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我国海关特殊监管经济区域的发展概况

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发展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自1990年批准设立第一个海关特殊经济区域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后，又相继在大连、天津、深圳等沿海地区设立了14个保税区。2000年，为了便利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业，实现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的紧密结合，在部分地区开始试点出口加工区，目前共设立了39个出口加工区。2003年底，国家又陆续批准上海、天津等8个地区设立保税物流园区以实现“区港联动”，2004年国家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海关保税物流中心（B型），保税物流园区和保税物流中心通过区内的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等功能，重点发展国际物流产业。

特殊经济区域十几年的发展为各地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制约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一是海关监管制度建设滞后，外汇政策不统一，各特殊经济区域缺少统一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特殊经济区域功能定位存在交叉，缺少统一的整体规划；三是目前特殊经济区域以海关作为监管主体，但由于海关不是国家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其职能主要是监管和征收关税，海关的综合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因职能原因受到限制。

未来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保税港区

保税港区是我国充分借鉴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港模式，集航运、物流、综合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上海、天津、大连等国际航运中心，并陆续批准建立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大连大窑湾三个保税港区以及苏州内陆型保税港区。从国家对保税港区的定位看，它是目前我国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特殊经济区域。由于是集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功能于一身，并充分吸收借鉴了国外自由贸易港的成功经验，因此保税港区将成为我国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方向。但是，目前全国性的保税港区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保税港区的建设规划主要集中于物流服务规划，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与监管的长远规划与发展策略。

特殊经济区域间及与区域外外汇政策的异同分析

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是根据不同区域功能特点制定的，由《出口加工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保税区外汇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保税物流园区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构成法规框架。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收支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逐年加大，区外外汇管理重点、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特殊经济区域功能交叉、趋同，而不同区域间外汇政策存在差别，与区外也有很多不同，特殊经济区域跨境收支监测体系不完善，制约了特殊经济区域的更快发展，给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

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与区外存在差异目前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内企业经常项目账户不设账户限额，但外汇账户开立需外汇局审批；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实行统一账户管理，不区分经常项目账户和资本项目账户。而区外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开立不需外汇局审批，企业可直接到银行办理，但有限额管理要求。因此，特殊经济区域在经常项目账户开立的管理上较区外更为严格，但在限额管理上则较区外宽松。

出口加工区经常项目下结汇受限，保税物流园区外汇收支具有优势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经常项目账户收入结汇直接在银行办理。出口加工区内机构非贸易项下仅发放职工工资、员工生活消费、水电费等费用。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要求物流与资金流一一对应，而保税物流园区内，则允许物流与资金流不一致的收付汇。区外经常项目账户收入实行限额管理，贸易项下收结汇按照分类管理、主体监管的原则，对合法经营的企业给予充分便利，对“关注企业”则严格审核其办理收汇和结汇等业务。

特殊经济区域内经常项下购汇较区外限制多特殊经济区域内企业的经常项下对外支付必须首先使用自有外汇，中资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方自有外汇不足时允许以人民币注册资本金购汇支付，货物分拨企业允许用境内销售所得的人民币货款购汇。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允许外方投资企业在自有外汇不足时以人民币利润、股息、红利购汇出境，保税物流中心内企业从其他特殊经济区域货物项下取得的人民币收入可以购汇。保税物流园区取得外贸经营权企业以报关单为核心实行“二线凭证购汇”，而在区外各类企业只需凭有效凭证和商业单据即可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支付。

区内进出口基本不需核销，区外实行多种形式逐笔核销区内向境外出口货物或者从境外进口，区内机构不需办理核销手续，但特殊经济区域内非保税业务仍需办理进出口核销手续。区外则实行网上、自动、批次等多种形式的逐笔核销。

区内资本项目管理与区外基本相同，但部分区域购汇还债和对外投资受限区内企业的外债管理基本上与区外一致，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不允许购汇偿还外债。出口加工区内机构不得向境外或区外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其他特殊经济区域则需由外汇局或经授权的外汇指定银行审批。保税区、保税物流中心资本项目收入结汇同区外政策一致。

各外汇系统缺少对特殊经济区域的统计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外汇账户信息系统、进出口核销系统、反洗钱系统等能一定程度地提供特殊经济区域企业外汇收支信息，但存在局限性：一是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反洗钱系统、进出口核销系统等，虽有企业的逐步信息，但却未对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进行分类标识，不能分类汇总和分类监测；二是外汇账户信息系统虽对不同区域的企业进行了分类，但无分类查询功能，且系统数据简单，只有账户存量数据，账户资金的流量及交易性质难区分、难监测。

此外，在外汇登记、外币计价结算、服务贸易等方面，特殊经济区域之间、特殊经济区域与区域外之间也存在差异。随着区外政策限制的大幅放宽，特殊经济区域内原有政策优势已不明显，在经常账户的开立、经常账户收付汇、对外投资、外债管理等政策上还劣于区外。因此，为充分利用特殊经济区域的政策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整合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思路及主要内容

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的路径选择目前，我国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以海关对物流的监管为基础。但是随着跨国经营和国际物流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形式不断变化，物流与资金流不再严格对应，而且外汇管理不但涉及货物贸易资金，还有投资、外债等资本项目资金，因此，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应摆脱以海关物流监管为主的制约，根据特殊经济区域发展要求和推进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需要，统一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我们认为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线部分放开，二线部分管住”（一线，指国境线；二线，指特殊经济区域与区外界限）：在现有“货物贸易监管二线，服务贸易、资本项目监管一线”的原则基础上，通过简化操作、拉平放宽（指将现有区内劣于区外的外汇管理政策，同区外政策拉平，以及拉平区间政策差异，并适当放宽区内政策以体现特殊经济区域内的政策优势）、先行先试、强化监测，整合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这种整合实际上是在不改变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的原则下，通过对现有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法规的梳理，并借鉴区外近年来外汇管理政策的改革经验和成果，形成统一的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

