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采购；理论界；采购制度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都积极地参与了对政府采购问题的研究，现将近期的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政府采购”的特征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政府及所属实体为了开展日常和为公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按国际规范一般应以竞争性招标采购为主要方式），从国内、国际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所需商品和劳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是指政府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采购管理等的总称。

与私人采购相比，政府采购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1）政府采购所支出的资金是公共资金，而不是公司业主或公司法人的资金，因此只能按法律的规定进行开支。为此，要实施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公共审计程序。（2）政府采购和分配的物品是为了几个请购机关之用，通常不是用于制造或转售之目的。（3）从事和管理政府采购职能的人员没有公司雇员需要赢利的动机。（4）政府采购过程是或者应该是完全公开下进行的。（5）政府采购程序事先经过严格的规定，同私营领域不同，它没有多少灵活性，因此创新发生得相当缓慢。（6）公共官员、管理者受到公众和新闻媒介的监督，渎职、失误都要曝光。在私营领域，只有重大失误或欺诈才被曝光，其它则内部处理。（7）政府可以、而且确实具有至上的能力，政府采购承担着执行国家政策的使命。（8）政府采购对象十分广泛，采购数量巨大。政府始终是各国国内市场最大的用户。

有些同志论述到政府采购与控购（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区别：控购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性的财政计划抑制社会集团对某些商品的需求，实现社会商品的供求平衡；政府采购制度是通过法律手段和竞争机制，规范公共采购部门的采购行为，以实现政府预期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控购针对的是某些具体的商品（品目是有选择的），而政府采购针对的是政府对所有商品、工程和服务的购买，没有品目的限制。

与财政供给制的区别在于：在实物供给制的条件下，财政是选购商品的主体，商品的使用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商品。而实行政府采购制度，财政只是参与、监督商品的采购过程，保证采购过程的公平交易和资金的有效使用；商品的使用者是采购商品主体，所购商品的技术和物理指标都要满足商品使用者的要求。

二、我国现行采购办法的弊端

由于我国在理论上缺乏契约国家的观念，政府是纳税人的公共资金托管人的地位并没有确立，纳税人也缺乏参与对公共资金的监督管理意识。我国的国民经济也长期在计划体制下运行，根本没有公共市场和私人市场之分，更无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之别。在具体实施方式上，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采取财政以货币形式向各预算单位供给经费，再由各预算单位分散采购所需物品，进行自我组织服务和供给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有其特别的适应性，然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很不适应，弊端颇多：

1、造成财政资源使用的非效率性。这种分散购买、自我服务、自给自足的办法，不仅与社会化生产不相适应，而且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造成设备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加大了各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成本，额外增加了财政资源的耗费，降低了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增加财政负担。

2、不能发挥规模购买优势，不利于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好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供应商为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竞争十分激烈。政府采购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这种竞争条件，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财政效益。而现行的采购办法，由于购买批量小、零星，不仅无法得到竞争的好处，而且难以从厂家直接进货；极大地提高了采购成本。

3、给以公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诸如给回扣、送礼品等等，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由各单位分散实施，一些素质差的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在“糖弹”面前落马，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腐蚀了干部，毒化了社会。

4、财政分钱后由各单位自行采购的办法，也增加了支出控制的难度。财政只能在分钱时实施真正的控制，而钱分出去以后，常常购买什么、购买多少都无法控制，不得已只好采取控制集团购买力的办法确定什么能买、什么要审批等等，还得专门设立一个机构，造成人力、财力的额外耗费。

三、改进现行的预算管理和运行机制

一是改进预算监督。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财政监督将由价值形态向实物形态延伸，改变目前财政监督形同虚设、财政支出管理弱化的现状。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财政部门不仅要制定政府采购政策，而且要参与采购管理，这将意味着财政部门的工作领域将得到拓宽，财政部门干部的知识结构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他们既要懂技术，还要了解市场。只有财政干部具备这些能力，才能真正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督。有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加快财政干部的业务培训，努力提高综合业务素质。也有同志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从机关分流人员中挑选一批人员作财政监督联络员，对试点单位、定点单位进行日常监督。

二是改革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管理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国家机构的建制和经费领报关系确定的。每年预算一经批准，财政部门即按预算和各单位的用款进度层层下拨经费，年度终了后，又层层上报经费使用情况，汇编决算。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后，财政部门不再简单按预算下拨经费，而是按批准的预算和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直接向供货商拨付货款（支出）。由于采取直接付款形式，支出的决算也不需再层层上报，财政总会计可以根据支出数直接办理决算了。考虑到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开始阶段和今后的相当时间内，各单位预算支出中，一部分如设备购置等将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实现，另一部分如人员工资仍将由各部门（单位）办理，这样客观上预算经费的层层下拨和直接支付方式将长期并存。根据这一现状，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制度在不改变现行的核算方式的前提下，要明确允许直接支付方式并规范核算的具体方法。财政部门内的总预算会计帐户也要作相应的调整，即要设置一个专门明细帐或开设一个专门的帐户，用于核算各部门（单位）经核准用于政府采购的支出预算。

三是完善国家金库制度。按现行国家金库的有关规定，国家的一切预算支出，一律凭各级财政机关的拨款凭证，经国库统一办理拨付。目前，国库的拨款体系与预算会计管理体系是匹配的，即国库办理的财政拨款按会计管理体系在银行结算体系中层层拨至用款单位。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以后，国家金库的有关办法中应明确允许财政办理直接拨款的方式并制定相应的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式与正在探索改革的国库单一帐户的管理方式基本吻合。

四是建立政府采购的管理机制。政府采购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事务多，需要建立一整套管理机制来管理和协调。政府采购制度才能顺利运转，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管理机制，就必须建立明确的政府采购主管机构（可由财政部担任）、明确采购模式（可实行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模式），加强对招标机构或采购机构的管理，建立仲裁机构。

四、尽快制定《政府采购法》

鉴于政府采购对政府行为以及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以及相应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

有同志论述到，仅有政府采购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定大量的配套法规，如对供应商资格要求的规定、对评标标准和程序的规定、对采购从业人员资格要求的规定、对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的规定、对采购质疑和仲裁程序的规定，等等。

还有同志具体阐明了目前国内有关部委起草的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之间的区别，比如调整对象不同、法的类别不同、立法的目的不同、适用对象不同，等等。

「参考文献

1、《财政研究资料》，1998年第7、14、22、31期，傅志华、刘运峰、周利国、安秀梅、杨雪芬、李亚珍、陆亨良等人文。

2、《中国财政》，1998年第1、5、6期，贾康、马海涛、何振一、曹富国、胡宇等人文。

采购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政府采购；公法；行为；竞争

对政府采购行为如何定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构建。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者就政府采购的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政府采购行为属于私经济行为，采购争议不受司法审查；有的认为政府采购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而我国虽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并未说明其理由。[1]本文为了便于探讨政府采购的性质，首先就政府采购的涵义和特征作一介绍，然后，为给政府采购性质的探讨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还就政府采购的目的和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者的基本权利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最后才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政府采购的性质。

