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哲学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权；正义；法治思维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刻解读，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充满时代精神、具有丰富哲学意蕴的方法论。全面分析科学发展观的法哲学意义，特别是分析科学发展观的作为法方法论的法哲学意义，既是领会和省悟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现实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次重大创新的意义研讨。

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丰富人权价值涵属的法哲学方法论

人权是每个人事实上都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概念是当今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并且是我们时代最强有力的呼声，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通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2〕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的最高价值追求之一。

人权观念最早发轫和滥觞于西方。但西方人权理论存在严重的“物本主义”倾向，即西方国家的人权理论过分拔高了人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以一种无意识的揠苗助长的方式确立了人的物质性存在，并过分强调了人的个人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西方的人权理论在实践路径上存在“人权歧视”的问题。在反封建反压迫的时代，以追求个人自由、彰显个性的封建社会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当然是合理的，并且确实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展开和胜利提供了革命型的理论依据和支撑。但是，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西方国家由如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转向如何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最初的以个人为核心的人权理论存在的缺陷就值得思考了。

对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给予了合理的修正，对其价值涵属进行了合理的完善，使人权观念从西方国家的物本主义人权观转向了我国的人本主义人权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该论述从宏观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对人权价值涵属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一种把发展作为核心人权的法学方法论。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自我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发展权的最初目的乃是为了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因此它带有集体人权的性质。实际上，从发展权本身的视阈来看，它不仅首先涉及到的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权的存在，而且也是个人权利的重要构成。科学发展观正是意识到了人作为发展的主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地位，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来的方法论原则。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

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人权观。马克思说：“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他还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P241)人权成为人生存和发展的构成性规则之一，除了要关注实然性，也要关注应然性。科学发展观正是糅合了人权的应然性与实然性，是一种人本价值的张扬。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注民生与民权的同步发展，是一种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是一种把人置身于社会历史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展示了“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利益是什么，靠什么来保障和发展“人”的需要和利益，通过这种深刻揭示，我们看到了我党对人民的尊重，对民意的尊重，对民生的尊重。

二、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法哲学方法论

西方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曾经有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4〕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从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的论述和强调来看，科学发展观折射出了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如何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协调的方法论属性。

我们知道，传统发展观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本主义”发展观。它将经济发展归之为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人们饱尝“有增长无发展”甚至“增长与发展负相关”的恶果。正如里夫金曾指出，“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环境里，我们为享受高水平的生活付出了扩散疾病和死亡的代价。”〔5〕这样，在传统的发展理念下，正义原则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指出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6〕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价值理性缺失这一不足的积极回应，它给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科学的方向，并成为积极诉求社会正义原则的时代强音。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是对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强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公正的社会生活依赖公正理论的指引，因为社会公正理论能够为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指导原则。一个社会能够成立，社会中的成员能够在一起携手相存，主要一个原因便是在这个社会的政治、法权、伦理和经济关系中体现着一种公正原则。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积累物质和精神财富；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各类社会问题；只有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和谐，让我们国家昌盛，人民安康。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社会和谐，就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法，积极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达到各种利益的均衡。所以，总书记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阐述，是我党执政观成熟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党对正义之价值积极追求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这实际上是对代际正义的诉求。经济需要增长，社会需要发展，但是，已有的历史表明，杀鸡取卵或者涸泽而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是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代际正义要求当代人为后代人类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代际正义认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当代人有责任保护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后代人。代际正义是对当代与后代关系的协调，是对今天的发展与明天的发展的协调，是对现在的发展与未来的发展的协调，因此，代际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代内正义，也需要实现代际正义，特别是需要正确处理好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关系。而协调二者之关系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即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

三、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深蕴法治思维的法哲学方法论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方式认识的深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年来，成绩斐然，但当下中国法治处于发展的关键期，需要规划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的步骤，推动法治不断实现增量改革，努力推进法治进程，维护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7〕与之相关的是，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延续了党的十五大以来所确立的基本治国方略，即法治方略。同样，显得更为富有法哲学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是法治思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方略上的重大体现。