在此种模式下，政策调整不需其他部门的政策配合，涉汇主体同监管部门间在新政策实施后的磨合可以平稳、快速地完成，其最大优点是综合改革的成本较小，但特殊经济区域内外汇管理监管难点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区内拥有外贸权企业的保税和非保税业务难以区分，部分核销模式贸易真实性难以核查，存在监管盲区，操作问题难以解决。二是区域间、区内与区外、区内与境外等贸易方向、贸易方式层次多，操作复杂，资金流动难以监管。三是贸易结算中货物价格的运保费部分，作为服务贸易一线难以管住。四是特殊经济区域先行先试作用难以发挥。

“一线管住，二线放开”：将监管边界前移至国境线，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全部实现“一线管理”。在此原则下拉平区内劣于区外的外汇管理政策，并通过“一线”货物贸易审核“真实性”，“二线”交易必须以人民币计价，并全面放开区内企业同区外企业交易，解决由于物流同资金流不匹配造成的监管困境；同时渐次推进放宽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进行探索和试验，使资本项目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特殊经济区域优势。

上述整合思路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与区外总体管理架构一致，区外经验可以充分利用，基本解决了贸易经营权企业外汇管理问题、区内企业购汇和区间贸易管理问题，可以充分发挥特殊经济区域的先行先试作用。此种思路需要与海关、国税等部门协调，原因在于一是海关进口备案清单数据尚未实现与外汇管理部门共享，贸易真实性核查缺少相关数据。二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区外出口区内的出口退税问题需要协调。此外，跨境交易的适当放宽因监管边界位于“一线”而增加了有效监管的难度。

“二线管住，一线放开”：将监管边界后移至特殊经济区域边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全部实现“二线管理”，将特殊经济区域视同自由贸易港，区间和区内与境外的外汇资金流动不再进行严格的外汇管理，而是通过反洗钱等手段进行监控，区内所有金融业务按离岸金融开展和管理。对区内与区外的外汇资金往来进行外汇监管。此种整合思路是对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原则的重大突破，有利于中资银行通过离岸业务逐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银行，有利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积累人民币可兑换条件下的金融监管和调控能力，有利于促进保税港区的发展和功能的发挥。该整合思路的不足之处是，政策变动较大使过渡阶段的风险较难把握；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和完备的制度框架；涉及到海关等部门需要改变现有管理模式，外汇管理部门协调其他管理部门的难度较大。

从上述方案的实施条件和优缺点综合分析，第一种操作性强但遗留问题较多，对政策探索试验的作用有限，第二种较具操作性，且对政策探索有借鉴作用，第三种实施条件不充分，但对未来管理有借鉴。结合各特殊经济区域功能定位要求，建议对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等特殊经济区域从第一方案入手，向第二方案过渡；对于保税港区直接向第三方案过渡，形成层次推进的格局。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政策整合原则区内整合一致、补齐短板原则。目前，我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功能逐步趋同，三者的界限渐趋模糊。特殊经济区域间业务上的趋同必然要求对外汇管理政策进行梳理和整合，因此有必要形成统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汇管理政策。

区内优于区外原则。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领域，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区外外汇管理政策尤其是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逐步放开，而区内政策多年没作调整，形成目前部分区外政策优于区内的局面。因此，整合现有政策，有利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发展与转型，有利于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对外开放示范与带动作用。

在部分地区适当先行先试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天津滨海新区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可在外汇管理政策上进行先行先试。

间接管理、强化预警原则。为适应外汇管理体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的需要，将多数由外汇局直接审核的业务直接下放到外汇指定银行，可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外汇监管成本。同时，通过强化预警，能实现有效监管，提高监管效率。

具体政策实施一个统一、三个拉平。一是统一区内中外资企业外汇登记制度，规范企业信息登记。二是与区外账户管理政策拉平。即区分账户性质，取消账户限额和个数限制，经常账户由银行直接开户。三是与区外结售汇管理政策拉平。通过简化手续和凭证要求，逐步放开经常项目结售汇限制。允许有真实支付需要的外汇资金结汇；自有外汇不足时，经真实性审核可购汇支付；由银行对核心凭证进行真实性审核，并留存备查。四是与区外资本项目管理政策拉平。即允许购汇归还外债、允许对外投资等。

突出区内政策优于区外的三个优势。一是资金管理优势，对经常项目账户实行无限额管理；二是结算币种优势，跨境交易以外币计价结算，区内企业间及区外企业间贸易项下交易本外币计价结算可自由选择；三是外汇收支优势，统一放开和规范物流与资金流不匹配的外汇收付汇行为。

管理方式创新，先行先试。一是计价结算币种管理中，根据滨海新区离岸市场建设情况与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试点任意币种计价结算。二是对物流与资金流不匹配的收付汇行为进行统一放开和规范。三是进行数据整合试点，在服务贸易非现场监测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特殊经济区域非现场监测系统，突出主体监测，实现异动预警。四是试行等级管理和强化外部审计，根据涉汇主体依法经营情况划分管理等级，外汇管理重点由限额管理、全面审核向总量与限额管理相结合、违规监管与异常核查相结合转变。

区域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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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区域化；地方化；均衡发展；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2-0091-08

任何高等教育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从最宽泛的视角来看，高等教育总是区域性的，对区域高等教育的关照，是高等教育理论问题的具体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可谓联接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桥梁，相对纯粹的高等教育理论而言，它更为务实、富于针对性。区域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高等教育权责关系、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系统的关系，同样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层面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在国际国内如火如荼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一体化、区域化实践背景下，当前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基于此，本文将梳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国内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概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方特别是省级政府取得高等教育管理支配地位后的结果，是由过去以中央政府、行业部门为主导的条块分割式高等教育管理系统，向中央与地方两级分工管理体系转变的过程，直接表征为系统服务面向的地方化。[1]

