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1.1护士与医生和管理人员的关系护士A卷的调查结果见表3，可见护士与医生的关系要好于与管理人员的关系。通过对B卷的分类整理，影响护士和管理人员关系的调查结果见表4。护士与医生和管理人员的接触主要分为工作接触和业余生活接触两方面，在日常工作中，护士与医生常年奋战在医疗第一线，且多项工作需要两者协作完成，在工作中彼此较为了解。而管理人员从事的工作多为幕后工作，护士与管理人员接触机会非常少；在业余生活沟通方面，护士的职业以女性成员为主体，女性在为人处世方面要弱于男性，更减少了与管理人员接触的机会，因此护士与管理人员的关系要弱于与医生的关系。原则上说护士与医生是协作的关系。但在实际工作中，医护由于年龄、学历的原因，在相互协作的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简单的可以说是协作与管理并存。与之相比，护士与管理人员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要远远大于协作关系，如以护理管理工作为例，医院护理部普通的人员实际上与护士长级别相当，完全是管理人员的角色。这样在日常的接触中，等级差异拉开了护士与管理人员的距离。

1.2管理人员与医生和护士的关系管理人员A卷的调查结果见表5。可见管理人员与医生的关系要远远好于与护士的关系。通过对B卷的分类整理，影响管理人员和护士关系的调查结果见表6。与前文影响医生与护士的关系相同，聘用关系、年龄差距和性别因素仍然是影响管理人员与护士关系的三大主因，再加上接触机会较少等原因，使管理人员与护士的关系并不理想。具体原因在上文已经详细论述，在此就不多赘述。

2解决方法

2.1提高弱势群体的待遇根据分析护士完全处于医院人脉关系的弱势地位，其根源就在于聘用关系以临时聘用为主，因此医院应从以下两种途径入手，提高护士在医院地位。首先建立合理的编制考核体系，如每年在全院范围组织编制考试，对考核优秀的护士给予编制，从而为护士打造一个公平的选拨环境；其次按护士工作年限，给予相应的待遇。如护士工作满5年，按在编人员平均工资的80%发放，若工作满10年，则赋予护士与在编人员相同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以此提高护士工作的动力，延长护士的服务年限，这样随着护士年龄的增长，护士与医生和管理人员的沟通的代沟将随之消失。

2.2创造良好的沟通的机会在工作中，管理人员与护士、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人员以管理者自居，其实管理人员在医护中并不创造价值，工作中更多时候的应该是扮演服务者的角色。目前很多领域的管理人员将主动式服务替代了原有的被动式管理的模式，如以信息科为例，以往医护人员有需求时，需要多次与信息科人员沟通和联系，才有可能获取到所需的信息，医护人员用于被动服务的时间越长，在日常工作方面也就花费的时间和经历也就越少，相应创造的经济收益也就越少，最终影响的是医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利益。但主动式服务与此有本质不同，信息科工作人员主动的到各个科室了解其需求，医护人员足不出科的就可以享受管理人员带来的便捷。可见服务模式的转变，不仅增加了管理人员与医护接触的机会，更为医院创造了和谐工作氛围。同理，医院人事科的人事管理、科教科的科研管理等很多部门都可以采取主动的服务模式，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在业余生活中，医院也要尽可能的增加管理人员与其他人员尤其是护士接触的机会，如组织联谊晚会、趣味运动会等，为工作人员的沟通创造条件。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儒学是一套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中又以“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维方式，探求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机制。李真这位政坛上耀眼的新星何以堕落成特大经济犯罪分子，是因为他没有遵循儒家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利用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的特殊身份和政治投机手段，到处拉关系，结同盟，使自己用不到十年的时间从一名普通干部迅速升迁至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成为河北省国税局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与此同时，他还先后与吴庆五、张铁李国庭、卢鹰等人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吞没巨额国有资产。李真利用秘书这个特殊岗位拉帮结派、违法乱纪，释放了远远大于他职务的能量。36岁就走上了正厅领导岗位的李真，被列入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双料后备干部。然而，这位政坛上耀眼的新星何以堕落成特大经济犯罪分子，本文试图借鉴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对李真的畸形人际关系做一番透视。