第一，从执政方式来看，依法执政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的，但是，它却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已有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治、任何一个政治团体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要想获得民心，要想稳保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就必须顺应民心，必须顺应民意，必须以民为本。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能够抛弃人治思想，转向法治思维，把依法执政看做是党治理国家最有效、最根本、最长久的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在新时代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最可靠的执政方式，必须把依法执政看成是党顺应民心、获取民意的执政方式。所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二，从制度保障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实践法治思维的客观需要。没有法治，民主会演化为“大民主”，没有集中的民主将是低效的民主。在党执政的前30年探索中，领导人的权力变迁、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导致国家建设一度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滑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耽误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历经艰险，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并加以实施，目的就在于保障国家的中心工作不致偏移，保障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7〕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如何创新执政活力、如何发挥人民的活力、如何继续坚持法治思维的有效路径。这就需要按照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2〕［美］路易斯·享金.权利的时代［M］.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C］.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黄海娃.试论传统发展观与新发展观的关系——对传统发展的代价的哲学反思［J］.高教论坛,2006，(4).

〔6〕［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哲学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 ：“接缘性” 哲学 文学 戏曲

哲学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得到进化和升华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它既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原始历史痕迹，也会不断地从相关事物中吸取最适合本身发展的“养料”以促成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最后形成与相邻事物既相互联系又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事物。因此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临近事物的特征和痕迹，而且在吸收了周边相邻事物的特色和优势后，展现出独树一帜的全新面貌。我们将一个事物从周围关系紧密的事物当中吸取营养，以此主动地融入自身使其成为自身的有机成分，从而完善自己，形成特质进化特征事物的特性称为“接缘性”。

根据舞蹈自身的运动性特质，它与哲学、文学、戏曲、心理学、美学、医学、生物力学、遗传学……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接缘性关系。可以说，舞蹈是众多学科大综合的智能化产物，研究其舞动规律非常有必要从与它有关联、有接缘性的交叉学科入手。为此，笔者有选择地从哲学、文学、戏曲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它们与舞蹈的接缘性关系。

一、舞蹈与哲学

在一般人心目中，舞蹈与哲学，一个是艺术，一个是世界观；一个高度形象，一个高度抽象，不说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也是两个极难相接更难相融的问题。也许有的人一辈子也从未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过。包括从事哲学研究的，也包括从事舞蹈专业的。

但是，在一些艺术大师和哲学大家那里，上述两个问题竟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变成对艺术家和哲学家都颇具启发性的东西，尤其是舞蹈在“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和被荣为20世纪世界三大艺术巨匠之一的玛莎·格雷姆大师（另两位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画家，毕加索）看来，哲学是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舞蹈所必需要涉及的学科。有人说：“舞蹈的核心是人脑的意识，舞蹈创作的法则是辩证唯物手段的科学运用”。哲学思维不仅仅是其他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高级思维专利，也是我们舞蹈人所要追求的创新思维目标，更是舞蹈人科学用脑的前奏。

邓肯说：“哲学概念似乎被当作人的最高度的满足”“只有靠尼采的指导，才有可能……充分显示舞蹈的表现力”“尼采哲学的魅力，使我入了迷”“叔本华对音乐与意志的关系予以哲学阐释，这一启示使我倾倒不已。”邓肯把尼采视为“世界上第一个哲学舞蹈家”，并将尼采的哲学称作是“精神上的舞蹈”。至于玛莎·格雷姆，则经常在排练时用尼采的话来启发学生。

为什么尼采的哲学会对邓肯等舞蹈大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陈俊明认为，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的艺术主张，与尼采的舞蹈、音乐、抒情诗是“狄奥尼索斯（酒神）型”艺术的哲学见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或者说尼采哲学的“狄奥尼索斯型”艺术沉浸在充满自然欢喜和忘我兴奋的跃动生命中，达到了人类相互间以及自然和人之间和谐的见解。

笔者认为，尼采的哲学舞蹈思想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邓肯、格雷姆等大师改造舞蹈、创新舞蹈的前进路程。邓肯的“灵魂、肉体、思想浑然一体”其实就是尼采的哲学思维意识延伸，是邓肯挣脱了古板、机械、程式化了的旧的舞蹈形式之后，用哲学意识去紧紧粘贴现代思维，用灵魂去升华舞蹈，以达到一种超越肉体的全新的哲学舞动概念。从这一点来看，将舞蹈视为人脑哲学思维的高级形式并不过分，舞蹈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需要认识过程的进一步升华。舞蹈与哲学的接缘性关系，也是舞蹈自身直觉性特征所决定的，舞蹈的直觉在认识事物、升华哲学思维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主要不是作为抽象的辅助工具去沟通推理的渐进步骤，而是给舞蹈编导和舞蹈者的智慧插上幻想的翅膀，直接跳跃和飞翔到最普遍的原则和最高的公理上去。它在舞蹈认识和创新活动中具有这样的作用：即直觉使舞者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直觉使舞者的认识出现了创造性；直觉还使舞者的思维向科学家的“毛估”思维一样，顿悟性增强。一般来说，幻想、想象、形象、潜意识常常是直觉过程的准备与运行阶段，是诱发产生舞蹈创新思路的直觉形式，而灵感、启示则往往是直觉过程的形式和闪现阶段，是获得创新思路产生结果的直觉形式，这种相对独立的直觉活动，有时会产生出人意料的创造性结果。

