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探索论文范文第1篇

引言

洞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它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未可轻视的地位。对这项珍贵的文化资源的开发，最初是由云南巍山县洞经乐团1988年8月首次赴京展演而正式拉开帷幕的。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强烈的振撼和极大的反响。随後更由於丽江洞经乐团1995年9月和1998年5月相继到英国同挪威的展演，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巨大的成功。英国的《泰唔士报》等几家报刊发表评论，许多电视台争相录音录像，从而使联合国所属的教科文组织也正式将中国的洞经音乐列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挪威的展演还多次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与热烈的赞扬!中国古老的洞经音乐也更加名扬世界!

更值得一提的是：洞经音乐的美妙旋律及其高雅悠扬的演奏技巧和风格，已经使酷爱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国音乐家李海伦博士深深陶醉。以至她从1991年起，连续几年来到云南深入调查，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她搜集了大批宝贵资料，并写出了颇有水平的博士论文。她说：洞经音乐是中国的无价之宝，是打开中国传统音乐宝库的金钥匙。它确实很美，它不仅属於中国，而且属於世界。

人们或许要问：既然洞经音乐如此珍贵，那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诞生於何时?起源於何地?又如何传播到云南?甚至流布到缅甸……，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并探求其中的奥秘，笔者通过长期的调查，梳理今人成果，略陈管见，以供大家研讨。

一、洞经音乐的起源

洞经音乐是个珍贵而独特的古典乐种。因谈演《文昌大洞仙经》得名，并与文昌崇拜密切相关。探索它产生和演变的原因及特点需要哲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以及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只有多视角的研究，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它形成、发展的规律。中国洞经音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这些普遍广泛、紧密而复杂的联系中产生的。它有中国相应的社会、思想、文化、音乐和人才的丰厚积淀与背景为基础，还有充分而适当的生成条件为依据。

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中国自周秦至唐宋，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国家。尤其是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更把全国的知识分子纳入了中举做官、修身治国的轨道。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皆把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科举制度确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的晋升良机。因而成了文昌崇拜产生发展兴旺繁荣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

从思想与宗教的视角来看：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都有了巨大发展。唐宋皇帝竭力扶持道教，更使道教文化急剧发展。斯时，道教神灵已经大批产生，宫观殿阁遍布全国。著名道师层出不穷，道教经典如潮涌现。《白云观重修道藏记》称：唐天宝间篡辑成藏，统曰三洞，统计183万44卷，天下颁行。道藏中收集的《上清大洞真经》便为洞经音乐组织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音乐的视角而言：中国也是世界上音乐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唐宋音乐更加丰富多彩，辉煌灿烂。宫庭宴乐，祭祀音乐，民间音乐十分兴旺。武后一度把内教坊改名为云韶府，玄宗不但令道士，大臣进献道曲，还亲自在宫庭内设道场教道士步虚声韵。①步虚声韵即是道教特有的科仪音乐，它是道士朝真礼斗，赞咏上帝，行道啸唱的玉洞乐章。步虚声包括乐曲与唱词两个部份。乐曲颂扬虚空神灵仙境缥渺之美，唱词歌咏众仙万圣玄妙之德。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便已产生。著名道士寇谦之早在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写出《老君音诵诫经》，制定了乐章诵戒新法。②作为道士用音乐伴奏诵经的科仪。当时所用的八胤乐即为後世之步虚声奠定了基础。成书於五世纪的《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经》中收有《洞玄步虚吟》十首，即是道士最早在科仪中使用的步词。③其体或五言、或七言、八句、十句不等。隋炀帝、唐玄宗、宋太宗、宋徽宗皆好之。此时已有《玉音法事》之书辑录了唐宋道曲五十首。④明代永乐年间则将若干道曲编成《大明御制玄教乐章》。元代以後，随著道教分为全真和正一两大流派後，道教音乐也分为全真正韵和正一科韵。成为道士早、午、晚三朝诵经以及做各种法事使用的音乐。特别是《玉皇经》於唐宋之际出现之後，道士即将谈演此经的道乐称为钧天妙乐。所有这些，都为洞音乐的产生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有了上述基础，还需以下条件，洞经音乐才能产生：第一，道教天师派及其後裔上清派的出现。张陵所设的24治范围已包括了云南北部和陕西西部广大地区。天师道曾沿著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云南。四川青城山即是早期天师道的圣地。唐代更有著名道士杜光庭在此宏道，宗风浩荡，劲吹云南。滇西道众争相以杜为师。

第二，文昌帝君的形成。据学者们研究：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雷神、星神、树神、蛇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最初文昌神是星神，《史记天官书》载：斗魁六星、戴匡曰文昌宫，皆天神，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也。《春秋元命苞》云：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先秦时，梓潼县七曲山便有雷神庙，人称善板祠。王象之《地纪胜》说：梓潼县灵应庙所供之神即是张育。⑤唐天宝间，安禄山造反，唐玄宗奔蜀避难，在梓潼县七曲山夜梦张神，将其封为左丞相。事隔百余年，黄巢起义，唐僖宗又逃到梓潼避难。为求神灵保佑，又将张神封为济顺王，还解下佩剑相赠。宋朝时张神又屡受封号，光宗赵　、理宗赵先後追赠圣烈王、忠仁王。道士抓住机遇，便以绍熙六年(1196)以降乩方式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神封为文昌帝君。道士杜南强亦以同样手法编造《清河内传》，将梓潼神张育说成是多次转世的张亚子。民间则将二人视为一人。元朝皇帝看到汉民信道的事实，为控制汉民，便於延佑三年(1317)正式将张亚子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遣使献祭。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第三，《文昌大洞仙经》的产生。所谓大洞经者，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大洞经系指道藏中上清众经的总称。道藏有三大类。上清经便归在洞真部里。里面有部《上清大洞真经》，狭义之大洞经系指《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代的卫琪本。据黄海德先生考证：前者成书於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作者为四川宝屏山玉虚台道人刘安胜。⑥後经宋理宗景定年间四川甘山摩维洞主罗懿子重新校刊。胡传淮先生又进一步考定：刘安胜实为四川逢溪县人。《蓬溪县志：山川》载：赤城山即宝屏山，其山赤色，中峰蔚然，左右环拱，上有七曲老人祠，张神君解道德经於此。《蜀中名胜记》与《四川通志》均录其事。⑦元代又有蓬溪县的另一道士(中阳子)卫琪，撰成《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并於公元1310年献给朝庭。内容与刘本及古本一脉相承。当时的翰林学士张仲寿也明确指出：《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见也。七年之後，元仁宗皇帝正式加封梓潼张神为文昌帝君，卫琪本即为范本流向全国，并成了云南洞经会的主经。

第四，文昌庙的建立。全国第一座文昌宫始建於梓潼而且是从七曲山的张神庙演变来的。唐宋时随著张亚子神爵与封号的不断晋升，庙宇也逐步扩大。以至宋代绍熙十年(1146)朝庭降旨命按王宫规格扩建。⑧元明清时相继重修，庙宇变得更加雄伟状丽，气势磅　。现存大庙(即文昌宫)堪称全国最大的同类建筑。占地面积为1.4万平米，包括山门、前殿、後殿、桂香殿、盘陀殿、天尊殿、家庆堂、白特殿、灵官殿、谷父殿、三霄殿、瘟祖殿、飞鸾殿、风洞楼、百尺楼、观象台、应梦亭、望水亭、三皇门、钟鼓楼、寝殿和影壁等23处金碧辉煌，飞彩流金的宏大建筑，⑨成了中国文昌崇拜的祖庭。每年都有数十万中外游人到此朝拜。

第五，文昌庙会之形成。宋人吴自牧曾在《梦梁录》中写道：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可见文昌庙会迟至南宋就在四川形成了，地点都在道观，掌坛之者当系道士高功，唱诵之乐皆为道乐。这在刘安胜本之中已明确记载，书中多次提到了檀炽钧音。所谓檀炽钧音，即是羽士淡演《皇经》所用的韵律优美古朴典雅的道教音乐。元人卫琪书中更有文昌胜会一目称：文昌会上有通悟禅师、波沦禅师，蜀中诸禅师皆观音菩萨化身，并与嗣禄道场，号曰心珠会，仍以帝君为主。每观各师生辰，诸山释子大作胜会，广化香火，庆赞称贺，官员士庶，钦仰者比比焉。故凡二教科仪，多禅道混融互用。足见当时文昌胜会已在四川广为流行。此时的檀炽钧音仍以歌咏帝君为主，而且卫琪书中尚有苍胡颉宝檀炽钧音之图，画著笛、箫、锣、鼓、钟、磬、筝、钹与琵琶等二十多件乐器。川大学者王兴平先生指出：洞经音乐和文昌大洞仙经一样，产生於西蜀，也最早流行於西蜀B10是完全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黄枝生、刘长荣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洞经音乐发祥於梓潼，他们的依据是卫琪书中再三言及的七曲山、凤凰山五妇岭、剑泉等处都在梓潼城北。并且书中所示的种种乐器，都是文昌宫作会的所用之物。这些依据大体上是可信的。今年八月中旬，笔者曾与王兴平、甘绍成先生到梓潼考察。在文昌镇访问了一些洞经老人。他们说：明清时梓潼有很多文昌庙，每个庙里都有洞经音乐，我们称作大棚音乐，做会时热闹得很。民国年间全县尚有一百多支洞经乐队。谢焕智先生著文介绍了县城的文昌出巡盛况。B11他说：文昌行宫(始建於乾隆四十四年)，每年农历正月十二至十八日都要举行文昌出巡大典。届时，用迎神大轿将文昌帝君(木刻神像)从大庙中接来，全城官民尽皆夹道迎接。文昌帝君在数百名仪仗的呼拥之下进入城内。随行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之前皆有乐队奏乐。役夫鸣锣开道，全套鸾驾跟随。各家各户皆焚香化符。帝君圣驾进入行宫以後，接连数日，每天早、午、晚三场都要在宫前广场演奏洞经音乐。还有川戏，杂耍和龙灯狮子表演。满城欢庆，鼓乐喧天。此时又值元霄灯节，全城张灯结彩，万家灯火，彻夜通明。此习延至民国年间。近两年又恢复了这项活动。从杨世昌手中的数十张彩照来看：梓潼的文昌胜会确比云南任何地方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声势要浩大得多、场面要壮观得多，礼仪更隆重得多。

