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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理论范文精选

哲学理论

哲学理论范文第1篇

广谱哲学与国内外流行的其他哲学学派比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用现代数理形式论证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用精确的数理语言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

当代西方流行的几十种哲学流派,有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不能贯彻到哲学问题的各个方面;更多的则是坚持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用各种“论据”维持、论证和修饰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思潮也多次涌到中国,为一些人所利用,在新形式上制造混乱,变相地批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的则借用系统科学的新成果,以似是而非的语言和例证宣传庸俗辩证法,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广谱哲学坚定不移地站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寻找和建立现代科学形式,充分利用现代数理科学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原理,对古典哲学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方式和途径,以新的研究成果批判各类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例如在广谱本体论中,不仅提出了客观存在范畴的几种具体数学模型,而且对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从数学模型上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又如在广谱阴阳论中,不仅给出了辩证法矛盾理论的广义量化结构,而且就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从数理形式上做了系统的反驳,这些成果具体地捍卫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二)坚持哲学现代化的“两高”标准,摈弃狭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和研究方向。

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中影响深远的哲学流派,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到现代实证主义的各个学派(如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等),即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放弃对世界本质、万物本原的追求,把哲学研究限制在经验、观察、现象的范围内,认为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成为虚妄、无用、不确定和不精确。他们把超出经验、观察与现象范围的、追求世界本原的问题统称为“形而上学问题”,因而,“拒斥形而上学”成为一切实证主义的共同旗帜。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新一代的实证主义不同于老实证主义(如孔德)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高举“拒斥形而上学”旗帜的同时,又为那种不超出经验范围的理性增加了数理逻辑工具,并把哲学的本质极其片面地归结为逻辑分析。

广谱哲学认为,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与分界恰恰在于前者追求的是超出经验、现象、观察范围之外的、具有普遍本质性、规律性的知识,后者追求的则是经验、现象、观察范围之内的具有局部本质性、局部规律性的知识。因此,哲学的本质恰恰在于“追求形而上学”。广谱哲学坚持哲学作为普遍的世界观的学科地位,始终站在“高度的普适性”、“高度的应变性”的“两高”层次上去考察各类哲学问题,坚决摈弃各类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为了推进哲学的数学化、精确化,认真开拓用现代科学形态武装“形而上学”的道路。在这方面,广谱哲学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她所建立的广谱本体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演化论等基础理论,以形式具体的广义量化模型,把(狭义)实证主义所拒斥的“形而上学”—超出经验、观察与现象范围的众多哲学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构造了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对于各种实证主义确是另一种名符其实的“超越”。

(三)认真探索哲学问题广义量化建模的道路,清除思辨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等研究方法。

用观念的、思辨的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方法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以后的哲学家们,除了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流派使用数理逻辑的工具外,绝大多数仍沿用思辨的方法,在当代西方哲学非理性化、人本主义化的浪潮中,这种方法仍然是最时髦的方法。

广谱哲学认为,观念的、思辨的方法在现代集成性、结构性数学(如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形式语言、自动机理论、范畴与函子理论等)产生前是哲学中唯一可用的、确曾产生过伟大的哲学成果的方法,譬如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家哲学都是典型例证。但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是不能确定地、精确地描述和研究哲学问题,因而使哲学概念、判断、推理、陈述、命题、思想、观点、原理等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多可性、歧义性,这是哲学领域里众多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乃至诡辩论层出不穷的主要根源。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使哲学中的众多问题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难有“看得见的”、可观察的进展,这与使用现代科学方法的自然科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在许多哲学家迷恋这种方法的时候,广谱哲学却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至于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所吹捧的神秘直觉方法,在广谱哲学看来,更是经不起推敲的,靠直觉“悟”出来的东西、体验出来的东西,除了某些片断猜测(这不排斥有时“猜对了”)以外,剩下的往往是哲学家个人的局部心灵体验。

另一方面,广谱哲学认为,哲学的研究也不能以自然科学为蓝本。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哲学比是过于具体、过于狭窄了,因此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各种观察实验方法以及一整套传统数学方法,在哲学问题上均是无效的。由于哲学的世界观性质、由于哲学要满足“两高”(高度的普适性、高度的应变性)标准,因而哲学只能走广义观控、广义量化建模的道路。广谱哲学所提出的“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条件,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确是开辟了一条宽广而充满希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广谱哲学已经在某些重大哲学问题上,做出了自己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譬如在广谱联络论中,广谱哲学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中创造性地抽象出两条基本原理——异同公理和联络公理,并分别给出了这两条公理的形式简洁而内涵丰富的数学形式,又从这两条公理出发,把系统科学中的“系统”概念作为子联络处理,合乎逻辑地推出了系统分析的若干基本原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崭新的研究方法确实使人耳目一新。又如在广谱认识论中,广谱哲学对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的划分、过渡与转换做了新的定性定量研究,对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方法与失足做出了模型化的分析,并且从广义可观性的角度,对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给出了形式具体的广义判据。显然,这些深入而具体的工作,靠思辨主义、直觉主义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四)重视和运用形式化方法处理哲学问题,同时又防止形式主义的侵蚀,使哲学内容与“四化”形式实现内在的统一。

形式化方法是现代数学、逻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摆脱了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只从一般形式上进行数学刻划和推演,因而它所反映的就不是某种特定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性质,而是许多具有相同数学或逻辑结构的对象的共同性质,这使形式化方法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普适性。例如现代公理化方法就是典型的形式化方法,它用一组抽象规则来刻划对象,因而它的对象不限于某种特定对象,而是任何可能的对象,只要满足该组公理即可。这使公理化方法获得的结果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通用性。