1多行不义必自毙

义，作为道德的范畴和理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笔珍贵的财富。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是必须和其他人共同合作，结成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谋生、求发展，在群体中，如何调节自己的行为活动，以便和其他人友好合作，和整个群体和谐相处，这对每个人来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1995年1月28日，中央某领导收到一署名为“群众”的来信，信中反映河北省委办公厅李真收受他人一部日产凌志400型黑色豪华轿车，为其妻杨某非法办理新加坡移民手续。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一手遮天。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一般，他为自己配备了3个秘书、2个女服务员和一位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孔子反复强调，“君子义以为上”，“义”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捍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该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人生中的崇高价值、庄严境界，也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把“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标准，并加以倡导。其实这正是善与恶的分水岭，当你奉行这一标准的时候，你是善良的；反之，就不免于恶名，为社会所不齿。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对道德伦理时间观察中得出的经验之谈。惩恶扬善，应该看做社会自身具有的机制，要不，社会文明何以昌达？社会进步何以不可阻遏？

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李真当上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刚刚半年，就伙同吴庆五、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张铁梦，侵吞巨额国有资财。据记者从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2.23”专案组了解到，根据李真一案牵扯出来的线索，专案组在长达2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共查处经济犯罪案47案47人，其中涉及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14人。君子很注重个人的德行修养，并且是德行高尚的人。而小人则是只贪个人私利，追求小利的人。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君子要从根本上去修养孝悌之道，先要立德。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士；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朱熹注：“怀德，谓存其固的之善；怀士，谓溺其所处之安；怀刑，谓畏法，怀惠，谓贪利。君子与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即君子注重道德的修养，是自己的行为合乎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小人只贪图个人的享乐，生活的安逸，而不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君子遵纪守法；小人贪利而犯法。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还在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君子和小人的价值追求是如此之不同。

3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

君子坦荡荡，才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抛弃虚假的自尊和虚荣，把精力和时间真正用在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上。李真的祖籍是山西省大同市，1962年5月29日，他出生塞外山城张家楼市。1979年9月，他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在张家口柴沟堡师范学院举办的大专师资班。两年后，他被分配到鹿某县中学担任物理教员。他厌倦枯燥无味的教师工作，后在家人的帮助下，1982年3月他调入了张家口市某研究所。依仗着父亲的关系，很快他介绍李真到已经退居领导岗位的一位军界高级将领家里党生活秘书。在老将军家中当秘书期间，颇有心计的他结识了许多在职的党政军界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和秘书，虽然他职低位卑，但他恭谦有礼，给这些同龄人留下了好的印象，也为他今后在北京和河北政界的发展打下了伏笔。1989年，李真回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发展。自我意识障碍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大的心理障碍，在生活中无需太在意自己是否会成为中心人物。边缘有边缘的美丽，中心有中心的苦恼。又何须“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边缘与中心，本来就是相对的，就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庄子所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儒学是一套以“仁爱”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其中又以“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思维方式，探求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机制。“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克己自律意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尔达人”的助人利他观念：“不为己甚”，不走极端的“中庸”思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反躬自省”态度：“主忠信”与“互敬互爱”（“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的道德自觉以及“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等等。其终极目标无非是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知识共享因素分析知识管理

知识共享作为知识管理的核心成为研究的焦点，而教师知识共享对于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则是不竭的动力。信息技术的引入为此提供r更为便捷的技术支持，但是，技术的引入并没有使教师的知识管理和共享有飞速的发展。对于教师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教师为什么要进行知识共享?教师在网络内知识共享的因素是什么?因此，探究影响教师知识共享有关的能力、技术、动机因素对于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通过访谈，了解教师知识分享状况，包括教师知识分享的现况、内容、动机、障碍等等。初步了解学校组织对教师知识分享影响情况，计划从组织文化、行政领导、信息科技、团队机制四方面进行分析。

本研究拟设讣问卷进行施测，利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分析知识分享的现转和影响因素。问卷包括三部分：

(一)基本数据表：教师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教龄等资料；学校背景资料，包括：中学、小学等方面。

