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论文范文第1篇

与传统农业比较，现代农业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现代农业是科技支撑型农业。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随着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推广，农业生产大规模采用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使农业生产经营的科学化程度空前提高。如近年来基因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使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二，现代农业是生产领域广阔的农业。我们知道，农业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农业就是种植业，广义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等业。我们要发展的现代农业，就是广义农业的现代化。随着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现代农业将实现由动植物向微生物，农田向草地森林，陆地向海洋，初级农产品生产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能源等多种产品生产方向拓展。第三，现代农业是以高素质的农民和企业家为经营主体的集约型产业，因为现代农业的生产和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所以农业劳动者必须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和经营管理素质。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由于现代农业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大量农业劳动力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去，如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在总人口和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在10%-15%之间。第四，现代农业是高生产率和高效益的农业。比如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农业从业人口不到总人口的5%，美国、法国农民人均产粮是我国的50倍，人均产肉是我国的100倍。第五，现代农业是以生产、生态、生息三者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可持续产业。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切实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作到农业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增长与农业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协调发展。

二、现代农业的模式

外向创汇型农业模式。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政策指引下，利用区域优势，采取政策扶植龙头企业或者吸引外商投资，重点发展优质种苗、特色蔬菜、优质花卉、名优水果、优质家畜家禽和特种水产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积极纳入农产品国际产销加工储运体系。

龙头企业带动型的现代农业开发模式。就是由龙头企业作为现代农业开发和经营主体，本着“自愿、有偿、规范、有序”的原则，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组织形式，向农民租赁土地使用权，将大量的分散于千家万户农民的土地纳入到企业的开发经营活动中去。这种由龙头企业建立生产基地，在基地进行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和产业化开发的运行模式，是目前国内的一种主要模式。

农业科技园模式。这种科技园区，由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农户等投资兴建，以企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以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和资金、各种设施，集成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对现代农业技术和新品种、新设施进行试验和示范，形成高效农业园区如开发基地、中试基地、生产基地，以此推动农业综合开发和现代农业建设进程。

因地制宜的园艺农业模式。在充分考虑市场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确定适宜当地区域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产业和项目，引进先进的技术成果与传统技术组装配套，发展立体型、多层次、集约化的复合农业。三、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

发展现代农业，可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现有的工业结构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实现工业化目标，必须重点发展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农业资源的精深加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实现工业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繁荣城乡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必然要求。提高城镇化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吸纳能力，更需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效益，把大量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其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条件。只有现代农业发展了，才能搞好搞活县域经济，增加县乡财政收入，增强小城镇发展的经济支撑，形成不同的区域性主导产业和专业市场，走出一条农民循序进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来。

农业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难点。目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还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营规模小、专业性差、商品率低、生产手段落后和竞争力不强的半传统半现代农业，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制约，面临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双重挑战。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又对农业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要满足社会对农业的需要，粗放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只有发展现代农业，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以及资源的利用率，生产出量大质优的安全农产品，保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才能集约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进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产业支撑。建设新农村，无论是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改善生态环境，都需要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农业建设的成果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效，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摘要】20世纪以来，相对传统农业来说，现代农业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发展现代农业，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基础上，针对现代农业的特征、模式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意义问题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现代农业特征模式

参考文献：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现代农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

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

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现代农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内涵

作为源自物理学的概念，耦合是指两个或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是对系统间彼此作用强度的刻画。当系统间相互配合和促进时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是不良耦合。耦合协调则是系统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间的配合得当和优化循环。作为“耦合”、“协调”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耦合协调体现着系统间由无序变为有序，由低级协调优化到高级协调共生的演化趋势。与此相对应，耦合协调度即是衡量系统间在协调这一约束条件下的整体发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则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协调状况好坏。

(二)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发展原理

农村教育发展的直接目标在于推动农村人口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农业现代化则是生产条件、劳动力技能、技术和制度等的改善在农业生产领域内的综合反映。显然，农村教育发展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关键的彼此促进关系和螺旋上升。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村教育进步，同时也为农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和潜在机会，是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具潜能的影响因素。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质密切相关，发展农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农业现代化水平，这是通过教育的直接效应和正外部性综合形成的。

