际出发。

三、结语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 基本原则 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0-0294-01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社会发展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各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进程更在不断深入。有别于其他的传统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重点强调着文化的“大众性”,倡导要将文化的价值定位在“民主”层面,并切实服务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1]。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广大人民群众定位为践行者,只有还原人民的主体地位并给予人民群众以应有的重视,才能有效借助民众力量在大众群体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切实体现与价值回归。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新时期,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路径实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其积极意义也鲜明地体现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的提升层面。

一、现实意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推动自身定位在了一个国际新高度。对于很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于抽象且距离遥远,该哲学理论的生成始于特定的年代,因此应当属于执政党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从定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将核心定位在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哲学理论,本质上看就是关乎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概括性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理论思想。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思想引导,具有着极强的现实性[2]。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率较高,因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大众化传播已经成为了必要的举措,不仅有利于深化人们对其的理解,同时更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设良好的环境,以此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回归。

二、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并非是一项能够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性的长期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路径亦需要遵循相应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大众化的现实意义才能够有所体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有着深刻的内涵,对此的相关研究有必要不断深入,这种研究应当兼顾理论与实践研究,唯有经过社会的检验,才能验证“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集自然、社会与思维于一体的理论,对于很多人来说具有着一定的抽象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需要秉着保证宣传有效性的原则将该理论转变为易于理解的语言。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为一项长远任务,必须要依赖于诸多理论的推动,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积极推广,使之能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如此才能有效引导民众加深对该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理解和吸收,并以此在社会日常实践过程当中切实深化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理念虽服务于大众,但其同社会主义的结合亦是必要举措。唯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切实立足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将该哲学思想定位在大众认知的领航主体层面,才能有效协调各方关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推进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迅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转型期,社会需求越发多元化,和谐社会的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促使其实现大众化的意义越发明显[3]。本文认为,具体的推进路径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探寻:

首先,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理论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大众化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虽不同于传统哲学,但其抽象性依然在所难免,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来说,要想熟知马克思主义思想尚且困难,上升到哲学高度的难度则必然更大,失去了民众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之路势必更加艰难,因此,有必要在此过程中切实通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应当将抽象的理论概念化、通俗化,这样才能将高深的哲学拉回到民众群体中。但在此过程中需要尤其注意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通俗化尺度,全力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高度。

其次,将社会实践的指导理论中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进的最主要的现实意义即是为了推动其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这样的基础,实为马哲理论得以价值回归的重要依靠。因此,在该哲学体系的大众化蔓延过程中,有必要明确其目的与现实意义,使之紧密联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确保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顺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第三,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渠道。当今,社会的发展加速推动着不同时期的到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之路也也应顺势多元化拓展。具体而言,应当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形式,包括考虑到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能力、理解方式等等,通过行之有效地整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能够被接受且易于被接受的思想文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落到实处。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只有走上大众化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绽放出应有的光芒,而实现此目的的前提则是要明确基本意义、基本原则,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童萍. 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果交流会综述[J]. 理论视野,2014(02):58-60.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范式;教科书哲学;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40-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蔚为大观,其积极意义在于,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其不足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轻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陷入困境。当前,应重新反思作为“范式”的“教科书哲学”,实事求是地评价“哲学教科书”,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之路。所谓范式,主要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它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21,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1]24,“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9,并由此必然形成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从“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学术”,也是一种“主义-学说”,还是一种“立场-学养”。

一、学术形态: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哲学的自我定位”和“时代的历史方位”即时代化问题。当前,“对哲学的自我定位”与“关注时代的历史方位”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改革的现实出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对哲学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哲学观,其本质是用哲学研究时代的新问题,用哲学反映新时代的声音,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对时代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时代观,其本质是准确判定时代的历史方位,使哲学走进时代、实践和现实。“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2]16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同样要在对时代问题的诊疗过程中发现新问题、阐明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哲学教科书创造了‘教科书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影响了这个时代全部哲学的存在状态,而且也影响了整个时代。”[3]概括地讲,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有四种范式:其一是从“物质”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其二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其三是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其四是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的“人学范式”。反思这四种范式,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过于注重“学术形态”,而“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有所欠缺。如果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取得实效,就必须采取相应的体制上的改革,从“教育”、“教学”、“教材”的改革做起。教科书应具有科学性,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也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正式知识’的争论,事实上蕴涵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围绕教科书所暴露的冲突,往往反映出权力关系上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涉及人们在知识方面最看重什么的问题。”[4]4基于此,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形式上讲应是“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的统一,从内容上讲应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统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正是在直面现实、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中才终结了“哲学”在群众之外和“群众”在哲学之外的旧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变革,开辟出一条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之路。这一新哲学注重用哲学方式关注并把握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注重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来筹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探寻人的解放现实路径。实际上,任何一种对哲学的理解,都与时代性的实践内在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的实践也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深度上、广度上和高度上都要与时俱进,“即在深度上,由浅入深;在广度上,由部分到整体;在高度上,弃旧扬新,要在‘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态中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5]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发展的逻辑,要真正走出书斋、走进时代、走近大众。