由此可见，洞经音乐起源於四川，发祥於梓潼的观点是可信可靠的。因为别的地方都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

二、洞经音乐的传播

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後，便在元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逐渐向川外传播。《清史稿·卷84》载：文昌帝君。明成化间，因元祠重建，在京师地安门外，久圯。嘉庆五年，潼江寇平。初，寇窥梓潼，望见祠山旗帜，却退。至是御书化成耆定额，用彰异绩。发中帑重新祠宇，明年夏告成。仁宗躬谒九拜，诏称：帝君主持文运，崇圣辟邪，海内尊奉；与关圣同，允宜列入祀典。礼官遂定议。岁春祭以二月初诞日，秋祭，仲秋诹吉。将事，遣大臣往。前殿供正神，後殿则祀其先世。祀典如关帝。咸丰六年跻中祀，礼臣请崇殿阶，拓规制，遣王承祭。後殿以太常长官亲诣，二跪六拜。乐六奏，文舞八佾，允行。直省文昌庙有司以时飨祀。无祀庙者，设位公所，毕，彻位随祝帛送燎。这段记载充分表明：第一，北京已在元代便有了文昌宫。第二，清代仍将文昌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第三，祭祀必用音乐。

云南则是洞经音乐兴旺发达的沃土。然而它从何时何地传入?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有明初、明中、明末和清代传入几种说法。传入的地点有四川、北京、南京和江西几种。从材料而言还是以四川为多。例如《华坪县文史资料·第二辑》说：洞经音乐於明永乐七年(1409)由四川梓潼县传入大理。《南涧县文史资料·第一辑》亦言：是明永乐七年由四川梓潼传入大理，再由大理传到云南各地。《通海县资料》也说是从梓潼传入的。《大理洞经音乐·序言》称：明嘉靖十三年(1534)大理、下关曾派人到梓潼习演大洞仙经，并带回仙经各两部。四种说法时间虽有差距，但都明确肯定是从梓潼传入的。这些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它有明人李元阳所编撰的《云南通志》可作参考。是书记载了明初云南各州县文昌宫的情况。文昌宫是洞经会活动的大本营，洞经音乐便在这里演奏。书载：昆明文昌宫在西门外。楚雄梓潼庙在城西仁福门外。武定文昌祠在旧府治内。鹤庆文昌祠在府治南太玄宫内。永胜梓潼庙在州治南。保山文昌祠在城西太和山麓，弘治间副使林浚建。岁春秋上丁後四日祭。腾越州亦有祠。凤庆文昌祠在府治东北三里，嘉靖间土官知府猛寅建。可见，文昌宫早在嘉靖以前便已普遍存在。民国学者由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滇省经会各县皆有。姚邑自明季即立社崇奉文昌，歌讽洞经，皇经等，以祈升平。间亦设坛，宣讲圣谕，化导愚蒙，殁道家之支流也。但信仰者多系士人，故每届举行，均礼乐雍容，古代礼乐得籍以保存於不坠焉。姚邑经会，创史於东山老会(原在白鹤寺)。明末奉人席上珍，始於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逮光绪初，马驷良由浙东解组归，精乐谱，就光禄社矫正音律，桂香社亦摹习之。自是姚安经会乐曲始归雅正。乐器则有筝、琶、管、钟、鼓、铙、钹之属。经费物品各社多寡不一，统由纠仪保管，每年轮迁充任。先入社者曰经长，年髦者曰前辈。入其社但觉长幼有序，礼陶乐淑，气象　肖焉，并见社会。杨履乾《昭通县志稿》(卷六)载：洞经坛，其教传自省垣，以谈演诵经为主，辅以音乐。凡祈晴、祷雨、圣诞、庆祝、超度事，悉为之其经，杂以佛道，附会入坛者，皆属男子，而无女流也。这些记载表明云南的洞经音乐在明代已经开始兴盛，其它几种说法只是四川传入的变种。

清代则是洞经音乐在云南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大融合的鼎盛时期。全省120多个县凡人口较多的大村镇，都有数量不等的洞经乐队定期活动。而且组织健全，活动都已规范化，制度化和经常化了。并已随著马帮的行踪，逐渐传到缅甸、越南。明末清初因社会动荡，滇西楚雄、大理、保山、腾冲的人迁入缅甸密支那和曼德勒经商。滇南的蒙自、个旧、石屏、建水的人跑到越南，洞经音乐流入异帮，在华人中生根开花。滇人离乡背井，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之际，便展开经书，操起乐器，那悦耳动听的乡乐，曾使多少华人流下思恋故土的热泪……

民国年间，洞经音乐仍在云南各地依例演奏。甚至唐继尧出师讨伐袁世凯之前，还请省城洞经会谈经祭旗。解放前夕，昆明市区内还有八九支洞经乐队存在。云南解放，以彭幼山为首的一批洞经老人成立了《古乐研究会》，开展搜集整理乐谱工作。

三、洞经音乐的流变特徵

洞经音乐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产生以来，迄今有830多年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初传、渐盛、鼎盛、衰微与重振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经济、社会与宗教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就云南而言主要是：

第一，乐曲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後经有关部门大力搜集、整理、鉴定(除掉同曲异名者)尚有1500多支。仅《大理洞经古乐》(1990出版)书中便有270首。包括《南清宫》、《北评洲》、《玉华音》、《洞仙赞》、《何仙姑》、《天女散花》、《诵经偈》、《玉律贺章》、《圆通赞》、《梅花引》、《元皇赞》、《迎仙来》、《真武赞》、《妙华音》、《上清宫》、《南华章》、《神洲渡》、《瑶台月》、《长春宫》、《仙花歌》、《金纽丝》、《银纽丝》、《碧溪三叠》、《翠珠帘》、《迎仙驾》、《天尊颂》、《月殿仙》、《柳青娘》、《吉祥音》、《清华赞》、《咏宝章》等。昆明洞经乐曲据彭幼山先生说曾有150多首。经省市文化局干部记录整理出132首。包括《玄蕴咒》、《小桃红》、《迎仙令》、《道师令》、《青鱼令》、《折桂令》、《哪叱令》、《清水令》、《将军令》、《得胜令》、《叨叨令》、《南令》、《品令》、《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南扮妆》、《北扮妆》、《阳扮妆》、《苏扮妆》、《吉祥音》、《太平音》、《天机音》、《翠花音》、《普光音》、《虚昙音》、《闹元霄》、《山坡羊》、《一江风》、《水龙呤》、《万年欢》、《汉东山》、《满庭芳》、《柳摇金》、《老挂腔》等。唐鑫先生整理出巍山洞经音乐100多首，包括《步蟾宫》、《漫五言》、《柳青娘》、《庆天宫》、《八神咒》、《贺圣朝》、《风入松》、《金蝉噪》、《四平腔》、《锁南枝》、《小鹧鸪》、《水龙呤》、《下山虎》、《点绛唇》、《一江风》、《雁落沙》、《贺归依》、《开经偈》、《五称》、《新腔》、《叠落金钱》、《仙鹤展翅》、《浪淘沙》、《六五调》、《观音扫殿》等。弥勒县有111首，包括《千秋岁1、2、3》、《万莲花1、2、3、4》、《得胜令1、2》、《一江风1、2》、《圣号1、2、3》、《仙家乐1、2》、《老忏1、2、3、4》、《朝天子》、《一篷松》、《倒垂莲》、《大功曹》等。通海县有《功课》、《步步娇》、《叠落金钱》、《茶供养》、《香赞》、《寂寂至》、《七星丹》、《阴阳调》《鹧鸪天》、《醉花云》、《得胜令》、《新荷叶》、《雀踏枝》、《古歌记》、《楚天遥》、《蓬来宫》、《锁南枝》、《月儿高》、《沙落雁》、《祝皇天》、《仙家乐》等50多首。曲靖市有《山坡羊》、《南进宫》、《浪淘沙》、《柳摇金》、《四字调》、《普光》、《太上说法》、《苍胡》、《大洞》、《咒烛》、《西江月》、《炉烟满席》、《香供养》、《散花吟》、《清平调》等20多首。此外，宣威、会泽、昭通、师宗、罗平、沾益、陆良、富源、新平、石屏、建水、个旧、丽江、保山、腾冲、永胜、华坪、武定、玉溪、剑川、鹤庆、楚雄、客川、祥云、南华、姚安、晋宁、泸西、文山等地都有许多乐曲。