农村教育带动的农业劳动力信息素质和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农业新技术和新制度的推广，而且能够增强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学”能力，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资源的转化效率。此外，农村教育发展存在自我积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识基础的农业劳动人口会衍生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叠加动力，这会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资源的边际产出能力。农业现代化对农村教育的推动体现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导和创新驱动等方面。首先，农业现代化提升了农村发展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缓解受教育人口对家庭经济条件的压力，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还有助于增加除财政以外的农村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完善农村教育保障机制，从而保证农村教育质量;其次，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革新和效率进步会扩大新知识需求和现有知识基础之间的“缺口”，从而对农业从业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产生推力;最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会吸纳新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缩小城乡间知识创新鸿沟，这些创新资源能够通过涓滴效应优化农村教育质量。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为深入分析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存在的耦合关系，本研究构建能够有效反映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的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评价模型，其中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量化分别通过对其下属指标的科学集成确定。本文通过熵值法计算评价指标权重。熵值法依据指标传递给决策者信息量大小确定权重，能够反映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较专家经验评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农业现代化为例，主要测算步骤为:

第一，构建由h个年份、m个区域和n项指标构成的评价系统初始数据矩阵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区域第j个能够反映农业现代化指标的原始数据。

第二，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克服指标量纲差异，正向指标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负向指标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义标准化矩阵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计算第j个指标的差异性系数:dj=1－ej，进而得出指标权重wj=dj/∑nj=1dj。第五，计算各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统模型，可得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两系统的评价值，C为耦合度。当C值为1时，系统间实现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区分系统间差异化的表现，比如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较为滞后的考察单元可能会表现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状态，显然这与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实现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内涵差异的，因此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进行深入判断，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别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和综合评价指数，a1和a2为待定系数，且a1+a2=1。由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在协调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促进程度会存在差异，农村教育会通过人力资源技能提升推动农业现代化，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农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驱动，因此本研究对a1和a2分别赋值0.4和0.6。此外，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将D值以0.3、0.4、0.5、0.6和0.7为分界点把系统协调度划分为严重失调(Ⅰ)、中度失调(Ⅱ)、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和高度协调(Ⅵ)六类。

当进入高度协调状态时，农业生产会因得到来自于农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边际产出，同时高效率和高产出的农业生产又会放大对农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资源，如此不断的螺旋上升会极大地拓展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此外，耦合协调度模型无法描述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状况，理想状态下二者应为同步优化状态。因此本研究以相对发展度模型求取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对发展度系数，公式如式(4)所示。当E≤0.7时为农村教育滞后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当0.7＜E＜1.3时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优化;当E≥1.3时为农村教育领先于农业现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关联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尽管能够阐述系统间交互关系的程度，但却无法详细阐述不同系统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过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对时间或空间序列数据进行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比较来判断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该方法需要确定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并加以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计算灰色关联系数矩阵。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别表示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标准化值;ξ为分辨系数，一般取0.5;γij为两类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γij即构成反映各指标间相互关系的灰色关联矩阵。γij值越大，说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强。某系统特定指标对另一系统的整体效应可通过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区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评价需要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状况，为此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循完备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对稳定性等原则。本文在综合借鉴先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教育规模和教育保障两方面构建农村教育评价体系［2，17－18］，其中教育规模包括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标，同时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的覆盖面和层级;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经费投入和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两指标，反映了地区农村教育经费总量和结构。农业现代化内涵较为丰富，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产出增长等方面加以系统测度［7－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选择机械动力和生产性固定资产两指标，反映农业生产中对人力劳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选择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两指标;产出增长则选择农均收入、农均产值增加和地均产值增加三指标进行测量，反映了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福祉的贡献。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全部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域年度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标通过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别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因缺失值过多故不计。

三、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

(一)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熵值法测度的考察期内部分年度我国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域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9.90%和11.89%，针对变异系数的计算则表明，考察时段内省域间农村教育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从0.507下降到0.427;省域间农业现代化相对差异保持稳定。横向比较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2011年为例，按国家统计局口径划分的东中西部农村教育指数均值分别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具体到省域，北京和上海农村教育指数达到0.8以上，而贵州和四川农村教育指数仅在0.2之下。