从哲学视角来审视舞蹈，舞蹈这种艺术形式是根据人体在时间、空间中的运动来创造美的形象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学科或交叉学科之间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是舞蹈得以发展的本源，更是舞者健全脑思维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单打一”的知识结构决不能使一个哪怕是十分刻苦勤奋甚至“玩命”的人成为舞蹈家。同样，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具有明显的不断反思的特征而已。吕艺生老师在《舞蹈家：智能结构的选择》一文中，就运用心理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新老舞蹈家的观察力、记忆力、模仿力、思维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反思。他对舞蹈家最佳智能结构的三线划分理论和哲学的客观辨析，反思出我国中青年舞蹈家在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辩证地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合理的带有哲学意识观点的创新思路。

二、舞蹈与文学

文学艺术的特征，是以形象来思维。舞蹈也是这样，形象思维对于舞蹈创作来说，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舞蹈化。舞蹈编导从他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得到主体的启示，到他对大量的生活素材进行分析、研究和具体的艺术构思，在这一系列活跃的思维运动中，他应该是一刻也没有离开对未来作品“舞蹈形象”的有机思索。这种思索就是使舞蹈编导在对客观世界的体会、感悟、表现中，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即舞蹈圈内人士常说的“舞蹈思维”方法。应该说“舞蹈思维”是舞蹈编导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合乎舞蹈艺术特征与规律的思维方法。然而，这种舞蹈思维方式的形成不仅离不开编导对无限广阔事物想象空间的全面探索，更离不开编导从“文学思维”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在文学的思维空间里，作品的“叙事性思维”“倒叙性思维”“插叙性思维”“变异性思维”……无不被舞蹈编导所“套用”“吸收”与“转化”。对于一个舞蹈作品或一部舞剧作品的检验，其好坏优劣取决于舞蹈编导对生活、对舞蹈认识的思维深度，而对舞蹈作品深度的研探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要经受“文学性”的衡量与判断。换言之，舞蹈、舞剧作品的深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自身的“文学性”所决定的。实际上任何的情动于形或意动于形，其情其意其舞均是在一定的文学思维流动与引导中形成的。

陶景杜老师在《书写舞蹈》中提到，中国文联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谭谈先生在《湖湘舞苑撷英——湖南舞蹈五十年》画册的前言中指出：“舞蹈是文学大军中的重要一旅”，陶老师对此分析认为：站在舞蹈艺术的立场，谭谈先生的这种“艺术归类”，似乎有悖于我们对舞蹈艺术独立性的强调，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第一，当文学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总体工具时，舞蹈在文学中所占有的位置及其相对独立的品格。第二，当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时，所形成的一种“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共存的基本思维状态。第三，从生活——舞蹈的整个创作过程，舞蹈编导离不开意识的决定，而舞蹈意识的形成与流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以文学思维为工具、为路径的对一切生活感知的作用。因此，从这种意义而言，把舞蹈看作是“文学大军中的一旅”并不为过。

对这一问题笔者这样认为：舞蹈与文学把任何的一方看作是自己大军中的一旅都不合适，历史证明，有舞蹈的时候还没有文学，文学不能包揽舞蹈，二者都有各自的特质，特质的接缘才能有利于双方的发展，舞蹈从文学中汲取营养与之有机结合，有助于舞者丰厚文化知识底蕴，提高舞蹈的创新能力。但创新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舞者具备多项知识能力基础，如：观察能力，对获得知识信息的分析能力，对创造性思维分析的能力，对创新实践分析的能力，还有紧扣主题的文学写作能力。无论是舞蹈编导作品创作构思、编舞体会，还是作品脚本的完成、最后的总结论文，都是需要用文字来表述的，编导的创新成果如果不通过文字来表述，交流起来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即使用现代媒体进行传播，文字的说明也非常重要。舞蹈编导能否把自己的创新成果用文字规范、系统、简明地表述出来，主要取决于编导的文学写作能力，舞蹈编导如果缺乏文学写作能力，其创新成果就无法准确表达。文学写作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运用语言文字符号以表达对舞蹈领域某事物认识的实践过程，同时也是舞蹈与文学结缘性关系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文学思维与舞蹈思维的紧密粘贴是产生复合型优秀编导的重要基石之一。