一、政府采购的涵义和特征

（一）政府采购（Acquisition）的由来及涵义

政府采购制度最早形成于十八世纪末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在1761年就制定了《联邦采购法》。在美国，采购（Acquisition）一词原来用“Procurement”（购买或获得）来表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美国联邦采购制度大部分还是自南北战争以后所建立的，而且一直使用的是“Procurement”一词。直到二战以后，《军事采购规章》（ArmedServicesProcurementRegulation简称ASPR）和《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才相继制定，后来，《军事采购规章》这一名称被行政命令变更为《国防采购规章》（DefenseAcquisitionRegulation）这一新的名称，[2]相应地，“Procurement”被“Acquisition”一词所取代。我们认为这种名称在法律上的变化与美国人当时对“采购”认识的逐步加深有关。人们当时已经认识到，实际的招标、评标和授予合同所代表的只是采购工作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工作都发生在这些特殊行动之前。而在过去，许多立法者和大众成员却认为这些特殊行动只具有“办事员”的性质，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无法正确判断采购所要真正实现的内容。[3]1979年《联邦采购政策法》修正案对采购作了一个新的定义：“采购包括了自确定财产和服务之需要这一阶段开始至联邦政府获得和支配这些财产和服务为止的采购过程之各阶段。[4]但后来人们认识到这种定义又过于宽泛，有些需求可以用一种立法功能来描述，往往先于采购中的一些更具体的需要而存在。真正的采购可以说发生在对更一般意义上的需要所作立法裁决之后。联邦政府进行采购的目的是通过诸如购买、租赁、协议、易货交易等方式而不是凭借扣押、判刑、捐赠或征用方式来获得供给和服务。此外，采购应包括获得供给和服务所必要之功能，例如需求之描述、资源之选择、合同之准备与授予以及合同管理的各个阶段。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公共采购法关注的应该是寻求获得政府采购合同成功或不成功的投标人或要保人在合同履行中的权利和义务、有关合同履行过程中以及履行之后之救济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可能在私人采购中引起的无数相关问题。正是基于人们对政府采购过程或程序之重要性的认识，立法者才以”Acquisition“这一术语来取代原来使用的”Procurement“，后来在法律中也就一直使用这一术语，例如1984年5月1日生效的《联邦采购规章》（FAR）。

我国政府采购真正开始受到官方重视，还只是近几年的事，尤其是自深圳、河北等地于1998年相继制订政府采购条例或政府采购管理办法以来，舆论界也开始关注政府采购问题，“政府采购”一词也方始屡见于报端。关于政府采购的涵义，单从法律法规的规定看，《河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所下的定义相对而言比较合理：政府采购是指采购实体（国家机关和接受财政经常性资助的组织）在财政部门的组织或监督下，为开展政务、业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以公开招标为主要形式，从市场购买货物、工程及服务的行为。笔者认为，政府采购作为一种公共采购，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使用，可以是指具体采购过程意义上的政府采购，也可以是指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管理、争端解决等具体制度的总称。

（二）政府采购的特征

政府采购属公共采购之范畴，而公共采购与私人采购的区分，正如KEYES所说，公共采购大都依赖于立法权和行政权；而私人购买则只是部分依赖于制定法。[5]此外，政府采购比私人采购更强调采购过程的规范、更强调如何选择供应人。何以会有此种差别？原因是政府采购权是采购实体凭借现代官僚体制所行使的一种公共权力，目的是为公共行政提供物质基础，在这样“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里，关于契约关系委托人的人的法在相当程度上是复杂的行政管理法和政治行为法，而不是人类委托人和人的相对各别法”[6].在政府采购中，采购实体只是人而已，为了预防人不致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正当履行其对委托人所承担的义务，真正保全其人之角色，就必须增强官僚系统的技术理性，这有赖于行政法来为政府采购的方式和过程设定规则，为政府采购纠纷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纠正违法的政府采购行为，从而确保掌握政府采购权的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限定的程序和限定的程度上行使权力，这是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相区别的本质特征。应该承认，私人采购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在政府采购中依然存在，理所当然需要适用保护私人财产和契约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的私法，但这掩盖不了公共采购和私人购买之间存在的上述区别。事实上，政府采购也只能是受公法和私法共同调整的领域，这不仅与政府采购所使用财产的所有权性质（即行政法上的所有权或物权）有关，更与公有制下政府采购目的的复杂性有关。

除上述本质特征以外，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相比，还具有如下特征：

1.政府采购所使用的财物具有公共性。这种财物包括财政拨款和需要由财政偿还的公共借款，以及其他国有财产例如国有土地等，这种财物属于国家所有，其所有权是公法上的所有权，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处分。目前学者们将政府采购所使用的财物仅限于资金，[7]是有欠妥当的。

2.政府采购具有非营利性。政府采购为非商业性采购，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以提供公务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实现行政优益权中的行政受益权为唯一目的，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私法上的购买方式所进行的辅助行政活动。

3.政府采购主体具有特定性。政府采购权只能专属于依靠国家财产运作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采购实体或者说是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

4.政府采购方式具有多样性。政府采购可以采取以资金购买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可以采取租赁的方式，也可以采取BOT、BOO等其他方式。

5.政府采购影响面广。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消费者，政府采购是其消费的主要方式，政府采购作为一个整体，所使用的国家财产异常庞大，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巨大：首先，政府采购涉及到采购实体如何花纳税人的钱的问题，这就与人民负担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政府采购的客体具有广泛性，既有军用产品，又有民用产品，既有有形产品，也有无形产品，既有价值高的产品，也有价值低的产品，既有货物和工程，也有服务，因而涉及到社会的各行各业；第三，政府采购在公有制下的购买力比私有制下的购买力要大得多，它决定着国有财产使用的现实分配，具有事实上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它不仅关系到公务的效益和为公众提供的服务的质量，也关系到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特殊人群的保护、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某些特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保护等国家政策的贯彻问题，它既涉及到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又关系到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等重大问题。

二、公有制下政府采购之目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的宗旨与社会公共利益观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要求政府在包括采购活动在内的一切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都必须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公共福利为宗旨也就具有必然性。在现代福利国家里，国家必须为公民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条件，例如建设水、电、煤气、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立医院、养老院、包括学校在内的培训设施、剧院、博物馆和体育设施等。然而“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学者们对其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就等于国家利益；[8]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概念与国家利益概念不同，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其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是国家所能代替，整体性和普遍性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两大特点。[9]姑且不论两者理论上的关系如何，但至少在公有制下，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在实践中，也应使两者趋于一致，否则，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国家也将不再是人民。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是在实践中如何确保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一致性，限制国家的活动于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因此，从理论上讲，政府采购活动的目的也只能是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个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

具体而言，制度化的政府采购之首要目的是提供公务用和公众用产品；其次是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提高采购的效率；再次是政府在行使行政法上的权利（例如财政资金或其他国有财产所有权，或其他公权利）获得供给和服务的过程中，必须贯彻一些特定的行政政策，例如扩大内需、保护民族产业、调整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增加就业、保护自然环境、刺激经济增长、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这既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相符合，也不违背《政府采购协定》的有关规定，例如WTO的《政府采购协定》第5条就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政府采购中适当贯彻一些特定的行政政策，诸如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内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扶持那些完全依赖或基本上依赖政府采购的工业单位。[10]即使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我国台湾地区，其《政府采购法》第97条、第98条也明确规定：“主管机关得参酌相关法令规定采取措施，扶助中小企业承包或分包一定金额以上之政府采购”：“得标厂商其于国内员工总人数逾一百人者，应于履约期间雇佣残障人士及原住民，人数不得低于总人数百分之三，雇佣不足者，应缴纳代金”。[11]在德国，政府为刺激建筑行业的发展，在建筑行业萎缩时期也常常增加建筑方面的定额，此外，公共任务的分配及其履行也常常通过建筑合同的方式进行。[12]

除此之外，政府采购目的还与政府采购客体的复杂性有关。政府采购的客体包括开展政务、业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所需要的财物、工程及服务。其中有些属于公产，尤其是公众用公产，与公共利益关联甚大，政府采购公众用公产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对公务用公产而言，政府采购之目的在于为执行公务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这种采购来的财产是作为行政权要素之一的行政受益权的客体，由管理有关公务的行政机关使用，这种公务用公产例如交通信号指挥系统与公务的质量息息相关。正是基于政府采购目的的复杂性，王名扬老先生才感慨万千地谈到世界各国政府采购中一个普遍而棘手的问题就是政府（或其采购实体）列黑名单的问题。列黑名单本身是一种行政特权，这种特权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对政府采购过程中各种舞弊行为进行监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三、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者的基本权利

