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2014年北京文综历史试题做了局部微调。调整之一体现在选择题中以往那种重知识覆盖和高度综合，追求材料新颖、设问深奥、选项隐讳、与学生知识结构脱离的试题已经少见；相反，接近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适合学生的知识贮备，同时也能够较好地体现学生的思维能力差异的试题在增多。调整之二是历史材料更加平易近人，冗长的材料“瘦身”，更适合学生阅读分析，与中学教学的要求相吻合。调整之三体现在非选择题文科综合的两道试题命制形式回归传统，即从一个角度提供材料设计问题，单纯考查学生运用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解决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能力。综合性和思维力度以及开放性程度都有所减弱。这样的调整也使试卷的难度有所降低，这对增强历史学习的信心、鼓励考生学习历史的热情、肯定考生的学习努力十分重要，也是在考试测量上传播正能量的具体体现。
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尼采
伟大艺术的创造者并非神灵，而是容易出错的凡人，并常常显得神经质和人格破损。――阿多诺
二、从考点分布及变化看，体现了重视基础、突出主干的特点
据上表分析，试题以教材基础与主干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此作为能力考查的主要依托。试题整体设计把中国史与世界史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框架中加以反思与考查，强调古今中外多角度、多层次的融会贯通。这种综合立意背后的教育目标则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培养学生开放的世界视野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有助于中学历史教学关注基础、重视传统、突出时序和历史地图等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从试题考查的能力目标看，体现了突出素养、能力立意的特点
在历史学科能力的测试已经成为高考命题共识的情况下，2014年北京市文综历史试题在试题的呈现方式和能力考查的角度上仍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如对历史素养的考查要求我们关注历史的时空特点，这在第12题和19题中通过历史地图的辨识和1977年前后历史时序的认识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历史素养的考查要求我们关注历史学习的方法，这在第15题使用单一或不充分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错误的提示中也得到了体现。再如历史学科能力强调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综合概括比较分析能力，选择题16、18、20、21、23等题就从不同角度考查了对概念的灵活理解，这里的不同角度与材料的使用及问题的设计有关，而在选择题第13题、22题，非选择题37题第（1）（2）（3）题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中外对比的综合概括（37题第2-3问比较典型），也可以看到中外对比的分析比较（选择题第13、22，37题第一问比较典型），即使是难度调整之后的跨学科文综试题中的历史问题，也考查了常规的处理材料信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力立意在本年度历史考试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选择题第17题既体现学生了对风俗画的观察能力，通过调动运用历史知识理解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还彰显了浓郁的北京地方风格。
1突出了对历史时空思维的考查
时序思维要求从时间结构考虑空间结构，是一种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形成的意识。时序思维是解释历史的发展和演变的前提，也是阐述历史的基本思维方式。2014年高考北京文综卷很多历史试题都要求考生能以时空意识为基础，建立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考查考生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学，考查学生观察历史地图、解读材料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观察地图，依据“韩赵魏”信息可知图片所示为战国时期，①是燕国，②是齐国，③是秦国，④是楚国，《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孔子所著，故A项错误；《孟子》是战国时期鲁国孟子所著，故B项错误；《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荀子所著，故C项错误；《离骚》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著，故D项正确。
【例2】（2014年北京，13）公元97年，东汉的班超曾派人出使欧洲强国“大秦”。东汉和“大秦”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属于它们的文化成就分别是
A活字印刷术、万有引力定律
B《九章算术》、罗马法
C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日心说
D《春秋繁露》、《理想国》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公元一世纪东西方重要的科技成就和哲学成就（东汉时期与罗马帝国时期），重点考查学生比较历史史实、理解历史文化成就的能力。解题需要准确理解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大秦”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据此分析选项。A项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发现的，故予排除。选项C蔡伦改进造纸术虽然属于东汉时期，但日心说却是15、16世纪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来的，故而排除C。选项D中《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的著作，《理想国》是古代希腊柏拉图的著作，也应排除。《九章算术》属于东汉时期的数学专著，罗马法是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法律的总称，故正确答案选B。
