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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耶镇历史文化保护不能就保护论保护,也不能停留在对遗产的有限展览上,而应结合现实环境,“保护下实现利用,严管下进行开发”,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宏观上,全面统筹镇域历史文化遗产,以镇域自然空间为依托,以桑耶镇宗教文化为根基,将遗产保护与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大遗产”保护的构想。局部上,不仅针对遗产本体的保护,而且包括遗产环境的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平衡点,保护是基础。桑耶镇是“藏源文化的窗口”,拥有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并且古镇肌理保存良好,有大量居民生活于此。因此保护过程中应避免南京夫子庙保护改造中的“去旧建新”行为,也不能走成都“宽窄巷子”保护更新中将原居民全部迁出的道路。生活于此的居民是对当地文化的直接展示,而古镇的肌理是文物保护单位赖以生存的基础。在保护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并对重要民居进行保护修缮;为避免人口要增长对古城古镇的保护产生矛盾和形成巨大压力,分散人口至古镇周边的新区。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是要在不损失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兼顾其它使用功能。利用是街区发展的“触媒”,历史街区将以商业服务功能为主,居住功能为辅。如同上海的田子坊,“在保护促进利用,因利用强化保护”,通过功能置换疏散历史街区部分居住人口。桑耶镇应在保证“街区尺度不变,民居形态不变,街坊风貌不变”的基础上对历史街区进行利用,最终实现“风貌得以保护,文化得以延伸,环境得以改善,居民得以实惠,经济得到发展”的目标。
2.桑耶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措施
(1)整体保护①自然环境要素保护主要包括镇域地形地貌的保护和镇区周边自然山水格局的保护两个层次。从镇域来看,高山连绵不断,北为掉瓦日那山、南为哈布日名山,整个地势北高南低。而桑耶镇区则位于镇域南部,地处藏南谷地,是雅鲁藏布江中游串珠状宽谷地的其中一处。这些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孕育桑耶镇各类历史文化遗存的温床,要求保护镇域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尤其在四个历史文化核心保护片区周围,严禁大规模的开山采石,不得人为更变已有山体轮廓,保护已形成的自然生态格局和大地景观环境,维护境内普曲河、善多等水系景观,严禁乱砍乱伐,慎重处置各类旅游区的开发开放。同时,保护桑耶镇区内帮寺日山、桑耶寺、哈布日名山、普曲河、措姆湖以及林卡、耕地林地等山水景观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视线通廊,进一步整合城镇、寺庙与山脉、水系及田园之间的关系,优化“谷口型城镇”的环境特色,强化“山—寺—城”相辅相依的传统空间建设思想,形成以山为景、以寺为核、以水为界、以林为底的整体模式。在此景观格局范围之内进行城镇建设,应保证自然环境的历史状态,控制机动车辆的通行,控制建(构)筑物的建设规模和建设高度。②城镇空间格局保护为了保护独具特色的桑耶古城格局,延续其城市发展脉络,对城镇空间、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等城镇组成要素进行分解和剖析。从空间布局来看,城镇主要分布于两山一河之间,在泽桑公路的交通牵引之下,围绕桑耶寺呈现出不完整的扇状布局形态。从街巷肌理来看,泽桑公路东段、泽桑公路西段和艾玛龙公路形成以桑耶寺为中心的放射状格局。同时,由于地处谷地,城镇内部道路多较为平直。现状民居建筑也多依路而生,并受太阳日照的影响以南北向布局为主。综上所述,桑耶镇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扇形+格网”状的双重空间发展格局。尊重桑耶镇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城镇发展格局,保留城镇生长骨架,保护城镇布局中的所有文化信息。尽量减少对老镇区的大拆大建,新建建筑性质、体量、高度、色彩及形式上与历史风貌相协调,对于严重影响历史风貌的建筑予以改造。