广谱哲学认为,形式化方法不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的分离,仅是一般形式与具体对象的具体内容的分离。形式化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它在抽象形式上概括了同类事物的共性——抽象规则代表同类事物的共同制约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化方法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抽象形式和抽象内容的统一。这就划清了形式化方法与纯粹形式主义的界限。同时,由于哲学的命题、原理、思想、观点反映的正是一般事物的共同性质和规律(一般内容),而非特定对象的具体内容,因而它可以和形式化方法相协调。

形式主义是把形式化方法推向极端,把数学对象看成纯粹的符号或符号系列,完全抹煞一般形式具有一般内容的背景,完全割裂抽象形式和抽象内容的联系,因而把形式化方法变成完全没有实际背景意义的方法,这就必然走向失败。

广谱哲学运用形式化方法,是为哲学内容寻找适宜的反映形式,它坚决反对把哲学内容变成无意义(无实际背景)的符号系列。它认为正是哲学内容的一般性、抽象性才便抽象的数学形式具有一般意义或普适意义。因而广谱哲学的每个公理、模型与模式都紧密联系着一定的哲学内容,紧密联系着一大类实际问题的背景。在这点上,广谱哲学可以和理论物理相类比,理论物理充分而广泛地应用了数学形式,但它本身不是纯粹数学,它仍是物理—反映客观世界物理变化规律的科学。广谱哲学也一样,它充分挖掘离散数学的概括潜力,使用集成性、模块性数学的形式,但它本身不是数学,而是哲学—反映一般事物的一般机理的科学。

(五)注重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内在联系,在研究重大实际问题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吸取传统哲学、系统科学和现代数学中的有益成果外,尤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内在联系,注重应用基础理论去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广谱哲学已在人学、文艺理论、管理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应用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构造了一批广义量化模型,对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这些应用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在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人性的子场网理论。在文艺创作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广义影像模拟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复杂管理大系统的偏导调控理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主序同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非单值因果联系与历史望远镜理论等等。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既解决了一批令人困惑、又非常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检验、丰富和发展了广谱哲学本身。

哲学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哲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实证会计理论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一、有关的几个概念

1.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实质是要研究会计方法论的基础,即会计领域认识论的基础。一般来说,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会计方法论,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进行审视。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会计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是最抽象的层次,对会计理论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计学的哲学方法论是从会计理论的价值观、真理观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会计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对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哲学思考、如何认识会计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不同的哲学方法论决定会计学者对会计理论的功能价值取向和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和动机的认识不同。

2.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归纳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论和采用演绎法形成的指导性理论。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揭示出会计现象层面的规律,从而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

二、当代哲学观点的评述

1.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19世纪20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打起了“科学的哲学”这个旗帜。孔德的实证哲学标榜实证精神,认为实证的知识是“现实的、有用的、确实的、相对的、正确的、建设的”。实证哲学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建设性的作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的知识的哲学,实证哲学的任务在于考察各科学的规律以及它们所利用的方法,并对它们加以综合,以便揭示一般规律和方法。实证主义者象休谟等人认为全部哲学都应以经验为基础,但这种经验应是按照实证自然科学的要求获得的,才能为科学所检验,从而才具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之后,马赫主义发展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形成了第二代实证主义,其重要观点是提出了以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原则;后来实证主义又历经逻辑原子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实证主义的高峰———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原子主义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实质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无可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即构成事物的观念,用已知的实体的构造来代替未知实体的推论,是逻辑原子主义认识事物的主要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又叫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主张采用科学语言、数理逻辑和分析方法来建立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工具是现代逻辑,方法是剖析语言,原则是证实原则。他们要用这些原则来拒斥传统研究中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坚持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的命题才有意义,而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从实证主义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实证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其目标即揭示世界的规律一直都没改变,其基本原则证实原则即所提出的规律需要经过经验证实的原则也一直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开始是“分析”,后来又加入逻辑规则。虽然实证主义强烈反对形而上学的演绎主义,即反对从没有实际经验内涵的先验概念出发来逻辑推理出相应的理论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彻底否定演绎主义,用实证主义基本思想从经验中得出理论这一过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绎主义的精髓———演绎规则。实用主义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美国风行几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实用主义哲学中,经验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认识来源于经验,以经验为限度,以经验为准。实用主义按其鼻祖皮尔士的话来说,它主要是一种信念,一种提出假设的方法,即通过探索,摆脱怀疑状态,达到确定信念。探索过程就是由怀疑到确定信念的过程。故它与实证主义是不同的。