(二)教师知识分享量表：针对知识分享的访谈，整理出教师知识分享量表设计架构：“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意愿”三层面。其中“知识分享需求”从知识接受者的角度思考，以求知欲、兴趣、问题解决、个人成长为设计主轴；“知识分亭意愿”从知识拥有者的角度思考，以人际关系、成就感、利他为没计主轴；“知识分享行为”同时由知识接受者与知识拥有者的的角度思考，以分享个人知识、分享学习知识、促进学习动机为设计主轴。项目评估分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尚町”、“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项目，分别给予1分到5分，最后再将所有项目之得分作累加统计。

(三)教师知识分享影响因素问卷：根据文献调研，将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分成以下几个层面：(1)教师的信息素养、(2)个人专业知识、(3)共享的动机、(4)信息技术环境、(5)学校文化、(6)学校策略、(7)组织机构。各个项目的调查分成五个选项，分别是：“非常符合”、“比较符合”、“一般”、“太符合”、“很不符合”，分别给与1分到5分。

2研究实施与数据处理

根据文献探讨和访谈结果，编制问卷题项，形成问卷之初稿。由专家咨询以建构专家效度，增删题项，修改表述后，完成预试问卷。本文问卷编制的数据来源是青州市云门小学部分教师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删除小适切之题项，完成正试问卷。

正式问卷形成后，选取了青州市云门小学、云门双语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发出问卷140份，收回104份，剔除问题回答不清等无效问卷后，得有效问卷共98份。使用软件分析工具SPSS11．0进行分析。

2．1描述统计

对于回收的问卷首先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使用平均数、标准差、偏态与峰度进行分析，初步以了解中小学教师教师在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教师知识分享行为方面的现状。中小教师整体知识分享之平均数为3．25，标准差为0．37，其平均值落于3．02—3．75之间。数据显示中小学教师知识分享的程度一般。教师整体知识分享之分布呈现态分布，教师整体知识分享平均数的分布较为集中，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大。

在调查的三层面中，“知识分享需求”层面的调查得分最高，分数分布呈现负偏态及低阔峰，表示教师知识分享需求平均数的分布较为平均。在“知识分享意愿”层面的调查得分为3．5，分数分布呈现负偏态及高狭峰之情形，可知大部分教师知识分享意愿有比较高，并且在这个层面上教师得分平均差异较大。在“知识分享行为”层面得分平均数为3．08，较低，分数之分布呈现负偏态及高狭峰之情形。显示大部分教师知识分享行为有趋向高分之趋势，且教师在此层面的得分平均差异较大。

研究中对教师知识共享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排序，教师在“知识分享需求”层面的得分较高，而“知识分享行为”层面的得分较低。这说明教师认为有知识分享的需求，但在知识分享的行动上却较少，尤其以“知识分享行为”层面一些题目“我常设计课件与同事共享”为整个晕表的最低分；“我常将我的一些教学心得放到网上跟同事交流”得分也比较低；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教师普遍上都有知识共享的需求，共享的意愿也不低，但在行动实践上，却较少付诸实施。

2．2信度分析

在“教师知识分享量表”信度的检验上，本研究采用Cronbachca系数值来对同一构而下的题项进行内部一致性的分析，衡量其是否符合一般的信度检验要求。调查问卷的各个层面的值在0．80上下，调查表的总d值为0．83，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调查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2．3t考验

本研究为了解教师个人因素在知识分享上的差异情形，以独立样本t考验及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探讨教师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及任教年资在知识分享上之差异情形。不同性别教师在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行为三个层面以及整体表现之间的差异，均达显着水平(P<．05)，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因素对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行为显示无显着差异之状况不同。以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检定不同年龄之国小教师在知识分享之差异情形。可知，不同年龄的中小教师在知识分享整体与各层面上并无显着差异存在。

2．4组织因素与知识分享的相关

以积差相关与典型相关分析探讨教师知识分享与组织因素的整体关系与关联模式。本研究中，教师知识分享包括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及知识分享行为三个层面；组织因素则包括学校文化、学校政策、信息技术三个因素。本研究先就教师知识分享与组织因素之积差相关加以考验，结果如下所示：

