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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论文

语言文字论文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第1篇

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第2篇

做好标题,使电视新闻的“眼睛”靓起来。首先,要概括提炼,把标题做真。确定题目的过程,是揭示新闻内容、提炼新闻主题、凸现新闻价值的过程。要在认真分析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抓住新闻的重点,把新闻事实中最重要、受众最关心的信息提炼出来,让受众看了标题就能大致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其二,要合理扬弃,把标题做精。要想让标题简短扼要,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认真分析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抓住重点,突出一点,不贪大求全,不说空话、大话、套话。其三,要精雕细啄,把标题做准。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当然也是新闻标题的生命。新闻标题首先要真实准确,要尊重新闻事实,对新闻事实既不能夸大,也不要缩小。要按照新闻事实的原貌去概括、提炼标题。其四,要画龙点晴,把标题做实。标题虽然简短,一定要把意思表述清楚,尽量把话说透。要用通俗易懂的词汇,不用生僻的、让人费解的字词。否则,就会让受众如附云雾之中,甚至产生歧义。

电视新闻标题是一门综合艺术,只有苦练基本功,多动脑筋,勇于创新,精益求精,才能赢得受众的青睐,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内容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简单的谈一下我的两点意见。

一、真实准确、简洁明快。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离开真实,新闻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电视新闻“视听合一”的特性有效避免了新闻失实,但语言文字不准确却成了它屡见不鲜的通病。这种通病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远比报纸、广播等其它传媒要严重的多。电视新闻应该真实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允许任何夸张、扩大,更不允许随意拨高或“合理想像”。由于电视新闻具有“转瞬即逝,不留踪影”的劣势,因面它的文字语言在准确的基础上还必须简洁明快,高度凝练,要多用短句,不用或少用长句,它只需要对画面上没有明显反映出来的内容进行解释、补充和说明就行了,凡画面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再用文字解说,更不需要刻意修饰。电视新闻的文字语言要多用名词和动词,少用形容词,只有这样,才能让播音员播起来朗朗上口,给人一种自然流畅、简洁明快的感觉。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循旧作新

先秦时期(含秦王朝)还未产生专门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经很自觉地关心语言文字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管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对语言文字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语言文字的起源、“名”与“实”(即名称与内容)的关系、语言与逻辑思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荀子的语言学理论,其中有一些是从语言文字规范化角度来谈问题的。

春秋末年,中国古代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旧的名分与新生事物发生了不少矛盾,出现了“名存而实亡”的情况。荀子继承孔子正名论的主旨,强调语言文字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并且是由国家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加以实施。他在《正名》这篇文章中强调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规范原则和规范标准的推行办法。他主张“名定实辨”、“道行志通”,即治国者在给事物确定名称时,名称定了,就要让人清楚事物的实际内容(“名定实辨”),如果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定名的原则推行了,人们的思想就可以相沟通(“道行志通”),于是国家就谨慎地率领民众来统一使用这些名称。即制定了规范,大家都要遵守。反之,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法令,玩弄离析辞语,擅自创造名称以扰乱正确的名称,使民众疑惑不定,使人们增多争辩,那就称之为极端奸诈的人,他的罪过同伪造符节和度量衡的罪过一样。这样,人们就不敢乱名改作,生造词语和文字,破坏国家规章制度了。“正名”则是主张对名实不符的现象要加以纠正。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功能,强调语言文字在王道统治、风俗教化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荀子的这一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规范思想的精髓。

