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经济是如此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lf缶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问题严重等问题，国内劳工组织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贸易保护措施由过去以关税为壁垒和直接贸易限制逐渐变为间接的贸易限制；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贸易保护制度越来越转向管理贸易制度；三、国际贸易壁垒由国家间转变为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组织之外则实行保护贸易制度。

贸易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论文摘要：贸易政策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种利益集团利用游说、集体行动、政治捐款、社会问题等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实现收入再分配。同时，各政党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会考虑中点选民的利益，将贸易政策作为竞选拉票的手段。 论文关键词：美国，贸易政策，利益集团，政治取向 持续30年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于2005年初被终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的大好时机。然而，就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仅几个月，美欧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向中国纺织品发起攻击，大肆渲染中国纺织品出口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将该行业近年来流失的大量失业机会归因于来自中国的低成本产品的竞争，归咎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来调控纺织品服装出口量，如2005年初对148种纺织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降低了出口退税，纺织品、服装的退税率分别从14%、17%调低到11%和13%。为了缓解国外压力，中国政府还宣布，从2005年5月20日起提高74中纺织品的出口关税，对部分服装出口征收400%的关税。中国政府还调整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但是，美国不顾WTO的承诺和中国政府的诚意和合作态度，还是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实施限制，从而引发了中美纺织品贸易纠纷。 在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含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其对社会效率的影响要重要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取向，以期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的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或许有些裨益。 美国贸易政策理论综述 (一)集团利益 在竞争理论中政治学被定义为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有限资源的一种关系，是“冲突的社会化”。而冲突归根结底是为了资源。“在追求和实施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分配政治献金和其他政府收益”。最早研究利益集团问题是在政治学领域Bentley1908年在《政府过程》一书最早提出了集团的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集团间的力量均衡，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作为政治产出的需求方，它们相互竞争，通过捐款、游说、向政府施压等行动来影响选举、立法等政治产出(Political outcome)，争取对本集团有利的再分配政策，提高成员的福利。贸易政策的政治决策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最终采取的贸易政策是政治过程均衡的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许诺贸易政策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业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二)国际贸易与国内收入分配 Samuelson 和Stolper 证明了在国内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益，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因贸易受损。而在国内要素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行业有该行业的特定要素，贸易将使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所有者受益，与进口产品竞争的部门的特定要素所有者受损，工人的损益情况视工人的消费结构和各行业使用劳动力的密集程度而定。在贸易中受益的阶层将支持自由贸易，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主义。Rogowski 根据Samuelson-Stolper的理论分析了贸易扩张和收缩对一国国内各阶层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联盟的变动，他认为由于同一种要素的所有者具有同样的利益，国内政治联盟将根据要素所有权划分阵营。Alt 和Gilligan 则根据特种要素理论，讨论了贸易变动对不同部门利益的影响，认为，贸易会引起不同行业间的利益冲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隐含假设，即多元决策假设，一国政府在决策时将会考虑到公民的偏好。尤其是，那些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形成利益集团的公民的利益将会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得到更多的反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需要利益集团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向政府提供有关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 (三)贸易政策的形成 20 世纪70 、80 年代，对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分析理论诞生。Mayer从公民直接投票的角度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Hillman (1989)指出贸易保护政策是失去了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政府游说的结果。Findlay和Wellisz(1982) 认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围绕贸易政策进行竞争。Magee， Brock和Young (1989)试图将政党纳入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分析，认为政党、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将在关税政策的博弈中形成两阶段子博弈精炼Nash均衡。Grossman和Helpman(1994) 讨论了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指出政府的目标函数中既包括对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又有对消费者大众福利的权衡。保护率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有效地组织利益集团。值得一提的是，Grossman和Helpman (1995)还将他们的模型进一步推广到关于贸易谈判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认为两国国内利益集团力量的不平衡会导致两国关税水平偏离自由贸易条件。当一国政府面临参加还是不参加区域自由贸易协议的选择时，将考虑自由贸易协议能够给本国带来的总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内支持或反对自由贸易协议的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当两个国家相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都同样强大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影响将不起多大作用。 美国贸易政策的政治学分析 (一)利益集团与集体行动 在美国，占劳动力总量2%的农业人口，一直得到政府相当高的保护。联合国计划署的数据表明，美国和欧盟对农产品补贴已经增长至每年大约3500亿美元。OECD的有关资料显示，美国欧盟对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援助高达2790亿美元。由于政府的补贴，不管市场价格如何，一个美国农民家庭每年的收益就高达US$160，000；英国援助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享受补贴的美国低价棉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导致了中国棉花价格下降，当地棉农被挤出市场，令棉农损失17.2万元人民币和72万个就业岗位。美国保护服装纺织业的理由是：首先，服装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该产业技术简单，能轻易被任何穷国模仿。 美国农民通常是一个组织良好且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即利益集团，他们团结起来向政府和国会施压，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经济学家称之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他们只代表整个社会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影响政府的决策，而不是为了增加总产出，他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结构，而是为了影响现有的政策后果。他们通常运用“显性”的影响方式—“游说”和“隐性”的影响方式，即“献金”来影响政治家或政治决策。哪个利益集团呼声高，它的利益就可能得到政府的保护，这就是美国厂商通常采取的“抱怨战术”。