2.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以波普的证伪主义学说为分界,这之前是实证主义,之后是历史主义和科学实在论,证伪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观侧重于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构建理论方法的多样性的研究。证伪主义是对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对传统归纳法一定程度上进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学哲学观。证伪主义认为,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的堆积中推出,通过归纳做出的结论总可能是错的。因而所有理论实质上仅仅只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错误,总有一天会遭到实践的反驳或证伪。正是这种证伪,使科学的理论不断前进,证伪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缺点,恰恰是科学的理论与非科学的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证伪主义否定了理论来自经验观察归纳的可能,而主张理论来自“自由创造、自由猜测、自由想象”,从观察到理论之间除了自由创造外,没有其它逻辑通路,这些创造往往由已有理论与新理论或新的经验之间矛盾激发。据此,波普提出的“科学知识的证伪主义模式”可以表述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来的问题,TT代表猜测假设,即试探性结论,EE代表排除错误,对TT反驳(证伪、否证),P2代表新问题,该模式被称为以猜测和假设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科学活动中理论和经验的相互作用:理论总是在经验的检验中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真理总是在同谬误的交替循环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则把伪证主义区分为素朴的和精致的。素朴证伪主义是经验证伪,精致证伪主义则是用更进步的理论来证伪原来的理论。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则是从波普的素朴证伪主义演变而来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在《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指出,“对于素朴的证伪主义来说,理论是被一个与它冲突的观察陈述所证伪的;对于精致证伪主义来说,证伪的不是‘观察陈述’,而是一个比它更进步的理论。”波普的“科学知识证伪主义模式”第一次强调了人类的创造本能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的重要性,能动的猜想在科学理论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一切观察和实验都为一定思想所渗透,成为更加自觉的有目的的探索。实际上,从证伪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证伪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主要原则———证实原则,虽然证伪主义一再强调假说来自自由创造,但是它却否定不了实际观察的经验或问题对自由创造的激发作用,因而留下了经验主义的痕迹。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强调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轨迹,而实证主义只是反映了科学理论提出的静态过程。

三、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

1.基本哲学思想。从规范会计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早期的演绎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的思想。面对20世纪30年代会计实务放任自流的混乱局面,规范会计理论企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中寻找“优良”的会计实务和概括理论概念,建立会计应当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中必然蕴涵了会计“应当是什么”的值判断问题。具体说来就是会计理论研究要立足于对现有会计环境(包括经济、法律、道德等诸多方面因素)、会计惯例及报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从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标和价值判断,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衡量会计活动的标准,据此制定会计准则和分析处理会计问题,形成整套的会计规范理论。由此可见,规范会计理论是根据会计学者的个人经验所确定的会计目标和价值判断这些先验概念为起点,利用演绎规则展开推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业务的日趋复杂,为解决实务问题,强化会计理论结构的内在的逻辑性,规范会计理论又吸收了实证主义的思想,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加入逻辑规则,利用数理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和论证,最终目的还是要揭示出会计实践活动自身的规律,以指导和规范会计实务的发展。规范会计理论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不可被证伪的,但它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性的逻辑推理所证实的,因而是科学的。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过程中,要求有客观的经验调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确定假设和假定,选取大量样本检验假设的统计意义。而证伪主义正是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即为价值中立。还需说明的是,实证会计不能证明假设的成立,而只能证明原假设不成立。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无法证明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证明假设不成立。因而,这种理论强调的是对理论进行批判,并试图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不试图证明它们是正确的。”这正是素朴的证伪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又认为完美的理论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齐默尔曼指出,“实际上,现存理论的系统性预测误差或异常现象经常导致崭新理论的发展与被采纳。”而这又是精致证伪主义的特征。所以说,实证会计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思想,同时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演绎法和归纳法两种,其中以演绎法为主,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属于传统研究方法。演绎法是从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在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中,以会计假设、目标等基本概念为出发点进行演绎推理,推导出能指导会计实务的原则、准则及相应的会计方法程序。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前提命题→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演绎法推导的基本步骤可概括为:确定财务会计的目标或基本假设,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财务报告或会计信息应符合的道德标准,再或说明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阐述目标、基本假设、道德标准或社会责任等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目标或基本假设等,推导出相关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基本原则或概念来指导必要的会计准则;进一步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程序。归纳法则是通过对大量会计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会计理论。归纳法的基本步骤包括:观察与记录全部的观察结果;分析与分类记录结果;从观察到的关系中推导出会计的一般概念或原则;验证推导出的结论。即: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实证会计理论研究采用的是实证法,亦即确认假设,以事实、实际的情报、由观察数据所产生的相关关系等为对象,经过实验而求得相对或近似正确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一般步骤包括:设计并进行观察和实验;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实验和观察结果作系统整理和计量分析;概括和归纳计量分析结果;以逻辑和数学分析方法演绎出研究结论;理论注释和建立模型;检验研究的命题或理论,得出接受、推翻或修改的结论。

四、比较分析与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之前,规范会计理论在西方会计理论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后来,随着会计研究中实证性倾向的出现,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实证会计理论获得了正统经济学所提供的实证性思想观念支持,经过发展,现今已跃居主流地位,而传统的规范会计理论则影响渐弱。

1.哲学基础比较。从两者的哲学基础的角度看,两大会计理论均有其存在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哲学思潮从兴起到体现于具体科学中,存在时间滞后效应。目前,实证会计理论欣欣向荣,但其方法论本身已在科学哲学领域面临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历史主义哲学观。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证伪主义,这种哲学观认为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只是单纯的经验内容,并对评价标准保持中立(亦称“价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兴起的历史主义哲学观则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见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库恩(T.Kuhn)强调指出,理论系统或“范式”包括有规范或评价的成分,理论系统不仅仅包括经验内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把正确科学实践的评价标准合并在内。因而我们可以说,事实与价值难以分离,即便是自然科学,亦无法摆脱社会和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在真正客观的事实和感性经验基础上(这一点已为西方很多科学哲学家所承认,只是就其影响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学都是如此,遑论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考虑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要关注作为现象基础的社会因素和人类心理因素,从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不同道德伦理观念以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影响和制约。就此而言,应该说,规范理论的规范性才是现实的,而实证理论的实证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当然,我们无意据此否认实证理论应有的地位,逻辑主义哲学观和历史主义哲学观各有其适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况且科学哲学界目前也倡导方法论的多元化;不管实证理论的实证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论的客观性。不仅如此,而且在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欧肯看来,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经济理论的必由之路。欧肯认为,社会科学有两方面任务,一为不带偏见地研究现实;二为提出政策主张以实际地解决经济问题。经济学作为“经邦济世”之学,应以第二个任务为目的,此则意味着,经济学在最终服务于政策制定时,不可避免的要有价值判断介入。但与此同时,欧肯又指出,经济学家要完成第二个任务,又须首先摆脱经济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任务。换言之,只有建立在实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规范性经济政策才更具科学合理性。再看会计理论,科学哲学所受的震荡,最终必将体现到会计理论研究当中。据此推论,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均有其价值,不可厚此薄彼。

