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文学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生态殖民主义；生态殖民文学；生物扩张；食物链；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6-0087-09
通过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笔者发现：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随欧洲殖民者流散到新欧洲，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引起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造成当地人口急剧下降，带给殖民地本土人重大灾难，在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时下（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欧洲疾病、动物、植物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包括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奠基人在内的后殖民理论专家和学者大都在系列人类文化命题中运思西方殖民主义经验，侧重于生命有机体中人类因素的作用，忽视文学作品描写的生命有机体中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因素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通过相关文学文本透视其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深入考察微寄生物病原体、动物和植物三个主要的生命有机体在西方殖民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引起国内学者对生态殖民主义的关注。
在展开论述之前，须对本文中的“生态系统”、“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殖民文学”三个重要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在本文中，“生态系统”主要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如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等）及其赖以生存的非生物环境（如土壤、岩石、阳光、空气、水分等）构成的系统。①生态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生命有机体或生物群落构成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这些食物链又纵横交织、紧密结合成复杂的食物网，维持着某一特定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食物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必然牵动整个食物网，打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历史上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触动了殖民地食物链中某些环节，牵动了特定区域的食物网，引起殖民地生态系统的恶化，带给殖民地本土人灾难。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主要指欧洲微寄生物病原体（疾病）、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命有机体随欧洲人移居遥远异国所产生的结果，如欧洲疾病导致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大量死亡，人口急剧下降；欧洲动物大量繁殖，贪婪地吞噬当地的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本文中的“生态殖民文学”则指那些描写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破坏殖民地生态系统平衡的经验和结果的文字。
此外，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彼（AlfredW·Crosby）在其《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900-1900》（EcologicalImperialism：The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900-1900，以下简称《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该书名又译《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杜撰“生态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来提醒世人，西方帝国主义不仅像尼日利亚后殖民文学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Achebe）的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所描写的那样瓦解东方被殖民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且还破坏当地民族及其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克罗斯彼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与本文中的“生态殖民主义”概念意义相近、关系紧密，但又有所不同。著名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意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个概念做出区分：“帝国主义”指强势宗主国统治远方他国的实践、理论和态度；“殖民主义”则是“帝国主义”的结果，即移居于遥远的他国。［1］8但赛氏区分忽略了强势西方宗主国（如欧洲列国）的疾病、动物和植物参与其征服远方他国实践活动（即生态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据赛义德，“移居于遥远的他国”是“殖民主义”最基本的含义，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结果。其实，不仅欧洲人移居他国，而且欧洲疾病、动物和植物亦随欧洲人移居他国；再说，移居他国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唯一结果，殖民地生态系统的失衡及其带给当地人的灾难也是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结果。所以，生态帝国主义侧重于实践，生态殖民主义侧重于结果。
一、欧洲疾病——隐形杀手
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即东方被殖民地国家）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在《生态帝国主义》中，我们看到被称为“俄罗斯人”的西方入侵者于17、18世纪拓居于西伯利亚，他们将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等病原体带入西伯利亚。这些疾病在当地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导致大量当地西伯利亚人死亡，人口急剧下降，环境急剧退化。［2］38可见，西方殖民者并非纯然无杂地拓居于东方被殖民地，随其同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病原或病菌；这些病原或病菌在“新欧洲”随欧洲人扩张而扩张，形成克罗斯彼所称的“欧洲生物扩张”（BiologicalExpansionofEurope）。克罗斯彼论述的欧洲生物扩张中的三大主要因素“杂草”、“动物”和“疾病”构成“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是寄主及其微寄生物的合成体。此处的“微寄生物”主要指寄生于寄主体内的病毒、病菌、真菌、病原，它们随寄主扩张而扩张。故此，我们不可抛开欧洲殖民者体内所携带的病原体而单独考察欧洲殖民者的殖民主义经验。
在一般情况下，微寄生物病原体会把没有免疫力的寄主杀死。乔万尼·薄伽丘在《十日谈》引言中描写的那场在1348-1352年间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又称鼠疫）短短的数月内就吞噬了10万多佛罗伦萨居民，使昔日生气怏然、人声鼎沸、繁华美丽的佛罗伦萨城瞬间变得尸体纵横、十室九空、哀鸿遍野。［3］3-9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忒拜城也因瘟疫肆虐而变得人畜病死、土地荒芜。但人类这一生命有机体初次被病原体感染后，其免疫记忆对同样病原体的再次侵袭产生快速反应，体内特定细胞会直接攻击并吞没病原体细胞，同时体内抗体量迅速上升，产生一定的免疫力，抑制病原体的感染，甚至杀死病原体。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虐杀寄主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同时又诱发寄主产生免疫力而反被寄主杀死。后来欧洲人甚至能够生产疫苗来加强寄主对某种病毒的免疫力，正如拜伦在《唐璜》中所作：“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确可称得起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祸害；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医生倒能打发走人身上的痘病。”［4］75