同时,建议与老镇区性质、风格不相符的新镇或新的功能组团在一定的保护距离之外另辟新址,避免破坏原有的城镇格局和空间景观。(2)桑耶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西含桑耶寺,南至康松桑康林,东界哈布日名山,北至泽桑公路。保护文物单位的原真性。严格保护桑耶寺、康松桑康林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单位,具体措施为加大技术、资金投入,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原真性,保护其作为“藏源文化窗口”的典型性。保护历史环境的整体性。贯彻“整体性”保护思路,保护整体街巷格局、民居建筑肌理,实现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以及遗产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突出桑耶寺、哈布日名山白塔的标志性地位。对桑耶寺进行保护性修复,并对周边环境进行重点保护和设计,突出桑耶寺以及哈布日名山白塔作为全城标志性景观节点的地位。要求周边建筑环境与桑耶寺协调统一,高度以不超过乌孜大殿高度的1/2为宜。
3.结语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导向的规划方法:规划对古镇山水格局进行整体保护,理山顺水———村落的空间关系,保证古镇所依托的外部环境与古镇相协调,同时对古镇的原始空间形态加以控制,避免破坏古镇生态环境和整体风貌,体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挖掘传统空间元素,构建文化古镇入口空间.规划范围内,复原传统文化古镇元素,如山水格局、特色建筑、园林、文化景点、米市码头、河道空间、牌坊等,通过挖掘古镇的传统文化元素,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以体现历史文化古镇的地域特色.
2古镇历史建筑保护与传承
实践证明,正确的保护理念与科学的保护方法是历史建筑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与保证.历史建筑重在永续利用,只有充分发挥和利用历史建筑的空间价值,才能体现出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另外,历史建筑面广量大,应该根据其不同的现实情况,制定不同级别的保护与利用措施.从以往古镇保护案例中吸取经验,从规划层面的空间要素、天际线等角度,以及建筑角度对建筑细部、建筑立面类型、环境要素等多方面深入思考.历史文化建筑改造应保证其形式、高度、体量、饰面材料以及建筑色彩、尺度、比例上与古镇建筑风貌协调.旧建筑的适应性改造再利用,不论其空间价值如何,历史记忆价值的保留和营造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出发点.许多时候,这种历史记忆价值远远大于空间使用价值.
3案例分析
为深入探索和了解建筑理论的实践性,以运漕历史文化名镇综合开发项目实践为例,探讨古镇历史文化建筑规划与保护设计的特点.
3.1古镇概况
项目选址于马鞍山市含山县运漕镇,项目规划用地位于裕溪河畔北,地块范围内包含运漕酒厂原址以及酒厂东侧至幸福街西侧的部分民居.方案主旨:一方面以保护历史文化为根本,改善古镇人居环境为基础,以提升功能为导向,力求将项目打造为安徽省旅游名片,成为体验“最安徽”传统文化的代表,成为安徽的“城市会客厅”.另一方面提升古镇环境品位和城市美誉度、关注度,打造特色的古镇名片,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
3.2总体规划
3.2.1古镇“梳式”规划格局运漕古镇民居,从单个民居来看,显得有些拥挤和凌乱,但从总体看,却又显得错落有致,协调统一.古镇鼎盛时期,全镇有36条大街、72条小巷,与台、楼、庙、阁、坊等建筑交相辉映,构成“过街木楼石板街,青砖小瓦马头墙”的优美画面.粉墙、青瓦、马头墙、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等和谐组合,构成了运漕古镇建筑的基调。
3.2.2总体规划布局本地块原始街道由幸福街、湾巷、五福和巷、徐家巷、以及横向的西大街和沿河路组成了独具风格的“梳子形”街巷文化.经过前期调研、分析,本区域西大街、幸福街、保留的老酒厂建筑之间基本保留了原有村落纵向街道的“古镇梳式肌理”.以保护古镇的肌理为核心,新建街巷尺度服从古镇的肌理,形成协调的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参照运漕古街巷的布置原则,结合运漕老街原有的尺度与空间格局,保持原有街巷的尺度感与空间感.重要节点位置,通过“情景再生法”恢复本地块原有的五福和荤馆、洪义泰等代表性商号,将其打造成运漕古镇的标志性启动区域。作为古镇的主要展示面———街巷空间景观,是由建筑、街、绿化、水等元素,结合古镇生活、社会交通等功能而形成.规划设计的着重点是反映建筑风格、地域特色的历史街巷以及古镇原本的空间肌理.空间肌理:不仅是古镇历史文化风貌的视觉关键性因素,也是古镇空间组织及构造形态的体现.空间肌理的理解有两个方面:
(1)空间肌理在建筑布局上,可理解为图底关系;
(2)空间肌理在空间尺度上,可理解为各个元素组成的空间结构.传统小尺度街巷与组合院落式样建筑群,因内部单元的属性变化的组合变化形成了街坊构成特点:内部巷道曲折,而陆续加建的房屋,较为自由,平面肌理带有自由化倾向.与建立丰富的动线相伴而生的策略就是开放空间.在旧建筑中,其原本的空间特征、结构逻辑、材料肌理等均需要在开放的空间内明确呈现,故在设计中,设置多景观广场,以保证空间具有足够的开放度,植入休息、展览等功能.空间视线:传统古镇街巷中,人们在运动中观察景物的要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隔景”、“对景”“、障景”“、夹景”、“框景”等建筑和景观手法多有运用,不仅增加了街巷的趣味性,而且加深了空间的内涵感,体现了“空间增值”的特点,古镇村落曲折的街巷空间,造就了街巷空间的光影变化,给人以美轮美奂的空间想象.轮廓线:坡屋面、马头墙、斗拱翘角、装饰木构件等,在构成街巷空间景观中,这些元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坡屋面与马头墙的轮廓线,在视觉中具有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节奏感、韵律感.古镇整体凭借坡屋面与马头墙的交相辉映,一个完整的古镇印象基调由此确立。
3.3建筑设计
历史文化建筑街区的建设采用原始街巷尺度复原,整体上以民居建筑尺度为基调,聚合的小体量的采用,历史街巷空间肌理的缝合,以错动的建筑手法强化建筑空间肌理,使之向整个古镇空间肌理平缓过渡,相映相融。立面控制街巷空间重点从三维立面出发,以再现古镇历史风貌及生活氛围.主要体现在:各个节点的空间肌理设计和古镇街巷基础设施以及一些装饰木构件上.修复街巷空间,维护组成古镇传统历史文化风貌的各种要素,如坡屋面、马头墙、沿街立面、水体、驳岸以及装饰构件等,以保证各种元素相互之间的协调关系。注重建筑第五立面———屋顶设计屋顶改造采用古徽州传统的四水归堂形成,采用四边坡屋面向中心倾斜,采用轻巧的屋面瓦以及轻钢支撑以减轻屋面荷载.历史文化街区力求与原有建筑群相似,自然融入到整体环境中,坡屋顶以古镇民居重叠往复的屋顶为原型,进行错动变化,采用折线连续的坡屋顶,形成与古镇空间肌理一致的屋顶景观。
4结语
同时,在如今日益同质化的传媒竞争中,在传媒营收渠道单一的现状下,如何开发内容资源,如何开拓盈利路径成为构筑传媒业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西方的传媒跨国公司也在经营中得出必须“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运作”的结论。开发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独特的传媒内容,不但能在品牌攀附、传播影响、优质客户开发、主营业务延伸上都占得先机,而且有可能通过开发。建立传媒产业链,引发盈利的乘数效应。这样,不仅能凸显其的特色,打造核心竞争力,而且能开发新的盈收渠道和盈利模式。总之,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不但会实现传媒内容的开拓,获得新的盈利渠道,而且会成为推动一地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助力。
历史文化资源的传媒内容开发可以从以下开发的思路中得到启示:
文化历史资源的影视内容的开发
从立体的、系统的角度,历史文化资源中具有的文化可分为二个层面:物质层、思想制度层、文化心理层,影视剧页是多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因此,文化历史资源可以为影视剧综合利用。成功的影视剧能使文化历史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其一可在新的创意之下,将历史文化资源用影视的方式呈现出来。如1999年Hollywood安布林娱乐公司从网上获得了中国云南禄丰的侏罗纪恐龙化石,以及轰动世界的河南西峡恐龙蛋的资料和图像,受到极大启发,摄制出科幻巨片《侏罗纪公同》,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商业利润,上演31个星期后国内票房收入达3.4亿美元而海外票房更达破记录的5.3亿美元。