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者尤其是落选厂商处于什么地位，享有哪些权利，这是探讨政府采购行为的性质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台湾地区和德国的许多学者一直主张政府采购行为就是一种民事行为，但却从理论上回答不了落选厂商的地位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本文还就竞争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作一初步探讨。

（一）正当期待权和平等对待不受歧视权等有关人格尊严方面的权利

黑格尔明确指出：理性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法律就是增强和保护这种尊重的主要手段之一。[13][4]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树立起了“理性的人”的观念，把人的尊严奉为至上。因此，法律程序的设计者、指挥者时刻不能忘记面对的是有自由意志的自治主体。美国WilliamBrennan法官曾在PaulV·Davis一案中说：“我一直认为法院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捍卫每个人秉于人的自我价值而怀有的正当期望”。[14]也就是说，正当期待权应属于人的基本权利。

从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这个根本命题我们还可以推演出“参与”和“听取对方意见”是法律程序应当遵奉的两个基本价值。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所遵循和阐发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主观自由的原则”或“主体自由的原则”。[15]原则的主观性指的是主体的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自由、独立自主、能动性等含义。主观自由的原则主要是对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合理关系的规定。[16]因此，从人的主体性原理出发，国家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应理性地行使政府采购权，尊重竞争者的人格和权利，保障竞争者的参与权、异议申请权、平等对待不受歧视权和基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应享有的正当期待权。这些权利虽然是一种应然权利或道德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但最终仍可体现为法定权利，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竞争者在政府采购中的程序权利来实现。就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而言，《宪法》第38条已作了概括规定，今后的工作是在各部门法中将这一权利具体化，并规定实现这一权利的手段，例如在将来的《政府采购法》中赋予竞争者资讯了解权、申请回避权、要求说明理由权、要求听取意见权等。

（二）获得行政救济权和获得法定报酬权等有关监督方面的权利

在政府采购关系中，政府（或采购实体）与国家已经分离，政府只是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国家自身，[17]政府当局所作的政策决定也并不必然代表公共福利。这是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容易犯错误，首先政府官员可能会误识社会利益，可能会在指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犯严重错误，甚至还可能将国家之船引向覆灭和灾难之渊；其次，政府官员“个人的一些利益常常是同政治社会的利益相对抗的，而且人具有做出侵损公共福利的行为的倾向”，[18]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19]因此，为捍卫公共福利，防止政府官员犯错误或滥用权力，就应为政府采购权的行使设定前述的“界限”或规定严格的规则。然而应如何设定呢？通过权限和行政程序，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来为政府采购权的行使设定界限自不待言，不过为提升采购效率而将采购程序中严格的规定变为指导性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大势之所趋，例如近来美国政府采购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政府采购机关与供应商的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并通过修订联邦法规简化采购程序——变严格的管理规定为指导性规则。[20]是故，政府采购者之巨大自由裁量权受控的程度将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不妨害采购效率和功能的前提下，为减少采购双方的守法和执法成本，同时为政府采购权的行使设定一个有真正权威的界限，赋予竞争者申请行政复议权、行政诉权和基于诉权而应享有的获得法定报酬权，从而建立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防弊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1.政府采购实体是凭借行政官僚体系来运作的组织，由于该种组织的集权化程度相对于其他组织而言要高得多，因而按照布莱克对法律运作行为的分析，该组织中个人的不轨行为就相应增多，公民指控代表组织的个人的违法的可能性就越少，组织对不轨行为的反应也越强烈，[21]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对这种不轨行为的监控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监督尤其是作为知情人的竞争者监督之优势就应予以发挥。

2.对不轨行为之本体监督远不如异体监督有效。正如柏拉图所说，无数的祸害、罪恶和没落早已教育我们，公众幸福不能依赖于自身的美德，不对其施以外在的法律限制，它就可能堕落为“最野蛮的动物”。[22]政府采购制度作为典型的公共行政制度，如果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人权，不注重规定有效防止采购实体滥用权力的措施，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压迫和采购中的腐败现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现行有效的行政法制度在未规定法院或其他公正机构及裁判庭对政府官员的行动至少作一种有限审查的情况下，就能防阻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现象”。[23]在我国，传统的内部行政监督，例如审计监督、监察监督，只是作为行政机关系统自身的本体监督而存在的。本体监督若没有异体监督，例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民众监督作为最后屏障，政府采购中的不轨行为是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的。毕竟内部行政监督主体和被监督的采购实体同处在一个行政官僚体系之中，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完全依赖于政府自身的完善和内部监督来防止采购中的不轨行为，那恐怕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因此，加强异体监督就成为首选之策。然而由于司法监督只是一种被动监督，而且人大监督要作为主动监督发挥作用时，其监督成本很大，因而其原则上也只是作为被动监督起作用。但问题是被动监督的监督程序难以启动，唯一的办法是将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异体监督与民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政府采购中的竞争者监督权和行政诉权，[24]以启动异体监督程序，从而建立起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有效防弊机制。

3.政府采购不管是作为“后备行政”抑或“服务行政”，政府采购资金都取之于民，因而对于采购实体如何花纳税人的钱，竞争厂商作为纳税人自然有监督之权利，也有监督之迫切需要。一方面，对经济参与者来说，只有存在着依法检查的可能性时，才能保证建立一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国家采购行为。[25]另一方面，虽然采购实体与国家之间就如同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一样存在着一种“虚幻”的产权关系，但因政府采购行为并非营利性经济行为，而且不是法人所进行的持续性经营活动，相反只是一次借用私法手段而进行的目的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因此，采取明晰“产权”的方式来防止采购中的舞弊行为，不仅成本太大，而且可能收效甚微。

4.为激励竞争者踊跃挑战采购实体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真正对舞弊者产生威慑力，法律可以规定将一定比例的罚款或将国家从违法者那里获得的赔偿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竞争者的报酬，以降低竞争者的诉讼成本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即使竞争者享有诉权，因考虑诉讼成本太大，也将放弃行使诉权。

5.《宪法》第41条对公民的监督权已作了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因此，赋予竞争者行政诉权和获得法定报酬权只是实现宪法规定的公民监督权的逻辑延伸。

综上所述，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竞争者应享有参与权、平等对待不受歧视权、基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享有的正当期待权、监督权、行政诉权、获得法定报酬权等行政法上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主要体现为程序上的权利，是由政府采购所使用之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决定的。

四、政府采购行为的性质

（一）政府采购法律关系分析

在行政法中，存在着私法和公法并列适用的法律关系。那么，政府采购法律关系是否就是如此呢？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认为，官方的采购行为原则上属于私法范畴，政府采购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因为这里政府的行为不是直接履行公务，国家更象一个私人在行事。这种观点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虽然这种观点体现了对成熟而又适用的私法规范形式的尊重，有利于保护个人利益，但是是否官方在与公共利益关系紧密的政府采购活动中难道就不需要受法治国家的约束而可以随意花纳税人的钱呢？第二，政府采购中行政机关能不能为贯彻某些特定的行政政策而为相对人提供各种优惠，例如税收优惠、代为办理各种许可证等。在行政法上历来将建设公共设施视为事实行为（Tathandlung），[26]难道采取采购公共设施的方式以后，其性质就发生变化了？第三，认为官方的采购行为不属于公法范畴的依据何在？难道在法律规定不健全时公共行政就不能援用民法规定？事实上，采购机关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所规定的权限、招标条件和方式、资格审查标准、最有利标的评审标准、时限等来决定是否授予相对人采购合同，国家在这里的行为所受约束与公法上的行政行为无异。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德国行政法学界提出了两阶段法律关系理论，其代表人是Ipsen，Kruger，Hamann.[27]根据两阶段法律关系理论，政府采购行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行政机关依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做出是否授予采购合同的决定，以确定花纳税人多少钱或使用多少国家财产，这一决定的标准主要是公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行为；第二个阶段是为了执行该决定，获得供给或服务而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支付有关款项，应主要适用民法的规定，属于民事行为。这样，政府采购法律关系就分成了前一阶段的行政法律关系（其内容包括采购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和后一阶段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内容主要是合同中规定的民事权利和义务），这种理论的意义在于克服了长期以来只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私法解释的片面性，明确了授予采购合同的决定作为行政行为应具有的公法约束力，并据此进一步将其置于民众监督和司法控制之下。