第6期罗世平：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殖民文学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受到寄主强力攻击或抵抗的微寄生物病原体的传染力急剧下降，不能随心所欲地再次享用同一寄主；此时的病原体需要寻找还未获得免疫力的新的易感寄主，转换寄主，将其寄生的适合度重新扩大到极致，以维持其生长、发育和繁衍。欧洲人的远航探险、征战侵略、殖民扩张、旅行考察、迁徙移居、商贸往来、说教传道等使欧洲人与新欧洲本土人广泛接触。如此的广泛接触为欧洲获得免疫力的旧寄主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寻找新的易感寄主、实现寄主转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和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样，获得某种疾病免疫力的欧洲种群（population）生态学中的种群（population）是指栖息在某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由分布在同一区域的许多同种生物个体自然组成的生物系统。种群具有共同的基因库（genepool），彼此之间能够进行自然并产生出有生殖力的后代，因此，种群是种族生存的前提，是系统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任何物种的个体都不可能单一地生存于世，生物个体必然在某一时期与同种及其他种类的许多个体联系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群体才能生存。种群的英文“population”不仅指生活于同一区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口”，而且还指栖息于同一地域的同种个体组成的人养或野生的“牲口”，如马群、牛群、羊群等，故早期研究昆虫、鱼类、鸟类的生态学者又将“population”译成“虫口”、“鱼口”、“鸟口”。（来源：李振基等《生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中的寄主在其殖民扩张过程中突破旧的疾病疆界，将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种群，从而打破了新欧洲种群原有的寄主与其体内微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造成灾难性后果。于是，带给佛罗伦萨人和忒拜城人弥天大难的黑死病之类的瘟疫突破旧欧洲疾病疆界，蔓延到新欧洲或新世界，将灾难降临到对外来疾病毫无免疫力的当地人头上，为欧洲人征服当地人充当了隐形杀手，夺去数以万计当地人的生命，使得原住居民人口锐减，斗志丧失，帝国消亡。
欧洲人携带病原体到新欧洲去征服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在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中已有所表露：“据说那大痘（即梅毒——笔注）之患是来自美洲，看来它也许该驾返其故乡了，据说新大陆的人口已嫌太多，那么也该轮到它使人口减少，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成，好叫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谁知道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他们的真梅毒？或我们的假花柳？”［4］76众所共知，早在16世纪初，入侵美洲的欧洲士兵就将天花带入美洲，结果天花迅速在整个美洲蔓延，吞噬了半数美洲当地人口的生命。1520年，西班牙王国驻古巴总督维拉斯奎斯率军队1500人讨伐征服阿兹提克帝国的科尔特斯，但被科尔特斯率军击败收编。讨伐军中一名染有天花病的士兵把天花病从欧洲传入美洲。最初天花病出现在申泼拉镇（今墨西哥哈拉帕城一带），然后迅速蔓延到阿兹提克帝国全境，进而传遍美洲大陆，在短时期内吞噬美洲半数以上的人口的生命，很多染上天花的印第安人部落消亡灭绝。因为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美洲从没有过天花病毒，所以当地印第安人对此病毫无免疫力，也不知道如何防治。又如艾勒克·博埃默（EllekeBoehmer）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Colonialand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所言，“继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占领了美洲后，当地土著人就因天花、麻疹的流行而开始了所谓的‘大死亡’，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5］21但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的真正成因并非是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柯帝兹率领区区数百名随从就成功征服了统辖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主要的、真正的原因被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在其《瘟疫与人》（PlaguesandPeoples）中称为“史学家的漏网之鱼”。［6］显然，麦克尼尔以此提醒人们，史学家忽略了在这场以少胜多战争中起最关键作用的传染病。在麦克尼尔看来，促成几百西班牙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人的阿兹提克王国的真正原因不是西班牙人的科技优势、火药枪炮、，而是他们传给阿兹提克人的传染病。他在《瘟疫与人》的序言中道出这一真正的原因：“因为，就在阿兹提克人把柯帝兹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天晚上，天花传染病正在城中猛烈蔓延。而且，负责率队攻击西班牙人的土著将领也死于那场‘悲伤之夜’——事后，西班牙人这么称呼它。这场致命传染病所酿成的瘫痪性效果足以解释，为何阿兹提克人当时并未乘胜追击溃败的西班牙人，反而让对手有时间、有机会喘息重整，进而联合其它印地安族人来包围墨西哥城，赢得最后的胜利。”［6］毫无疑问，麦克尼尔在此道出的原因与克罗斯彼生态帝国主义的主要命题相一致，即，促成欧洲殖民者成功征服新世界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带到新世界的疾病。
在克罗斯彼所描述的900-1900年生态帝国主义时期内出现的欧洲殖民者迁徙和移居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携带传染病原到新世界。旧世界的病原菌通常随寄主搭乘远洋航船漂洋过海，到达新世界。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哥伦布的船队到达加那利群岛，将痢疾、梅毒、花柳病等传染给岛上的关切人。例如，欧洲男子通过女关切人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梅毒传染给毫无免疫力的关切人，导致关切人口急剧下降、甚至灭绝。［7］122-164在17世纪末，一位德国传教士写道，“印第安人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西班牙人的目光或气味就足以使他们丧命。”［7］36-37虽然这位传教士的言辞过于夸张，但其所言至少说明印第安人对来自欧洲的传染病毫无抵抗力，很容易染上外来疾病而丧失生命。
在1768-1771年间，英国“奋进”号远征船船长詹姆斯·库克在其前往澳洲的划时代航行中察觉到他的船员将一种疾病带到太平洋的岛屿，并在当地迅速蔓延，他为此而深感愧疚。当“奋进”号到达塔西提岛后几天，库克写道，“我们的船只到达几天后，我们的一些人就得这种病（梅毒病——笔注），而这些在皇家‘海豚’号到来时是没有听说过的。我有理由认为（虽然不一定）是我们带来的，这一点让我丝毫轻松不起来，我所做的应该是尽我的能力阻止它的进一步蔓延……”［8］131-132库克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因为确实有欧洲船只将某种疾病带到太平洋岛屿，如彼德·奥顿（PeterAughton）所肯定的那样，“不能否认的是，在18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欧洲船只确实给太平洋的岛带来过性病。”［8］133所以，在克罗斯彼描述的“生物扩张”过程中，疾病伴随欧洲人流散而流散。
我们在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duMaurier）的《牙买加客栈，法国人的港湾》（JamaicaInn；Frenchman’sCreek）中看到，玛丽的母亲料理的那个“农场里不久就会有人饿死。然后瘟病开始肆虐，并残杀赫尔福德附近村庄的牲口。那是一种不知名的瘟疫，根本无以治疗。瘟疫席卷一切，所向披靡，很像不当令的晚霜，新月时分悄然而至，离去时又无影无踪，只是在它的来路上留下死物一片。”［9］13-14再者，18世纪随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的天花病导致著名智利诗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的妹妹月貌花容消失殆尽，于是又见洛佩斯的诗作《致患天花病的失去美丽的妹妹》。美国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LittleWomen）中善良无私、至善至美的贝丝不幸染上猩红热而离开人世。当代墨西哥裔美国作家亚历杭德罗·莫拉莱斯（AlejandroMorales）的代表作《布娃娃瘟疫》（TheRagDollPlagues）的第一卷描写了发生于18世纪末墨西哥的瘟疫灾害。书中主人公、西班牙王国御医团里最年轻的医生格雷高利奥·雷维尔塔斯于1788年被派往被称之为“新西班牙”的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协助新西班牙总督改善殖民地墨西哥的医疗状况。当时，墨西哥南方一种被称为“布娃娃”的瘟疫盛行，）患“布娃娃”瘟疫而死的尸体软软的，像个布娃娃，因此得名“布娃娃”瘟疫。感染上“布娃娃”瘟疫的病人的手指和脚趾肿大，数日后变红，不久骨肉化脓，四肢糜烂，病毒蔓延到躯体，致使患者死亡。短短的三个月里就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据诺贝尔·戴维·库克（NobleDavidCook）估计，“1519年墨西哥中部人口高达1500万，但与欧洲人接触一个世纪后，其人口就减少到150万。”［10］4-5总之，欧洲殖民种群在接触新欧洲被殖民种群时将体内的微寄生物病原体传给了后者，使其人口锐减、民族衰退。但由于微寄生物病原体寄生于寄主体内，不易被人察觉，所以人们考察欧洲人迁徙过程时，往往关注于寄主的迁徙移居，却忽略了随之迁徙移居而流散蔓延的微寄生物病原体。