2突出了对历史理解能力的考查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历史理解能力包括区分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理解历史材料中的信息及其证据价值，认识历史叙述中的立场、观点和所依据的史实，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认识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特征等等。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
【例3】（2014年北京，16）《海国图志》中出现了一些外来词汇，如“西业”（参议院）、“里勃里先好司”（众议院）、“勃列西领”（总统）等。结合所学判断，该书
A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政治体制
B对西方政治体制已有所涉及
C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代议制度
D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们从孩提时开始就在梦想不朽。――米兰・昆德拉
世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黑塞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近代“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的名著魏源的《海国图志》，重点考查学生准确、合理、完整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解题需要准确、合理、完整地解读材料信息，依据《海国图志》中出现的外国词汇进行合理判断。选项A错在“主要内容”，选项C不符合材料和史实，魏源并未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代议制度；选项D错在《海国图志》虽然在近代中国起了“开眼看世界”的作用，但并没有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早期维新派和西学的传入，故排除ACD。“西业”、“里勃里先好司”、“勃列西领”等词汇体现出西方的代议制度，《海国图志》中涉及这些外来词汇，反映出它对西方政治体制已有所涉及，故B项正确。
3突出了对逻辑推理能力的考查
逻辑是历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能力，因为新研究需要推理的过程，没有逻辑的推理，将在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结论间无法关联，造成研究的中断，逻辑是导向研究目标的策略性保证，是学科能力的重要支柱。历史逻辑推理能力是在历史理解能力基础上，对所阅读的历史陈述和历史资料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与历史研究相近的结论。从命题角度看，这类试题虽然题干陈述简单，仅要求考生就选项中的史实（材料）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与否做出判断，但是因为史实和结论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这样被选项的命题空间十分广阔，古今中外皆可入题，命题自由度大，形式灵活。既可以考察中国史的内容，也可以考察世界史的问题，还可以把古今中外的问题都在选项中呈现，这样命题既可以打破年代、空间，又不受具体内容的限制，如此高的自由度在高考命题中是很难得的。此外，这类试题将史实与结论都摆在了考生面前，没有具体的知识记忆负担，史实和结论都摆在你跟前，只需要弄清楚史实与结论之间的正确逻辑关系就可以了，考生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往往不仅仅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更主要需要掌握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
【例4】（2014年北京，15）在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是，使用单一或不充分的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下列选项中没有这类错误的是
A《授时历》的颁行比现行公历早300年，所以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领先世界
B《西游记》是明代的一部优秀小说，所以明代文学蓬勃发展
C唐代369位宰相中有83%来自北方，所以唐代宰相的来源存在地域差异
D南宋扬州的城市人口占扬州总人口的8183%，所以南宋的城市化水平很高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唐、宋、元、明时期的科技、文学、政治和经济成就，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历史史实及历史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本题在2012、2013年高考逻辑推理试题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问法采用双否定的方式，题干直接提示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中经常违反的“使用单一或不充分的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的现象，要求学生就此分析选项，找出“没有这类错误”的选项。依据所学知识分析，《授时历》只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的整体水平，故A项错误；《西游记》只是明代文学成就之一，不能代表整个明代文学发展趋势，故B项错误；从全国范围看，唐代宰相大部分来自北方，这说明唐代宰相的来源存在地域差异，故C项正确；扬州只是南宋城市之一，扬州城市繁荣不能代表南宋整个城市化水平，故D项错误。
4突出了对历史解释能力的考查