反映农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标中，农村受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的省际差异最为显著，2011年北京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达到43.37%，而贵州仅为7.80%，全域存在显著的“东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为22822元，最低的湖南仅为4746元，农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区塌陷”现象。2011年东中西部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指数均值分别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达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则仅为0.195。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最高上海达到16054元，最低甘肃为3909元;京津和长三角区域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元以上，云贵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尽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关键指标上表现仍较为滞后。以2011年为例，虽然全域农村受教育人口占农村劳动人口比重达到94.58%，但农村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8年，集中在初中层次。此外，农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学，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仅占农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达35.65%，以农业产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画的农业生产率仅为0.161。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二)我国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析

针对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的测算表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除)耦合度指数均高于0.88，这表明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作用强度较高。表3则报告了我国各省域2007—2011年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时序分析表明，全国各省域(除)耦合协调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内从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从轻度失调逐渐转变为中度协调，各省域耦合协调度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级。2007年我国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40和0.252，尽管二者耦合度较高，但这种彼此间的相互作用无法实现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内各省域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别达到0.345和0.394，全域范围内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不仅仍处于强相互作用状态，而且进入相对较好的协调状态。东中西各地区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均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这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中西部农村和农业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为青海(11.04%)、贵州(7.44%)、宁夏(7.30%)、陕西(7.23%)和甘肃(7.22%)。

从考察年度内各省域耦合协调度均值的分布类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轻度失调(Ⅲ)、勉强协调(Ⅳ)、中度协调(Ⅴ)三种类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该类型中除新疆外均为东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属于农村教育领先型，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带动二者实现更高水平的协调，其余省域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中等水平的协调互促，既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发展的智力和知识支持，也需要增加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为轻度失调类型，该类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除此以外各省域均为勉强协调类型。在勉强协调和轻度失调类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需要强化农村教育对农业现代化的能量输入;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农村教育的发展还无法有效地满足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软资源，推动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更高层次的协调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则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从完善提升农村教育层次和质量以及强化农业发展对农村教育支撑

四、农村教育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内部机制分析

通过灰色关联模型计算获得的关联度矩阵。可以看出，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均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基于系统影响的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指标中，反映效率的农业中间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村人口比重之比(Y4)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最大，分别达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通过农民净收入增加和农业创新示范效应增加农业劳动人口的受教育诉求，从而扩大农村教育空间，并实现彼此间螺旋上升。其次，反映农业生产投入的农均农用机械动力(Y1)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Y2)对农村教育也具有较大影响。相比之下，反映农业现代化产出的Y5、Y6和Y7三指标对农村教育影响强度较低，农业产出增长对农村教育的反哺机制还有待增强。在农村教育指标中，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高层次教育拓展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对农业创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纳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经费投入(X4)影响强度相对最低，这意味着现阶段农村教育资源向知识和智力资本转化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数据研究表明，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呈现不断提升趋势，但仍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农村教育结构和农业生产效率仍需进一步优化。我国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但针对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除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为中度协调类型外，其他省域均为勉强协调或轻微失调。其中天津、山西、陕西和甘肃为由农业现代化偏低引发的综合滞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则为由农村教育相对滞后引发的综合滞后;其余省域农村教育和农业现代化仅在低水平协调共振，需要进行系统突破。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表明农村教育与农业生产效率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农业技术进步，再次为农业产出增长;农村义务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农村受教育人口比重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相对最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强度相对最低。