三、舞蹈与戏曲

戏曲艺术是中华民族独创的综合性及表现力极强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一。戏曲之所以有十分强大的艺术魅力，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艺术形式对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形式作了成功的吸收、应用、变革和发展。今天，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互邻近的边缘地带往往也是艺术门类之间界限模糊的地带。作为身体艺术的舞蹈艺术很早就与关系十分密切的姐妹艺术——戏曲有着边缘互渗、难以分割的联系。戏曲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许多传统舞蹈的精髓，使古代传统舞蹈中许多技术技巧和表演手段得以“存活”了下来并流传于后世。同样，中国舞蹈的发展创新离不开对戏曲的吸收与转化，尤其是中国的古典舞和民族民间舞，在发展进化的历程中无不渗透着中国戏曲之精华。舞蹈界老前辈吴晓帮老师说：“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我国戏剧家和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提出并得到文艺界广泛响应之后流传开来的。从“中国古典舞”的创立到发展，这其中尽含着许多著名戏曲艺术家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成果。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和献计献谋，现今的中国舞就不会有如此完美的科学训练体系，更不会有如今骄人的成绩。

在很早以前，川剧艺术家们在吸取了中国舞蹈之精华后，系统地创造出了一套用于训练川剧演员舞蹈基本功的“口诀”教材。即：“天地日月夜，风云雷雨雪，山水石鱼浪，草木鸟花香，你我来去转，步眼开闭关，美容眼眉口，心胸膀皮拳……这些“口诀”的每一个“字”就是一个“手势”或一个单一舞蹈“动作”，乃至一套舞蹈“组合”。后来这些“口诀”又反馈到舞蹈中，经舞蹈老师们改进、补充、发展，对当时创新舞蹈教学训练体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戏曲演员紧紧掌握角色气质的能力和对眼睛的熟练运用，对中国舞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表演、发展与创立完美的训练体系不能说没有帮助。戏曲表演很重视角色和观众的头次见面，一个好的出场亮相外加独特的表演气质能马上抓住观众，角色的身份、性格、情绪一目了然。我们的舞蹈表演虽然与戏曲表演有所区别，但戏曲的气质与亮相却与舞蹈有基本相通之处，具有表演上的共性。另外，戏曲中对眼神的运用有着很高的要求，戏曲界有句名言：“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睛是最能传神的东西，当然眼睛传神做戏的基础是要有充分的内心体验和良好的内心感觉。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在《粉墨春秋》里光谈看就有十三个字；梅兰芳大师为了练眼神每天清早看鸽子；盖叫天在家看香火。这一切锻炼眼睛的方法都是为了完美地表现角色。在我们的舞蹈中也有一句行话，叫做“舞蹈凭多情”，笔者认为情应该是通过舞蹈者的眼神来传递的，情对于舞蹈表演来说犹如命根，缺少了情，就像戏曲中缺少脸与眼一样。从这一点来看，舞蹈与戏曲中以眼来传情有着相通之处。可见，舞蹈与戏曲的接缘性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割不断的渊源联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它们。

结语

实践证明，舞蹈是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门类，多学科在舞蹈中的交叉作用使得它丰富多彩、魅力无穷，如果说知识、智慧是美的高级形式、高级产物。那么，舞蹈就是这多种知识、多种智慧的包揽物，研究它与多学科中知识、智慧的接缘性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舞蹈深层美的追求。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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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自（美）伊莎多拉·邓肯.朱立人，李梦垄译.邓肯自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高岸起.论直觉在认识中的作用[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8期.

[4]陶景杜.书写舞蹈[J].舞蹈. 2003年第5期.

