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期刊建设；学术论坛；科技论文；学生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3）34-7927-02

2003年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1]，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破冰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文化体制改革，经过10年的发展，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从破冰期进入深水区，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在逐步加大，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办文化转变为管文化，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的改革也在进行，但由于科技期刊具有专业性强、规模小、编制上隶属于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等特点，科技期刊的改革不如公共文化体制改进进展迅速，但改革已然开始，作为科技期刊的一名编辑，我们要拿出改革的勇气去开展工作，让科技期刊的运营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在没有隶属单位庇护的前提下，能更好地生存。

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更好生存，不被淘汰，转制改革后的科技期刊有很多工作要做。科技期刊跟公共文化期刊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学术性，把学术性发展好，是科技期刊建设的关键所在。学术论坛是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途径[2]，而研究生是科技期刊作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未来科技期刊作者的主力军，因此，如能将学术论坛与科技期刊联系起来，将对科技期刊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1 科技期刊的特点

《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对科技期刊的定义为：具有固定刊名、刊期、年卷或年月顺序编号，印刷成册、以报道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连续出版物[3]。

1.1 科技期刊的固有特点

1） 技术性和专业性。科技期刊是为某一学科或某一专业服务的技术性、专业性刊物，这种特征与科研人员的专业性阅读需求相适应，比较容易吸引相关专业的读者和作者。

2） 开放性。大部分科技期刊的投稿和阅读对所有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均开放，而非只对某一个单位内部或部分科研人员开放。例如，《工矿自动化》是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主管、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常州自动化研究院主办的国内唯一一份集中报道我国煤矿电气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国内外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及新动向的专业性技术期刊，属于开放性的科技期刊，超过80%的稿件来源于各科研院所、科技创新企业和全国高校。

3） 读者群具有专业性和稳定性。科技期刊的读者多为相关专业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相关企业的研发人员和相关专业的高校教授、研究生，这些读者具有浓厚的专业背景，一旦对期刊认可，将会表现出兴趣的持久性和阅读的稳定性。

1.2 科技期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点

1） 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型的经济[4]。竞争就会存在优胜劣汰，就需要优先考虑经济效益，没有效益就无法生存。但科技期刊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展现我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舞台，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科技期刊的建设既要注重经济效益，也要注重社会效益。

2） 提高质量是期刊优先发展方向。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必须逐渐提高期刊质量才能保证生存。科技期刊必须具有足够的专业性、更高层次的技术性和广泛的读者群，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良好经营。

3） 经营模式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的科技期刊多是挂靠在事业单位或科研院所，随着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的改制，科技期刊编辑部的管理和经营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编辑部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经营权。在经营模式上，编辑部已不能单单依靠挂靠单位的支助，更多需要自主创收，而创收的前提是期刊要有鲜明的特点和广泛的认可度。

4） 编辑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已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Office工具及各种企业通讯管理系统已被办公室员工所熟知。科技期刊的编辑自动化还不仅限于办公自动化，更多的网络投稿系统、专家审稿系统、编辑办公系统在科技期刊中被应用。以《工矿自动化》 网络编辑系统为例，网络采编系统自动登记稿件信息， 无需编辑再人工登记稿件、填写作者信息、分配稿件编号等，减轻了编辑的工作量。初审稿件可通过网络直接传给专家或主编进行进一步处理，终审结果也可直接通知作者，且稿件的审稿情况可自动记录，一目了然， 便于日后查询。责任编辑可对录用稿件进行在线编辑加工，且该过程中可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另外，系统还与知网版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进行了功能整合，提供不端文献在线检测功能，点击相关按钮可直接查看稿件的不端文献检测情况。采用该系统后，只要能够上网，编辑即可随时随地办公，突破了办公时间和场所的限制[5]。

2 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

当前在高校有多种多样的研究生学术论坛，这些论坛在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被师生广泛接受。学术论坛为在校学生提供了一个碰撞思想火花、启迪科研灵感、开拓研究视野、探讨技术问题的交流平台，也为科研专家和研究机构展现技术实力、推广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学术论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促进知识交流。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每个人的知识水平都是有限的，只有通过学习和交流，才能使知识不断扩展。知识的扩展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注重对知识的理解深度。加强交流是加深对知识理解的有效途径。当两种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并产生新的思考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的才能更深一步。