中学阶段历史课程能够培养的最高能力是历史解释能力。历史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质上都是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解释需要运用史实作为证据，需要在时间概念中解释历史问题，需要解释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需要从历史环境解释历史观点，等等。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需要遵从“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的学科原则，以史料为根本，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并依据一定的立场和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正确的历史表述。
【例5】（2014年北京，37节选）区域的世界・联系的世界・多样的世界
材料二
（2）阅读图16至图19，以世界洲际贸易的发展为视角，结合所学，对材料二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14分）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观察地图、解读和获取材料信息，以材料解读的形式，考查考生处理史料的能力，即对史料的深入理解与分析阐释的能力。解答第⑵的方式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方式一：分别描述四个阶段世界洲际贸易的概况，图16反映出1400年前，新航路开辟前各大洲虽有联系但不密切，世界各地以局部性贸易为主；图17反映的是1400―1800年间，新航路开辟和早期的殖民扩张开始后，世界各地经济联系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拓展；图18反映出19―20世纪，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图19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解读方式二：从世界贸易的范围、发展速度，贸易过程中反映的科技进步，贸易中心的变化等三个方面，结合四幅图从总体上分析世界洲际贸易的发展。
【参考答案】
（2）示例1：（14分）
公元1400年之前，古代人类活动分为若干区域，彼此虽有联系但不密切。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但欧亚与非洲、美洲的直接交往较少；贸易以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世界各地以局部性贸易为主，缺乏稳定的洲际贸易路线，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关系密切。
1400～1800年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欧洲人将贸易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们通过三角贸易从美洲和非洲掠夺大量白银、黄金，并用来购买亚洲商品运回欧洲。中国和印度曾经成为白银汇集的中心，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19～20世纪，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新的交通手段和贸易路线出现了。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世界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印度和中国等地沦为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来。
20世纪90年以来，信息化革命使得世界联系有了突破性发展，网购让洲际贸易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了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壮大。
只有爱才能拯救世界，我为什么要因为爱而羞愧？――朱莉・马洛
象棋比生活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全身而退这种事情，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威尔斯・陶尔
从发展程度看，世界贸易经历了从局部、间断、缓慢逐渐向全局、密切、快速的发展过程。古代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贸易以地方物产交换为主，与其他地区联系较少。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这与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等因素密不可分。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全球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成为更先进的联系方式。
从贸易过程中反映的科技进步看，古代贸易借助人力和自然力，近代则以工业文明成果为主，如轮船、火车。20世纪90年代后，网购成为更便捷的贸易方式。
从贸易中心的变化看，古代以区域贸易为主，没有世界性贸易中心。1400～1800年间，中国和印度是白银流向的中心，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度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中心。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后来美国又取而代之。如今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主权，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
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