哲学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为经济灾害钟光荣对经济哲学的研究，是从经济现实问题入手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系统地研究了改造传统农业问题。后来，他又扩展到了对资本原始积累，人为经济灾害，农民增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商圈，地方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他始终强调的是：凡是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经济垢病，一定都是人为的经济灾害。并且，都是经济制度缺失和经济权力滥用的结果；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任何推向客观的理由，都只能是借口。为了充分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在十多年前发表的《经济灾害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某湖区县年年兴修水利，但年年水害有增无减，使得当地农民苦不堪言。于是，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民谣：“县里书记换得多，一个书记开条河；县里书记走得快，个个留下是灾害”。显然，他真实地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人为经济灾害，在农业方面，就是以类似“灾上加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钟光荣在调查研究中又发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为经济灾害，不仅发生了形式的变化，而且也产生了种类的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有：一是巨额利润驱动下的现代“圈地运动”（如房地产开发等）；二是不计后果地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三是产权制度改革掩盖下的国有资产流失；四是“经济克格勃”的俏然兴起；五是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六是商业欺诈行为造成的“黑色恐怖”等等。所以，他在《经济灾害论》中，将其上升到一个体制层面，并进行了理论阐明。他在该文的“扼制人为经济灾害的对策”一节中指出：要真正解决人为经济灾害问题，就必须走经济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的道路，应当特别重视“经济发展科学化决策”。他还断言，对于这些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坚决加以遏制，势必后患无穷。所以，2002年《新华文摘》第11期摘发该文的重要观点后，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事实确已证明，他的研究和论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党和政府在2006年，正式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这就表明，他的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预言，确有先见之明。他还进一步推论，现在，经济发展的全球性人口过度增长，环境过度破坏，资源过度消耗，分配过度不公，都会导致自然和社会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些都是最大的人为经济灾害。为此，他向社会发出警告：人类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人为经济灾害，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扼制，必将导致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其结局必然是，人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自我毁灭的命运。

二、启示之二：凡是传统经济理论所引致的问题

归根于认识上，都是价值观念错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何问题层出不穷，矛盾与冲突越来越尖锐呢？钟光荣研究发现：这一切都是源于经济学价值观念的错觉，所引致价值理论的错知，进而导致人们经济实践的错行。因此，他将传统经济学的形形价值理论归纳为“三域五论”：一是生产场域的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二是交换场域的均衡价值论；三是消费场域的效用价值论和稀缺价值论。对此，他的研究确证：这些价值理论，都是人们自利与偏私的自以为是意见。并且，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狭义的、局部的、环节的、从不同角度自知自识的主观片面事理，而不是自然本体本原的、完备和全面的客观真理。如果硬要说是真理，充其量，也仅仅只能看作一点微不足道的客观真理因素。真正客观全面的价值真理，是自然本体价值论。钟光荣经过几十年潜心研究与探索，发现和确证了这一客观价值事实和规律的创造与存在。对此，他用二百多万字的原创理论著作，对这一价值自然事实和真理，作出了最为充分的论证：

一是价值即效用。但它不是传统价值理论意义上狭义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消费对象的效用，而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的广义自然效用。他指出：价值本无而有，是人类交换劳动对象物时产生的幻相逻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价值不是别的，仅仅只是效用的代名词。没有效用，就没有价值。进一步说，效用是形，价值是影，价值与效用如影随形。就是说，既没有无效用的价值，也没有无价值的效用。离开效用，价值荡然无存。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不要价值，但绝对不可以不要效用。

