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和思想体系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本文从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点出发，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语境研究再阐释的基础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榫点和路径，通过对中国经验语境研究的探讨，提出了在语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语境与哲学研究的关联性探究

语境（context）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的构建（theoretical construct），对它的研究是任何理论获得生命力和发展潜能的强劲依托。[1]目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之根源及其出路的探寻，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超越认识论，走向实践论。

普遍观点认为，语境（context）对某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地扩张了理论研究的维度，以理论对话的方式，克服了理论研究上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治的治学态度的缺陷，充分吸收了人类实践的优点和长处。[2]语境的研究，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语境，即言语环境，语境在哲学领域的发展表现为人类思想对话的情景环境。语境理论后来经过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R．Firth）的发展，语境理论的研究也由人类学、语言学领域不断扩大到了哲学、美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在当代的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呼声从未停止过，究其原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研究，因为缺乏语境的契合，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书斋式研究”的理论困境。

语境从概念式的阐发到理论的形成，该论题的研究在21世纪初又被一些学者称为新语境，特别是社会变革触角的不断深入，哲学研究面临着历史视角转换的冲突，[3]而对于全球化认知的人文思潮的涌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一系列的事件，比如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冲击、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变革、世界政治体系的剧变、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等等。作者认为，在四分五裂的人文间隙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构成了所谓的新语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而语境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困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成果。首先是体系研究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命题的组成均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路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体系重建派”、“对话比较派”、“语境回归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有一个令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长期困惑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存在方式的忧虑。[4]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它狡黠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剥离开来，使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三大不容忽视的“危险”：一是要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要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要经验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者殊途同归，结果都将葬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教科书式”政治教育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论断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句中早期就得到了确立，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具有理论先导性的，他用马克思理论的本质，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得以存在方式。[5]但是七十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认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实际上，持此观点的学者已经片面地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身哲学的体系关联，他是一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先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现实中的当代中国，对哲学体系的研究缺乏语境的认知，[6]由此导致了对现实问题研究与文本研究的孤立和片面。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中国式的研究无疑变成了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变成了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前述中提到的“语境回归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该学术流派认为，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所呈现出的新的动向和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群体为依托，初步形成了几种互有差异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问题上有了新的共识。

“回归派语境”的学者认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意义搞清楚，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并深入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与发展的特殊思想背景之中。[7]持这种研究取向的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历史语境决非能够在西方主流哲学史中直接寻找到，它主要不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理论的直接继承、批判和系统化，而是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实实践基础之上，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遗产的总体的批判。“语境回归派”认为，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崭新的科学的实证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去分析特定的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理论研究困境的基点。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语境问题的探讨

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体系研究的基本思路，在于排斥、反思、批判和突破传统教科书、“大学式”政治教化的模式，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以一种新的核心范畴体系取代传统教科书体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呼声，正是在这种学术分歧中找到它的理性回归。“语境回归派”的学者认为，新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待体系的重建和理论创新的昭示，这种创新不是派别的分流，确切地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的认同和皈依，亦即理论创新的契入点。从回归经典语境入手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但该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对历史与当代的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相对弱化、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的立场与对当代的比较间接的对话，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反差。[8]因此，有的学者批评这种研究取向忽视了更重要的任务，即发展马克思，不断更新其时代内容。

“语境回归派”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在多种语境中如何处理对马克思学说理解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性表现是由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处的语境的多样性造成的，而不是指其“主义”或“派别”可以随意构建的。受“语境回归派”的影响，当代中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主要路径，它们之间往往有着深层的共同语言和思想基础，并非截然对立。这可能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交融互动和比较竞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9]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语境问题的对话中，经典文本研究是绝对必要的。经典文本要求回归“语境”，不仅能为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提供背景支持，而且还提供可行的途径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生活哲学、实践哲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使命，马克思主义向来反对孤立地进行现实问题与文本问题的研究。当文本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要反对无视现实而固守文本的本本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以现实变化为借口而抛弃文本根本宗旨和原则的虚无主义。正基于此，“语境回归派”才鲜明地提出“毫不犹豫地以现实为根据和出发点，在文本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概括总结现实实践的新经验，提出新见解，实现文本的突破和理论的创新”，这就是语境回归派找到新的研究途径后所作出的经验性决择。[10]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语境回归派”的影响。现实研究中多数学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映射出了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思路，体现了分析实证方法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具体运用。[11]它引导我们“回到当年马克思”的历史语境，认为应通过在与当年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关系尺度上追问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义，以当代人类实践为尺度、以当代视野重读马克思文本，弘扬和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语境的研究视野的拓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它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唯有如此，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可能性和现实的基础。

