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深奥的哲学，我们应该仔细地探索哲学与美的关系，以便为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存在的自我认识，哲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明澈而宁静的认识，哲学思维具有极致性，是最深沉的思维。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技术无所不能的时代，人们在物质层面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并没有相应的精神上同样程度的自由感和满足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更应该仔细地探索哲学与美的关系，以便为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深奥的哲学，只有哲学和美学兼容的思维才能破译它。

一、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的自我认识

人类在自我对象化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把握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即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在内的科学思维方式，包含伦理思维在内的宗教思维方式以及哲学思维方式。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采用最一般的概念和逻辑形式进行理论加工而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包括概念的处理、原理的论证、方法论的讲解等。

哲学从主客体的关系中把握对象，哲学不是片断地研究主体与客体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哲学要解决的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因而它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根本特点，决定着哲学能从主客观的关系中思考和把握对象。

人类正是通过这种把自身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的方式，在一定距离之外来批判地面对现实世界。哲学这种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的方式，使自己与现实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人们在看现实世界的时候，觉得它充满了诱惑，你永远有所得，也永远无所得，引导你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入梦，不断地前行，不断地开拓道路，不断地在探索中升华自己。距离产生美，人与世界的距离带给人们对世界感受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距离为人们的自由探索提供了再创造的空间，思索常驻，生命永驻。在这种距离中，我们学会了创造，领悟到寻找精神家园的惆怅和欢愉。

哲学给予人生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并对这个整体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切的分析，凡此种种，使我们看到了宇宙人生中的浑然天成、融洽无间。杂合中的统一，展示了宇宙在对立统一中的和谐，无论是深沉敏锐的概念分析还是痛快淋漓的哲理阐述，以及蕴藏无限机趣的逻辑推理，都给人以畅达、抚慰的美感。它告诉人们：你们可以安身立命，斡运大化，进而生生不息了。

二、哲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

哲学是人类最高形式的智力探索，是由一个个“?”号组成的，什么时候哲学没有问题，哲学也就终止了生命。问题永存，哲学永存。“为什么”是哲学生存的方式，也是人类智能发展的惟一方式。

哲学不是一种完成态的静观知识，它是一个不断跃进和提升智能的动态过程，是一种“爱智能”的运动。爱智能，是所有哲学的共同家园。“哲学的真谛是寻求真理，而不是真理，”哲学永远在路上。

探索中，激情为沉重的思绪所代替，跌倒了，爬起来，人性的冲动在痛苦的重压下变得更为迫切，对问题情境的破解使人生披上了悲壮而又怆然的色彩。这种悲壮美是贯穿人生始终的永恒过程。对事物的哲学探索之所以美好，还因为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发现是指经过研究、探索、看到或找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任何一个发现，即使是天才的发现，如果把发现之前的各种推理、假设都记录下来，那么，废料和各种各样的愚蠢荒谬的推断数量之多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而发现的魅力也正在这里。当我们用严谨的思维、刻苦的冥想对这些“废料”、“推断”进行筛选，当我们在这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皓首穷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惊喜。

三、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明澈而宁静的认识

关于哲学，哲学家们说法各异，但无论如何，哲学总是与人类对于自身的根本困境、对于生存意义的深刻思考密切相关。哲学的内容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它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哲学思维把人类自身的认识作为对象，对自身的认识进行再认识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哲学反思，反思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更纯化的形态上对主客体的关系的再思考，将自己获得的关于对象的认识升华到抽象的理论形态，进而形成思维中的纯观念体系。哲学思维以认识本身为对象所形成的理论中，包括了认识论。这说明，哲学不仅要思考外在的东西，也要思考内在的东西，还要思考内在东西与外在东西的关系。超级秘书网

四、哲学思维具有极致性，是最深沉的思维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超级秘书网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桂林等，《的哲学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报，2008年四月

[2]芦建英，张金萍《哲学思维方法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第3篇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

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

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分析的天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