现代农业论文范文第4篇

后现代主义，基于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反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和实践，主张复兴传统要素和技术[1]，但既没形成统一的“后现代”的概念界定，又未形成系统的“后现论”，且其内部歧异性很大，遭受了很多质疑和批判。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DavidGriffin）将后现代思潮分为解构性（消除性）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修正性）后现代主义两个阶段，后者强调后现代与现代性的不可分割，主张后现代对现代的一种辩证的否定，是对现代的反拨和超越[1]，或者说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本文中后现代思维是指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者揭露和批判现代性带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理性专制、机器统治、人性淡化、精神空虚、生态灾难等“现代病”，还批判了“主体性”和理性至上主义，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后现代哲学家杰伊•迈克丹尼尔（JayMcDaniel）概括现代性的坏处：对地球和传统的忽视，不顾社区利益而过分强调个性，忽视作为科学推理补充的审美智慧或精神智慧，将理性降格为工具理性的倾向，认为一切发展模式都必须遵循西方模式的武断[2]。

王治河也总结了现代性的局限：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理解等[3]。于是他们提出发展的“代价理论”和“人类困境”和“世界性难题”等概念，以说明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失衡酿成生态危机及负面效应，威胁到人类自身安全，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毁灭。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更重视现代性对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这是后现代性所无法替代的，即使现代性发展产生了理性专制、精神荒芜、生态危机等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构建一套本土化的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性理念和修正方案。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4]。现代农业建立在现性和科学基础上[3]，遵循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人分离的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5]，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以农民收入为核心衡量标准，把工业化当作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在生产中广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高强度耕作技术，投入大量高水平的无机化学产品，进行某单一品种的工厂式、规模化地连续耕种，虽然短期内确实取得了巨大成果，满足了人类对农业增长的消费需求，“无止尽的成长、无止尽的财富、无止尽的权力、无止尽的机械化及自动化虽然可以（暂时地）带给少数人财富和权力”，但“它迟早会给所有人带来毁灭”，这是因为现代农业并非以人类健康、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

现代农业将“工业化农业”作为唯一生产模式，把城市化当作农业现代化的唯一道路，这种“同一性思维”是一种极端的“霸权”，“金钱至上”，最终造成土地的掠夺、健康的损害、石油的巨耗、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灾难、经济的外部性、社会公平的损害、文化的侵蚀与异化等弊端[5]。于是后现代主义提出“建设性后现代农业”的概念，倡导“和谐”，即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生活方式、和谐的责任伦理及和谐的审美旨趣，具有生态性、可持续性、可再生性，和谐、多元、感恩等特征，以“共同福祉”为旨归，不排斥“大”但“以小为美”，不“反对”现代农业，但“超越”现代农业，是传统、现代、后现代和当代现实的有机整合[5]。后现代农业是一种可持续的“健康农业”，其首要目的是为“作为整体的人类”提供健康的和愉悦的食品、农业工作和农村生活。因此，只有后现代农业才是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出路[6]。

2国外都市农业发展经验

国外都市农业发展迅速，形成农业型、经济功能型、生态观光型和综合示范型等模式[7]。

2.1美国都市农业：以经济功能为主

美国都市农业注重生产与经济效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为主要目标，主要形式是农场与社区互助的“市民农园”，农园以低于市场零售价为参与农园的社区市民提供安全、新鲜、高品质农产品，社区为农园提供固定的销售渠道，社区市民与农园种植者共担生产成本与风险、共享盈利、互惠互利。其都市农业园区规模不断扩大，占美国农业生产总面积的10%，其农产品价值占美国农产品总价值的1/3以上[8]，增加了区域食品供给，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都市农业还带动了农业观光旅游业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达到2000万人次，创收达300亿美元。在都市农业发展中，美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各大都市按国家农业区域整体布局及其自身特色，在城市区域中合理规划和布局都市农业网络，形成独特的都市农业景观，使城乡真正融为一体。其中由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的都市农业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美国政府还加大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在农业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年均增长15.5%，专项拨款达35亿美元[9]，并强化农业生物技术推广和社会化服务，引导家庭农场在专业化生产中使用新技术，以提高都市农业的机械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美国农业部每月对世界农产品供求形势进行预测，农业部市场营销局及各地农产品市场报价员共同提供相关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农民借助计算机互联网在家就可获得农产品价格、品种、动植物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最新数据。此外，各类大型生产资料公司、银行、信用社及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贸市场等，共同构成了健全的农产品服务物流渠道组织，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2欧洲都市农业：以生态、社会功能为主