又如,数年来,传媒界投入巨资,陆续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等,获得成功,深受观众好评,不少国家向我国购买版权,不仅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而且向全世界介绍宣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楚雄州和深圳市联合摄制的41集大型人文风情丛片《火之舞——告诉你一个楚雄》,用电视这种科技手段抢救和开发了民族文化,以百科全书式的大展示以及与国际影视接轨的艺术手法,举起了文化传承的火炬,展示了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景观,将“博物馆”办到了电视荧屏上。它在我国宣传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也是利用科技力提升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其二是利用电视的影响力度大,受众数量多、启动成本低、传播速度快的特点,依托电视平台成功把历史文化资源与市场开发结合起来。例如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就是以《论语》、《庄子》为资源,借助《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这些大众化的解读为策略,不仅创造出令人羡慕的收视率,获得很好的广告效应,打响栏目品牌。又如南京在文化历史资源的旅游业开发时,积极把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与电视业内容的开发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历史文化资源与电视业密不可分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模式,可算做另一种方式。如南京市旅游局与南京市电视合开办了全市第一个电视专题旅游栏目“边走边唱”;与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在南京早新闻中开播《南京旅游频道》。二、文化历史资源的出版内容开发
尽管当前大多数地区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旅游业和工艺品生产方面,但人们已经意识到,出版内容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远比旅游和艺术表演广阔,它使千里之外的人们直观、形象、真实地了解客体,可以表达较深刻的思想和体验。所以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出版内容开发可以延长其开发的产业链,增加其附加值。
其一,图书出版内容。文史哲名著、文物、民俗图册、画册、字帖等图书,常常是图书市场的“长销书”,销量稳定、持久。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图书出版内容开发是可以考虑的路子。但更难能可贵的、更值得推崇的是蔡志忠运用自己的创意和绘画技艺的结合对中国古代先哲思想的开发。
孔子、孟子、庄子、佛陀以及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是古代文明留给今天的一笔灿烂财富。它们大多以文字印刷在纸张上,流传了千百年。由于内容艰深博大,而且古代人的书面语言和今天人所采用的语言也发生了极大的差异,所以现代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直接阅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漫画家蔡志忠采用现代漫画的形式,创造性地解释了古代孔子、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思想,让今人与古代哲人在精神上对话。他把中国古代绘画的朴实大方与现代漫画的浪漫调侃结合起来,用现代人都能理解的绘画语言,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地表达了古代东方哲人的深刻思想蔡志忠的漫画作品使当代年轻人能避开艰深隐晦的文字,在轻松愉悦中了解中国古老文化。他的漫画集以19种不同文字出版,至1999年底总销售量达3400万册,被称为亚洲艺术家中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漫画家之一。
其二,音像出版内容。文化历史资源的音像出版内容开发,市场广阔。音像制品《中华泰山》、《云南风光》、《纳西族古乐》、红色经典《红太阳》、黄梅戏《女驸马》、《天仙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均受到不同层面消费者的欢迎。