形式上，院系调整确立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区域化发展的整体格局，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行为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要，缺乏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仍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式管理模式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开启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大门，其中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政策诉求。[2]此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作为主要政策文本的一个核心内容不断得以强化。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进程直接受制于宏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影响，历经二十余年积淀，凝聚了一批研究者，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研究特色日渐显现，研究主题趋于集中。

（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

笔者以“区域高等教育”为主题关键词，时间跨度为1985-2012年，在CNKI50中搜索得到相关论著679篇，其中期刊论文509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别有16篇、109篇，近20余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趋势映射出高等教育区域化的演化轨迹（见图1）。

基于图1，通过细读核心文献，并综合相关代表性区域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可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提出阶段（1985-1993年）。研究数量少，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分析、体制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战略规划管理等展开，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改革设想，立足国家行政区域关照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问题，较少考虑各个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需要。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1994-2002年）。实践层面，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步构建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分工负责，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条块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此间，相关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一方面，受市场经济改革大潮影响，研究朝向高等教育社会需求，重点关注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观、战略管理和深层次区域分布与均衡化发展领域的结构问题。

第三，区域高等教育的拓展阶段（2003-2008年）。2004年出台《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省级政府对于“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应有的统筹职能。[3]随着研究的大量出现，研究领域开始细化，重心得到下移，更多研究则以高等教育大众化、地方化为背景，关注特定区域发展存在的问题，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结合某类区域高校的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仍以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发展为主线，突出均衡发展、区域系统竞争力评价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研究。

雷家彬：国内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述评：1985-2012年第四，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化阶段（2009年-至今）。《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4]的出台将高等教育地方化推向深入。以此为引线，相关研究以高等教育强国战略为背景，研究主题更为多元，更多则以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为目标，突出省域高等教育实力提升的需要，强调泛区域合作联动、资源整合共享。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尝试按作者、机构、基金、期刊和关键词等主要信息对679篇论著进行排序。由表1可见，10位发文最多的作者发文均少于8篇，可见相关研究仍比较分散；从研究机构来看，厦门大学是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镇，除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研究优势机构外，重点理工科大学和一些地方性高校、研究院所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表明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层面也为地方院校所重视；这种局面由基金论文的情况可见一斑，除教育部和部级教育类“主流课题”外，不少高等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性课题也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纳入资助范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最为集中，说明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关键词反映出研究关注点，区域经济、协调或均衡发展、高等教育结构等关键词的集中选择表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外界的适应性及内部结构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总体上，区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仍比较分散，但日益受到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关注，研究质量高、影响广泛、内容充实。

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直接影响下，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进入教育管理者的视角，后来成为教育政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最近又由地方官方话语体系逐渐进入到个体高校战略规划研制者的规划文本之中。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区域高等教育注重自身理论问题研究和其它学科观点的运用，关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并以区域为单元对系统作出横向与纵向分析。具体而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区域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的概念。其实，界定区域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区域”。 一般而言，“区域”源于地理学，它总是指向一定的实体地理空间，因此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区域内事物应具备空间连续性和有别于区域外事物的同类性两大共性。[5]然而，“区域”毕竟是一个弹性概念，有类型和大小之分，何况又多学科频繁共涉，如行政学中的“行政区”、社会学中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群落”[6]等等。

由于认识“区域”视角的差异，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系统论、整体功能结构的关系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与外界环境进行资源互换、互动发展的社会子系统[7]；二是从“区域”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如将其分为“与我国大都市圈发展相适应的大区域高等教育”、“省（自治区）属的地方性高等教育”、“社区高等教育”、“地方高等教育”（即“中央各部委所属以外的，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属的各类高等教育的总称”）[8]，持后种观点的研究众多，包括早期对于“高等教育地方化”[9]、“高等教育区域化”[10]等领域的研究。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支撑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包括三类：其一源于传统教育经济学或高等教育学领域，如人力资本理论、高等教育职能理论，后者随着服务社会、文化引领等新型高等教育职能的提出，为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互动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源于其它经典领域，如经济学、系统论的借用，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增长极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全息结构理论等[11]；其三是我国本土化教育理论的探索，有研究提出三关系（先导发展、伴生发展、跟随发展）和四模式（政府主导、科教驱动模式、市场主导、经济驱动）理论框架[12]、教育生态学[13]、“中国中心观”[14]等，其中以潘懋元教授提出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理论为典型，它从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总结高校为区域经济服务、与区域环境和谐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二）区域高等教育的“元研究”

“区域观”的差异决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研究性质判定的多面性。领域还是学科？区域教育研究一出现便遭遇高等教育研究类似的身份危机。早期致力于学科化的努力已积累一些成果，以黄孟源的《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研究》[15]、彭世华的《发展区域教育学》[16]、焦瑶光的《区域教育学》[17]等为典型，均在理论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后续研究尽管也作出深入理论化的尝试，但鲜有实质进展。

较之区域教育研究，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展更为缓慢，笔者将其归纳为“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和“为区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两种类型。从研究领域观之，前者涉及少量的区域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18]，如一些研究从学理层面分析了区域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差异[19]，而不少论者则倾向于对特定实体区域进行案例分析[20]；后者将研究重点与“发展”一词紧密关联起来[21]，如此研究的立足点在于促进区域高等教育的良性发展[22]，故可归为“发展教育学”的范畴。囿于理论空间太大，研究者的精力主要投放于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探讨，涉及区域高等教育的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两个方面，还来不及将这些整理成系统理论，因而更多的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非一个学科。