2） 启迪创新思维。创新是一个研究型人才必须具备的品质，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学生培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创新需要思考、试验与实践，同样需要学术讨论与争论，学术论坛就是学术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学术论坛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畅谈自己的观点，相互交流、辩论，碰撞思想火花，启迪创新思维。

由此可见，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科技期刊能定期组织相关专业的学术论坛，不仅会受到高校师生的积极响应，同时可以大大提高科技期刊在相关专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中的知名度。

3 科技期刊举办学术论坛的举措

3.1 选定参加人员和地点

1） 科技期刊的报道内容和服务范围决定了学术论坛的参加人员应是期刊所报道相关专业的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高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虽然专业相近，但站的角度不一样，对同一技术成果的观点则不尽相同，组织这些人员在一起讨论交流，对他们各自的技术发展都有益处，必然得到参加者的积极响应。以《工矿自动化》期刊为例，该刊集中报道我国煤矿电气化、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国内外新技术、新成果、新工艺及新动向，就可以组织相关专业的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参加学术论坛，高校主要有煤矿类专业院校、信息工程类相关院校、自动化类相关院校，研究院所主要有中科院的相关研究所、煤科院的相关研究所和相关专业的地方研究所，企业主要是指在煤矿信息化、自动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市场认可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

2） 学术论坛地址的选择同样重要，好的地点可以更好烘托学术氛围、增加参加者兴趣、提高学术论坛效果。本着重点针对在校学生的原则，学术论坛地点优先选择高校，既有利于师生参加，也可以借助高校的各个平台宣传科技期刊，如高校图书馆、学校社团等。为了更好地提高科技期刊的知名度，学术论坛的地点也可以选在科技期刊编辑部所在地，这更有利于论坛的组织，同时可以邀请参加者参观编辑部的工作环境，让参加者更好地了解期刊的发展历史，让编辑与作者更好地交流科技论文的写作心得，促进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和谐发展，提高科技期刊的市场认可度。

3.2 学术论坛内容的选择

学术论坛内容的选择需要注意以下两个要点。

1） 主题切合本期刊报道的范围。

学术论坛的主题必须切合本期刊报道的范围，这是一个基本点，否则，对本期刊的建设没有作用。主题可大可小，大的主题可以是一个行业或者一项技术的总体发展趋势，可以请相关专家进行讲解，小的主题可以是一个小的技术突破，可以请相关技术尖端人才进行讲解。科技期刊举办学术论坛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期刊的建设，让更多的相关专业的专家、人才、学生了解本期刊，扩大期刊的知名度，举办学术论坛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根本目的展开。

2） 选定本期刊发表过的高水平论文。

高水平论文是最能代表一个科技期刊整体水平的，如果一个科技期刊没有几篇可以代表本行业最高水平的论文，那科技期刊是没有含金量的。邀请高水平论文的作者作为学术论坛的特邀嘉宾，既可以提高学术论坛的质量，也可以扩大科技期刊的影响力。高水平论文在讨论的过程中会逐渐得到参加者的认可，同时也是对期刊质量的认可，随着论坛的持续开展，要让参加者逐步养成阅读期刊、向期刊投稿、引用期刊论文的习惯。学术论坛对于科技期刊建设的作用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坚持的时间越长，效果会越好。

4 结束语

在当前文化体制深入改革的环境下，该文深入分析了科技期刊的固有特点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特殊性，借鉴学术论坛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阐述了通过举办学术论坛促进科技期刊建设的具体举措。学术论坛是高校和学术界经常举行的活动，涉及面广，影响深刻，将其引入科技期刊建设，必将极大推动科技期刊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霍步刚，傅才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7（8）：23-34.

[2] 李昌新，李雪芹，卢玲，刘国瑜. 学术论坛：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J].高等农业教育，2012（2）：75-77.