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

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

什么是“可说的”？

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什么是“不可说的”？

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

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

“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

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

于是：

“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

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

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

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

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

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

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

二、乡村教师

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

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

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

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

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我和萨特一起为人类的自由呐喊，和尼采一起感受“上帝死了”对西方心灵造成的巨大震撼，和加缪一起思考人生的荒谬与永恒的“存在之谜”，和弗洛伊德一起向人性深处最隐秘的角落开掘……我讲述着公元前800-600年，那个被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那个诞生了佛陀、耶酥、穆罕默德、孔子、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使无数世纪的人类心灵沐浴它的绚烂与壮丽……我深陷于自己的激情不能自拔，以至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我渴望与年轻的心灵对话，因为我深知，智慧的交流与碰撞如同电光石火，是人类思想保持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台下一个声音悠悠响起：

“老师，请问考试怎么考？”

我的脑袋突然出现空白，我一下从天堂跌落到地狱，我的自尊和自信一瞬间被彻底击垮。

据维特根斯坦说，在剑桥的讲台上，有一天，他脑袋里突然出现空白，面对学生，他突然感到无话可说。

那么，当他来到偏远的乡村，面对那些嫩稚单纯、未被世俗污染的孩童，他是否由衷感到了灵魂的安宁与幸福？

我深深理解维特根斯坦。

三、“反哲学”的哲学家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生涯，不仅抚慰了他那颗浮躁的灵魂，而且他对哲学也有了新的体认。

他重返哲学的王国。而这一次，他是以彻底“反哲学”的斗士的姿态出现在哲学舞台上。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古典还是现代，我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后期维特根斯坦那样如此极端的反对哲学、并强烈要求取消哲学的“哲学家”。

“哲学是我们的理智冲撞语言的界限留下的肿块。”

“哲学在于语言的误用”，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的结果。

“什么是哲学？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

“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

维特根斯坦如是说。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本不该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的出现是哲学家误用了我们的日常语言，

说了不该说的话。是典型的庸人自扰，甚至是一种病态，是哲学家“神志昏迷”与“理智痉挛”。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一个人搞哲学的时候，让他停下来，对他进行“治疗”，让他从语言的误用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上来。这样，哲学问题就消除了，哲学家的病也就治好了。“不要想，而要看！”维特根斯坦号召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迷雾中迷途知返，回到清楚明白、单纯简洁的日常生活的世界里来。

这是对人类哲学与人类文化的彻底“解构”，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

就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不到20年，利奥塔发表了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运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语言游戏”的概念“解构”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事”，他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从此，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哲学家用以“解构”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万能武器”。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中，无论是利奥塔、福柯还是德里达，其“解构”的锋芒几乎指向每一个被“现代性”浸染的领域，却惟独对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情有独钟，尊他们为“后现代”思想的先驱和鼻祖……

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在其著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中，不仅将维特根斯坦与德里达相提并论，而且富有创见性的认为，西方思想的危机经历了三个阶段：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体认到的是西方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映的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西方文化的危机已经病入膏肓，深入骨髓，浸透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这是对深深浸淫于启蒙主义“现代性”西方社会的警世危言——和尼采一样，维特根斯坦来的太早了！

四、代“后记”：Heal博士、罗素与维特根斯坦

1998年，一个酷暑难当的盛夏，“中、英、澳哲学暑期学院”在北京某高校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此学院的创立与享有盛誉的英国哲学大师A.J.艾耶尔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位与石里克、罗素、卡尔纳普等共同开创了逻辑实证主义，从而扭转了20世纪哲学发展方向的哲人，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基金，开办一所哲学学院，用于培训有志于科学哲学事业的中国学人，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学院每年暑假在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开办一届，为期一个月，它实质上为中西学人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砥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论坛。走进学院礼堂时，我在过道墙壁上悬挂着的艾耶尔的巨幅画像前停下脚步，久久瞻仰着这位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哲学大师，崇敬仰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

本期哲学的讨论主题正好是维特根斯坦。这也是我恭逢盛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在20世纪的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是吸引我兴趣最为长久而又最令我困惑不解的人物。维特根斯坦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或者漩涡，我刚刚一接触便被一股强大的吸力身不由己的卷入进去，无力自拔。记得《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颜回对孔圣人的评价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西方圣哲维特根斯坦所给我的就是这种奇异的感觉。

在同一个研讨班的有北京大学的韩林合博士，当时他那本数十万字的《维特根斯坦之路》刚刚出版；前面曾提到过的中国社科院的江怡博士，他还是国内一本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的作者。那本传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序言”中的一个奇特而新颖的比喻：维特根斯坦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追求浪漫传奇生活的“西部牛仔”，犹如曾经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中的那个摄影师罗伯特·金！初读这个奇特的比喻时，我心头一震，几乎对江怡博士大胆的想象力佩服到五体投地！