Tosini 和Tower研究发现，在支持1985年保护主义者纺织品法案选民和从纺织服装产业公司和联盟中得到的捐献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错综复杂。政府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不仅是为了讨好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服装商，还有美国国会两院某些亲拉美力量。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美国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以波音、IBM 等瞄准中国巨大市场的出口商、进口廉价中国产品的销售商为支持方，人权组织、“西藏”、“中国民运分子”组织组成反对方。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一个组织。如1995年拥有三大汽车生产商的北密歇根的美国汽车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认为墨西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利益集团参与国内政治的特点。指出，“在法国，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劳联-产联(AFL-CIO)为代表的劳工联盟四处游说，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中国货币法案》，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美国制造业联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40%，美国政府应对中国施加压力。2005年上半年，来自汽车生产州密西根州的众议员以及“健全美元联盟”的制造商团体都向政府建议，要求向中国施压，促其货 币升值。 近年来，美国的集团政治迅速发展。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1/3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根据官方统计，1983年美国有17644个正式的非赢利性全国社团，比1970年增加了近7000个，即几乎增长了近70%，其中的很大部分为政治利益集团。一项全国调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在美国的利益集团中，劳联-产联，农产主利益集团等都是主力军，他们作为美国重要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的地位。美国Corney大学的劳动经济学教授凯特(Kate Bronfenbrenner)作了一项调查，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国制造业领域工会的活动，她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该领域的工会抗议活动增加了60%，而此前只有29%工会组织此类活动。 (二)选举竞争 长期以来，贸易在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中更多的是被当作一种追求政治利益的手段。 政府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也许不首先是其对经济的贡献，即成本效益问题，而是对选票的贡献(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中点选民(Median Voter)：政治家常用选民的偏好来分析政党之间的竞争。假定贸易政策能用关税率水平加以表述，选民对政策的不同偏好表现为不同的关税水平。中点选民就是政策偏好较折衷的那部分选民。假设按对关税率高低偏好不同将选民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民倾向于关税率tA，第二组(即中点选民)偏好于关税tM，第三组选民喜欢较高一点关税tB。假如一个党派提出高关税率tA来赢得第一组选民，另一个党派就可能提出较低的关税率tB而获得了第三组选民的选票。政治竞争迫使两个党派都提出接近于tM的关税率，即接近中点选民所赞成的的关税率tM。中点选民就位于我们下面曲线的中间地带的选民(见图1)。2002年3月，布什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进口附加税，就是要照顾俄亥俄州等四个钢铁产地的选民，并且为来年的大选做准备。 拍卖会：一些经济学家将贸易政策模型想象成一场拍卖会：利益集团根据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来提供政治捐款来“购买”政策。为了获取竞选资金，各政党往往会根据企业的政治捐款作出承诺。如果大选获胜后，会采取一些有利于某些行业或企业的经济政策，以“回报”它们竞选时的“投资”。1995年美国就欧洲限制香蕉进口的配额制度提交世贸组织，宣称欧洲的香蕉贸易体制不仅损害了中美洲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保护奇奎塔(Chiquita)香蕉公司的利益。因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对某民主党、共和党都曾经慷慨解囊。 (三)贸易政治过程的新取向——社会问题和党派之争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Destler认为，贸易政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因为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过保护。但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出现了新的动向，生产者一方面会依赖进口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一旦进口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寻求保护。拿纺织行业来说，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改变了保护战略，一方面追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但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的废除，便确定了所谓“原产地原则”，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美国规定了只有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品原料生产的服装才能享受免税及无限额进口的优惠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也会利用社会问题要求政府限制进口。所谓社会问题，其本质就是认为贸易削弱了或者威胁了现存的国内水准。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污染、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等。贸易保护主义正是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外贸政策施加影响。WTO西雅图会议上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同时，贸易政策也成为各党派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当权政府在获取政治捐献上比它的竞争对手有明显的优势，它可以许诺连任后采取的贸易政策。如1988年美国的议会选举中当权政府拿走了运动捐献的3/4。 贸易政策的国际影响 在国内，各种利益集团试图对政策形成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最终出台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执政者则审时度势，连横合纵，通过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国际层面，各国执政者派出的谈判代表或许就代表执政者本人的意愿，在谈判中尽量满足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要求。一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使本国多得，外国少得。在国际政治和国际谈判中，不同国家国力的强弱和不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扮演角色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对于小国来说，利益集团游说下的贸易政策，其影响仅仅在国内。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其贸易政策如果只考虑国内利益集团而忽视了国际上的利益集团，或利益相关者，采取非合作的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或贸易战。在经济全球化下，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作为利益相关者，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进一步说，如果双方将贸易关系激化，反过来会伤害国内另外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那就是广大消费者。贸易政策的政治过程就是干预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效率，而主要考虑分配因素，即贸易政策被作为对社会不同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工具。 任何政策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政治也因此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避免或者减少国家之间贸易摩擦，这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各方面战略对话的意义所在。战略对话不仅仅是为了增进两国的互相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了找到和确立全球化状态下解决两国贸易纠纷的新机制。比如，就中美纺织品争端来说，谈判或对话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因为：首先，在美国，目前有大约60-70万人从事纺织行业，但主要从事的是与服装无关的其他工作，美国的纺织业大部分已经消失。也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大部分纺织品都是进口的，并不是中国人夺去了美国人的就业；其次，贸易本身是一个相互的需求的过程。简单的讲，没有美国的进口商，中国也就不会出口。再次，即使不从中国进口，美国的进口商也会从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进口。因此，从政治、经济两方面与美国政府进行有效协调，是解决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