[3] 张欣，刘亚萍，王吉晶，李娟，史谦.高校专业性科技期刊的特点及其品牌创建[J].学报编辑论丛，2007：12-15.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尔库塞 单向度 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7-0050-01

马尔库塞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是由对科学技术批判开始的。对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反思，得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导致单向度的根源，要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看待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既看到技术批判理论的局限性，同时认识到技术批判理论带来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单向度”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第一，单向度的政治。

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是强大的控制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的政治也一定将失去否定意识，变成单向度的政治。

第二，单向度的社会。

由于技术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的控制无处不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被控制的社会中，压抑了人的本性以及本能的需要，从而形成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在物质需要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就丧失了反抗的动力，很容易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人们就被迫屈服于现存制度的控制和操纵。

第三，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他们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塑造成“工业文明的奴隶”，他们顺从于社会机器，思想麻木却又自我感觉很幸福。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缺少否定性，成为屈从于整个社会而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

二、马尔库塞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评价和现实意义

（一）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以多重视角对技术在当达工业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马尔库塞对当达工业社会表面的“富裕”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对工业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功能具有双重性，而且，他坚持的批判理论焦点集中在剖析科学技术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科学技术给发达工业社会造成的单向度影响，因此具有合理性。

（二）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马尔库塞透过工业社会繁荣表象，看到了其背后的负面效应，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刻的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是马尔库塞科技批判思想的核心内容，但是在具体的批判过程中，也显露了其思想的局限。他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带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尔库塞的批判是离开了现实经济基础的批判，批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因此，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具有消极的局限性。

（三）马尔库塞科技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对我们今天正确运用科学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坚持辩证的观点看待科学技术，一方面指出了科学技术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马尔库塞深入剖析科学技术发展导致单向度的社会和人，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要求我们把握科学技术的主动权，主导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正确地认识和使用科学技术，明确和树立正确的科技观，避免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认真地对待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以辩证的科技观来处理好科学技术与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坚决杜绝消M异化现象，积极建立和发展节约型社会。第三，要继承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提升自我识别能力。第四，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利益，注重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积极方面来推动社会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齐云竹.论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D].辽宁大学，2011.

[5]冯佳佳.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及反思[J]经济研究导刊，2016（16）：183-184.

[6]陈勇.马尔库塞技术合理性批判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08.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信息交流的便利，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开放态度，使得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关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观念、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交叉学科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更是几成显学。对于以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的认识论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的理解构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讨论将在科学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范围内进行。

一、交叉学科的本质及研究意义

在剖析交叉学科现象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下交叉学科的定义。按照我国著名科学家、交叉学科研究的倡导者路甬祥的说法:所谓交叉学科，就是指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或融合并非简单机械地拼凑，而是依据学科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联结和渗透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各个学科间“有机的融合”。一般说来，学科交叉过程中的诸学科都是要纳入到特定的社会化的科学结构里的。现代科学结构包含了传统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可分为原子核物理、高能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等)、综合科学(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优势学科———空间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灾害科学等及其衍生科学)、横断科学(如控制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等)和在上述三类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交叉科学。通常交叉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但大体上可分为“大交叉”和“小交叉”两大类:前者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远的学科之间的交叉，比如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后者是指学科亲缘关系较近的学科之间的交叉，如自然科学内部、技术科学内部或是人文科学内部、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在归纳时切不可过于拘泥学科的性质。著名刊物《第欧根尼》中所选论文就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间的学科交叉，以及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间的研究(涉及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与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环境科学、交通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计量学等传统学科及相应的交叉学科)。具体说来，当代学术界的交叉学科群落既包括诸如文学哲学、文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哲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城市美学、犯罪心理学、开放经济政治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文艺法学、知识管理学、虚拟人类学、国际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小交叉”研究的论文，也包括像经济物理学、时间经济学、视觉人类学、工程法学、社会工程学、科学社会学、工业设计、环境艺术、城市生态学、空间法学、媒体艺术、生态行政学、知识计量学、计量经济学、社会运筹学、网络社会学、航天医学工程学、电子政务学、交通美学、古生物考古学、神经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石油金融学、世界睡眠医学、药物经济学、技术管理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社会学、市政工程学、生物信息学、水文社会史等具有“大交叉”特征的边缘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科学发展高度分化和整合的今天，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种因交叉学科或交叉学科群的衍生而导致的学科进化的趋势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意蕴和时代精神。从本质上说，学科交叉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规律性的问题。那就是世界万物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而这种事物的演进过程中，还存在着动态性的“无序”或“涌现”现象。科学哲学家劳丹认为，科学或学科发展的“无序”性是普遍的、永恒的，有序是暂时的、个别的。“无序”的根源就在于科学研究“从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2］。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依赖于单一学科的研究，而且更寄希望于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学术突破。学科的界限并不重要，关键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过程是否具有原创性和富有成果。因此，这就是科学自主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所在［3］。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学者所采用的研究路径。美国科学学专家夏皮尔提出的“域”理论模式对于我们理解交叉学科的性质很有助益。夏皮尔认为，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就是将特定的对象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他把这种特定的、孤立的研究专题称之为“域”(domain)。这种“域”大体相当于学科研究的领域或跨学科的领域和研究课题。因而，所谓的科学发展就表现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增加减少或删除合并的变化上。领域的变化往往会引发学科交叉现象的产生。科学也由此被内在地划出大小不等的界限来［4］。科学史上的范式革命也常常产生在交叉学科丛生的科学领域里。这一点已得到了证实。通过对百余年来诺贝尔奖的分析发现，该奖普遍存在着学科交叉现象。如果以二级交叉、三级交叉为标准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化学、生理或医学奖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5］。这些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大都集中于量子力学、基因工程、超导物质与理论、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学等跨学科的领域及相关的基础学科中。可以说，未来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在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也必须将发展交叉学科视为国家和一流大学发展的战略。时至今日，交叉学科研究的意义已无须赘言。