二、欧洲动物──不速之客
欧洲生物扩张的主要形式是多个不同的种群（如人口、牲口、植物，或人群、羊群、牛群、马群、鸡群等）一同迁徙移居，而非某个种群（如人口或人群）单独迁徙或移居于异国他乡，即，欧洲生物扩张通常以多个不同的种群组成的群落（community）为其迁徙移居的基本单位。生态学中所说的“群落”是指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的多个不同种群组成的集合整体。［11］194如果说种群是个体的集合体，那么群落就是种群的集合体。据此，欧洲殖民扩张是欧洲人连同欧洲动物和欧洲植物一起迁徙或移居到新欧洲殖民地的欧洲群落扩张。欧洲殖民者不仅随身带入新欧洲殖民地致人死命的疾病，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带入同样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破坏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我们不妨先考察欧洲动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欧洲动物在“植物（杂草）草食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中处于杂草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环节，属于第二营养级，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转化者），它一方面消费第一环节上杂草提供的食物，另一方面又生产供第三环节上的欧洲人消费的食物；或言之，它是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欧洲人能够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如猪肉、羊肉、牛肉、鸡肉、牛奶、羊奶等）的转化者。草食动物扮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它的消费量不能超过第一营养级上杂草的生产量，否则第一环节（或第一营养级）上杂草植物就会不堪重负，终止食物供应，导致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生态环境退化。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在英国人来到之前并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兔子，但在英国人殖民澳大利亚初期，欧洲兔子被引进澳大利亚。1859年一个名叫波米的农民因思乡恋井，将24只野兔从英格兰带入澳大利亚以解乡愁。出乎人们预料的是，由于这些野兔在澳大利亚没有天敌，它们以其特有的杂乱迅猛繁殖，泛滥成灾。它们大量吞噬庄稼牧草、啃吃树皮嫩枝，它们在地下打洞而居，破坏土壤河堤，严重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给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考琳·麦卡洛（ColleenMcCullough）的小说《荆棘鸟》（TheThornBirds）中，鲍勃真实地道出了兔子带给澳大利亚的灾难：“兔子的祸害比袋鼠还严重，它们吃的草比绵羊和袋鼠加在一起还多。”［12］415再看：
天干得很厉害。在梅吉的记忆中，德罗海达的草地总是能设法挺过每次干旱的。但这次就不同了。现在，草地显得斑斑驳驳，在一丛一簇的草之间露出了黑色的地面。地面上网着细密的裂纹，就像是一张张干渴的嘴。弄到这步田地是兔子的过错。她不在的四年中，它们突然在一年之中大量地繁殖了起来。尽管她认为在这之前，它们就已成为了一大祸害。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它们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饱和点。到处都是兔子，它们也吃宝贵的牧草。［12］416
于是，人们把罪过归于波米，鲍勃抱怨道，“上帝惩罚思乡恋井的‘波米’吧，是他第一个把兔子从英国运来的。”［12］416小说直接表明来自英国的兔子给澳大利亚生态造成的破坏：“兔子不是澳大利亚的土产。它们被多愁善感的人们引进来，大大破坏了这个大陆的生态平衡……这里人太少，兔子太多了。”［12］416显而易见，兔炸使兔子消费量超过杂草生产的食物量，导致食物链断裂，生态失衡，造成灾难性后果。
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动物一方面摄食前一个环节上的杂草，另一方面又被后一个环节上的人食用，即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彭斯在其诗歌《赶羊上山》中唱道，“把母羊赶上山岗，赶到长着野草的地方，赶到流着溪水的地方，我的好亲人。”［13］17听罢彭斯“赶羊上山，采食野草”的诗歌，就见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的《福尔赛世家》（TheForsyteSaga）餐桌上的头菜羊胛肉：“羊胛肉……这道菜在福尔赛家宴会上是公认的头菜。福尔赛家不论哪一房请客都没有不备羊胛肉的。羊胛肉又有滋味，又耐咬嚼，对于‘有相当地位’的人士特别相宜。它有营养而且——好吃；恰恰是那种叫人吃了不能忘怀的东西。”［14］51可见，羊肉及其它草食动物肉（如牛肉、鸡肉、猪肉等）是欧洲人必不可少的食物。
无论在旧世界或新世界，牲口（如羊口、牛口、猪口等）在很多情况下是欧洲殖民者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以致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通常组成群落一起生活。在杰弗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女尼的教士的故事》中的那个寡妇依靠其死去的丈夫留下的一块地、几只鸡、几头猪、几头牛和一只羊养活了自己和两个女儿，且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她（寡妇）小心栽培上帝所赐的一点东西，维持自己和两个女儿的生活。她只有三只大母猪，还有三头牛和一只名叫穆勒的羊……她喂着一只公鸡名叫腔得克立……手下管辖七个母鸡……”［15］675同样，华兹华斯诗作《最后一头羊》中的那个成年汉子靠一头母羊生小羊赚钱结婚、养活6个孩子，其诗曰：“可我呀却买了一头母羊；我把它生下的羊儿喂养，它们一头头都非常壮健；后来我结婚，富裕起来，要多少就有多少钱；我的羊已有二十头上下，而每年这数字还在增加。羊的头数一年年在增长；就凭那原先的一头母羊；……它们越多，我们家越富有……”［16］36-37鲁滨孙在孤岛上驯养当地山羊，以获取羊肉和羊奶养活自己。如鲁滨孙自己所述，“我经常考虑能不能弄到一两只小羊，繁殖出一群驯羊，等我的弹药用完的时候，供我作食料。”［17］98后来他捕到一只老公羊、一只小公羊和两只小母羊，并把它们驯养起来，实现了他养羊取食、维持生命的目的。他说，“不到一年半，我已经连大带小有了十二只山羊了；又过了两年，除了被我宰杀吃掉的几只不算，我已经有了四十三只羊了。”［17］130这也说明，欧洲人擅长驯化动物，孤岛上的鲁滨孙显然比当地土著人更擅长驯化动物。欧洲殖民者带到新欧洲并驯化的动物主要有牛、马、猪、羊、驴、鸡、猫等。鲁滨孙在荒岛上驯养山羊，建立了一个包括狗、猫、羊、鹦鹉在内的热闹家庭。［17］65-66牲口不仅被用来维持生计、赚钱致富，而且还常用来耕田犁地、载物运货。在彭斯的诗歌《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中，老农赠送礼品麦子一把给曾为其辛劳耕作的老马麦琪，并向它恭贺新年，“恭贺新禧，麦琪，请收下这点麦子喂肚皮！……拉犁你也肯出力，四马之中你走最里，你和我常在三月天气，连续八个钟头，一次耕十亩田地，一同把汗流。……你拉车也是好样，最陡的山坡也敢上；……只把脚步稍稍放长，车子就跑得顺利。”［18］131-134牲口种群的这些利用价值足以将人口种群和牲口种群紧紧地联在一起，共同生活。