由表可知，教师知识分享的知识分享需求、知识分享意愿、知识分享行为三个层面及整体教师知识分享与组织因素的学校文化、学校政策、信息技术之间的相关，均达显著水平。

2．5网络环境下影响知识共享的因素

教师知识分享影响因素问卷信度检定采用Cronbacha系数来看问卷一致性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原始构面的信度均大于0．7，表示原始构面的信度相当高。

针对网络环境下影响教师知识共享问卷的原始七个层面的37个变量进行因素分析，透过取样适合性量数(Kaiser—Meyer—Olkin，KMO)与Bartlett球型检定，根据学者Kaiser(1974)的观点，如果KMO值小于0．5时，较不宜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的KMO值为0．728，表示变项间的共同因素(Conr—motrfactor)多，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并透过最大变异数(Varimax)做直交转轴(Orthogonalrotation)，使萃取的每个共同因素不受其它共同因素干扰且便于命名，且解释变异程度也不受影响，并依Zahman&Burger(1985)建议，取特征值大于1，且各变异负荷量绝对值大于0．3以上，并能解释40％以上之变异量时，来决定因素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l的因素有6项，其累积解释变异量为72．17％，并以共同因素与变量间相关系数大于0．5来决定共同因素所包含的变项与命名，并计算出共同因素的内部信度皆在80％以上，显示精简后六个关键成功因素之信度良好，整理如：

(1)学校知识共享文化因素：学校具有相互信任的、奖励教师学习分享，并鼓励建立知识社群，彼此讨论分享与促成员工成长学习。

(2)教师知识共享的动机因素：确认知识共享对学校的重要性以及对教师知识共享行为的认可。

(3)学校信息技术环境因素：学校的信息技术条件是知识共享的前提，校园网的建设应注重资源的有序，便于查找，为教师个人信息的提供良好的知识管理界面和平台。

(4)教师的个人专业知识冈素：教师的专业实践知识足通过不断总结反思获得的，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才便于共享。

(5)知识共享的学校策略因素：学校的政策因素是指学校通过引导，奖励等措施促使教师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

(6)信息素养因素：学校通过培训等形式提高教师掌握利用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和信息素养，提高个人知识管理的水平。

3结论与建议

3．1教师知识共享的现状

教师知识共享的现状的访谈情况反映出教师对于知识的共享都持有肯定的态度，认为知识共享有利于教师的自我专业成长，但同时表示，在网络环境下很少将知识分享付诸实践。原因基本上分为两类：一是工作的压力大，时间长；另一个是认为自己不太善于知识分享，对于繁琐的日常教学工作不知道是否应该值得与人共享。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小学教师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识分享需求，然知识分享行为则较低。

关于利用网络的“教师分享的知识内容”的调查结果而言，发现教师知识分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有关教学知识分享内容，则包括试卷、教学课件、教学知识等方面，且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知识之分享频率最高。

本研究调查发现，“知识分享的动机”主要集中在“兴趣”方面，部分教师对教学研究有兴趣因而有知识分享的需求，因而知识分享的参与度和吸收度比较高。同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也是教师参与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分享的意愿调查中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是知识共享的前提，知识共享是一个拓展“人际关系”的媒介，也是一个促进的手段。

3．2对学校的建议——推广知识共享的理念和互信合作的学校文化

研究发现知识分享的状况基本良好，但是在教师的知识共享的意愿、需求、行动方面存在的差异提示我们知识分享的在提升尚有努力的空间。学校要提倡知识分享观念是关键，虽然总体而言教师对知识分享持肯定的态度，然而，如何让意愿转变为具体的行为，需要教师更深刻理解知识分享的目的、方法与优点。学校必须了解知识分享的内容、方式和障碍，并需要制定措施使知识分享融人教师日常工作中。