欧洲国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生活品质，对农业价值的判断体现着“崇绿”和“美食”意识。其中，德国都市农业侧重于生态与社会功能。林业在德国都市农业中占重要地位，许多发达的工业城市号称“森林城市”，为减少工业污染，大量植树造林，以农林业改善郊区环境，但减少了农作物种植，农产品主要靠邻国进口。另外两种主要形式是市民农园和休闲农庄。市民农园是由政府或农民将其农地租给城市居民，以种植花草、蔬菜、果树或经营家庭农艺，满足市民回归自然、休闲体验和获取安全食品的需要，市民随自己意愿种植菜、花、草或树，政府不干涉，但农产品不能上市出售。市民农园增加了城市绿地面积，改善了生态环境，为市民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园地和条件。目前市民农园的承租者多达83万人，产值占到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3左右[8]。1983年德国修订了1919年有关市民农园的立法，规定所有都市都有义务将市民农园提供给市民，保证每10户居民中就有一户拥有市民农园[9]。休闲农庄则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到农庄休闲度假，观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庄生活和农场生产活动。德国田园都市农业每年创造旅游收入达80亿美元。荷兰都市农业强调农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和农业的社会责任。荷兰实施精细农业发展战略，走农业工厂化、高投入、高产出的道路[8]，依托国际大都市的外贸优势，借助“温室革命”发展设施农业和出口农业，跻身世界农业强国，人均农产品出口创汇居世界之首，创造了农业神话。其都市农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农场的集约化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及奶类食品。阿姆斯特丹与其他几个城市共兴建现代化温室12万亩，其中花卉8万亩，蔬菜4万亩，占全世界温室面积1/4；年生产鲜切花70亿支，盆花5亿盆，占国际花卉市场总贸易额量60%；平均每个农民的年出口额将近百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公顷土地净出口额超过10万元。

2.3日本都市农业：生产、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兼顾

日本都市农业经历了从经济功能转向社会、生态功能的转变。日本都市农业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中京等三大都市圈，以蔬果生产为主，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园艺栽培和机械化操作，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观光农业，包括市民农园、银发族农园、农业公园、民宿农庄、观光农业、农村留学、自然休养村、体验农业等，发展观光、休闲、体验农业等旅游农业；二是设施农业，采用现代科技与农艺、农业设施生产无公害农副产品；三是特色农业，由农业集团建设特色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深层开发[10]。政府重视提升都市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既通过正规学校培养农业劳动者，还为初次从事都市农业的劳动者提供无息贷款、资助学习相关农业技术和经营方法。总之，世界都市农业发展日趋成熟，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拓展农业的生产、生活、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服务、示范等功能，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完善的农业生产流通体系、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及有力的政策支持，深度发掘都市农业的经济、科技、文化及品牌等多种价值，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科技化、标准化、生态化、低碳化和品牌化，真正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城与乡融为一体。它所形成的市民农园、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农业园区以及融入生态农业理念的现代农业等新形式，正是后现代农业的主要实践形式。

3国内都市农业发展定位及趋势分析

3.1国内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

“十二五”时期，都市现代农业是北京、上海等主要一线城市农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北京都市现代农业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型于一体，高端、高效、高辐射的农业生态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杭州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特色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上海着力稳定发展都市高效生态农业；武汉完善现代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西安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现代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如表1）。可以看出，它们都注重都市农业的多元化功能目标，提升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及其服务于城市的能力，开始关注农业与自然的关系，强调农业的生态性与安全性，但并未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仍以居民利益与安全需求为中心，突出农业的经济功能，强调农业的供给保障，相对轻视农业的生态价值，尚未考虑到资源的掠夺使用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累积性后果及长远影响，也未将农业环境综合治理列入规划内容。