欧洲人口种群和动物种群不仅组成群落一起生活，而且组成群落一同乘船漂洋过海、迁徙移居异国他乡。在驶往澳洲的“奋进”号船上，库克及其船员带有羊、鸡、猫、狗等动物。如奥顿所述，“从‘海豚’号上挑选的第五个成员就是船上的山羊，就是这只动物，以后被约翰逊冠以无上的荣誉，有以下文字为证：‘环球两次，只有这只山羊，作为神的第二侍从，神灵赐以它，以后再不用产奶。’”［8］20虽然“奋进”号“在比斯开湾时，甲板上的两条狗、几只绵羊、一只山羊和船上的猫以及装着三四打母鸡的几个大板条箱也被冲跑了，”［8］34但我们由此可见欧洲人确实带着动物同船漂洋过海、驾往异国。在《鲁滨孙飘流记》中，鲁滨孙游回到斜搁在沙滩上的遇难船上，找到一些欧洲麦子，他说，“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17］43这说明鲁滨孙等一行在从英国出航时把一些家禽带上了船。除在海难中死去的动物外，还有一条狗、两只猫幸存下来，如鲁滨孙所述，“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就是我们船上还有一条狗和两只猫，……我把两只猫都带到岸上；至于那条狗，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二天自动跳下船来，泅到岸上，来找我的，后来做了我多年的忠仆。”［17］55-56这说明，由人口和牲口（或动物）不同种群组成的群落不仅共同生活在同一区域，而且还共乘同一船，如“海豚”号或“奋进”号远洋探险船，飘移到东方被殖民地。早在公元10世纪晚期，欧洲人来到格陵兰岛南部建立殖民地，他们不但在那里建造教堂、住宅，而且带来牛羊，在牧草稀疏的土地上放牧。15世纪欧洲殖民者将公羊和母羊、公牛和母牛投放到亚速尔群岛啃食青草、生殖繁衍。当1439年葡萄牙国王首次允准葡萄人在亚速尔群岛上定居时，那里已经牛羊成群了。欧洲人征服加那利群岛时，为使该岛“欧洲化”而引进了狗、山羊、猪、绵羊、马、驴、牛、骆驼、兔子、鸽子、鸡、鸭子等不同的欧洲动物种群。欧洲动物的到来使殖民地食物链中间环节“草食动物”的数量急剧增加，超量的动物抢食有限的牧草，导致大面积草地超载放牧，食物链始端环节断裂，杂草质量迅速下降，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欧洲动物不仅掠食殖民地有限的牧草，而且参与欧洲帝国军队征服当地民族的战争，甚或亲自向土著人直接发起攻击。如“在1880年的马温战争中，跟随在66步兵团士兵后面的是役畜——大约2000匹骆驼、500头矮种马、100头骡子和350头驴子，加上100多头公牛……它们背上驮着弹药、补给品和帐篷。”［19］9-11欧洲殖民侵略军时常利用这些身强力壮的大动物攻打本土人，例如，西班牙人利用战马进攻阿兹提克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用公牛打先锋战胜了斯库利林人。无疑，作为欧洲人坐骑的马在征服殖民地土著人的战斗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欧洲小动物也直接与欧洲殖民军士兵并肩战斗，亲自攻击殖民地土著人，且立下赫赫战功，成为沉默的战斗英雄。据伊芙琳·勒·切尼，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在各个军队中，养宠物狗是很平常的……特别是大英帝国在非洲、印度和远东进行扩张时期，这种情形更是司空见惯。宠物会与它的士兵主人分享生命，分担职责……”［19］2切尼紧接着举例说，“白色短毛狗鲍比是1880年马温战争中66步兵团的宠物。另外还有混血狗耐利，公狗比利，它们同它们的主人一起战斗到最后时刻。然而当其他所有的人和动物或者被杀或者因受伤绝望地躺在那儿时，鲍比还是继续撕咬，给敌人以重创，展示了战胜所有恐惧的个人勇气。”［19］2-3显然，像鲍比这样的欧洲“英雄动物”在欧洲殖民扩张、征服土著人的战斗中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欧洲植物──秘密武器
现让我们考察欧洲植物在欧洲生物扩张中扮演的角色。克罗斯彼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强调欧洲人带到新欧洲的主要植物是“杂草”。克罗斯彼所称的杂草“指的是任何在乱七八糟的土地上蔓延得很快并能竞争过其他植物的植物。”［20］156-157根据这个定义，杂草包括或好或坏、有利或有弊的植物甚或作物。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杂草是生命有机体的主要生产者，由绿色植物和具有化能合成、光合作用的细菌组成，能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为有机物，为其它生命有机体（如草食动物和人）提供食物。所以，杂草在特定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转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光合作用所固定的能量以化学键能的形式储存备用、或以牧草、作物和食物的形式进入“杂草动物人”或“作物人”的食物链，环环传递，形成能量流。
由于杂草在生命有机体生产、食物制造和能量转化中所起的如此重要的作用，欧洲殖民者总会想方设法将欧洲杂草（包括作物）带入新欧洲供欧洲殖民动物和欧洲殖民者食用。据克罗斯比，杂草是这样移居的：“在移居的植物中，地中海地区的杂草无疑是头一个成功的横渡者；进行短程跳跃而到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那砍掉了森林的山坡上，尔后进行长途航海到达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热带地区。”［20］157这些被引进的杂草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长得很茂盛——确实长得顶好。［21］10，97-98面对如此茂盛的杂草，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贡柴罗感叹道，“草儿望上去多么茂盛而蓬勃！多么青葱！”［22］28-29据安德鲁·H·克拉克（AndrewH·Clark）的考察，来自旧欧洲的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是移居美洲的先驱植物。18世纪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随身携带卷叶酸模、苦苣菜、红茎法拉里、野燕麦、雀麦、黑麦草等植物来到美洲。这些植物随着西方殖民者，如士兵、传教士等，沿着海滨地区的山岭进入圣华金河和萨克拉门托河流域，［23］748-751由此向其他更广泛地区拓展。
到了19世纪中叶，很多外来杂草种类适应了新欧洲的生存条件，茂盛地生长。克罗斯比很有把握地断定，莎士比亚在悲剧《李尔王》中描写的杂草（如芹叶钩吻、荨麻等）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洲的土壤里扎根了。［20］162在《暴风雨》中，如果贡柴罗当上岛上的岛王，安东尼奥肯定，“他（贡柴罗）一定要把它种满了荨麻。”［22］33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幕第二场出现的“车前草”移居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24］24因为他们相信这种杂草长在英国殖民者踏走过的地方。鲁滨孙无意中把从欧洲带来的谷粒抖落在岛上一块岩石脚下，后来鲁滨孙说，“不料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看见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我看见那些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完全和我们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尤其奇怪的是，在大麦茎子旁边，沿着岩石脚下，我又看到几根稀疏的绿茎，显然是稻茎……”［17］68这样，多种欧洲植物移居于新欧洲，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据克拉克提供的数据，在圣华金流域的外来植物占草地草本植物的63%，占林地草本植物的66%，占灌木林草本植物的54%。［23］750这一切说明，欧洲植物与欧洲的士兵、商人、传教士、探险者、拓居者、殖民官一样具有侵略性。如此“植物扩张”同样侵占大片土地，抢夺庄稼地、破坏森林，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殖民地本土人。
16世纪引入秘鲁的一种叫做特雷博尔的欧洲杂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侵占了很多庄稼地，埋没地里的庄稼，为扩张的欧洲动物提供优质草料。另有很强侵略性的欧洲桃树、白三叶草、禾草、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野洋蓟、荠菜、繁缕等逾百种杂草在随后的世纪里进入美洲殖民地。［20］164-166这些杂草或粘附于牲口毛皮翻山越岭、或随风飞散飘落、或随河流雨水流散，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据克罗斯彼，当欧洲橘子落地烂掉后，其籽儿就随河流雨水流散到各地，长成橘树林。［7］66-67这样，杂草通过成千上万的杂草籽儿和大量的球茎、根茎的片断等多种方式四处传播、繁衍蔓延。例如，野生大蒜在北美殖民地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繁衍，成为当地麦农的灾星。有些杂草的籽儿轻得不到0.0001克，可以随空气的运动飞散到其它地方，如苦苣菜、蒲公英的籽儿随风飘得很远。另些杂草带粘性或带钩的籽儿则抓攀上兽毛和衣服免费旅行到新地方。还有许多杂草（如匍匐冰草）通过地面或地下根茎或长匐茎的伸展来传播，以浓密的丛簇方式向前推进，把挡路的其他植物淹没闷死。［25］686-687从英国引进的“车前草”被美洲印第安人称为“英国人的脚”，其叶子把其它植物完全遮住或挤向旁边。移居到新欧洲的杂草为移居到新欧洲的牲口提供了重要的饲料，而这些牲口又为它们的主人效劳。这样杂草对欧洲殖民者是极其重要的。
在澳大利亚，“1788年英国人有意携带多种植物到达新南威尔士寻找殖民地，到1803年3月，英国人带来的植物超过200种……其中一些植物立即就占据了当地杂草（如马齿苋）的地盘。由此可见，面对旧世界植物的侵略，澳大利亚的植物群显得何等脆弱。”CommonwealthofAustraliaHistoricalRecordsofAustralia，SeriesI，Governors’DispatchestoandFromEngland（TheLibraryCommitteeoftheCommonwealthParliament，1914-25），IV234-41.例如，扩张性很强的“白三叶草……快速前移，在气候湿润的墨尔本定居下来而‘常常破坏了其他的植被’”。［20］169“苦苣菜似乎在墨尔本及其周围的每个地方都长得很繁茂……将较无侵略性的青草完全挤出一些牧场。与西北欧气候十分相似的塔斯马尼亚对于新的杂草也很相宜，因而两耳草和拳参与开拓殖民地的人们齐步前进。”［20］169根据克罗斯彼的引介，约150种来自欧洲的植物侵占了澳大利亚的土地，扎根生长。［20］170“在加拿大，有60%较重要的农地杂草来自欧洲；在美国，500种农地杂草中有258种来自旧世界，有177种明确地是来自欧洲；在澳大利亚，适应该地生长环境的异域植物的种类总数约为800种。”［20］171欧洲杂草的引进使美洲、澳洲等殖民地的生态系统发生变化，欧洲殖民者一般在新欧洲建立符合他们要求的生态系统，这要求他们首先要解构殖民地原有的本土生态系统。结果，殖民地本土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例如，“在新南威尔士，定居者们飞快地砍伐树木，使土生的野草暴露在烈日下，而牲畜们也飞速地啃食着土生野草和草本植物。”［20］286在每一寸土地都被树林覆盖的马德拉岛上，欧洲殖民者为耕种作物、畜牧牲口而清理树林、开辟空地。殖民者为省力、省时、省钱，竟然放火焚烧岛上树林，严重破坏了岛上原始树林的生态环境。
