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的发展容易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由于偏重追求效率的生产模式以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忽略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了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形势非常严峻。培养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对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首先要明确何为“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是人类认识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将自身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当认清与自然的关系，把自身与自然当成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教育。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思想觉悟的群体，不少学生对环境问题较为关注，这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环境危机感。然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不成体系。由于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大学生在主观上虽然有着学习生态文明观的渴望，并且有着初步的生态文明意识，但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仍是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学习，无法形成深层次的、成体系的认识。其次，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不成常态。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今天，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环境保护的相关专业和课程，然而生态文明观作为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素质，仅仅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覆盖到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育。再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不成规模。由于大学生容易受到当下流行的“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自制力较差，且大学校园里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很多，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等违背生态文明观的行为的产生，即使有学生在生态文明意识驱使下，进行环境保护活动，其影响力及持久性也较为有限，没有在大学生人群中形成规模。

三、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意义

现代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近年来，“雾霾”等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无不应正了这一说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富有创造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由此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1、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今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不仅需要其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求其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其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就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衡量尺度之一。

2、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高校是大学生的培养基地，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反之，大学生是高校中除教职工外的主要人群，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大学生的言论及行为对高校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样影响巨大。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可以使学生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的风气，能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3、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医学；生态学

中医学认为，保持机体内的气血调和，阴阳平衡是人体健康的关键。二千多年前，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明确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生态医学从生态学的观点出发，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治疗，未病防病，无病保健，延年益寿。两者理论，不谋而合，十分相似。最近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发表“中医是伪科学”的奇谈怪论，可见这些人对中医理论知之甚少，片面理解。本文作者长期从事生态医学的研究，也涉足中医学的阴阳平衡理论，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医学的本质就是生态医学，决不是伪科学”［1，2］。

1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E·Haeckel于1869年提出，其定义是：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由于研究生态学，保护生态环境（宏环境和微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及生命优质有着重要作用。近30年来生态学已发展成为庞大的学科群，并出现了许多分支，生态医学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3］。

2生态医学及三层次

生态学分为宏观生态学、微观生态学、分子生态学三个层次。生态医学可从三个层次进行研究，一是以个体和群体为中心同其环境的宏观生态医学；二是以单细胞为中心同其环境关系的微观生态医学即医学微生态学；三是以细胞内的生物活性分子特别是核酸分子为中心同其分子环境关系的分子生态医学；现就生态医学的三个层次简要介绍如下：

2.1宏观生态医学在医学和人体健康方面，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生态医学研究的广泛重视，作者认为医学必须将人放在整个生物圈中来研究生命现象，因为人不仅仅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生物圈中众多物种的成员之一，生物圈对人类的影响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只是在20世纪50年生的环境危机和“公害病”迭次发生以后，人们才认识到生物圈的变化与人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大气、土壤、水质的污染，噪音和振动的增多，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理化因子进入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植被的破坏和野生动物的灭绝，臭氧层的破坏，酸雨、温室效应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体的健康，影响人体以下的生态层次。另外，人增也将影响到食物的供应，食物短缺可致营养不良和其他疾病的发生，现在许多人生活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这样的城市中水处理系统、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和公共健康规划的使用是严重超载的，这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健康，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基础必须是生态学的基本原理［3］。

2.2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魏曦、康白教授开始从事微生态学的研究，60年代以后美国的DubosR·J等人把大量的生态学观念和术语引入到微观生态学研究之中。1977年，联邦德国VolkerRush博士首先明确提出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学(microecology)一词，康白教授将其定义为微生态学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其宿主（人、动物、植物）相互关系的生命科学分支，微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医学微生态学即微观生态医学，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与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长期的生物进化、适应过程中，在正常人的体表和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不同种类和数量对人体有益无害的微生物群称为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细菌为主，其数量相当于人体细胞的10倍，正常微生物大部分与宿主细胞密切接触，交换物质、能量，甚至相互传递遗传信息，正常微生物群对宿主具有营养、免疫、生长刺激、生物拮抗等作用，从生态学观点来看，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条件下，与宿主保持着生态平衡，一切干扰因素，都将引起微生态失调，从而影响人体健康。

在感染性疾病中，按以往的观点，是病原微生物所致，但它不能解释菌群失调所致的内源性感染（条件致病），医学微生态学认为，感染是微生物对宿主或宏生物的异常侵染所致的微生物与宿主或宏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生态学现象。疫苗、抗生素以及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了一种我们几乎不受疾病影响的假象，但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抗生素对人类的不利作用。1950年魏曦、康白二位教授曾发现一例鼠型链丝杆菌感染的鼠咬热病人，在用抗生素治疗后，虽杀灭了病原体，但终因导致肺炎克鲁伯菌（正常情况下为人体正常菌之一，不致病）肺炎进而引起败血症而死亡，成为世界上首次发现抗生素治疗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症，当时二位教授曾预言到，在光辉的抗生素降临以后，我们必须注意其给人类带来的阴影，扰乱正常菌群和引起菌群失调。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滥用抗生素而引起的菌群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这就唤醒人们对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态平衡和失调等问题的研究，从此，诞生了微观生态医学。微观生态医学的行为是维护人体的微生态平衡，防治微生态失调，微生态制剂疗法，合理应用抗生素等［5,7］。

2.3分子生态医学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以及生态学的理论向分子生物学中的渗透而出现了分子生态学（molecularecology）它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探讨生命物质的生态学问题，分子生态学一词于1988年由中国的向近敏、林雨霖二位教授首先提出，随后国外的TerryBurke也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分子生态学的定义为：研究分子生物甚至生物活性分子同其分子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是生态学的分子层次。它主要阐明生命体与其相关细胞之间的各种活性分子直至分子网络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状态和病理失调状态的分子机制，以及促进生理平衡和防止病理失调和恢复生理平衡的措施和方法，分子生态医学的医疗行为是利用分子生态制剂以恢复分子生态平衡［6］。

3中医学的生态观与现代生态医学

中医学的四诊八纲就是从人的整体出发，探讨人体平衡和失调的转化机制，并通过中药使失调恢复平衡，中医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阴阳平衡理论，辨证施治的方法以及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药食同源的防病原则都是生态医学思想的体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医学的生态观在微观生态医学（医学微生态学）中的体现加以论述［1～3］。

3.1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与现代保健医学中医从整体观念出发，建立了预防为主的保健观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方面的内容。微生态学的崛起，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医学从治疗医学、预防医学已经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它必须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其主要思想为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这是医学发展到现代保健医学的必然规律。微生态制剂由于是来自宿主生理性细菌的制剂，回归至原生境，修复生物屏障，根据疾病的生态病因的观点，因而，微生态制剂可达到无病保健、未病预防，有病治疗，既病防变之目的。微生态疗法重在调整，中医的核心也是调整，因此，两者的观点和理论不谋而合，这是值得互相借鉴的。