贸易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

传统的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国之间的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的差异（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或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由此决定贸易格局。这对于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然而，当今世界贸易的将近一半是在要素禀赋比较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且发达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超过2／3，传统贸易理论对此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1979～1980年前后，克鲁格曼、兰开斯特、迪克西特和诺曼几乎同时独立地发表了关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国际贸易的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些模型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作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新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获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以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获得以较低的价格享受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TradePolicy）”理论。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博弈理论基础

战略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中的“战略”两字，是从博弈论中引用过来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认识，也离不开对其博弈理论基础的考察。进行战略性的政策干预，就是要把市场竞争处理成一场竞赛或博弈（Game）。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一场少数几家企业之间的博弈：谁能占领市场，谁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场博弈中，政府能够通过补贴、关税、配额等各种政策工具来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样，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租（Rent）”和扩大本国企业市场份额，从而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的作用，从而被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这一思想在以下的一个简单例子中表现得很清楚。

假定美国和欧盟各有一个企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它们有相同的生产150架喷气式客机的技术能力。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并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喷气式客机，这种喷气式客机的市场就是一个双寡头垄断的市场。假定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分别只有两种战略选择：生产或者不生产。考虑到该行业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市场容量，国际市场只能容纳一个生产者，此时该生产者享受垄断利润，即经济租。如果两个生产者都进入，则它们都会遭受损失。因为飞机制造业中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巨大，所以这一假定应该是合理的。下表是这一简单博弈模型的利润矩阵。

表1无欧盟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000,0

矩阵有4个单元，分别表示波音和空中客车采取不同的战略组合，每个单元内的第一个数字代表波音公司的利润，第二个数字代表空中客车公司的利润。假定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波音公司由于历史原因而先于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占领了150架的客机市场。此时的均衡结果是右上方的单元（100，0），即波音公司生产并获得100的利润，空中客车公司不生产，利润为零。若空中客车公司硬要挤入市场，结果则是两败俱伤，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都亏损5，即左上方单元所示。由于－5＜0，空中客车公司在投入生产前已认识到会亏损5，所以不会进入竞争。

现在假定欧盟希望通过积极的干预来改变美国垄断的局面，即欧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从而影响市场均衡点。不论波音公司采取什么战略，欧盟都补贴空中客车公司10。政府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场博弈的起始条件，此时的利润矩阵如下表。

表2欧盟进行补贴时的利润矩阵

空中客车公司

生产不生产

波音生产-5,5100,0

公司不生产0,1100,0

在新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只要生产就有利润，而不管波音公司是否生产，因为5＞0，所以在欧盟补贴的情况下，空中客车公司显然愿意生产。形势变得对波音公司不利：如果坚持生产，则亏损5；如果停止生产，则损失为0，因为－5＜0，博弈的结果是波音公司被迫停产以避免损失。此时市场均衡是左下方的单元（0，110）：波音公司不生产，空中客车公司生产并独占世界市场。这一简单例子的令人吃惊的结果是：10的补贴给空中客车公司带来110的利润，其中100纯粹是从波音公司转移过来的超额利润，或称经济租。从欧盟角度看，其福利水平净增了100。由该例子得出，在某种市场结构下，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当然不可避免地损伤他国的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实践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践中比较成功的范例当属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干预政策在帮助这两个国家的私人企业，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壮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也是日、韩等国实践的成功，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本身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年来取得成功、发展较快的行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资助。积极的贸易政策加快了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相互作用过程。特别是日本政府，这种战略性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成效更为显著。50～60年代，日本政府利用外汇供应和低息贷款，加之进口限制和关税保护，支持发展了重化工业，特别是钢铁、汽车工业，从而将工业重心从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就汽车工业而言，50年代日本的汽车质量差、成本高。为了帮助汽车工业，日本政府不仅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而且通过日本发展银行为其提供优惠贷款。其他促进出口的措施还包括设备加速折旧、出口补贴、出口贷款、特殊优惠税收条款等。由于受到进口限制的保护而免于外国竞争，汽车工业得到了加强并在60年代中期变得具有国际竞争力。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又对半导体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究开发加以资助，并鼓励政府和工业部门联合研究开发新技术，从而使日本企业在80年代控制了世界芯片市场。

事实上，包括极力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越来越重视那些具有战略意义、充满希望的高科技部门，如半导体、飞机和生物技术部门等，实行有利的贸易政策保证它们在现在和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例如，美国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三个重要的政府干预：美国政府通过那些接受大量补贴具有生产技术能力的大学研究部门而对许多产业提供巨大的R＆D补贴，例如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再者，政府公开资助的防御和空间研究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受保护的市场，例如通过国防预算对波音公司资助了大量的R＆D费用。另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非常成功的高技术产业，比如飞机产业，提供直接的出口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发展中国的借鉴意义

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所占比重最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诞生最先也是为了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日益增长的贸易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没有借鉴意义。在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在过去30多年中一直在上升，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更为突出。这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无疑对其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讲，许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性质，所以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和制定贸易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迅速走向国际竞争市场的中国来说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趋势是对外直接投资，即跨国公司的发展。1970～198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0％，总出口增长速度为总产出增长速度的20倍，国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400％以上。而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又是各大跨国公司关注的焦点。如果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进行生产，那么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有优势，生产成本会比国内同行业厂家低，当两家企业在中国市场以同一价格出售同质产品时，跨国公司会获得较高的利润。这种情况目前并不罕见，甚至在某些行业中使中国企业举步维艰。根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经济租的存在为适当的政策干预提供了机会。不仅如此，从国内市场直至世界市场工业品的竞争而言，的确有许多行业只有走向规模经济与垄断，才能取得优势。因此我国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方面应发展较大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或大跨国公司和大型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以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

回头看我国目前的情况：431家最大企业中，核心企业国有资产原值在10亿元以上的只有27家，1～10亿元之间的有144家，5000万～1亿元之间的有83家，5000万元以下的有177家。翻开世界级企业的名录，还没有中国企业的名字。尽管许多产业中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但我国的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医药、钢铁等行业都远未达到最优生产规模。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行业对资金和生产规模的要求较高，国际汽车行业都是大企业制，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各国前三大汽车生产厂家国内市场集中度美国为90％，韩国为93％，巴西为78％，印度为72％，马来西亚为74％，而中国在40％以下。1990年，中国汽车年产能力超过10万辆的企业只有“一汽”、“二汽”两家，其他数百家企业的年生产能力不足1000辆。而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汽车生产最小有效规模的临界值50年代为60万辆，60年代为100万辆，70年代末期已达到2000万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提高无从谈起。不仅汽车的生产是这样，其他重要制成品的生产也是这样。