英国方面担任本次主讲的是来自牛津大学的Heal博士，Heal女士年届不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哲学女博士开朗、热情，一头齐耳短发，有较重的苏格兰口音。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虔诚和执着令人感动。也许，作为一名女性，选择哲学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即使在观念开放的西方，也注定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勇气和艰辛吧。

美国哲学史家M.怀特把20世纪的哲学史形象地描述为“狐狸”与“刺猬”斗争的历史。所谓“狐狸”，是指注重感性经验和细节分析的英美哲学家，如逻辑实证主义与语言分析学派；而“刺猬”，则是指热衷建立宏伟体系、崇尚综合方法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以及20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

惟独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奇特的例外。他兼有“狐狸”与“刺猬”两种文化传统的气质，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沟通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

如照此划分法，Heal博士无疑应该是一只擅长逻辑与分析技术的典型的英国“狐狸”。果然，她对哲学范畴的精确分析与对哲学命题的缜密演绎，其技巧的熟练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交流和对话仍然是艰难和充满阻碍的。这种障碍并不在于语言，我想，也许是源于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各自心目中维特根斯坦形象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以至难以弥合。

我一直认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解构”以及那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思维与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有着天然的沟通。维特根斯坦曾经比喻说，一个搞哲学的人，仿佛被困在房子里走不出去。他想从窗户爬出去，可窗户太高；他想从烟筒钻出去，可烟筒太窄。可只要他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原来大门是一直敞开着的！这使我想到中国诗僧神赞的“咏蜂诗”：

空门不肯出

投窗亦大痴

百年钻故纸

何日出头时

连所用的比喻都惊人的相似！难怪维特根斯坦抱怨西方人无法理解他的著作，原来这位哲学大师更接近东方禅宗的精神世界！

而这点对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长大的Heal博士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而我又无法把那首禅诗毫无损失的翻译给她。结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Heal博士仍然无奈的摊开双手，她承认，中国禅宗的神秘思维对她来说简直不可理喻（inaccessible）！

谈维特根斯坦当然离不开罗素。Heal博士从那个著名的“罗素悖论”巧妙切入正题。维特根斯坦比罗素小17岁，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但二人关系的这段“蜜月时期”没有维持多久便很快反目。两人关系从亲密到最终破裂一直是人们深感兴趣的话题。Heal博士将之归结为两人性格气质的差异与学术观点的分歧，而我则执着的认为，是两位思想家对自己的时代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罗素是外向的，反抗的，几乎20世纪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罗素的身影；而维特根斯坦是内敛的，忧郁的，他将时代的冲突与矛盾移植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忍受着痛苦的人格分裂与情感煎熬。超级秘书网

我对罗素这位20世纪的智者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对他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因为他是引领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大学本科时，我躲在蚊帐里，借着手电筒的亮光阅读他的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生动幽默的语言，睿智的点评以及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让我心旷神怡，叹为观止。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哲学的世界竟是如此的神奇诱人。一个年轻幼稚而又好奇的学生，从此一步步进入哲学那神圣的殿堂。

如今，在暑期哲学学院提供的简陋的单人宿舍里，在银白色的日光灯下，我斜靠在床上，再次翻开罗素的传记：

1915年，罗素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政府宣判为有罪，并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解除了教职；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获奖演说的题目别具一格：“重要的政治愿望是什么？”他借这个重要的讲坛呼吁世界和平；

1955年，罗素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号召东西方科学家召开一次世界性会议，共同讨论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应付人类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而面临的危机；

1961年9月，89岁高龄的罗素因组织群众在空军总部和国防部门前静坐示威而被法庭判处一周的监禁；

1963年，罗素与法国哲学家萨特一起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总统约翰逊、国防部长及国务卿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

1970年2月2日，罗素与世长辞。就在逝世的前几天，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我合上书本，轻轻披衣下床，来到校园空旷的操场。此刻，万籁俱寂，夏夜的天空繁星闪烁，清风送来阵阵舒爽的凉意。我的思绪仍然无法停止。当罗素这个人类和平的斗士在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而奔波，而操劳，而呼号的时候，他昔日的朋友和学生维特根斯坦却正在战火纷飞中孜孜不倦的构思着世界的本体。难道他对生灵的呼号充耳不闻？血污与泪水难道没有淤塞思想家的感官？他真的把时代的苦难吞纳入自己的心胸，从而化为内心世界的冲突、煎熬与巨大张力？我前面的解释正确吗？