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旸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主权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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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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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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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
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主权，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
、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旸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
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主权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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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休谟 历史观 多元融合 对立 和谐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114－06
尽管休谟曾经显示出对于认识历史的无能为力，但是在他的时代，休谟依然是一位令人羡慕的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就连他的对手都供认不讳。作为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休谟的历史观从不同方面对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怀疑论曾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促使康德开创了德国的哲学革命；他的货币数量论在当时对于重商主义的批判极具现实意义，促进了英国自由经济政策的完善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他的《英国史》力求找出对现实和未来有指导意义的普遍原则，非常注重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和评论，成为爱得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前最畅销最受欢迎的一本历史书。总之，在休谟的众多论著中，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三门科学的观点相互融通，展示出许多极具价值的学术观点。休谟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上呈现出多元融合、对立统一的观点，然而在其观点深处依然隐藏着一种民族优越论的根基。如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认为自己的文明优越于别的民族，这也是休谟对英国殖民主义予以默认的基本原因。可见，休谟的历史观的研究，需要我们持有一种批判吸收的态度和辩证分析的方法。
休谟对历史的兴趣可以从时代的要求以及他的哲学动机两个方面来理解。从时代的要求来看，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改变了英国自身的面貌。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英国迅速繁荣和昌盛起来，并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这一历史的辉煌使英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记录历史，借鉴过去，展望未来，似乎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对于休谟，这种历史的激情自然也不例外。面对这一段历史，他曾自豪地说：“这是历史的时代，我们是历史的人。”在历史哲学方面，休谟早就明确表示，历史和人性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主要功用就在于向我们提供人类在不同环境下的各种活动的观察材料，从而使我们发掘出人性的普遍原则来。要研究人性就必须研究历史。休谟认为学习历史会得到很多益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它们是“愉悦想象力，增进智力，有助于加强美德。”他还认为，历史“保持着一个适中的位置，它把对象放在它们真实的地位上加以考察。写历史的作家们同读者们一样，在这些性格和事件中，他们的充分乐趣就在于得到一种生动的或褒或贬的感受。而这时并没有什么与他们特殊利益攸关的东西来败坏他们的判断力。”
一、推崇伟大传统的历史意识
对于伟大传统的尊崇，是休谟历史观的重要特点，其具体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制传统的推崇。休谟对法治的强调由来已久。休谟以他的“经验”与“观察”的方法，对人类政治事务，尤其是英国的政治传统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研究。早在《人性论》中，他就提出了财产的稳定占有、同意的转让以及承诺的履行三个基本的正义规则。它们虽来源于民法，但休谟在政治意义上已将它们由民法规则提升到一种政治学的制度框架之内，构成了他所理解的自由政体的基本法律制度。
休谟曾不无自豪地写道，很多欧洲国家对英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感到吃惊，英国社会当时所拥有的自由现状，无论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是政治参与自由、贸易和财产权等方面的经济自由等，在整个欧洲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很难被超越。他在《论言论自由》等多篇文章中指出，大不列颠人民享有的自由的特权之所以如此之丰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英国的法律制度，经由传统继承下来的一整套英国的法律规则，为人民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依据，清楚地规定了行为的界限，人民的自由也就有了保障。自由的基础在于法律，在于英国传统存续着一个优良正义的司法制度。所以法治是英国人民自由的一个首要前提。