这些乐曲不少被记录在工尺谱中，可惜多数工尺谱已在文革当作四旧烧毁。谱中记录了许多宫庭音乐、江南丝竹、民间音乐和部分戏曲音乐的曲调。据省城音乐大师彭幼山先生说：有的笛子和唢呐曲是直接套用川戏、滇戏和昆曲的，还有一些民间吹打乐。这些乐曲大体上分为牌子音乐和非牌子音乐两类。牌子曲就是器乐曲，它又分大牌子、小牌子两种，是专为各种科仪服务的。非牌子乐曲是专为谈经时唱赞仪节服务的，配有唱词，又分唱腔和吟诵两类。B21不管哪种乐曲，都普遍使用了装饰音、滑音、颤音、加花艺术手法。旋律的宛转曲折，音质音高的圆润浑淳等均有规律性和多层次的巧妙变化。并充分地表现了洞经音乐的广泛性、灵活性、多样性、地方性与民族性特点。

第二，乐队扩大。云南洞经会过去都有一支编制完善，组织良好，造诣高深，素养谆厚的专业乐队。队员有明确的分工和专门的座次。16把椅子是最基本的编制。超过此数的人皆坐机动位。座次分东四座，西四座，上四座和下四座。首座居长，副座次之。16把椅子不许乱座。谈经时又按八字排列，这种严格的规定与分工，恰恰是音响效果的最佳组合。许多乐队中都有些以吹笛，吹唢呐，弹古筝或打响器而著称的高手。如昆明的彭幼山，八十七岁还能按《将军令》、《得胜令》吹得四邻皆惊。丽江和毅安，曲靖窦信三和巍山赵从宽等都是身手不凡的老人。乐师们都经过严格训练，凡不能通经熟乐者皆不得上座。通经是必须熟悉《文昌大洞仙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有谈经。熟乐必须熟练掌握每一章经和每一个科仪的配曲，自然顺畅地拉出每一支曲子，并且不准错乱一音。乐师最少16人，多的可达24、36、64甚至72以上。(这是做超大型胜会所用的特殊阵容)

1992年3月，我在滇西调查时记录到两支洞经乐队的情况：(一)巍山县文华镇乐队：司鼓赵铁氏83岁，李泽甫60岁，杨炳华51岁。大钹李昌81岁，杨福昌51岁。云铄杨　奎72岁兼大钹。笛子杨镇坤57岁。唢呐顾西76岁，杨景光55岁。高胡赵德坤77岁。二胡杨镇国51岁，赵悟77岁。中胡顾西76岁，李炳华76岁。大胡张富贤60岁。扬琴郭晓梅38岁。古筝鲍金惠20岁。中阮王忠祥55岁。段跃南60岁。三弦包成汤65岁。小钹李少堂60岁。赵志58岁。小锣杨锡尧58岁，张旺60岁。木鱼张赵武62岁。机动人员杨胜照、陈忠宪杜忠远等。

(二)大理城(中合镇)乐队：云铄张学忠。锣鼓杨炳干63岁。大钹段文章66岁。小锣郑锐61岁。小钹赵富坤56岁。笛子段如鹏61岁。唢呐杜杰惠49岁。大鼓王仁庆46岁。二胡赵林55岁。大胡杨国亮50岁。二胡杨焕春61岁。大锣段德兴69岁。三弦杨树强40岁。小钹杨国祥。宣经张绍先68岁、赵子贤59岁。朝拜杨元灿61岁、段继元、赵明和。会长杨保良、副会长杨兆林。

第三，乐器增加。南宋时使用的乐器已经包括吹、拉、打、弹四类。经过八百余年的演变，已有较大变化。原在《苍胡撷宝檀炽钧音之图》中的笛、筝、瑟琶、钟、磬、铙、钹和锣鼓继续保留外，悬吊式的玉片琴、箫已经消失。增加了唢呐、芦笛、色古笃(四弦琴)、大三弦、葫芦琴、高胡、　锣(俗称包包锣、乳锣)等。这些乐器的增加使云南洞经乐队大大增强了演奏，旋律悠美，热烈欢快，开朗明亮曲子的能力。尤其是重低音乐器(大筒筒、大三弦)的增加，使音色更加深沉、淳厚多了。

另外，洞经乐队对各种乐器的要求大都十分严格，选购乐器力求尽善尽美，还不惜代价派专人到内地购买。昆明洞经会的笛子固定使用苏笛，甚至在唢呐上包上银皮。拉弦乐器专用大蟒皮崩的，连琴筒上的千斤都要用象牙做的。谈经前，还要焚香点烛先祭乐器。入座前便把音调调准。开坛後不许妄发一音。正是这些极其严格的要求，才使音乐的最佳效果得到充分发挥。难怪古朴典雅的洞经音乐要被人们称为悠美动听的钧天妙乐了。

第四，组织与会员的增加。洞经会常以学、会、社、坛、堂、斋相称。各地名称虽异，实质完全相同，皆以谈经演教为本。如昆明洞经会称：宏文学、宏仁学、同人学、桂香学、齐礼学、上九会、元会经坛等。大理称礼仁学感应会、尊圣会、洪仁学、圣文会同文会、福像会、鹤云会等B24。通海称五经会、妙善会、名文学、兴文学、崇圣学B25。南涧县称永生社、吉祥社、永和社。曲靖市称保善堂、辅元堂、忠心堂、安庆堂、广化堂、道自生。丽江县称新善乐会、松花乐会、白马乐会、开文乐会、石鼓乐会、大同乐会、鲁甸乐会、巨甸乐会B26等。保山市有至善坛、妙真坛、赞化坛、无极坛、从善坛等。而四川省梓潼县则称自新斋、明道斋、广德堂等。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分别称学长、会长、坛主、社长、堂主、斋长。成员少则二三十，多至两三百。人数越多，实力越强，影响越大。乐队阵容也越大。此外每个经会都处在不断分化进程中，或因意见分歧，或因经济问题，或因管理问题，往往从原会中分出一些人又另组新会。

第五，活动多表文多。迟至清代，洞经会的谈经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祭文昌帝君的范围，而广泛地参与包括佛教和民间宗教的许多祭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洞经会从年头到年尾，做的会不下三十来种。如上九会、关圣会、土主会、吕祖会、龙王会、地母会、朝斗会、天官会、地官会、火神会、朝山会、真武会、娘娘会、城隍会、财神会、瘟蝗会、雷神会、太乙会、中元会、以及安龙奠土、驱瘟除邪、解冤释结、庆寿、送殡等，几乎搬用了道教的全套科仪。

随著经会范围的不断扩大，采用的表文，圣诰，神咒也越来越多。常用的表文有《请神表》、《送神表》、《庆诞表》、《求雨表》、《祈吉表》、《文昌表》、《关圣表》、《先师表》、《第君表》、《观言表》、《斗姥表》、《地母表》、《玄天表》、《三宫表》、《功曹表》、《雷祖表》、《灵官表》、《金仙表》、《真官表》、《地藏表》、《城隍表》、《灶君表》、《土地表》、《谢恩表》、《太乙表》、《南斗文》、《北斗文》、《九皇文》、《奠土文》、《吃素文》、《祭亡文》、《白龙文》、《勾销文》、《净厨文》、《虫蝗文》、《解冤文》、《雷火文》等上百种。常用圣诰有《元始天王诰》、《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观音诰》、《关圣诰》、《真武诰》、《灵官诰》、《雷祖诰》、《三丰诰》等一百多种。神咒更是多如牛毛。

第六，经典增多。洞经会最早只用一部《文昌大洞仙经》。但随著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使用的经典越来越多。各地因做会的要求不同渐有所谓八洞经、十洞经、十二洞经、乃至三十六洞经和七十二洞经之说。最常用的经书有《文经》、《武经》、《皇经》、《雷经》、《明圣经》、《宏儒经》、《玉枢经》、《报恩经》、《三官经》、《太上感应篇》、《十王经》、《血湖经》、《救苦经》、《五斗经》、《道生经》等。

四、余论

由上可知：洞经音乐的确是天师道後裔上清派宣扬道教的手段和工具。此派因有广大仕人举子阶层为门徒，而在元明清时发展迅速。洞经音乐毫无疑问确是道教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从四川产生以後便逐渐向外地拓展，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又吸收了其它音乐成份而成为古朴典雅韵律悠美的珍贵乐种。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完全应该加大对洞经音乐这笔宝贵资源的开发力度，使之更好地为发展旅游经济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服务。