任何哲学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也要随着时代、实践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此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取得一些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发展史上,杨献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主要是他将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充实进了教科书。此外,李达的哲学体系也是侧重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学理上系统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和启迪了革命人民。冯契或许是20世纪中国最系统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智慧说”打通了“自在”与“自为”的隔膜,引导主体人进入自由之境。在冯契看来,要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就必须回归哲学本性,转识成智,由技入道。所谓智慧,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与人性自由发展内在相关。“智慧就是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6]161。遗憾的是,冯契的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所构成的“智慧说”,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背景,从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逻辑出发,建构了全新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遗憾的是,这本教科书也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的关键是时代化。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桥梁。“不管原来的体系有多大缺陷,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哲学科学化的伟大尝试,为科学的哲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7]因此,在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时代立言”的哲学。

二、政治形态: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基石,也是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指南,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特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实,“中国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是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总概括。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8]16。因此,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3-534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发展出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与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且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由艾思奇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划时代意义是:它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10]据许全兴的考证,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38年4月)的提出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9月)的提出早五个多月[11]230-232。《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较大,后来的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哲学专业试用教材),到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再到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第3版)均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如今,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创新的关键要素。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出不同理解,具体而言,“在哲学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辩证哲学,是与不可知论对立的可知论哲学,这一哲学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划分哲学派别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认识论上,它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客观真理论;在历史观上,它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之中”[12]。总之,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的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由此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13]386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肇始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尽管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除了内容上的更新之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和体系在叙述方式和表述问题上,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上,也都亟待发展和创新。”[1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与变革,既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的理论自觉,也是进一步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实践要求。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由于过于强调“主义”及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政治形态”突出,但无疑还需要“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载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则以人为依托,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革新具有重要影响。反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中国理论”与“中国问题”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种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必研究;其四,感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困难重重,不去研究;其五是找不到中国问题的独特分析框架,不会研究。这五种顾虑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心态问题,有的则是能力问题。破除这些顾虑,主要是要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关键是要像马克思一样自觉“选择‘群众的立场’作为自身的立场,‘群众的视角’作为自身的视角”[15]。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三、大众形态: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品格”和“大众立场”,即大众化问题。马克思是“大众哲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走进“大众”的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性必须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既是其“大众品格”的表现,也是其“大众立场”的体现。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6]15马克思的哲学方案是以“改变世界”的方式把握现实,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现实途径是革命实践,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断被倡导,但没有真正实现。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成为少数政治家和学者的专利,且互动式的讨论和争鸣较少,这实际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和“大众立场”,其结果是为人民大众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那么,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并影响大众的现实生活呢?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坚决反对把哲学仅仅当作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强调它应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素质、提高人民群众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武器,成为人民群众观察思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此,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就是说,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哲学。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6]9这也是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7]381深远意义之所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努力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与群众真正产生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18]。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主要普及者。

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存在某种不理解甚至误解,仔细分析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人还是停留在对“教科书哲学批判情结”之中,没来得及从理论高度认真清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的利弊得失;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得不够细致深入,未能完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不到位,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与部分、源与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科学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种种缺陷,中国学界开始批判与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如今,文化强国成为重要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进程中应自觉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努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也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与创新。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大众立言”的哲学。

总之,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是内在统一的,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和创新“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教科书导向”[19],即在“三形态”的统一中,建构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当代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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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extbook Philosophy as a Paradigm

——From the Integration Perspectire of Academic Form, Political Form and Popular Form

Zhang Yantao Wang Kaiy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内容;形式;语言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0-0188-02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

1933年12月艾思奇在上海《中华月报》第二卷第一期的文章“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中写道:“哲学是文化现象的一部门,文化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社会的文化。”[2]而创作于1934年的《大众哲学》作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新文化的特征。《大众哲学》内容、语言和形式都是为大众服务而精心设计的。

作为新文化一部分的《大众哲学》是大众的,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它鼓舞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幻化成千军万马,使敌人闻风丧胆。据说操着奉化口音无可奈何地说,“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还气急败坏地指着陈立夫的鼻子大骂:“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身为党员就写不出来,你们这帮该死的,白吃饭,不做事。”[3]

一、紧扣时代主题

《大众哲学》不仅在实践依据方面立足于当代,而且在理论深度上也具有当代的特征。

《大众哲学》是艾思奇同志在30年代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写的,原在上海出版的《读书生活》第一、二卷(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题为《哲学讲话》。后出版单行本。1936年印行至第4版起改名《大众哲学》。到1948年12月,共印行了32版。创造了中国哲学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这本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启发了千万颗苦闷彷徨的心,许多青年人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背着《大众哲学》奔赴延安的。《大众哲学》为什么会受到读者如此热情的欢迎呢?正是因为其内容、形式、语言都充分地考虑到了受众的需求。