在本·奥克利（BenOkri）的长篇小说《饥饿之路》（TheFamishedRoad）中我们看到，非洲某国一个小镇的居民原来过着平静和谐的原始生活，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使那里的道路逐渐变宽，房屋日益增多，但本土野草越来越少，树林滥遭砍伐、森林向后退缩。在加那利群岛上，欧洲人大量种植甘蔗和生产糖，结果岛上的森林让位于蔗田，而森林的减少又导致岛上降雨量的减少，降雨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岛上生态环境的恶化。被称为“外来植物”或“外来杂草”的欧洲黑莓（悬钩子属植物）在加那利群岛上迅速蔓延，严重侵蚀了岛上土地，成为当地一害。在V·S·奈保尔（Naipaul）描写的《自由国度》（InAFreeState）中，读者所见的是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后的荒芜景象：“道路的一旁是一些小土丘，类似于长满了杂草的蚁丘。每一个峰丘都可以看出树木被砍伐过的痕迹。现在这片被废弃了的土地上一片荒芜……”［26］136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杂草动物欧洲人（及其微寄生物病原体）食物链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而延伸到新欧洲，食物链交织成的食物网也随之扩展至新世界。食物链中末端环节上的欧洲人把病原体传给毫无免疫力的新欧洲本土人，使其人口锐减、甚至消亡。食物链中间环节上的欧洲动物一方面掠食新欧洲杂草，增加了绿草消费者数量，使杂草不堪重负，供不应求；一方面又将欧洲人不能食用消化的植物纤维物质（如青草、树叶、嫩枝等）转化为人能食用消化的肉奶物质，供养欧洲殖民者；另外，许多种动物还充当役畜或兵畜，加入征服土著人的战斗。食物链始端环节上的欧洲杂草在新欧洲侵占土地，埋没庄稼，破坏森林。简言之，欧洲生物扩张导致新欧洲食物链断裂、食物网破损，解构了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并按欧洲人的要求重构新欧洲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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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2篇
立论于某种主观建构的女性形象与自然之间深奥和奇妙的关系，并随之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和自然进行夸奖和称赞，或者对男性漠视和践踏并剥削女性和自然的批判，是生态女性主义文评中存在的非常广泛的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苏珊•格里芬的这句话道出了一种天然的不加修饰的亲近性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这也是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观点。以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作为生态女性主义评论的立论原点是十分值得探讨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建构和政治实践方面的不成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绮丽的自然现象中的类比刻画轻而易举地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是经过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团结协作形成的，根据各自的政治目的，进行战略性合作。属灵的“外衣”被披在这个结合上或许是对其联盟的合理性的证明与对其稳定性的巩固，但实际上，它存在着斧凿牵强之嫌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做。
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三、二元对立思想的依赖
从结构主义观点出发，对人类思想文化和语言进行探寻和分析的有效措施是采用二元对立思想。法国知名哲学家德里达率先突破这种思维禁锢，将这一观念形式打破，随后迅速兴起大量后现代学派，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固定关系从多个角度进行揭示。通过对父权社会正当性以及人类社会优胜于非人类社会的批驳，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逐步发展，重现调整和修复了本应属于女性和自然的地位。但由于积重难返的二元对立思想，一些研究人员未经认真思考就迈入了这一观点。五、后现代是一种勇气生态女性主义始终是在与其他理论，特别是男权把持的各种理论的争辩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历程中获取自身的发展机遇。但是，如果仅仅通过和其他理论之间的交织和争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的反思、审判以及批判，将二者结合统一，才能实现理论的发展。性别平等、众生友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这一探索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根据一门先锋理论必须具备的勇气，对自己的理论缺陷要进行客观的看待，对自身要敢于剖析和重组，进而实现自我完善以及自我发展。对此，面对由不合理的人类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以及人与自然逐渐疏远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要敢于直面这一现实并勇敢地指出问题。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3篇
一、 生态女性主义情怀
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这是经过一定时期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把生态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女性生态主义的宗旨是男女平等,表现与当时男性中心论作斗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展示女性生态主义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向往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英国比较有代表性作品中《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由于世俗社会的影响离开了呼啸山庄,但是,在她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对过去平静祥和的乡村生活,对希斯克里夫的爱情的深深眷恋。而《简·爱》中的简告别了孤儿院,告别了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城市,走入了一片寂静的乡村之中,在这个宁静的庄园之中,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渴望已久的爱情。《亚当·比德》故事的展开是一片宁静的乡村,虽然亚当·比德和黛娜之间的爱情发展一波三折,但这都在黛娜的祈祷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之下得以化解。最终亚当和黛娜的自然结合,体现了作者对于乡村社会淳朴而神圣爱情的赞美和祝福。通过对三部着名英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分析,表达了作者当时心情,通过对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女性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一种表现,生态女性主义是在不断斗争中进行完善和发展。
二、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溯源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性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批判,是对人类原有文化的价值重估。生态女性主义在价值观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基础价值理论,一方面女性生态主要是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产物,是女性对自然的核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核心基础上建立的。在西方很多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中都这一理想的追求,在作品中渲染女性与自然界的核心统一,表达生态女性主义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另一方面,世界上广大女性长期受到男权主义的压迫,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文学作品对男权主义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表达女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致的。女性生态主义是与男权主义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与完善,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宣扬生态女性理论,让人们认可生态女性主义,使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得到体现,对男权主义的不断斗争是生态女性主义发展的另一个价值基础。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2个转向,一个事从政治方向的转向,有男权主义转变男女平等。人类的物质生存环境,也是人类精神观照的环境,女性因为被强调为与自然有着神秘的天然的联系,成为自然母亲的象征与同盟,这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人类与自然、文化科技的一种象征,对三者的关系一种阐述。