①②③④《中华道教大辞典》。

⑤王家佑《梓潼的演变》(梓潼报97年1月13日)。

⑥黄海德《文昌大洞仙经》考述之一(梓潼报97年10月25日)。

⑦胡传淮《刘安胜为四川蓬溪县人》(梓潼报98年5月9日)。

⑧⑨刘长荣《话说梓潼文昌宫》(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0王兴平《文昌崇拜与洞经音乐》(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B11黄枝生《洞经音乐发源於文昌祖庭梓潼》(梓潼报98年5月9日)。

B12、B13谢焕智《牧瘟摄毒说瘟祖》(梓潼报96年3月20日)。

B14、B15、B16、B22、B23、B24、B25雷宏安《昆明洞经音乐调查笔记》。

B17、B18唐鑫《云南巍山洞经古乐曲选》(油印本)。

B19雷宏安、彭幼山《云南洞经音乐探索》，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1987年3期。

B20吴学　等搜集《通海洞经音乐》(油印本)。

音乐探索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电影音乐在经历繁荣与坎坷，进入了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局面。在中国当代电影音乐史上，“赵季平”这个名字与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与第五代导演们一起，共同构筑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新时代。赵季平让他的音乐作品和电影的思想内涵紧密结合，这到了高度统一的境界。在创作实践中，尤其注意民族音乐风格的把握与运用，这一点几乎在他的每部电影音乐中都有所体现，他还以与电影画面有机结合的大胆而超前的艺术构思以及能对观众带来的强烈的心理震撼而著称。

由此而形成了赵季平电影音乐所独有的风格特征。

纵观他电影音乐创作历史，从1987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直到2001年张艺谋导演的、获了大奖的《霸王别姬》，他的电影音乐经历了从短小到庞大，从单纯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从他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创作的作品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1.初期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如《黄土地》《人生》等，这些作品的音乐与影片风格一致。

2.中期创作阶段

这一时期是他音乐创作的繁荣阶段，代表作如《红高粱》《活着》等，这时音乐已完全融入电影，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3.新时期创作阶段

这是他音乐创作的求新、求变阶段，代表作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乔家大院》《笑傲江湖》等，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超出了影片，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赵季平的电影音乐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沃土，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影响。此外，借鉴、运用西方作曲技法和配器手法所产生艺术效果，在他的电影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本文从三个方面分别对赵季平大师的电影音乐创作做一个粗浅的分析和介绍。

一、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

赵季平对中国的古老文化有着不可思议的痴迷。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以其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使他的音乐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他的家乡中国西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民族精神、风俗习惯以及至今已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这是一方充满生命活力的热土，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赤梁纵横的黄土高坡。在窑洞、高原、秦腔、剪纸、信天游等各种西部元素中，埋藏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金矿，这一切为他电影音乐的创作与实践提供了无尽的源泉。谈及成就，赵季平还把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归结于父亲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蒙:“别看当年我还是小孩子，但却能感受到父亲国画山水中的各种‘声响’，后来就不知不觉地把它们运用到我的电影音乐创作中。”正如陈凯歌对《黄土地》中音乐配乐的理解与评价一样:“听了音乐，就像看到了画面”。所以，电影中音乐与画面的协调和统一是那么的震撼人心，究其缘故是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对他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作曲家与导演审美观念、审美视角高度融合的结果。正是博大精深的黄河文明、积淀深厚的家庭氛围，才造就了赵季平独特的审美视角与独特的审美观念，促使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在构思、风格、技巧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感人肺腑、最富生命力的音乐篇章。

二、浓郁的民族音乐风格

音乐上的民族风格历来是音乐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及观众欣赏水平的变化而发展的。民族风格必须与时代相结合，没有时代感的民族风格和脱离本民族的时代感，都是不具备真正的民族风格的。赵季平先生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民族风格并不是用一两件民族乐器就是民族风格，民族风格最根本的是用民族素材来表现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风貌。”于是，赵季平先生在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很好地运用和发挥了民族乐器民族音调的特点，使音乐与影片相结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影片的故事情节和中心思想。如《活着》中的第一段音乐其中板胡、二胡的独奏把我们带进影片里那种悠远质朴的氛围和境界中。《太阳鸟》中的巴乌、笙与合成器，编织出一片美丽而迷幻的朦胧景致。《菊豆》中开始便是传统乐器埙的声音，如泣如诉，后加上童声的演唱，故事也便由这些音乐娓娓道来。《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音乐，始终离不开女声带京剧的音腔。《霸王别姬》更是“京味”十足，首段音乐便是京剧锣鼓，后面更由京胡、琵琶引出悠婉悲壮的大乐队的交响。

1.取材于民间

赵季平音乐素材多数直接取材于民间，配乐中运用了大量的二胡、喷呐、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器;他还从民歌、戏曲、秦腔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使这些传统民族音乐形式使他的电影音乐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化的印记，他也因此被誉为“具有中国民族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例如在他的第一部电影音乐作品《黄土地》，配乐与影片风格遥相呼应:黄昏时，在黄土高原上飘来了凄婉的女儿歌，“六月里黄河冰不化，扭着我成亲是我大，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面数不过女儿可怜”，这如诉如吟的絮语赋予了电影故事鲜活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他直接引用民歌素材作为主题曲，歌曲没有伴奏的烘托，更显质朴、清新，那委婉的嗓音中仿佛沾满了千年的黄土味，更加深刻地刻画出女主人公对贫苦生活的悲叹。

2.超常规处理

除了主题曲的设计，在音乐的使用上他也有很多经典的片段。例如电影《红高粱》的音乐素材来就取自中国北方农村，为突出影片人物的狂放和自由追求，在配器上大胆处理，采用二十支喷呐、四支民族笙和一架大鼓，造成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霸气，那种狂放的气势把影片人物炽热的心态推到了极致。

3.运用传统戏曲的音乐元素

在他的作品中，还大量运用了传统戏曲音乐元素。例如电影《活者》，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在巨变的历史中沉浮，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幸和坎坷总是缠绕着他。然而他从没有放弃活下去的信念，对生活和未来报着无限美好的希望。电影的配乐非常好，吸收了西北秦腔戏曲素材，在音符响起的渺渺空间里，人生的种种无奈就流泻而出了。电影揭示了个人与时代对立，个人处于时代历史的重压之下，任其摆布，无从反抗。刻画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表现上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现状:解放战争、、破四旧、“”……每一次打击都与时代有暗合的关系，展现人在社会面前的渺小。

在为兵演皮影的那场戏中，撕心裂肺的人声和胡琴高亢的旋律回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地_匕激情、苍劲而悲凉，塑造了一种荒凉、愚昧和无奈的意境。秦腔特有的原生唱法与影片所反映的情节相互交织并达到高度融合，这时候听众在不经意间就能进人角色情境。慢板乐章充斥着苍凉寂客的气氛，音乐就像孕育着中国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一切痛苦根源，一层层缓缓展开放大在你面前，不知不觉让人泪流模糊，又说不出为什么。配乐表现了赵季平挖掘悲剧艺术的深度，反映了比剧情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

再比如电影《菊豆》，为了配合压抑、跌宕的剧情和浓烈的画面，作曲家在乐器和声音的使用上采用了简单明了的方法，其单一音色的处理和搭配简直让人出乎意料，仅有埙和两、三件打击乐器配合着戏曲唱腔在低吟，强烈地反衬出菊豆被挤压变形的人性，渗透到全剧隐伏的剧情交织中。同样的音调在影片中时隐时现，时而呜咽、时而平淡，就像一个幽灵飘荡在空中。虽然旋律结构简单，乐句之间也没有大的跌宕起伏和明亮的音响，但却把剧情所需要的沉重和压抑展示得一览无余。

从最初的民歌直接引用到传统音乐改编曲，再发展到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特点的原创音乐作品，不能否认，正是民族音乐这一特殊的艺术符号给予了赵季平更为丰富的想象和感知，也使这些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得到了观众的认同和共鸣。