语境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对中国国情发生的巨大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面对的情景话语也有很大的不同。[12]当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人当前的现实生活状况、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转变和文化变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走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执政党如何积极回应在新的挑战和考验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等问题。

语境作为一种动态的经验性理论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当代中国的语境结合起来，必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突破学术传统的樊篱，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

[1]韩彩英.关于语境问题的哲学解读 [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3）.

[2]陈 忠.马克思哲学的三重内涵—马克思原点语境中的生活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3]晏辉.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J].学术研究，2003（10）.

[4]田之华，宋俊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形态[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王辉.试论马克思主义视界下你国信仰的重构[J].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

[6] 魏小萍.时代语境中的马克思—法国巴黎第七届国际马克思大会见闻与述评 [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2）.

[7]肖安宝.世界历史进程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J].理论探讨，2006（4）.

[8] 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语境原则[J].学术月刊，2008（1）.

[9]刘怀玉.是比较对话还是语境回归—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一种反思与回答 [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10] 欧阳英，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惑及创新[J].社会科学报，2003-6-5.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2篇

分析哲学从渊源上讲，是因剑桥大学的罗素和摩尔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新黑格尔主义不断抗争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英美哲学中一直占据着主角地位。因此，在论及20世纪的哲学时，冯·赖特(g.h.yon wright)概言之：分析的方法“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正因为如此，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卡尔纳普一度认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分析哲学所提倡和采用的所谓“分析的”方法，不但成为处理哲学问题的内在动力和基本方法，在哲学领域以外的一些知识领域，比如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借鉴这种方法来重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问题，已成为普遍的尝试和风尚，分析哲学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对专名的内涵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历史渊源

从严格意义上讲，“分析哲学”这一名称并非特指哲学领域当中的某一新成员，亦非泛指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进入分析时代所对应的新名称。宽泛地说，分析哲学应当视作一种新的哲学流派，它倡导运用现代数理逻辑作为手段，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门类，通过对语言成分的“分析”，进而阐述思想。正因为分析哲学对语言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一些哲学家认为分析哲学就等于语言哲学，如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就把分析哲学定义为“通过对语言的哲学考察而实现对思想的哲学考察，而且只能以这种方式实现‘思想的’全面考察”。

从前人对翻译所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翻译转换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还包括语言的意义。雅各布逊(jakobsod)从一般意义上认为，翻译就是“用另一种语言对语言符号进行阐释”。莱万德夫斯基(lawendowski)持类似观点，认为翻译可以定义为“从一种语言符号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转换”。奈达(nida)则认为“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上，其次是风格上”。这些先贤对翻译的定义充分说明了语言不仅有指称还有涵义，专名也不例外。

专名即专有名词(proper name)，是专指包括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名称的一类词。专名与概念词(concept word)相对，概念词顾名思义表达概念，而专名则是对事物的指称。专名的内涵问题一直是语言哲学中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分析哲学诞生之后，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对专名进行过深入研究。自穆勒以来，西方语言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两派。一派是以弗雷格、罗素等为代表提出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后来由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予以完善发展的“簇攀状词观点”，他们认为专名既有指称也有内涵，专名的内涵是由摹状词或簇摹状词所给予的，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或一组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摹状词描述了对象的属性特征，专名的指称就是通过摹状词决定的。另一派是以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为代表提出的“历史的因果理论”，他们认为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它们只是一些纯粹的指示记号，是贴在对象上的固定标签。人们获得专名的指称不是通过对专名意义的了解，而是借助于与这个专名有关的历史事实及因果联系来了解。两派理论虽然在专名有无内涵的问题上持相反观点，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观点。