3.2阴阳平衡理论与微生态理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它渗透到医学领域后，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借此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的根本规律，因此，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关于认识疾病和防治疾病根本规律的学说［1～3］。

3.2.1阐释人体的结构及生理功能阴阳学说在阐释人体的结构时，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的体表以及与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着大量的正常生物群，构成了除解剖意义上的系统以外的微生态系统，与机体形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医认为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使阴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结果，物质与功能、阴与阳共处于相互对立、依存和转化的统一体中，维持着物质与功能、阴与阳的相对的动态平衡，保证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据瑞典Gustaffson教授研究估计，人类肠道大约带1kg细菌，其活菌数量达1012～13个，这些正常菌参与了宿主的代谢、免疫、生理生化、生物拮抗等方面的作用，以维持人的健康，此即微生态平衡。

3.2.2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人体与外界环境的整体统一和机体内在环境的平衡协调，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疾病的发生就是这种平衡协调遭到破坏的结果，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则认为“阴平阳秘”即阴阳的平衡协调是人体生理活动的基础，这种平衡协调关系一旦受到破坏，使阴阳失去平衡，便会产生疾病。人体微生态系统由于内因或外因的影响使其平衡遭受破坏即微生态失调，便可导致多种疾病，如胃肠微生态系统平衡失调，便可引起多种胃肠道疾病。

3.2.3用于疾病的诊断由于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失调，中医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但八纲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微生态学诊断疾病，采用厌氧培养技术对人体某部位正常细菌进行定量（多少）、定性（何种细菌）定位（存在的部位）检查以确定微生态失调及程度。

3.2.4指导养生防病中医学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取天地自然规律，采取各种养生的方法，借以保持机体内部以及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阴阳平衡，达到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目的。养生防病即为现代的保健医学，保健医学必须以微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维持人体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制剂的重要功能就是无病保健，未病预防。

3.2.5用于疾病的治疗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平衡失调，因此，调整阴阳、补偏救弊、促使阴平阳秘，恢复阴阳相对平衡。微生态疗法也是恢复微生态平衡达到治疗目的，其方法有营养调整、抗菌调整、内服菌群促进物质、活菌制剂等从而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

3.3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人体微生态平衡中医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正邪力量的消长决定疾病的发展与转归，邪胜于正则病进，正胜于邪则病退，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扶正是为了祛邪，是通过增强正气的方法，祛邪外出，从而恢复健康，即所谓“正足邪自祛”；祛邪是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损害，而达到保护正气恢复健康的目的，即所谓“邪去正自安”。

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来认识正气可理解为人体微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态。20世纪70年代中期荷兰微生态学专家VanderWaaij提出了定植抗力学说，其含义为肠道正常菌群对潜在病原菌在肠道中定植的拮抗作用或抵抗力。研究证明，在正常菌群中，厌氧菌（如双歧杆菌等）对定植抗力负有重要责任，抑制了厌氧菌，定植抗力便下降，扶持厌氧菌，定植抗力便提高。康白教授提出了生物夺氧学说，因肠道正常菌大多为厌氧菌，因此，他用从土壤中所分离出的一株无毒的需氧芽胞杆菌（蜡样芽胞杆菌）制成一种生物夺氧的活菌制剂，口服后，肠道氧气被消耗，提供了供厌氧菌生存的厌氧环境，厌氧菌才能生长，才能维持正常菌的屏障作用和其他功能，从而达到扶正（扶持正常菌群）祛邪（拮抗外袭菌的感染）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医的扶正祛邪理论与维护微生态平衡原理十分相似。

3.4中医的脾胃学说与胃肠微生态系统功能脾胃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脾与消化、吸收、代谢、免疫、神经内分泌有关，微生态学研究表明，中医的脾与人体胃肠正常微生物有密切关系。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是指胃受纳食物之后再经脾把水谷化为精微，并将精微物质转输至全身。脾气健运，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才健全，才能为化生气、血、津液等提供足够的养料，才能使全身脏腑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脾失健运，则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便因此而失常，便会出现腹胀、便泌、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和气血不足等。

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在人的胃肠微生态系统中存在许多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类杆菌、乳杆菌、拟杆菌、粪链球菌、韦荣球菌等，每克粪便的细菌数量可达1014个，如此大量正常菌产生的各种酶，参与了机体的酶池，对三大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的消化吸收起着重要作用，如胃肠微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正常，就会发挥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若结构和功能异常如双歧杆菌等减少时生物屏障作用下降，有利于外来病原菌的侵袭，或与其他肠道菌比例失调或寄居位置的变化如产气菌大量增殖，就会引起腹泻、胀气等表现。

3.5药食同源理论与微生态学中的营养调整中医的药食学，即药物与饮食关系的学问，药食同源，药食互补，药食互用是其主要内容，药与食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把药物与食物科学地配合起来用以养生、治病是中医学的重要课题，作者对中医的医食同源有以下的理解。

由于不合理的膳食可致冠心病、高血压、胃肠疾病等，对病人而言，合理营养极为重要。医食同源、药食同根，表明合理营养和药物对于防治疾病有异曲同工之处。医学微生态学研究证明，营养也是使宿主适应其正常微生物菌群的重要因素。营养失调、营养不良或营养变化都对正常微生物群有影响，在正常时保持微生态平衡，在异常时导致生态失调，在微生态治疗法中，用限制营养的办法抑制过盛菌的繁殖如发酵性腹泻可限制碳水化合物食物，腐败性腹泻限制蛋白质食物等。通过营养对正常微生物群中某些成员的促进作用来调整菌群失调也可取得一定作用，根据不同种群对营养要求的不同，可达到促进某些细菌生长和繁殖的目的。对双歧杆菌的扶植可用胡萝卜、乳糖、野芝麻四糖、棉子糖；对乳杆菌的扶植可用乳糖和蔗糖；对肠球菌的扶植可用叶酸、复合维生素B及蜂蜜等多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通过营养的作用来提高宿主对其正常微生物群的适应能力，从而保持人体微生态平衡。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结构对类杆菌和梭菌有促进作用，这两种细菌的增多与癌症和衰老有联系，因此，要保持对健康有益的正常微生物群，就必须注意膳食结构，合理膳食以利人的健康。

3.6异病同治与使用微生态制剂的微生态疗法

中医的异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出现相同的证候时，应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有关微生态学中异病同治的问题，目前研究得较多的是胃肠道疾病及微生态治疗。微生态学研究表明，在人体胃肠粘膜上排列着致密的对人体有益的细菌（主要有双歧杆菌、乳杆菌、粪链球菌等）形成菌膜屏障，这种菌膜屏障能发挥生物拮抗作用控制有害菌的繁殖，阻止有害菌毒性物质的吸收，产生乳酸等使体内有害毒物排出体外，具有清洁肠道，保护肝脏，维护人体健康的作用。一旦菌膜屏障破坏，在外袭病因的作用下，就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如急慢性胃炎、胃溃疡、肠炎、慢性结肠炎、肝病加重等，鉴于这些疾病有一共同的发病机制——微生态失调，因此，利用宿主体内的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等）作为种子，通过发酵工程，扩大数量，制成活菌制剂，再回归到宿主的原生境，重建菌膜屏障，就能达到纠正微生态失调，恢复微生态平衡的目的。因此，一种微生态制剂能治疗多种消化系统疾病，此谓异病同治。