三、生态女性主义繁荣所带来的文学批评的进步和思考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4篇
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的确是毛泽东文学思想得以全面实践、新文化理想谋求全面实现的过程，也是革命领袖人物在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后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与毛泽东在文学的政治化理想上达成默契的周扬，作为党在文艺界的挂帅人物（另一人物是胡乔木，身份要暧昧一些），多数时候走在前台，现场指挥了“革命的民族文化”大厦的建设。第一次文代会上他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为由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勾画了蓝图。这一文学蓝图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已设计好的图纸的放大，在解放区已经有了一些建筑样板，现在则可以利用政体的力量，利用国家化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工建造了。以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雄辩事实，以胜利者集团的发言人身份，周扬在报告里申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⑤ 方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无须论证（不证自明）。这一武断的表述其根据来自这个文艺方向的本身——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人民”是上帝⑥，上帝的代言人，可以用宣喻的口气说话。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巨大的伦理优势来同时掌握两支军队⑦ 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在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新政权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台的情况下召开的。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即将掌握国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或讲话，或做报告⑧。这固然是一个先进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惯于舆论先行的经验的再一次运用，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来看，这样的阵势先声夺人，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政治已实行了对文学的君临，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视的文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性质、作用与功能、对象与主体，都经过了新的确认，也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文学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要被纳入国家体制，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行为，不带有自发性，也不再拥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夺文学的私人性将其充入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在毛泽东的人生意识和政治话语中，“革命”和“人民”是两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词，人民是其目的，革命是其手段，伴随了毛全部的政治生涯。在这次文代会上，毛的简短的讲话就表露了这位目标高远、意志坚毅的革命家同人民建立的伦理关系，它的实际效果是使革命获得了巨大的伦理优势。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⑨ 在短短的几句话里，“人民”出现了七次。与其说是有意强调，不如说是毛个人的“人民情结”的不经意的流露。而这里预告的一个不容抗拒的现实是，在新中国，政权的掌握者与文学艺术家是一种主客关系（人称的使用大有奥妙，“我们”——作为先锋队和人民的领路人的政党和她的领袖——以主体自居，“你们”——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就只能是客体了。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被公然建立起来。文化领导权似乎来自天授，天就是“上帝”——人民。在“你们 ”“ 我们”的表述中，由于“我们”=“人民”，“你们”也就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异在”，这是历史唯物论话语的必然推演结果。文艺工作者处于被改造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得到明确。称谓中还有一个单数的“我”，但这个“我”正是复数“我们”的化身，亦即党的化身，党为人民谋利益，其实际政治伦理关系是这样代换出来的：人民=我们=我。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隐含了个人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在新中国的门槛前，文艺队伍已被“革命”完全收编，只有少数异己分子（如沈从文）被拒之门外⑩。
人民情结不属于毛泽东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有的特质，是所有投身人民革命的人必须接受的精神装置。这次几支文艺队伍会师的大会召开，中共中央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给大会的贺电中就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1] “人民”出现的频率之高引人关注。这似乎让我们找到了解开革命领导阶级权力建构秘密的一把钥匙。谁赢得了人民，谁就有了主宰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前文的“我们”）当然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里面正隐含着一个文化领导权的摄取机制。这一机制的安全性来自于社会主义伦理在能指层面上的优先性。人类生活中的多数原则在权力角逐中被成功地运用。在毛泽东的革命话语里，多数与少数的对比经常出现，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阶级——劳动人民是大多数，而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人数上是极少数?[12]。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符合伦理道德，对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予以剥夺亦天经地义。革命就是团结和解放多数，打击和消灭少数，讲话里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正源于这一逻辑。文学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革命的行动需要意识形态为其提供真理性。毛泽东的革命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先验正确的真理基座上。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想象，既是对真理的阐释，又是对真理的强化。它所导致的当代文学生态的一度恶化，都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关。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毛泽东的文学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新中国文学，是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一词经常与“革命”一词相连。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就是伦理的转向，或者说实行新的社会伦理，即由私有制出现以来的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控制社会资源，变成由占多数的弱势群体来共享生产生活资源（其失误在于注意了分配上的公平，而忽视了生产与创造。