贸易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利益

ThevaluegoalofWTOandforeigntradepolicyorientationafterChina''''s"entrytoWTO"

Abstract:China''''sentrytoWTOhasalreadylastednearly4yearssofar,theaccessiontotheWTOisfar-reachingtoChina''''sinfluence.FollowingChinaasamemberunderthefreetradesystemofnow,whilecontributingthegloballiberalizationoftradeandeconomicgrowth,howutilizingtheopportunitythatentertheWTO,orientingforeigntradepolicyofChinaaccurately,thusreally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enhancingnational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whichhavealreadybecomeakeyquestionthatwehavehadtoface.Thistextwillputforwardauthor''''sownthinkingvisualanglethroughananalysisoftheabovequestion,causesmorethinkingofthisquestionofperson．

Keyword:PrincipleandgoalofWTOFreetradeForeigntradepolicyBenefitofthecountry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在美国的贸易法中，随处可以洞察到他们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对外贸易理念。从实施贸易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到对因进口产品增加导致工人失业而对美国产业工人进行的贸易调整援助；以及为商业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国对付外国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行为的“301条款”。

具体到真实的案例，我们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立足点将会有更加深刻认识。最为著名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关于汽车贸易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在这场争论中，美国政府和美国汽车制造商声称，日本不公平地限制美国汽车和汽车配件对日本的进口和销售。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的这种指责，主要源于90年代初，美国与日本总共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这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360亿美元源于汽车贸易。而在日本销售的汽车中，美国汽车所占分额不到3%。显然，这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正在崛起的日本汽车工业对美国的汽车行业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日本通过自己的竞争实力和国内政策优势所取得在汽车工业的巨大成就，并没有违反WTO的协议，但却是美国政府所不能容忍的。1995年，美国贸易代表要求日本同意开放其汽车市场。美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的汽车制造商答应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配件；增加在美国产的日本款汽车，并增加经营美国品牌的日本经销商的数目；日本政府还必须改革日本的销售制度，并同意通过贸易展览和展销，帮助美国汽车的市场营销和宣传等等。假如日本不能达到美国的要求，等待日本的将是出口到美国的日本豪华轿车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和60亿美元的贸易制裁。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屈从了美国的“不合情理的要求”。[1]克林顿政府将汽车工业谈判的成功视为美国能够“管制”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的一种标志。后来，美国又将这种方式成功的运用到与日本的半导体协议。而实际上，大部分真正的“自由贸易者”都反对采用“受管制的贸易”。事实上，在这个案例中，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美国配件的“协议”，是一项基于结果的策略，这样作造成了日本对欧洲、墨西哥和其他配件供应商的歧视，这也把美国放在了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贸易管理者”的位置上。假如由于日本后来没有屈从于美国的压力，而被美国制裁的话，美国的这种做法将会由于没有得到世界贸易共同体的同意，而破坏世界贸易制度赖以建立的合作与谈判精神。这也使得美国为其边缘政策在将来的贸易关系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法是被用来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这些政策由国会和总统制定，经常是在对某个议题进行了长期的公共讨论之后做出的。这些讨论常常围绕着美国的经济与政治目标而展开的。在这种目标指导下而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不仅可以加强美元的坚挺程度，迫使外国允许美国的商品自由进出他们的市场，而且可以用来鼓励与政治盟友的贸易，或用来阻碍与潜在敌人的贸易。比如，美国国会可以对来自非民主国家或侵害人权的国家的商品征收高关税，甚至禁运；也可以禁止一切与支持国际恐怖活动的国家，或支持非法贸易国家的贸易等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指责美国的贸易政策过于政治化，美国的贸易政策时常沦为其对外政策的牺牲品。这些国家指出，在这个政局不太稳定的世界中，如果把贸易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的工具，贸易会受到不良影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们本来就不是WTO“自由贸易，无歧视贸易”价值目标的忠实捍卫者，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些是值得牺牲的。上面我提到了美国贸易法中为人熟知的“霸王条款”——301条款。该法案单方面授权美国向其他违反了WTO协议、不公平地限制美国的商品或劳务进口，坚持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政策或行为的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虽然许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美国最终都没有运用到“301条款”中的贸易制裁手段，但是，这种法规的存在赋予了美国贸易代表解决贸易争端和避免贸易战的“谈判筹码”。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都批评301条款（特别是超级301条款）是单方面的“强权”策略，他们显然违反了全体成员国（包括美国在内）同意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贸易分歧的承诺。各个成员国现在也正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不能在没有WTO授权的情况下使用301条款。但是，既然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中，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单方面采取行动，那么，为了国家的利益，美国又为什么不可以绕过WTO来实施贸易报复呢？看来，美国是黑格尔哲学精神最忠实的捍卫者，“在世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形成国家的民族才能受到我们的注意。因为必须理解，后者是自由的实现，即绝对的最终目的实现，它是为自身而存在。而且还必须理解，人类所拥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实在，都只能通过国家才拥有……因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观意志的统一；普遍意志一定要在国家、在它的法律、在它的普遍和合理的安排中，才能被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2]