二、人文—社会认识论

众所周知，人类的认识历程是跟人类知识的发生与增长的过程相应的。从中国的先秦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古希腊哲学家(如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等)直至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康德、休谟、笛卡尔、培根、卢梭、孟德斯鸠、孔德、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都曾经为提出和完善古典认识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20世纪以来，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保罗•费耶阿本德、汉斯•莱辛巴哈，以及狄尔泰、伽达默尔、舍勒、曼海姆、舒茨、卡尔纳普、德里达、巴恩斯、布鲁尔等人则为认识论做出了新的智力工作。应该说，他们的认识理论在试图解决现代知识增长问题和科学精确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批判地考察上述认识论理论资源和成果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对我们深化认识交叉学科的本质不无益处。所谓“人文—社会认识论”是指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认识论取向。它对解释和理解在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间、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三组跨学科研究的认识过程及其本质，具有预设的认识论价值。这是一个笔者首次提出的将人文认识和狭义的社会认识融合或整合起来的一个新概念，比以往的“社会认识论”提法更接近于人文社会的事实，具有更突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的二元合一特质。从学科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及知识点的分布来看，诸如文学批评、艺术理论、历史学、文化研究、元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特质。但是，长期以来或者不很认同人文学科的科学性，或者将其简单地归并于社会科学范围之内。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边缘研究。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在《人文科学认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概念，并指出人类和社会科学研究将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所做的思考，直到现在对我们还很有启发意义。当然，以其发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拓展其整个认识论的逻辑，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反对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做出本质的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取决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过程。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发生心理学的味道。为此，他将人文科学简单地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正题法则科学”(即探索“规律”的科学，如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人口统计学等);二是“人文历史科学”(主要是以重现和理解时间长河中展开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生活史为中心的历史科学);三是法律科学;四是哲学学科［6］。以人类学为例，它也必须遵循人文科学认识论。比如，人种学和认知人类学以及文化技术学都可以视为特定意义上的人类认知领域的学问［7］。尽管在一般人看来，属于比较认识论的范畴。人文科学还必须具有一种能把科学领域的理论与关于理论的知识联系起来的主题意识，这一点不容忽视。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的主题意识乃是指向社会认知过程的。它的核心议题是根据某些社会科学学科和社会认知科学而分析出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知识与经验。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社会认识论研究室主任伊利亚•卡萨文教授认为，现代社会认识论植根于康德、恩格斯、卡尔纳普等人的认识论思想，其知识要素是由社会客体、社会主体和社会认知条件三者所决定的。每一个因素都具有社会知识来源的作用。古典认识论突出了社会客体，将知识置于研究的重点。相反，对来自于主体的知识或者视为一种阻碍，或者视为主体的基础［8］。诚然，作为一种社会决定的现象的知识问题，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文化与人类学、传播与符号学、社会与制度等社会文化语境的社会认知模式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人类社会本质的影响。其中，也包含了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理论所关注的意涵。这一切在维特根斯坦、巴赫金、曼海姆、舍勒、米德、默顿、普里查曼、格尔茨、加芬克尔和卢曼等人的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展现。