在继承前人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同时,荀子又提出了“循旧作新”的思想,这是对前人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荀子语言文字规范理论的核心。他针对当时社会“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的语言失控状况,寄希望于新的明王贤君:“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语言具有继承性,前后相继的两个时代,其语言系统内部各个结构层面上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有些基本词汇亘古不变,如日、月、山、水、人、牛、马……,荀子指出:“后王(对当时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时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为礼法、王霸、义利等品质的表征或当代形势剧变时期各国变法自强的一些帝王――当世之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正因为语言有继承性,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读懂几千年前的古书。但是语言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些词已经不再适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词将逐渐被淘汰,另外,社会发展了,一批新生事物也随之产生了,这些新生事物也需要命名,这样,语言中就会产生一大批新词语。“循旧作新”这一语言规范化主张,一方面纠正了孔子因循守旧、只求语言稳定不顾语言变化的偏颇,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孟子只见语言变化、取实予名而不顾语言稳定的失误,全面辩证地处理了语言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使语言的规范不再是教条的僵死的模式,而是随世损益、应适时调整的柔性原则。“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对语言进行规范(这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词汇,特别是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词汇),在当时的条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关于制作新名的方法(“制名之枢要”),荀子提出了6种方法:同、异方法,单、兼方法,约定俗成方法,径易不拂方法,稽实定数方法。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用同名去指称,对不同本质即不类的事物则分别用不同的名去指称,这就是同异原则;在词语表达方面,有时用一个汉字即可表达如马、牛、羊、山、川之类对象,称单名;有时用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表达一些对象如白马、黄牛、黑羊、高山、大川之类,被称为兼名,这就是单、兼原则;某个实际事物用某名去指称、反映,某名反映或指称某个事物,都要有一个使社会的人习惯、认可的过程,即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社会的约定俗成是命名的关键。荀子在名家、墨家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的起源的问题。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意思是说,名称与其所表示的事物合适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由取名称的人决定的,约定俗成就是合适的,违反了约定俗成就是不合适的。他提出的“约定俗成”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荀子指出:名称和事物之间本来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名称仅仅是某一特定的社会人群为客观事物所取的一个代号。但是,这个代号的获得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全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结果;而且,一旦这个名称被社会所承认,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变它,如果一定要“异于约”,要“指鹿为马”,那就是“不宜”。荀子关于语言本质的约定俗成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科学的;名称被约定俗成,为社会所接受又是有条件的,要做到径易不拂原则,即好懂、易记,又准确清楚,不易引起误会的好名、善名才会被社会所接受;而“稽实定数原则”则包括了调查研究和数量的分析统计。所谓“稽实”就是考察客观对象的实质,相同的归为一类,不同的区分为不同的类;而“定数”则是通过数量的统计分析考察客观对象的同异、相互关系的变化来分析论述名的相互关系和变化。

荀子还提出语言文字规范的原则和推行民族共同语的方法。他主张专名从旧:“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因为它是前人所创,习用已久,义界固定,且各有其所,故加整理而用之。荀子法后王,极力推崇战国末期已经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制名”这样的事情上,荀子并不否认先王在礼乐刑法方面的贡献。刑名指法律名称,因商朝法律比较完备,故而荀子主张沿用其法制刑名。周朝制定了公、侯、伯、子、男等诸侯的等级以及五服、六官等种种等级的名号,直到荀子时代变化不大,故而荀子主张“爵名从周”;文名指各种礼仪之名,周礼最为完备,据说有3300条之多,故而荀子主张“文名从礼”。商代刑名大盛、周代爵名齐备,荀子主张这样做一方面使前代文化得以传承,另一方面又保证了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继承性。散名(各种各样的名称――物名,世上万物所取之名)从俗:“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物名用约定俗成的名称,其中的人事名则从新分析义界,制作新名,统一用法,然后以华夏民族共同语,影响周边“异俗之乡”,共识共享。诸夏指的是当时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夏族,他们说的话就是夏言(雅言),也是当时流行区域相对广阔的一种方言,是当时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以诸夏之言为标准规范诸戎之语,荀子的这一主张已经蕴涵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际上,直到今天,规范汉语方言、推广普通话仍然是语言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语言文字规范的作用,荀子认为,名不正其结果必然是“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贵贱不明是说社会地位的高低分不清楚,甚至贵者不贵,贱者不贱,尊卑颠倒。尊卑不清,自然治乱不定,这无疑会危及封建等级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是从政治方面讲名不正的危害。从社会日常生活来看,名实混乱则会造成同异不别、是非不清。彼此之间的交流或者辞不达意,或者张冠李戴,相互之间的了解十分困难;这样自然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付诸实践而取得预期的效果,大家所从事的各项事业必然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从政治方面,用以区分贵贱;从社会生活方面,用来辨别事物的同异。贵贱分明了,同异区别了,这样表达思想就没有相互不了解的困难了,而大家所从事的事业也就不会陷入困境、归于失败了。荀子的语言功能观是荀子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荀子也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名实相乱的社会现实,并指出名实相乱的后果,“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颂数之儒,亦皆乱也”。面对这样的现实,荀子认为只有做到“贵贱明,同异别”,才算是“迹长功成,治之极也。”这里说的是语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观点在后世得到了响应,其中尤以秦代的“书同文,车同轨”以及清代推行的八旗子弟“通汉语、习汉文”运动为甚。毋庸置疑,共同的语言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基础之一。