从以上列举的医学微生态学理论与中医理论来看，两者不谋而合，极为相似，因此，是值得相互借鉴的，可以用医学微生态学原理解释和阐明中医中的某些理论，也可用微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来研究中医理论和中药、药方。舌象检查证明，不同舌象，是不同菌群结果，通过中医中药疗法，可改变舌象，菌群结构也同步改变。四君子汤有扶植肠道生理性细菌的生长作用，小承气汤在调整肠道平衡方面非常有效。我们可利用微生态学研究方法，从医学微生态学角度依据生态学原理去研究中医中药等方面的问题，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1］项祺.内经教程［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9.

［2］牛实为.内经生态观，第1版［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1.

［3］孙濡泳.普通生态学，第1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

［4］扬力.周易与中医学，第2版［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8.

［5］康白.微生态学，第1版［M］.大连：大连出版社，1988：7.

生态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题】出版业

【关键词】出版生态/出版种群/出版群落/出版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

【正文】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后，我国出版业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各种形式的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增长迅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出版界喊出了“狼来了”。“做大做强”似乎成了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出版集团、报业集团、传媒集团纷纷组建起来，各出版媒介也纷纷扩大规模。由于出版业的高利润的诱惑，各路资金也对介入出版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03年我国出版图书190391种，总印数66.7亿册；期刊9074种，总印数4287万册；报纸2119种，总印数383.12亿份；录音制品1333种，出版数量2.2亿盒（张）；录像制品14891种，出版数量3.54亿盒（张）；电子出版物4961种，9320.89万张。[1](P1-9)我国已成为出版大国。

但出版大国并不意味着出版强国。在繁荣之下，我国出版界也还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和出版资源的配置仍然是计划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不少出版媒介内部机制僵化，压制了人才的创造性和活力。2)粗放型掠夺式经营，使得出版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出版严重地浪费了出版资源。3)品种结构不合理，出版规模扩张过快，致使品种增加，印数下降，效益低下。4)市场不规范。出版物市场的区域割据和地区垄断现象仍然存在；行业内诚信意识薄弱，回款难的问题长期困扰着出版媒介；假冒伪劣泛滥、盗版猖獗。5)出版媒介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如严重违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宣传纪律，有的出版媒介甚至出卖书号、刊号。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破坏了出版生态，也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出版的“大崩溃”[2]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出版的“大崩溃”恐怕就为时不远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也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观、层次观、系统观和协同进化观，对出版业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生态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结合，已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文化生态学、知识生态学、信息生态学、媒介生态学等。[3-6]曾有人对出版生态问题作过一些讨论[7-11]，但尚未见对出版生态学做系统的、深层次的探讨。本文试图对出版生态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及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作粗浅的探讨。

一出版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学研究的是生命体即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版媒介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出版媒介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它不断地进行着人员的更替，不断地从外界获得物质和能量，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新陈代谢的过程，出版媒介有诞生、成长、壮大、衰老、死亡或再生的过程。出版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也在继承（遗传）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变异），从而使出版媒介的组织形式、出版物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媒介对外界刺激能做出一定的反应，即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来确定自己的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否则就会被淘汰。出版媒介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最初的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胶印；从单一的纸质出版物，到现在的包括纸质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出版物；从过去的手工作坊，到现在的跨国出版集团，这些都是出版媒介进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出版媒介看作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视角考察出版现象。

所谓出版生态就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总和。它是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出版生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媒介环境，即互为环境的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都影响着出版媒介的生存和发展。政治制度决定了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规，也决定着出版工作的性质。经济的发展对出版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出版无不打着其文化的烙印，而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离不开出版载体。教育的发展为出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为教育服务也是出版的一大职能。科技与出版更是密不可分，没有文字、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就不可能有出版，出版也承担着和传播科技成果的责任。

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之间，以及出版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和机理的科学。出版生态学是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出版学研究的结果。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的拓展，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开展出版生态学研究可以弄清出版媒介与影响出版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的相互关系，明确出版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及其进化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进而探索调节以至优化出版生态系统、保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二出版生态学的相关学科和分支学科

出版生态学既不同于编辑出版应用学科，也不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学。它所研究的既不是具体的编辑出版业务知识，也不是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是出版媒介与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生态关系。它研究的出版生态规律既不同于传统出版学中一般的编辑出版工作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生态规律。因此出版生态学是出版学与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的一门边缘学科，是对出版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作为出版学的拓展，它与传统的出版学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所创新。“出版学是研究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对象是图书和期刊。[12](P14)出版学的研究成果为出版生态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出版生态学不去研究具体的出版业务知识，而是以整体的、发展的、系统的眼光研究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它所研究的媒介涉及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但并不去研究某一具体形态的出版物的性质和功能，而是研究同种媒介之间与不同媒介之间的生态关系，及其在出版生态系统进化中的作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13]出版生态学运用生态学的原理来研究出版学，因此出版生态学与生态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的出版现象，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等众多领域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传播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科。[14]传播是出版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出版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播学研究的媒介范围很广，但侧重于研究广播、电视、报纸、网络这样的新闻媒介，与出版生态学中研究的媒介各有侧重，研究角度也不完全相同。

此外，出版生态学与管理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也有密切的关系。

出版生态学研究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因此它有许多分支学科。按照出版媒介的层次性划分，可分为个体出版生态学、种群出版生态学、群落出版生态学和出版生态系统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分类来划分，可分为图书出版生态学、期刊出版生态学、音像出版生态学、电子出版生态学和网络出版生态学。按照出版媒介的组织环节划分，可分为编辑生态学、发行生态学、出版管理生态学等。按照出版生态演替的过程，又可分为古代出版生态学和现代出版生态学。

三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只有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科学研究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出版学的一些传统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古今中外法、分析综合法在出版学研究中曾经是主要的研究手段，[15](P27-29)但这些方法远远不能满足出版生态学研究的需要。作为新兴边缘学科的出版生态学，应当在借鉴这些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并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加强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总的趋势是，由定性研究趋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出版生态研究离不开出版活动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些数据资料不能凭空得来，必须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取得。随着数学方法的引入，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日趋完善。进行出版生态调查研究，必须首先明确研究目的，然后制订研究方案，包括确定调查对象、抽样范围、抽样方法、测量方式、问题设计，并实施调查。取得数据、资料后，还要进行整理和归类，再根据需要，分析各类数据，抽出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总结出观点，最后形成研究成果。这里就用到了概率与统计的方法，对大量复杂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也离不开计算机技术。