1934年6月,由“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在这里,他担任该馆在《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接触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特别是一些失学失业的青年人,纷纷来信诉说他们的苦衷。在这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人民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3]?如当时的青年人之一陈涌写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并不幸福,并不平静,总是模糊地觉得应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鲁迅的小说,俄国的一些作品,加深了我对旧世界的认识,但一个人觉醒以后不知道往何处去,却又带来更加剧烈的苦痛。”[4]

艾思奇抓住了大众读者的困惑所在,在书中尽量引用和大众的读者息息相关的事例,把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对个人命运的思考紧紧连在了一起。即使当今时代的人读起这本书,也能通过它很清晰地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处于怎样的危难形式,当时的中国民众面临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当时的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创新文章形式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人来说,阅读《大众哲学》并不十分困难,作者充分考虑了它的服务对象,创新了文章形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全书共探讨了22个问题,在论证过程中每个问题都采用了小标题的形式。做到了“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1]

为了开启民智,拯救旧中国于水火之中,九一八事变后,艾思奇毅然弃学回国。他很了解当时的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为了点燃他们胸中的斗争之火,为革命增加力量,必须用他们能接受的形式,才能引起普遍的共鸣。艾思奇说:“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5]

初识哲学的人往往会被它的玄奥深涩吓倒,从而放弃进一步的探究,更何况对于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大众。当时中国的许多年轻人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于是自觉地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理论武器,想让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可无奈于虽然抱着极大的热情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由于作者是外国人,又没以中国的革命实际为例,所以读时一腔热情,过后都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且对于当时未具备哲学起码常识的人是很难接受的。于是艾思奇大胆创新,对于每个问题的论证过程都贯串了小标题的形式。该书有五大章,二十二节,每节均有标题以及解释性的大标题。每章各节的大多数段落前有一方小框,框内简略归纳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6]每个小标题对所论述的问题起到概括归纳的作用,逻辑严密,论证层层深入。读者可读了一段文字论述后又看看小标题的归纳,这样,就给没受过任何抽象思维训练的读者降低了阅读的困难,唤起了阅读热情。以免读过去仍旧一头雾水,一片混沌。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

三、直白、生动活泼的语言

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它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学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源泉[1]。

《大众哲学》所论证的哲学问题艾思奇都设计了生动活泼、简明易懂而又很能吊足读者胃口的语言来描述。

首先,使用明白如话,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古人沈约就说过: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父亲也教导艾思奇:“无论作诗、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务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艾思奇对父亲的话铭刻于心,《大众哲学》的文章标题使用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读来朗朗上口,倍感亲切。使哲学走出了高深莫测的殿堂,消除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心理藩篱,融入了市民社会。正如美国泰瑞・博登霍恩所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 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6]

如,“两军对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晓得”、“原来是一家人”、“用照相作比喻”、“是朋友还是豺狼”、“无风不起浪”、“谈虎色变”、“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等。

其次,制造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哲学并不神秘”、“不是变戏法”、“为什么会有不如意的事”、“在劫者难逃”、“卓别麟和希特勒的分别”、“没有了”、“追论雷峰塔的倒塌”、“岳飞是怎样死的”。这样的构思,让读者一看题目,就有产生疑问,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求知欲。这也是此书引人入胜,赢得众多读者群的原由。

最后,通俗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每一个通俗的文章标题后又加上破折号引出其揭示的哲学命题。这样巧妙的构思,是作者既考虑到了受众的接受程度,又考虑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读者可没有障碍的接受,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循序渐进地深入。由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文章标题过渡深入到一个小哲学命题,符合人认识的客观规律。读者读完文章后会由生动的情节联想到相对应的哲学问题。对作者论述的哲学问题记忆犹新,不容易遗忘。使读者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中,能自觉运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来处理思维中的矛盾困惑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真正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正如李公朴在序言里所说,“《大众哲学》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7]

总之,《大众哲学》贴近时代的内容、独特的语言、别出心裁的文章写作形式,使它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这一现象启发我们不断思索当今文化传播的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传播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和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沟通社会一致性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8]。所以,为使大众欣然接受,热烈拥护,无论电视、电台、各类书刊,都应紧扣时代主题,创新传播形式,抛弃生硬、刻板、装腔作势、高高在上的姿态,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这样,文化传播事业定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88-701.

[2]艾思奇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刘萍.大众哲学家艾思奇[J].民族团结,1997,(6).

[4]陈涌.有关艾思奇的二三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3).

[5]艾思奇.关于《哲学讲话》(四版代序),《大众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J].哲学动态,1996,(6).

大众哲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并赋予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突出了下列几方面。

一、理论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各个领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二、方法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把科学的世界观转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

三、群众化

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抽象的理论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的思想武器,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他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

四、实践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大力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哲学思想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