然而，两阶段法律关系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其问题主要有：第一，政府采购合同的前提是要约和承诺，因此，授予政府合同的决定不是行政行为；[28]第二，增加了救济方面的困难，人为地将原本统一的法律关系分成两个法律关系，从而导致其救济途径难以确定；第三，两个阶段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把握，是第一阶段通过第二阶段得以执行和中止呢？还是第一阶段始终约束第二阶段？学者意见不一致；第四，如果采购机关做出的授予采购合同的决定因程序违法而被撤销（例如第三人主张撤销，或者主管机关自行撤销或废止），此时采购合同效力如何？接下来的救济问题又怎么解决？

因此，许多学者基于以上问题而主张代之以“一阶段法律关系”，主要有行政合同法律关系和私法合同法律关系两种替代方案。[29]就后一方案而言，由于采购机关的采购行为与公共利益、公务目的以及特定的行政政策的实现关系甚大，因此，这种合同关系属于“行政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同时受公法规则的约束。

（二）政府采购主体分析

政府采购主体是仅指采购机关或采购实体呢？还是包括上级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以及中标厂商和竞争者，甚至使用者呢？这个问题影响到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定性，必须首先予以回答。

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认为行政机关可以以高权者的身份采取单方行为的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也可以以与相对人平等的地位采取私法方式来完成行政任务。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下面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行政机关可以独自完成行政任务，也可以与相对人合作，或在相对人协助之下完成行政任务。不可否认，政府采购行为，尤其是在采购小额办公用品时，确实需要适用大量的民事规则，似乎应将其定性为民事行为，然而综观各国政府采购法之规定，众多的“民事规则”在政府采购中得到了修正，众多行政法上的程序规则被包容于其中，在有关争议的处理方式上更是五花八门，因此，如果将竞争厂商排除于政府采购主体范围之外，我们就解释不了竞争厂商为什么享有公法上的程序权利等众多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应将竞争厂商纳入政府采购主体的范围。政府采购的客体是公务必需品，获得这一客体的对价是国家财政资金或其他国家财产，甚至是某些公法上义务的免除。购买公务必需品作为一种事实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一样，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巨大；而作为对价的国家财政资金或其他财产又攸关公共利益，对其加以处分的权力专属于行政机关，是一种必须依法行使的公共权力，因此，与其说政府采购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还不如说政府采购行为是采购实体为公务需要而谋求相对人的合作与协助的活动，是采购实体采取私法措施行使上述公共权力的公共行政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中标厂商和竞争者处于采购机关的“行政伙伴”的地位，其参与是为了协助采购机关更好地完成公共任务。鉴于政府因采购目的复杂而不得不在某些情况下列黑名单的事实，倘将中标厂商和竞争者看成是私法上的协助力量，并赋予其与采购机关一道担负起完成公共任务的重任，倒可以解释这一列黑名单的问题；此外，这种定性还可以为竞争者在政府采购中享有的行政法上的基本权利和地位提供依据，可以防止实践中仅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利的情况发生，例如在符合规定条件的供应厂商单一，而所办采购又为公务所急需时，厂商可能大肆抬高价格；或者过去一直与政府有良好合作关系并依靠政府采购维持生存的厂商，一旦因政府单方面之不公正行为而得不到政府的定单时，就可能面临破产或倒闭。

至于采购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主管机关，笔者认为他们自然应属于政府采购主体的范畴。首先，主管机关处于政府采购协助者和裁判者的地位，例如负责政府采购资讯之搜集、公告及统计，负责采购申诉之处理。[30]其次，主管机关处于内部行政主体或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例如根据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办理公告金额以上的采购时，招标方式必须报主管机关核准；对于应撤销决标、终止或解除契约时，应先报上级机关核准；因政策变更需要解除或终止部分或全部契约时，必须报上级机关核准；对于属查核金额以上之采购，需要减价收受验收结果与规定不符的财物、工程和服务时，应报上级机关核准。

就政府采购中各主体的行为之性质而言，笔者认为：

1.采购实体本来就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进行活动，从保护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其行为应受公法约束，尤其是程序约束，并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即使其行为要遵循一些民事规则，也应将该行为视为公法上的行为。

⒉中标方代表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从有利于保护个人利益的角度看，其行为原则上应视为私法上的行为，只不过其行政协助义务的履行与其民事义务的履行发生重合，具体表现为按时提供符合规定标准的财物、工程或服务，在这里，正如费斯廷格教授所说，从长期来看，利他的或者合作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自利行为。[31]

3.就竞争者而言，正如前所述，竞争者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享有行政法上的有关人格尊严和监督方面的基本权利，因而具有公法上的地位和私法上的地位双重身份，所以。其行为既可能是公法上的行为，例如要求说明理由、资讯、指控违法失职行为等，也可能是私法上的行为，例如具体的投标行为等。

4.就主管机关而言，其行为自然应为公法行为，可能是一种内部行政行为，也可能是抽象性行政行为，例如制订采购计划、采购规则、对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措施予以批准、裁决采购纠纷等。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政府采购主体之间的关系既是一种监督关系，又是一种“行政伙伴”关系。

（三）政府采购之经济分析

过去，公务必需品都由各个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自行去购买，而现在要建立的政府采购制度就是要将各部门的采购集中委托给政府成立的政府采购中心或其他组织来办理。两相比较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化的政府采购出现的直接动因是，制度化的政府采购例如集中采购制度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成本，减少国家财政支出。众所周知，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是：稳定交易对象和交易条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用一次谈判代替多次谈判，用一份契约代替多个契约，实行集中采购，用激励和监督手段，减少损人利己的行为。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分工与合作能促进效率，因此将政府采购事务委托给具有采购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组织办理，对于提高采购效率是必要的，例如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40条规定：“机关之采购，得洽由其他具有专业能力之机关代办。”

然而，无论是公共事务的委托，还是私人事务的委托，都存在着一个降低成本、减少风险的问题。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政府总是面临受委托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或不轨行为如行贿、受贿、拉关系、图标、绑标等来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的威胁。从世界各国政府采购实践的情况看，主要采取以下降低成本和减少风险的方式：

1.建立完备的监督机制。首先，由于监督的前提是采购的公开、公平、透明，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保证所有供应厂商在采购需求确立之后，有关采购的方式、投标的具体要求、资格条件、最有利标的评定标准、程序等注意事项有足够的时间知晓，有关采购信息，除依法需要保密的以外，都允许竞争厂商查阅，从而建立起了一套公开、透明的采购程序规则。其次，由于符合条件的竞争厂商最关注采购过程，因此，各国大都依经济学原理使这些竞争厂商成为政府采购的监督者，同时为保证其利益与监督的效果正相关，还使其能够通过对采购实体和中标厂商违法行为的指控而获利。虽然，对政府采购过程的监督除落选厂商的监督外，还有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以及上级主管机关的监督，但这些监督的成本太大，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公平、透明的采购制度和竞争厂商的积极监督相配合，这些监督将很难发挥作用。

2.建立一套约束采购实体采购行为的法律制度，规定采购实体不得从事的行为，以及规定各种权限、程序规则来防止被委托组织对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并由主管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等，使采取不轨行为的成本（即不轨行为被查出的几率×被查出后所招致损失或处罚）大于收益，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

3.建立一套各方都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这种机制能吸引最优秀的采购者来完成采购实体的采购任务，并使其能从有效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和其他特定行政政策目标的过程中获取一定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保证所有厂商能在产品、性能、质量等方面公平地展开竞争；最后，这种机制能确保在政府与采购实体的委托合同中，权责规定明确、统一，并由签约官承担签约的风险。