三、巧妙的求新求变

优秀的电影音乐除了作为电影的灵魂在奉献给观众之外，往往还不失其作为独立的音乐作品的审美价值。

赵季平为电影《霸王别姬》《美丽的大脚》和电视剧《笑傲江湖》《烈火金刚》的配乐正是如此。在乐器的选择上，首先淡化了初期单纯以民族乐器为主的做法，在各种题材背景的作品中运用中西结合的创作手法，充分挖掘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融合的因素。例如在电影《心香》中，交响乐与民族音乐语言就融合得很好:一方面用管弦乐确立影片音乐背景，烘托氛围。另一方面运用了最具悠久历史的两件乐器—古琴与箫，配以改编的民族音乐素材，在传统的交响乐队基础上，将深沉的古琴的音色与悠远的箫的音色加以组合。通过管弦乐队和古琴、箫的协奏，将祖孙两代人的情感对接转化为优雅静谧的情绪氛围，使画面、音色、人物结合得天衣无缝。而古琴和箫的历史感与交响乐的时代感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观众通过音乐明确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脉搏，达到了烘托气氛、深化主题的目的。赵季平先生借助民族乐器中的技法，将中国民乐的韵味融入交响乐，既充分发挥了交响乐作为载体的表现力，又体现了民乐深邃的意境和时代特点。再来看电影《霸王别姬》的配乐，由于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如京剧艺术的形式)的精华，并将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有机结合，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艺术打开了神奇的欣赏领域。片中两段主题音乐:一是低沉的弦乐，二是京剧中很常见的打击乐。他运用了音乐语言的强大组合能力，当两段音乐叠化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主人公命运发生转变的时候。用低沉的弦乐暗示主人公命运的未知数，京剧选段则是提醒着观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大主题。当小豆子被母亲切去第六指强行留在戏班时，两段音乐是交织在一起的。强调小豆子入戏行，铺垫了“戏子”这个身份对他以后的命运的影响。在影片快结束时，当久别重逢的程蝶衣、段小楼再唱《霸王别姬》时，虞姬转过脸来的特写、拔剑前的一刹那，音乐再次回到了京剧选段一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实在是一个唯美的经典。其实在程蝶衣倒下后，音乐中又出现一个微弱的《歌唱祖国》主旋律，一方面对应了片子的跨越时空的叙述方式;另一方面，激进歌颂的旋律，有点讽刺的意味，但更多的是表现当时跌宕起伏的大时代背景:有过成功、有过失误，但明天会更好。

音乐探索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音乐欣赏；音乐审美；接受美学；音乐分析；解构主义；音乐技术

音乐是一种依靠听觉来感知的时间艺术，古今中外的理论对音乐创作、表演关注的同时，也对“音乐欣赏”的理论诠释所重视，有人还将这一诠释视为“三度性创造的艺术”［1］，以此来和创作、表演的一、二度创造艺术相提并论。中国远古的“高山流水觅知音”、西方音乐中阿门达对贝多芬《F大调弦乐四重奏》中“情人离别”的感受等故事，都说明欣赏是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钱仁康先生认为音乐欣赏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寻觅知音的重要组成环节，它要在4个方面下功夫：沟通音乐信息、发挥主观能动的审美作用、判断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接受感心动耳和荡气回肠的艺术享受，把音乐欣赏引导纳入寻求音乐美感的快意中［2］。李宝杰主编的《音乐鉴赏》（下文简称《李鉴》）就具有钱先生所言及的探索，它是在理论探索之中应时代之需进行的学科理论建构。

一、继承传统 推动学科

撰写“音乐欣赏”类书籍的传统不仅在国外盛行，在中国也自古有之。中国古代文人在品乐中留下了精彩文献，老庄的“大音希声”、孔子的“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赏乐格言已为世人所熟知。进入20世纪后，随着西方专业音乐理论的传入，中国的“音乐欣赏”领域进入新的境界，黄自的《音乐的欣赏》（1929）等系列著述的诞生就是早期的代表［3］。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音乐欣赏领域更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编的《音乐欣赏手册》（1981）内容丰富、文笔活泼、实事求是、编排新颖［4］，钱仁康的《音乐欣赏讲话》（1982，1991年又出续编）注重知识理论与技术分析相结合、内容形式与辩证关系自然地结合、知识介绍与审美认识、艺术想象启发相结合［5］，孙继南的《中外名曲欣赏》（1985）通过通俗的笔调、深入浅出的介绍，喜闻乐见地评介了古今中外不同历史时期和艺术流派音乐名家的声乐、器乐作品（见赵沨序言），杨民望的“世界名曲欣赏”系列（1991）等，将中国在“音乐欣赏”领域的探索逐步引向纵深。

近年来，“音乐欣赏”类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中国民族音乐欣赏》（江明惇）、《世界名曲与CD指南》（杨雁堤）、《中外名曲欣赏》（邹燕凌）、《中外名曲50首欣赏》（张鸿玮）、《中外音乐名作欣赏》（张志军）、《中外名曲欣赏指南》（宋申）、《中外名曲100首欣赏》（杨惠芬）、《中外名曲赏析》（王盛昌）、《中外音乐名作欣赏》（冯步岭）、《音乐名作赏析》（张文元）、《中外经典音乐欣赏》（周世斌）、《音乐名家名曲中国篇》（王安国）、《中外音乐名作选析：1. 2.3》（王少华）、《中外音乐名作赏析》（朱之谦）、《中西名曲欣赏》（关伯基）、《声乐作品欣赏》（武兰平）、《世界名曲赏析》（李虻）、《音乐欣赏》（张旭）、《中外名曲赏析》（茅原）、《外国音乐欣赏丛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中国音乐欣赏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交响音乐名作鉴赏》（胡企平）……另外，以辞典形式对中外音乐作品进行鉴赏评介的还有缪天瑞的《音乐百科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罗传开的《外国名曲欣赏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罗忠镕的《现代音乐欣赏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林逸聪的《音乐圣经》（三卷本，华夏出版社1999、2000）等，著述虽然繁多但良莠不齐，比如：有人对《现代音乐欣赏辞典》所做贡献的高度赞扬［6］，而有人认为《音乐圣经》是“快餐时代的低劣出版物”［7］，《中国民族音乐欣赏》是“一本谬误百出放胆抄袭的教材”［8］。而在期刊的研究文章方面，据笔者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后至今的见诸于刊物的“音乐欣赏”类的论文就有6千余篇，是所有音乐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这些论文有涉及到具体作品欣赏的，有以音乐欣赏课程教学的角度予以解析的，等等。

这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一方面表明“作品欣赏”在音乐传播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必将促使人们去深思“音乐欣赏”应具有学科化建构的意识。否则，欣赏类著作的撰写必将停留在重复的层面上，难以适应信息化时代大众对音乐文化传播的渴望与需求。《李鉴》的出版可说是应时代之需进行的较好学理探索的成果之一，它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公共艺术限定性选修课程规划教材，集合了音乐院校和综合院校“音乐欣赏”的一线授课教师，把编者们多年来对该领域教学的有益经验进行整合，编写中表现出“教材”所需要的普适性、进阶性的特点从而展现出较强的个性特色。它按照课堂教学的规律来分类不同专题，每个专题又“有史有论”、“有个案有线索”。它以音乐体裁的专题史发展为形式，将散性的个案鉴赏整合为可供学科化教学实施的艺术专题。书中内容既有宏观历史线索的勾勒，又有微观作品的音乐内涵解读，尤其注意了选修课的广宏涵盖面和对象的特殊性，其施教对象并非只考虑到音乐专业学生，文科诸专业甚至工科院校也是其涵容的对象。这些教材化的建构特点是李宝杰、冯立斌、齐宜婷、唐继凯、夏艳洲、王青等编者深入认识“音乐欣赏”既往学术成果，整合优化其精要，是在新时期的学科化发展理念下所做出的探索。这一探索既有教学讲解中的历史性价值评判，又有学科视野下的进阶性、整体性、艺术性，还依据学科发展特点注重了学术规范的要求。这一探索把音乐技能培养与情感心理引导相结合，在音乐耳朵感染中接受文化、历史与生命律动的音韵美。它以既往“音乐欣赏”领域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学科教学实践所需要的规律进行整合、优化，从其论述线索中可以看出它对“音乐欣赏”学科建构的推动性贡献。

二、观念新颖 构思精巧

拓展阅读视野和促进音乐文化发展是《李鉴》在编写观念上给读者的印象之一，而以音乐体裁为艺术单元、以历史纵横向的音乐学理比较是其构思上给人的特色之处。其构思的精巧在于不同于以往个案解读，而是以专题历史沿革为导引的论述线索，这就涵盖了学术极为丰富的信息，还以“延伸”阅读的补充方式扩展其正文之外的内容，使个案解读的鉴赏中增添了宏观的学科涵容广博。而这些观念和构思又是为其欣赏的专业课程化教学服务的，它不同于以“单曲介绍”为形式的、辞典式的“音乐欣赏”著述。

从观念上看，《李鉴》从影响爱乐者审美情趣的深层机理出发，进行音乐欣赏表现方式的挖掘，对音乐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古今中外经典作品进行了技术性的解读。它体现了音乐欣赏在走出用文学化、美术化方式理解音乐的误区上的实践［9］，注重音乐作品的技术信息解构，注重对象的艺术品格剖析，尤其以爱乐者的知识建构为技术解析对象，以雅俗共赏的叙事方式展开其逻辑层次。

《李鉴》既有整体编写的统一性控制，亦有个案性格化的叙事展开。这种控制与展开都是编写团队深入理解既往音乐欣赏领域的优点而作出的学科化建构。如“管弦乐”部分，编写者将其分为以序曲、组曲等形式的“管弦乐”和以多曲哲理联缀的“交响乐”，这一区分既有传统的习惯又有学理的技术细分，体现出明确的整体与个体关系。在欣赏导引部分，编者以交响乐历史发展为宏观线索梳理，给读者建构起观念上的初步印象，从词意、乐意、乐史的层面为读者建立起了交响乐这一体裁的学理知识，这为后续的“名曲”技术层面的解读铺垫了基础。在《艾格蒙特序曲》个案的技术解读中，编写者以歌剧的戏剧结构为基础而将音乐结构的发展置于主题思想的层次剖析之中。这种个案的叙事在宏观的知识导引下逐步引申展开，将贝多芬作品中特有的“英雄性”乐意及其思想逐层渲染。这种编写观念和构思是着眼于学科教学的实际，立足于学生乐思的接受实践过程，由此彰显出《李鉴》编写的特色。 转贴于 　 三、体例独特 结构清晰