(2)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法。定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研究单位的属性，分析它的组成要素，并根据不同的属性进行分类。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量的方面的揭示。在出版生态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利用定性研究来定义问题，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量分析则可以用以验证定性研究中的假设。定量分析之前通常要以适当的定性研究开路。有时定性研究也用于解释由定量分析所得的结果。因此，尽管定量分析能够得到精确的结果，但定量分析不能取代定性分析，而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前提。只有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才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3)出版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法。系统分析是指在研究中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对系统内各要素、结构和关系的考察，研究如何优化系统的结构以发挥系统的最佳功能的方法。通过系统分析，可以对系统的发展作出预测、决策和实行控制，可以找出系统从一种状态突然转化为另一种具有新功能的状态的条件、机制。而系统综合则是按照系统的诸要素、结构层次、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在思维中复制和设计系统整体的综合方法。在把部分综合为整体时，能够揭示各部分所不具有的新质态、新规律；它着眼于系统的最优效应，通过对系统各部分的创造性组合，实现系统设计的最优方案。

(4)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相结合研究法。出版生态也可分为宏观出版生态与微观出版生态，宏观出版生态指整个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技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微观出版生态则指出版媒介与作者、读者、经销商、印刷商，以及出版媒介内部各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宏观分析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对宏观出版生态进行的研究。微观分析则是指从构成出版业生产与流通整体的各环节、各部门、各工序、各层次、各方面，对微观出版生态进行研究。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既可以全面地揭示出版生态规律，又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找到维护出版生态平衡，保证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相互移植与借用的结果。因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视角，从新的视角就可以发现新的问题，从而可以大大扩大思维空间，促使新思想、新学科的产生，出版生态学的产生就是如此。随着出版生态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会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体系也会逐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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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出版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把出版与生态联系起来，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系统整体上去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至优化和调控。

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在微观生态方面，应当着重研究编、印、发、管等各个环节在整个出版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在宏观生态方面，则应从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层次研究出版的生态规律，这也是出版生态学研究的中心。

1.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个体生态学也称生理生态学，它研究生物对环境适应性的生理机制。生理适应使生物在不良或极端环境中得以生存，提高存活力。同样出版媒介也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才能够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出版媒介（个体）与生态因子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以及组成这些个体的部门如编辑部、发行部（器官），以至编辑人员、发行人员（细胞），甚至可以小到稿件（基因），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出版媒介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灵活的适应机制，使自己保持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出版媒介内部的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其人员的素质是关键。那么，它需要建立怎样的联系，其人员需要怎样的素质？影响媒介的限制性因子是什么？出版媒介适应社会环境，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这种反作用有正面的，也可能有负面的。如何提高出版媒介的耐度，以增强出版媒介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如何使出版媒介对社会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抑制其负面的影响？这都是个体层次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2.种群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即为种群。[13]在自然界，种群和种群之间存在地理隔离和生殖隔离。同一地区的个体共享同一资源，因而在对待资源的关系上又表现出种内竞争或合作关系。在信息化社会，严格地说不存在相互隔离的出版种群，但是为了研究方便，在目前我国出版物市场被人为分割的情况下[16]，我们姑且给出版种群下如下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一定的条件联系起来的相同类型出版媒介的群体，称为出版种群。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学就是要研究在这种分割条件下的出版媒介个体之间，以及其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出版种群的数量、分布密度及其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出版种群的组成及出版种群的结构。各种形式的出版集团、报刊集团、传媒集团可看作是出版种群。目前我国的这些集团大多是靠行政手段组建的，并不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的产物。如何合理地配置出版资源，规范竞争，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为战，以最大限度地发挥集团的整体优势，仍是有待研究的课题。研究种群层次的出版生态，将为此提供有益的参考。

在研究出版种群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书商。有些书商已不满足于仅仅做书刊流通的中介，而是通过买书号、刊号、版号进入出版媒介的行列中，可以称之为隐性媒介。这样的隐性媒介有多少？可能难以统计。在我国出版审批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国有出版媒介不能积极有效地应对市场挑战，市场就会来配置出版资源，买卖书号、刊号和版号的现象就难以杜绝。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出版种群的变动。由于买卖书号的不合法性，书商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先天的劣势，但由于他们更加了解市场，畅通的销售渠道弥补了他们的劣势。但作为隐性媒介的书商也是不稳定的，其规模和数量均变动频繁。

3.群落层次出版生态学研究

所谓群落，是指生活在一定生境中的全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各种方式彼此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整体。例如一片由多种不同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的森林，和生活在森林里面的许多动物和大量的微生物，共同构成一个生物群落。生物群落只相当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部分。群落生态学主要研究生物群落的组成及其结构、性质与功能、群落内的种间关系、群落的发展与演替、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与稳定性，群落的分类和排序等。[17](P4-5)我们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图书媒介、期刊媒介、报纸媒介、音像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出版种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组成的整体看作出版群落。不同的出版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的出版媒介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媒介具有不同的形态，或具有不同的载体，它们既有竞争，又有协作，各自占有相应的生态位，表现出出版群落的层次性；出版群落中各种出版媒介的数量不同，由此可计算出各种出版媒介之间的比例，即相对数量。出版群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演替。在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出版媒介有不同的生态位。

由哪些出版媒介种群构成了出版群落？在出版群落中，其结构关系如何？出版群落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群落怎样由最初的图书媒介演替到现代的多种出版媒介种群构成的复杂群落？不同出版媒介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其演替的规律是什么？出版群落的演替趋势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是群落层次的出版生态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4.生态系统层次的出版生态学研究

一定空间中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系统，其中各成员借助能流和物质循环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功能复合体，这就是生态系统。[13]生态系统生态学主要研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及生态系统的发育和进化。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重点。我们可以尝试为出版生态系统下一个定义：一定地域内的出版群落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组成的系统即为出版生态系统，其中的出版媒介与其环境，以及出版媒介与出版媒介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出版生态系统也是出版生态学重点研究的内容。出版媒介与其生存环境通过怎样的联系组成了出版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有怎样的结构？出版生态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出版生态系统中的能量通过什么方式流动？物质通过什么方式循环？信息通过什么途径传递？出版生态系统进化的规律是怎样的？如何使出版生态系统达到最优化，并保持出版生态的平衡，以保证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生态系统出版生态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上探讨了出版生态学的概念、出版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及相关学科、出版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由于出版生态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对其中许多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因此其不完善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还需要不断地深化研究，逐渐明确和完善出版生态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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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袁亮主编.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3]贝时璋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DB/CD].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14]许力以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EB/OL].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15]袁亮主编.出版学概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生态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教师要能够引导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