由于人创造能力有差异，因此吃大锅饭式的分配上的公平，实际掩盖了另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将限制人的潜能的发挥，因而造成社会进步缓慢）。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弱势群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毛在《湘江评论》时期提到，“吃饭问题最大”，确实有真知灼见。没有什么比解决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更能获得伦理优势。他同时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的确是找到了通向未来（激进派都是政治上的未来主义者）的历史之门。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正是毛泽东实现他的救世抱负的唯一道路。发动革命要靠宣传，而文学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工具论的文学观是社会主义伦理赋予革命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结果。而文化追求的悖论也存在其中。奉行实践主义的毛泽东，在想象中建立起了与人民的互惠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巩固始终要靠“声音”和虚拟的形象来实现。这个“声音”和虚拟的形象就是他在文艺界发动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取得话语权。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自设对立面）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学。革命成功后掌握政权的毛泽东，被明星意识——做人民的救星——所驱动，日益陷入与能指的人民的虚幻性关系的深渊。正如孟繁华指出的“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13]。实际上不仅仅是追随，而还有利用，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道德优势维持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这个残梦般的想象越是不可靠（以至产生乌托邦焦虑），他就越要给它泼上更浓的色彩以自我刺激，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十七年后期的主要文学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文学以延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根本的文学方针，这一方针因依托革命伦理而穿越新旧时代的界限，形成了当代文学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自身有严密的逻辑关系。1. 既然为工农兵，文学就势必要求做到内容的通俗化，形式的民族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2. 文学说是为工农兵，但并不是给他们娱乐和精神享受的，而是用文学教育他们、团结他们（这里又出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悖论：一方面认人民为历史的主体，在以他们为文学的主人公时，对他们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即使现在有缺点，以后是不会有的（故只能歌颂而不是暴露）。实际上要求我们按理想的样子去写，也就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谁要是不按这样的现实去写，谁就“歪曲”了现实，就要被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理想中的生活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又把人民置于被教育的位置（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他们（始终）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这说明，文学不过是革命的宣传工具。3. 所以，文学必须配合现实斗争，配合中心工作（要及时才好）。4. 文学必须写重大题材（革命斗争与农村题材），文学的价值与题材有直接关系，宏大叙事由此决定。5. 重大题材重在反映革命斗争，而革命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精神。6. 所以塑造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作品被理解为生活的教科书，其作用是为现实斗争中的人们创造生活的典范）。英雄的斗争决定了文学的美学风格——明朗、豪迈、崇高（与将人圣化的革命道德理想有关）。7. 重大题材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遵循统一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8. 为防止上述文学规范的遭到逾越，所以要进行文学批评。“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周扬语）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一体化工程的牢固程度，任何对它的冲击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样化的文学生态断难形成。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的盛行，压抑了以审美或娱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很难表现生活与文学的复杂性，造成了人的思想的简单，也不利于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
由社会主义伦理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毛泽东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写作看成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① 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出版社1999年版）里，对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有精辟的论述。这种文学规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文学创作任务的明确规定、文学写作题材等级的划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等。
② 十七年里，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发生过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规模较大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对萧也牧等创作的批评（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文艺界反右派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修斗争（1963—1964）等。最后一次斗争与批判成为“文革”的导火索。“文革”十年，更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这些批判，往往发动全国人民以群体的力量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对被指认为错误或反动的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压倒式批判。反映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写作惯性的冲突。
③ 十七年文学创作以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题材，渲染斗争的艰苦与牺牲的崇高，讴歌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出现《红日》、《红岩》、《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这些创作在九十年代以来被称作“红色经典”。
④ 由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一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文学体制下，要么放弃了文学创作，如沈从文、钱钟书和“九叶”诗人等，要么进行了紧急的自我调整，如冯至、巴金等。作家一再被提醒要配合现实，写重大题材，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出现与社会主义写作规范相抵牾的创作，都要受到严厉的批判。本来可以有更多的像《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类的作品，但由于批判与打击，这类创作就难以出现或继续。
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⑥ 毛泽东在他的名作《愚公移山》里，就把“人民”比作“上帝”。