二、分析哲学对专有名词翻译理论的贡献

作为分析哲学的先驱者——弗雷格对专名曾有过详尽的阐述，在《论意义和所指》一文中，他从“相等”(equality)出发分析了指称问题：“a=a和a=b显然是具有不同认识价值的陈述；a=a是先天有效的，(康德称之为分析的)，而具有a=b形式的陈述则常常包含着对我们的知识极有价值的增益，而且不可能总是先天地确定的。”按照弗雷格的观点，专名不仅包括“亚里士多德”、“晨星”这些狭义的专名，还包括它们各自的摹状词。专名的指称是它所指的对象，而专名的涵义则是所指对象的呈现方式，即与该专名相关的摹状词。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涵义比它的指称处于更根本的认识论地位，人们是根据名称的涵义去确定其指称的”。指号与指称的关系则是“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对象)相对应的可能是不只有一个指号。由于弗雷格并未把指称和涵义区分开。因此，上述的摹状词也被他列入专名的行列，这就使他的指称理论受到很大的限制。

罗素则强调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指出：“一个名字乃是一个简单的记号，直接指向某一个体，这一个体就是它的意义，并且凭它自身而具有其意

义，与所有其他字的意义无关。”摹状词则与之不同，它并不直接指示某一个体，是个不完全的符号，它在孤立状态下并不具有意义，其意义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从各个词的意义产生的。罗素通过实例进一步论述了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包含一个摹状词的命题和以名字替换命题中的摹状词而得的命题不是相同的，即使名字所指的和摹状词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对象，这两个命题也不一样。”罗素认为：一个专名实质上就是一个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可以用一个相应的摹状词来代替它。他说：“几乎所有看来是专有名词的都可以这么考虑。”将专名等同于摹状词，实际上是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导致其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成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致命的缺陷。针对这一缺陷，维特根斯坦等人又提出了“簇摹状词”的理论。

维特根斯坦的“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一系列摹状词的缩写，避免了将专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的局限。摹状词理论显示了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强调了自然语言结构与逻辑命题结构的差异性，扬弃了肯定虚构事物的本体论，指出专有名词是实体的灵魂，被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哲学分析的楷模”。簇摹状词理论认为，专名是缩略的或伪装的摹状词，但并不是缩略一个摹状词，而是缩略一组或一簇摹状词，专名的指称就是由这一簇摹状词决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涵义就是由描述其区别性特征的所有那些限定摹状词的总和构成的。这种替代的方法避免了弗雷格、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缺陷，得到了多数哲学家的赞同。但是，在克里普克看来，无论是摹状词理论还是簇摹状词理论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部分的修改和变通不能完善这种理论，必须将它们彻底，名称的意义必须用另一种理论——历史因果理论来说明。

克里普克对历史上的摹状词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摹状词理论既不能作为专名的意义理论，也不能作为专名的指称理论，认为语言哲学的首要环节就是“区别用摹状词给出意义和用它确定指称，表明其作为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区别”。克里普克认为，专名只有意义没有指称，进而对意义概念进行了消除，批判了意义以及作为其不同形态表现的内涵等概念。克里普克指出，专名都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一般都是非严格指示词。“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每一个可能的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否则就称之为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就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它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即使在不同的可能世界里，亚里士多德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专名仍然指称亚里士多德。但是“亚历山大的老师”这个摹状词则不同，它在现实世界里指称的是亚里士多德，可是亚里士多德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必然的，在另一个可能世界里他可能不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时，“亚历山大的老师”就不一定是指称亚里士多德，也有可能指称的是另一人。可见，一个摹状词不是在对象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此，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

在专名问题上持与克里普克相近看法的哲学家是普特南，但他更侧重于研究通名特别是自然物种名称的意义问题。他认为，自然物种的名称并不像弗雷格、罗素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内涵或意义，反对把名称还原为其所指称事物的一系列性质的合取。如若将“柠檬”分析为黄色的、皮厚的、味酸的等一系列特性的合取，在他看来就是错误的，因为发白的柠檬还是柠檬。与克里普克相似，普特南也认为在确定通名的指称时，“因果链”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普特南以科学名词为例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原子”、“电子”等科学名词与我们用以界说这些科学名词的摹状词并不是同义的，我们在确定这些科学名词的指称时，不是根据我们关于这些名词所指对象的知识或信念，而是根据我们与这些对象之间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因果链”，将不同的人与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联系在一起。