二是价值是自然创造的，存在于自然一切事物之中。就是说，自然创造效用即价值，是从无到有的行为和过程，是从没有到实有的结果和目的，是从原有到现有的运动和存在。人和万物一样，也是被自然创造出来的物质效用，即价值之一种。自然并没有、也不可能赋予万物和人类这种被创造者，可以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功能。所以，人只能发现、认识、开发、改造和利用现成的、从有到有的自然价值，绝对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任何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一切将人类改造价值的行为，说成是创造价值的结果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是人们用劳动价值获取劳动对象的价值，是劳动效用即劳动价值作用发挥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价值是实体价值；这一过程完成以后，劳动价值就物化在劳动对象价值之中，变成了虚拟价值。况且，人类生活最终所需要的，并不是劳动价值，而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劳动对象价值。这也就是说，是因为劳动对象有价值，才使人们值得为它们劳动。因此，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获取劳动对象价值的动力价值和工具价值；是人和人所需要的对象价值之间的桥梁价值和中介价值，并非别的价值。四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分配，必须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法则为第一原则。因为，所有财富与价值都为自然所创造，自然财富与价值人人有份，人人平等，人人同权，人人可用。在所有人的劳动都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由于自然仅仅只是区分劳动能力和努力的差别，这时的劳动获取的劳动对象的价值，应当全得。这种全得，也就是劳动应得；但当生产资料被少数人集中与垄断占有后，这时，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劳动，只能应得，不能全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人有份的自然资源，而且也是超出人均份额的自然价值。所以，他必须拿出部分超额资源收益价值，返还给丧失生产资料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以确保天赋人权的自然价值平等。五是自然创造的价值即自然资源，其总量是无限的，但可供人类利用的却非常有限。因此，人类面对可利用的有限自然价值，以及面对自已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无限性需求，面临着二重选择：一方面是，人类要确保子孙后代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减少人口，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公正分配，确保自然价值长期利用；另一方面是，人类要满足当下无限贪婪的奢侈需求和欲望，就必然要以加速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消耗、分配不公作为代价。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自取灭亡。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各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理论存在偏颇，所以，钟光荣进一步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原则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和有机统一。但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总原则以后，就将劳动价值科学的具体原则，交给了商品学和历史学去研究，他自已只着重研究价值的人文精神，即对产业无产阶级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马克思深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即价值的自然本质，所以，他从来就没有笼统地作出过“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的论断。他所作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定论，之所以非常正确，是因为前者指的是价值的形式，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的自然效用价值的形式，而非价值的内容；后者指的是价值的职能，即经过劳动改造后的、人为交换的自然效用价值的现象，而非价值的本质。这就表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是：劳动本身有价值，劳动可以改造和开发劳动对象的价值，但劳动并不能创造价值。而且，由于劳动对象不能自我表白其价值，所以，劳动对象的价值，只能以人的劳动时间通约，来计算其价值及其价值量。这个事实真相表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自身的价值和劳动对象的价值相结合而构成的。因此，他在《资本论》一开头，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生产过程上，人只能跟着自然来做，那就是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①他还说：“劳动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换言之，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②所以，钟光荣认为，后世有的经济学家，将“劳动创造价值”这个主观形而上学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上，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价值论的极大误解。现在，我们必须还其事实真相和本来面目，以正价值的自然真理。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劳动价值论真理原意的误解，作出了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而非自然创造的不当判断，并且应用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所以，其后果必然导致人们长期不尊重自然，不敬畏天地；必然引致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把自然不当数，进而疯狂地伤害自然，即无止境地增加人口，无止境地破坏环境，无止境地消耗资源，无止境地分配不公。从而引起自然以灾害的形式，对人类进行最为严厉的惩罚和报复；引起社会以犯罪和战争等形式，对同类进行最为残酷的掠夺和伤害。然而，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现在，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却仍然执迷不悟。显然，对价值真理进行正本清源，将人类社会习以为常的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统统归结到自然本体价值论之中，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三、启示之三：凡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冲突

在人性本质上，都是经济道德下滑钟光荣研究认为，经济道德是自然的经济法则，即自然经济规律，也即自然经济规则。对于自然的经济法则、规律和规则，人类跟其他自然事物一样，只能服从和遵守，不能悖逆和违反。这就是说，人类要在自然经济道德律令的规制下，克守本分地生存和发展。但是，由于人类进化出了超越万物的聪明，尤其是优先获得了自然恩赐的智慧，所以，源于自然，高于万物的人类，也就必然要突破自然发出的道德律令，超越万物，非常强势地生存和发展。为了限制人类的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自然给予人类以理性，命其自觉遵守自然的道德律令。然而，人类将事物自我保存的强大者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扩展到了无限化和极端化的程度以后，不仅不能自我抑制，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人类这种悖天逆道的经济行为，正地应验着“上帝要谁死，必先让谁疯狂”的可怕诅咒。现在，社会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过度破坏，自然资源过度消耗，财富分配过度不公的经济事实已经证明，人类恰恰忘记和抛弃的，是自然赋予的经济道德理性。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将大量自然资源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的今天，使得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经济虚荣中，都在努力地追逐着自已永不满足的贪欲和欲望。可是，在获得这种无限享受的同时，也就将自然赋予人的经济道德理性，早已从自已的经济意识形态中驱赶出去了。余下来的，就只有绝对自利与偏私的感性功利主义意识。这种经济道德的严重下滑，在有的地方和有的个人的经济意识中，已经达到谷底，甚至完全丧失。面对这一可怕的严竣情势，钟光荣在他的《经济学本理》这部八十万字的巨著中，苦心孤旨地探寻到了最佳解决办法。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自然实在论的经济理论总模型”。在这一总模型中，他将天、物、人，社会化为政府、富人、穷人三个层级。于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要复兴人类的自然道德本性，即人的自然道德理性，就必须象天赋事物道德一样，按其伦理和秩序，从政府永恒垂范、富人永远示范开始，然后达至穷人永久效范。