同样日本和欧盟贸易政策仍然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他们经常利用间接的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市场免受国外进口产品的损害。比如，利用行业或商业惯例，甚至社会和文化习惯等作为控制进口的一项措施。日本的株式会社就是利用社会和文化习惯来抑制进口竞争的成功典范。株式会社是在日本公司之间，存在连锁管理关系、合伙关系以及其他联系的日本特色。株式会社的公司有相同的董事，并且发展有利于株式会社成员的长期合同关系，这样就使许多外国公司失去了许多符合WTO规则的商业机会。在与WTO成员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日本给予许多成员国的承诺也是很空泛的，因此许多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和美国同样的威胁手段对待日本政府，迫使日本履行自己的承诺。欧盟也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为理由，限制进口含有防腐剂的食品。但是，国际贸易多涉及远程运输的问题，如果不使用防腐剂便不能保证商品经过长途、长时间的运输后保持新鲜和完整。在有关于鲜活商品以及保质期短的商品进行检验的规则设定方面，欧盟也比较严格，常常花费进口商大量的时间办理各种检验手续，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些商品的变质，甚至腐烂，最后，进口商不得不承受高额的进口成本。利用这些经过伪装的贸易壁垒来维护本国的市场是很难被WTO协议所规制的。在利用技术壁垒作为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贸易手段中，日本走在“世界前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日本的技术壁垒都提出了许多抗议，大部分都涉及不合理和累赘的检查程序或进口许可证要求，还要执行一些过分严格的要求。日本对成千上万的进口产品仍然保持着复杂的技术上的规定，这些产品包括电器设备、电信和医疗设备、木材、电子零部件、药品和食品。日本广泛应用各种技术要求也是源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历史上日本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给予日本企业大量的出口补贴，组建企业集团，日本民众也对政府的干预持认可态度。日本的产品大都围绕设计上的特性来制定—即一种产品应该如何来设计和制造。相反在其他国家，标准则通常围绕性能来制定。[3]并且日本的技术标准缺乏透明度，这也让外国企业很难遵守和执行。欧盟则利用政府补贴来支持农业，欧盟的农业价格支持是通过公共农业政策来实现的。它运用可变税率来使进口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的价格水平。每年用于农业补贴和价格支持的支出达数十亿美元，占欧盟年度总预算的四分之三。法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谷类出口国，一直以来不愿意削减农场补贴，因为法国农民在政治上是很有实力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WTO距离自己设定的价值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各国还需要尽更大的努力才能营造一个“更加”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而绝非是“完全”的自由。在以国家为构成体系的全球贸易体制中，国家利益更为实在和具体，更具有可掌控性，它将会是各国永远追求的价值目标。各国如果哪天真的更加遵守WTO的价值目标，也只是因为它更符合国家利益。

三、中国“入世”的意义极其评析

“闭关锁国”了近百年的中国，由于没有开放的精神和传统，在综合国力上一直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开放的国家和民族。这也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这种对外政策的取向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政治的落后，甚至于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也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和认可。如此一来，中国慢慢丧失了进行对外自由贸易的“本钱”，从而变的更加游离于世界市场规则之外。在经历了近代史上的屈辱和艰辛以后，中国似乎才真正懂得了开放对于一个民族，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愿意以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形象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决心。而要真正融入自由贸易的大家庭，成为全球贸易体系的主角，尊重WTO的游戏规则，加入WTO便成为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步。在2001年11月10日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12月11日生效，至此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通过艰辛的谈判历程重回自由贸易的大家庭，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当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这一事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中国入世”的积极效应褒扬有加。据中新网的消息称：“调查显示，98.8%的北京市民认为入世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中国加入WTO的当天，美国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在其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美国祝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位成员。中国入世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为美工业产品、服务业和农业出口打开中国的市场，并增强世界经济”。也许，对于徘徊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边缘太久的中国人来说，这次的“入世”之旅足以让我们兴奋一阵子，而且我们又确实直观的感受到了开放的国际市场对于振兴一国经济的巨大作用。我们完全可以以西方国家为例子（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也许正是由于他们较早地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较早的成为了WTO的一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才可以跃居世界前列的。但是，我们在为此欢呼雀跃的同时，仍然要饱有一丝理智的情绪。也许，WTO候任总干事素帕猜的一番话，比起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中国“入世”有着更加现实的意义。“中国加入WTO，将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在WTO的100多个国家中，3/4是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贸易组织飞速发展，但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中国家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努力在新的贸易谈判中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参与这些贸易谈判做准备……通过设立新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参与贸易活动和谈判，给谈判以足够的支持，并且对谈判内容有充分的理解，掌握贸易的诀窍和贸易谈判的诀窍，这样发展中国家就会知道怎样遵守贸易规则并且在谈判中取胜”。[4]通过他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在WTO这个大家庭中，主要的几个发达国家仍然还是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上，利用自己在贸易位置上所处的优势，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在全球贸易中的积极作用。而要真正的维护WTO的价值目标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必须要学会利用WTO各种贸易规则的“灰色地带”。在这方面，美国、日本和欧盟是做得很成功的，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

中国“入世”，并不像国内、国际上那些乐观的人士想象的那样，只要顺应了WTO的价值目标，减少了一国政府对于国际贸易的管制，中国经济的腾飞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事实上，经济自由主义切忌不可意识形态化，不可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这样只会严重损害我们对于其真精神的信赖。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就曾说过，东亚国家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例如日本和韩国也是WTO的成员，他们并没有放弃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以此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盛洪指出：市场制度的发展程度与政府的管制能力是相互依赖的。如果政府没有能力管制资本市场，它就只能让资本市场关门。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5]各国的贸易政策仍然是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当然，这种政府与市场制度的良性互动理论与英美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不矛盾的。诚然，以亚当•斯密和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个人在国家中的活动和思想的自由，他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无法预知、无法估量的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个人的自由权利得到了国家这个集合体的充分尊重，国家才会获得强大起来的坚实基础。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理论理应得到弘扬。但是，当多个人的多次交往形成了一种制度的时候，利用政府与该制度的良性互动机制来推动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可以起到降低个人活动成本和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样做的同时又促进了个人的真正自由。科斯教授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通过对企业和单个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分析，对这一理论做了详细的论证。中国加入WTO便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通过政府与国内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减少外国进口对我国市场的冲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真正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完全放松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市场的管制绝对不是明智之举，这样只会将中国的国家利益置于危险的边缘。