2.发展趋势分析。从会计研究的发展趋势看,两大会计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趋势。经过多年来全面深入的理论论争,西方会计学术界对于两大理论的一些模糊认识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趋客观全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会计学者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两大会计理论。他们认为,就规范会计理论而言,它缺乏严格的事实检验,此为其弊;然其力图找出较佳的会计规则和较优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优化和发展会计实务,并满足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会计信息质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来,会计概念框架的建立,为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提供了一个“规范性”基础,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这无疑使规范会计理论的实践性和有用性大为提高。就实证会计理论而言,它奠立于观察和实验而得的大量事实、数据基础上,业经严格的经验验证,而且由于研究过程中数量模式的引进,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确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与当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大方向趋同,颇有可取之处;而且,它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发展也影响颇大,开辟了研究新思路,调整了会计研究方向,拓宽了会计研究领域,在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但实证会计理论亦有其弊,认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无疑会堵塞会计发展道路,使会计实务重返自由放任状态。

五、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两大会计理论各有其优缺点,偏废任何一种均非上策。理想的选择应该是消解两者之间的对峙状态,承认彼此的存在价值,并促成两者实现一定程度的结论。那么,这种结合应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它或可理解为是认知过程中各有侧重的两个阶段先后承继、相辅相成,从而促成事实性、描述性论述向规范性、伦理性见解的过渡。在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首先应尽可能地排除价值判断,侧重于通过实证性或近似实证性研究,力求客观地揭示会计现象及其外部联系;而后,在此基础上,以指导会计准则的制订为已任,侧重于树立合宜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理性思维构建规范会计理论。这些规范会计理论在形成之后,又须在应用中不断接受经验检验,以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得以综合运用,既确保了会计理论构建的逻辑相关性和紧密性,又为会计理论的真理性和精确性提供了检验依据,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在上述相互结合的理想模式中,两大会计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废。

参考文献:

1.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3)

2.A.C.利特尔顿著。林志军,黄世忠译。会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哲学理论范文第3篇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哲学只是形而上的抽象道理言说,其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成问题的,其社会功能也可以由其他专门学科来取代。在这种认识下,哲学似乎是无用的和多余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随着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新的学科不断增多,并且日益专门化和技术化,似乎取代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黑格尔说:“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赢得独立性时,对哲学的需要就形成了。”实际上,哲学一直为人们理解世界、构建社会图景提供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认知方法,其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哲学不仅是研究主观精神的“人学”,也是研究客观精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哲学不仅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方法和理念,也为人们建构新的社会图景提供合理性信念。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哲学不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

哲学虽然不直接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但是它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宏观上说,哲学理论为具体的社会制度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平衡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整合社会文化、提升判断认知能力、统一社会思想认识。具体来说,哲学的智慧为人们为人处世提供价值圭臬,哲学的逻辑规则与法制精神一脉相承,哲学的理念与信念是人们诉求的具体反映,哲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程序和工具。在当前社会时代背景下,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需要避免哲学理论过分琐碎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庸俗化,避免学术垄断、学术腐败和学术吹捧。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怪诞现象:专门化的大师,那些才能出卖者,即科学专家,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的能力所起的作用采取直观态度。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兴趣、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机器。

哲学要发挥资政为民的社会功能,固然离不开与权力运行者、市场操作者打交道,但是哲学本身作为思想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学科和职业,更是一种理想和志业、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哲学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律要求,应该遵循其自身规则、维护其社会尊严和公信度。如果哲学理论创新与社会功能相剥离,作为纯粹的个人兴趣爱好和“私人艺术”、形而上需要或谋生职业,仍然还可以是有趣的、可爱的和有竞争力的,但是很容易沦为奇谈怪论、夸夸其谈,就会变得不负责任、不可信、不可敬,降低哲学理论应有的社会价值。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还需要发挥其对文化的统摄力和整合力。文化派生于实际的操作,哲学则是对这种实际操作的反思。任何一种文化潮流、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兴替,都离不开哲学的引领、统摄和整合。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大企业变得具有文化性,更加依赖于形象、包装和展示,文化产业成了大工业”,并且,“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情感和感念之中,不可能长期持续”。文化是“我们新的归属形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尼采也曾经说过,“最平静的语言往往是思想的狂飙,静悄悄而来的思想领导了这个世界”。当前,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果缺少思想和灵魂,或者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缺少自觉、反思与批判,就很难形成先进文化,就没有原创力和应有的深度,就难以引领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

二、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近社会现实

我们说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有这么几层意思:其一,哲学固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还不是现实,哲学切近现实的前提就是哲学与现实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和张力,不然谈不到切近现实。其二,哲学切近社会现实,绝不是随波逐流,与现实中不好的东西、庸俗的东西同流合污,完全溶解于现实之中;撇开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谈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外在地、抽象地谈论现实,是对现实缺乏哲学反思与认识的表现。其三,既然哲学还不是现实,那么哲学是跟在现实后面为社会现实辩护,还是走到社会现实前面引领现实就非常重要。其四,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也有一个方法和策略的问题。改革30多年来,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摸着石头过河”蔚然成风,所谓的“哲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不可谓不贴近现实。然而,我们时代的哲学忙于“实践”,反衬出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无能以及对哲学本身的肤浅认识。