    “兴趣是学习的先导,入门的钥匙。”学生对学习内容没有兴趣,纵然老师说得“天花乱坠”,他则是“昏昏欲睡”。这就不是“动态生成”的教学环境。正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因为他对苹果为什么落地产生了兴趣,进而去研究,才有了着名的发现。否则,再多的苹果掉下来,可能也无济于事。对艺校的学生来说,提升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兴趣难度更大。目前我们在教学中提出:创设务实的预设。即首先做到因材施教,实行分层次教学。如舞蹈专业,我们从学生进校开始,按照成绩和学习兴趣分为两个班级。其次,在制定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时,切实考虑学情。第三,在授课中注意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学习起来,接受知识不是感到十分吃力。第四,根据学生的发言积极性打平时成绩。这样,学生有了自信,有了感兴趣的学习内容,有了学习的动力,学生的态度有了转变,积极性相对容易调动,课堂发言率也相应提高。通过三年的教学反馈,发现舞蹈专业各班学生,开展教学的动态生成活动效果越来越好。

    二、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教育智慧,较强的应变能力

    课堂教学中,一些学生不经意的语言或行为,有时与课堂学习有关,有时关系不大,甚至有时会影响或者破坏课堂学习气氛。经验丰富、反应能力较强,并且具有渊博知识的老师,若能及时调控,扭转,利用分析、比较、学生自我探索等教学方式,使这些行为或语言成为引导课堂突破沉闷气氛的“契机”,成为师生交流的“催化剂”,从而使课堂成了展示学生思考活力的最佳场合。这也是非预设的动态生成的教学魅力之所在。而有时公开课或者循规蹈矩的课堂教学则可能会丧失这一机会,这一事例在我校一位老师的公开课教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有一节公开课是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当时授课老师准备十分充分,讲解生动,师生听得也都非常入神。当老师在讲解词的下片历史人物时,问到词中写到哪些历史人物?这时有学生在下面小声说:“小乔是美女。”这一声音虽低,却引起学生的哄笑。这时,老师如果能抓住这个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的内容和环节,让学生结合这位男生的回答,充分讨论作者引用小乔初嫁的用意,适度介绍文学作品中作者情感表达的委婉、含蓄特点,诗词美感表达中壮美和柔美的统一,画面色彩的协调等问题,以及杜牧的《赤壁》中对大乔、小乔描写的作用。这样很自然地扩展了作品欣赏的容量,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无疑会成为本节公开课教学的亮点。可惜老师当时过于紧张,不能灵活地调整,生成新的超出原计划的教学流程,只是机械地继续讲解已设定的教学环节。虽然本节课的教学顺利完成,却总令人有遗憾之感。由此看出,老师的紧张,缺乏应对机制,教学思路的狭隘等,都会影响和制约教学过程中的“动态生成”。这使得本该成为“教学亮点”的地方,显得沉闷、平淡,也无法看出学生自主学习和积极学习的状态。

    三、教师必须指导学生做好学习的预习准备工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礼记?中庸》)这句话用在教学上,“预”,不仅是指老师的备课等教学准备,还包括学生的预习功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艺校学生对文化课的学习是很少预习的,课前准备十分欠缺。他们认为:在戏校“文化学习就是打酱油的”,抱着这种心态学习,上课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有些学生只是上课前才把课文打开。这样课堂上的教学“动态生成”就增加了难度,甚至是不可能的。前不久一位老师的公开课上,就看到了这种状况。老师在课堂上充分采取了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方式,可是由于学生准备不充分,连课文的阅读都比较生疏,研讨课文则成了空话,“良性的”思考和生发更无从谈起。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动态生成”,教学效果也无疑打了折扣。

生态学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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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政治学；地区共同体；生态社会主义

Abstract:Theaimofenvironmentalpoliticsistofindthepoliticalcausesthatresultinecologicaldestructionandtoprovidepoliticalreasonsandsolutionsforenvironmentprotection.In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isalwaysconsideredasoneofthemosteffectiveapproaches.However,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hilosophy,holdsthatsuchanapproachcannotdealwiththeglobalenvironmentalproblemsinmodernsocietycompletely,becausethepoliticalviewof“community”isthekeytoenvironmentalproblems.Inthissense,thevalueofecosocialisminenvironmentalpoliticsis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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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environmentalpolitics;localcommunity;ecosocialism

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不仅是因为生态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而且因为这种负面影响越来越切身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学术界围绕生态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一种“诊断性/救治性的讨论”。也就是说，它需要完成两个主要任务：第一，要对造成生态破坏的根源和原因进行诊断；第二，提出可以用来消除这些原因从而解决问题的处方。

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切入，可以得到不同的诊断结论以及相应的救治方案。如果说生态伦理学主要是要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挖掘那些带来生态破坏的伦理观念，并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上的理由和方案的话，那么，生态政治学则是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中挖掘造成生态破坏的社会/政治原因，并为保护生态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理由和方案。由此观之，生态政治学的讨论，实质上蕴涵着这样一种预设，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乃是因为人们在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上出了问题；生态政治学就是要把这些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加以改造甚至抛弃，以建立一种同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相匹配的政治结构及其理念。

在生态政治学的诸多思路中，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提倡“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建设“地区共同体”（localcommunity）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缓解生态压力、规避生态破坏的合适方案，因此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而笔者却是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批判性地对其予以梳理和评析。笔者也认为，虽然这一诊断思路及其处方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但它无力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问题。因为现代生态困境的基本事实亦其最大特征便在于，生态破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生态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之所以难以解决，正与人类政治结构中对“共同体”所具有的深刻认同密切相关。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发现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和卓越意义。

一、不平等的支配性结构：政治视角的诊断

从社会政治层面对生态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方案，在这方面，默里•布克钦（Murray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socialecology）思想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向显著的环境正义理论（environmentaljustice）是值得首先关注的思想典型。这不仅因为，它们的出现使人们逐步意识到生态问题的政治内涵，而且因为，它们富有启发地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生态政治的诊断思路，即它们都将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结构。由于其观点已得到诸多的专门研究，笔者本文不再重复，而是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观点背后的基本思路。

“所有的生态问题均植根于社会问题”［1］，这是布克钦的一句名言。作为社会生态学的代表人物，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2］那么，究竟是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了生态破坏？布克钦的答案是，症结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本身，即“阶层制”。这种政治结构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在资源占有、社会力量、交往身份等方面总是存在一种地位上的“势差”。因而，一部分人成为支配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支配者。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在政治结构上因现代国家的权威建立而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布克钦因此认为，国家乃是阶层制最为严格而确定的存在方式；在国家中，“支配—被支配”关系最为强硬。

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一些人被另一些人支配，因此在生态问题上，这将从两方面带来不利结果：一方面，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人们在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时总是采取命令、指使等具有压迫性、强制性的做法。如果这种做法已成为人类行动的主流方式，那么它不仅会使人在面对同类时采取这种方式，而且在面对自然生态的时候也会采取这种方式。正如布克钦所担心的那样，人对人的支配会“折射”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上。况且，更严重的是，在人对人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尚只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成员，而在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中，支配者已然是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员！换言之，支配性的政治结构所具备的支配力量，将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中最充分地展现出来。