荀子的语言文字规范理论,既尊重社会对语言的约定俗成性,可避免王者制名的主观随意性,同时又强调了人,特别是明王圣贤干预语言生活、因实制名的能动性,王者所制之名是那些因社会某种默契习俗而已经流行的名,就可避免社会约定俗成的某些片面性。因为语言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趋向规范化,至于能否规范还在于人的因势利导。荀子的语言理论代表了先秦诸子研究语言的最高水平,经过他的学生李斯的努力,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得到实践,“书同文”、“语同音”的规范制度为其后封建社会树立了楷模,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M].齐鲁书社,2001.

2、高春花.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M].人民出版社,2004.

3、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王维国.荀子的教育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新学术,2008(4).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史学工作者;语言;文字;修养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已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已来,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研究在一个宽松、健康的环境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史学工作者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主体。语言文字修养是史学工作者除专业素养外,其综合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较高语言文字修养,这是由历史学的学科特性,语言、文字对历史、历史学的作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等决定的。

首先对历史、历史学、史学工作者和语言文字修养加以界定。

(一)历史

杜维运在《历史方法论》中说:“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或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1]16葛剑雄、周筱在《历史学是什么》中说:“历史,不仅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2]杨燕起、高国抗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说:“历史:即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过程。”[3]综上所述,还是《现代汉语词典》概括的最全面:“(1)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和个人的经历;(2)过去的事实;(3)对过去事实的记载;(4)历史学。”[4]

(二)历史学

从方式上,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说:“历史学,以具体经验性的方式接触、经历以及研究的结果。”[5]从层次上,何兆武在《历史理性的重建》中说:“历史学,本身包含两个层次,一、对史实或史料的认识或认定;二、对第一个层次的理解或诠释。”[6]从研究对象上,葛剑雄、周筱在《历史学是什么》中说:历史学就是对历史的专门性研究,简称史学。”从功能作用上,杨燕起、高国抗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中说:“人类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记忆、记载、总结,探讨自己的历史,以便吸取经验教训,作为自己行动的借鉴,就是历史学。”

(三)史学工作者

我们把从事史学研究、史学工作的人统称为史学工作者。暂把他们分为两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业余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这里仅论述前者。

(四) 语言文字修养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修养”的解释是“理论、知识、艺术、思想等方面的一定水平。”[4]因此,语言、文字修养指一个人在语言、文字、文学方面具有的一定水平。

二、史学工作者应具备较高语言、文字修养的决定因素

史学工作者是史学的认识主体,是研究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历史的学科特性、语言文字对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历史的社会功能及当前史学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都决定了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较高的语言文字修养。

(一)历史学的学科特性

历史有一度性,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无法重现。因此,史学研究必须凭借史料。因此,要研究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就需要正确把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这正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提高语言文字修养。

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是史学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因为历史研究总要根据文献才能进行。正如白寿彝在《史学概论》中说:“史学工作者所取得的成就大小,一般地说,要靠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条件和各种社会条件。同时也要靠史学工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是否准确可靠及是否有准确的数量”。[7]第二 对文献本身的研究是史学工作整体中的一部分。历史文献的研究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

研究历史文献,要通过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些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如陈垣先生曾指出,沈刻本《元典章》的《新纲目》中有“颁行四方已有年矣”一句,据元刻本“颁行”系“板行”之误。一字之错关系到《元典章》的地位:是朝廷颁行,还是地方刻版印行。

(二) 语言、文字在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语言、文字伴随着历史学的产生、发展,对历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最早的历史应该是口耳相传的。当时人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将事情传递给周围的人以及年轻一代,年轻一代同样以这种方式传递给更年轻的一代。

历史记载的方式从文字出现以后,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现在已经有了其他多种记录手段,但文字仍然是人类历史最有效、最基本的记录手段。

(三) 文学与史学的关系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最早的典籍。《尚书》是历史文献的汇编,备有各种文体。《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包括《风》、《雅》,《颂》。《雅》有不少历史内容。白寿彝在《历史学概论》中说:“《国风》大抵产生在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它和《雅》的一部分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离开历史内容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历史跟文学的分离,事实上可能要比《国风》和《春秋》早,但就我们目前所见到文献材料说,只能从《国风》和《春秋》算起了。”[7]