仰望繁星，我再次想起康德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有两件事物，我越想越引起我内心深深的战栗与惊恐：头顶的星空与人心中的道德律令。”罗素与维特根斯坦无疑是我们时代的两颗耀眼的巨星。相比之下，罗素似乎离我们更近，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感受他的喜怒哀乐，他是可感可触的具体存在；而维特根斯坦似乎离我们更加遥远，像一个梦幻的影子，无法触摸。他在无边深邃的天空永恒寂寞的燃烧，我们只能通过到达身边的微弱的光线模糊猜测他的存在……

Heal博士在暑期哲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总结再次回响我的耳边：

Wittgensteinisaparadox!（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吊诡”！）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传》，[美]巴利特著，杜丽燕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2]《存在主义》，[美]W.考夫曼编著，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3月版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第4篇

根据我国2000年出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教学大纲》）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应该用英语撰写三千至五千个单词的毕业论文，不仅“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而且要有“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毕业论文本应该是检验学生学业成绩的标尺，更是学生展示其学术能力、表达思想的平台。但是，对于教师来说，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日益成为挑战性很强的工作，因为毕业论文问题重重，集中暴露了学生学习的弱点，也反映了教学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学生的毕业论文中频繁出现语法错误。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师没有把语法讲解作为讲课重点，或者即使教师强调了语法，学生也没有充分重视。第二，学生论文中逻辑混乱，常常出现循环论证、自相矛盾等逻辑错误。条理不清，论据不足。第三，论文缺少批判性。学生往往擅长介绍某个学派或者学者的观点，却并没有提出自己对于研究对象的评价；即使有所评价，也大多是赞誉，不进行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第四，学生所写的论文题目大多是老生常谈，新意匮乏；内容陈旧，行文刻板。可见，有些毕业论文没有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提出“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的要求。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很多。从主观上讲，有的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写作重视不够，写作态度不认真。从客观上讲，课程设置亟待改进。虽然《教学大纲》规定“我们要有意识地将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机地融合在英语专业技能、英语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课程的教学中”，但是，高校几乎没有专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课程。例如，高校的英语专业并不开设逻辑课程，也不开设数学、几何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更没有其他训练思维的课程，这是造成文科学生的逻辑思维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教学大纲》明确建议开设英语国家概况、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文化入门、希腊和罗马神话、《圣经》、西方文明史等课程，但是，实际上很多高校的英语专业并没有全面开设这些课程；即使开设了其中的一些课程，也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史实，缺乏从哲学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维本质。

所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强，创新性思维更得不到培养。另外，有的高校没有开设专门的论文写作课程，致使学生不了解论文写作的规范和方法。所以，从根本上讲，论文写作的问题暴露了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别表现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等方面。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是进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逻辑思维是基础，是批判和创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的发展和升华。对于这三种思维的有效运用是提高英语论文写作的有效途径。

二、逻辑思维训练

人类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研究逻辑思维的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创立，支配着西方的逻辑观。逻辑学可以分为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学后来被归为形式逻辑，特别典型的是三段论。形式逻辑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经比较完备，是逻辑学的主体部分。“形式逻辑是关于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同时也研究一些认识现实的简单的逻辑方法。”①P8形式逻辑是一种理性认识形式，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也就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逻辑非常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其系统论述逻辑法则的著作称为《工具论》，意思是逻辑是认识的工具。近代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而把归纳逻辑视为进行科学研究和认识的工具，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与《工具论》形成鲜明对比。形式逻辑不仅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错误、进行批评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逻辑学一直在学术界备受重视。柏拉图学园禁止不懂几何者入内，强调了逻辑的重要性。在中世纪，西方学校普遍讲授的七门课程（“七艺”）中首推“逻辑学”，其它为语法、修辞、算术、音乐、几何、天文。至今，逻辑学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不仅是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而且是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逻辑学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古代即有逻辑学，当时称为名辩学，印度的古代逻辑学称为因明，又称佛家逻辑。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古代的逻辑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大多遵照西方的逻辑学。这也可以算作我国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如西方的一个深层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课程设置。目前，高校中开设逻辑课程的专业大多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院系，在外语类院校开设此课程的几乎没有。由于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从事教学、科研和商务工作，这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所以，逻辑思维的培养直接关系到英语人才培养的成败，而衡量英语人才的标准之一就是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一篇好的论文应该是思想、逻辑和文采三者的统一。思想性是论文的精髓，逻辑是保证论文的思想性、准确性的重要工具。