基于此，“立法者不应将一个国家未来的政体完全寄托于机会，而应提供一种控制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法律体系，传于子孙万代。”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贵族或人民推选的执政官，都必须遵循法律规则。通过正当程序加以统治。“英国政府虽然与君主制混合，但共和制部分居于优势；为了保存自己，它不能不对行政官员保持戒备、猜忌，排除一切专断之权，并以通用而又固定的法律，保障人人生命财产的安全。除了法律明白规定者外，不得以任何罪名加之于人，而这些法官还必须是出于本身利益，自觉监视大臣们有无违法乱纪行为的本国国民。由于这些原因，可以说在英国存在的自由(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和从前在罗马存在的奴役与暴虐一样多。”
(二)对经济自由的关注。与斯密相比，休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显然是次要的。但作为一个英格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无可争议，他的很多经济观点在当时很有影响。休谟的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他的以《人性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另一个是具体的有关商业、货币、利息、贸易平衡、赋税，乃至人口稠密、社会信用等方面的经济理论。二者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休谟的政治经济学。而休谟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一再强调的。就是以自由贸易为代表的经济自由。
英国是一个崇尚自由贸易的国家。自由的商品贸易导致了英国社会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这种商品精神对于英国社会增强自己的国民财富，形成自己的法律制度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休谟对于当时英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是与他对英国历史的研究分不开的。他的一些经济观点并不是大学教授的纯经济学分析，正像他的许多政治、道德和文化方面的论文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分析得出的，很具现实性的意义。休谟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光荣革命业已完成，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也已结束。但深刻的内在整合却没有完成，甚至有些才刚刚开始，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正处于深度的交锋，这确实是一个伟大、深刻而又痛苦的转折时期。休谟作为英国社会的理论家，在尊重自由传统和把握现实英国市民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经济自由的推崇。
休谟对经济自由的推崇主要体现在他对贸易自由的推崇上。休谟有关贸易的一系列文章主要包含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贸易在经济社会中的关
键地位，二是贸易促进生产的经济意义，三是贸易对于文明和人性的价值。在国内外贸易问题上，休谟不赞同当时内阁的经济政策，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与国外开展广泛的贸易，甚至主张与法国那样的敌对国家开展贸易。“在那些不懂商业性质的国家里，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禁止商品出口并将其认为宝贵和有用的东西保存在国内。这些国家并不认为这种禁运会适得其反；也没有想到，任何一种商品出口越多，国内就生产越多，而且本国也最先获利受惠。”在他看：来，周边相邻国家的繁荣不但不会削弱英国的国力，反而会促进英国的工业和手工业。在对于美国殖民地的贸易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赞同以往的宗主国独占贸易关系，支持平等的贸易往来，甚至允许殖民地与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这种打破英国垄断性殖民贸易的观点，是非常有远见的。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休谟的普遍贸易理论也和他的货币理论密切相关。他主张自由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货币本性的认识，或者说对于财富本性的认识。休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贸易往来就像“江河百川。不管流向何处。总是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必然导致货币的综合平衡，贵金属的数量和财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在于市场功能是否发挥得当。为此他研究了一国贸易平衡以及贸易与货币数量和一般价值水平的关系，考察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变化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并从这个角度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基于上述观点，休谟主张促进商品流通。开展对外贸易，国家不应设置贸易障碍，重要的并不是取得贸易顺差，以使更多的金银流入本国，而是要增进贸易额度，扩大商品流通。国际自由贸易肯定会为一国带来稳固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促进各国之间的自由竞争，并最终促进本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经营并进，从而使得生产力更具竞争力。总之，休谟认为社会繁荣的根源并不在于货币本身，而在于社会习惯、生活方式、欲望的满足等文明社会的内在机制。古老的崇尚自由的传统，对于经济尤其是贸易来说，仍不过时。