三、科学—技术认识论

这里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是将科学哲学界的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融合或整合起来的结果。一方面，可以避免笔者不喜欢使用的“科技”一语;另一方面，则可以将技术纳入到科学的“大家庭”里，以及将科学视为一种技术的“物化”过程的科学基础。其实，从本质上来说，科学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科学是科学，技术也是科学。我们发现，诺贝尔科学奖中有90%以上的奖项授予了基础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科学成就，而极少给予技术产品的发明人。比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不断获奖就是因为它始终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国际学术前沿位置上，并在此基础上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和工程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的多学科研究结果。学科交叉的绝对性和现代性，使学术研究呈现出“去单一化”的态势。交叉性、边缘性已成为科学难以拒绝的选择。“元科学”与交叉学科的融通，已变成学者的一种基本责任。纵观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哲学，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正是科学认识、技术认识变革的理论基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变革的前提和基本路向。科学认识论，可以说是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归纳解释法和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怀疑主义的［9］。但归根结底，我们了解到的科学认识论的基础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一点几乎是不容置疑的科学和技术认识论的铁律。应该说，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近代科学技术兴起至今，已经历了至少五个世纪的时间。直到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等人为止，才算是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图景。根据波普尔的观点，科学知识表现为某种关于世界、世界的秩序、规律和规律的理论或描述。在他看来，只有理论知识才能发现真理，才能实现对世界(即客观物质世界、主观意识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3个世界)的具有真正价值的猜测。然而，理论知识永远不可能被证实或确认是真实的，尽管它可以接受严格的批判性检验。科学发现的逻辑就是，科学发现始终得到理论的指导，而理论却不是由于观察而得到的发现。说起来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学认识的怪圈，但事实上科学发现的过程的确是异常复杂的，对其本质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与波普尔不同，库恩则认为，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在一种总的观点即一种世界观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知道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各种理论可以接受或摒弃的标准是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认为理论是可以被证伪的。科学界的这种观点是由各种实例和各个学科间的矩阵形成的。前者是被科学界视为范式的解决各种问题的具体方法;后者则是“科学共同体”的“普世”基础或共同义务、信念和价值的观念［10］。按照库恩的思想，科学的变化过程基本上是革命的和不连续性的，会带来深远的认识论后果。由此，他将科学分成正常的科学和特殊的科学。交叉学科很类似于这种可以随心所欲地研究的特殊科学，它不需要受到更多的学科矩阵的约束。在科学认识论和技术认识论上，费耶阿本德和海德格尔分别强调“怎么都行的”科学经验主义及技术异化论。人类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基础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完善对技术发明及应用往往会产生基石的作用。没有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就谈不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反之，如果一直缺乏技术上的支撑，也不会进一步为基础科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人工物”或技术实践上的验证。这是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论的本质特征的体现和互动规律。理论化知识和技术性知识的相互作用，不仅可以避免科学进步的停滞不前，而且也可以促进新颖、创新的方法论的被采用，从而有助于实现破旧立新和建立科学技术新秩序的根本目标。科学技术的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法论选择，其合理性也将隐藏于上述目标之中。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课程建设中首要的环节是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其次是如何组织实施。分析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来选择技术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建设内容；以“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来构建“抛锚式”课程组织实施模式。是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得以体现的基本要求和实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技术本科 课程建设 内容选择 组织实施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最近几年在我国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态，是为进入应用科学和现代技术领域就业的学生提供为期四年的学术和职业准备的教育。课程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任何教育类型的独特性都要在课程中有所体现，任何教学改革和建设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课程的改革和建设上。 

一、技术应用本科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 

（一）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对课程建设的要求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是以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应用能力和实践技能并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亦可称之为“技术师”或“技术工程师”）为主要目标，简单来讲，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本科教育。其培养目标有两方面特征要求，一是人才培养要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达到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学业标准要求；二是必须符合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即所培养的才必须是应用型的，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从培养目标转化到课程建设的要求，是通过对培养目标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分析来实现的。 

技术应用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方面，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且注重理论知识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打基础。此外，这种理论知识也不同于传统的某种学科知识，它是指从各种技术活动中概括出的共同的理论知识原理、定律和经验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科”知识。 

在能力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除了要具备自主学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善于协作等基础能力外，还应重点突出具备以下能力：①具有将技术创造原型进行具体化设计并组织实施于生产实践的能力；②具有维护、监控实际技术系统，能够发现、分析和解决综合性复杂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③具有对基层技术员或业务员提供指导和咨询的能力；④具有在服务领域运用专门知识与技术向特定顾客提供全面或综合性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等。 