文采是在思想和逻辑的基础上将论文在美学上得以升华的体现。在论文写作中，逻辑具体体现在概念明确，判断恰当，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时符合逻辑规律。推理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主要体现在论证过程中。如果论证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有缺陷，整个论证就是无效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中出现的首要问题就是逻辑错误众多，集中表现为推理错误，包括以偏概全、偷换概念、自相矛盾、循环论证、转移论题、倒置因果等。例如，论据对于论点的支撑缺乏逻辑性，甚至互相矛盾。此外，学生论文的另一常见逻辑错误在于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一致性要求每一个段落只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每个章节只论述一个主题，所有章节都围绕着一个论题展开论证。但是，学生往往在一个章节中论述多个主题，而且前后矛盾。连贯性需要论文运用各种语言技巧将各个句子和段落进行有效衔接，使得语句、段落之间形成清晰的逻辑关系，从而明确地表达作者的观点。学生经常在论文中忽略语句、段落之间的连贯性，堆砌斧凿的痕迹明显，反映出其思维混乱。为了解决毕业论文中存在的诸多逻辑问题，提高论文质量，首先，学校应该开设形式逻辑课，系统地讲授逻辑知识。第二，教师应该在不同的专业课程中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适当传授逻辑知识。第三，教师应该在写作课上适当普及逻辑知识，加强旨在提高逻辑能力的写作练习。第三，教师加强英语语法操练，增强学生的语感，避免语法错误。第四，教师介绍英语与汉语在逻辑上的主要不同点，引导学生提高英语表达能力，避免中式英语。

三、批判性思维训练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很多，比较著名的是由迈克·斯克里文和理查德·保罗在1987年的第八届批判性思维与教育改革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即“批判性思维是积极地、巧妙地构想、应用、分析、综合以及/或者评估来自或者产生于观察、经验、反思、推理、或者交流之信息的理智控制过程，这是信念和行动的向导。”②理查德·保罗教授目前是卓越的批判性思维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在写作课上，特别是在毕业论文写作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非常重要。我国高校学生在写作过程中最常见的错误是只介绍相关理论和理论家的观点，缺乏对他人观点的评价，更缺少批判性。例如，在“文献综述”部分，仅仅列出已经出现的相关成果，没有进行评价；在论证过程中，只是介绍相关思想家的观点，缺乏批判。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尊敬前辈，敬畏权威，学者不敢提出否定意见，而且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缺乏追根溯源的求证精神，所以批判性思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在西方，批判性思维自古希腊时代开始，具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促使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论文写作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实际上是两个过程：先“破”后“立”。首先是对于论文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的结论的怀疑、质疑，也就是对其进行分析、推断、解释、评价，以便发现其错误和有待改进之处。然后，重要的是能够雄辩有力、全面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论据加以推理、证明，以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对于已经进行的研究进行批判或者借鉴，而且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评价，提出将来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所在。

那么，学生对于前人观点的分析、批判能力从何而来呢？从后天教育的角度讲，批判性思维能力主要来自学生接受课堂教育以及在课余时间的知识积累。长期以来，批判性思维薄弱一直是英语专业学生的通病。对此，学界已经有明确的呼声，例如黄源深教授的论文“思辨缺席”③和“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论———‘思辨缺席’”④反映出，从20世纪末至今的十几年中，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薄弱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进，专业课程设置依然有不甚合理之处。笔者认为，英语专业学生的主要知识盲点是中国和西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虽然英语专业普遍开始英美文化课程，但是，并没有从哲学角度进行讲授，也鲜有涉及思维方式。