三、在专名翻译实践中引入分析哲学理论

由于语言是在交际中使用的，语言离不开语境。语境可以分为广义语境和狭义语境。狭义的语境是指语言内部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广义的语境则包括语言之外的外部环境，包括社会历史背景，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关系、身份、职业、经历等等因素。语境原则在分析哲学的理论中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只有在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语词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这一要求通过分析哲学产生了重要作用，成为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弗雷格的语境原则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发展完善后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语境原则强调在逻辑推理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判断而不是概念，在确定意义的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句子而不是语词。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或作出判断，而孤立的语词或词组则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判断或句子的意义决定了其中的概念或语词的意义，概念或语词没有独立的意义。毫无疑义，专名的理解、使用、翻译也离不开具体的语境。

1　注意区分同一专名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内涵。我们假设张三面临的几种情境：(1)张三在散步时搂住女友的腰，女友嗔语：张三(脸红)!(2)张三看书时电话铃声响起，其妻大呼：张三!(3)张三正忙于工作，因小侄子不停捣乱而打了他致使侄子大哭，张母怒喝：张三!从这些不同场景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虽然张三的指称是同一个人，可是它的内涵却不相同。第一种情境中表示提醒，第二种情境中表示催促，第三种情境中则是责备。按照分析哲学理论，我们在翻译时应当注意专名所在的具体情境。再如维也纳近郊的一个酒吧中，两人划拳时传唤侍者记下结果：“boy，fetch me a pen and a piece of paper，”有人将之译为：“店小二，且拿纸笔来，一边伺候。”因为boy一词根据不同的语境，可译成“男孩，”、“服务员”、“兄弟”等意，而本句的语境是在奥地利

小镇的一家酒馆，“boy”一词译为“店小二”表面上看起来很有意思，但实际上是把现实语境纳入了中国古代语境。如此翻译就是混淆了不同语境下专名的指称和内涵，导致翻译错误。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指称是在语境中的指称，涵义也是在语境中的涵义。

2　考察专名内涵时应当采取辩证发展的观点。我们“不能把专名的内涵看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应该考虑到由于外界事物的不断发展以及由于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用以标志外界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babbit原是辛克莱·刘易斯所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过历史的变迁，成了“市侩”的代名词。dutch原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指荷兰人，由于英荷两国在17世纪的敌对关系，在英语中与dutch有关的词语基本上带上了贬损的性质。因此，依照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在翻译时应根据语意变化，将dutch译为相应译入语：如double dutch为“糊涂话，莫名其妙的话”，in dutch是“遇到麻烦，处境困难”，dutch courage乃“酒后之勇”，dutch act是“自杀”，dutch uncle是“唠里唠叨训人的人”等。而the dutch have taken holland，之意已不是“荷兰人得到了荷兰”，而是“老话!并非新奇!”可见，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遵从分析哲学理论的要求，关注专名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掌握它们的真实涵义并加以传达，必要时还要加上注解。例如，“like felix,i put it off to a moreconvenient season，”也像费力克斯一样，我把它暂且搁下，将来再说。(费力克斯是圣经中一个遇事拖延的法官。)

3　不同主体对同一专名的理解可能会大相径庭。由于认识主体对专名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对同一个专名给出不同的阐释。如在《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就出现了很多专名翻译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书名的翻译就不同：杨宪益译为adream of red mansions，而霍克斯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其次是书中人名的翻译各不相同：如，贾母：the lady dowager(杨译)old ladyjia(霍译)；熙凤：fiery phoenix(杨译)peppercornfeng(霍译)；袭人：xiren(杨译)aroma(霍译)。