休谟对于传统的尊崇，并不排斥现代思想。对于哈林顿大洋国的青睐，以及关于一个理想共和国的设想，则充分体现了休谟重视伟大传统的同时蕴涵着鲜活的现想。
二、注重多元融合的政治思想
休谟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具有突出的多元融合的特征，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是一位调和主义者。他的妥协不是混乱，而是审慎；他的中庸不是权宜，而是中和。
(一)君主制与共和制思想的融合。自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民和民主政治呼声的高涨，君主制似乎已成为明日黄花。但不可否认，欧洲的君主制在近代史上有着深厚的基础，已融入政治传统之中，并在现实的政治事务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英国人民经历革命的洗礼最终仍然选择了君主制，便是最好的例证。休谟在《英国政体究竟更倾向于君主制，还是更倾向于民主共和国?》中主张，一味坚持君主制还是民主共和制都是不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君主制是怎样一种君主制，民主共和制是怎样一种民主共和制。因此。他主张对不同政体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考察，特别是对于人们自以为熟知的所谓君主制，进行彻底的全面分析。
通常意义的君主制在休谟的眼中，基本上属于文明政体的一种形态。欧洲君主制不同于东方社会野蛮的君主专制。在欧洲，君主的权力不但受到一定法律制度的约束，还受到传统、习惯、荣誉、惯例等的限制。而早在英国的古制时期就有的传统，经过英国革命所确立的政治体制，又是一种不同于法、德路线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自由政制。因此，休谟几乎在所有文章中都把英国的君主制称为“自由政体”、“自由制度”、“自由君主制”。
同时，休谟认为民主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政体要素，人民及其选举他们的代表参与政府组织。这是其基本权利，也是英国的传统，它们构成了英国混合政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相对来说，休谟更注重共和政体在英国政体中的作用，多次指出共和制对英国君主制的制约作用：“我们政府的共和制部分能够持续抵制君权。”但他对单一的民主制政体，尤其是直接民主制，却持不信任的反对态度。在这一点上，休谟基本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认为这种民主制存在很大弊端。在休谟看来，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社会往往非常危险，因为在人民中间很难有共同一致的审慎选择。众多的利益难以协调在一起。人民总爱走极端，将政府的统治权力完全交给人民，其最终结果会导致暴政。
休谟认为，究竟在英国采取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些争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在于是否存在法治，是否保障了人民的财产权利，是否存在着自由。基于上述观点，休谟提倡一种将二者融为一体的混合政体。在休谟的混合政体中，组成因素是君主制与贵族制和民主制(即共和制)。其中，英国的传统君主制占据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少许的君主制与自由参合，政府就会变得更为自由”。在谈到英国人民享有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极端的新闻自由时，休谟揭示了这个重要的观点：“我们的法律之所以容许我们享有这种自由，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混合体制：它既不全是君主制，也不全是共和制。”实际上，绝对的君主专制在英国几乎从来就不曾存在过，英国国王的权力从来都是有限度的。英国的自由政体的本性就在于国王受制于法律，是法律下国王的统治，这是英国悠久的政治传统。
同时，民主制也必须得到美德的提纯，这正是休谟的理想共和制政府致力建设的。混合政治是温和的、良好的、节制的、有效的，是既有权威又有自由的政体。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尽善化，权威乃其生存之需。相互制约与支持良好合作，关键在于英国的政制传统――法治、法律，它也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过渡的核心。休谟的上述思想在美联邦党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们同样关注的是如何统治的问题，特别是法治与问题。
(二)法制进步与科技发展观念的并存。休谟认为，英国自由制度的价值，除得益于法律制度对自由的保障，还和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繁荣密不可分。“技艺进步对自由是相当有利的。它具有维护(如果不是产生的话)自由政府的天然趋势。”因此，法制的进步也应与科技的发展相融合。科技的发展对于英国自由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自技术进步以来。自由决不会是衰落下来，而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近年来腐败现象虽然似乎有所增长，那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建立的自由制度，我们的贵族看到没有议会就不可能进行统治，害怕议会的权利怪影。不用说，这类贪婪腐败的现象在选举人中比在被选举人里更加流行，所以我们不应归咎于奢华和技术的进步。”“但是奢华如果能滋养工商业，那么农民就能因耕作得当而富裕和独立起来：商人也能得到一份财富。使自己接
近于中等阶层的地位和威望，而中等阶层的人总是社会自由的最好最稳固的基础。农民们由于摆脱了穷困和愚昧，就不再受从前那样的奴役了；而由于任何人不能再指望对其他人实行专制，领主贵族们也得到报偿，不必再屈从于他们的最高君主的专制。他们也愿意有平等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它免于君主的或贵族专制制度的侵夺。”