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设想，那些在人类社会内部身处底层的被支配者，往往因为最贴近自然环境，所以不一定会穷凶极恶地支配自然。然而，这并不能替生态环境缓解太多压力。因为在阶层制的政治结构中，支配者几乎不必直接承担任何生态破坏的代价，便可享用大量的生态开发成果。这不仅意味着一种资源分配的不正义，更重要在于，它会使支配者可以不必顾及成本地提出更多的开发要求，通过加大对人类社会中的被支配者的支配而加大对自然环境的支配。可以说，只要“支配—被支配”的阶层制政治结构存在，那就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义务）不匹配——有些人可以享有更多权利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当这种不匹配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就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带来生态问题。由于现代国家进一步强化了阶层制，国家中的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更强的权威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力，因此，生态环境就会在现代国家这一政治格局下承受更大的压力，生态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问题。

布克钦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角度揭示生态问题的原因，其重要的理论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评生态伦理学的抽象性。在他看来，笼统地讨论“人”在道德观念上的某些偏差，这种诊断属于“把脉不准”。因为与自然发生互动并带来生态破坏的，并不是一个大写的“人”，而是许许多多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无差别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而是诸多有差异的道德主体（moralsubjects）。在生态问题的研究中，社会生态学将“人—生态”结构中的前者细化为“此人—彼人”结构，并以此作为主要的分析任务。正是这种思路和视角的转换，为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思想预备。

环境正义理论的兴起跟美国当时的环境正义运动——反对有毒废弃物运动［3］和反对环境种族主义运动［4］——密切相关。这类运动实质上反映了一个严重的利益分配不正义的政治问题，即那些看上去净化了生态环境的行为，只不过是净化了一部分人的环境，却同时牺牲甚至加害了另一部分人的环境。更直白地讲，许多污染等问题与其是被解决，毋宁是被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和有色人种的社区之中。所以从一开始，环境正义理论就透过生态纠纷而注意到那些曾被统称为“道德主体”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平等。在环境正义理论的语境中，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为因财富拥有量的差异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经济实力强、经济地位高的富裕阶层一方面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并在生态开发中获得比经济实力弱、经济地位低的贫困阶层更多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可以同样借此而远离甚至转嫁生态开发所带来的坏处。这样，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和污染的不公正分配，就同时偏向了有利于富裕阶层的一边（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这种不平等已经突破了一国之内的阶层关系，而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5］

由此可见，富裕阶层实际上扮演了社会生态学分析框架中的“支配者”角色——他们拥有影响自然生态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力量，但又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匹配的政治结构，当然会刺激富裕阶层无需更多考虑环境——因为他们可以转嫁环境成本，使得环境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无关。这样，生态环境不仅目前已经遭受富裕阶层所施加的负面影响，而且，只要不正义的政治格局依然存在，那么生态环境就将继续遭受他们的负面影响。同社会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一样，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注意到人类社会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性，而且同样把带来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诊断为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匹配的政治关系。

然而，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有人享受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更多好处，却把承担废弃物的义务更多地留给他人——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破坏。因为，可以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给他了一些可乘之机，刺激了他的投机占便宜心理（比如古希腊寓言中的隐身戒指）。而他要想成功地实现投机活动，真正地占到便宜，还需要具备“希望投机占便宜”的意愿，更关键地，需要具备“能够投机占便宜”的能力和资格。也就是说，那些享用更多权利却不必承担相应义务的人，同时还必须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只有当他们拥有决策的能量和资格时，他们才能作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从而使这种权利义务的不匹配情况，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而“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不平等的政治结构，恰好就满足了这一点。在该结构中，不平等的政治地位不但使人们在权利义务上不匹配，而且使他们在决策的资格、能量和影响力上也有天壤之别——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社会决策，主要由处于上层的支配者或强势阶层说了算；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或弱势阶层则没有什么发言权，或即便有发言权，也缺乏实际的决策力。更要命的是，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拥有实际影响力的人，却会出于种种原因——比如考虑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是）考虑支配者的集团利益和利润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健康状态并不敏感。而那些对其敏感的人，即那些更直接地贴近自然、与自然打交道的处于下层的被支配者，却因为身处被支配地位而难以将自己的意见转化成能施加积极影响的社会决策。由此可见，当不平等的支配性政治结构遭遇生态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错位”——有能力和资格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状况；而那些与生态环境发生直接的联系并更关心这一状况的人却又没有施加影响、做出决策的能力与资格。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是支配性的政治结构导致了生态危机，那么，其关键倒不在于支配者转嫁了责任而让被支配者替他们承担更多（这顶多是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危机），而是在于这种政治结构把影响生态环境的政治决策资格和决策地位不平等地只交给了一部分（其实并不关心生态环境的）人而没有交给所有人，尤其是没有交给那些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基层民众。

二、地区共同体：生态政治学的典型处方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包括布克钦在内许多生态政治学者都认为，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解构现有的政治生活的阶层模式而建立自治、民主、平等的地区共同体。因为地区共同体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特殊模式，所反对的正是“支配—被支配”的不平等结构，而倡导一种利害与共、和衷共济的平等的权力架构和交往方式。在地区共同体中，不存在支配结构中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强势者，因而包括生态决策权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决定权，都被掌握在那些相互平等的基层民众手中。这种“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的自上而下的方法颠倒过来，让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6］114。此类政治构思之所以被认为有利生态保护，主要出于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由于政治权力下放并平等地赋予每个人，因此意味着一种更充分、更直接的民主政治。对生态问题这一涉及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来说，让所有（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来参与民主的讨论和决策，显然在政治上十分必要并且正当。巴克斯特指出，生态保护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类的自我繁荣，而人类的自我繁荣，亦即人们的自治、尊严、自我价值意识和社会本质的全面发展，乃是需要民主的政治生活来予以实现和维护的。不仅如此，随着条件的变化，人们对于自身的自我繁荣究竟是什么、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仍要不断探讨。这更需要人类社会能够推行公开而平等的民主政治，不仅“确保对重要理论争论的公平探讨能够得到允许和鼓励”

［7］123，而且“鼓励人们以民主所允许的方式对它进行审查”［7］124。因此，更为民主的地区共同体，有利于身处这种政治模式中的人们在生态问题上做出更切实际的准确判断。

第二，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社会决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直接受到决策影响的人。科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Sale）曾指出：“如果在哪个层次上可以培养生态意识，可以让公民认识到自己是造成环境后果的元凶，那就是在地方层次。在这一层次，所有的生态问题都走出了哲学和道德的领域，被作为切身的问题加以处理。”［8］丹尼尔•科尔曼（DanielColelman）也认为，当决策的制定者“在地区或者社区的层面观察生态问题时，它们（指生态环境——引者注）变成为与己息息相关的身边事”［6］122。地区共同体这种政治模式，由于成员之间平等、紧密的政治关系有助于塑造一种家园感的氛围，因而也就具有将公共事务“切身化”的特性。这样一来，身处地区共同体的决策者在进行生态决策时，当然就会比身处支配结构的决策者更加关心、顾及环境的承受能力和健康状态。正因如此，科尔曼才反复地说道：“最贴近环境而生活的人最了解环境，有关的决策权和监护权应当掌握在他们手中。”［6］101-102“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6］102