学校教师之间的信任程度是教师知识分享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教师之间的瓦动过程中，促使其愿不愿意与对方分享的最主要因素乃源于双方的信任关系。因此，学校需要营造一种互信、协作的文化氛围，在这种互信合作的文化中，将更有助于教师的知识共享。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劳动交换背后的“意义”生产与文化批评。“文化批评”在本文中主要是从批评与反思这一意义上来说的。原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文化批评”主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而言。即当学者研究他文化之后针对本文化的一种批评性反思，或称“批评中自我成长”的理解过程。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科学地验证”之后所进行的“验证科学”。本文中的“文化批评”意指生活者运用所处社会的知识与经验来批评和评价人的行为过程。正如本文中所涉及的那样，在“文化批评”中，“自我”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而是被认知的客体，而且它同样具备“文化批评”的反思能力。围绕财富的交换过程也是实现其批评价值的过程，人的社会价值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文化所定义，那在杨家沟村民中，这种劳动交换背后会涉及什么样的人情和回报，又会怎样形成文化批评，并由此建立人际关系网络呢？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

“伙种”以劳动和生产资料为交换内容，不以实际意义上的土地合并为条件且平分劳动成果，使“伙种”容易从家庭经济中向外延发展，建立在相好的伙伴、两个家庭之间的信赖关系之上。但向外延发展的条件是人际关系和人文条件，这样一来，用人是否得当往往又是这种交换关系的重要变数。如果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除了互惠意义上的关系以外，还多了一层提供来源者的希望和承受者的责任的含义，因此它又为双方的感情积累提供了可能；换言之，劳动的过程，同时又是生产意义的过程。由此可见，在这种利益平分交易的背后存在着家族纽带和朋友之间在情感上的积累。它的成败不但影响着双方的互惠关系，而且还给双方的信赖程度带来影响。“伙栈”在家庭成员内部是表现为义务的非经济现象，在外部是表现为利润分成的经济现象，虽然有所差异，但其背后隐藏的劳动关系却是同质的。换言之，在利润分成问题上不履行诺言如同在家庭经济中儿子不履行义务一样，都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失职，并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反过来，严格地遵守诺言，忠实地履行义务，在文化批评的意义上会获得积极的评价。

“变工”不仅仅是简单的所谓的“互通有无”。这只是一种交换行为上的浅显的表象。同样内容的交换，他会选择盲人吹手而不是同样拥有毛驴的“李四”，但选择盲人吹手并不意味同样可以选择“李四”，因为，人们在劳动全过程中对人情世故的知识性判断构成了具体交换是否成立的重要前提，并非只是功能上的需要才产生交换。在可以进行交换的诸多同类的对象之中，他相信选择与盲人吹手的劳动交换是最优的选择，这种自信并非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是”，这是在他们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经过反复交往而实现的一种相互关系中的自信心，是双方共同建构的一种信赖。“变工”是组成一个为了具体生产的劳动小组，它除了物质上的条件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劳动技巧、人品、能力等方面是否“合得来”，即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同时获得经验性证明。对一个具体人来说，这种经验性证明在没有特别情感危机的情况下，一般采用既定的信赖资源，不愿意随便换人，而侧重于它的延续性。虽说“变工”是多用于农忙时节的短期劳动交换行为，但如果考虑人们采用既存的人际关系来进行“变工”的因素，它又是一种长期的周期性合作。人们习惯上还是在一定的感情积累的基础上选择交换对象。“变工”的交换方式与当地的农业生态紧密相关，它随着农业生产季节的忙闲常常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这种结合不仅在家族成员之间比较普遍，而且广泛地被运用于非血缘关系的农家之间，所以，它是一种家庭经济关系向外延伸的结果。这里重要的是，对农家来说，“变工”的目的是为了顺利完成农业生产，为了这一次性的组合，双方有相互选择的自由。所以，包括盲人吹手在内，杨家沟村的农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格外地注重人际关系。从这一点来看，“变工”的双方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形式上的组合，而且它将产生诸如信用、感情等意义上的判断，这种判断同样制约着劳动的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换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样。

至于“帮工”，尤其像杨家沟修建窑洞这样一个大型工程来说，它所动用的是劳动交换的双方既存的资源，其中也包括间接的人缘，与前面几种劳动交换形式相比，“帮工”的量化程度更加模糊，而且交换双方的前期积累更为复杂，如主人在以往的劳动交换中积累下来的人情关系，互助关系等，这些积累均构成了交换能否成立的基本条件，“帮工”是建立在一定人缘基础之上的又一个层面上的交换行为。在这种集体的大的劳动中，人们从人情伦理的遵循、人际网络的培养等考虑中选择是否帮工、还工，而从上述这几种劳动交换的整个过程及事后的回顾中，又充满了文化批评，在这种文化批评中，某人在本村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也得以体现。