四、“重商主义”过时了吗——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何去何从

世界上最早标榜自己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是英国，以至不少人以为英国人是靠自由贸易起家的，是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英国“自由贸易”的本质是以“不自由”的暴力手段达到的。他通过不合理的关税制度向印度倾销棉纺织品，通过发动鸦片战争向中国贩卖鸦片赚取白银，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其他国家也有“不贸易”的自由。显然这种标签贴在英国的脸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实际上，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英国是最为成功的。当时，重商主义利用贸易保护政策聚集了大量的货币，以增强国家实力；加上重商主义更有保护民族幼稚工业的功效，为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凯恩斯一针见血的指出：“重商主义者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6]后来，只是由于长时间的实行重商主义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例如工资上涨和资本过剩，最终将导致英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资本外流，英国政府才开始转而实行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因为这样做将更加有利于这个国家和商人，绝不是因为英国愿意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利而捍卫自由贸易的理念。熊彼特不无正确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重商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鸿沟。如果对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和兴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见，那么自由主义经济学本来是可以继承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作的”。[7]铁血宰相俾斯麦在评价英国早期的自由贸易政策时也说到：“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像一个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想世界挑战。”[8]

全球市场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由贸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趋向于更加开放和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再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体制下获得自身完全的发展也将是不可能的。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当然也应该忠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一支真正推动WTO价值目标的强大力量。但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决定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思想仍有诸多可取之处。只有解决好了“入世”带给中国的诸多不利因素，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支“对世贸组织起到平衡的积极作用”的强大力量。世界银行贸易研究组经理威尔•马丁在他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由于入世而在贸易方面出现显著增长的同时，目前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调整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允许劳动力转入更具竞争性的行业。该报告根据对84000个中国住户调查的结果发现：城乡之间存在着收益分享不均的问题。近90%的城市住户反映入世以来他们的收入和消费都增加了，而农村住户从整体看，平均收入出现0.7%的小幅下降。但是，按照消费指标衡量，最贫困的农村住户的生活水平出现6%的显著降低，主要是受实际工资减少和消费物价上涨的共同影响。中国怎样才能保持入世的收益，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能否帮助那些遭受短期损失的人，为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其他行业提供途径。报告建议实行户口制度改革，因为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了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报告说，帮助农村劳动力适应入世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扩大国家的城市失业保险制度，把乡镇企业职工包括进来，改善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网络。在农业领域，世界银行报告建议中国采取措施提高出口粮食产品质量，作为向高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转移的措施之一。[9]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所有这些措施的采取，仅仅借助于WTO的帮助是无法作到的。WTO作为一个促进全球自由贸易的组织，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在于推动各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减少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壁垒。但是，作为一个包括有100多个国家的经济组织，它对每一个国家国内的具体经济状况的了解是有限的，更不适宜提出一个有利于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具体贸易政策和目标。要真正维护本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解决由于加入WTO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一个国家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恰巧，盛行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为我们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模式。

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国家经济走向振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学说。按照何新的解释，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私人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义则具有统一明确的政策目标——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微观”）服务，而是为国家（“宏观”）服务。重商主义的理论要点被他概括为：1、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的形成来源；2、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3、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10]实际上，现今最大限度的奉行自由贸易精神的美国就是利用了重商主义的诸多理论观点而变得强大起来的。即便是现在美国仍然没有放弃这些最为基本的政策思想，从本文我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分析中就可以窥视出来。何新就曾指出，美国在19世纪作为落后国对抗英国的时候，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政治家也用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来抵制斯密的市场绝对自由主义。但是到了美国成为出口工业大国，要求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理论就被隐匿起来了。[11]

从重商主义学派的上述观点中，我们可以透视出他们为像中国这样的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政策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加入WTO最为主要的目的绝对不是为实现全球自由贸易而完全兑现对于WTO的承诺，而是要利用加入WTO的机会熟悉运用其中的规则，增加本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保护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工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的强大，而且很难保持住其独立地位。如果考虑到具体的WTO所要求义务，中国的遵守若是弊大于利，显然遵守这样的义务是不值得的，我们应该采取更加有利于自己本国产业发展的策略来应对不合理的义务。在国际贸易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货币的、自由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作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WTO本身是好的，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李嘉图的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理论也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有效实现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所有参与其中的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而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且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和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相信中国通过加入WTO的时机取得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之后，将会更好的实现WTO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目标，通过这样的手段，两者才可以有机的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理查得•谢弗贝弗利•厄尔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50－251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纽约，DOVER出版社．1956．39页．

[3]理查得•谢弗贝弗利•厄尔菲利伯多•阿格斯蒂著，邹建华译：《国际商法》第四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299页.