不仅可以单项开发,也可以成系列推出。如华风气象影视集团公司制作的10集文化系列片《徽州》,其以人性化的视角,第一次真实而诗化地再现了徽州美丽的山水和精细雅致的人文景观,全方位地诠释了这方华夏名区的村落、民居、祠堂、牌坊、老桥、书院、戏曲、绘画、医学、工艺、商帮、市井民俗、人文思想等,这些富有特定生命意味的精神符号,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视觉形象,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一斑,展现了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准则,同时还揭示了这些文化遗存背后蕴涵的内在文化精神,2004年2月27日至3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走遍中国》播出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被称为“笑话王国”的山西万荣县,在政府的支持下,敛力于开发万荣笑话音像内容产品的案例尤为突出,值得借鉴。如县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的万荣笑话光髓,选用本县笑话大王柴振刚、王克勤、解孟虎等人担当演员,选择县内农家院落、打麦场或田野为外景地进行拍摄,地方特色浓,笑料百出,十分畅销。相声大师侯耀文主讲万荣笑话的专辑,倾倒全国亿万观众,”2001年其笑话产品“销售额高达500万元,获利325万元。”
三、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内容开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日益走进千家万户,文化历史资源的新媒体开发不但为文化历史资源提供了新的展示平台,而且能实现其新的价值。例如,南京市将南京的文化历史资源搬上网络,创建了金陵旅游网等网络宣传平台。2007年,“网上游南京”网络虚拟旅游平台也通过了专家评审。
不但历史文化资源的网上开已成气候,游戏开发更是火爆,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衍生的网络游戏就有《大话西游》、《梦幻西游》、《快乐西游》等多款主流游戏,受到了市场的追捧。
面对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大潮,笔者认为首先要实施“产品模仿”战略,直接借用创新者的成功经验是成功的捷径。
安全问题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保持历史风貌完整性”与“保障街区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都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负责任或者是对历史文化、对遗产的亵渎。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有实际操作性的防灾、减灾方案,力求真正做到既充分保护街区的历史风貌完整性,又有效消除街区的各类风险隐患,为人民的生命财产提供保障。就目前所知,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1消防
1.1.1建筑防火
建筑单体的结构、材料、修建年代、完好程度等,均影响该建筑的安全等级和相应的修缮保护措施。
1.1.2生活防火
日常生活中存在引发火灾或不利于逃生、疏散的安全隐患,如私拉乱接电线、使用“热得快”等不安全电器等。
1.1.3消防设施
按照国家关于消火栓的布置要求,“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应超过120m,保护半径不超过150m”考虑到历史街区房屋密集且大多防火等级较低,“室外消火栓的间距应缩小至80m左右,布置在路边或较大的建筑庭院中。”
1.2抗震
抗震主要考察建筑单体的结构、材料和质量状况等,对抗震等级较低的建筑进行适当修缮和加固。另外,违章的建筑往往存在结构不稳定、材料性能较差等问题,因而抗震性能通常较差,震灾发生时容易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对这类建筑应该予以拆除,并加强监管,禁止任何形式的违章建设。
1.3疏散
老街区中经常会有违章设置的商业广告牌、居民私自堆放的杂物等,它们挤占疏散通道,会成为逃生避难以及消防车通过时的障碍。因此,在街区的安全保障工作中,务必要确保疏散通道畅通。
2五大道街区现存安全问题