第三，在一个地区共同体中，公民的共同参与是政治运行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被认为能有效抑制那些造成生态破坏的因素，并创造有利生态保护的条件和方案。因为，一方面，“（生态的）可持续性需要一个行为规则与规章的框架……而‘参与’正是造就可持续性构型本身的东西”［9］13。只有通过“参与”，亦即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思考中，人们才能逐步清晰地认识到，什么是有助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科尔曼乐观地表示：“以社群为本的协作型经济必定与生态社会携手而来。社群为本的经济意味着于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特点相协调的合作型企业、工人自我管理和以人为本的组织方式。为强化对环境的监护和社会的责任，一个注重生态、以社群为本的经济会强调自立。社群是自立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政治生活的根基，也是生态社会的根基。正如基层民主使生态型生活成为可能，社群为这种生态型生活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家园。”［6］115

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并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公民们才能“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挑战非持续性”［10］34，才能有资格、也有能力“介入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抗拒和反对环境恶化的结构性原因与不可持续性实践的非环境因素的斗争”［10］33

。这两方面都意味着，解决生态问题的政治构思，必须围绕着一种积极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citizenship）展开。也就是说，它需要人们把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任何公共事务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情，并将维护和促进这些公共利益视作自身利益繁荣的一部分，从而纳为自身的义务，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而地区性的共同体，显然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承认每个成员的政治资格和政治地位而有助于发展、培育和倡导这种公民资格。因此，诚如安德鲁•多布森（AndrewDobson）所言，从政治上解决生态问题的目标“离开了公民参与都是不可能实现的”［9］13。

综上所述，许多生态政治学家相信，一旦当生态决策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格能为所有将受到该决策影响的成员平等享有，并且这些成员能积极地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么这种“自下而上地创建‘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大众基础’……（将）建立直接的和经济民主的公共领域”，“创造一种把公民作为在十分宽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领域中在民主大会制度框架下进行决策的公民来对待的新公共空间”［11］。在这一空间中，其公民有能力“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社群”［6］138。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模式通过把生态决策的权力下放，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态意识，对生态问题予以“切身化”的理解，而且能够激发人们去正确处理这类切身事务的实践能力，并提出与之相符的政治、经济方案。

三、集体不负责与亲疏之别：共同体的政治困境

在生态政治的构思中开出“地区共同体”这一药方，其实蕴涵着两点预设，即人们会对自己的切身利益更为关心，并且他们有能力正确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正因如此，“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才积极要求，要把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资格交还给这些既有能力也更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去处理。然而，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范畴和政治生活模式，它所具有的内部、外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态政治上的表现，是值得重视和辨析的。

首先，从内部问题来看，地区共同体虽然有可能实现某群体的内部平等，解决少数人因为处于政治不平等结构中的有利地位而在进行生态决策时不负责任的问题，但它并不能避免通过整个共同体而得出的决策依然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换言之，当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将政治决策权平等赋予所有成员时，这或许可以解决“少数人的不负责”，却不能解决“所有人的不负责”。

对于这种并非源自支配者的压迫或欺骗，而是源自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诉求甚至强烈要求而带来的生态破坏，我们不仅可以想见，而且已经目睹。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生存的压力而非生态的压力才是第一位的，因此，他们——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也无论有没有这两者的区分——不得不首先考虑经济利益的提升和生活福祉的追求。对他们而言，这种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也完全正当。所以，即便这些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生活模式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共同体，即便这种政治模式能够从基层开始推行直接民主，但只要其成员缺乏相应的生态智慧、知识和意识，没有找到保护生态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得的办法，那么，他们通过共同的民主参与而得出的政治决策，就仍会是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把保护生态的议程排在后面。戴维•佩帕（DavidPepper）敏锐察觉到：“大多数生态乌托邦假定自给自足的社区和工人合作社在本质上是有利于环境的，因为它们规模小、潜在地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更关心与环境的互动。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小规模并非是内在的，它们也不一定体现为民主、包容性或者关心环境。”［12］可见，在生态问题上，采取民主的决策方式仍然不能避免民主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困境——民主只承诺过程而不承诺结果。一旦遇到“采用赢利和增长这样狭隘的指标来衡量结果时，一个民主的政体也不能保证出台富有环境智慧的政策，所以，光是注重民主也仍有缺陷”［6］96。

其次，从外部问题来看，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一种地方主义倾向。这不仅是因为地区共同体在地理位置上必定处于某一地方，而且因为地区共同体会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一种地方性的“家园感”。这种典型的共同体感受能够从政治上加强成员的身份认同，使他们更自觉、更强烈地把自己的利益同共同体的利益在一致性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与外部的“他者”予以区分（否则它就会因为没有边界而不成其为一个地区性的共同体）。在这种“内外之别”的关系中，一个人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会优先考虑他所在的那个共同体的利益。也就是说，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不但带来了“内外之别”，而且带来了“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尽管这种“高下之别”或“亲疏之别”不一定会在各共同体之间导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但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可能性。

一方面，虽然在一个民主参与程度比较发达的地区共同体中，其成员确实更关心生态环境、重视生态利益，也有资格决定共同体的生态决策，维护生态健康，然而，这种“重视”和“维护”却是以共同体的边界为边界。当一项生态决策影响到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利益时，他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关注度，并积极谋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环境；可是，当这项生态决策不再影响到该共同体的环境而是转迁他处时，我们就发现，他们几乎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平复了自己的热情，仿佛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生态污染就跟自己无关一样。无论这项生态决策转迁他处是否是该共同体的成员们有意或无意地推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不是自然界中污染和破坏的整体减少，而只是它们在不同地点上的转移。可见，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构思固然能为环境保护提供帮助，但是，由于这种构思通过一种政治上的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区分——而把生态环境区分为“我们的环境”和“他们的环境”，因此，其帮助也只是光顾了前者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用于提供这种帮助的政治视野，以及这种帮助所能覆盖到的生态范围，相对于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来说，仍显得局促甚至狭窄。

另一方面，既然地区共同体对内是以利益的一致为基础，但对外是以利益的区分甚至分割为基础，那么，它就无法避免共同体之间依然存在相竞争甚至相抗衡的关系。因为只要有利益的分割，就会有竞争；只要被分割开来的利益各方越认同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也就越明确而持久。而“相互竞争肯定会带来最少程度的对市场进行社会与生态控制方面的共同标准”［11］。在生态问题的讨论中，“地区共同体”的倡导者之所以开出这一药方，或许看中了“共同体”模式对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认同关系的设计，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种亲密关系给共同体之间的交往可能带来的障碍。