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有三：第一，这类研究出于特有的中观视角审视教育问题，旨在于架设一座高等教育理论“实用化”的桥梁。这种视角较之宏观的政策分析与微观的院校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揭示出高等教育系统多面特征及内外界复杂的互动关系。第二，透过系统论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功能分化。以一定的经济社会为背景，注重考察高等教育与环境的交互关系，由系统论关照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问题。第三，此类研究特别关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如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内涵的理论分析、结构调节的制约因素研究、结构变化的特征分析等议题。[23]

（三）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问题

第一，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均衡发展。主要涉及四个问题：一是均衡发展的内涵。对此观点和界定层面并不一致，广义上涉及区域间的外在（空间分布）均衡、高等教育体系内（结构层次）均衡、教育体系（不同层次和类型教育）的均衡、及高等教育与区域系统的协调互动。[24]事实上，多数研究只关注前两个层面。二是均衡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多数研究认为均衡发展可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系统的整体功能。[25]但是，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并非完全不合理，它既是增长极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26]三是均衡发展水平的测量。主要涉及以人口、经济等背景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历时和现时分析[27]，采用经济差异分析方法，运用量化研究中的标准差、变异系数、修正洛伦兹曲线和二次模型回归等方法，进行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等方面均衡水平的测量。四是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对此研究视野开阔，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历史、地理、观念等诸多层面，但多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28]均衡发展的相应对策研究，集中于政府、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等各个层面而展开。

第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间的合作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必须在分工与合作、特色化与共生共荣这两种发展趋势中寻找平衡点。”[29]校企、校所、校校协同发展是当前政策和实践领域的热点主题，这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内部的联合办学，将特定区域内的高校群体作为一个系统，每所院校看作系统的一个元素，以此形成系统的结构，基于任务联接组建办学联合体[30]；二是跨系统的合作，是以区域系统或多个不同系统内个体高校为单元，组建跨区域性合作教育机构。其中“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31]不论是同系统还是跨系统的合作，表现形式或最终结果都是重新形成新的次区域系统或跨区域高校联合体。事实上，区域内子系统的形成便于操作，如湖北地区的教育部“七校联合办学”、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安徽省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等，跨区域不同层次类型高校的合作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比较丰富，但不同区域或城市群落间的高等教育系统的合作，仍比较零散，相关研究比较欠缺。

（四）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研究

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无法脱离经济社会而存在，两者的关系研究是目前理论和实践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32]对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存在两种基本态度，主流观点为“辩证关系论”，即区域经济发展制约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应适应地域经济的需要。[33]也有“复杂论”的声音，认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多样而复杂，它与区域经济发展及教育投入未必是同步的[34]、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并非都是协调发展关系[35]。

经典文献曾将大学描述为社会的灯塔、镜子、风向标、动力站、中枢组织……，在区域高等教育应该适应还是超越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问题上，由于区域竞争力理论、新增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的存在，更多研究认为区域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规模影响是正向的[36]，区域经济与区域高等教育之间的紧密联系[37]，因此多坚持高等教育应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种折衷判断。根据系统论与区域科学的观点，这种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等教育必须为区域系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区域系统也必须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政策优惠与项目合作等。[38]

现有文献对于这种协调度的测量采用简化方法，一般将高等教育与区域内部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理解为两者关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同样发达，反之亦然。研究结论多认为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比较协调，但是东中西区域差异明显。除了先天性历史的、政策性、地理区位、认识差异等原因外，经济差异或是造成这种失衡的最主要原因。[39]

（五）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

一般来看，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结构及综合竞争力是区域高等教育评价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就前一个问题而言，相关研究集中于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和能力进行评价，多围绕省域展开个案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为代表的定量研究为主[40]，评价标准有某区域内的高校数量、高考录取分数线、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以及人均预算内财政经费等。评价维度涉及绝对与相对的数量、质量等，综合考查教育经费支出、固定资产、教职工数等输入指标，以及在校学生数、科研经费等输出指标，覆涵“绝对数量、绝对质量、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等四个指标”[41]。从测量结果来看，资源配置结构合理与否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水平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对区域高等教育结构及竞争力评价有助于了解区域高等教育的现状、寻找差异。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一般以省为分析单元，研究方法一般为数据包络分析法、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尼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后三种方法最为常见，重点评价区域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综合实力。[42]观测维度包括：教育规模、教育经费、基础设施、教师资源、教育效率、科研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教育产出等。[43]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一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状况始终存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基本沿袭传统高校区域布局的生产[44]；二是高等教育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度较高，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优势明显，东部地区以及部分中西部省份发展稳定、实力较强，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实力较弱。[45]

（六）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研究

不同于高校战略，区域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属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范畴，是以某个区域高等教育为单元，对其进行制度设计、统筹规划、发展定位等。这类研究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发展研究的思路从“计划”向“战略规划”转向的同时，首先在发达省区出现的。[46]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宏观（国家层面）的研究”[47]，区域研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和实践较为丰富，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最为多见。

在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的政策建议方面，制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高校和谐自主的发展政策尤其重要[48]，相关研究中突出强调省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统筹职能[49]。包括区域内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的协调权和本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规划、部署、政策导引、执法监督、资源配置、检查评估、协调关系与信息服务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50]，应在管理理念、组织形式、调控手段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51]。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包括增长极发展模式与点轴发展模式、内涵式发展模式、开放式发展模式等。[52]要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地方政府竞争利弊并存，应利用相关政策措施激励其发挥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53]同时，为保证战略实施通畅实施，发展预测及其预警系统及质量监控体系研究便不可或缺。[54]

此外，高等教育强省建设也是战略规划的时髦话题，多以系统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同类区域比较研究，提出做强做大省域系统的政策建议。对此并不限于经济和高等教育发达的广东、“长三角”、青岛、宁波等省市，中部地区、黑龙江、江西、辽宁、云南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比较多，反映出这些地区寄希望于高等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政策诉求。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可见，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借鉴了区域科学的理论，并与现实的教育不平衡问题紧密相联，充分体现了空间与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新兴领域，它的理论架构仍不明晰，远未形成规范的研究范式。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者因此需要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借用跨学科方法，从多个层面认识系统间的差异。