体例的创新是《李鉴》给笔者的第一印象，其体例以“艺术歌曲”、“器乐独奏”、“歌剧”、“室内乐”、“管弦乐”等体裁为结构单元，以中外音乐经典作品为个案内容为叙述逻辑，将各体裁的历史和技术特点娓娓道来。而每一部分又细分为多节，分述不同内容的代表作。这样的论述方式除了给人以体例独特而有别于以往的“音乐欣赏”，还在结构上以层层递进的展开给人以线索清晰之感，而章节式的体例有助于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延伸的推荐曲目又有了“课外作业”的意味。每章的“欣赏导引”除了给人以体裁专题史的知识铺垫外，还给教学过程的导入注进了理性逻辑。

以国民音乐素质的培养、音乐审美接受的理论与实践的层面看，《李鉴》从每部作品的作者、背景、戏剧结构等方面来层层推进，将普通音乐课程新标准、艺术课程实施规律予以“音乐欣赏”化的贯彻。这一强调音乐审美来推行新时期乐教核心的方式，使《李鉴》的体例具有了宏观学科视野下的具体课案实践的探索意味，这与音乐欣赏的学科发展背景是相合的，体现出欣赏的目的、内容、过程乃至逻辑这些新时期对音乐欣赏学科发展提出的新要求［10］。

如《李鉴》中的“艺术歌曲”，它以艺术歌曲的历史发展为“欣赏导引”，以“德奥”、“意大利”、“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国别为结构单元，对艺术歌曲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鉴赏。编者以艺术歌曲发生发展为出发点，以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国家各领风骚的艺术歌曲鉴赏为突破口，将作品进行技术解析，并结合歌词意蕴对其抒情性特质进行了阐释。

如果从教学的角度看，《李鉴》中的艺术歌曲叙论结合、层层展开、灵活多变地将教学过程所需要的知识与技术呈现出来。这种体例和结构有助于教学过程中的实施步骤推进，也符合不同教学单元的个性展开。其思路之清晰、叙事之独特是《李鉴》最突出的特色之一。

四、阐释精到 引领乐品

音乐欣赏是一种在娱乐基础上的深刻社会素质建构的有效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项审美实践活动，还是一项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它既是音乐实践的最终目的，又是推动时代音乐发展的力量［11］。一部优秀的“音乐欣赏”论著就是社会审美引导的美丽风景。要达到引领思想风尚的艺术效果，光依靠作品的视听还无法达到准确表意的目的，其中精到的欣赏理论阐释是必不可少的。

《李鉴》的阐释精到首先表现在每章的标题上，如：“乘着歌声的翅膀”——抒情歌曲、“魔鬼的颤音”——器乐独奏、“今夜无人入睡”——歌剧精粹、“如歌的行板”——室内乐等。这些标题多以各体裁的经典作品为指代，使标题的指向性意图明了，直达乐意，文风活泼，加强了“娱乐性”阅读的情趣。

阐释的语言风格也是《李鉴》阐释美学的表现形态之一。如：对江文也的《台湾舞曲》 的论述，编者引论到：

20世纪早期是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发生碰撞的特殊阶段，由于多变的局势动荡，致使一些较早踏上现代音乐之路，在那个时代华人音乐家阵营中并不多见的，本该成长为世界级的作曲家，或者说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作曲家，却过早地断送了艺术生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这就是本节所要介绍的台湾籍作曲家江文也的艺术道路及其惊世之作交响诗《台湾舞曲》（《李鉴》第191页）。

这段引论以简略的笔墨将《台湾舞曲》的创作背景及成就精要地呈现出来，其后，论述以“追随世界音乐潮流，追求奇特的形式结构，探求新的音响”为作品技术阐释中心，将这一创作阶段中的江文也的曲作特色呈现开来。阐释中，编者以结构内容的逐层表达为逻辑层次，如在乐曲的开始处所鉴赏的内容，它解析出《台湾舞曲》的“有意打乱旋律节奏的轻重关系”的特色，并就此延展出乐曲整体性的节奏形态特质；又以回旋曲几个插部的节奏和旋律形态特征，来说明乐曲中所运用的印象派手法的娴熟，表达了作曲家深情款款的故土情怀、对民间音乐的主动发展以及对管弦乐创作的技术和思想。这种以技术解读为中心，以作品特色和思想的呈现为延展，以结构层次的挖掘为逻辑线索，《李鉴》的阐释可谓精到。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接受的本身也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带有主观能动性和批判精神的再创造活动。［12］而音乐欣赏是要在音乐形式内容的解读中寻求的思想的启迪和升华，把音乐作品描绘的意境与欣赏者的情感触动相对应［13］，遵循创造美和接受美的规律是音乐欣赏阐释的基本准则，只有精到的乐意阐释才会触动品评音乐的美感境界。《李鉴》的阐释中注意了乐意内涵的直观性表达，如在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合唱》的阐释中，《李鉴》从音乐主题的造型分析入手，结合启蒙主义的思想背景，将席勒的诗意和贝多芬的乐意进行了对照直至解读，展示出作品中“欢乐”的思想主旨，使听乐者感受到作品中崇高、雄伟、博大和恢宏的乐境，从而感染聆听者的思想，在忘我的审美体验中获得精神的提升（《李鉴》第200页）。从这些阐释可以看出《李鉴》中的鉴乐思想，其主旨和终极目的是为接受对象精神境界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文中立意可见一斑。

《李鉴》其它方面的特点还有很多，如：谱例遴选适当、文笔流畅活泼、论述由浅入深、图文并茂等。这些特点都将使其“音乐欣赏”的诠释具有学科化、学术化、艺术化和可读性特色，必将使读者更能从中感受音乐欣赏的理论价值和艺术美育贡献。

当然，作为初尝音乐欣赏新形式的学科化实践，《李鉴》也并非完美无瑕。比如：从总体上看，它在细致展示音乐作品创作过程的同时，导致其背景知识部分的展开过于繁琐，这一“喧宾夺主”的“展开”影响了所要进行的技术解读等主体部分的展开；从局部来看，编者将拉赫玛尼诺夫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门德尔松的《c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作为室内乐的体裁，这显然不适合编者对室内乐体裁的界定；而局部比例失衡也限制了某些体裁解读的正常展开，如对音乐剧部分的阐释，《李鉴》只用了《演艺船》之“老人河”、《猫》之“回忆”、《音乐之声》之“孤独的牧羊人”三曲具有片面性无法全面展现处于“朝阳产业”发展态势中的音乐剧艺术的音乐风采。这些欠缺如能在将来的修订中予以调整和完善，可能会使《李鉴》走进更多的教学课堂，并为更多的赏乐者所喜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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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海宏.走出用文学化、美术化方式理解音乐的误区——对普及严肃音乐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析［J］.人民音乐，2001 (3).

音乐探索论文范文第4篇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代表的古琴，以其清、和、淡、远的音乐美吸引着历代文人士大夫一直将其奉为修身养性的雅器，它在现代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下也面临新的审美拓展。虽然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古琴受关注度增加，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不断涌现的“雅集”或研讨即可见一斑；但它过于成熟的文化品格和高洁脱俗的内在蕴涵还是让人敬而远之，古琴音乐仍属于少数人的风花雪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它远离俗尘的傲骨秉性，再次使它与现代音乐生活日益隔绝。为满足平常人群接近并秉承古琴文化发展的需求，以学院派古琴教习者为主体的音乐家们正在不断探索其可行性方式，这其中，京沪等地的音乐学院中古琴专业的师生功不可没。2011年12月18日在贺绿汀音乐厅上演的以古琴重奏为形式的《丝竹更相和——古琴重奏音乐会》就是学院里的古琴师生对古琴现代新发展等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这场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策划、古琴家戴晓莲老师主抓的音乐会，一反往常举行作曲比赛推出新作的做法，音乐会特别约请了8位目前活跃在国内外并热衷于传承并推广古琴音乐文化的作曲家王建民、朱晓谷、徐仪、温德青、陆培、姜莹、于洋、玛丽·艾莲娜·贝尔纳德（Maric－Hélène Bernard），为古琴专门创作了一场包含多种重奏形式且风格迥异的音乐新作。戴晓莲除了亲自携学生登台表演外，还约请吴强、霍永刚、陈晓栋等专家对新作进行缜密、苛刻地排练指导，音乐会达到了全新探索的学术深度和推广古琴现展意识的效果，也引起了大家对古琴音乐文化现代性的思考。