4.将能够降低采购成本的规则法律化。许多国家规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实行押标金制度等都是为了防止供应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建立资格审查制度是为了避免浪费双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此外，还根据不同的采购客体、采购数额，确立灵活的采购程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协商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这都是各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遵循的一些规则。

这就是说，制度化的政府采购只不过是政府为有效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厂商的监督机制来降低成本而采取的各种公法措施和私法措施的总和。由于这种制度化的政府采购在政府采购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或监督成本的措施，并将采购结果予以公开，主动接受竞争厂商和使用者的有效监督，因而使政府能够真正为公众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并使最有竞争力的中标厂商从“薄利多销”中获得好处。

五、结论

从表面看，政府采购行为采取的是买卖、承揽、委任、甚至保证等私法形式，国家似乎处于与私人相同的地位，因而应将政府采购行为定性为私经济行为。但这种定性无法解释：如果政府采购过程中落选厂商遭受违背行政法原则之歧视待遇，即其平等待遇不受歧视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以私法程序请求救济？被告又是谁？诉讼标的是什么？私法依据何在？再者，政府采购权作为基于复杂的政府采购目的而行使政府采购所使用之资金或其他国有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权利，其性质又如何？何以这种权利的行使要受到如此多的公法约束？最后，作为获得公务必需的人力和物力基础的两种方式，难道政府雇佣公务员作为一种公法行为，与政府采购有什么本质区别？

事实上，在政府采购过程中，无论是采购决定的作出，厂商参与投标之资格的审定，还是将特定厂商列入黑名单等，都是一种公权力行使的行为，是一种行使行政法上所有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理所当然要接受司法审查。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政府采购行为已不仅仅是受特别法严格约束的采购实体与中标厂商之间的民事买卖行为，而是包括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采购实体、中标厂商、竞争者等在内的各主体行为之总和，其中包含大量的公法行为，需要适用公权力行使的规则。因此应明确将政府采购行为定性为公法行为。

但应将政府采购行为定性为怎样的一种公法行为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1.将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采购实体作为一个整体即政府看待时，因为政府实质上是被委托者，其职责是接受纳税人的委托，花纳税人的钱或其他国家财产去购买公务必需品，同时实现某些特定的行政政策，因此，政府不能如同私人一样去花钱购物，而要受许多公法上的约束，即必须依法采购。在这种模式里，政府的行为适用公法规范，但不排除公法没有规定时适用民事规则，政府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公法行为；而对供应厂商来说，其行为主要为民事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原则上适用私法，但不排除其行为中包括某些公法行为，不排除供应厂商可以处于公法上的地位，所有这一切之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其权利和利益免受侵犯。政府采购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与供应厂商的行为在性质上的这种不一致性，正是长久以来学者们难以给政府采购行为定性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在政府采购行为中，政府的行为相对于供应厂商行为而言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府采购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政府雇佣公务员行为的后备行政行为。

2.若政府采购权可以分解为公权与私权，政府保留对采购的管理权，将私法上的购买权委托给具有专业采购知识和经验的组织例如采购实体或政府采购中心行使，则被委托组织与供应厂商之间的关系为纯粹的民事法律关系，政府的意志通过对被委托组织的监督和管理得以实现，政府与被委托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公法上的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但政府不能对采购过程中供应厂商的行为进行直接管理，供应厂商一旦有侵犯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只能通过被委托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获得补救，或由工商部门进行查处，政府采购主管机关无权干预。

3.若政府采购权不可分，政府将采购之职权职责同时授予签约官（最优秀的采购官员）[32]，由签约官利用市场竞争机制选择最佳的行政伙伴，以便为政府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则供应厂商一旦中标，就成为签约官的合作伙伴，成为行政法上的私法协助力量，具有行政法上的主体地位，政府与中标厂商的关系是一种行政合同法律关系。有关为政府和公众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的责任除主要由签约官承担以外，中标厂商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并应积极、忠实履行行政合同规定的义务，接受来自政府、竞争厂商、使用者的广泛监督。在中标厂商没有忠实履行义务，而危及重大公共利益，例如出现1998年朱总理所说的防洪工程质量问题时，政府若采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强制违约方履行义务，则可能使公共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而得不到中标厂商的全额赔偿，因此政府必须享有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其他补救手段的权力，确保公共产品的质量，保障公共利益。

就以上三种模式而言，第二种模式难以解决落选厂商在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在落选厂商受到违背行政法原则之歧视待遇时，如果要为其提供救济手段将与“被委托组织与供应厂商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相违背，因此，此种模式不宜采纳。

第一种模式和第三种模式都能反映政府采购制度的本质特点，反映了政府与中标厂商之间的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不仅强调对中标厂商权益的保护和对落选厂商人格尊严的尊重，而且也强调对政府采购权行使者的程序制约，以保护公共利益，提升采购效率和功能。笔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在政府采购领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第一种模式反映了政府采购中的多方混合法律关系特征，适用于一般的政府采购活动，而第三种模式反映了政府采购中的积极服务行政法律关系特征，适用于有关重大公共利益的政府采购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单用“经济行政”、“公共行政”、“财政行政”、“私法行政”等词语确实已难以准确反映政府采购行为的性质，政府采购行为应该是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多方主体为获得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而采用私法手段，利用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选择行政法上的私法协助力量，签定行政合同的一种后备行政行为。这是政府所有行为中最接近民事行为的一类公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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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林兴登：《立法规范政府采购》一文，载于《中国商法》1999年第4期，第27页；《万国法律》杂志第102期所载《BOT（兴建／经营／移交）之法律架构与行政程序》等文章。

[2]W·NOEL.KEYES：《政府合同》，西方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页。

[3]同上书，XXIX.

[4]同上书，XXX.

[5]同上书，XXX.

[6]见麦克尼尔著：《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71页～75页。

[7]参见楼继伟主编：《政府采购》，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吴金群、邓飞：《政府采购近期研究综述》，载于《财政研究》1999年第5期，第38页。

[8]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9]参见孙笑侠著：《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69页。

[10]参见WTO的《政府采购协定》，1994年4月马拉咯什达成。

[11]参见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1998年5月27日公布。

[12]HarmutMaurer著：《德国一般行政法》，高家伟译注，第17页。

[13]转引自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1页。

[14]转引自陈端洪著：《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95页。

[15]武步云著：《法与主体性原理的理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6]武步云著：《法与主体性原理的理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17]参见陈端洪著：《对峙一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出路》，《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

[18]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99页。

[19]转引自薛刚凌著：《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0页。

[20]ADMINISTRATIVELAWREVIEW，winter1998，volume50，第150页。

[21]布莱克著：《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11页～119页。

[22]转引自陈端洪著：《中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23页。

[23]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68页。

[24]这里的“行政诉权”是指竞争者按照法律预设程序，请求人大或法院等裁判机构对其主张予以公正处理或裁判的权利，是广义上的诉权。

[25]参见罗尔夫·斯特博著：《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陈少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52页。

[26]HarmutMaurer著：《德国一般行政法》，高家伟译注，第78页。

[27]详细内容参见HarmutMaurer著：《德国一般行政法》，高家伟译注，第187页；罗尔夫。斯特博著：《德国经济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49页。

[28]笔者认为，行政机关授予合同的决定若从公共利益角度看是一种行政行为，而从相对人角度看是行政机关私法上的要约。事实上，公共利益所指向的行为和个人利益所指向的行为是可以发生重合的。