人们到处引用这句话作为“哲学应该忙于实践”的证明。但是,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吗?海德格尔对此评论说:“解释世界难道不是改变世界吗?”改变世界不以解释世界为前提吗?如果没有对世界的解释,那么所谓改变世界就会将世界改得一团糟。马克思的话不应该这样理解。马克思只是指出主体仅仅站在理论的立场上解释世界、理解世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实践、去行动,并不是说解释世界是完全不必要的、不重要的。特别地,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仅仅理解和解释世界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用主体的物质力量来反对和摧毁奴役人类的物质力量。哲学理论的边缘化,或者被人们弃置不顾,与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学科设置以及实践本身的“自足”是相关的。不光国内很多高校缩减哲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就是在国外,哲学专业也前景惨淡,许多大学哲学系纷纷关门,许多学者转而去研究文化学、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伊格尔顿睿智地评论道,“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这说明哲学与资本之间、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一方面科学取代了哲学的功能,成为第一生产力;人们会在“情欲的炽热、艺术的温文尔雅和符号的令人愉悦中找到乌托邦的替代品”。“实践的哲学”认为“除非思考直接与行动相连,否则它就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市场依赖信息来对知识进行定义,专门的认识论为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所取代,哲学成为多余的存在物。同时,实践本身越来越倾向于按照市场意义上的自由来定义“人”,似乎不需要理论的指指点点,实践本身就能试错和检验真理,哲学成为教条的象征和实践的障碍。后现代是一个“非理论”甚或“反理论”的时代:“我们现在能做我们所想的事情,不用手提着许多笨重的玄学行李,四处奔波来解释它。交出行李之后,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道,“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地联系“实际”,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始终跟在“实践”后面为实践论证辩护而无法发挥对实践的预见预判和指导作用,直接导致理论回答和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缺乏说服力,理论储备不够、理论的解释力下降到常识水平、理论竞争力和领导力有所弱化。这种倾向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哲学理论创新的目的就是使哲学要走到现实的前面引领社会实践发展,但是又不可走得太远,陷入玄思空想,这里也有个距离感、张力度的问题,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随波逐流。如果跟在社会现实发展的后面,哲学就将落后于时代,其理论创新寸步难行,其言说不过是人云亦云、自我吹捧。阿多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任何理论都躲不开市场。每一种理论都是作为处在互相竞争的意见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提出来的,什么都要拿出来供选择,什么都要被吞没。思想不能戴上眼罩而对此闭目不视。那种以为自己的理论可以逃避这种命运的伪善的信念必将堕落成自我吹捧。”

三、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中时代思想肯綮

同志曾经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我们的工作就像过河,要么搭桥、要么坐船、要么游泳。这就要求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抓住方法问题,才能切中肯綮、抓住关键、化繁为简、不断创新。哲学理论创新也是一样,不可不注意方法创新。哲学理论创新本身就包括方法创新。

只有理论方法创新才能切中时代思想肯綮。当前哲学理论方法创新,需要考量的因素、变量越来越多,理论视域越来越广阔。在事实与价值严格二分的时代,后现现了许多传统理论无法理论化、无法思考的东西。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何思考并超越欲望、差异、身体、无意识、愉悦等流动的能指,需要严密的思考。寻找一种可以讨论事实与价值的“元语言”,已经非常必要。这不仅是为了给现代性提供合法性解释和认同,而且是为了理解我们身陷其中的宏大叙事。如果理论无法反思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法超越它们。真理不仅与科学、逻辑相关,而且也与社会历史、权力运行、人民民主密切相关。当下时代,任何人都失去了宣布真理标准的权力,在考虑原有的认知方法以外,哲学理论还必须考虑不同群体参与表达、参与实践探索的社会共识基础。没有社会共识做基础,真理可以仍然是真的,但是非常脆弱和微不足道,难以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哲学的真理标准非常复杂,与其设定和宣布一条不断变化的、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真理标准,不如教会人们科学的思想方法,提高人们对是非、美丑与善恶的判断能力。有了科学合理的运思方法,不仅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和检验真理,也能够单独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社会共识更容易达成,核心价值观也更容易培育。大力普及科学合理的哲学运思方法,才能够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思潮,以不变应万变,使社会思想领域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真理的复杂性体现在事实与价值的绝对二分法正在失效。改革35年来,实践标准不仅充当了真假标准,而且也执行了价值标准的分拣功能。

是非标准与价值标准如何沟通的问题一直是康德以后哲学的重大问题。黑格尔以绝对理性来统一两者,马克思以总体性的实践来统一两者,尼采以权力意志的审美趣味来统一两者,后现代给出的答案更是形形色色。这不仅说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是成问题的,而且正在失效。事实与价值在主体间的交往实践中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不再是交往主体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交往主体通过双向互动的认识论承诺来达成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共识判断。只有达成这样元语言层次的理解,对价值和事实的二分就不是绝对的,两者就是可以贯通一致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来解决价值观冲突和历史事实判断的冲突,通过商谈达成共识,而不是“权威主体”单方面宣布真理和价值。