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开始就讲到：“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见《毛泽东文艺论集》，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毛曾幽默地将这两支军队戏称为朱总司令（朱德）和鲁总司令（鲁迅）的军队。
⑧ 在这个会上，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致祝辞，周恩来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莅临大会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
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⑩ 在三四十年代就取得很高创作成就的沈从文，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没有被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身为北大教授，有‘著作等身’之称的著名作家、北方文坛领袖，同时主编平津四份文艺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重要报人和文艺主持人——有着如此之多重要身份的沈从文居然被排除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之外，显然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或遗漏。”“拒绝沈从文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是新政权有意义为之的”，即有意对其“采取冷藏的办法置之不理”。（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84、8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在进入新中国之前，左翼文艺阵营对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组织了声色俱厉的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精神崩溃。如贺桂梅所说，“沈从文此时遭遇的文坛批判和被弃置的命运，事实上意味着他将无法在新体制中找到立足之地”（同上书，第86页）。
[11] 《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55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李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版。
生态主义文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哲学
党的十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写入。建设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实践与创新。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为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而生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他把自然界称作“感性的外部世界”，认为它给人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和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离开这种“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人的一切物质生产活动便无法进行，人的生命也将不复存在。
（二）人必须保护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利用自然，参与自然活动的同时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这一论述，揭示了人类的行为要以客观条件为出发点，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类不但具有改变自然界的能力，同时人类更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核心理念，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目标。”[3]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实践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制度的总称，其“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它的形成是个动态的过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针对自然环境制约经济发展的情况，就强调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利用，把生态环境保护看作是发展农业经济的重要内容。在他的领导下，治理淮河、黄河、荆江等水域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三门峡水利枢纽、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先后展开。这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设在抵御洪涝灾害，促进工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新时期，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的破坏，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将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减轻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同志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开始出现。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理念，并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放在突出地位，强调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日益系统化、现代化。我们也应看到，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任务依然艰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科学的实践需要
生B文明的内容是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去说明人―自然―社会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首先，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我国生态文明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产生了认识的需要。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现实需要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理念。纵观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历程，其思想始终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
其次，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提供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实践的结果能否满足人的需要最终取决于实践活动是否符合客观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愈演愈烈，我们党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保证经济社会朝着健康、和谐、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检验、丰富并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6]
现阶段，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关键期，社会发展机遇与矛盾风险并存，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源头上扭转了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化的目的在于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实践，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宋开元，杨文选，杨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J].经济研究导刊，2007.
[4].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于维民.生态文明建设初探[J].开发研究，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