二、文化批评的结果：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社会价值的实现

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006－07

近年来，虽然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题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被屡屡提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多次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作为重点课题予以推出，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尽管陆续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尚未创立出一个可与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和依附理论比肩，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分布中所占的比例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这的确令人遗憾甚至是尴尬。至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学者认为，除了文化、语言和知识积累等问题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什么才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清楚。而在本文看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为什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上或者很不到位，或者很不准确。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的需要，还是基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需要，抑或是基于改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状况的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推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

学术发展史表明，理论范式问的竞争对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的整体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理论范式的多样化，没有各种理论范式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平等的对话、深入的辩难，要想取得理论研究的整体和实质性的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而言，广为流传并起主导作用的是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一些美国学者甚至直言：“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不少中国学者则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美国霸权”问题，并呼吁予以纠正。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无论如何，任由这种状况存在，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整体进步并不有利。

应当承认，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包含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否认或忽视这一点，并因此而排斥对这些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不是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即使是广受追捧的主流理论也是如此。这可以从不同理论群的内部争论和外部批判、从它们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很明显地看出来。否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其主流理论存在的种种缺陷，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与空间。因此，运用正确的方法，系统而深入地剖析这些理论，弥补其缺陷，矫正其错误，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发展进而实现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进步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尽管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不同范式间的争论和批判――特别是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深刻质疑和严厉批判――可以起到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主流理论在激烈论战之后日益趋同的现象，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对话在短暂勃兴之后的式微，使得人们必须寻找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整体发展、国际关系学科整体进步的更具持久性的动力。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担当这一角色。形成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解释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预见性和实践过程中存在许多缺陷和失误”，尽管“20世纪末的历史多次否认了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抽象认识”，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州”。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欧美学者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尼思・汤普森明确地把马克思列为16位“国际思想之父”之一。马丁・格里菲斯(Martin Griffiths)则把列宁列为国际关系学科的50位关键思想家(key thinker)之一。克努成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可能是有关20世纪国际政治的最有影响的著作”。马丁・怀特(Martin Wight)、约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S.Goldstein)、迈克・多伊尔(Michael W.Doyle)等则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或理论范式之一。不仅如此，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批判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国际关系学科重要分支的诞生和成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一起成为该分支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之一。这些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对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公认的贡献。安德烈・杰努斯(Andrew C.Janos)曾这样评价沃勒斯坦：他的研究“是一个充满艰辛探索的典范”，他“通过总结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国际收入的不平等放入历史的视野之中”，其中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阐述充满了真知灼见。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也曾发挥过建设性的作用。通观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演进史，我们可以发现，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的不少主流学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开了学理意义上的对话，甚至直接采用后者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例如，现实主义的奠基人爱德华・卡尔在《20年危机》一书中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并予以充分肯定。在卡尔之后，另一位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也与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就帝国主义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学理对话。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虽然对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这一理论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t)的最佳案例。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尽管明确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畴，但也承认他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以至于建构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持有“结

构马克思主义”的假定。温特本人在明尼苏达大学读书期间曾“认真研究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的(dependency theory)，并以这一理论为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进入该校的研究生院后，温特深受以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教授的影响。上述学术经历对温特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探讨霍布斯无政府结构所产生的四种“趋势”时，温特特意说明他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趋势”问题的理解。