（一）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已令现实区域高等教育系统日益壮大，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土壤，近来的研究实践则显示，区域高等教育的内容已超脱于传统高等教育研究范畴，更为关注与系统内外部环境、经济社会的交互关系，研究主题和方法不断丰富、多元，这为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研究依据。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尽成熟，现简述如下。

第一，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化。尽管区域高等教育已成为各级政策文本中的关键词，但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界定，或者过于宏观，使得研究范畴无谓泛化；或者仅仅被当成高等教育另一个实体指涉物，区域被具体化、绝对化，成为冠以“区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甚至高等教育的“案例研究”、“个案研究”，相关研究衰弱为“实践教育学”的绝对领地，理论研究的衰微将严重制约区域教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综合性有待提高。总体来说，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比较多元，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难成体系，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与规划研究为多见，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条主线而展开，立足这种“适应”视角，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往往被忽视，与环境的交互联系无疑被割裂，对教育系统内部的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统筹发展的关注明显不足。

第三，区域分析单元过于简化。出于研究的方便、习惯及认识上的原因，绝大多数研究以省为单元展开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这与我国当前的地理、经济划分等基本国情相符，又有现实高等教育法规依据，且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保持一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但是，省域高等教育是一个与传统中央集权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应的概念，如此方便操作却未能反映区域性高等教育的特征，窄化了区域教育的研究内容。

第四，研究视角和方法较为单一。总体上，现有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多滞留于“就教育论教育”，这与区域科学的要旨相距甚远；以单一的思辨研究或个案研究方法为主，重定性描述轻量化分析，实证研究少且测量维度和指标体系较为粗糙；简单套用其它学科方法、概念的作法比较普遍，研究中未考虑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规律。

（二）研究展望

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呼唤高水平的区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针对以上问题，如下或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第一，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首先，应正确理解区域高等教育范畴的具体性与相对性，区域范围的划定依系统的能级大小、职能分工和活动领域等因素而定，在何种层面探讨区域，这是我们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时必须表明的基本立场。其次，应以具体问题为突破口，从区域高等教育实践中寻找可能的理论生长点，凝炼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特色。此外，由于区域教育研究机构建设滞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教育学会尚未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分会”类似的学会机构，因此应加强区域高等教育机构建设，营造良好的研究氛围。

第二，建立以教育活动为联接点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现在看来，教育-经济-社会构成了以发展为重心的区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轴。当然，这种研究框架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区域高等教育不是区域经济学的试验场，无论构建何种区域高等教育范式，教育都应是其中的核心支点，后续研究应确立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把高等教育纳入到社会科技、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等领域综合考虑，突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系统联系的紧密性和互动性。同时，教育系统内部，区域高等教育与其它层次类型教育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也应受到重视。

第三，加强区域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新一轮城市群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再造及现有经济文化区域的进一步整合，这些无疑预示着以省为单元的传统高等教育区划格局被打破，高等教育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深入，这都要求我们以更为多样的分析口径审视各个高等教育系统。比如适应国际社会竞争加剧的形势加强国家间高等教育系统的比较研究，围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都市圈开展高等教育系统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时，应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代来自规模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的挑战，综合性的历时研究、预测研究正当其道，这是科学决策未来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路向的重要依据。

第四，拓宽区域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和方法。区域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政策等层面的多面性，是区域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特区，区域发展学、区域经济学等经济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于区域高等教育，不能被简单移植照搬。后续研究的视角应当进一步拓宽，从其它学科和领域研究中汲取养分，引用跨学科方法、量化研究，将区域高等教育置于国家甚至国际系统中综合分析，这些方法的系统运用将令区域高等教育方法论渐成体系。同时，要采用多元视角，重点突出空间范围内高等教育与其它主题（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等事业发展问题）的联动性。

国际社会正迈入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欧盟高等教育区建设正预示着同样的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在高等教育的反映是多面的，既有高校或系统的同质化、一体化的部分趋势，更强调这种统一标准下系统间的竞争、分化、合作，这样反过来将强化区域高等教育个性和特色，彰显个体的发展优势。有理由认为，高等教育全球化时代同时将开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兴盛发达的新纪元，当然也是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研究大有作为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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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全球化下新区域主义的崛起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主义（Regionalism）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连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政府间的合作和组织机制，加强区域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和生产组织结构的重组，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进一步崛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诺曼•D•帕尔玛教授在论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中首次提出新区域主义概念，主张通过“多方面的”、“开放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联合，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国际新秩序。[1]新区域主义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形成了热潮。在新区域主义的推动下，当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大都市区为重点，通过构建大都市区的各种制度、政策和管治机制，实现跨行政区管治的“大都市区域主义”和“大都市区域治理”改革正在进行。与此同时，“涉及不同层次政府和发展主体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之间的权利互动关系”（Newman,2000），通过区域各种集团的对话、协调和合作，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和利用区域资源的“区域治理”理念和区域合作实践蓬勃发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协议”正在盛行，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超国家联合体“欧盟”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国缔结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了与欧盟遥相呼应的宏观区域联合体；东盟“10+1”的区域合作也正在积极推进；[2]跨国界或跨境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如“中华经济区”、“新—柔—廖成长三角”、“澜沧江—大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方兴未艾。显然，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发展、全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共同崛起的时代。为了迎接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当今世界的新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正在蓬勃发展，这给我国政府和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应对全球化和区域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打造区域间合作的平台，以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是需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专门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二）国内背景：市场化下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与区域合作的推进古典经济学的经典代表A•斯密认为，当自由市场经济发轫之际，政区间的竞争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对产权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所有者就会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促进国家间政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为“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能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哪一个特定国家”。[3]（P408）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开放化的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已经出现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经济发展中形形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等恶性竞争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先发地区之间追赶式的激烈竞争此起彼伏。这表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区域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区域间的良性合作，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同时，如何应对经济市场化下大量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也是区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公共问题相对单一，公共事务比较简单，加之社会处于一个封闭发展的时期，因而国内某个行政区域内的政府能够在自己的管辖权内较为得心应手地去解决和处理其内部公共行政问题，生产和供给相应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无须寻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许多地区的“内部”社会公共问题与公共事务已变得越来越“外部化”和无界化，跨行政区划的“区域公共问题”逐渐凸显，并有复杂化、多元化和规模化之态势。[4]如跨国或跨行政区划的环保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人口与资源问题、流域治理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地区稳定问题、流行病的防治问题以及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等等，已经远远超出单边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个地方政府进行的单边公共行政已无法应对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而相关区域内由双边或多边的地方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省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如“长三角区域合作”、“环渤海区域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珠三角区域合作”、“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等正在蓬勃发展。[5]（P10-11）这需要从区域公共管理的层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区域合作机制、联动机制等，以共同应对解决大量的区域公共问题。