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地区共同体”尚只是一个理论构思，并且因其“地区性”或“小规模”而不足以使竞争特别激烈，那么在现实中，以“共同体”之名，由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利益各方在生态开发中相互竞争、在生态保护中相互推诿的困境，就早已在全球生态问题的磋商过程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毕竟，目前更多、更重大的也更难以妥协和解决的环境问题，其实主要是在民族国家间的层面上展开。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的强烈认同。尽管民族国家不一定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但是在国际的或全球的层面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利益相对统一的共同体，然后以共同利益的不可让渡或退让来鼓动国内民众，使人们在生态环境的国际问题上凝结成具有利益一致性的群体。而对于现代人来说，心目中的“共同利益”，也确实往往是以民族国家这一层面为边界；民族国家这种共同体形式，在人们对政治问题的考虑中，成为一种必然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性框架和论辩底线。无论什么利益或问题，一旦发展到国家层面，在目前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便成了一种不可让步的要素。［13］比如，美国总统布什1992年在拒绝签署“地球高峰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协定”时就把自己的理由说得清楚明白而且理直气壮：“我们不能允许环境运动中的极端行为关闭美国。”［14］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共同体”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并常以“民族国家”的利益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又不对这种共同体认同及其政治理念加以批判，那么，在处理生态问题的全球实践中，我们就不可能走得比现在更远。生态系统是跨国界的，从不会因为政治区划和国家边界而中断；相应地，生态系统中的危机问题，也不会因为人类彼此间的国界划分，只停留在某国内部而不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接壤的周边国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只有人在活动，而不论这些人被区分成怎样的群体、有怎样的关系。可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政治结构，却偏偏是以社会性的关系、以地域性或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进行的——人们总是把更多关切放在自己的共同体之内，并且具有一种“边界意识”。由于存在“共同体”的政治模式所带来身份区分，所以，人作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就总会对“外界”、“他者”保持一种不确定、不熟悉的恐惧感和警惕性。既然“他们”不是“我们”，不属于“自己人”，那么“我们”所主要考虑的，就应该是如何使自己能在与“他们”的相互区分和竞争中生活得更加安全而富足。因此我们看到，许多生态资源的（掠夺性的）开采和占有，在很多情况下并非迫不得已，而是政治共同体出于自身战略地位的安全考虑，为了比其他的共同体更占优势、更为强大而进行的。即便现在的生态破坏已经上升到全球层面，人类也仍然囿于各自的共同体认同，相互推诿，不能使用一种全球视野去达成共识。可见，除非上升到一定的思想境界，一个人或一个共同体是难以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理解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现代生态问题在政治上的关键症结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连贯性与人类政治结构的分割性之间的矛盾！

四、结语：作为一种全球主义方案的生态社会主义

巴克斯特指出：“人类政治结构的缺失……将会妨碍人类处理作为生活在生物圈中的一种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生命的威胁、生命的变化无常。……在满足生命需要的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政治组织来管理和控制人类作用于生物圈的行为，人类迟早要耗尽生命的支持系统。”［7］104-105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机制来对那些‘相互联系性’给予应有关心，并且在追求生态正义的过程中，确保人类的协调努力贯穿整个生态圈”［7］139。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文对共同体的局限的分析是合理的，那么，一种超出地方层面的全球主义的生态治理，当然就十分必要。而这似乎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存在，以便能在全球范围内合法地运用某种权威，从而对生态问题这一全球性问题加以统一处理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许多学者已经展开的理论的探讨和设计。比如，有人认为，一个既民主又负责的全球制度是要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环境委员会（WorldEnvironmentalCouncil）和国际环境法庭（InternationalCourtoftheEnvironment）。前者为全球环境方面的政治争论和公共监督提供论坛，后者则用来裁决国际层面上的环境争议。

［15］

关于全球政府或者其他全球主义版本的政治构思，是一项宏大的议题，但它所遭到的批评也相当多。其中最常见的质疑是，全球政府或全球主义的统一治理形式何以可能？要知道，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政治结构的地方性分割是造成生态困局的关键症结，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同时承认，要破解这一症结、化解这一困局，绝不是一件能够轻松实现的事情。人类社会的这种以“共同体”为基本方式和基本理念建立起来政治结构，在可预期的未来是不会完全瓦解的。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稍稍调整思路——不是去直接考虑如何解散现有的政治共同体（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表现为民族国家形式的）而建立一个全球政府，而是去考虑如何促使现有的政治共同体采纳有利于生态的生存方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方式予以普遍地改造。

只有从这方面去理解，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生态政治思想领域中的独特价值才能得到凸现。因为作为当代左翼思潮的一部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生态问题的诊断思路及其处方，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直接地考虑政治结构的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政治问题背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交往的层面。

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症结，关键的不在于现代国家在管理权威和运作效率上加强了对被支配者的支配，也不在于处于不平等结构上层的强势阶层具有更强的决策权力，而在于，他们的支配活动以及他们所做出的社会决策，都是在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必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带来不利的生态影响：（1）它会尽可能地扩大对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的占有，想方设法地充分使用这些生态资源。而利用自然资源直至其枯竭，显然才是最充分的、最合乎资本本性的方式。（2）它会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规模。正如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投资前沿只要不再扩张，利润只要不再增长，资本流通就将中断，危机就会发生。所以，‘静止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16］资本不仅逐利，并且无休止地逐利。而这势必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大量废弃。然而，地球的有限性不能满足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无限扩张和继续，因而导致“资本和自然的冲突”。（3）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将资本投向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这样，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力量，就通过资本的自我复制而被传播到全球。“资本和自然的冲突”也就相应地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程度而导致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4）资本主义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主义（exclusivepossessiveindividualism）为前提（这也是最重要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全球性状况时，这种理念就会成为民族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预设。换言之，在全球层面，排他性的占有式个人将由一整个民族国家来扮演。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国家能够以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共同体”的面貌出现，并为其争夺自然资源等利益的行动提供理直气壮的理由。

对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首先破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已经在资本的逻辑中遍及全球，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自然必须将其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所到达的任何地方。在这个意义上，它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居于一时一地的事物，而是一种已经渗透到全球范围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同经典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为所有受到资本奴役的人（在这里还包括自然）谋求解放的理论，因而必定是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的。更重要的在于，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要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种制度层面的东西，可以在承认“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前提下运行。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全球主义的生态救治方案，生态社会主义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它不奢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某种统一的全球治理部门，而是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更新，来促使各国采取更加有利于生态的治理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态社会主义的思路只能意味着接受某种政治上妥协。只有首先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带给个人和国家的那种由于逐利而引发的排他性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逐步地破解“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和结构所具有的困境与局限，逐步实现全人类的相互认同，实现那个没有国界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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