再者对地名的处理也各显神通：如，十里街：ten-1i street(杨译)worldly way(霍译)；仁清巷：the lane 0f humanity and purity(杨译)carnallane(霍译)；怡红院：happy red court(杨译)green delights(霍译)。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名的涵义不仅由语境来决定，还依赖于不同认识主体的阐释过程。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文选词择义与译者对原文深层意义的主观体验密切相关。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代表两种不同的哲学主题，不过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展示了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互补、融合的一种趋势。诚如李红所述：虽然“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是两个分歧很大甚至相互敌对的哲学流派，但随着20世纪下半叶哲学的纵深发展，这两个哲学流派在整体上呈现出沟通和对话的趋向，而且试图超越这种划分是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极感兴趣并认为是颇有前途的新尝试。罗蒂和阿佩尔被认为是积极推进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们从不同的哲学阵营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相同的哲学传统，对相同的哲学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代表了当代哲学中的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立场”。

4　在专名翻译实践中时要注意术语问的内在统一。专名的指称和涵义虽然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指称是相对固定的。在翻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十分小心，不可张冠李戴，尤其是在英汉语回译的时候。如，john kingfair bank是费正清；yue sai kan是靳羽西；鸦片战争的罪魁之一义律是charles elliot；赛珍珠是pearl s，buck。不过也有人会疏忽大意，竞把mencius(孟子)译成了“孟修斯”。因此，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名时，不仅要借助分析哲学的相关理论，而且要勤查专名字典，不能望文生义，生搬硬造出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的人名或地名，导致读者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能力；译者术语能力

0 导论

近年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翻译家联盟等机构的推动，术语翻译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国内外的术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工、经济、医学、法律、术语学、语言学等学科门类，很少有学者系统、深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固化与凝结，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只有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规范、准确，同时又充分尊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差异所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所担负的重要作用，即经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郭尚兴，2013：20）。

1 国内外研究概况

1.1 国内情况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基本集中于对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的讨论。如严敏芬、闵敏以语料库方法为依托，从《道德经》的核心术语“道”、“名”、“无”、“有”翻译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哲学术语翻译可遵循的方法论和主要翻译策略（严敏芬&闵敏，2013）。杨颖育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结合“性”、“气”等关键语词英译，讨论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元典本义和注家阐释等问题（杨颖育，2011）。柴改英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中的“历史视域”和“当前视域”融合、“新的当前视域”和哲学体系的“接受视域”融合，从而论证多重视域融合有助于完成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的准确重构（柴改英，2010）。王宏印指出翻译关键术语“有必要选择一种文外注释的方法，或采取一种综合性注释的方法”（王宏印，2009：17），同时强调要确定一个术语如何翻译，要考虑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语境变异及系统构建等。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如郭尚兴以文化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文化语境本体性对术语意义认知和英译的必然影响（郭尚兴，2011）。不过，对于如何使意义更贴近历史及其境况，如何使主客观得以合理的反映，郭尚兴并未给出答案。

1.2 国外情况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等问题。此外，研究视野也更为宽阔，常常运用文艺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理论，探讨在哲学术语英译转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汉语原典的文本哲学性。这其中以德克・卜德（Derk Bodde）和安乐哲（Roger T. Ames）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卜德（1995）认为翻译哲学术语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如术语和它所处的文本是什么类型、术语与其所在的整个文本之间有何关系、术语的字面义在使用者那里处在一种什么位置、译文的读者类型是什么。卜德还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风格的可读性、简洁性和自然性；统一性；准确性，同时提醒译者不能机械遵循上述原则，要充分依赖自己的判断力和平衡各种价值观的能力采用灵活的手段处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参见刘华文，2012：112-126）。安乐哲（2001）反对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来置换中国哲学的术语，认为那样会导致文化的简约主义，并造成中国哲学特质消融在西方哲学理念所主导的阐述和表述中。他坚持翻译要避免异质性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替代，因此译者应该慎之又慎地处理哲学概念，在翻译中要保持一种阐述的敏感度，避免草率的类比，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译文把原文具有的中国哲学特质性的内容识别并表达出来（参见刘华文，2012：79-91）。

2 研究构想

2.1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术语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术语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其英译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1）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译者翻译时即便以原文为中心，但由于缺乏对相关术语的慎重考量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往往会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亏损或文化扭曲的现象。

2）出于读者接受考虑，有些译者以译文为中心，多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如何在目标语中最大限度得到优美、地道的表达，从而造成中华文化传统特质严重流失。

3）受西方中心理念支配，有些译者（特别是西方译者）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中”（包通法，2008：36）。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这种翻译方式极易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被国外读者曲解乃至妖魔化。