四、结语

哲学理论范文第4篇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认为哲学只是形而上的抽象道理言说,其真理性和价值性是成问题的,其社会功能也可以由其他专门学科来取代。在这种认识下,哲学似乎是无用的和多余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极为片面的。随着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新的学科不断增多,并且日益专门化和技术化,似乎取代了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黑格尔说:“当统一的力量从人的生活中消失,当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并正赢得独立性时,对哲学的需要就形成了。”〔3〕实际上,哲学一直为人们理解世界、构建社会图景提供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认知方法,其社会功能不可替代。哲学不仅是研究主观精神的“人学”,也是研究客观精神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哲学不仅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方法和理念,也为人们建构新的社会图景提供合理性信念。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发挥其社会功能。哲学不仅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哲学虽然不直接提供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但是它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宏观上说,哲学理论为具体的社会制度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平衡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流动性,整合社会文化、提升判断认知能力、统一社会思想认识。具体来说,哲学的智慧为人们为人处世提供价值圭臬,哲学的逻辑规则与法制精神一脉相承,哲学的理念与信念是人们诉求的具体反映,哲学的思想方法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程序和工具。在当前社会时代背景下,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需要避免哲学理论过分琐碎化、技术化、功利化和庸俗化,避免学术垄断、学术腐败和学术吹捧。卢卡奇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怪诞现象:专门化的大师,那些才能出卖者,即科学专家,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的能力所起的作用采取直观态度。

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兴趣、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机器。哲学要发挥资政为民的社会功能,固然离不开与权力运行者、市场操作者打交道,但是哲学本身作为思想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学科和职业,更是一种理想和志业、一种生活和存在方式。哲学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学术自律要求,应该遵循其自身规则、维护其社会尊严和公信度。如果哲学理论创新与社会功能相剥离,作为纯粹的个人兴趣爱好和“私人艺术”、形而上需要或谋生职业,仍然还可以是有趣的、可爱的和有竞争力的,但是很容易沦为奇谈怪论、夸夸其谈,就会变得不负责任、不可信、不可敬,降低哲学理论应有的社会价值。发挥哲学的社会功能还需要发挥其对文化的统摄力和整合力。文化派生于实际的操作,哲学则是对这种实际操作的反思。任何一种文化潮流、时代风尚和社会思潮的兴替,都离不开哲学的引领、统摄和整合。文化在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大企业变得具有文化性,更加依赖于形象、包装和展示,文化产业成了大工业”,并且,“政治变革不扎根于人民的情感和感念之中,不可能长期持续”。文化是“我们新的归属形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尼采也曾经说过,“最平静的语言往往是思想的狂飙,静悄悄而来的思想领导了这个世界”。当前,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果缺少思想和灵魂,或者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缺少自觉、反思与批判,就很难形成先进文化,就没有原创力和应有的深度,就难以引领社会舆论与社会思潮。

二、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近社会现实

我们说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有这么几层意思:其一,哲学固然与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但是还不是现实,哲学切近现实的前提就是哲学与现实之间要有适当的距离和张力,不然谈不到切近现实。其二,哲学切近社会现实,绝不是随波逐流,与现实中不好的东西、庸俗的东西同流合污,完全溶解于现实之中;撇开具体社会历史条件来谈论“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只是外在地、抽象地谈论现实,是对现实缺乏哲学反思与认识的表现。其三,既然哲学还不是现实,那么哲学是跟在现实后面为社会现实辩护,还是走到社会现实前面引领现实就非常重要。其四,哲学理论切近社会现实也有一个方法和策略的问题。改革30多年来,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摸着石头过河”蔚然成风,所谓的“哲学理论”与其他理论一样不可谓不贴近现实。然而,我们时代的哲学忙于“实践”,反衬出哲学在方法论上的无能以及对哲学本身的肤浅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到处引用这句话作为“哲学应该忙于实践”的证明。但是,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吗?海德格尔对此评论说:“解释世界难道不是改变世界吗?”改变世界不以解释世界为前提吗?如果没有对世界的解释,那么所谓改变世界就会将世界改得一团糟。马克思的话不应该这样理解。马克思只是指出主体仅仅站在理论的立场上解释世界、理解世界是不够的,还需要去实践、去行动,并不是说解释世界是完全不必要的、不重要的。特别地,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仅仅理解和解释世界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用主体的物质力量来反对和摧毁奴役人类的物质力量。哲学理论的边缘化,或者被人们弃置不顾,与当前以市场为导向的学科设置以及实践本身的“自足”是相关的。不光国内很多高校缩减哲学专业的招生规模,就是在国外,哲学专业也前景惨淡,许多大学哲学系纷纷关门,许多学者转而去研究文化学、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

伊格尔顿睿智地评论道,“法兰克福学派通过转向文化和哲学来补偿他们政治上的无家可归。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这说明哲学与资本之间、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一方面科学取代了哲学的功能,成为第一生产力;人们会在“情欲的炽热、艺术的温文尔雅和符号的令人愉悦中找到乌托邦的替代品”。“实践的哲学”认为“除非思考直接与行动相连,否则它就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市场依赖信息来对知识进行定义,专门的认识论为信息的传播和共享所取代,哲学成为多余的存在物。同时,实践本身越来越倾向于按照市场意义上的自由来定义“人”,似乎不需要理论的指指点点,实践本身就能试错和检验真理,哲学成为教条的象征和实践的障碍。后现代是一个“非理论”甚或“反理论”的时代:“我们现在能做我们所想的事情,不用手提着许多笨重的玄学行李,四处奔波来解释它。交出行李之后,我们的双手就自由了。”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道,“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地联系“实际”,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始终跟在“实践”后面为实践论证辩护而无法发挥对实践的预见预判和指导作用,直接导致理论回答和解释重大现实问题缺乏说服力,理论储备不够、理论的解释力下降到常识水平、理论竞争力和领导力有所弱化。这种倾向需要引起我们重视。哲学理论创新的目的就是使哲学要走到现实的前面引领社会实践发展,但是又不可走得太远,陷入玄思空想,这里也有个距离感、张力度的问题,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随波逐流。如果跟在社会现实发展的后面,哲学就将落后于时代,其理论创新寸步难行,其言说不过是人云亦云、自我吹捧。阿多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任何理论都躲不开市场。每一种理论都是作为处在互相竞争的意见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提出来的,什么都要拿出来供选择,什么都要被吞没。思想不能戴上眼罩而对此闭目不视。那种以为自己的理论可以逃避这种命运的伪善的信念必将堕落成自我吹捧。”