(三)革命与反革命意识的融合。休谟并不赞成洛克的有关抵抗权力的理论，更反对潘恩对所谓革命的辩护。在他看来，那种过分强调人民权利，动辄以所谓天赋人权为依据反抗政府的言行实在不足取。政府固然要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但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政府的存在，是对于社会普遍有利的，这种利益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人的一种制度。相比之下，这一社会意识超越了霍布斯维护君主制的政治观念，也打破了洛克倡导个人权益的社会理想，具有国家和个人利益并存相互融合的政治观念和革命思想。
休谟既不像洛克那样在对待英国革命上持坚定态度，而是有保留地赞同光荣革命。其立论的基础更多的是基于现实原则的考量：也不像博克那样在反对革命的态度上偏执任性，而是主张有节制地抵抗，倡导人民对于君主的忠顺，但更强调统治者的责任与义务。他没有把权利、自由等市民社会的原则挂在嘴边，却把私有财产权的确立置于他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位置，视为政治社会赖以建立的根基。他反对无限制的民主，重等级社会的秩序。但又强调法治，赞赏自由的有限君主制，并把中产阶级视为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制度的中坚。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休谟的思想是一种超越了自由与保守主义的形态。米勒曾说过：“斯密是自由主义者，博克是保守主义者，休谟则是兼有他们两人特性的调和者。”
(四)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的融合。休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是温和的。他着重指出的是，重商主义对于财富本质的认识有偏差，对于贸易的看法有误，只是一味强调贸易顺差，过分看重货币的意义，不知道货币只是一种工具，与财富无关。
休谟认为，重商主义主张利用国家强制手段限制贸易自由，增加高额关税，片面追求海外贸易顺差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因为财富的增长在于商品的生产与交换，由于商品市场的本性，贸易总是最终趋于平衡的。重商主义看重的货币是流动的，即便是采取国家强制的手段也是无效的。那种担心贸易会使金银大量外流。从而导致国穷民弱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杞人忧天。一国经济既不会长期保持贸易逆差，也不会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由于货币数量和商品价格在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作用，贸易也将自动地趋于平衡。
在休谟看来。重商主义强调商品贸易的重要性是不错的，关键在于他们片面地理解了商品贸易，没有发现商品贸易的自由的本性。因此，他强烈主张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闭关自守，而应该积极促进贸易活动，鼓励商品流通，没有必要限于国内，应该打开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促进整个国际商品贸易的自由流动。他写道：“我们不必担心工业的资源会枯竭，也无需忧虑我们的制造工匠因和邻国的工匠仍然处于同等水平而有失之虞。各国之间你争我赶的竞争，反倒会使各自的工业蓬勃发展。”显然，休谟对于重商主义的批判是有保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失为一个重商主义者。
三、主张温和渐进的发展方式
“在一切情况下，了解一下哪种政体最为完美，使得我们只需通过温和的改变和革新便能将现有的一些政治结构或体制变得与之甚为近似而又不致引起过大的社会动荡，这毕竟是有益无害的事。”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英国文明演进方式的基本特点，而且也因此被巴林顿・摩尔看成是英国“渐进主义的发展道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若干年。事实上，英国革命的历史变迁、英法革命的异同和英国内政外交的差异为我们辩证与完整地理解休谟的历史观乃至英国文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首先，温和与渐进只是一种历史观，或者说是休谟等英国历史学家的史学观，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英国文明的发展道路。如果一定要说适合于英国社会的发展方式的话，那也只是相对于1688年光荣革命而言的，就连扩大到完整的英国革命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也是不科学的。另外，内政和外交同样是英国政治文明与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066年王权的建立到18世纪以后英国的殖民主义道路，我们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暴力的方式。而且，这一方式贯穿整个英国的近现代史，直到马岛之战与伊拉克战争。至于英国改革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则是许多国家都曾有过的历史。从英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在革命中寻求改良，在斗争中寻求调和，才是英国历史发展的方式或历史演进的道路。
其次，温和渐进的发展道路，较多地适合于与大量民众流血的法国革命相比较，特别是英国国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式，而对外的政治策略则更多地采用暴力手段。从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道路来看，对于暴力与战争的运用显然是习以为常的。人们曾经探讨过英国的殖民主义发展道路，认为这条道路与荷兰相似。他们推行的殖民主义道路，给这个世界留下来的是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无论是在非洲、亚洲、美洲，还是中东等地区殖民地的开辟，尽管其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利益，然而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军事和暴力。1795、1814年，英国人两度占领开普，并建立军事基地。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在开普的军事人数保持在4000以上，以便为数以万计且不断增长的船只与羊的到来奠定基础。