第二，从实践层面上说，是他所建立的“人口自恰、环境依赖、资源依赖、公正依赖”四个子模型。在这四个子模型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人口自恰，就是人口恰合自然的生态，应当保持生态学确证的合理比例；所谓环境依赖，就是人口对环境要素指数的依赖，应当改善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所谓资源依赖，就是人口数量对资源数量的依赖，应当达到可持续代际利用时间的最大当量；所谓公正依赖，就是对社会化的自然财富与价值分配的依赖，应当始终坚持以自然绝对公平与正义作为第一原则。钟光荣在研究自然价值运动时，还发现和证明了绝对公正的“自然分配律”。他将这一分配律应用于对劳动获取的自然价值，在社会相对公正分配过程中，效法自然法则的根据，就是他在《财富的价值》下卷提出并建立的：“国家及其政府、企业、家庭三位一体的新福利主义‘价阶分配制度’模式”：即设立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帐户”，将个人自谋和政府补贴两项收入，分解为可动收入流量支出和不动收入存量储蓄。然后，再将不动收入存量储蓄分作医疗支出和养老支出。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自然财富与价值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穷人生老病死没有经济保障的根本问题。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一符合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自然和谐目的论的自然真理认识论，特别是效法“自然分配律”的公平与正义价值分配原则，实行起来，也就好比唐僧给孙悟空戴上了紧箍咒，只要我们将自然道德律令，转变为社会法律制度，并将这个制度之真“经”，不断地念下去，就会使人类悖逆自然道德理性的、无法无天的经济意识和行为，真正受到自然道德律令的约束。

四、启示之四：凡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经济方式

哲学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十年经济建设时期是指1956年至1966年期间,这个时期的哲学出现了涉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内外因、两点论等方面的争论,主要特点是普及与批判。譬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凡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着作向大众普及了当代哲学思想观点,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哲学的发展。就批判而言,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大批判,但这种一概否认的批判使得当代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譬如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西方哲学等不加分析进行否定和批判,逐渐造就了左倾思想的膨胀,后引发了。时期的哲学这个阶段的当代哲学主要是指1966年-1976期间的哲学发展,这个阶段的哲学是历史上惨不忍睹的哲学史,给哲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与心理阴影,严重的阻碍了当代哲学前进的步伐。特别是中对哲学刊物、哲学学术活动等的禁止,对形而上学观点、唯心主义的推崇,造就了当时存在的精神万能、造神运动等观点的猖狂,使得当代哲学出现了倒退的情形。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改革开放观念的提出与发展促进了当代哲学的迅速发展,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是哲学发展时期最鼎盛的时刻。在内容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发展;在形式上实现了当代哲学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体制;在本质上实现了质的突破,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构建面向世界的哲学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的趋势也不断的加快。在这种趋势下,当代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充分的关注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关注非常密切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主政治问题、精神文化建设、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领域得以突破与发展,以谋求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构建面向世界的当代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以开放性的状态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应该在坚持开放性状态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的实际,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进步的哲学思想,以将当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展相接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全球化”。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各种矛盾凸显,对当代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形势、新挑战的需求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因而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摒弃那些与时展相悖的思想观点,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避免出现历史“”这样的历史悲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和谐统一发展,在实践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是当今时展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是事物发展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当代哲学的发展也需要实现个性化。对此,什么才是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就字面理解而言是指哲学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化,其实不然,这种个性化还体现在哲学思想以其个性化的方式给出自身生活问题的一种思想见解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思想出路。

对此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要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当代哲学,就必须突破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和体制,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化与马克思主要哲学的中国化联系起来,并借鉴西方的哲学模式,展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度研究,展开三种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大资源对话中的引导作用,将中国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建立在这样一个深度对话的机制中,摆脱西方模式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束缚,在发展中力图保持中国哲学中原有的思想和精神主旨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并实现三种哲学思想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