从小受叔公、古琴名家张子谦先生家传成长起来的戴晓莲是上音古琴专业教师，除了演奏技艺精湛外，她还是古琴理论家，对古琴打谱、理论研究样样精通。这些全面的素养为她推广古琴现代化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学理基础。近年来，她在国内外琴乐推广活动中不遗余力，屡获佳绩。其中如2007年推出的“渔樵问答——古琴重奏独奏音乐会”、2008年以后与黄荟、杜聪推出的琴箫埙合奏《思君集》以及在上海大剧院的专题讲座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对开拓古琴音乐文化现代篇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使上海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古琴现代化的艺术空间，2012年新年前后多场与古琴有关的音乐会的成功举行即是明证。

二、古琴重奏新作的音乐新意

从形式上看，此次音乐会上推出的古琴新作打破既往古琴音乐惯常采用独奏或琴箫合奏的形式，而开放地选择多样合奏，力图实现古今中外多元音乐形式的融会。如：古琴与笛子、打击乐的《楚歌》，古琴与钢琴的《古舞》，古琴与长笛、大提琴、打击乐的《四合》，古琴与磁带、弦乐四重奏的《吴侬软语》，古琴与管子、男声、打击乐的《萍池》，古琴与箫、二胡、埙的《吟·潇湘·颂·水云》，古琴与中胡、中阮、笛子的《归梦去来》，古琴与大提琴、长笛、钢琴的《离骚碎影》。这些形式探索了古琴在表现现代艺术上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音响世界，开掘了古琴与多样乐器合奏而产生的新颖别致的音色空间，更多传统的中国乐器和钢琴、大提琴、长笛等西方乐器与古琴也能“相和”于乐。

从音乐手法上看，8首作品均从古琴固有的音色特点和内在的文化神韵出发来探索其新的技术革新。其突出的特点有：其一是古琴固有的音乐手法（如主题变形、写意发展）与开发的新颖别致的现代音乐织体同时运用，实现了在继承中发展的思路；其二是将古琴“独语式”音乐语言拓展为利于与其他乐器合奏的互补性的“对答式”形态，此消彼长，相映成趣，实现了古琴音乐形态的现代型式拓展；其三是多声音乐形态的多样化发展，中国传统音乐横向的线性的可听性旋律线条等音乐思维与纵向的多声性的或和声式的或复调式的或综合式的动机型音型等音乐思维融合并予以相当地发展，实现了古琴现代音乐手法融入的真正意义上的转型，而非既往古琴音乐仅作为特色符号式的拼贴，实现古琴主体的现代音乐发展模式。其中，《四和》（?眼法?演徐仪曲）从古琴的“十三象”的音乐形态中挖掘出古琴优雅端庄与从容适度的内蕴的对比变化的各色织体，以现代多声思维探索出“和”的四种形态；《古舞》（王建民曲）从云冈石窟的观感中激发出古韵古风的多样化形态，在古琴既往写意、绘景的手法之上探索出现代语境下的新古意，古琴音乐的写意与钢琴音乐写实手法被予以多声思维的对比与互补，古琴的线性思维旨在写意，钢琴的多声思维旨在写实（见例1），由此产生新画意的虚实；《萍池——与王维的对话》（?眼法?演Marie－Helene Bernard曲）以王维诗为外在符号载体，将中国古典节乐律动融入其中，结合多声音乐的陪衬与烘托，将古琴线条予以了新奇的诠释；《吴侬软语》（温德青曲）以吴语中“我欢喜你”为音调原型而不断变形并贯穿发展，从而形成了绚烂多彩的预置磁带音乐线条，它巧妙突出古琴的新型线性思维，由此与多声音乐弦乐四重奏形成对比，形成多声多层性的新奇语言。

例1：《古舞》中古琴与钢琴的不同音乐手法的对比

以传统琴曲为基础而进行新发展是此次音乐会的又一目的，它不仅有利于古曲现展，还有利于现代思维的恰当融入。《吟·潇湘·颂·水云》（陆培编配）、《离骚碎影》（于洋编配）、《归梦去来》、（姜莹编配）、《楚歌》（朱晓谷编配）以传统琴曲为依托，将新的具有现代语汇的间插素材像插花艺术一样贯穿其间，探索了既传统又现代的新语言。如《楚歌》以原古琴曲为曲调素材，在不同段落中加入低音大笛或打击乐的新音乐素材，将原曲旋律予以对比强烈的渲染（见例2），以多彩性的形象转化推动了音乐形态的现代转化，从而较直观地拓展了原曲所表现的“楚汉战争”的画面色彩感。《吟·潇湘·颂·水云》以古曲《潇湘水云》为蓝本，以白描似的间插呈现原作素材和多维性的对话而植入新的音乐素材，以中国画似的多景象连缀，将原作发展为新意独特的多元复合风格的别样音响世界。《归梦去来》以《大胡笳》为音乐素材及结构基础，以中阮等新音乐织体的融入而产生与古琴音乐的对话（见例3），以简约对比的音乐手法而产生多声语境的新结构，并以哲学似的手法来表现浓墨重彩与苍凉悲壮的古味意境。《离骚碎影》以《离骚》原曲为蓝本，以点描似的手法将原曲素材散落于不断变化的音响之中，古琴原有写意手法被极度放大，再经过叠置多变的音阶从而使音响在新颖中呈现原曲的悲凉意境。

例2《楚歌》中原曲素材与新音乐素材间的对比与渲染：

例4《归梦去来》中的古曲素材与现代音乐织体间的多重对话：

三、古琴现代探索的理论新思

虽然戴晓莲对这些全新的形式与理念并未有十足的信心，但她希望能够将古琴现代化探索中欲意开掘的新语言、新思考带进传统的古琴音乐文化之中，让多元艺术语境下的古琴获得现代的气息，尤其融入西方的多声音乐技术，将传统音阶形态予以音色音响的全新开发，她同时恳请古琴前辈和年轻一代的爱好者都来重新认识新语境下的古琴。戴晓莲意欲在此次音乐会中继续秉承民乐系继承古琴音乐文化的传统，表达出古琴并非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也可以与其他传统乐器一样走向大众，立足“当代”的理念。“当传统技法远远不能达到我们所要表达的意境时，我们一直在为古琴与当代音乐的适应与融合反复尝试、比对新的演奏技法，从而呈现最流畅动听的古琴音色。”戴晓莲说：“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历史的脚步总是向前，行进的过程总要有人去开拓，希望通过此次探索和努力，为古琴打造一条更具大众亲和力、更具时代性的发展道路，使古琴这件古老乐器能在多元文化交融日益频繁的当下立有一席之地?选”为此，戴晓莲除了在音乐表演领域做足文章，与作曲家深入交流，潜心推敲演奏技术的具体运用和细节处理，力图将舞台艺术做到极致之美；她还在音乐会的推广上花了心思，如：在节目单上展示作曲家创作的内容和理念，在前期宣传上做足文化创意的介绍，还将延续其以前的做法——在音乐会后推出实况视频并出版新作总谱。音乐会前，音乐厅外甚至有了大量黄牛倒票的身影。这是不是古琴现代化发展的美好前景预兆呢？

“古琴重奏音乐会”必将引发古琴音乐文化现展的理论思考。首先，如何真正认识古琴传统精髓继承与发扬的问题。保守的观点认为古琴文化既已成熟就要原汁原味地保持，就像日本保持“能乐”那样。新锐的观点认为古琴应该脱下“古装”换上“时装”，就像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方式那样，将西方管弦乐的多声思维运用其间。戴晓莲的音乐会中体现的古琴继承问题是将其植入多元宏大的新文化背景中，深入挖掘古琴写意手法中的具体技术并将其充分发展，从而赋予其新的叠加、倍增的艺术新效果。

其次，如何全新发展古琴音乐技术语言问题。从技术的角度看，新旧之法无所谓好坏之别，传统古琴技术讲究的是气息的贯穿和主题的变奏发展，讲究的是线条的绵延波折。曾经将古琴以文化符号植入作品中的探索则取其表意手法，将其与宏大现代乐响形成对比或音响反差，从而产生古琴的古韵。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作水准虽然参差不齐、手法各异，但透露出一个共同的技术问题：它们都力图挖掘古琴原有特色性的技术，原有技术在多声现代语言之下形成新的多元复合风格，它们以古琴吟猱音韵、张弛线条为主要语言，以中外音乐多样化新语言为陪衬或烘托，从而呈现新颖别样的新音响，求新而不忘本。

再次，如何解析古琴新语言及其标准问题。俗话说，标准决定评价的结果。古琴新作或新形式每每出现后都会遭到责难或无视。戴晓莲认为，因为古琴姓“古”不姓“新”。古琴新作要想得到大众的认可，当然要有普遍性的新语言。以传统的观点看，唯美、深邃的音乐意境是古琴语言的评价基准，新奇怪诞是其“反面”。以现代的观点看，追新、出奇的语言是古琴新技术发展的评价基准，这其中不乏“技术至上”的“唯技术论”思想，但也反映出这一部分学术思潮的美学原则。戴晓莲音乐会中的新作以“古装”与“时装”相提并论，这就需在解析和评价时要以多维视角及其审美标准来观照，肯定与否定都要有具体性内容，不能单从某些局部赞其“超越”之新，也不能以某处“断气”而贬其“粗糙”之劣，要从整体音乐风格的呈现或主要乐思的构造来全面评价，技术手法、艺术风格、文化定位、思路开拓乃至音色音响的营造等，都将是解析与评价的基准。如此来看，多维视角的标准将是这些古琴新作审美评判的出发点。