本文重点关注的五大道街区,其用地功能以居住为主,兼有少量办公、商业、教育用地。除居住功能外的其他功能均成点状分散分布,没有完整功能片区。其中居住建筑多为里弄式住宅和独栋花园洋房,兼有少量后期建设的4层集合住宅。洋房建筑多为一般保护,有少量重点保护及特殊保护。建筑以2-3层砖木结构居多,大多采用自然的石材或砖作建筑材料,多为建国前建设。目前大部分建筑主要作居住办公用。从街区肌理来看,五大道街区整体呈现较明显的低层高密度的历史街区空间形态特征。但目前,大量临时性建筑已破坏了该街区传统的建筑密度结构,因此,对空间的梳理——去掉现状中临时建筑和随意加建部分,提升空间环境品质,是未来的保护控制中应注意的。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五大道街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建筑单体方面
2.1.1建筑结构、材料等防火性差
五大道街区内老建筑普遍采用砖木结构,后期建设新建筑普遍采用砖混结构,两类建筑相互临近,分布交错复杂、总体耐火等级低。建筑材料以石材、仿石材为主,墙体多为古褐色清水砖墙,不易燃、耐火性较好。但主要构件如梁、柱、檩条、椽子、楼板、门窗等多为木制木构件,耐火极限低。
2.1.2建筑老化
以砖木结构为主的传统住宅建筑年代久远,建筑折旧率相对较高,对自然和人为破坏免疫低下,大多不同程度发生物理性老化,如结构破损、腐朽、设施陈旧。尽管五大道街区的建筑多属保护建筑,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保护政策未完全具体实施,虽然主要沿街建筑多有进行修缮加固,但是地块内部一些居住院落仍旧破败失修,再加上各种无序改建、加建、拆建,使得许多传统建筑面目全非,有的已成为危房。
2.1.3建筑质量
该地块内建筑大部分属于产权私有、或私家居住、或杂居居住的院落。对于私有产权的建筑,因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生活需求,建设方的不统一,资金投入不同,建筑保护的相关知识不够,造成了目前改扩建建筑质量参差不齐、反差较大的情况。
2.2疏散体系方面
目前,该区域内聚集了行政办公、商务、商业、文化娱乐、教育、居住等众多功能,这些功能的相互重叠干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员密集,疏散困难的问题。
2.2.1疏散通道
该区域的疏散通道主要由地块周边的城市道路构成,道路通行情况和质量良好,可以满足疏散需求。但是由于历史街区本身低层高密度的特点,建筑之间间距偏小,所以现状可用作疏散的街巷路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另外街巷疏散道路本身较窄,随意加建的临时建筑和随便堆放的杂物造成道路不通畅,难以达到避难疏散要求。狭窄的街巷也大大妨碍了消防车辆的抵近,普遍只能采用人工灭火方式,增加了火灾的危害性。
2.2.2疏散场地
根据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紧急避难疏散场地用地不宜小于0.1hm2,服务半径为500m,固定避难疏散场地不宜小于1hm2,服务半径为2-3km。”由于历史街区自身的局限性,其内部大面积的开放空间较少,道路情况复杂,所以根据具体情况,将“紧急避难疏散场地的服务半径定位200m,固定避难疏散场地的服务半径定位500m。”五大道街区可以用作避难疏散场地的开放空间主要有民园体育场和睦南公园等,作为固定避难疏散场所基本可以覆盖整个五大道街区。但是缺乏紧急避难疏散场地,从服务半径来看也不能覆盖整个地块。
2.3公共管理方面
2.3.1违章建设
有些居民为拓展使用空间,在建筑外墙之外私自建设单层砖房,这种违章建筑结构简单、材料简陋,防火性能和抗震性能都很差,若有灾害发生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这种“抢地盘”的做法严重缩小了街巷的消防通道宽度,不利于消防车的进驻和灭火救援工作展开。
2.3.2堆放杂物
老街区内的巷道往往较窄,但存在多处私自堆放的杂物,使通道的通过性进一步降低。一旦有险情发生,将阻碍人员的逃生疏散。这些杂物中还包括木材、塑料、垃圾等可燃物,本身就构成了火灾隐患。
2.3.3私拉乱接电线
该街区电气线路敷设较早,承载力有限,并且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老化,而居民私拉乱接电线的行为却屡见不鲜。若电气线路的用电荷载超过其最大承载能力,会造成过载发热,极易引起火灾。
2.3.4居民安全防灾意识
五大道街区中居民具备较强的防灾意识和日常防灾常识,对灾害发生时的逃生知识也有所了解但不够全面;对街区疏散通道较为熟悉,但普遍对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感到陌生,缺乏关于急救的培训。