三、哲学理论创新需要切中时代思想肯綮

同志曾经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我们的工作就像过河,要么搭桥、要么坐船、要么游泳。这就要求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抓住方法问题,才能切中肯綮、抓住关键、化繁为简、不断创新。哲学理论创新也是一样,不可不注意方法创新。哲学理论创新本身就包括方法创新。只有理论方法创新才能切中时代思想肯綮。当前哲学理论方法创新,需要考量的因素、变量越来越多,理论视域越来越广阔。在事实与价值严格二分的时代,后现现了许多传统理论无法理论化、无法思考的东西。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何思考并超越欲望、差异、身体、无意识、愉悦等流动的能指,需要严密的思考。寻找一种可以讨论事实与价值的“元语言”,已经非常必要。这不仅是为了给现代性提供合法性解释和认同,而且是为了理解我们身陷其中的宏大叙事。如果理论无法反思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法超越它们。真理不仅与科学、逻辑相关,而且也与社会历史、权力运行、人民民主密切相关。当下时代,任何人都失去了宣布真理标准的权力,在考虑原有的认知方法以外,哲学理论还必须考虑不同群体参与表达、参与实践探索的社会共识基础。没有社会共识做基础,真理可以仍然是真的,但是非常脆弱和微不足道,难以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哲学的真理标准非常复杂,与其设定和宣布一条不断变化的、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真理标准,不如教会人们科学的思想方法,提高人们对是非、美丑与善恶的判断能力。有了科学合理的运思方法,不仅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和检验真理,也能够单独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社会共识更容易达成,核心价值观也更容易培育。大力普及科学合理的哲学运思方法,才能够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引领社会思潮,以不变应万变,使社会思想领域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真理的复杂性体现在事实与价值的绝对二分法正在失效。

改革35年来,实践标准不仅充当了真假标准,而且也执行了价值标准的分拣功能。是非标准与价值标准如何沟通的问题一直是康德以后哲学的重大问题。黑格尔以绝对理性来统一两者,马克思以总体性的实践来统一两者,尼采以权力意志的审美趣味来统一两者,后现代给出的答案更是形形色色。这不仅说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是成问题的,而且正在失效。事实与价值在主体间的交往实践中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不再是交往主体单方面的事情,而是交往主体通过双向互动的认识论承诺来达成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共识判断。只有达成这样元语言层次的理解,对价值和事实的二分就不是绝对的,两者就是可以贯通一致的。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来解决价值观冲突和历史事实判断的冲突,通过商谈达成共识,而不是“权威主体”单方面宣布真理和价值。

四、结语

哲学理论范文第5篇

我国正在经历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从思想到制度的转折期。处于这一过程的同学们既要遵守原来的教育制度的延续,又在内心渴望新的制度代替,内心充满着挣扎。而现行的教育制度下,高考几乎是教师和学生的唯一目的,也是衡量教师是否优秀学生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相反,如果学习不好,也就是分数不高,那么你将在很多方面受阻,分数无形之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升入大学的同学们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在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中难免会觉得空洞无味。包国祥教授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若干思考》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沦为空洞的理论说教,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政治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事实上,学生们也存在学习、生活脱离社会实践的问题。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分析:

第一,住宿生活导致的远离生活实践的客观性。谈到对哲学的学习,我们不能脱离生活实际,这也就是有的老师提到的学习哲学理论不能与实践相脱离。我们想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就必须问问,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脱离呢?我们难道不愿意结合实践来学习吗?当然不是,这一代学生埋头在象牙塔里一直为得高分奋斗着,并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实践去感知课堂或者是书本上的哲学道理。生活中我们会听到在这样的话: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未必真的就懂哲学,而那些连字都不识的乡下老人说得话却句句蕴含着丰富的哲学道理。年老的人经历了实践了的人生,验证了“实践出真知”、“生活决定意识”的道理。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出于考出好成绩的需要,努力学习;另一方面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哲学的奥妙和伟大。但是从中学时代,有的同学可能更早,从入小学开始就读寄宿学校。寄宿的校园生活确实带来了方便,但是学习不是人成长的全部。家庭里父母的言传身教,爷爷奶奶的人生阅历的渗透,周围邻里街坊的日常生活这样丰富的生活题材一旦严重忽略,我们在学校里的生活无疑进入了的知识的神圣殿堂。在这样的环境的熏陶下,对于哲学的学习,不是从内心的感知和结合生活阅历的感悟,反而变成了条条框框的东西,靠背诵、记忆就可以拿到高分,这样便渐渐丢掉了真正的哲学,丢掉了思考,丢掉了想要进行哲学思考的源泉,在高考的任务面前成为了得高分的机器,纯粹把哲学当成了知识。孙富江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价值》一文中说到:哲学教育不是知识教育,哲学教育的目的本身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个体掌握相应知识,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它需要对象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地信心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说,高校大学生对哲学理论公共课并不单单是在上大学形成的。这样的课堂表现是之前教育“后遗症”的体现。