音乐探索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高职；公共音乐课；音乐教育；传统音乐；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5-0032-03

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数量达到了1 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2011年招生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47.7%。从全日制学生数量统计来看，2011年全国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329万人，在校生总数达960万。从学校分布的城市类型来看，66.1%的高职院校坐落在地级城市或县级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在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并深入至地市一级地区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也对所在地域及其社区的文明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

音乐教育历来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素质教育、人的修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作为公共课或者说是通识课程，音乐课在普通高校早已开设，并且成为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帮助大学生提高了音乐欣赏水平和艺术修养，丰富了业余生活，有的大学生还从此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在我国高职院校中，公共音乐课的情况怎样呢，高职院校是否开设了公共音乐课，开设课程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教师讲授什么样的内容，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情况怎样？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通过搜索中国期刊网（键入关键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阅读了2008年以来的相关论文近百篇，2005年以来硕士毕业论文4篇。在阅读与学习的过程中，对近几年高职院校公共音乐课的教学及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又因尚未看到这方面的综述性文章，在查阅与统计后，在此，从已有研究的内容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予以归纳与梳理，并对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中尚且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愚见。

高职公共音乐

课教学与研究现状

（一）目前研究中的内容

近年来，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研究文献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音乐教育作用研究 音乐教育在学校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约有40%的文章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普遍认为音乐教育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有益的影响；二是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人文素养；三是与校园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如王周秀的《浅议音乐艺术教育对高职学生能力素质的影响》，陈颖的《试论高职院校学生的音乐素养与素质教育》，杨秀云的《谈谈高职生音乐审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新举措》和孟展的《从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艺术教育课程现状透析河南普通高职高专公共音乐教育》等。

音乐教育现状研究 约有35%的文章对目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体系不完善，课程定位模糊，得不到相关教学管理部门应有的重视。如汪靓的《高职院校音乐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与重点》一文，论述了高职院校音乐教育课程体系在学生学习、课程设置、教材选编、师资建设、机制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王爱峰的《江苏省高职院校公共音乐教育的调查与研究》认为，音乐课程在教育体系内定位模糊、课程设置及地位边缘化，公共音乐教育是从属地位等。二是教学目标过高，教材选择随意性大，应确立适合职业院校学生特点的教学目标，编选适合职业院校学生使用的音乐教材，相关文章如金云霞的《对农业高职院校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实践研究》，王靖怡的《论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管理》等。三是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四是当前的现状研究侧重理论研究，缺少调查形式的研究等。

“音乐欣赏课”教学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音乐欣赏课是高职院校的主要音乐教育模式，约有25%的文章论述了音乐欣赏课教学。这些文章一方面，提出了音乐欣赏课教学的不足。如刘昂的《浅议高职院校音乐欣赏教学》认为音乐欣赏教学现状是模式单一、互动不足，教学设备投入不足，创新不足、质量不高等；王敏靖的《高等职业学院音乐欣赏课程开发的研究》分析了音乐欣赏课程的教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的不足。另一方面，提出音乐欣赏课应该通过教学实践予以改进。如蒋玲玲的《高职“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探索》和王敏靖的前述论文等。

教学方法研究 一些研究者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教学改革与探索，总结了有效的教学方法。一是比较法。如蔡朝霞在《比较法在高职院校非音乐专业音乐欣赏教学中的运用》中谈到运用比较法进行音乐欣赏教学，将中国传统古典音乐作品与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做比较，将中国各地民歌风格做比较。二是研究性学习方法。如王敏靖在《中国民族音乐——民歌欣赏》一课中，采用研究性学习方法，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激励学生主动查阅各种资料，深刻分析研究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摇滚音乐的联系与区别，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三是“聆听、体验、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方法。如郑莉的《关于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问题与改革》认为，音乐实践本身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也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通过对音乐技能的训练，通过学生自己动手作词、配乐朗诵、设计舞台背景等，切身感受到音乐艺术的美。

（二）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 汪海在论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音乐教学实践探索——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中回顾了近10年来国家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相关政策与文件，分析了国家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分析比较法 陆小燕的《高职非音乐专业音乐鉴赏教材编写的思考》，运用分析比较法，对五本音乐鉴赏教材（类别包括国家教育部重点教材、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推荐教材和21世纪高等院校素质教育教材等）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进而对高职音乐欣赏教育和教材展开了积极的思考。王敏靖的《高等职业院校音乐欣赏课程开发的研究》一文，分析了国内外关于音乐欣赏课程开发的相关文献资料，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学校（包括职业大学）都非常重视音乐教育，十分注重音乐课程的设计。

调查法 王爱峰、汪海、王敏靖、孟展等都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广泛使用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调查了学生喜欢的音乐情况，学生的音乐素养，学生对音乐教学的期望以及师资情况，调查学生接受音乐教育的情况、音乐基本知识掌握情况等，及学校开设音乐选修课的情况。朱振玉在《广州市高职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状况调查》一文中采用抽样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抽取广州市六所高职院校为样本，对广州市高职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状况做了调查。

个案研究法 孙晶晶、汪海和孟展运用个案研究法，对自己所在院校的音乐教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教学实践法 汪海、王敏靖、蔡朝霞等以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为立足点，在课堂上实践音乐教学，探索了新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比较法、创设音乐情景法、研究性学习法、多媒体教学法，等等。

由现状引起的思考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阅读与梳理，笔者了解到，许多高职音乐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取得了凝聚着辛劳与智慧的成果，尤其是个案研究和通过广泛调查的研究，给同行的教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指导，启示着后来者的教学与研究。但是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来看，笔者以为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探索的问题。

（一）对教学内容的思考

仅有6%的文章论及传统音乐的教学。这些文章指出了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并对在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中引入传统音乐文化教育提出了建议和策略。如陆小燕的《对高职学生加强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教育的分析》，朱振玉的《广州市高职生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状况调查》，孙晶晶的《论普通高职公共音乐教育引入本地传统音乐的价值——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蔡朝霞的《比较法在高职院校非音乐专业音乐欣赏教学中的运用》等。由此可见，在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是有的，只是很少，对传统音乐教学的认识严重不到位。

1995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研讨会”提出了“以中华音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口号。音乐学者、音乐家、音乐教育工作者疾呼至今，但在大学生课堂上却还是较少听到传统音乐的声音。通过这次文献研究，笔者看到所有调查“学生喜欢的音乐类型”的结果，都是学生更喜欢流行音乐而较少喜欢我国传统音乐，对传统音乐的关注和对传统音乐品种的了解远远少于对流行音乐歌曲的关注与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代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承载、凝聚了劳动人民音乐生活的记忆。中华民族拥有数量众多的民族音乐珍品，可学生却唱不出几首民歌，认不得几件民族乐器，听不进戏曲和曲艺，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心中地位堪忧，民族音乐的未来堪忧。

我们的学生从小就受爱国主义教育，而不了解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不认同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人何以爱国？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音乐课堂应该为广大青年学子开一扇传统音乐文化之门，让学生学习传统音乐，了解传统文化，加深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设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二）对教学方法的思考

听得多，实践少 音乐欣赏课是当前高职院校开设的主要音乐课程，但是，在音乐欣赏课上强调了聆听，忽视了学生的实践。正如郑莉所说，聆听不完全能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美，只有通过音乐实践，才能让学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唱可以感受旋律的美、跳可以感受节奏的律动、奏可以体验到亲手抚弄出音乐的乐趣。怎样在教学中加强学生对音乐的作品的实践，从而让学生更“近距离”地学习音乐，是我们今后教学中应该要探索的问题。

课上多，课下少 音乐课每周一次，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之后，大都不会在课下再去关注，而音乐的学习恰恰是在于平时的积累。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其实只是一种引导或者说是引领，课堂上接触到的音乐作品不过是音乐海洋中的几朵小小的浪花。怎样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等，拓宽自己的音乐知识面，将课堂上的学习延伸到课下，延伸到生活中，使学生对音乐的学习不止步于课堂，是我们教学中要探索的第二个问题。

声音多，文化少 音乐是有声的艺术，但这声音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一种文化，是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中的。目前的音乐课堂上，我们以聆听为主，间或有唱或奏，这些听得见的声音的背后是什么？我们引导学生感受音乐带来的委婉、抒情，高亢、明亮，忧郁、哀伤或者震撼，作者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怎样创作出这些作品的？这些问题，只有音乐的“声音”是解决不了的。音乐与生活、情感、语言的关系，音乐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音乐产生的地理环境、传播方法等，都是需要在课堂上学习的，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对音乐作品有较全面的了解，只有全面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只有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才算得上达到了学习的目的。

笔者以为，在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中，怎样将有声的音乐与无声的背景文化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加强对音乐文化的了解和学习，是我们要探索的第三个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教育不仅是对专业技术的学习掌握，还有音乐教育这一“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这是对所有大学生的教育，是对人文传统的继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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