二、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区域行政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该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改革开放先行点和发达区域的实证研究。如中山大学在国内最早开设行政管理硕士点“区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对广东、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广东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发表系列论文。二是政府间关系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政府间关系的演变，如林尚立的《国内政府间关系》、谢庆奎的《中国政府的府际关系研究》、薄贵利的《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和辛向阳、董辅乃等学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区划研究。区域行政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甚至许多区域行政问题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行政区划的约束。刘君德等在《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中国省区经济研究》等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用以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画地为牢”、“各自为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并研究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渊源、现实利弊以及调整改革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等。[6]此外，区域经济学有大量的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关系的协调，这类研究多侧重从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具体区域的整合与发展，或从某一区域的角度来分析其战略定位，以促进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从1998年开始，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中山大学相继在行政管理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点学科设置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等10多部论著，并在《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山大学学报》、《学术研究》发表了系列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有关论文观点已被全国不少重要刊物引用。这些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明晰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构建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国内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问题。据粗略统计，目前开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学有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湖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学会和研究机构，发表了1000多篇相关的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时，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及许多省市高校项目指南都设立了“区域公共管理研究”选题，仅以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统计，就有15项相关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具体来看，目前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随着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兴起，对区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论的探讨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兴趣。如区域公共物品治理、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变革、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区划问题、区域公共管理系统分析、区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协调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了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地方政府间合作、地方政府间竞争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等问题研究。如“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竞争关系研究”、“政府间竞合关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长三角区域合作研究”等论著的出版和论文的发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近年来，已有若干篇博士论文围绕“流域水污染网络治理机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间关系协调”和“政府主导下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机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发展，其学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发展。但国内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区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还几乎是空白。二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及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大量区域公共问题，如大都市区治理、不同功能区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的建设以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目前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三是国内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中国，采用的是中国问题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对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借鉴尚关注不够，尤其缺乏系统、深入地比较研究。

三、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区域公共管理方法论研究

研究方法对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质上是问题导向的，其发展虽然需要通过理论到理论的思辨与演绎以使新的理论更深刻、更精细，但更需要从现实的问题出发，树立研究的问题意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互动，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对区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论进行深入地研讨，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国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经具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如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运用交易成本政治学分析大都市区治理模式，运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发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等。从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看，目前对此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区治理研究。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发育形成的有都市区。[7]都市区的出现，使我国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从区域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并借鉴国外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区治理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间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区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后20-30年，中国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将会出现几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群，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的城市社会的挑战。

（三）区域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政策经历了以经济特区为重心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以浦东开发为龙头的沿江沿边地区重点发展阶段、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的西部大开发阶段和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共同发展阶段。从政策效应看，它培育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增强了区域发展的协调性，拓展了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区域发展的内涵。但目前，区域政策尚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差距过大的问题，现代区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阶段，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机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过于“简单化”。[8]在区域政策目标、政策框架、政策机制、政策实施工具和政策绩效评价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问题研究

我国已进入了环境压力剧增、污染危害高发的阶段。而在这其中，与水有关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为典型。如近年来的松花江水污染问题、清水江水污染问题、太湖蓝藻问题以及新安江、东江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关系，生态补偿问题，上、中、下游地方政府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关系诸多复杂问题及其合作、协调关系。

（五）跨区域、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问题研究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跨区域、跨行业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凸显，如医药食品安全监管、跨境警务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从2004年开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基调就已经定下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统一领导、协调本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确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但是，许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强有力的监管，如三鹿问题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现问题，也缺乏区域间的及时通报及联动机制，而往往以简单化的“区域封杀令”为首选。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宣布全面封杀广东潮安凉果事件。[10]可见，跨区域、跨行业区域公共问题的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内容。

（六）不同功能区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区域将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将实施不同的区域政策，预示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在生态保护上更有约束力，在政绩考评上更有针对性。显然，如何实现这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每类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及科学的绩效评估是区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还要特别关注老少边穷等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形成了区域发展中的落后地区。如何完善对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方面的扶持机制，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七）区域一体化与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珠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等区域一体化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大市场，以实现优势互补、联合协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可见，区域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制度、政策鸿沟和壁垒是当前区域公共管理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如何解决区域合作中存在的重形式轻内容、重协议轻实施等问题，使区域合作和协调走上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是区域公共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区域经济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专著有不少，但大部分是从经济学或空间地理学的视角进行探讨，专门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或结构优化的论著较为少见，相近的研究散见于论文，主要从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本研究参考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等全文阅读数据库。以“区域高等教育”、“教育结构调整”为搜索词，选择符合条件的论文共185篇。综观已有的研究，“区域高校布局结构、均衡发展问题”、“区域高校结构调整与区域互动问题”、“区域高校管理体制、调整机制、合作机制问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路径问题”、“高校区域服务问题”等研究较多，下面便根据研究内容或观点的相近性进行归类并进行简单述评：