第二,好奇心的丢失。回顾我们的成长:好奇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可贵品质,在一个特殊的成长期里,人会不自觉的拿起手边的东西丢在地上,使家里的一些东西遭殃,这就是好奇心的开始。而每一个阶段的好奇心如果没有发挥的余地,直接扼杀在摇篮里,渐渐地便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了,以为那些熟知的东西就是真知,但其实恰恰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记忆中,多数父母会因为孩子的“好奇”“、淘气”、“追问”而责骂过孩子。只有少数会因势利导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孩子的探索精神,开动孩子的大脑。孩子喜欢问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傻”,但无论孩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父母都不要嫌孩子烦,更不能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而应尽可能多地给孩子提供独立思考的机会,并且引导孩子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的答案,让孩子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三,家长的过度关爱剥夺了我们的思考权利。现在很多家长,习惯于给孩子指路和包办。孩子养成了依赖家长的习惯,就不知道什么是思考,也不会去想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只会人云亦云。如果孩子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就会善于发现问题,拥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品质,就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遇,更容易拥有成功的生活和事业。第四,现代生活远离实践,高科技懒于思考。现代化的教育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突破,多媒体的应用已经成为我们必不可少的工。但是,科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执着于快节奏的猎取知识,忽略了放慢节奏进行必要的思索。这不只是我们大学哲学领域教学困难要进行的探讨,而是全民现代生活的一个现象。与读课外书和听广播习惯相比,孩子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是看动画片或者是玩电脑游戏。能帮助家长做家务的孩子也使用洗衣机、微波炉、吸尘器等设备,孩子们觉得做家务很简单,就连削铅笔也是“自动化”的。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需要孩子动脑筋解决问题的机会确实不多。都市人成长杂志通过调查发现,造成孩子们懒得动脑筋的一大原因,是高科技时代的生活让一切都变得轻松,减少了孩子们动手动脑的机会。而充斥在孩子生活中的动画与电子游戏,也因为声、光、色彩、图像的越来越完美而挤占了孩子们想象的空间。

二、中西文化根基不同的客观性——努斯和逻各斯精神的缺乏

高中的政治课中我们才开始正式接触西方哲学,这里的西方哲学其实主要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我们在学习哲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来源,更谈不上来追述西方思想的根源。尤其在文理分科的情况下,理科的同学把哲学课作为“副科”大致了解,而文科的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为了考取更高的分数只能走“捷径”。于是乎,我们的哲学是有关“背”的学习,谁背的多,谁背的快,谁应用答题模板最好,谁就获得了“成果”。这样,我们就把哲学当成了一条条知识点,忽略了真正的哲学,从而“误解了”哲学,而大学哲学公共课堂面对的学生群体既有理科的同学,又有文科的同学,既有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也有对哲学不太了解的同学。造成了大学哲学理论公共课教育的进一步困难。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哲学教育在此阶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什么是教育?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这部著作中谈到:所谓教育无非就是一种代际关系的变化模式。他对教育所提出的几种定义莫不如此:“教育若想成为教育,就必须有成年人和年轻人这两代人的互动,有成年人对青年人的影响。”“教育是年长的一代对尚未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的一代所施加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讨论有关哲学课的问题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我们在哲学教育中是否有代际互动的意识和行为。我们的成年人,既家长们在代际互动方面有何作为?我们的互动多数是在讨论学习成绩高低的互动,讨论谁家孩子上的名牌大学、谁家的工作好、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汽车贵的互动,讨论如何在商品社会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的互动。这些讨论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地关系,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教育起点就是我们学习的起点。当我们有的放矢的探讨哲学教学困难的时候,其实也反映出我国公众的哲学认知。于是,我们不得不把问题转向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哲学认识的普遍的问题上来。邓晓芒教授在《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问题:“20世纪初许多西方思想传入我国,引起了国内思想和实践领域的新变化。开始在思想上接受的西方哲学,是用中国传统本根论的形而上学来阐释的。这种形而上学发端于周易,张扬于老子,完成于宋明理学。因此,国人最初用程朱陆王的心性心学的眼光去接受西方哲学的。”他进一步指出:根据当代解释学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理,这也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的,否则是无法接受的。在实践领域我们开始就看中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且是在不了解或不很了解马克思哲学的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只是在后来,人们才开始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史甚有渊源,其中古希腊哲学可以视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源头。这个最初的原始形态就是古希腊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明显是从古希腊的辩证法发展而来的,而且还与古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这样广阔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邓晓芒教授从对黑格尔的研究入手来阐明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西方哲学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体现为能动的自我否定的努斯精神,另一个是体现为反思方法的逻各斯精神。而这种忽视的根源,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中恰好缺乏这两种基因,既缺乏主体能动性的动力,又缺乏逻辑反思的要求。这种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就使得我们在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至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带来一种不自觉的遮蔽性,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我们只能在一个相当表面、相当肤浅的层次,在这里那里随意选取一些适合自己固有思维框架的观点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不仅毫无内在关联和逻辑,而且由于它们往往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误解。这样一来,辩证法这种原本是生动活泼、充满生机的思维方法,竟变成了一条一条僵硬刻板的教条,或成为了某些人戏弄群众、玩弄权术的诡辩术。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