4）同一术语往往存在多个不同译名，结果引起国外读者的困惑，大大折损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译名不够妥当，若不及时纠正，对正确树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形象难免产生不利影响。

2.2 译者术语能力模型构建

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存在的术语翻译问题，为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译名规范精确、贯穿统一，本研究提出构建基于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双重语境下的译者术语能力模型。

1）术语识别能力。术语识别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包含大量的术语，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本质很大程度就是核心术语的外译，并通过术语的译名将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传播给国外读者。这一过程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至关重要。倘若译者对所翻译的术语一知半解或者理解有失偏颇，则根本无从谈及译名的规范准确。

2）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关键手段。要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够为国外读者正确接受和理解，避免传播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歧义，乃至引发文化扭曲和文化误读，准确翻译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尤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术语处理能力，特别是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3）术语管理能力。术语管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重要途径。自东汉支谦起，译者就意识到“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所以，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程中，译者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使用规范统一的译名表述关键术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语读者认识到一种固定的文化概念。使用计算机对术语进行管理是典籍外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译者需要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编制术语库、提取术语。

4）术语工具能力。术语工具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有利支撑。想有效解决中国哲学典籍术语外译中的问题，保证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仅仅加强术语的识别、处理和管理显然不够，还必须具有能够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解决术语外译问题的能力，包括使用字典等传统工具的能力和应用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当然，鉴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术语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一种子能力构成，其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这其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工具能力和术语管理能力仅仅是译者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全部。尽管如此，上述能力还是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培养译者的核心术语能力呢？

客观地讲，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的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翻译政策、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翻译教学资源体系等诸多方面。

从翻译政策角度来说，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制定指导性规约，以保证广大国内翻译工作者在制度上有规可循。与此同时，相关负责机构还可以组织由各领域学者构成的专家团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问题，并最终给出规范统一的译名供译者选用。

就翻译教学而言，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设立独立教学单元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当然，这种教学应该是开放式研讨教学，即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术语翻译相关资料，熟悉并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要点所在，并最终获得系统的术语翻译能力。

当然，无论是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还是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的途径和方法，都要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为核心依据，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利为最终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者的术语能力始终符合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需求。

3 结语

现有关于译者翻译能力构成要素解析研究中，对于术语能力这一构成要素很少明确涉及，本研究首次把译者术语能力引入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从实践角度说，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准确重构与顺利接受，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也能使得译者“从以前直译与意译之间暧昧的争论中解脱出来，”“从以作者为主导的译文和以读者为主导的译文之间有争议的区别中解脱出来”（Bassnett，2010：132-133）。就学术价值而言，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填补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空白点，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新视野，也能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对推动中国译学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lcina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rminology： New strategies and methods[J]. Terminology， 2009（1）.

[2]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3]Cronin， Michael. 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3.

[4]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1999.

[5]Nye， J.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6]包通法.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汉典籍外译哲学思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5）.

[7]柴改英.从“天人合一”的英译看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的多重视域融合[J].外语教学，2010（2）.

[8]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郭尚兴.论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认知过程的语境本体性[A].魏向清等.术语翻译研究[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郭尚兴.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性质[J].语言教育，2013（1）.

[11]刘华文.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汪榕培，等.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3]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王岳川.文化输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哲学语境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 宗教哲学 素质教育

一、引言

宗教行为是人类的高级精神活动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价值的历史文化景观。有研究表明：有的国家和地区，腐败案件发生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见，宗教精神还具有约束和规范人类行为、避免给社会生态造成危害的显著现实作用。宗教哲学在型塑人类精神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学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学生在此阶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将会对其终身生命历程产生直接影响。目前，由于应试教育模式及经济社会转型环境的影响，中学生中存在诸如价值观缺失、人文素质低下、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一定措施来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下内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讨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具体措施，最后是总结与讨论。

二、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

语文教学是文化符号创生、延续与拓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宗教哲学在内容、形式和体系上和语文教学的内容、形式和体系具有内在联系，这些联系成为在语文教学中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的重要前提条件。