1.区域高校结构调整与区域互动问题研究张振助（2001）的博士论文重点讨论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比较、宏观环境、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等；王新华等（2005）认为许多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性高校过度地追求规模和发展速度，导致了高校在教学管理等方面出现一系列新问题，譬如发展目标路径呈现较高的相似性和趋同性，脱离地方实际，缺少鲜明的个性和特色等，认为地方性高校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确定合理的办学定位；贺祖斌等（2010）的研究则以广西为例，认为广西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发展适应性不强，应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构建广西高等教育的“发展极”，以提升落后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进而调整区域高校布局结构；李锦奇（2010）的博士论文以辽宁省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为研究范畴，界定了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时间、空间和概念，探讨了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规模、质量与效益、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与国家高等教育结构之间关系；刘六生（2011）的博士论文则主要以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及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对省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区域高等教育结构与规模、质量与效益、区域结构与国家结构之间关系，或是从高等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视角，探讨省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的理论问题。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增加从区域共生、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构建区域高校与区域社会之间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研究；需要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深入调查和时空比较，或是在系统收集区域高等教育布局、形式、科类和层次等结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高校发展之间关系。

2.区域高校管理体制、调整机制、合作机制问题研究周振朝等（2002）认为高等教育只有立足于区域，才能获取持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契机；张立新等（2007）认为组织制度是保障区域高等教育良好运转的秩序基础，区域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区域高等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因此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责任，构建协调机制，促使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良性互动、和谐发展；冒荣等（2010）认为当前各高校间无序竞争及非合作博弈现象较为严重，表现为争夺公共资源的零和博弈、学术声誉的“瑜亮式”角逐、分工模糊的市场竞争等方面，延缓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他认为区域集群是促进高校间合作博弈的有效组织机制，应通过建立有序的分工协调制度、多元化的评价制度、公正的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来拓展合作博弈空间，促进高校集群发展；黄敏等（2011）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区域非均衡发展主要体现为综合实力、生均教育事业费、高校的规模等方面，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合理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等，可以通过制定与本区域经济相协调的教育发展政策、加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构建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机制、推进高校办学体制改革、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等方式进行优化；严全治（2012）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着区域的整体发展，因此区域高等教育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稳健发展。区域政府应该成为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之一，才能使一个区域的高等教育不仅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发展水平相当，并与本区域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匹配。政府在协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理论上有三个方向，即调整高校招生计划、调整高校区域布局、调整高校区域布局的同时调整高校招生计划。认为改变目前不同区域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路径包括：调整高校的区域布局，建成对欠发达区域高等教育的补偿机制，制定地方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最低标准等。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高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探讨了区域高校在融入区域社会过程中如何通过创新管理体制、调整发展方向、增加合作方式来促进区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创新。综合而言，未来的研究重点仍然需要既注重宏观层面（譬如长三角、珠三角高校核心区与其它边缘区之间的关系等）的分析，又注重各区域内部的特定问题（譬如新兴高校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区域核心区的高校振兴、区域高校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等方面研究，引导区域高校按社会需要、层次清晰、特色突出、任务明确方向发展，进而明确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方向。

3.区域高校布局结构问题、均衡发展问题研究朱雪文（2002）的博士论文基于“价值—功能—结构”的逻辑，从高等教育价值的视角，认为高等教育的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是相互融合的，但由于高教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在价值实现上就会呈现出资源的竞争性，使高等教育的区域分布一方面趋向于集聚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从而形成非均衡状态，而另一方面在地域分布上则倾向于均衡状态，呈现出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赵宏斌等（2007）从人口和GDP的角度分别研究了我国高校在省级、地级市区域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均衡性和差异性，并与美国高校的区域分布状况进行了对比，认为我国高校在省级区域分布较为均衡，但在省会城市、地级市的分布有较大差距，即在省会城市的分布密度过大，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会城市与地级市相比高校分布过分集中，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需要对高校布局重新进行规划；梁妮（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使用国际上衡量均衡性的通用指标即泰尔指数作为分析工具，计算了我国高校规模区域分布的差异程度，并使用因子分析法和定性的分析法，探讨影响高校区域分布的因素，对高校区域布局的合理调整提出了建议；刘丽（2009）则运用墒值法，对1998-2007年间各省高等教育发展实力进行综合测评，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逐步从内陆与沿海、北部与南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变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孙剑萍等（2009）以GINI系数理论为基础，从高校区域布局、高考体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等几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了具体建议[15]。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运用了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目前高校布局结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认为全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不平衡及省域内高校资源的不平衡矛盾并存。未来的研究需要以此为基础，更多地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视角，探讨政策创新与区域高校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宏观政策上引导高校按区域需要、结构分层、特色突出、定位明确方向发展的策略及其体制机制构建；需要加强省域高校与国内其它地区或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比较研究。