[29]参见HarmutMaurer著：《德国一般行政法》，高家伟译注，第189页。

[30]参见台湾地区《政府采购法》第20条、第22条、第50条、第56条、第64条、第72条。

采购论文范文第3篇

1.1采购业务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目标采购业务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目标是合理经济的进行各种采购业务，保证生产经营管理的需求；支付款项后及时、足额的获得相应的物品或劳务；严格履行审批制度，按合同协议付款，维护企业良好的声誉。要达到这些目标首先要对不相容的岗位要相互分离、制约与监督。在采购环节不相容的岗位包括请购与审批；询价与确定供应商；采购合同的订立与审计；采购与验收；采购、验收与相关会计记录；付款审批与执行；对一些企业特殊物资的采购计量与验收必须分离。例如以原煤为主要材料的化肥企业，煤炭的消耗与盘存数量不是很准确，如果购进时计量与验收不相互制约很容易造成煤炭虚入库，产生管理漏洞。原湖南湘东化肥厂倒闭清算时，煤炭盘亏几千吨，究其原因是控制监督不严日积月累引起的。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采购特点，因地制宜建立一套适合自己企业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其次是要严格授权批准制度。单位明确审批人对采购与付款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规定经办人办理采购、付款业务的职责范围与工作要求。严禁审批人超权限审批。单位对于重要和技术性的采购业务，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实行集体决策和审批，防止决策失误而造成严重损失。再次要执行完整的采购登记制度。单位应当按照请购、审批、采购、验收、付款等规定的程序办理采购与付款业务，并在采购各环节做好相关记录，填制相应的凭证，建立完整的采购登记制度，加强请购手续、采购订单（或采购合同）、验收证明、入库凭证、采购发票等文件与凭证的相互核对工作。

1.2企业采购业务的会计控制要点

1.2.1请购环节的控制。原材料或零配件的请购，一般由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计划的需求提出请购要求，材料保管部门根据库存量核实是否采购；对于大批量生产且产品生产稳定的企业，保管部门应考虑经济进货批量，可在库存材料达到最佳存量时提出请求，经相关授权人员签字后送交采购部门。采购人员审查请购要求是否合理，并根据市场行情进行采购所需要的资金估算，签署同意采购的意见后交资金预算部门审批，资金预算部门确认在生产经营项目的资金预算范围，同意审批，签字后交采购部门办理采购手续。对于特殊项目如资本性支出、保险、广告、法律、审计服务，一般由专门指定人员提出请购，由企业决策层进行联合审签或集体商议审批。

1.2.2采购环节的控制。采购部门在正式填制订单前，对不同供应商的供应物品的价格、质量指标、折扣和付款条件以及供货时间等资料进行比较，选出商业信誉好、产品质量好、价格优惠的供应商（通常说的货比三家）。对于大批量采购的原材料或零配件等要做好各种采购数量对成本影响的成本分析。订单签好后必须编号并由授权人签字，正联送供应部门，副联送验收部门，之后应监控订购单的处理，以确认商品是否收到并及时入账。

1.2.3验收环节的控制，购入商品或劳务的验收工作应与请购、采购和会计部门的工作相分离。验收部门根据有效的购货订单上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及相关合同、协议，对供应商发运的商品进行验收：如商品的品名、规格型号、数量、质量要求、到货时间、商品完好程度等。商品的质量检验至关重要，其质量好坏的判断有些依靠验收人员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责任心，有些靠相关部门技术人员核定，对于部分特殊的商品鉴定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或经过仪器、实验的测定。不管质量检验过程如何，企业各级管理部门必须严格把好这个关，它是企业生产经营好坏的保证。对于有些商品或劳务直接由部门使用（不需经过仓管部门）如：工程物资直接使用、设备、资产的维护建设，劳务支出等，控制程序应根据企业相关管理程序完善请购程序后办理工程劳务，企业验收部门根据请购或报批手续、合同进行工程劳务验收并出具验收结算报告单，交相关部门负责人审签。验收单是确认资产或费用以及与采购有关的负债是否存在和发生的重要保证。会计控制必须定期检查验收单的序号、验收单必须经验收人员、仓储人员、材料会计三方签字才能作为入账凭据。一些内控管理不完善企业，仓库管理员兼验收员利用企业管理混乱，虚开验收单与发票到财务报账，一次性经济损失达40余万元。

1.2.4存储环节的控制。存放商品的仓库应相对独立，限制无关人员接近。储存验收的商品由独立部门负责。货物入库前仓储人员应进行点验和查对，并在验收单上签收，仓储人员将存货按商品特征填列标签，分类存放并设置安全措施。

1.2.5退货与折让的控制。采购部门接到验收报告后，如发现数量或质量不符合订单的要求，及时电告或函告供应商。对于数量短缺，要求供应商及时补足。对于质量问题，则通知仓库不得发放该批商品，再决定退货或者要求供应商给予适当的折扣。当合适的折让一经确定，采购部门即编制借项凭单，通知会计部门调整应付账款。对于退货的商品，采购部门应编制退货通知单，授权运输部门退回商品，商品退回后及时通知采购部门和会计部门。

1.2.6应付账款的控制。商品或劳务的购进借方反映资产的增加，贷方反映应付账款的增加或资金减少。应付账款的记录应独立于请购、采购、验收、付款以保证采购环节的控制有效实施，防止错误和欺诈行为的发生。应付账款的入账必须取得和审核各种必要的凭证后才能进行，这些凭证包括请购单、验收报告单、购货订单、材料入库单、税务监制发票、相关合同与协议等。要求凭证记录完整、客观、真实，经授权人签字。月末核对供应商往来明细，如发现错误，及时与供应商取得联系，查清原因，完善手续，调整差异。

1.2.7付款环节的控制。对于根据发票直接付款的手续，财务人员复核供应商发票的数量、价格、折扣条件、汇总金额、合法要素等与原始凭证（附件）是否相符，业务是否客观；对于发票已入账进行往来账单付款的，必须填制往来付款审批单，由主管会计核实明细账户及付款条件后经相关审批程序后付款。

2加强企业采购成本管理

采购成本包括进价成本和进价费用，其中：进价成本又称购置成本是指存货本身的价值，等于数量与单价的乘积。在一定时期进货总量即一定条件下，无论企业采购次数如何变动，存货进价成本通常价格相对稳定（假定物价不变且无采购数量折扣），属于决策无关成本。进货费用又称订货成本是指企业为组织进货而开支的费用，如：办公费、差旅费、邮资、电话电报费、运输费、检验费、入库搬运费等支出，进货费用与进货次数有关：差旅费、邮资、电话电报费与进货次数成正比，这类变动性进货费属于决策的相关成本，另一部分与进货次数无关，如：专设采购机构基本开支，这类固定性进货费用则属决策无关成本，怎样合理控制采购成本，以最小成本投入创造最大效益。

2.1采购价格的管理（把价格质量关）①各生产、经营、服务部门根据生产计划做好年度、月度物资需求计划单（必须载明物资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到货时间），报主管负责人审核后交物资采购部门进行集中采购。②各物资采购部门根据各生产、经营、服务部门审签后请购单编制一式三联部门物资采购计划汇总表，按采购物资类别填列品名、规格型号、采购商家、市场询价、历史价格、库存数量、市场动态、到货日期、采购模式（集中采购、招标采购、分散采购）等信息报主管领导及预算部门审签后，一份交财务部门、一份交预算部门、一份留采购部门。三个部门相互牵制与监控，共同把好请购、资金预付及价格审核关，完善事前控制手续。③采购部门根据采购计划单及采购信息建立采购台账、在供应商选择时做到货比三家并建立供应商信息档案，引入供应商信誉评估机制，选择质量、价格、信誉好的供应商，为企业产品质量管理、成本优化奠定良好基础，在物资采购管理过程中坚决制止那种只按计划采购，不论价格高低、质量好坏、中饱私囊的行为。价格是降低成本的途径，质量是降低成本的基本保证。为控制好采购物资价格与质量，财务部门必须根据验收入库单，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文本、价格申报单办理入账付款手续，涉及大的劳务价格的采购物资必须留一定的保证金，等设备运行良好后才能付款。对于大批量购进物资在合同协商时尽量争取货物采购折让和折扣，将采购价格降到最低。