(四) 历史学的文化传承功能

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非常重要的学科。它成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历史学把社会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又传播下去,这个继承下来过程中是一种扬弃,不是完全的继承,同时又把社会的创新和一些比较先进的文化,添加到史学里。

这些是历史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要想很好的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提高史学工作者的语言文字修养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五) 史学工作者职业素养的要求

史学工作者应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语言文字修养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史法,史观的获得;史文的阅读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离不开包含历史内容的文学作品。可见,史学工作者应不断提高语言、文字修养,这是其职业素养的必然要求。

(六) 历史学的博学传统与人才培养任务

中国史学有博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有比较广博的学识。因为史学的范围恢宏,且与其他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刘知几在《史通》中首次提到“史有三长”,“才、学,识”章学诚主张“博学强识”。也就是在广博上既要有历史知识,又要不断开阔视野,兼融文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识、见识。

史学研究除了“资治”功能外,还要对人进行历史教育。从而使其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时代感,引导人向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

三、提高语言文字修养的措施和方法

(一) 树立思想

树立不断提高语言文字修养的意识,首先要确立祖国语言的崇高地位。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在这方面高等学校历史系,是培养史学人才的主要场所,因此承担着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史德除了指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外,还应关注国家、时代和社会。

(二) 严于实践

严于实践的方法有很多,比如扎实文字功底和提高口语水平。史学语言最基本的应该做到:准确性、科学性。主要指选用词语贴切,句子组织安排合乎逻辑,对历史教学语言而言更是如此。如专有名词的读音:左仆射、单于,会稽。如词语的选择,曹操实现了北方大一统,不能说曹操当了皇帝,一点不能含糊或模棱两可。生动性。语言要富有活力。

加强对词汇的掌握能力。汉语词汇非常丰富,词义也非常复杂,有些词汇,如同义词,词义之间的差别很细微;而古今异义词可能差别很大。加强对语法的掌握能力。语法就是用词造句的规则。它包括词法、句法两部分。如词类的划分、构词法是词法范畴。如句子的成分、类型,功用等是句法范畴。

总之,在日常生活中,史学工作者要注意从以下三个方面提高语言文字修养:第一,在日常写作中多注意语法上的推敲,多查查词典;第二,主动地读一点语法书,认真研读中国古典文献并反复推敲,从中汲取营养;第三,在阅读书报、看电视、听广播时,顺便注意推敲其语法的正误。

史学工作者尤其是史学教育者,是语言文字的直接使用者。历史语言应用本身不仅要做到生动、活泼、自然、多样化,更要做到规范和标准。

四、结论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构建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与环境中, 历史要更充分地发挥它的功能、作用。语言文字修养就是其职业素养的体现。语言文字修养在历史研究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史学工作者良好的语言文字修养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史学工作者只有在学习、研究的实践中努力学习,努力呈现给时代以优秀的、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文化精髓和正确的价值趋向。

参考文献:

[1]杜维运.《历史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葛剑雄、周筱.《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杨燕起、高国抗.《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现代汉语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语言文字论文范文第5篇