4.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路径问题研究刘健（2006）以珠三角高校为例，认为珠三角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机会和威胁并存的局面，需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明确高校和高等教育的目标定位，加强校际合作及特色建设，发挥区域优势；芮国强（2006）认为在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背景下，在发展路径及现实国情的双重制约下，高等教育需要贴近区域实际，构建与区域经济及社会共同发展的良性机制，地方政府主导应成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舒琴的硕士论文（2007）以高校三大职能为依据，将高校参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模式概括为：科研与开发参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结合区域特色的人才培养培训模式、面向区域提供社会服务模式；郑存库（2007）指出大众化背景下，高校应以区域发展需要为基点，立足区域特；赵庆年在这一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他（2008）认为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应多元化，它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既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分工与合作是区域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理性诉求；指出（2008）由于区域高等教育存在不均等、稀缺性、非同一性、寻求自身发展等特征，因此发展必然存在差异；此外，他对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模式也进行过探讨，认为（2009）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的无序现象与区域高等教育子系统的有序现象存在关联，这种区域高等教育子系统的有序主要体现在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所建立的科类、层次、类型结构等结构齐全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上，合作与分工是构建效益、规模、质量、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有效举措，也是区域高等教育和谐发展的客观需要及诉求；指出（2009）从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水平的关系视角看，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呈现许多个性化特征，包括“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高等教育投入—较低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发达的经济—很低的高等教育投入—较低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高等教育投入—较高的高等教育产出”模式、“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投入—高等教育产出水平”相一致的模式等；胡赤弟（2009）对“学科—专业—产业链”进行了界定，认为“学科—专业—产业链”是区域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有效载体，也是高等教育与区域市场、经济、企业合作的一种新模式，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提升产业层次。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或从全国的视角、或从区域的视角，探讨了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定位、模式等理论问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为政府在统筹协调、高等教育融入区域社会方面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综合运用区域发展理论、经济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等理论，从高校区域空间结构的“形”与“象”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多中心与区域共生、统筹协调与结构分层、区域高校与区域社会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与集群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5.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区域化问题研究吴绍芬等（2001）对高等教育区域化内涵进行界定，讨论了高等教育区域化问题的范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耿涓涓（2001）认为高等教育区域化有两层含义：其一，高等教育系统是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其二，区域政府、社会有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并有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认为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不发达区域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将会成为热点；李波（2005）从国家、社会及大学之间三维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认为高校与区域社会经济的互动存在校企合作、大学园区、高科技园、中外合作办学、中心城市办学等模式；谢鹏的硕士论文（2010）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分析了地方高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陈伟（2010）则以澳门大学建设横琴校区为例，探讨境外高校如何融入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促进区域社会的发展，认为横琴案例如果要成功实践，其战略安排和指导思想必须实现三大转变：从“以土地换大学”升级为“以空间换时间”，从盘活地缘资源提升为培育区位优势，从享受“政策利好”转换为彰显“教育红利”。此外，还须在实践操作层面解决好三大问题：吸引足够的生源，提升办学质量并凝练办学特色，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姚海娟（2011）以湖南省为例，讨论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区域经济的竞争主要是人才之间的竞争，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直接影响着高校发展，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高教资源分布合理与否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郭贵春（2012）专门探讨了省部共建高校的发展问题，认为应明确这些高校的战略地位，认识其战略特征，并探索共建高校的战略出路。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分析了区域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内涵、原则等内容，大多数的研究是从高校的视角，探讨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或从科研成果的转化参与区域经济建设等角度讨论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田野式、实证式的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中，需要增加实证、田野式的研究，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深层次原因，用实证、统计的方式说明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区域政府统筹协调的视角，探讨区域的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适应性及内在关联问题。

6.高校区域创新能力及高校区域竞争力问题研究董友的博士论文（2007）从地方高校科技创新主管部门的视角出发，以河北省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地方高校科技创新的内涵与特征、组织内部冲突分析与协同机制、组织管理层面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政府宏观管理行为与运作机制、组织环境层面的地方高校科技创新、政府宏观调节的政策工具和机制匹配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研究；钱韦成的硕士论文（2007）以江西省为例，讨论了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从地方高校供给功能的视角，通过分析区域创新体系的需求，探讨了地方高校在江西省域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应该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物质投入、科技园区建设及发展职业教育等几个方面，发挥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尚红娟（2010）则以上海地区为例，探讨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对教育竞争力的影响，认为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客观地分析高教资源的分布状况、有效配置资源、合理利用有限的高教资源、发挥高等教育竞争力等；肖俊夫等（2011）指出高校通过区域大学联盟等方式促进区域创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主动参与区域创新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应发挥技术创新主力军、知识创新策源地、创新人才和创新知识培养者、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助推器的重要作用。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从高校主管部门的视角，讨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区域高校竞争力的内涵、特征等内容，明确了区域大学联盟等概念，并从完善组织制度、管理体制的角度提出了促进高校科研创新和提升区域高校竞争力的建议，具有一定的价值。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需要以此为基础，研究如何将高校置身于区域社会的整体环境中进行系统思考，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使高校的区域创新力及竞争力转化为区域社会的整体竞争力；需要从区域高校的竞争力研究过渡到区域高校的互惠共享机制及结构优化研究，需要探讨区域高等教育创新聚集效应、网络式发展机制等内容。

7.高校与区域服务问题研究王锡宏（2003）认为区域高校社会服务功能的实现需要完备而系统的机制予以保证，需要学校、学院、教师之间在政策、理念、措施等方面建立相互关联，进而构建区域高校内部激励机制、导向机制、评价机制、动力机制、管理机制、自我发展机制等；贺小飞等（2004）认为区域是社会在空间上的反映，而高等教育的区域服务职能则是其在社会服务职能上的空间显现。由于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加，加之高等教育与其所在区域之间的天然联系，发展高等教育区域服务职能日益重要和迫切；华长慧（2007）认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有利于转变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高等教育制度、使区域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匹配；贾立亮（2007）则专门从理工类地方高校办学的特征出发，分析区域服务的特点及模式，探讨了理工类地方高校在区域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徐成钢（2010）提出了“基于协同式学习的地方高校区域经济社会服务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内涵实质系统的研究和实证分析，提出地方高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社会的若干建议；杨甜的硕士论文（2011）以陕西省为例，分析了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着重探讨了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简单述评：现有的研究主要探讨高校如何转变服务观念，或高校服务区域社会及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方式等内容。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增加高校与区域社会全方位、网络式互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需要从政府管理部门的视角探讨引导高校服务按区域需要、特色突出、优势明显方向发展的策略，分析区域高校服务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及模式。

二、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理论研究的展望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