休谟较少关注殖民地问题，但是提倡改良的同时，对于暴力与革命问题也十分重视。在他的大著《英国史》中，尽管认为查理一世尚未达到称得上恶的程度，但是对于君主有可能恶和有必要惩罚却做了客观的论证。他认为，对于君主来说，要获得比法律所容许的更大的权力，哪怕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谁罪大恶极，谁打破应有的平衡，谁就将面对暴力与革命的制裁。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珍罕金币
公元484年间，扶南陈如耶登基上台，对货币进行了改革，把称量货币改变为单个计量货币，这是扶南王朝货币产生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反映了扶南王朝的商品贸易和货币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这个时期制造了“五金宝座金币”、普“五金”宝座银币、“金五”宝座银币、“五五”宝座银币、中“五金”宝座银币、大“五金”宝座银币等6种金、银货币，经过对这些货币的观察和分析，发现钱面上印的“五”字，与中国“五铢”钱的“五”字无论造型或笔画都显得十分相似，反映了陈如耶跋摩王朝的“五金”或“五五”钱文是模仿中国的“五铢”钱文而制。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模仿中国汉字钱文作为该国金属货币铭文的例证。扶南王朝的“五金”宝座金币比公元708年日本人模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和同开珍”铜钱早了200多年，这枚金币不仅填补了扶南王国历史货币的空白，也反映了扶南王国对中国货币文化的认同，显示了中国货币文化对东南亚的深远影响。“五金”宝座金币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最珍稀货币之一。
古代印尼亚齐王国珍稀金币
2005年6月，广西钱币博物馆在各地搜寻东南亚货币时，发现并购得一枚古代印度尼西亚亚齐王朝时期的金币。为了进一步研究，博物馆组织钱币专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并请教了一些资深的专家学者，发现这正是我们多年来一直追寻的古代亚齐王朝珍罕的金币。它为我们研究古代印尼使用贵金属作货币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亚齐古金币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较为古老的传统钱币，币形、币值和币文，都很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古钱钱文上所铸的伊斯兰铭文，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它本身确切的年代，而且真实记录了古代亚齐人民的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研究古印尼亚齐王国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史。
由于古代亚齐存世金币数量少之又少，因此金币价值罕之又罕，成为屈指可数的稀罕钱币珍品，是相关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实物，更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
马来西亚珍罕
“吏丹利宝”汉字锡钱
2007年4月6日，亚洲饯币学会黄汉森会长、第一副会长郭成发、顾问刘嘉斌一行参观访问广西钱币博物馆，并赠送一批印尼群岛历史货币。这些珍贵文物中除了古代印尼群岛的货币外，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汉字方孔圆钱。其中有开平元宝、正平元宝、太平大丰等锡铅钱。收到这些珍贵文物后，我馆展开了对古代印尼群岛历史货币的收集、研究工作。通过深入而严谨的探讨及翔实的论证工作，揭开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古代印尼钱币的面纱，反映了中国货币文化对海外的传播及影响。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
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块珍贵的明式安南时期的钞版，它为研究古代中越经贸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也弥补了越南货币史的空白，是广西钱币博物馆馆藏珍罕货币之一。这枚珍贵货币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呢。
2008年，在越南河内文物收藏圈内小有名气的阮氏，购得一块久经碰撞，“伤痕”遍体，中下段有横向断裂，长约90毫米，上面纵向裂痕约63毫米的长方形青铜牌。他一眼就看出这块青铜牌非同平凡，铜牌上铸有依稀可辨的四个楷书汉字“通行会宝”，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文字及图案。他自认为是古代越南印刷书籍的印刷之类印版，在市内加林路一小茶社以两兆多越南盾（约千元人民币）转卖给一位做成衣生意的华裔老板。几经辗转后，该件物品到了广西首府南宁市唐山路古玩城郑学风先生手中。郑老是广西钱币学会德高望重的钱币专家，他随即邀请其他钱币专家一起研究，发现这块青铜版并不是什么印书牌，而是一块古代印钞版。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朝代的钞版，钞版上的文字究竟写的什么，一时也没有定论。这件物品最后被广西钱币博物馆收藏。自收藏这块“通行会宝”钞版后，博物馆组成了钞版课题组，专家们查阅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并利用各种方法对“通行会宝”钞版实物反复进行详细鉴别，最终确定这就是明属安南“通行会宝”钞版。“通行会宝”钞版的发现引起了文博界、金融界的关注，它为研究古代中越关系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宁最早铸造的钱币
南宁地处我国南疆边陲，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我馆收藏有一枚珍贵的银锭——商税银，这铤税银的发现，弥补了南宁最早使用金银作货币的历史空白，是不可多得的唐代银铤，为研究我国南方经贸交流及互市贸易提供了实物，是我们研究古代南宁钱币、经贸活动等都堪称罕见的实物证据。
这块在中国货币史上独一无二的“邕”字钱，以货币实物论证了广西首府南宁市最早流通的钱币，它承载、蕴涵与传达着古代丰富的货币文化、人文信息，对进一步研究古代南宁的经济贸易、赋税状况、社会生活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