2.2进货费用的控制前面讲到进货费用的构成，要降低进货费用可采取下面两个途径。①采购人员应根据经济合理原则，事先选择物资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努力实现直达运输和就近采购，开展联运、代运减少运输费用。不盲目采购，尽量节省其它采购费用。②物资采购要适时，应树立经济进货批量的观念。经济进货批量是能够在一定时期存货达到最低点的进货数量，决定经济批量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变动性成本进货费用，变动性固定成本及允许缺货的缺货成本，不同成本项目与进货批量呈现不同变动关系，减少进货批量，增加进货次数在影响储备成本降低的同时也会导致进货费用与缺货成本提高，相反增加进货批量，减少进货次数，尽量有利于降低进货费用与缺货成本，同时会影响储存成本的提高。因此，如何协调各项成本之间的关系，使其总和保持最低水平，是企业组织进货过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基本经济进货批量以数学公式来表示：P———单位采购成本；Q———经济进货批量；A———某种存货年度计划进货批量；B———平均每次进货费用；C———单位存货年度单位储存成本；则经济进货批量（Q）＝2AB/C姨经济进货批量的存货总成本（TC）=2ABC姨经济进货批量平均公司资金（W）=QP/2=PAB/2C姨年度最佳进货批次（N）=A/Q=AC/2B姨这是在假定条件下的经济进货批量模式，在实际生活中物资的购进存在价格折扣与缺货成本下的经济进货批量。所以我们在成本核算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建立与供应商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供应链的团队

采购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府采购；问题；对策；财政监督

政府采购是经过200多年发展才逐渐形成的复杂而有效的一种财政支出制度，《政府采购法》的实施对政府采购管理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采购运行的实践来看，在我国尚处在摸索实践阶段，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不规范的现象，其效果无论从采购规模上还是从行为的规范上，还没有达到预期监督的目的。当前存在着一些必须着手规范和完善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一、采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采购单位意识不强

出现采购单位政府采购意识不强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时间不久，宣传力度不够，而原先出台的制度又缺乏刚性，对采购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预算编制滞后，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很难实施。有些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的实施往往是领导说了算，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什么时候买就什么时候买，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一些地方用政府采购计划代替政府采购预算，很难体现集中采购的计划性和规模效应。

政府对采购中心组织的开标活动监督意识不强，考核与现场监督流于形式，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对开标现场监督不得力，走形式走过场。有些监管部门限于人手少，只是象征性地走走场面，不参与全程监督，一味地寻找采购执行机构的问题，现场监督失去了应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年度工作考核不规范、不科学。由于指导能力匮乏，监管部门对采购机构档案管理、人员考核、进入标准、规章制度建设、纠纷处理措施等等考核内容未作政策上的规定，监管部门考核工作也只能走走形式，是对采购中心工作放任自流与不关心的表现。

（二）具体管理职责不清

多数政府集中采购机构都设在财政部门，为了精减机构，许多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与集中采购机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操作模式，缺乏相互制约的机制，难以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采购原则。政府采购行为的执行者往往基础性工作不到位，在不经意间把政府采购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转嫁给了采购中心。这种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行政错位的现象，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采购体制不顺，许多应该事先解决的问题不能约定俗成，使采购中心工作被动。

监管部门采购资金审核不严，年度或季度、月度采购计划不能准确执行，让许多没有采购资金的项目进入采购法定程序，致使供应商合同款项被无限期拖延，供应商怨声载道，采购人却毫无表情。虽然采购中心没有直接责任，但项目是由其组织开标的，协调即使很困难却也是份内事，采购资金不足的矛盾焦点明显地转嫁到了采购中心。采购监管部门不从源头上遏制采购人的不规范行为，却做起了老好人，赢取当事人好感，获得行风评议选票，而把采购中心推上了风口浪尖。

（三）双重标准操作执行不便

对涉及采购中心具体事务性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令采购执行机构困惑，理性逻辑混乱。对于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甚至超过几倍的项目，监管部门初次就确定竞争性谈判或询价采购方式，置政府颁布的年度集中采购目录于不顾。违背采购法规定的采购时限，邀请招标只给3、4天招标定标完成期，故意或变相帮助采购人“愚弄”采购中心，不能及时按规定方式采购完毕的还抓小辫子，而对于一些明显可以采用询价采购的配置型号固定的项目又要搞所谓的邀请招标，采购理念混乱。

采购内容审核阶段也搞双重标准，有时根据采购人行政权力权重大小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程度，对涉及采购具体内容（如定品牌与不定品牌）设置双重标准，因人因时因地而随机变幻，叫人摸不着头脑。报账审核把关时，对采购中心出具的付款申请与合同内容有时熟视无睹，如同废纸，根本不尊重采购中心的劳作，大费周折地仔细查询各方数据，让报账者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威严二字的份量；有时根本不看任何证明材料，对采购中心根据工作实际而采用的比价定标形式不予认可，在供应商已供货前提下，拒绝报账；对某些供应商网开一面，约定好的工作机制会随便更改，事先也不沟通，临时突变，影响了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四）关注影响采购问题不够

由于多数集中采购机构为事业单位，且人员大多从财政部门内部调剂使用，因此，这种并非为机构内部岗位设置而定向招募专业人员组成的采购员队伍，很难达到《政府采购法》规定的要求。对影响政府采购的重大问题与事务不闻不问，任其发展，不能为政府采购事业的健康发展扫除障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许多监管机构回避主要矛盾，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借口种种理由，对影响政府采购的原则问题“顾左右而言他”。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的多头执行体制导致采购市场混乱；会计事务所、造价中心、招标机构等抢占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的采购项目；采管不分；工程采购未能纳入集中采购范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制定不完善以及准确执行不力；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无工作阵地，机构纳入行政服务中心熙熙攘攘的大厅中，工作保密性、方便性、发展空间严重受阻；党政领导盲目指示与涉足投诉事件的处理；采购人不与采购中心签订委托采购协议，未约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心人员素质结构与业务水平制约机构发展，采购中心成为领导安排富余人员的场所等。

（五）采购信息公开程度不高

采购信息不公开，暗箱操作严重，对执行机构存有欺骗行为。监管部门把握着政府采购起始与收购阶段具体事务，即采购计划审核和合同款或报账单的最后签字盖章与拨付权，其间将会出现可以预料的腐败与寻租行为。

监管部门根据领导意见，凭借人情关系网权重，置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于不顾，肆意让“心仪”的采购人自行采购或变相自行采购（如由监管部门参与所谓现场监督的“议标”行为，不走政府采购程序），反正票据的报销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集中采购程序都可以跳开了，实际上集中采购机构已失去了作用，成为了监管者手中被任意玩弄与欺骗的对象。

（六）采购法规制度保障不力

由于各地在尝试政府采购初期的认识不是很深，出发点站得也不高，出台的一些政策制度，难免存在遗漏，甚至与《政府采购法》相左，亟须加紧修改、完善和补充。

比如，原先出台的政府采购暂行办法或制度中，很少提及政府采购如何保护民族工业、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和环保型的企业；对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与政府采购机构的职责划分不是很明确；对政府采购的预算管理要求不高；对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缺乏统一规范等等。

现在普遍有一种倾向，监管部门考虑到制定的法规要具有系统性、缜密性、创造性，势必有一定难度，因此不敢为人先，怕承担责任，抱着等待观望态度，一切事关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都要等待上面来了文件再照搬照套，根本不愿创新。

（七）监管机构操作权力不当

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一些地方的政府采购操作缺乏规范。招标文件不经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审核就擅自发出，中标结果不在媒体公布，采购合同不报监管部门备案；该实行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项目，而擅用其他政府采购方式代替；不按规定聘请专家或聘请没有专家资格的人员充当评委；评委组成人员的比例不符合规定；随意突破政府采购预算；采购人与供应商擅自改变中标结果等等，让人怀疑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性。