2.4消防设施
现状的消防栓按照80m服务半径不足以覆盖整个地块,且分布不均,不满足消防要求。
3五大道街区安全问题改进思路
3.1建筑整改
通过对区域内建筑的年代、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区域内非保护建筑的整改措施。保留区域内大部分建筑,拆除少数建筑质量差的建筑。修缮已是保护单位的建筑,维护其传统风貌并加强建筑质量;非拆除的建筑应对其主要构件进行耐火防火处理,以减少木制构件的火灾隐患。对于墙体老旧破损的建筑应进行建筑修缮,防止建筑损毁材料脱落伤人。
3.2完善基础设施
按照服务半径80m的布置原则,尽量选在路边或较大的院落内增添消防栓,使该地段所有消防栓的服务半径叠加起来能够覆盖整个地段。
3.3完善街区综合防灾体系
3.3.1功能分区调整
面对地块内违章建设不断、物质环境破损和生活品质低下等状况,应对地块进行功能调整,合理的调整服务设施、商业设施的位置,引导疏散人口以解决目前人口密度过于集中导致的消防安全隐患。对地块功能进行重新调整,将人流较为集中的商业、办公、公共服务设施设置在易于疏散的位置,相对人口密度较低的洋房作为私人住宅。
3.3.2适当位置添加防火分隔
考虑街区建筑的布置,设置防火墙等防火分隔物,选择适当分区方式,将整个区块划分为若干个防火单元,防止火灾的蔓延。采取在木质门窗外包金属、清砖、石块等其他耐火材料的方法对分区处门窗进行处理,有效保护其传统风貌。
3.3.3划定消防分区
恢复和疏通被周围居民占据或废弃的街巷道路,拆除违法建筑、清除杂物,结合绿化植物等开放空间,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消防安全分区”。单独隔离特殊保护的历史建筑,保证与周围建筑有相当距离,同时利用周边开敞空间配置符合一定服务范围的“消防安全分区”的疏散场地,提高安全保障。每个安全分区内至少配有一个消防栓,并按一定半径配备手持灭火器和相关标志。
3.3.4清理消防通道
对历史街区违章建筑和部分无保护修缮价值、耐火等级低的建筑进行拆除;清除影响防火间距的障碍物;处理防火间距不足的地下电气管线。疏通街道小巷,保持疏散通道的畅通;设置紧急消防专用通道;提高支路、小路的通行能力。
3.4加强街区公共管理
3.4.1加强监管,确保疏散通道的畅通
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内违章占用街巷空间的建筑和商业标志,清理私自堆放的杂物,加强日常生活中对此类违章行为的监察管理,确保各级疏散通道畅通。如可由居委会派专人,或居民推选的防灾安全志愿者定期检查辖区内的各个疏散通道,一旦发现违章建筑或杂物立即追查来源、限期清理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惩处。
3.4.2规范电气管理
首先,整改历史文化街区内老旧的电气线路,拆除居民私自违接的电线电缆,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其次,规范使用者的用电行为,禁止使用具有较大火灾隐患的电器,严禁私拉乱接电线;严格管理商业场所电源。第三,加强监管街区内电气的使用,由专人负责,定期对辖区内电气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规行为立即更正,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查处。
3.4.3严格控制火源
严格管理街区内一切火源以及各种易燃、易爆物品。禁止玩火;控制烟花爆竹的燃放;规范居民的燃气使用;规范烟民的吸烟习惯等。
3.4.4强化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
通过火灾智能探测装置及时发现火灾,通过网络化的报警系统及时将信息通知居民、游客、消防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从而迅速、有效地控制火势,将可能发生的灾害降至最低,保障居民和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3.4.5加强宣传教育
结合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居民和各类使用者的防灾、减灾意识,并使之具备一些基础的逃生、急救知识。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或有碍逃生疏散的行为;增强街区居民的防灾意识和灾害发生时的应对技能,将灾害可能导致的损失降至最低。充分发挥社区综合管理小队、居委会和老年活动小组等民间组织的作用,依托其多种社区活动,开展消防宣传,普及救火设备使用、震灾避难所、逃生通道等知识。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