所以，高校应该打破人文学科在不同专业之间的森严壁垒，扭转外国语言文学专业与其他文史哲学科之间互不联系的局面，多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课程，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增加学生的知识深度，特别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目前，有少数外语院校已经意识到英语专业并不应该仅仅传授外语语言技能，而是应该全面传授前沿性的西方语言文学、西方思想文化知识，提高思维方式培养。例如，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西方思想方面的课程；天津外国语大学为英语专业研究生讲授西方思想文化课程，着重于传授西方思想和思维方式。为了增强英语专业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论文写作水平，教师应该在写作课教学中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多角度分析问题等理性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例如，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提出某一个论题，先把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在小组内采取交际法，让每个小组就此论题展开讨论之后提出尽可能多的不同见解。然后，采取师生互动的方式。每组组长代表小组发言，教师进行质疑，其他同学也可以回应，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激发批判思维。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启发学生进行科研，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科研兴趣，从而提出创新性的观点。

四、创造性思维训练

创造性思维往往是神秘莫测，引人遐想。对于什么是创造性，也是众说纷纭。中世纪的德意志神学家马丁·路德认为“创造就是总做新事情”，强调创造是一种行为。现今，约翰·阿代尔认为“创造性是心灵和精神的能力，使我们表面上从无创造出一些有用的、有序的、美丽的或者重要的东西。”⑤P8这里的“创造”主要指心灵所具有的分析、综合和评价的能力。创造性思维与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创造性思维基于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即在批判性思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创新而独特的观点。批判和创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批判就没有创造，而没有创造的批判也是无益的。戴维斯-西弗（Davis-Seaver）就认为“它（批判性思维）是创造性思维过程的一部分，创造性思维分析并评估创造过程产生的结果的适当性和逻辑性。”⑥P9-10创造性思维在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非常重要，其价值不一而足，在论文写作中也是如此。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区别。教师在指导学生的英语论文写作过程中，应该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创造与批判的相同之处在于，都追求真理，实事求是，采取科学的方法论，不畏权威，不拘泥于教条，旨在产生新的观点和思想。而不同之处在于，批判着重于对前人成果的否定和修正，而创新虽然也研究前辈的成果，但着重于创造新事物。因此，在写作中，批判精神体现于注重对前辈成果的分析、评价、修改和补充。而创新性思维体现于大胆地列出自己新颖的研究方法、设想、过程和结果，采取开放的思想，以广纳百川的胸襟进行科学研究。另外，有很多类型的创造性属于非逻辑思维，类似于钱学森提出的形象（直感）思维、灵感（顿悟）思维（另一思维形式是逻辑思维）。⑦P16-17这些非逻辑思维，例如意象、想象、直觉等在论文写作的构思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人们熟知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论文写作中，意象是比喻、拟人、举隅法等多种修辞方法的来源。想象力是人的心灵将观念进行排列、组合甚至从无中进行创造的重要能力。直觉思维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感性的，其来源不为人的理性所知，却是创造性的重要源泉。为了培养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创造性，首先，高校应该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四十条规定，“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⑧这是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权利，也是义务。高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只有尊重学术自由，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的人，而不是作为手段的人。只有尊重学术自由，才能使教师和学生追求真理，各抒己见，激发创造性思维，保证写作中的创新性。只有尊重学术自由，才能使师生踊跃地发表创新性成果，形成良性互动和竞争的氛围，从而促进学术进步和社会繁荣。

激发学生在论文写作中的创造性思维有赖于教师采取合理的授课方式和指导。第一，教师应该采取学生讨论、师生互动的授课方式，营造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教学环境，这有助于学生克服教师权威产生的心理障碍，从而发挥创造潜能。第二，教师在授课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丰富的知识是创造性的源泉。第三，教师在课堂鼓励学生进行开放式的、发散的、多元的思考方式，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正如瓦基勒（Vakil）指出，寻求“刻板规则和固定解释”⑨的思维模式有时并不恰当。第四，教师在写作课中应该强调论文中语言表达的生动性，尤其是借助对比、对照、引用、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方法，使论文富有感染力，色彩斑斓。即使是论文中的论证，也可以适当地使用富于感情的形象化的语言，简练却又有力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论文应该长短相宜，避免冗长，正如《庄子》所言：“凫胫虽短，续之则悲；鹤胫虽长，断之则哀。”深入浅出，切忌矫揉造作，佶屈聱牙。第五，鼓励学生接触大自然，从生活经验中汲取创作的灵感。

五、结语

哲学思维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一、文字、思维、文化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是在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凸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以西方乃至印度的学术思想为背景探讨这个问题。一、文字、思维、文化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二、哲学与宗教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三、形上学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参考文献[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版。[6]《明儒学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