监管机构越位操作，权力滥用，给采购中心工作制造压力。有些监管机构却以领导者自居，指挥着自己的“下属”———采购中心的工作，涉足太深却浑然不觉，如拥有定点采购招标时的定标权。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在设备配备上没有统一、明确的配备标准，一些单位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相互攀比，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腐败行为带来可乘之机，直接影响政府采购所提倡的公开招标方式的采用和组织实施，使监督管理部门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依据。

二、规范采购操作程序的建议

（一）强化意识，更新观念

一是县级财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应把政府采购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关注，专题研究。并利用媒体反映其新情况、新问题，宣传其新办法、新经验，促进其健康发展良性循环。

二是政府采购的根本目标是节约成本、治理腐败、规范管理。目前，有些人认为“节约了多少资金”、“完成了多少政府采购预算”是衡量政府采购工作的唯一标准，考核工作时作为重要指标，总结成效时大力褒奖。众所周知：上述指标仅是政府采购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具体体现，而非根本目的，治理腐败、规范管理且与国际惯例接轨才是最终目标。

三是政府采购是促进财政支出优化的重要手段。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对改善公共支出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依靠道德和相互监督不能杜绝小集团与政府部门采购官员之间的谋私和腐败现象，而公开竞争机制的引入大大降低了合谋的概率。

（二）规范运作，提高效益

一是规范运作是根本。规范运作必须做到“两制定、两公布”：第一是制定并公布《县级政府采购办法》及《实施细则》，并用专栏、媒体详细公布政府采购的范围、目录、方法、程序和门槛价。第二是制定并公布《县级政府采购招标投标办法》。凡达到公开招标起点金额的项目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实行公开招标。对招标投标的程序（市场调查———招标公告———制作标书———评标———决标———签约）以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二是提高效益是关键。第一要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廉政建设，教育工作人员不为名所动，不为利所惑，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第二要借助专家智慧提升采购质量。建立采购评审专家库，做到公开征集，严格审核，择优选用，专业齐全，素质权威。在立项源头、采购流程、现场管理、履约验收各个环节上充分发挥专家智慧，全方位提升采购质量。

三是运用网络技术提高采购效益。从标准产品入手，公开招标确定供应商和协议价目录，并上网公示协议商品和价格，查询展示样品，网上定购，网上通知协议供应商送货上门，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益。

（三）健全制度，强化管理

一是建立审批制度，强化资金控制。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情况，向当地财政部门申报年度采购计划，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支付能力，并区分轻重缓急提出意见，上报同级政府批准后实施。

二是建立操作制度，强化规范运作。依据《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县情制定《县级政府采购操作规程》，明确采购机构、采购单位、资金管理部门、供应商的责任和义务，并实行相互牵制制度，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公开招标———网上定购或合同定购———验收———付款———核算———决算岗位的工作人员明确分工，严禁串岗、，预防采购风险。

三是建立核算制度，强化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应单独核算，实行“三专”，即设立专户，由国库集中支付；安排专人，实行“四分开”：授权人员与批准人员分开，批准人员与执行人员分开，执行人员与会计人员分开，会计记录人员与出纳人员分开，有效堵塞管理中的漏洞；建立专账，统一会计核算。

四是建立保证金制度，强化风险意识。建立投标保证金制度和履约保证金制度，有效防止“串标”、“流标”现象和“豆腐渣”工程。增强投标单位、中标单位的“主人翁”意识、风险意识，把政府采购风险降到最低线。

（四）编制预算，推进改革

现有的预算年度即公历年度，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由于我国的国情，至每年4月份甚至更晚，因此，应改革现有的预算年度，从每年的7月1日到次年的6月30日，作为一个完整的预算年度和会计年度。

另外，从财政下达预算控制数到上报正式预算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工作，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可想而知。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延长预算编制时间为一年，即从每年年初即开始编制下一预算年度的预算，以确保部门预算乃至政府采购预算的真实、准确。

（五）深入研究，积累经验

一是逐步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对于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创意新颖、操作可行、方法系统、实践有效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要善于归纳、总结、推广，逐步完善县级政府采购管理办法。

二是健全采购机构内部监督机制。第一是合理设置内部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岗位责任制；第二是合理安排工作人员，明确分工，定期轮岗；第三是强化内部稽核，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三是公布招标结果接受社会监督。从分散采购到集中采购，人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出现分散腐败转化为集中腐败，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将采购机构、采购人员、采购项目、招标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所有供应商和社会的监督，杜绝不良行为的产生。健全法律体系要根据国际经验，政府采购的立法工作不仅仅是制定一部《政府采购法》，而是要建立以“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六）完善体系，硬化指标

采购过程耗用的时间也应当作为衡量采购制度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来考核采购机构的采购效率是否更高，是否能够在时间上满足采购人的需求，有无故意推诿，消极怠工现象。

应建立采购质量反馈信息制度，提高采购服务质量，便于对采购结果进行考核。增强“国货”意识，购买国货是政府采购制度的内在要求，在国际上，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外国产品冲击本国企业，是不符合纳税人利益的。

我国《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因此，有关部门要抓紧时间制订国货的认定标准以及车辆、办公家具等的配备标准。为了尽快将《政府采购法》落到实处，有关部门应当出台原则性的认定标准，以指导实践工作，方便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做到有章可循，执法有据。

参考文献

[1]王文新。集中采购机构急待解决的五大问题[J].政府采购指南，2005（12）。

采购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采购法律制度竞争市场

政府采购是政府影响国民经济的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

三、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功效

政府采购是政府与供应商之间进行的交易。由于政府是市场中的最大消费者。而且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竞标过程中执行严密、透明的“优胜劣汰”机制。所有这些都会调动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促使供应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改善售后服务。以使自己能够赢得政府这一最大的消费者。所以．供应商竞争能力的提高叉能够带动整个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

四、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作用

1．提高供应商的竞争能力

政府采购的方式很多，有公开招标、两阶段招标、寻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多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是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但不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都要遵循竞争性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政府可以邀请到很多的供应商、承包商或劳务供应者来竞标，形成一种有利于政府的买方市场，从而使政府能够获得比较价格利益和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各供应商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众多的供应商中崭露头角，被政府“相中”。

2．给整个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政府采购必须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这三条原则可以维护供应商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供应商的参与热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

首先，政府采购遵循公平原则。具体来说，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竞争主体准人的公平性．即允许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均可参加投标；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即资格预审和评标的标准要一致；三是供应商获取信息的公平性，即所有参与投标的供应商都应平等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完全信息。

其次，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通过严密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来体现的。由于政府采购的批量大，对经济的影响也大，所以采购活动的程序、过程一定要体现透明、公平的原则。公开的采购程序一方面具有可预测性，使投标供应商可以计算出他们参加采购活动的代价和风险。从而提出最有利的竞争价格：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内部交易”或“黑箱操作”，从而增强潜在投标商参与采购并中标的信心。

再次，政府采购遵循公正原则。其核心是“标准的统一”。该原则要求采购部门给予所有的供应商相同的待遇。而不应该存在歧视性。它是提高供应商广泛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有效保证。

3．有助于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由于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不断完善，调动了国内供应商的参与积极性，并促进其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供应商步人国际市场；二是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对等性来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双边或多边条约的优惠待遇参与国际竞争．使供应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锤炼的机会．提高国际竞争实力。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也是必然趋势。虽然我国没有正式声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际上国外供应商早已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我国政府机关采购商品或服务的领域也早已延伸到国外。

4．有效防治腐败

首先，政府采购制度，能克服以往分散购买的弊端。可有效地防范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政府采购，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种支出纳入统一账户．受到财政部门全方位监督。它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招标。这一方式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通过招标广告，公开采购信息，使有能力的企业，都有机会参与竞争。:

其次．统一的政府采购，特别是公共招标方式．可以依托于法制而明显地提高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严密性，减少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径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