上述种种状况实际上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而整个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无法规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绕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不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正常的学理对话，是无法形成真正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而刻意排斥或者漠视、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势必大大弱化国际关系理论乃至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动力。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且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有着独特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在当今世界体系中有着根本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要彻底改变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有效维护和进一步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有一整套系统的、具备“独立自主”品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具体体现为有自己的核心问题、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判断。――这就是一些中国学者念兹在兹的“中国学派”，或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那些源于欧美特殊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需求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能成为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的，它们至多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学理论证。而要形成“中国学派”，除了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丰富外交实践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是其主要的思想资源。这与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与主导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战略和对外行为的指导思想方面深深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叶自成在对的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马克思、列宁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激进革命意识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外交思想、本人务实的外交实践，构成了外交哲学和外交思想的三大来源。克努成也发现，在延安时期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受到了巨大影响。虽然在著述中“几乎没有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两位思想家所采用的“辩证法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列宁的理论帮助理解了西方干预中国事务的原因”，“列宁关于战争的评论”也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牛军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而且那些原则的影响必定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在上述指导原则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只要对照《外交文选》中收录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邓小平，虽然他谦称自己“读的书并不多”，并且坚决反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的立场，但他始终“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尽管他的外交思想的内容、风格与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比更少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他对“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强调和坚守，他的世界主义取向，他对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安全、人权与等关系的论断，他对世界新秩序基础的阐述，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无不体现出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

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理念。在探讨这一理念的思想渊源时，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将焦点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该理念是中国特有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延伸和体现。但这一思路和观点在历史逻辑上是有明显缺陷的。它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1949年以前的中国数个封建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确采取过征伐行为，而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无一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包括“和合文化”――作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因此，在本文看来，当代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提出并切实地践履和谐世界理念，其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人类不同群体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不能通过做二战时的“德国梦”、二战后的“美国梦”这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崛起，而效仿“苏联梦”则是殷鉴不远，且是中国领导人一直警觉并竭力避免的。

总之，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决定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进而言之，只要我们做的是“中国梦”，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独特的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是应有之意。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进而增强其解释力和吸引力

发展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中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作为这一宏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身自然也需要发展，需要完善。首先，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确面临着不同的形势，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和解读具有时代、地域乃至个人的多重局限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根据时代特点和客观需要的变化，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使之与时俱进，解释力、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样十分自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唯物辩证法已经反复告诫人们：“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

上”。应当“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那种期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关系现实的臆想，实质上是基于对该理论的不恰当推崇而赋予了它根本无力完成也不打算完成的任务。这样做，既给了他们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了他们过多的侮辱。至于那些基于偏见而产生的种种苛求，则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其次，从理论自身形态看，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系统性、规范性方面的确存在不少问题。这与该理论的建构状态直接相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根本使命在于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制定资本主义制度的行动纲领，以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研究国际关系并不是他们全部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他们没有刻意地去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相比，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们更是将主要精力和智慧放在了实践层面上，理论工作只是其繁重事务的很小一部分。尽管这些政治领袖中不乏具有出色的理论素养、极大的理论兴趣之士，他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判断也不乏深刻、独到之处，但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衡量，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总体来说，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前理论形态存在的各种思想、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话语特色。而语言哲学告诉我们，表达的主体、表达的语境、表达的目的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语词和语句的选择。即使话语的实际意义相同，表达主体使用的语词和语句可能根本不一样。所以，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两者的差异仍是非常明显的。一般而言，学术话语比政治话语更为规范。

最后，从纯粹学术研究层面看，那些以研究国际关系为基本学术旨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已经制度化、格式化的欧美学术环境中，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并获得起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所难免。比如，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发现：“沃勒斯坦的理论在本质上属于新马克思主义，但融合了现实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他赞同肯尼思・沃尔兹和赫德利・布尔这样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政治权威。……沃勒斯坦避免像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过于强调或只强调阶级斗争。他认识到民族国家、族群、宗教、种族、语言群体，甚至家庭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最终还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他坚持认为均势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个经济过程超越了纯粹的民族国家的边界”。

又如，阿什利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虽然明知“美国国际政治话语中盛行着地方狭隘主义”，但也不得不用“熟悉”的用语，即以一种参照北美国际关系学者共同阅历的表达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的这种做法中所含有的非学术因素，多多少少伤害到了其所建构的理论的自洽性。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他们主要的工作集中于综述、诠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以及少量的对新马克思主义国家关系理论的引进、介绍，学理上的贡献极为有限。上述种种情况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不系统、不规范之处。这可能也是一些人轻视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相关研究的原因之一。

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增强其时代性、系统性、规范性。而这一切又都有助于增强其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进而增强其对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吸引力。因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