[4]《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8月21日．

[5]盛洪：《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上海，三联书店．2003．98页．

[6]凯恩斯：《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96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55页．

[8]J．L．H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

[9]《财经》杂志．2005．第5期．

贸易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安全国民福利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政府通过实施合适的干预手段改变或维持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某种战略行为，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方向改进。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当代国际贸易形势从自由贸易走向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伴随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是新贸易理论演进的自然结果。一般而言，战略性贸易政策包括三个主要内容：战略进口政策、战略出口政策以及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战略进口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采取选择性的保护政策，达到从外国企业那里抽取垄断租金，保护本国企业市场或将外国企业逐出本国市场等目的，使本国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战略出口政策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一国政府通过研究、使用研究开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手段对本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进行干预，帮助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模型的前提假设与传统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不同，更为贴近全球经济运行现实。其前提条件为寡头垄断、市场分割以及规模经济。

一、我国石油产业迫切需要

政府的战略性干预

石油产业具有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客观条件，其市场结构属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垄断形式以自然资源垄断和规模优势垄断为主，其核心业务领域进入门槛高，只有大型垄断性企业才能生存发展。石油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战略性产业，从其市场影响力、产业规模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看，很少有其他产业能够与其相提并论，石油产业有众多纵向和旁侧关联产业群，其发展关乎国家整体安全。

我国石油产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中国石油供应缺口严重，未来需求增长迅速，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逐年增加，在全球获取增量石油资源的难度正不断加大，其供应的稳定性关系到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短缺将是突出矛盾，也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油气进口、石油服务和产品出口国际竞争激烈，中国企业的对手多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跨国企业。在石油上游领域，围绕油气资源的获取和石油版图的影响力，我国企业无论走到何处，跨国企业接踵而至，就地开展面对面的竞争，而这些外国企业的背后无一例外地有本国政府的力量在支持，这些支持或是补贴政策方面的，或是外交、政府间交流形式的，或是跨产业的利益交换，这些支持手段的背后都指向一个目标，各国政府通过战略性质的扶植和引导，增强本国企业对油气资源控制和获取能力，扩展本国油气来源，提高本国总体福利。

当前全球已进入高油价阶段，石油产业竞争将更加激烈。与国际石油产业巨头相比，中国石油产业在布局、规模、成本、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存在。在石油产业的某些链条中，需改变结构相对单一、产品档次较低的局面，增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功能化、精细化和系列化产品。在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和装备制造等领域，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凭借技术、装备、人才、资金、品牌等优势，牢固地控制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先发优势明显，中国企业想进入国际市场，必将与之发生竞争。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壮大和进步，但鉴于中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许多领域大多处于“跟跑者”或“斯塔克尔伯格追随者”角色的现状，需要政府战略性地引导本国石油企业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化运作中积累经验，实现“干中学”效应。

二、在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

审视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

从一般均衡角度考察，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与国内许多产业是正、负相关的，直接影响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扩展模型和通常研究方式看，学者们常把目标产业作为唯一研究对象，产业内企业利润水平的提高，被认为国民整体福利的提高。而现实经济中，与石油产业密切相关的产业很多，石油产业的需求或产品，对其他产业来说，往往意味着影响其发展的要素资源和战略变量。一项应用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可能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产生不易察觉的影响。石油产业巨无霸性质的产业规模及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决定了在现实中必须从一般均衡角度研究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石油供给波动对经济发展有非对称的影响。由于石油是许多产业生产和运行的要素资源，从供给角度看，石油产业对其他产业的运行安全的影响是非常不对称的，石油供给的短期过剩不会对这些产业的发展造成过多的扰动，而石油供给的短缺则会对这些产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冲击，往往通过引起价格扭曲和经济大幅波动而产生破坏性影响。

中国石油产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需要实现如下主要目标：获得来源稳定、价格合理、渠道多样、运输安全的石油资源，维护整个经济安全；提高国家对世界石油版图的影响力，增强在全球石油产业中的话语权；提高本国石油产业内服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在世界石油市场中的份额，通过产业的外延式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发挥产业带动和“外溢”作用，在走出去的同时带动其他产业共同走向国际市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定应服从于国家“走出去”整体战略。要树立“泛石油产业贸易发展”的整体观念。尽量采取“泛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干预石油产业。

第一，在现实中放宽政策工具的定义和范围。补贴来源不一定抽取自公共基金，赋予补贴的形式也不一定局限于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税收返还等。补贴可以通过国家的政策调节，直接从本国其他产业输送，如：为在国外获取石油资源，政府可以把本国其他产业的局部福利视为补贴和筹码进行输送。补贴的形式可以更隐蔽，只要其抽取形式等同于公共基金，作用于石油产业，实施的效果等同于（进出口、研发、生产）补贴即可。如：政府主导的针对性文化交流、跨产业援建、策略性投标等补贴形式，并没有直接作用于石油目标产业，但其提升国民福利效果的路径却是指向石油产业的“利润转移”，并且容易避免对手国的非合作博弈。补贴可以是风险基金、低息贷款、特别捐助等各种形式。关税工具手段并不一定直接来自进出口关税环节，只要是由政府主导实施，目的在于促进本国石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实现利润转移，提升国民整体福利，而实施效果又等同于关税的贸易政策手段，都可作为关税政策工具。如：对企业征收环境特别费，颁布技术标准、政策性条例法规、行业门槛等。