3.2都市农业的衡量指标体系

对都市农业的经济功能的倾向性充分地体现于衡量指标上。其衡量指标体系围绕经济效益展开，基本都侧重于农产品供给与安全、产业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等量化指标，而在生态服务能力与资源节约方面的指标选取差异大，间接地为经济指标服务。北京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亩均化肥用量、生物防治面积所占比重、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冬春农田比率、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5个指标来量化考核农业生态服务的效果，占其指标总数（27个）的18.5%，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设置了“万元农业GDP耗水”指标。然而，杭州和上海都选取4个指标，分别占其指标总数的18.1%（22个）、22.2%（18个）；武汉和西安只设置3个指标（如表2）。由此看来，对于农业环境资源方面的指标设置少，未达成共识，既不能反映都市农业对环境资源的要求，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及生态服务价值难以用量化，另一方面迫于农产品供应保障与农民增收的压力，追求眼前的农业增长与经济效益，轻视环境资源保护的长远效益，缺乏保护环境资源的实践动力与长远计划。因此，应完善都市农业的指标体系，设计一套综合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利用的量化指标，加强都市农业生态价值的考核，兼顾环境污染控制、资源循环利用及农业环境综合治理，维护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3.3都市农业发展项目规划

北京市围绕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目标，规划了“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观光休闲农业提升工程”与“低碳农业推进工程”，还根据都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评价制定了减缓环境影响的具体措施，提升农业综合服务价值。但其他城市并未设计出农业环境资源保护实践方案。其中，杭州设计了“生态循环农业工程”“安全农业工程”和“优质农产品工程”，上海规划“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物疫病与植物病虫害防控建设工程”，西安规划“观光农业发展工程”与“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工程”，主要目的都是推进农业升级，提高农产品供给保障与安全水平，但都缺乏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整体方案。由此看来，各城市围绕都市农业经济功能设置发展项目，突出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及产业发展水平，并未将环境资源保护列入实践（北京除外），虽然提出了农业环境资源保护的目标，尚未把资源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落实到发展实践中，轻视生态价值开发，也未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都市农业发展的大前提来对待。

3.4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

都市农业发展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包括水、土地等自然资源与空间稀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困境、粗放经营的农业价值开发深度不够、农业整体利益水平低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修正都市农业的发展定位与实践，紧密围绕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深入发掘都市农业经济功能以外的生态服务、旅游休闲、体验教育、文化人文、辐射示范等多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业的整体利益水平，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以北京为例来分析都市农业发展的困境。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乡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更激烈，耕地逐年减少且不可逆转，农业用水被进一步压缩，环境累积性污染的恶果日益凸显，资源瓶颈约束的矛盾日趋突出。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6，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5[11]；全市实有耕地332万亩，基本农田280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6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4亩）的12%，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工业“三废”、生活废水与垃圾以及农业污染等，除水源涵养区外，土壤、河流、地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区300公里河道有一半严重污染，郊区超过70%的河道被严重污染[11]。城市生活垃圾规模逐年锐增，据统计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672万吨，日均1.84万吨，且每年按8%的比例增长，预计2015年将达日均3万吨，90%以上的生活垃圾被运到京郊填埋，其污染远远超出了环境净化能力。畜禽粪便、秸秆焚烧、地膜残留、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以及农业废弃物滋生的病害与有害物质等，造成农业环境累积性污染，使农业环境恶化趋势难以遏制。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民务农机会成本提高，农业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农民增收难度更大。总之，水土资源极度稀缺、农业环境严重污染、生产成本快速上升，成为北京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巨大障碍，使其未来发展更具挑战性。这就急需用高科技引领都市生态农业发展，发掘农业在旅游休闲、生态保护、文化传承、辐射示范等方面的综合服务价值。

4基于后现代思维反思我国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

现代农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农业园区规划

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现代农业园区作为农业快速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精心组织，统筹规划，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采取有效措施，建设高水平的园区，以此来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实力。

在我国，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是近10年来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模式，是实现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措施，是推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我国农业新突破的重要途径。通过园区的建设，应用现代科技设施装备传统农业，改善动、植物生长环境，采用先进技术成果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实现高技术、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化经营。所谓现代农业园区，就是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展示现代农业科技为主要目标，在农业科技力量较雄厚、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城郊和农村划出一定区域，以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单位作为技术依托，由政府、集体经济组织、民营企业、农户、外商投资，对农业新产品和新技术集中开发，形成集农业、林业、水利、农机、工程等高新技术设施、国内外优良品种和高新技术于一体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基地、中试基地和生产基地。