而在素质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基本要素，即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素养，包括合格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基本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的基本建构 

根据以上对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对课程建设要求的分析，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 

1.通识教育课程——合格公民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高等技术教育当然也需要具备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所有特征。大学作为一个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场所，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备独立健全人格的、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遵守现代社会法律和规范的社会人。通识教育课具有许多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功效，即经过良好组织的文化课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并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所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的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好的理解自己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对周围世界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好的理解这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们更好的、以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完成将来的工作，使得他们具备对自己工作的反思能力，成为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走向管理的岗位，承担领导的角色。 

2.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设置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是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区别于高等职业技术专科教育的特点之一。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为将来解决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提供科学原理方面的支持，帮助学生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专业领域内的技术问题。随着知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推进生产力不断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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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技术师对问题的解决更加依赖对于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依赖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深度和水平，更加依赖在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创造性的应用基本科学原理的能力。但技术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是不同于工程本科和普通本科的专业基础课。前者在理论的深度方面明显不及后者，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压缩和改写，而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两种课程的组成部分。 

3.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回应学生的呼声与满足行业与企业人才需求 

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是它的主要办学理念，应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专业基础课较好的奠定了学生理解技术问题的科学原理方面的基础之后，专业核心能力课程的作用就在于向学生提供能够直接对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提出理论解释的专业方向课。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于技术理论的理解，通过专业方向课传授的技术理论与技术问题直接相关，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对基层一线生产、管理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4.专业实践课程——实际应用能力培养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与此联系最为紧密的无疑就是专业实践课了。实践课是各种课程类型中与未来的工作最为接近的一种，通过以上各种课程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要在此得到检验，学生也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和联系加深对于各种理论的理解（当然学生也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实践，然后学习理论知识，然而经过学习之后人们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其实，实践课的意义绝不只是对于已经学习的知识的简单应用，它也应当是学生真正充分理解和领会其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学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实践过程，切身感受现实工作情境，更进一步的理解其职业的内涵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内所形成的理解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化成实际工作场所中的实践能力，这两种能力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要真正形成在工作现场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则必须在实践的环节中实现。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  

（一）两种课程论的比较  

目前在课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有以下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学生可以先打下较为宽厚的基础，为今后学生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方面的支撑，也使学生在接触实际工作之前对其所从事的领域的理论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种理论是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技术知识在人的大脑中的表征方式与科学知识不同，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让学生参与一定的时间获得项目来掌握完成技术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对于相应理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以第一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适用于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和应用型专业性的大学，而对以培养主要适应特定行业并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高级技术能力人才为培养方向和以培养再创新能力为价值追求的应用型技术性的大学存在许多弊端。首先，目前在我国很多职校都存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现象，学生对理论学习没有兴趣，也不擅长。其次，技术实践能力的养成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以第二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从技术知识本身的特性，按照特定专业范围内实际的技术活动项目来组织课程的内容安排学与教的进程，始终让学生参与实验课和实训课，将学生尽快带入专业技术领域；同时向学生提供具有一定广度的技术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普通文化内容和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专业选修课，使得学生具有理解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将来选择自己在工作领域的主攻方向提供便利。  

（二）按照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构建“抛锚式”课程教学模式  

技术学科课程与工程学科课程相比较，它们同样是一种比技能教育更厚实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工程或技术能力；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能力的形成更赖于理论与一线实际技术活动的结合，如此才能形成现场实用的技术能力。如何在理论教学中克服传统传递知识型学科教学的弊端，必须首先从转变学习理念开始。若能把“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和“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结合起来，就可能发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各自的优势。为此我们构建了“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的“抛锚式”课程模式。  

技术本科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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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一个基本点是使学生基于一个真实的技术活动项目背景中，产生学习需要，自主学习技术知识、培养技术能力；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教师的指导学习以及学生探究小组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学生亲身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首先是以技术活动项目为主线组织课程内容，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基础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技术能力，为此，我们配合理论教学同步开设项目实验，将学生的系统理论学习与系列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在实验活动中检验、掌握和运用技术原理知识。其次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开放型、互动式课程活动方式，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带着问题参与体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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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占国.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体系的逻辑建构[j].职业技术教育,2008(19).  

大学生学术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技风险；公众认知；跨文化比较；建构主义；公众理解科学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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