第二，选择政策工具并评判实用性时，充分考虑“外部经济”下的整体正向效果。一项作用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产业内的福利效果可能产生外溢，会通过其他产业利润的提升而提高国民总体福利。如：政府可通过适当政策引导本国企业参与国外风险区块开发、油气管道建设、石油工程技术项目中部分低收益项目的策略性投标。通过这些项目，石油产业本身可能所获收益不高，但如果政府确信或有把握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其他产业带来稀缺资源，带动其他相关产业走出去，增加国内港口、运输等各种相关行业的利润，并使国民福利提高，则可以将之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使用。与此相反，如果实施一项有利于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会对其他产业或其他方面国民福利造成损害，则需要慎重实施。当前，为从一些主要产油国获取稳定的石油和中间化工原料，政府事实中在鼓励国内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与产油国的垄断企业合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如果仅从石油产业内考察，这是一项成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出让股权之后让度给合作伙伴的这部分利润，可以看作政府为进口石油资源所施加的补贴，换来的是成本适中、来源稳定的石油和原料资源，提升了本国福利水平。而从总体国民福利看，合资建厂隐含这样一个事实，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向中国转移可能的负面潜在影响是，加剧土地、水等要素资源的短缺，造成经济扭曲，产生对植被、空气等环境的破坏，而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持久、超乎原先评估和可控范围的。这种出于战略进口目的而引入外资进入其他目标产业，从而造成对整体福利负面影响的案例很多。因此，从石油产业战略进口角度看，出台战略贸易政策性质的举措要慎重，对不同情况要充分论证、慎重对待。第三，加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归类、甄别和整体福利效果评判。在制定中国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时，政府不仅要考虑石油产业，而且需要跨行业跨部门地研究、选择、归类、甄别各种政策工具和手段，尤其应当认真考虑整体福利效果评判。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前沿来看，国外研究比较超前全面，国内研究方兴未艾；从研究侧重看，理论、实证、行业内研究多、一般均衡条件下的研究少；从政府主导研究的力度和实践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领先、中国系统性研究少。围绕石油产业，中国政府需要协调跨行业、跨部门研究机构，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共同参加的联合机构和统计体系，尤其应加强改善整体福利、避免短视行为，纠正经济要素扭曲等方面的战略贸易政策的研究。

三、确保经济安全和整体福利的石油

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引导

石油产业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服务于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下的整体福利提高。中国近年在其他战略性产业的经验教训很多，如在铁矿石等基础原材料领域失去定价话语权后，为经济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应该看到，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同于其他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关系到国家关键利益，要通盘考虑。政府在制定实施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与其他关键产业的联动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要与政治、外交、文化、其他相关产业的政策配套使用；要增强话语权和定价权。针对在中东市场亚洲国家获取原油成本比西方国家高出1～2美元/桶的歧视性价格——“亚洲溢价”，应在油气资源、石油中间品、产业技术、石油储运等方面与亚洲国家广泛开展合作，通过政府主导能源合作提高议价能力。

目前，决定世界石油定价的有两大集团，一个是通过金融市场形成定价机制的美欧集团，一个是通过调节石油供给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的欧佩克石油组织。中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增强话语权，还要成为定价中心。应逐步建立和上市自己的石油等品种的期货市场，形成我国自己的能源价格定价中心来影响国际价格，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要加强渠道控制，降低渠道可靠性变动造成的成本提升。通过战略进口政策对国内企业的引导，实现供应更加多元化。调整目前主要依赖中亚、中东等地的石油进口格局，缓解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能源进口风险。要调整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加强天然气供应和利用，缓解石油供应压力，强化需求管理，减少向外界的利润转移。面对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应制定针对性的战略进口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存度。如：加快国内石油勘探开采力度，选择性地增加国内开采量，开发具备开采价值的边际小油田，通过进口替代减少向外部的利润转移。

与石油产业正相关的产业主要为汽车、钢铁、航空、港口、陆上运输物流、信息、环保等产业。石油产业发展对上述产业的正向的促进作用表现为：本国石油产业贸易的改善、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直接增加了对这些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一步促进其规模和收益水平的提升；直接增加了这些产业发展瓶颈资源的供给，降低了要素价格，避免了市场扭曲的冲击。

与石油产业负相关的产业主要为其他能源、以水资源、土地、草场等各种自然资源为要素的产业以及生产石化产品替代品的产业。石油产业发展对上述产业的负面作用表现在：与其中部分产业生产竞争性的替代品，争夺市场份额；与其中部分产业争夺水资源、土地等各种稀缺资源，扭曲这些产业的要素配比；破坏这些产业的发展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等，另外，环保管理不善等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其实质是隐性损失了国民福利。

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国民整体福利、促进相关产业协调发展，避免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局限性，应在如下方面加强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选择：

一是尽量避免与其他产业争夺稀缺要素。发展规模经济，避免在能源、原材料、自然资源等方面与其他产业发生不必要的争夺；关闭不规模、不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核心业务，避免在其他非核心业务层面与其他产业开展低水平竞争。

二是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本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鼓励石油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产业间的龙头带动做用，如“工程带产品、产品带服务”等；以大型石油装备制造基地、石化基地为依托，瞄准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建立产业带、精细化工业园，延伸产业链。建立对石油产业企业的奖励机制，鼓励其在“走出去”过程中，在外部市场加强与其他产业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共享，共同拓展市场。

三是建立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预警机制。及时发现某些国际竞争对国内石油产业和国民福利的潜在危害，研究各种战略对策，并动态跟踪解决；加强石油产业进口保护，精选受保护的子产业，精心设置贸易政策工具，积极研究反倾销、报复性补贴等各种有效的贸易博弈工具；预防过度出口，及时发现国内石油企业间在国内外市场上无序价格竞争对福利的损害，及时制止与石油产业自身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的流出，如成品油和急需石化原料的出口；避免过度补贴和补贴不足，避免石油企业依赖过度补贴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竞争对手开展低水平价格竞争；避免由于补贴不足，而放大本国石油企业在外部市场上的风险；避免服务和产品出口的巨额资金沉淀风险；避免并限制幼稚弱小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与强劲寡头竞争后的退出成本沉没，避免非核心业务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效拓展；发挥政府、研究机构的作用，建立完善评价、分析体系，及时研究、分析、发现国内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其他产业的负面影响。

四、其他约束条件下

我国石油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在对石油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各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时，政府要考虑解决石油产业规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提高政策工具效果的策略。当前环境下政府需要消除的不利行为主要有石油产业内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行政引起的价格和市场失灵等。包括：对价格管制水平的重新研究、确定；鼓励核心业务整合；设立国内石油企业进入的行业门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按国际标准加强企业管理，避免规模不经济的发生；加强产业结构研究，避免产业能力过剩和不足，降低GDP单位能耗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