（一）宗教哲学的内容与语文教学内容具有相通性

诸多文化经典著作中都显示或表达了一定的宗教哲学精神。如我国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通篇地贯穿了佛教哲学思想，小说通过对玄奘师徒四人求取真经历程的演绎，强调了积德行善、修行参悟等宗教活动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性。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更是充满了道教、佛教和儒教等多种宗教哲学思想的内容，发出了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问，具有十分丰厚的哲学意蕴。外国文学名著如《罪与罚》等，也充满了宗教精神和宗教思想，涉及生命价值等重要哲学命题。这些都是语文教学中能够体现的直接内容。语文课堂教学可以通过对这些宗教哲学思想的介绍，提升学生的宗教精神或人文素质，进而提升学生的整体精神境界，培养学生既大气磅礴又悲天悯人，既廉直刚正又慈柔中和的精神世界。正如著名哲学家唐君毅所说：“我们所要指出的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种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觉自己去除苦罪之能力有限，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由此忏悔心、悲悯心，以接受-呈现-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之精神。此精神在世间大宗教中皆有，而原始佛教、基督教更能充量表现之。”

（二）宗教哲学的形式与语文教学形式具有类似性

由于传播和扩展的需要，宗教哲学的内容通常以各类艺术的形式来进行。比如，基督教的赞美诗就是非常优美的诗歌艺术形式，可以结合诗歌教学活动来增进对赞美诗精神的分析和认识；又比如，佛教经典中经常采用偈语的形式来传播佛经中的思想，这些偈语具有韵律感强、便于记诵和传播等特点，能够直接地引入课堂教学。总之，这些形式刚好和语文教学中的形式具有类似性，语文教学中完全能够根据这些形式上的类似性进行宗教哲学的教育。

（三）宗教哲学的体系与语文教学的体系具有内在联系

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除了基本的朗诵、阅读、写作等的训练之外，更加高级的目标是培养良好的人文素养，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不同流派的宗教哲学具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但诸多宗教体系都强调了个体生命修养的重要性，甚至一些宗教比如佛教甚至涉及对生命、宇宙等的运行秩序的论述，这些内容体系符合语文教学目标的要求，对于培养学生的精神世界和体悟生命世界的运动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应该采取适当措施建立或打通语文教学体系和宗教哲学体系之间的联系。

三、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的若干措施

基于以上对语文教学中进行宗教哲学教育可能性的分析，结合笔者对宗教哲学的理解和多年语文教学经验，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来推进宗教哲学教育。

（一）制定推进宗教哲学教学的语文课程教学计划

根据现行语文教材的内容，在初级和高级中学阶段，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的教学计划来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目前，可以采用分析作品的宗教精神或作品中的宗教思想来做初步的探索。等待条件成熟后，在语文教学中有计划地增强宗教哲学的系统性教育。

（二）适度增加或调整语文课程中的宗教哲学内容

在教材改革过程中，应该适度增加或调整宗教哲学教学内容，让宗教哲学教育成为贯穿整个语文教学过程的内容之一。目前，可以通过引入经典宗教作品的形式来增加宗教哲学内容，比如佛教经典《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一致性，完全可以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来教学。

（三）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多种形式加深宗教体验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念诵经典宗教著作，进行宗教理论辩论，适度创作宗教内容的作品等多种形式来增进学生对宗教文化和宗教精神的认识，有助于学生直接地体验宗教哲学思想和精神，这也是提升学生文学功力和文化涵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定期检测和评估宗教哲学教学效果

采用《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些测评方法，对学生在接受宗教教育前后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结构进行评价，发现有利于促进精神境界提升的积极做法，逐渐积累并上升为常态化的做法，改正其中的不足和缺点，不断推进教学模式创新，增强宗教哲学的教学效果。此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来进行，以学生身心状态的变化为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志。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就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推行宗教哲学教育进行了初步探索，主要结论是：第一，宗教哲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价值；第二，宗教哲学在内容上、形式上乃至体系上和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备通过语文教学推进宗教哲学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通过制定教学计划、增加教学内容等措施来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推进宗教哲学教育，具有操作层面的可行性，能够起到增强学生宗教哲学意识和思想的作用。鉴于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语文教学内容的广博性，此论题还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在今后的教研活动中逐步解决。

参考文献：

[1]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0.

[2]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