一、农业园区的种类

农业科技园区：也称为示范农场(Demonstratefarm)，是以推广先进农业技术为主体的试验示范基地。这种形式其主要特点是：政府或企业对一定面积的农业用地进行全面规划，通过高科技的投入，对有限上地进行综合开发和高效利用，形成集研制、开发、生产、加工、营销、示范、推广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运行机制创新的农业种植区或养殖区。

观光农业园：经营者开放自身的农园、农场或牧场，以满足市民观赏农村景致、体验农业生产过程、采摘或购买农副产品的愿望。

二、园区规划的定位

园区作为新兴生产方式的代表，其示范和辐射功能都有一定区域性，为区域经济服务是其主要宗旨[2]。现代农业园区的快速发展是一件好事，但在创建的初期，一定要定位科学、规划合理，要明确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园区，不能一味地求新、求高、求大，避免出现可看不可学、高档次低效益的现象。因此，在园区的规划和选项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农业生产特点和社会经济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规划设计。

（一）功能定位

功能定位是园区规划的基础，园区建设的一切准则都要以功能定位为起点。园区的主要功能应包括：

展示示范：通过项目建设，把国内外先进适用的生物工程技术、设施栽培技术、节水灌溉技术、集约化种养技术、农畜产品精加工技术以及信息管理技术等引进园区进行展示示范，以带动区域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龙头带动功能：一是园区引进的国内外优良品种进行工厂化种苗的快速繁育，带动周边和辐射区名特优品种的普及与推广；二是通过园区在产后加工、销售方面的独特作用，以经济为纽带把周边农民组织起来参与种植和养殖业的生产，逐步形成以科技园区为龙头的产业化生产流通体系，促进和带动区域农村经济向前发展。

教育培训功能：科技园区要把农业高新技术培训作为园区的主要功能之一，要建设有一定规模的技术培训中心，用于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和对青少年的教育等。

休闲观光功能：园区在规划过程中，除保持农业的自然属性外，还可利用新型农业设施和高新技术展示的现代气息，加上园林化的整体设计和常年进行的名特优瓜果、蔬菜、花卉、特种珍禽、水生植物和现赏动物养殖的生产与示范，形成融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现代化农业休闲观光景点。

（二）产业定位

农业科技园区一般总是与当地的主导产业紧密相连，产业定位应根据区域性主导产业特点和自身的优势来进行定位，突出一业，兼顾其它，形成特色。为了解决园区产品结构雷同、区域产业带动能力差等问题，可以运用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理论，以区域资源察赋为基础，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原则，分层次对园区功能定位、分区域和时序对产业发展定位进行研究。

三、园区规划的重点

在规划思想上，要明确农业园区规划不是对农业生产做出具体的指令性计划安排，而是通过规划形成一种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载体，这一组织载体承担着两方面的重要职责，其一是向农民传达政府信息，其二是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在向农民传达政府信息方面，农业园区要体现政府的有关决策，将政府决策具体化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农民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如政府决定推广某种新作物（产业结构调整）、新技术新工具（科技推广）、新的产品标准（食品安全）等，就可以将这些新项目按照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集中展示在农业园区中，供农民学习模仿。在向农民传达市场信息方面，农业园区由于其规模效应，拥有比分散经营的农民丰富的市场信息。农业园区作为农产品市场信息中心，需要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参与市场竞争。而具体生产什么产品，这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料到农产品明年的市场需求会怎样变化，这个问题应该在农业园区的运行过程中遵循市场安排。因此，农业园区规划的关键内容在于寻求一种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载体和运作机制，将高新技术和产品寓于园区中，组织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园区总体规划的主要思路应该是：凸出功能定位准确、优势产业突出、空间结构清晰、区域城乡联动的发展理念，重点构筑产业、技术和服务三大平台，吸引技术、人才、资金等多方位的投入要素和政府、企业、科教机构、村集体、农户等多元化的建设主体，聚集区内外各种资源，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区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