一、“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句法的基点是“字”。“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文心雕龙?章句》)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对“字”和“句”关系的基本认识。在“字”和“句”中间,完全没有“词”的位置。即无须“词”的转换,汉字天然就是一个基本的语言单位。而“词”这个观念,在汉语中原来是一种文学样式,是将诗文配上曲调加以演唱的形式。“词”的word含义,是由翻译外来词而产生的,它并不是一个中文的概念。在现代汉语的分析范畴中,“单音词”和“字”对应,两者并无冲突。“双音词”把两个字的较为稳定的组合视为一个基本单位,并非没有道理。首先,单个汉字字义丰富,却不够明确。虽然中文高度依赖语境,但当我们仅仅指称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称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个基本条件。中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称,其方法就是将有限的汉字灵活组合,产生新的组合义,从而创新了语汇。由此,新的组合义(1+1>2或1+1≠2的组合义),是双字组结构“合法性”即“词化”的必要条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两者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组合义)。其次,中文的表达喜好单双音节交错的节律,因此新的概念的产生,即字的组合和“意会”,大都发生在一个稳定的双字组范围内。甚至即使在意义上是1+1=2的字组,也会因双音化而“凝固”起来,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前者如“然则”,王力分析说:“‘然’是‘如此’,‘则’是‘那么’,‘然则’本来是两个词,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来由于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就凝固起来,成为一个连词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以’应该认为是两个词,‘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语的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仂语,在古代汉语里是最常见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组,其组合不惜以意义的冗余去凑足一个双音节。例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偏义复词”,诸如用“吉凶”指“凶”,用“国家”指“国”。“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实指“入”;“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史记?项羽本纪》),“出入”实指“出”。又如古代汉语中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涕泪”同义,“诛杀”同义,“忧虞”同义,“愿望”同义,“爱怜”同义。“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输》)的“既已”、“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组合。在汉语史的发展中,基本表达单位的双音节化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即使受双音化的影响,汉语的“双音词”仍然与欧洲语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关键在于汉语的双音组合是“字”组,汉字在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这就造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世纪纠结:当两个汉字组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哪些组合是“word”,哪些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断为“词”的字组,只要提供合适的语境,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独立表意,由此形成汉语表达中十分独特的“组义分合二重性”。经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则为“很”,分则为“不寻常”;又如“半天”,合则为“好久”,分则为“白天的一半”。汉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个成熟的组合中都潜藏着很大的游离性,这种游离性甚至能转换结构的性质。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动宾强势转换”。例如,联合结构“唱歌”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唱了一个歌”),联合结构“睡觉”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睡好觉”),偏正结构“小便”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小便小不出来”),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连绵词、音译词也难挡汉字的游离,连绵词“慷慨”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慷他人之慨”),音译词“幽默”强势转换为动宾结构(“幽他一默”)。这一因汉字特点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扩展就成为汉语表达中习以为常的“结构重新分析”。

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音韵节律的基点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櫆《论文偶记》)汉语的表达,天然讲究对称与和谐。这种讲究,在口语中粗放地表现为单双音节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规律,必须推敲书面语中每一个字的音韵表现,所谓“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由字句准之。”(《论文偶记》)“字正”才能“腔圆”,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在汉语的句子组织中,意义的基点也是“字”。汉语是一种高度依赖语境的语言。汉语的说话人奉行“听话人负责”的言说策略,对听话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汉语句子的建构讲究“人详我略”。句子的意义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会,这样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个一个的意义支点,在多方意会中灵活地组合起来,字义成为句义乃至篇章之义的基础。汉语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间”展开,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的意义格局。这样一个特点,造成了中文简洁凝练、灵活自由的风格,这也是为什么唐诗和宋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正如张新所说:“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汉字的凝练是中国文学充满诗意、中国人的思维充满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重要原因。中国语文研究传统高度评价“字”在汉语结构的组织和理解中作为基本要素的功用。刘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文心雕龙?章句》)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博士论文《〈左传〉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刘勰)强调‘因字而生句’,这是同西方形态语言的因‘框架’(形态配合关系)而生句完全异质的一种组织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统小,以虚摄实,是先有句法关系模式,然后在这个图式内的各条‘透视线’上刻意经营。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体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组大,散点经营,以流程见局势。这是一种动态的时间流造句。刘勰所谓‘正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其中的‘本’、‘一’,都体现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的建构而非‘填构’的语言组织方略。”

当然,就汉语句子的格局而言,仅仅有字的立足点还是不够的,字的运用必须和“气”联系起来,并且浑然一体,形成句读段,才能产生强大的铺排延宕能力,使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流动起来,在语境的观照下形成生发语义的整体(这一点,正是后来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语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气”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节律的组合。汪曾祺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作为汉字书面语的诗歌和小说,用口语朗诵,甚至配乐朗诵,听上去就像隔靴搔痒,很不过瘾,因为离开了汉字视觉,会损伤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为例,指出:“这写得很美。但是听朗诵的都是识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诗的素养的,他们还是把听觉转化成视觉的(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实际还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几个字。如果叫一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学素养的普通农民来听,大概不会感受到那样的意境,那样浓厚的诗意。‘老妪都解’不难,叫老妪都能欣赏就不那么容易。‘离离原上草’,老妪未必都能击节。”因此,汉字书面语的阅读效果比耳听更好。与其听书,“不若直接看书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